牺牲在黎明前夕
——记我的外公盛慕莱烈士

张黎光

从大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热心教育的小学校长、年轻有为的镇长，到抗日战争中变卖家产投身抗日，借德国商船接应、运输上海青年参加新四军；用日军兵舰把大批军用和民用物资，甚至武器弹药运送到抗日根据地；为迎接上海解放，奉命成功策反了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总仓库和汽车大队，给解放和接管上海提供了物质保障；最后不幸在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时被特务告密而被捕，虽遭严刑拷打，但仍坚强不屈，在离上海解放前三天，壮烈牺牲，倒在了还来不及亲眼看到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夕。这就是我的外公，一名新四军战士的革命经历。

一、热血青年颇有建树

我外公盛慕莱，原名盛毓騋，1908年农历四月生于江苏省嘉定县黄渡镇（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

外公7岁时进镇上新办的黄渡第一小学堂就读。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之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外公在学校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开始与共青团接触，并在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妹妹盛毓芸、妹夫蔡辉的影响下，思想觉悟逐步提高。

外公在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执教于黄渡镇小学，后被委任为嘉定县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任职多年，颇有建树，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当时淞沪地区第一流的学校，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盛慕莱校长的。

北伐军进入苏南地区后，当地的土豪劣绅势力受挫，以盛慕莱为首的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这一带新兴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

1934年5月，时年26岁的盛慕莱被当地老百姓推举为黄渡镇镇长，他除了仍热心于教育事业，主持兴建黄渡小学校舍等外，还重视地方建设事业，如主持修建沪苏公路至黄渡镇的支线，便利了交通；支持胡厥文（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创办黄渡电气公司，使黄渡镇早于附近城镇享用电灯照明。对反动派政府的反动措施，外公竭力阻挠。例如，国民党警察局为加强统治，拟在黄渡镇设警察分所，终以他的据理力争而未得逞。他还与国民党水上警察抗衡，使其不敢在黄渡镇为非作歹，保护了镇上老百姓的利益。

二、变卖家产投身抗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黄渡镇地处淞沪近郊，已能隐约听见抗战前线传来的枪炮声。外公深感国难乡难之沉重，他带头捐款，并四处奔走呼吁筹集经费、物资支援抗战前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外公祖上是黄渡镇上的大户人家，经营油坊颇具规模，为人正直，买卖公平，并置有田产、房产若干。在抗日战争期间，外公不惜变卖祖上传下的绝大部分家产，采购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期间，外公受新四军的委派担任驻上海某公司的经理，手上掌握着大笔的资金，外人看上去他每天带着秘书坐着轿车进出，气派很大。但这都是为了掩护身份，外公不仅从未公款私用，而且在家里十分节俭，子女们极少吃到荤腥，他把节约下来的每一个铜板，都拿去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三、反经济封锁的尖兵

淞沪、苏南地区被日军侵占后，为了发动民众抗日，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控制了苏（州）、常（熟）、太（仓）等除城区外的广大农村。

外公经当时受“江抗”财政处处长蔡辉的引荐，欣然接受“江抗”急需军用和民用物资的重托，正式加入“江抗”，不惜陆续变卖部分房产和田产，筹集资金，通过种种渠道，采购了医药用品、通信器材、五金材料、钢铁等军需物资和民用物资，从上海秘密地运往苏常太抗日根据地。

1941年2月，由中共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江苏省沙洲县（现江苏省张家港市）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由蔡辉担任县长。为了不增加已经很贫困的当地老百姓负担而解决政府和部队的给养，就要在经济上打破日军的封锁。经蔡辉与我外公等多方研究，建立了由外公作为负责人的一套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班子，由外公等人在上海开设地下商业中心和秘密仓库，安排了装卸、运输和采购力量，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就开始组织收集粮食、生丝、棉花等，每次先派交通员将装船多少，返航时需采购什么，以及船起航到达上海的日期等信息通知外公，然后装船运往上海。

外公甘冒风险，千方百计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采购被封锁的民用物资，以及被禁止贩运的煤油、药品、蔗糖、棉布、纸张等，先转移到秘密仓库，有些物品如收发报机等化整为零，再想方设法避开检查。等船抵达时，由外公负责的班子已经做好了装卸的准备工作，然后就一边卸，一边装，快速地驶离。

此后，外公通过内线控制了三艘千吨级的德国商船，以便在上海法租界货轮码头不受日军控制，安全畅通地开展对敌贸易。外公为此受到了“江抗”司令员谭震林的接见和嘉许，被誉为“反经济封锁斗争中的尖兵”。

