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上海解放后的警备工作
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上海解放后的警备工作
瞿敏放
解放军第二十军在结束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立即部署警备上海的工作，以保障上海新政府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实施。
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宣告胜利解放。在这以前，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阶层、洋行买办、社会帮会组织及特务流氓等势力在上海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在撤走之前作了周密系统的布置。在这种形势下，根据解放上海战役总前委、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命令[1]，解放军第二十军在结束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立即部署警备上海的工作，以保障上海新政府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实施。
按照第九兵团的命令，第二十军担任上海市第一警备区的警备兼任松江地区城防。[2]第一警备区按照当时旧制行政区域划分共计有九个辖区即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龙华、杨思、洋泾区（相当于现在的黄浦、徐汇、闵行和浦东新区的沿江部分地区），人口约二百一十万，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外侨约两万人。在第二十军的警备区中，有贫民聚居的棚户区，也有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区；有繁华的商业区，也有偏僻的近郊区。整个警备区人员结构非常复杂，尤其是在曾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统治的所谓“租界”内，政治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第二十军的军部兼第一警备区司令部，驻地设在汾阳路79号原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官邸洋房。全军基本上以一个团警备一个区的方案进行部署，军属下的三个师（九个团）以原司政机关兼任各个分卫戍司令部。其中，第五十八师（曾如清同志任师长兼政委）分别由一七二团担任周家渡和烂泥渡地区（现在是陆家嘴地区）警备；一七三团担任浦东杨思区警备；一七四团任洋泾区的警备。第五十九师（师长程业棠、政委张文碧）负责邑庙、蓬莱和嵩山三个区（原上海南市区）的警备。第六十师（师长陈挺、政委邱相田）由一七八团任常熟、一七九团任龙华、一八零团任徐家汇三个区的警备。军部警卫营和工兵营担任卢家湾区警备；军部侦察营担任松江地区城防工作；军属山炮团警备漕河泾地区；军后勤部位于华泾、莘庄担任驻地治安工作。同时，军部在六十师抽调熟悉上海情况的指战员组成两个营的兵力作为全军警备工作的机动力量（六十师是一支上海籍和江浙籍指战员集中的部队。它的前身是由浦东九百多名抗日武装南下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历过泰安、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一系列战役，是解放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军。该部队有着众多的上海子弟兵，非常熟悉上海的风土人情、道路交通和方言）。第二十军在担任警备期间主要做了四项警备工作：
一是看守城市重要设施和仓库物资、收缴敌伪高官房产，清除危险障碍物，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军在辖区内接管了众多仓库、堆栈、码头、工厂、公司、敌伪官僚房产及一个飞机场，保护了私营企业的财产安全，保护了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当时第二十军副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汤光恢交给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林晖一项接管大官僚资本家房产的任务，并给他一本国民党时期上海市的甲种户口簿，上面记载着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群、毛森等公馆的详细地址，让他带一个警卫连去执行。汤光恢说：“你原是上海人，你按这个名册，把他们的房产接管过来。”林晖于是乘坐吉普车，带了两卡车警卫连的战士前去执行任务，逐一接管了旧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公馆（高安路上的一座洋房）、岳阳路145号的宋子文公馆、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257号张群公馆等等多处房产，认真及时完成了当时的接管工作。[3]在接管工作中，还对房产内的黄金、美钞、银圆、家具等按照清册查点接收；对国民党的重要机密档案，及时汇报上海市军管会前来取走。
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上海之时，埋设了大量地雷及爆炸物，大多数埋设地点是在交通要道、公路、学校、居民集聚区。上海市民因误触地雷被炸死炸伤者达几十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危险。第二十军在辖区内清除了敌人设置的大量危险障碍物，单是军部工兵营就起出了各种地雷、拉雷一千余枚，炸药一千二百余斤，既保护了国家财产，又保障了上海市区的安全。[4]
当时马路上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防御工事，它们不仅妨碍交通，还成为敌特分子隐蔽的处所。我军指战员在居民群众的帮助下，花费很大功夫进行拆除和清理工作，还给上海人民一个干净有序的生活环境，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交口赞誉。
二是收缴非法组织武装、搜捕散兵游勇和敌特组织。
第二十军先后发现背景复杂、名目繁多的非法武装三十余股，每股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他们冒充我党地下武装，利用上海刚解放时尚未稳定的混乱局面，抢占敌产，捣乱社会秩序，破坏我党我军声誉。5月25日，“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义勇纵队第四支队”李朝俊等32名匪徒冒充“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纵队第四支大队”，非法接管了邑庙区、蓬莱区的警察分局，搜缴枪支和物质，还借口搜查侵入民宅、勒索钱财，被我军一举抓获。在沪南的斜桥海惠寺内，盘踞着四十多个武装特务和流氓，他们冒充解放军为非作歹。在人民保安队和群众的带领下，担任警备的五十九师指战员取缔了这支武装流寇。军统特务顾品余率众假冒“人民解放军耀字部队”，进行破坏活动，龙华地区人民自卫队发觉后立即报告解放军六十师部队，一举破获这股反革命武装。[5]
在浦东一个小镇上，五十八师的两名巡逻战士听到街边群众报信。两人马上分头监视米店和回部队报告情况，一举抓获了十几个企图潜伏在郊区的国民党武装人员。
