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上海视角下的“丹阳集训”研究
接管上海视角下的“丹阳集训”研究
张晓俊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城市的接管任务日益繁重，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问题被提上重要日程。为避免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后出现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在进入上海前对所有接管干部进行一个系统、集中的学习教育来确保接管任务的顺利完成。“丹阳集训”[1]由此被确定下来。当时参与“丹阳集训”的接管干部主要有：一是包括邓小平、陈毅、刘伯承、曾山、张鼎丞等在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二是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上海中央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的机关领导；[2]三是从各个解放区抽调、参与接管上海任务的干部。[3]在“丹阳集训”中，陈毅等反复强调了上海解放后的入城纪律问题，并拟定了接管上海的组织安排和具体政策，同时就接管后生产、生活的恢复所需要的物资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储备和调拨，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学术界关于“丹阳集训”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事件的考察与描述，包括毛杨柳的《“丹阳集训”研究》（《前沿》2015年第5期）、范征夫的《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8期）等文献。王达山的《集中学习和训练是党获取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以丹阳集训为案例》则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丹阳集训”的有效性角度分析，研究了对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历史经验。本文试从接管上海的角度，分析“丹阳集训”在为1949年顺利、完整接管上海并迅速恢复上海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上海的顺利接管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全面胜利方面的意义来审视“丹阳集训”的历史价值。
一、接管上海的先期准备阶段
解放和接管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后所面临的一大难关，对全国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为顺利地接管上海，避免进入上海后出现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根据上海的特点抽调专门的接管干部在丹阳进行学习和教育，并调整了参与接管的组织机构。
（一）工作重心的转移
继1927年“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创，1945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再次赢得了各解放区群众的承认和支持，解放战争逐渐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从城市中的暂时退却为其带来了稳固的农村力量的支持。[4]1947年5月，相比国民党军队兵力的逐渐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支持力量为其扩充军队带来了大量的物资与人员的储备，军队的主力得以保存。随着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5]到了1949年3月，战争的形势已然明朗。为做好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6]解放和接管全国的大城市，做好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事宜成为其时最重要的任务。南京、太原、杭州等城市的相继解放后，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解放亦成为必然。然而，和平、完整地解放上海存在两个重大难题，第一，解放前的上海，帮派交错杂乱，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接管难度较大；第二，解放军战士多来自贫困地区，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因此，如何避免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以及如何完整地接管上海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必须重视的问题。
为克服并停止渡江战役后形成的紊乱状态，1949年4月27日，中央军委向邓小平、陈毅领导的前委机关发出指示：“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入上海的准备工作……”[7]另外，出于对地理位置和作战形式的考虑，华东局选择了丹阳作为接管上海前的集训地。这个决议很快得到了以邓、陈为代表的总前委的认可。1949年5月3日，中央军委指示军队5月10日前不攻占上海，以便充分准备和待命行动的决定。[8]在接到中央指示后，指挥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首脑机关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陆续移驻江苏丹阳，与先期到达的潘汉年及许涤新、夏衍、刘晓（上海地下党）等会合，开始研究、安排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各项具体工作。[9]
（二）抽调接管干部
军事上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面临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和建设解放区的重大任务，而与此相对应的城市解放与接管工作则成为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所需要的稳定政局和群众支持的关键。这也意味着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恢复的时期来巩固和维护新生的政权，这个恢复时期的基础在于克服长期以来对立群体的继续反抗，赢得渴望和平与秩序的民众支持以及快速振兴严重破坏的经济、恢复具有权威的政府活动。因此，在解放各个城市过程中，必须同时作好接管与重建的准备。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稳定和巩固新解放区政权的关键是参与接管和重建的干部必须熟悉中共中央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华东、华中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北和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区等新解放区不同于老解放区，除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农村革命留下的分散根据地和城市中的一部分地下党员外，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缺乏组织方面的资源和群众支持。为此，早在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需要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10]随后，中共中央就决定从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中原局等五大老解放区通过成套成建制的方式抽调五万余名干部随军前进，到新的解放区进行包括军事工作、政府工作、党务工作、机要工作、财政工作、经济工作等在内的各项接管工作。[11]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还成立了南下干部学校对接管干部加以集中训练和教育。