四、借德国商船送新兵

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武装，谭震林指示：上海产业工人多，学生多，能增加部队的工人成分，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部队的成长会更快，所以要发动部队多派人到上海去扩军。

但要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扩军，并非易事。新四军先派了两人到上海试扩。虽然日伪控制严密，然而人民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仅十多天，就招兵二十余人，都是青年男女，有工人、店员和学生。试扩成功极大地提振了大家的信心，这些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兵，正是新四军急需的战斗和宣传力量，于是新四军又派出三个小组赴上海扩军。

经过各小组的努力，一批批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新四军，各小组安排每批三四至十多人不等，先坐火车到苏州，然后步行进入位于苏、常、太、澄、锡、虞的抗日根据地。后来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人越来越多，目标大了，极容易被敌人发现。怎样安全地把新兵送到抗日根据地呢？

按照首长的布置，由外公用已掌握的三艘德国商船接应运送，每批可送数十人到江苏省沙洲县的护漕港附近，岸上先用小船装上粮食和农副产品，然后小船靠上货轮，一边上货一边下人，人数最多时，一天就可编一个连。

从1940年年底起，外公负责先后接应并组织运送从上海动员的新兵千余名，给上海的有志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提供了既安全又畅通的运输线。这些上海兵的到来，壮大了新四军的新生力量，提高了部队的素质结构，其中一部分去地方从事民运、教育、财经等工作；一部分到文工团从事宣传活动；其余部分去了战斗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骨干。

五、用日军兵舰运物资

新四军七师驻地是以安徽省的无为、巢南两县为中心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这里原是安徽省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但由于离南京和芜湖都较近，日伪军实行严密的封锁，使根据地的军需品得不到补给，当地的农副产品也无法往外运销。

为此，在新四军七师财经处任副处长兼皖江贸易管理总局局长蔡辉与外公的策划下，建立了由外公担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大成公司”，在上海组织了一批商人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民用物资运往根据地，而根据地的农副产品也得以运往上海等地。

1942年下半年起，日伪军野蛮地对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也对根据地，实施包围、封锁，不断向新四军制造摩擦，使根据地陷入了更为艰苦的困境。

作为新四军七师派驻在上海负责经济工作的外公认为：给根据地军民排忧解困，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怎样把各种物资从上海运到由日伪占领的芜湖中转站？再怎样运过日伪控制严密的长江，送到对岸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呢？

正在外公焦思苦虑时，新四军七师为了确保芜湖中转站和运输船只安全，对当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同时要求外公不惜成本钻进敌人的“心脏”里去进行战斗。于是外公决定把日伪海军部上海办事处作为主攻目标，又一次变卖了家产，花了一大笔钱，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日本海军联欢社”中央洋房的楼上，开办了“中华物产公司”，并任总经理。

“联欢社”的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岗，日伪海军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和日本顾问松冈，就在这幢楼里办公，他们的办公室与“中华物产公司”的总经理室仅一墙之隔。外公等人每天西装革履，轿车进出，司机、秘书前呼后拥，经常高朋满座，皆是上海工商界巨子，相比之下，叶树初就显得较寒酸。外公等人有意拉拢叶树初，经常请客送礼，热情、豪爽、大方，很快就与叶树初“称兄道弟”。通过叶树初，外公又和驻伪海军部的日本顾问松冈拉上了关系。外公先以合伙做生意为由，让叶树初偷偷发了点财。很快，叶的“发财梦”越做越大，深陷其中不能自拔。(https://www.daowen.com)

外公见时机已成熟，趁机让叶树初入股，就对他说：“只要你老兄动用两艘军舰帮着运货，其他业务上的事你不必操心，你该得到的，分文不少。”叶树初听说能不劳而获，就满口答应。

外公还在叶树初和松冈默许之下，以伪海军办事处的名义，打通了兵工厂的关系，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物资、机器设备，甚至枪械毛坯、炸药、雷管等。这两艘日本军舰表面上运的主要是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材、药品、五金，但私下夹带军需物资。由于是日本军舰，故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当军舰抵达长江沿岸在无为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时，军舰就在江心停泊，舰上日伪海军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新四军七师皖江贸易总局组织人力，在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返回上海时以大米、烟叶为主。从那时起，两艘敌舰经常往返于上海和芜湖之间，为皖江抗日根据地，运去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当时新四军军部曾流传着“……五师枪支多，六师马匹多，七师物资钞票多”的顺口溜，这里所说的“七师物资钞票多”就有着外公为之苦心经营的“中华物产公司”的汗马功劳。