警备部队在各个街道里弄中对群众开展政策宣传，1949年6月10日在马路上张贴《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 治字1号布告》（公布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前去报到的地点），发动居民对陌生人进行检举活动，同时加强昼夜的岗哨盘查。1949年6月13日，第二十军司令部警卫一连三名战士当场抓获持枪抢劫南昌路60号居民财物的匪徒汤海达、陈志利、杨盛培、沈奇荣等人。[6]
第二十军按照上级对非法武装“一律收缴、追究主脑、彻底解决”的原则，各师、团以坚决、迅速的行动，在短时间内，就将辖区内所有非法武装收缴完毕。至1949年6月20日，全军共收容散兵游勇五千七百余人，其中国民党将级军官七名，校级军官七十名，为上海以后的社会治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
国民党在旧上海的特务机关有，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对外称市政府调查处），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统计局（简称内调局）上海办事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隶属国防部二厅）这三个全国性特务系统。其他各系统特务组织林立，他们在沪建立公开和秘密机构数十处，有各种特务外围组织近百个，共有职业特务五千余人，外围骨干分子共1.53万余人。这些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交织成庞大的特务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许多角落，以维护国民党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敌特机关眼见大势已去，大多在逃往台湾之前已作了应变布置、潜伏下来，潜伏人员都是未公开身份的敌特骨干，而且有商人、教师、记者等社会合法身份掩护，并与保密局总台通信联络。[8]在第二十军的辖区，6月上旬一周内曾连续发生偷窃、抢劫案件二十余起，也有政治性暗杀事件发生。为此，全军各级部门都增加了保卫、侦查干部力量，加强了侦查破案工作，并与新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办公。上海市成立了军警联合办事处（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任主任），各区也成立了治安委员会，使治安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分工。1949年6月29日拂晓，上海全市同时展开了重点搜捕的统一行动，第二十军在工人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工商联合会等组织配合下，共捕获特务、盗匪一千二百余人。[9]在搜捕中，由熟悉上海情况的战士带路，由会讲上海话的战士向房东及群众打招呼，各部队都能做到“进房有招呼，出门有交代”的规定，不仅对市民无所惊扰，而且又以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六十师的战士在常熟区搜查特务住宅时，注意不影响邻居，轻声叫开门后说明来意，在搜查中一切箱柜都让主人自己开启，搜查后交待本人清点无误并在检查表中签名盖章，真正做到文明执法。又如，一七九团部队在龙华一带搜查大片棚户区时，依靠当地工人和学生先做查访和宣传工作，摸清居民情况，再暗中进行侦查，结果很快搜捕到十一个躲藏的匪徒。[10]
三是参加上海金融市场斗争、维护社会商品价格稳定。
当时上海金融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对势力利用群众担忧纸币贬值的恐慌心理，大肆散布谣言，刺激物价上涨，贬低新政权的人民币币值，阻碍人民币的流通，企图以此实现用银圆操纵货币市场的罪恶阴谋。大量银圆贩子在大街小巷敲着银圆叮当作响，叫着“大头、小头要伐？”“马路上到处公然在买卖银圆，情况相当严重。”[11]银圆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此后的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扰乱金融、操纵银圆的投机者赶快觉悟》一文之后，立即得到全市广大民众的拥护，纷纷要求政府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号称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金融秩序进行整治。[12]解放军第二十军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华东军区警卫旅参加了此次行动，时任第二十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是参加包围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她回忆说：“1949年6月10日，我们分乘十辆大卡车，在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我们三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人员，每个小组负责查六个房间。”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领二百余名便衣警察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大家就把军管会的袖章戴上，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现场被堵住的有千余人，李士英局长宣布对其中经过事先摸底查证的238名投机商人进行逮捕审查，对一般工作人员具结登记后陆续放行。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圆市场的价格就从每枚2 000元跌到了1 200元。第二天一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彻底消灭投机活动》的社论并配以照片，赞扬参加查封行动的部队布置周密，行动迅速，成绩优异。
第二十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林晖同志曾回忆说：“我带了警卫员和介绍信，驱车来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对经理讲，把观众集合到一个地方，我要讲话。在东南角一个可以俯视到全广场的一个讲台上，各楼层数千观众都围着听我在麦克风前讲话。我用上海话把《解放日报》上关于取缔银圆贩子、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性向听众说了一番，大家鼓掌表示赞同。后来，我又到大光明电影院和兰心大戏院去进行了演讲。”
