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在接管上海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
钟期光在接管上海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
徐剑雄
一、新四军里成长起来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
红军时期，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钟期光和傅秋涛等人领导留下的红军坚持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斗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游击战，在挫折中奋起，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这支革命队伍能够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与钟期光同志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钟期光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4月，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随部挺进苏南敌后，参与指挥韦岗战斗，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先后参加指挥车桥战斗、苏中反“清乡”和反“扫荡”战斗、黄桥战役以及浙西三次反顽战役，参与创建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从江南到苏中，这期间，钟期光一直主抓所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战方针与政策，深入战争实际，保证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他重视总结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先后撰写并发表《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本师的五年》等文章，为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
钟期光认为要体现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就必须做到：政治工作要有“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
首先，政治工作要有战斗性：“树榜样，正上梁”；“敢于反对不良倾向”；“对有错误的人惩前毖后，不蓄意整人”。[1]其次，政治工作要有创造性。他根据从红军到新四军、从内战到抗日、从山上到平原、从较为单一的斗争到极为复杂的三角斗争等实际情况，对政治工作在斗争策略、方针政策、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作出许多新的发展。钟期光把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民族与阶级觉悟，始终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其方法是：“正面灌输”；“扶弱为强”；“见事就教”。[2]第三，政治工作要知人善任：“重视配好两个军政主官”；“爱才惜才”；对干部战士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提出“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3]的工作方针，对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战前动员，发出“开始打”的政治工作指示，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他还参与指挥高邮战役、苏中战役、宿北战役等，具体负责组织协同、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协助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工作。
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战役中，参与领导前线政治工作，曾总结推广“立功运动”“火线扩军”等基层战时政治工作经验。1948年8月，钟期光在起草的《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中，明确提出“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4]，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钟期光长期在新四军中负责政治工作，是在新四军中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政治工作干部。
二、参与接管上海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向南方推进时，为了顺利接管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城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早就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中共华东局和总前委在部署渡江战役时，接管上海的工作已着手进行。华东局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和接收上海干部先后到达江苏省丹阳市，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干部对接管上海情绪均甚高”，“连华野接管军事干部在内全部接管上海干部约计五千人左右”。[5]1949年5月3日开始，在邓小平等领导下，对全体接管人员进行了系统的政策纪律教育，学习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东北局和四野接管沈阳市时“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经验，筹建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分别学习和研究了各自有关的接管业务知识，印制了军管会的布告、命令等文书资料。至5月中旬，接管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上海解放后，接管人员由丹阳赶到上海，并紧随解放上海的部队进入市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紧张而有秩序的接管上海城市的工作。军管会制定了接管工作方针：既不采取急性办法，又不采取迁就办法，而是采取稳步前进的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6]这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方针，全市按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四大部门分别接管。并将整个接管工作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进行，从而，使接管工作呈现有计划、有秩序、有纪律、不贪污、克己奉公的革命气象。保证了用战争夺回的人民财产，原封不动地交还人民。这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员们接管上海时“五子登科”丑恶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上海人民深受感动、教育与鼓舞，看到了新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7]