六、机智运送印钞设备

日伪军为了扰乱和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量发行纸币（储备票、法币、军用券等）到抗日根据地去哄抢各类物资，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遭受极大损失。为此，新四军七师领导指示皖江行署财政处处长叶进明、副处长兼贸易总局局长蔡辉负责大江银行及其印钞厂的筹建工作，并要求外公在上海设法采购印钞机械，招聘印刷技工和技师。

外公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中华书局印刷厂专搞彩印的技术人员过雪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动员他到根据地去。为使过雪川了解情况，外公陪同过雪川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经过几天的实地见闻，特别是新四军的几位领导干部平易近人，真诚相待，给过雪川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过雪川表示愿意去根据地工作后，外公十分高兴，即请他把大江银行钞票的图案全部拼制好。过雪川又请在中华书局印刷厂落石间的师兄高攀桂帮忙，将壹角、贰角、伍角、壹元、伍元的五种票面正反面，加上花边图案用落石机分别落在大小20块石头上，这些石头由高攀桂设法从厂里转移到自己家里。然而从高家再把这些石头运到过雪川家，就要通过日伪的岗哨检查。于是，外公准备了一副小皮匠担子，将这些石头作了伪装，从高家出发，由过雪川挑着走在前面，外公在后面跟着，当过雪川挑着担子通过岗哨时，遭到了日本兵的检查。外公若无其事地走到日本兵面前，假装与过雪川素不相识，也用手摸摸石头，用日语和几个日本兵说了一通，日本兵用手一摆，让过雪川走。过雪川急忙挑起担子赶快走了。过雪川到家不久，外公随后便到，过雪川问他：“你使的什么魔法？鬼子竟会听你的指挥。”外公笑了起来说：“我对鬼子说，这些石头是这个臭皮匠从垃圾堆里拾来带回去用作扦皮的废物。”

接着，外公又以“中华物产公司”的名义，采购了印钞所需要的物资运到根据地，并招聘到了65名愿意去根据地的印刷技工和家属，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贸易总局规定，凡到根据地的，可以按原薪发双份工资，即在根据地领一份的同时，也可在上海领一份。而在上海领的这一份，就从外公的“中华物产公司”领取在当时上海很难买到的大米。1944年4月中下旬，外公利用日本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芜湖，再安全运至皖江抗日根据地内的汤家沟。4月下旬，由外公亲自带这些印刷技工和家属，穿过层层封锁，安全到达皖江抗日根据地。

大江银行印钞厂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伍元、壹元、伍角、壹角”四种面值的大江币正式面市，过雪川被任命为厂长，当彩版小面额的“大江币”发行后，上海、南京、芜湖等地来的商人为了要做生意，就用“法币”“储备票”兑换“大江币”。抗日根据地则将这些“法币”“储备票”去敌占区采购急需物资和支持地下工作，从而使根据地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七、继续开展地下交通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华东局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斗争，决定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贸易科（简称国区部贸易科），对外仍称“大成公司”，统一领导国统区中共的经济工作，由蔡辉任经理，并在上海开设了“集安公司”，以贸易为名，秘密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并采购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

1945年年底，外公与他的学生姚声一起，奉命到扬州建立“上海集安公司扬州分公司”。该公司实际上是上海和解放区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解放区大批的土特产和上海运来的各种物资都在这里集散。

外公在上海还开办了一家集安运输公司，负责从上海到苏北的各种物资的运输任务。为了使这条航线畅通无阻，由集安运输公司出钱买通了上海到苏北沿途的各方面关节，建立了一条十分可靠的地下航线，使上海运到苏北的各种物资能安全到达新四军当时设在宝应县的“第一兵站”。

从上海把物资运往山东解放区，必须出吴淞口再由海路北上到解放军军用码头——石岛。当时国民党上海当局对出入吴淞口的船只查得很紧。为了开辟海上运输线，外公在黄渡镇自己老家中，与战友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周密讨论，制定了分工负责方案。外公即以“合伙经商”为条件，设法打通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水上稽查处处长罗静芳等各方面关节，使集安运输公司的货船，得以免检出入吴淞口。这些货船报关时的到达地点为青岛，而实际上却运往石岛。这样，山东解放区所急需的物资，就源源不断地由上海运了过去。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上海至山东石岛一线的货运被迫中断了。这时，外公和沈君常根据指示，在上海设法组织了一支商船队和渔船队，把上海到山东解放区这条海上运输线又恢复起来。