第二十军司令部的参谋潘锦国与何炳文两人（原浦东淞沪支队战士）进行便衣化装之后，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机智地捕获了一个银圆贩子团伙里的数名头目。时任五十八师一七二团政委的丁公量同志回忆说：“抓特务、打击投机倒把，团结外籍人士和资本家都是部队要忙的事情。当时有些米店老板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政府从根据地运来大米，公开挂牌出售，市场米价就应声大跌。”(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6月上旬，第二十军战士在林森路（今淮海路）一些商店发现有人使用大量人民币购买紧缺的贵重商品，经鉴定这些人民币是伪造的。军保卫部经过侦查，于6月16日破获黎明、周月英、黄浩（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校谍报组长）一案。搜查周月英家时，发现印钞机4架、大量纸币、手枪3支及子弹150发。1949年7月1日，20军又破获伪造人民币一案，主犯李星宇（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任命其为上海潜伏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蔡伯均（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梁秉衡等12人当场被捕，并抄出大量伪钞及用于伪造人民币的铜模板6块。[13]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斗争中，第二十军各师、团都出动了宣传队，向市民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逮捕了51名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首要分子。在全市党政军民统一行动下，市场上的银圆投机买卖得以迅速制止，市面上物价保持了平稳。这时，中央人民政府也从解放区调运来大米、棉花和煤炭（市民称为“两白一黑”）支援上海，更加稳固了新上海经济战线斗争的胜利成果。
四是模范执行城市政策，密切军民关系。
警备期间，部队始终严格遵守城市纪律，普遍做到不进民宅，不买商品，部队吃的饭菜都由十几公里外的郊区送来。有些部队连自来水也不用，每天清晨排队去几里路外的黄浦江边洗脸洗衣物。1949年7月24日至27日，上海遭受六号台风袭击，外滩实测瞬时风速达39米／秒。25日，潮水倒灌，市区部分路段水深达到2米。上海地区农田受淹208.3万亩，倒塌房屋63 200间，受灾人口7.5万人，死亡1 600余人。这是上海自1915年以后遭受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风灾，有很多战士在值勤路上被狂风直接吹倒在地爬不起来。据上海老年人回忆，当时外滩公园树木篱笆全被吹倒，外滩马路上的大水与黄浦江连成一片，江堤栏杆的铁链条都浸没在水里看不见了，市中心的南京东路积水超过1米。“许多工厂损失严重，闸北水电公司大部被吹毁，烟囱折断，停止供电；库存粮食被淹，损失二百万斤……淮海路上积水深达二尺到六尺，黄浦区的东部、中部平均水深三四尺，延安西路、华山路一带水深约三尺，公共车辆无法通行。”[14]
在上海市委及市政府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全市上下立即投入了一场抢险抗灾的战役之中。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发布通令，命令所属各部队全力以赴协助当地人民救灾，厉行节约，与人民群众共患难。第二十军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救灾，帮助人民群众维修房屋，协助工厂仓库排水，与市政工程部门一起加固黄浦江堤。台风过境后，他们又自觉节衣缩食，接济受灾群众。驻邑庙区的五十九师部队指战员从受灾当日起，将原来一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改成两餐稀饭一餐干饭，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全部救济灾民。许多群众深受感动。
第二十军文工团的姚鹏和姚征人回忆说：“我们团里大多数同志是上海出去参加新四军的，在警备上海期间，军党委要求我们用革命的文艺去占领上海舞台。当时舞台上都是才子佳人戏剧，我们文工团就组织对外公演歌剧《白毛女》。演出场地设在虹口区乍浦路的文艺会堂（后改为解放剧场）。我们连续演出一个月，取得了轰动上海滩的效果。”[15]
时任第二十军副军长张翼翔（1949年10月任军长）对警备上海工作总结道：“部队从长期的农村生活转入城市，从战争转入和平，从作战转入警备，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入城后不久，整个部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和城市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但也有极少数同志经不住城市物质生活的影响和侵蚀，对己要求放松，部队出现一些违纪事情。对此，军党委及时作出决定，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会议精神，在部队开展作风纪律整顿，及时克服了某些松散现象。”
第二十军的指战员中有许多南方人，其中六十师的官兵中，上海人的比例非常高。他们熟悉上海的道路和语言，对全面完成上海警备任务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最后，第二十军在将防务移交给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和华东局警卫团等部队的工作中，各级部门都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警戒岗位，驻地政治情况作了清楚的交代，并介绍了警备工作的经验。对看管的物资、房屋、部队营房用具等等都仔细造册，逐件点交。部队换防提出的口号是“空手进、空手出”“不拿公家一财一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解放军第二十军在警备上海的日子里，给上海市政府机关、人民群众和工商业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军第二十军在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的带领下，自1949年5月25日开始承担上海警备任务起，至8月1日奉命移交工作之后撤离市区（移驻嘉定、太仓、罗店、吴淞等地区进行“攻台”水上练兵），共历时约70天。在此期间，全军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依靠上海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斗争，完成了上级所赋予的警备上海的重大任务。
注释
[1]《总前委、华东局关于上海警备工作的布置致第九兵团及入沪各军并报军委的电报》（1949年5月18日），《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1949年5月26日）。
[2]《第九兵团淞沪警备计划草案》（1949年5月25日）。
[3]林晖：《大上海解放的最初日子里》，载《铁流18——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袁国平烈士、纪念老会长张铚秀将军逝世一周年》会议论文集。
[4][7][9]《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编印1963年版。
[5][11][14]《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10][12]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警备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8]《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关于艾中孚等伪造人民币案的新闻报道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书》，《解放日报》1949年12月2日。
[15]《新四军中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