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组织指挥上海战役夺取全胜

徐南

一、战役准备：明确指针，确定方案，部署战役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处，1949年，上海人口约600万，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而解放上海，是一项异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一是，不仅要消灭据守的国民党军队，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当时，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下的8个军25个师、30余艘军舰、120余架飞机共20余万人，拥有纵深数十里由4 000余个碉堡组成的永久和半永久性工事，以及由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组成的防御体系。1949年4月27日，已经宣布“引退”的蒋介石再次披挂上阵，乘军舰到黄浦江亲自部署上海防务，要求汤恩伯坚守上海六个月。企图利用这段时间，抢运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同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挑起国际争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借机卷土重来。汤恩伯疯狂叫嚣：“要让上海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将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一带休整，就是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二是，不仅要打好军事仗，还要打好政治仗、政策仗。不仅要迅速歼灭敌人，还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尔后的经济建设。这是中央军委确定的上海战役的基本方针。十里洋场，高楼林立，就好比一间瓷器店，放满了贵重而又容易破碎的瓷器。因此，陈毅曾风趣地把解放上海之战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即国民党军队，又不能打坏瓷器即上海的物质基础。这就大大增加了作战的难度。为此，陈毅、粟裕规定在市区作战不准用炮，参战部队只能以精干的指挥机关和战斗部队进入市区，进城不准入民宅，辎重骡马均驻扎在郊区。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还要求三野在上海接管准备工作未搞好前，暂不要进攻上海，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所以，中共中央关于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是“慎重、缓进”，用陈毅的话说则是“军政全胜”。

上海战役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第三野战军，具体负责组织指挥的是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具有丰富指挥经验又善于思考问题的粟裕，对解放军渡江和进行上海战役作了通盘考虑。他认为，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解放军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了；当然，我们在战术和具体部署上是很重视、很周密的。当时考虑的是怎样截住上海的汤恩伯集团；那是一大坨，而且还包不死，他有海上的路可走，这同打济南是不同的。

粟裕认为，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它是京沪杭战役的一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战役。打上海有几种打法，打烂了是一种打法，不打烂又是一种打法，不能打烂。有人说，上海战役不要那么硬攻，把敌人围困起来就行了，这样可以减少伤亡，这不对。那样大的城市，围起来，人民怎么办？还是要争取尽早解决。当时解决剩余的100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有三种：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解放上海，基本上是天津方式，但又不完全相同，主要在于不把上海打烂了。如果把上海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这是一个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的指导思想。在筹划和部署京沪杭战役过程中，粟裕反复阐述上述指导思想。在1949年4月6日的白马庙作战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在郎广追歼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粟裕就把指挥重心转移到上海战役上来。1949年4月29日，他和参谋长张震发出致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的电报，作出肃清残敌、攻击杭州和准备夺取上海的部署，指令第九、第十两兵团各部在对上海的接收工作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分别在吴兴以南、苏州以西地区集结，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指示：“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同时指示总前委“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

方案选择和战役部署。粟裕分析了敌我态势和全国战局，认为解放上海之战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打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数量很大。如果长期围困，不仅人民没有吃的，工厂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喝不上，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从战略上考虑，我军渡江以后，应当力争迅速解放全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然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

粟裕权衡三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第三方案是最佳方案。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作出准备攻占上海的部署，于1949年5月1日电令第九、第十两兵团执行，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二野。5月2日，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由常州去丹阳，向总前委汇报攻占和接收上海的大体设想和部署。总前委确定攻取上海采用第三方案，并一再告诫大家：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地把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我们一定要争取大胜、全胜。5月4日和6日，粟裕先后主持召开三野前委会议，布置上海解放后的接收工作和警备工作。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征询对上海战役发起时机和步骤的意见。电报说：“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五月十号以后数天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这样做是否有利，望考虑见告。”陈毅和饶漱石复电，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并不妨碍接收准备工作，反可争取和平接收并使破坏者不敢放肆。中央军委电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即5月10日）以后、辰删（即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中央军委关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的指示，与粟裕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粟裕和张震随即作出具体部署，于5月7日巳时（9—11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他们提出，集中第九、第十两个兵团8个军于5月12日和13日发起攻击，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人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人退路，阻止敌人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并准备下一步会攻上海或在和平解决时进入市区警备。他们判断，截断敌人海上退路后，敌人可能经南汇、川沙撤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以两个军进入浦东，切断敌人退路。中央军委于5月8日复电：“同意虞（7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8日，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进驻苏州金城新村。1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决定以第九、第十兵团指挥8个军攻取上海。预定淞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日起，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之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切断敌人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全歼守敌或迫敌投降，解放全上海。

二、战役发起：关注战况，调整战法，达成目的

5月12日，淞沪战役发起，各参战部队分别向上海外围发起攻击。(https://www.daowen.com)