1947年5月，上级指示我外公：由李凯带领的数十名干部，将经过上海，去广东参加游击战争，要我外公设法接送。外公迅速组织力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先后共护送途经上海的南下干部200多名，使他们都安全到达目的地。此外，他还多次接待来沪治病的干部，妥善安排其住宿、治疗等事宜，直至他们病愈离沪。

八、多次遇险不屈不挠

在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是十分危险和艰巨的，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外公在开展地下工作时，惊险的事件不断发生。1942年春，上海日伪警察局探知了我外公的行踪，在一天早上，突然包围了蒲柏路（今太仓路）赓裕里的外公家。日伪便衣特务冲进来抓人，幸好此时外公出门未归。敌人抓不到外公，便对外公家实行严密的封锁，并设下了埋伏。当天傍晚，外公办完公事回家，在马路口正巧碰到迎上来的邻居夏文忠老伯，告诉他家中已经出事了，于是他急忙避走，才没有落入敌人之手。记得那次敌人在外公家监视了一个多星期，威逼交出我外公的下落，在此期间，禁止外公家人外出。只有当年才11岁的我妈妈是唯一获准早晨外出买菜的人，即使这样，她身后还跟着特务盯梢，以防通风报信。

1944年夏，南京宪兵队两卡车人，从南京直赴黄渡镇的外公老家，企图抓捕我外公。他们翻箱倒柜地搜查，吓得年迈的曾外祖母和年幼的家人都躲在一旁。幸亏我外公遇事机警，才未遭毒手。

我外公由于一直为中共从事地下交通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当局的注意。1948年年底，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密令嘉定县县长徐竹漪逮捕我外公。我外公利用国民党嘉定县党部书记长李纯一与徐竹漪的矛盾，方得脱险。当时组织上鉴于形势严峻，为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曾要求他离沪暂时隐蔽，以保存实力。但他考虑到越是面临解放，越有大量工作要做。于是，我外公冒着生命危险，反而进入上海，化名为“蒋梦兰”，匿居在他的学生蒋梦良的宿舍里，顽强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九、热心教育为人师表

外公自在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即执教于黄渡镇小学，不久被委任为嘉定县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后因负责为苏南、皖江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而辞职。

但外公在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的同时，仍热心关注于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期间黄渡镇先后遭四次轰炸，嘉定县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被炸，片瓦无存。1944年春，由外公筹款在原校址上新建校舍，设有六个班级，九位教师，还增加了幼儿班，共有学生三百余人。

1943年成立的新中国艺术学院，是以培植各种艺术专门人才，发扬中国之艺术文化，并促进新兴艺术为宗旨。该校开学不久，因日伪盯梢审查抗日教职员工，而被迫关闭。1944年4月，该校由谭正璧任院长，在上海复校，招收爱国青年到皖江抗日根据地工作，其开办费用和日常大部分经费，都由外公任总经理的中华物产公司拨付，后该校为解放区输送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

1946年抗战胜利后，外公继续担任黄渡镇中心国民学校（该校的前身即嘉定县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一直关心着家乡的教育事业，直至牺牲时，他仍兼任该校的校长。

外公一直关怀和爱护学生，并不断地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鼓舞下，许多学生都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在外公最后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开展策反工作时，就是由一直尊称我外公盛慕莱为“慕师”，在1940年由我外公介绍参加抗日队伍，解放初曾先后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劳改处任职的学生姚声协助。此外，在外公被捕和牺牲的最后时刻，同时被捕和牺牲的也是另一名学生蒋梦良。可以说，外公视学生如子女，而学生们在外公生前身后都始终尊敬着他，其中的两名分别陪伴着他进行了最后的工作，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十、进行策反不幸被捕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已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急电派驻上海秘密联络站负责人李凯，要求他尽快回军部接受新任务。李凯接电后，即找我外公商量，外公为其策划了从上海到位于皖中解放区的三野军部的具体路线。由外公筹集路费、安排关系，并由姚声陪同，辗转到达设在蚌埠附近大王庄的三野政治部驻地。

李凯回沪后，立即向我外公等传达了上级关于尽快弄清上海地区敌特潜伏活动，以及国民党溃逃前准备对上海破坏的进行情况，策反国民党军警敌特，保护上海工厂不受破坏，迎接上海的解放的新任务。外公随即行动起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首先成功策反了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总仓库，使设在上海真如镇北杨家桥地区的总仓库内的大量物资保存完好，解放后由我军如数接管，为解放和接管上海提供了物质保障。