资料显示，在丹阳参与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有5 000余人，包括陈毅、曾山、潘汉年、舒同、刘晓等。[12]为方便在行军时的系统管理以及快速开展在解放区的接管、建政工作，政权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纵队下辖共设有四个支队，分别为：鲁中南区干部及华东大学的学生组成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济南市、潍坊市及昌潍地区干部组成第二支队，渤海区干部组成第三支队和胶东区干部编为第四支队。[13]其中，第二支队及第三支队的部分干部为负责上海的接管工作。
（三）调整组织机构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活动的中心，无论是人口、产业、商贸活动还是政治组织、社会团体等情况都十分复杂，对上海的接管工作必须是准确、合理、全面的。因此，1949年4月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依照原有的组织机构情况和接管上海的实际需求，通过了《关于接收上海调整组织机构的若干决定》，决定对华东军区和三野机构以及华东局与上海市干部配备及几个主要部门进行调整：第一，以三野为基础，调整华东军区的原有机构，华东军区除指挥作战外，还应负责接收国民党军事机构；第二、三野派出五个军负责上海的警卫，在每个工厂区调拨一个团以保护工厂、仓库；华东军区警备旅调派两个团到上海市公安局，培养其为公安队伍骨干和核心；第三，在接收期间，华东局宣传部、社会部均兼上海市工作；华东局的工、青、妇委兼任上海市工、青、妇委；上海的《解放日报》既是市委机关报同时又为华东局党报；等等。[14]
调整和分工后，华东局领导下的党、政、军部门一方面能够更加系统、有针对地准备和制定接管计划，另一方面也能相互配合、通力协作，作好共同接管上海的组织保障。[15]
二、接管上海的集中准备阶段
1949年5月27日上海的解放以及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快速展开接管工作证明了“丹阳集训”是成功的。以接管上海为目的的“丹阳集训”具体流程及政策，饶漱石在1949年5月6日的《关于接管上海问题的报告》中已有十分详细的记录。而根据参与人员刘邦云的回忆，“丹阳集训”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解放上海战役的打法；二是入城后的政策和纪律；三是上海接管工作的具体安排。[16]
（一）思想准备
城市与农村、战争与稳定等环境的差异给上海的接管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接管上海过程中所需要树立的政治权威与军队、干部的入城纪律有十分重大的关系，因为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就是这些人员。因此，“丹阳集训”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入城纪律问题。从1949年5月4日起，接管干部便开始统一、系统学习党的主要文件，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守则和纪律》《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等。1949年5月6日华东局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政策教育和思想纪律教育，明确指出：必须做好接和管，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现象。[17]1949年5月10日，陈毅、粟裕和张震等领导人也就入城政策、纪律问题发表了讲话，在严肃批评了军队在丹阳时发生的一些违纪现象后特别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入城时要尽量做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18]这些学习，促使接管干部转变思想，作好适应城市生活的准备。
思想准备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各项政策、其他城市接管的经验以及了解上海的概况。“丹阳集训”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要求军队和干部进入上海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防止“左”和右的两种倾向。[19]另外，饶漱石在1949年5月6日的会议中还强调了接管干部进入上海后，应该特别抓住外交、劳资关系、金融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社会秩序等几项主要工作的领导。[20]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学习入城纪律与接管政策的内容，根据当时随军南下的范征夫回忆，实际上，干部、战士学习入城纪律和接管政策早在1948年解放济南、徐州以后就开始了，只有（接管）文教系统的干部是到丹阳后开始学习的，尽管“丹阳集训”全面、系统的教育对解放和接管上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能忽视“丹阳集训”前各系统的学习成果。[21]
（二）组织准备
长期的农村斗争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和方法，进入上海后该如何展开各个领域的管理和恢复重建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规划和战略。在参照济南、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接管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上海的城市特点，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了“按照系统、整套接受、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22]在此原则的基础上陈毅等负责人，为接收后管理和改造上海的各领域机构、组织制定了详细的接管策略。计划将整个接管工作分为接收、管理和改造三大步骤，在接管期间上海实行军事管制，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管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领导上海市的整个接管工作。军管会分系统下设财经、政务、文化、军事四个二级机构，机构之下依照具体接管对象的性质分成若干处，处以下再依照接管单位的大小分成若干小组、军事代表等，负责接收某一具体单位。[23]具体的接收的方针、政策则根据各个系统的差异而定：财经系统，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性质的企事业，一律遵照中央的政策即没收，私人工商业则一律采取保护政策，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处理；对文化教育系统，遵照《约法八章》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对于上海市国民党政权系统、机构一律摧毁，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24]