第九兵团：至14日，第二十军先后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县南桥镇，军部进占嘉兴，全军进至松江东南地区待机。第二十七军攻占松江、青浦后，即隐蔽集结在泗泾地区待机。第三十军攻占奉贤旧城和南汇，迅速进至川沙县境，直接威胁敌人海上通道及防御重点高桥。汤恩伯发现侧背受到威胁，急调驻守市区的第五十一军至川沙、白龙港地区，以增强浦东防守力量，企图阻止解放军前进。15日晨，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大胆越过川沙，插入守敌之后，截断敌第五十一军与第十二军的联系。当夜，第三十军攻占川沙，迅猛挺进，趁敌慌乱之时，于16日晚在运动中歼敌第五十一军大部、第三十七军一部，俘虏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以下8 000余人，18日逼近高桥。第三十一军以一部接替第二十军之平湖、金山卫防务，主力与第三十军并肩展开，16日攻占周浦，俘虏敌海防支队少将司令耿子仁以下2 500余人。18日攻占高行镇、东沟镇，也逼近高桥。汤恩伯为保住吴淞东侧，18日再次从浦西市区抽调第九十五师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濒江临海，三面环水，地形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和坦克支援下，负隅顽抗，战斗异常艰苦激烈。汤恩伯见浦东告急，海上退路受到严重威胁，22日再次从市区抽调第七十五军增援高桥。

第十兵团：至15日，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和青阳港、陆家浜车站，歼敌第一百二十三军第一百八十二师大部，俘虏1 200余人。第二十八军攻占了太仓、嘉定、罗店等地，歼敌第一百二十三军第三百零八师大部，俘虏3 000余人，包围刘行，进逼杨行。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浏河，但攻击月浦及由月浦两翼向吴淞挺进，均未奏效。月浦、刘行、杨行，位于吴淞西侧，是吴淞和宝山的重要屏障。国民党军队为确保其海上通道，将主力第五十二军布设这一线，依托星罗棋布的坚固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以炽烈的火网封锁解放军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实施连续的反冲击。解放军每攻克一地，均须经过反复争夺，有的反复达七次之多。15日，汤恩伯又从市区抽调第二十一军和第九十九师加强月浦、刘行地区的防守力量，致使该地区战斗更加激烈，形成胶着状态。从13日至15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伤亡达8 000余人，进展却不大，未能实现预定的作战目的。

除上述解放军进攻受阻的客观因素，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观因素，主要是由于渡江作战节节胜利，个别领导滋生了轻敌思想，对敌人败逃后的战斗力消耗和混乱情况估计过重，对敌人的负隅顽抗和防御能力估计不足，事先缺乏攻坚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对作战任务提出了过高过急要求；再加上在作战中，面对敌人坚固设防，采用了不适当的猛打猛冲战法。

5月15日，陈毅司令员获悉上述情况后，亲自拟稿以总前委名义致电粟裕、张震、唐亮、钟期光并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敌“在我钳形攻势之下已难逃脱，请你们更明确告知前线军、师、团首长，攻沪战役不要性急。我军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去克服敌之钢筋水泥碉堡”。粟裕分析战场情况，认为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改进战术，采用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缺口，趁势插入敌之纵深。15、16日连发两电，调整了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指出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钢筋水泥碉堡群多至七道，且附近村庄均被敌拆除，难以一下插入吴淞；在分析了敌人的守备特点后，又指出“目前我作战已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粟裕、张震下达《关于敌守备特点和我应采取对策》的战术指示，内容是：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绵密侦察，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结合部，楔入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集中火力攻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等。遵照上述指示，第十兵团调整了攻击部署：第二十九军集中兵力攻取月浦周围地堡群，第二十八军以主力攻取杨行，调第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配属第二十八军作战，第九十九师配属第二十九军作战，第八十五师由苏州归建第二十九军。17日后，攻击部队采取“锥形攻击”的战法，以近迫作业，单人爆破，先打孤堡，后打群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的战术，达到了减少伤亡，逐次歼敌的目的。17日，第二十八军肃清了刘行外围守军的残部，19日又攻下了国际无线电台这一重要据点，俘敌1 500余人。

在上海战役10天的外围和近郊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一军、第一百二十三军等大部，俘获2万余人，占领了敌外围阵地，部分楔入敌主阵地，形成了南北钳击吴淞的强大攻势，迫使敌人不得不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先后从市区抽调3个军至高桥、吴淞地区，使市区兵力更加空虚，为攻占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调敌主力到郊外而加以歼灭的预定目的。