钟期光当时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又兼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工部主任[8]和党委书记。“为了使广大指战员有所遵循，我们在起草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原则基础上，又具体制定了《第三野战军入城守则和纪律》。”[9]要求全体指战员牢记遵守。入城守则共八条：“第一实行军管制，保护人民各阶层。第二加强纪律性，服从指挥听命令。第三宣传党政策，人民利益最为先。第四缴获要归公，官僚资本归人民。第五保护工商业，人民生活有利益。第六保护建筑物，这些财产属人民。第七城乡有分别，城市不能比农村。第八头脑要清醒，站稳立场不忘本。”[10]八条守则讲清了入城注意事项，广大干部带头贯彻遵循，检查督促。干部群众互相监督，共同为党负责。守则强调这是铁的纪律，谁敢违反，轻则检讨，重则处分。告诫广大指战员用心研究和学习，做到秋毫无犯，争取为人民立功，保证革命胜利。
广大指战员把这些守则和纪律视为争取更大胜利的精神武器，站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高度[11]，坚决贯彻执行，全面落实。因此，解放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称赞。对此，中央军委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三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在负责全野战军经常性工作指导的同时，成立了“军事接管委员会”，负责对旧上海市军事部门的接管工作。三野政治部，肩负了对部队经常性政治工作领导和接管旧上海军事部门政工机构的双重任务。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在钟期光主持下临时调整了组织，将野政各部原有干部划分为接管工作组和部队工作组两部分，以接管工作为重点，并组成“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工部”，组织党委会，以钟期光、罗斌、黄远、徐宗田、夏琦、谭肇之、张克里、杨光池、陈其五九人为委员，钟期光同志为政工部主任兼党委书记，负责对军事系统接管人员政策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和具体实施敌军政工机构的接管工作。
当时，三野政治部六个部级单位，共组成二十个接管小组：宣教部五个、民运部四个、保卫部三个，秘书处、敌工部、直工部各两个。另由敌工部训练团抽调一百名干部，组成两个机动接管小组，准备接管新发现的敌军机构。政工部设办公室，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业务和各单位的协调工作。各部接管的任务区分六类，并制订相对应的具体接管方法和步骤，同时，又详细地将接管对象区分为两种四类。[12]
经过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钟期光领导的政工部共调查和接管了一百三十五个单位，其中比较完整地接管并直接处理的有三十二个单位，接收后转交其他部门处理的有七十五个单位，其余为经过调查了解后因种种原因而无可接管的单位。
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都能以大局为重，内部团结，对外一致，注意政治影响，并且吃苦耐劳，积极工作，“从上至下大家都遵守纪律，所以接管工作非常顺利”。[13]
三、接管上海期间的部队政治工作
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纪律和执行党的政策，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普遍称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任务的变化，环境的影响，各种与当时的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思想问题逐渐滋长。[14]进入城市以后，个别干部的思想也较混乱，纪律日渐松懈，不安心工作在抬头，要房子、要车子、要待遇、要地位均时有发生。[15]这些问题在部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和反映，钟期光通过调查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把主要问题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攀比物质生活。
第二，离队复员思想抬头。
第三，婚姻家庭问题日趋突出。(https://www.daowen.com)
第四，一些单位组织纪律开始松懈。[16]
钟期光概括了这些问题后，深入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他认为：一是功臣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作怪，个别干部战士认为“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上海是我们打下来的，别人可以享受，为啥我们不能过好一点！”刚睡了几天马路，吃了几天炒米拌开水，不进民房不买东西，获得上海市民称赞，也有些市民“捧场”，于是，有些人就开始飘飘然忘乎所以了。二是客观环境的不良影响。历史上上海是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意志薄弱者面对这眼花缭乱的新天地，从“看不惯”到“旁边站”再到“试试看”，最后就是“蛮不错”了。三是领导上思想建设的放松。以前在战场上，面对的是看得见的敌人，指挥打仗全神贯注，进城后，各级领导忙于接管与警备工作，头绪多，任务重，以至于对部队在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缺乏预见与举措。[17]
“部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革命思想不会自然生长。”发现了问题，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就是要解决问题，让部队以饱满的激情和高昂的斗志，圆满完成接管上海的任务。为此，钟期光在部队中进行了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是展开“让旧上海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来改造旧上海”的教育活动。这是个思想高度问题，也是根本立场问题。通过教育，大家懂得，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侵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而畸形发展起来的，是中外剥削者的乐园；通过教育，让干部战士牢记使命，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天下，解放上海，是为了改造天下与改造上海，要把上海从消费多于生产的城市变为生产与消费相适应的城市，把帝国主义的市场变为人民的市场，把中外剥削者的乐园变为人民的乐园；通过教育，让大家明白不能因个人利益、眼前利益而忘了人民利益与长远利益。
二是开展“先照顾部队，还是先照顾人民”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让指战员理解，面对帝国主义破坏与封锁，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前大肆劫掠财富，战火损失，新生的上海百废待兴，上海人民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安定秩序，恢复生产，稳定经济，肃清残敌，救济难民与抢险救灾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做彻底的人民革命战士，而不能半途而废。
三是引导部队干部和战士思考“怎么比，和谁比”让同志们了解，上海与其他地区繁华程度的不同，是长期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逐步改变这种差别，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比较是客观的，必要的，但比的目的是要比出差距，比出革命思想，比出革命干劲，比出革命贡献；而不能是相反，以至灰心丧气，情绪低落，萎靡不振。部队在上海执勤，生活上不能只和部分基础好、收入高的市民与商人比、而应和全国大多数人民比、和过去比、和友军比。山东内线作战的艰苦、鲁西南出击的艰苦，淮海战役的艰苦，比在上海苦得多。一野部队还在荒凉的大西北地区作战，二野部队正在大西南山区歼敌，四野部队正追向海角天涯，我们要和这些兄弟部队比艰苦，比革命精神，把改造上海、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工作做好。
