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　接管上海

陆俊青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主力之一，抗战胜利后，新四军部队整编为山东、华中野战军及东北、中原军区部队，也是解放战争中的主力部队。在筹划解放、接管上海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上海高度重视，明确指出军事部署要服从城市接管的大局，战役发起时机要以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而定，要求第三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先为山东、华中野战军，再为华东野战军，后为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既要彻底消灭敌人，又要尽量保护上海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市政设施、工厂、学校，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解放上海的部队为完整地保全上海、接管上海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是旧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城市。解放时，全市面积617平方公里。全面了解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解放和顺利接管上海意义非凡。

1948年冬，华东局社会部就把两淮地区和江南沪宁一带的敌情调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即指示华东社会部，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的调查和材料准备工作，并附发了《京（指南京）沪调查提纲》。2月，华东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扬帆调集情报、材料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在整体部署和开展针对江南的情报工作的同时，由华东社会部一室三科（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沪、宁等江南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对三科的全部干部，进行了具体的分工，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分别由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丁予任南京组组长，韩祥林任特字组组长。

在扬帆一行抵达淮阴时，中共上海市委已在驻华中解放区“工委”成立了一个调研科，集中了一些在上海已经暴露而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员，着手搜集和整理有关上海的材料。扬帆到苏北以后，迅速与上海市委驻华中工委的领导取得联系，商定把工委调研科同志所掌握的材料，集中到华东社会部三科的上海组。双方通力合作，以共同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华东局社会部将济南战役中和济南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平、津、沪等地的图书、报刊等公开出版物，通过秘密情报渠道所获得的材料，刚解放的南通国民党县政府、文化馆、南通学院、图书馆等处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特别是上海地下党提供的许多情报资料，包括公开出版的上海电话簿、各种年鉴，以及获悉的有关消息都收集起来集中到淮阴。先把所有材料初步分类，分别交给有关同志阅编，发现涉及其他方面的资料，互相交流补充。材料编写完成后交组长初审，再经科长钟望阳复审，最后由副部长扬帆逐篇审定。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努力，终于赶在渡江战役之前，编写完成了共计30册、百万字的上海调查资料。随后，出版印刷工作也迅速开展，派出干部携带原稿，分赴济南、徐州、淮阴等地，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将包括南京、杭州等地的全部材料，赶印成册。这套由华东局社会部组织编写的材料，封面署名“江南问题研究会”编。材料印成后，先在青州发行一部分，其余带到丹阳，分发给接管上海各个系统的接管专员、部队军以上的领导干部。

参加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同志在拿到材料后非常高兴，因为对他们中很多人来说，长期在苏、鲁、皖工作，上海可以说是个“陌生的大城市”。他们认为这批材料编印非常及时，而且来之不易，提供了上海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接管上海的工作起到了很好作用。

二

1948年12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华东局社会部根据现实变化，及时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设想。提出要由农村逐渐转向城市的方针，加强对江南各系特务组织调查研究，落实大量培养公安保卫干部的任务。

194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调整加强了社会部的组织机构，决定仍由舒同兼社会部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副部长。将华东局情报部与社会部合并，改为社会部一室，山东省公安局为社会部二室，公安、保卫、情报工作集中由社会部统一领导。同年2月，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率领60余名情报干部南下到淮阴，对上海和江南其他敌占城市进行情报策反工作。华东局社会部作出决定，将“华东各地情报、公安、联络、城工、工商、贸易等部门的京（南京）、沪、杭沿线大小城市之工作关系以及领导关系的干部、档案向华东局社会部或江南工委扬帆办理移交”，使分散指挥的情报工作进一步归口到华东局社会部。(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3月，社会部又从山东解放区各级公安机关抽调了384名股长以上干部送到党校学习或在社会部集中待命，为南下接管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月，社会部召开了第三野战军军以上部队保卫部长会议，确定部队保卫机关在进军解放城市后要积极参加地方接管和城市公安保卫工作。华东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还将华东军区警卫旅划归社会部和组建后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领导，担任上海解放以后华东局和市委机关的警卫任务，为南下接管工作进行了组织准备。

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江南广大地区解放已指日可待，华东局为接管上海等大城市进行紧张的准备。华东警官学校经过广泛动员，主动报名，领导批准，800多名师生，在李士英、徐盼秋带领下离开山东南下江苏丹阳，参加接管人员集训。

5月初，华东局社会部正副部长舒同、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分别从山东、苏北随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机关到丹阳会合。中央社会部调王范带领了20余名干部从北平到达丹阳。5月上旬，社会部抽调的684名公安干部和800多名华东警校学生先后在丹阳集合。社会部即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行政编成6个队，遵照华东局“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的指示，集中进行方针政策学习和思想纪律教育，深入学习华东局经中央批准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深刻领会“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实施办法和一切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的十二条“入城纪律”。同时，学习济南、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