通过对接管政策的学习以及对在接管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的讨论，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接得下、管不好”的紧张心理和畏难情绪有了缓解，增强了他们进入上海后如何把城市接收好、管理好的信心。[25]
（三）物资准备
解放前，上海的通货膨胀已十分严重，加之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决战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加强了对其国统区内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上海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上海概况》显示，由于通货膨胀、榨取军粮、破坏生产、政府限价等原因，上海在1948年年底已经出现严重的米荒，且煤、棉花等物资的供应也严重不足。[26]另一方面，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对城市的政策已经随之变化。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对秘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时曾提到，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所必需的原料和燃料主要从外地运入，如果拿下上海，燃料运不进去，那么工业将停滞，失业会蔓延，人民境遇会恶化。[27]可见物资的储备对于进入上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到了5月10日陈毅谈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时，指出：“上海一个月要烧掉20万吨煤……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随后他还强调：“接管上海一定要使工厂照常生产，电灯不熄，自来水不停，公共汽车照常行驶，电车照常通畅，商店照常营业，人民生活不受影响。”[28]因此，为接管后能维护上海的正常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保障市民的生活需要，在进入上海前，必须有充足的后勤物资储备。
为此，华东局成立了由4 000余名支前干部组成的煤粮供应运输部，负责从皖北、苏北、山东等地粮、油等物资的筹集与运输，使库存大米足够上海600万市民吃3个月，还有从唐山、淮南、贾汪等地调运煤炭以及从中南地区调拨棉花，以保证接管后上海的正常运作。[29]到1949年5月上旬，解放军已经筹备了近1.44亿斤的粮食、12万吨的煤炭和700多万斤的油，另外，运输队还负责押运将在解放后投入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城市使用的人民币。[30]
三、从上海到全国：走向全面的胜利
庞松在《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中提到，上海的接管既是中国革命真正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历史标识，又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城市站住脚、并长远掌握政权的焦点所在。[31]作为入城前的最后准备，从接管上海的意义角度来分析“丹阳集训”的深远影响，可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这次集中学习和教育的历史价值。
（一）顺利接管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一解放即成立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按照“接收、管理、改造”三个步骤逐步展开接管工作。根据当时参与接管的干部回忆，从1949年5月27日进入上海到6月2日，上海市的一切机构都被接管了，而且接收工作非常顺利，基本做到了社会秩序正常、人心稳定。[32]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进入上海十四天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对此也有简要的概括：“此次接收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先接收后加以清点，步骤明确，态度得体，纪律性好。关于此点，不特为各界同情、拥护，即伪市政府经历多次接收的旧人员，亦无不赞服。”[33]接管的顺利得益于工作重心转移后中共对城市工作的重视与探索。早在1947年，刘少奇就意识到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他在1947年9月1日的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城市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成一个问题的，直到现在经验还不充分”，同时，他还指出“进城之前要有准备，进城之后要有纪律，要委派负责人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34]这是中共对城市接管工作的最初探索。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在总结了哈尔滨、石家庄、洛阳等城市的接收与管理工作经验后，中共关于城市接管的思想和理论也逐渐成熟，并形象地将接管和重建城市的任务描述为“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35]也就是说，城市不再是国民党或其他反动分子的了，而已经属于人民，也就不需要以对抗的姿态进入城市，“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36]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军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这样一个来自传统农业社会阶层的队伍是缺乏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经验的。因此，在军事上占领上海已经不成问题的基础上，领导者敏锐地发现入城后的接收问题是关键，在进入上海前必须争取时间作好充分的准备。《关于接管上海问题的报告》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进入上海后各方面的接管政策、入城纪律及组织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后来“丹阳集训”的重要内容。[37]