四是告诫大家要借鉴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振奋革命精神。号召大家做总结。我们占领了大陆，占领了上海，国民党失败了，这不是“天意”，是我们为人民利益奋战而得人心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党二十几年来腐化堕落而失人心的苦果。只有不忘历史教训，纪律好，作风好，贡献好，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品质，上海和全国才永远是我们的。[18]
四、钟期光接管上海期间政治工作的意义
1949年7月1日，上海市党政军民隆重举行大游行，热烈庆祝上海的解放，庆祝人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雄壮地通过所有原来帝国主义的租界大街，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上海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7月10日，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工部的工作圆满结束，钟期光和华东军区暨三野机关撤离上海，移驻南京。但是，上海人民没有忘记钟期光等广大指战员在接管上海期间的贡献。钟期光在接管上海期间的政治工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第一，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为党和人民军队在上海市民中树立了正义的形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取得了积极的政治影响。上海是中国工业、商业、金融的经济中心，是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中外瞩目，上海接管得好，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效应，对全国和全世界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解放上海的枪声刚停息下来，不甘心失败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散布种种谣言和谬论：“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共产党在上海，维持不了三个月”[19]。一些敌视中国共产党、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产阶级分子扬言：“看吧，解放军红着进来，要黑着出去。”[20]对此，作为党和军队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钟期光是十分警惕的。为此，他针对部队中产生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制订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关键时刻遏制了不良思想苗头，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第二，以实际行动验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策的科学性，证明了党的城市接管政策的正确性，也为党接管城市、建设城市过程中如何加强党、军队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经验。
党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环境的转变，需要我们干部作好思想准备、实践准备，以便比较快地、比较顺利地适应这种转变，应对新的城市环境。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告诫和要求。钟期光在接管上海期间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在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快速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忠实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严格执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城市接管政策、模范遵守了接管城市的各项纪律。
钟期光在接管上海期间，敏锐地发现了进入城市后部队干部中滋生的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并且找到了其根源。钟期光在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非常注意研究解决指战员的各种实际问题。如：想方设法办好食堂，在标准定量范围内调剂花样，改造做法，改善生活；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体育活动，军民联欢、官兵同乐，活跃部队情绪；办好来队家属招待所，做好临时来队家属的思想工作，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救济困难烈属和军属（当时一般困难户每人每次救济200斤以下大米，救济200斤以上的为烈属和特别困难户，要经上一级领导批准）；他还要求部队与有关地方组织联系，介绍情况，对城镇军烈属的失业者，优先给予就业机会。[21]
钟期光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在实践中创新政治工作的精神，使他在面临新的环境、面对新的矛盾都能沉着应对，并及时发现问题、顺利解决问题。
注释
[1]《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4页。
[2][3][4]《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5、127、284页。
[5]《饶漱石关于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情况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5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6][7]《陈毅市长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上海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8]上海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9][10]《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3—396页。
[11][12][13]《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402—403、405页。
[14][16]《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6页。
[15]《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接受一个月来之工作综合报告》，上海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17][18][20][21]《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409页。
[19]《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接受一个月来之工作综合报告》，上海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