5月10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作了入城纪律和政策的报告。针对形势、城市政策和党的优良传统、部队纪律等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严肃批评了个别同志违反纪律的现象，要求所有部队和接管人员，像渡江演习那样，把入城纪律和政策当一件大事来抓，强调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得不好，要费大功夫，甚至挽回不了。”他还风趣地说：“我们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华东局社会部又根据十二条“入城纪律”，结合公安工作性质特点，制定了《员警十项守则》，要求入城干部互相勉励，互相监督，对知法犯法者，将从严论罪。针对南下师生大部分是北方人，对城市生活习惯比较陌生，还组织他们学习城市管理方面的知识，介绍上海警察机构、敌情动态、南方城市风俗习惯等，从而为广大接管干部入城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

1949年5月20日，经中央批准，在丹阳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决定军管会公安部入城后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特务、党团组织的任务，任命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为公安部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为副部长。华东局还决定入城后李士英负责治安、扬帆负责肃反、王范负责保卫，梁国斌以主持社会部工作为主，在接管时协调分工。同时还宣布了对各级警察机关的接管专员名单和市公安局科以上和各分局的领导人名单。随后，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分别率领接管干部抵达上海。

在研究了接管对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机构设置、警种、装备分布，以及国民党军、政、警、宪、特情况的基础上，当时初步拟定了接管方案。借鉴以往的工作经验，提出三套接管方案：一是如潍县、济南，解放后警察局员警全部逃散，重起炉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二是如北平，和平解放后，警察局机构和员警基本未散，则采取先派军事代表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稍作准备后宣布接管；三是由于上海地下党的有效工作，解放后可能跑掉一些上层警官，下层人员大部分留下，则根据《约法八章》规定，^[1]在接管干部领导下，发挥旧员警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

根据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警察局中有较好基础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利条件，上海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第三套方案的实施上。为实施对上海警察、特务、反动党团机关的接管，从方针、政策、思想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

5月25日晚，李士英奉华东局和陈毅司令员之命，代表军管会先行与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接上关系。邵健汇报了上海地下党工作情况，提出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会师事宜。26日晚，邵健带领“警委”委员、各支部书记到市军管会公安部驻地交通大学与接管干部会合，并召开了会师大会。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根据市军管会统一部署，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各分局的接管专员，分别率领接管干部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召开员警大会，宣读市军管会接管命令，重申《约法八章》，阐明党的政策，责令旧警人员各安职守，服从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命令，保护枪弹、器材和档案，认真进行清点，准备移交。与此同时，市军管会公安部派出接管专员，分头接管国民党在沪的各系统特务机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区区党部，以及为国民党内调局特务机关控制的社会局等单位。

6月2日，军管会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负责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安全，进行防奸反特，建立革命秩序；委任李士英为局长、扬帆为副局长；废除了警察局的原有建制，设立了秘书、人事、行政、社会、刑警、消防、供给七个处和一所警务学校，31个警察分局改为公安分局。翌日，市公安局召开员警大会，庆祝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6月10日，市公安局正式发布人事任免命令，宣布解除留用股长以上人员的职务，正式任命张文炳为秘书处处长、钟望阳为人事处处长、刘少傥为行政处处长、马乃松为刑警处处长、张克生为消防处处长、吴濂为供给处处长、扬帆兼任社会处处长、李士英兼任警务学校校长；同时，还任命了9名副处长、64名正副分局长，以及118名正副科长、431名正副股长。遵照华东局决定，各处、分局和科、股正职由南下干部担任，副职由原地下党员担任。

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为了党的事业，在敌人心脏里，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坚持斗争，工作卓有成效，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地下党同志在敌警局长期斗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监视特务及国民党上层反动头目；获取敌人准备搜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行动计划，保护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阻止国民党的屠杀；反对国民党破坏、逃跑，保护机关档案；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为解放军做向导；坚持出勤上岗，维护治安，管理交通秩序。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入城后顺利接管国民党警察机构，并能迅速了解情况，掌握情况，以至恢复治安，建立革命秩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积极配合，避免了因接管干部不足，情况不熟，缺乏大城市工作经验带来的困境。华东社会部1949年6月15日向中央社会部上报的《两个月工作报告》中对此作了如下评价：“接收顺利完成未引起严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警务系统1万余人中有500余名共产党员起了重大作用。”^[2]

可见，在上海解放、接管过程中，对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能不能减少或避免国民党撤退前对上海的肆意破坏，能否保证城市内工业基础、金融贸易、繁华的商业以及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被战火所毁，以及能否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都作了仔细的考虑和准备，这些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对上海解放时顺利接管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

注释

[1]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称《约法八章》。

[2]上海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海上警察百年印象》，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作者单位：上海公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