三、战役完成：适时建议，果断决策，夺取全胜

粟裕认为，上海战役进展完全符合原来的设想，把敌人吸引到郊区，有利于保持城市的完整。但是，吴淞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军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因为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市区。5月17日，总前委致电粟裕、张震并告中央军委，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向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配备较弱的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易于奏效。粟裕、张震根据总前委意见，于18日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果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的意见，是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总前委当日复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20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中央军委还指示，攻击前必须“调齐兵力”，“充分准备”。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及战况发展，粟裕决定调整部署，对上海发起全面攻击，并增调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第八兵团第二十五军及特种兵纵队的炮兵第一、第三团各两个营和第二团、战车团，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作战，总兵力达10个军30个师及特种兵纵队，约四十万人。5月21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决定23日发起总攻。总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的海上逃路。限于25日前完成。第二阶段，预定27日发起，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完成对苏州河北地区敌军之包围。第三阶段，聚歼可能退缩到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之敌，达成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5月22日，粟裕接到敌情侦察报告：汤恩伯率领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北之敌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五个交警总队。他判断，敌人将从上海撤退。于是决定23日晚上提前发起总攻，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计划同时进行。部队指挥员说：“野司的这个抉择，是非常及时、十分高明的，过早或过迟都不行。早了，攻击就可能遇到挫折；迟了，城市可能遭敌破坏。因此，攻击的时机，只能选在敌人准备撤退，而又在搞破坏之前。抓准了时机，就是胜利。”

5月23日夜，第三野战军各部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二十三、第二十六军分别从东、南、西三面攻击市区，第二十五、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三军继续强攻杨行、月浦地区，第三十、第三十一军继续攻歼高桥地区守敌。24日进一步查明，汤恩伯及其总部已乘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撤逃，苏州河以北敌之主力正向吴淞收缩。粟裕当即命令三野各部迅速追击，大胆楔入敌军纵深，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聚歼逃敌。5月25日，经一日两夜激战，第二十七、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军分别攻进上海市区，占领苏州河以南地区，趁势向苏州河以北进击，战斗进入关键时刻。

粟裕密切关注战场动向，及时进行具体指导。据《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阵中日记》记载，25日一天内他就对第九、第十两兵团发出三次指示。“9时，502（粟裕代号，下同）指示第九兵团：包围市内残存之敌，以二十军、二十七军各一个师担任警卫，以主力向北宝及以东地区发展，高桥东南我炮兵向吴淞实行超越射击。”“12时，502指示第十兵团：以三个军集中力量对吴淞作重点攻击，切断吴淞口敌退路，集中炮火射击吴淞口舰艇。”“22时，502、505（张震代号）指示第九兵团；以主力迅速北渡苏州河，配合第十兵团向江湾吴淞口攻击，并要第十兵团猛进。”这时，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所属“济南第一团”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敌人，与盘踞北岸的青年军第三十七军第二百零四师隔河对峙。蒋军依托北岸高大建筑物负隅顽抗，严密封锁苏州河面，阻止三野部队前进。第二十七军其他部队也被阻隔在苏州河南岸。各师纷纷打来电话，要求解除不准使用重炮轰击的禁令。粟裕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指出这些财产很快就成为人民的财富，绝不能因为一时感情冲动毁于一旦。

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立即主持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经过不同意见的讨论，统一了认识：为了完整地保全上海，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但要把这种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最小的牺牲消灭敌人，保全城市。为此，坚持不准使用重炮轰击，同时采取两项对策：一是改变战术手段，在苏州河正面佯攻，一部分兵力利用黑夜在西郊涉水过河，然后沿北岸向东进攻；二是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利用敌人败退的混乱局面及其内部矛盾，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和胁迫敌人放下武器。“济南第一团”对面是蒋军第二百零四师的师部和三个营。双方对峙已有十多小时。该团“济南英雄连”指导员迟浩田带着两名战士，从一条臭水沟进入苏州河，利用阴天黑夜涉水过河，突然冲进敌军营房，俘虏了蒋军第二百零四师副师长，让他下令所属部队缴枪投降。不费一枪一弹，就迫使第二百零四师师部和三个营一千多人投降，突破了敌苏州河正面阵地。

5月26日凌晨，第二十七军与中共上海党组织互相配合，促使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所部4万余人投诚。第二十七军通过他们的防区越过苏州河，于27日凌晨肃清苏州河以北、九龙路以西国民党守军。

5月26日至27日凌晨，第二十军在铁路管理局等地接受国民党守军1 500人投降。第二十三军在造币厂等地歼灭国民党守军9 400多人。第二十六军攻占真如车站等地，俘虏和接受投诚国民党军3.2万余人，进至江湾以东地区。

5月26日凌晨，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全歼高桥地区国民党守军，接着完全攻占浦东地区。

5月26日拂晓，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军分别攻占宝山、杨行等地，在吴淞截歼企图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俘虏1.8万余人。

5月27日，在第三野战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在上海工人群众的逼迫下，据守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二百三十师八千多人缴械投降。至此，上海完全解放。

上海战役历经16个昼夜的激战，除汤恩伯率5万余人登舰逃跑外，共歼敌15.3万余人。这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坚守6个月”以待美国出兵的罪恶阴谋，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次军事服从政治、局部服从全局、斗智又斗勇的典型战例。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455—462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368页。

[3]王辅一：《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549页。

[4]蔡长雁：《渡江战役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284页。

（作者系安徽省铜陵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