此后，外公又先后成功策反了敌汽车大队、某保安团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思分局、杨泾分局，并约定到时，由汽车大队派车接这两个警察分局的起义人员。

1949年4月，外公和姚声由方松生介绍认识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特行处处长陈家宪，又开展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活动。陈家宪派特行处国际组的吴钟英前来联络，外公和姚声以中共华东局驻上海代表的身份，根据中共对新解放区“约法八章”的精神，严肃地与他们前后洽谈了三次，每次谈判前后，外公都向李凯等作详细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但阴险狡猾的敌人，表面上假装与我外公等人谈判，哀求保命，实质上却是为了掌握外公这条线上的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企图一网打尽。因解放军进展神速，故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急忙下令抓人。他们先将方松生抓捕，然后又开始抓我外公等人。

1949年5月9日清晨，一伙全副武装的特务，持着我外公的照片，冲进外公的学生蒋梦良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口的地政局测量总队宿舍，将还睡在床上的我外公抓捕，蒋梦良也同时被捕，一同押至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敌人为了扩大线索，寻找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对我外公严刑逼供。据解放后被捕的敌特分子吴钟英交代，我外公在狱中因严守机密，被拷打得遍体鳞伤，股骨骨折，门齿断裂，但他仍横眉冷对，没有吐露一丝内情，确保了外公这条线上党的地下组织无一损失。

十一、身中两枪英勇就义

1949年5月24日上午9时，一辆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开到虹口公园的警车上，押下了我外公等五位被捕的人员。事后，据看见我外公等英勇就义的虹口公园的园林工人回忆：当时从车上押下来的五位就义人员，其中三人穿着军装，一个是瘦个子（即蒋梦良），一个是大块头（即我外公），大块头的个子很高、很胖、很白，剃着平顶头，但浑身是伤痕，穿着的格子纺绸短衫裤已被鲜血渗透，虽然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从容地昂着头，深邃的目光眺望着远方。在依稀听得到远处传来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刽子手向他们开枪射击，其他四人各中了一枪倒地，而我外公是在中了第二枪后，才慢慢倒下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为上海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一天，离上海全部解放仅差三天。而我外公家所在的嘉定县黄渡镇已于5月13日就解放了。但此时白色恐怖仍沉重地笼罩着被国民党军队盘踞的上海市区。我外公他们倒在了还来不及亲眼看到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夕。

令我妈妈终生铭记的是，1949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她和妹妹正在学校上夜自修课，突然接传达室门卫通知，她们俩急忙奔向校门口。那天正下着毛毛细雨，看到穿着淡灰色长衫的外公淋着不少雨水，赶紧拿出毛巾替他擦拭，外公从口袋里掏出钱夹，拿出十块大洋，神情严峻地对她们说：“这是你们以后两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这几天时局紧张，你们年纪小，不要到校外去。我最近工作忙，不能常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说完他就走了，她们目送着外公匆匆地消失在雾雨的夜幕之中。想不到这竟成了外公对家人的最后遗言。

十二、阴雨连绵泣埋忠骨

外公牺牲后的第三天黎明，上海迎来了解放。外公的战友和亲属们一起寻找外公的下落，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外公已遭杀害。于是他们又一起寻找外公的遗体。时值6月份黄梅季节，连绵不断的阴雨似乎也在为外公、为全体因解放上海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哭泣。

经过十余天的奔波，我们才了解到，外公等人被杀害后，由上海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收埋于虹桥路塘子泾公墓，在一片新坟堆下，埋着五具棺木，逐一开棺验尸，由于连续阴雨，且气候闷热，遗体已腐烂而无法辨认，最后在一具遗骸膝盖骨弯曲处发现了一小块纺绸格子裤的散片，才确认了外公的遗骸。然后，战友们和亲属含泪将外公的遗骸安放到重新购置的棺木中，于1949年6月17日迁墓于嘉定县黄渡镇老家的祖坟。

1952年4月21日，外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又移葬于嘉定县革命烈士陵园。从此外公就长眠在这片生他养他并且他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土地中。

2007年秋，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上海电影电视集团、海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制，著名导演石晓华主持编导的纪实艺术片《地下交通线》邀请著名演员梁波罗扮演我外公，生动地再现了外公在抗日战争中开辟地下运输线，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各种物资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感人的事迹。

2011年春，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上海嘉定电视台拍摄了纪实片《四十不惑——盛慕莱》，又一次介绍了我外公的传奇人生，寄托了家乡人民和战友们对他的缅怀。

（作者单位：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七师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