（二）夺取全国政权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定的社论：“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38]对于此，舒新城指出：“上海解放在全国民族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上的重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我以为特别应该提起的，是应该如何好好地改造这个大都市，运用它在全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重要地位，来加速革命军事的早日结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39]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大都市，也是当时的经济、金融中心，它的解放证明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力量的雄厚。中共在上海解放后推行的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发展的措施为全国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https://www.daowen.com)
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而中共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则是以占领和管理城市为其历史性标志的。[40]城市是发展和建设一个国家的工业、经济、金融等的关键，夺取城市的归属，既是中共夺取和稳定全国政权的基础，也是建立新中国的关键。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所说的：“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如果我们对工业问题、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能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41]但如何顺利接管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问题。熊阿俊和郭为桂在分析1949—1953年中共对成都的政权建构和社会整合时，认为“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管旧政权、构建新国家、建立新社会的基本程式。[42]通过组织嵌入城市的方式，迅速将城市中的旧政权进行改造，并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与社会秩序，塑造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从工作重心转移后对城市工作的探索，到培养接管干部，再到城市的最终接管，这是一个完整的城市接管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关于城市接管的成功经验。
“丹阳集训”既为顺利接管上海奠定了基础，又是中共成功实现通过有效的组织能力、执政能力以领导各机构、干部执行相关政策的表现，对现代执政能力、组织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上海的成功接管，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我们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去分析“丹阳集训”、接管上海、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联系。
注释
[1]根据当年参与集训的范征夫在《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的观点，当时文件及领导的讲话，并没有专门用过“集训”这一词，而更多的是“学习”“教育”等词，因而“集训”有待商榷。但也有部分参与者（如朱青、杨延修、李家齐等）在回忆过程中仍然采用了“丹阳集训”一词。总的来说，在通史、回忆录等文献资料中采用“丹阳集训”说法的仍然占大多数。因此本文仍采用“丹阳集训”作为1949年4月到5月间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前在江苏丹阳进行的集中学习活动。
[2]1949年5月进驻丹阳的总前委委员包括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1949年4—5月进驻丹阳的华东局干部主要包括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王尧山等共20人；进驻丹阳期间，在华东军区发布训令的首长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李达、张震、周骏鸣9人；上海中央局是1947年5月6日由上海中央分局转变而来，进驻丹阳的干部主要是刘晓和张明（刘少文）2人；1949年5月进驻丹阳的第三野战军前委包括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唐亮5人。
[3]参与接管上海的干部主要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的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的部分。据资料显示，这些成员主要由华东局直属、昌委专区、潍坊市、济南市南下干部组成，其中也包括部分渤海区的成员。
[4]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334页。
[5]《清河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日报》1947年11月15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249页。
[8]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宝山激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6页。
[9]周红妮：《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纪实》，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288页。
[10]《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236—1241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430页。
[12]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人生华章——新四军老战士生平片断精选》，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2005年版，第473—475页。
[13]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283页。
[14]邹荣庚主编：当代上海党史文库《历史巨变：1949—195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苑》（第17辑），第62—64页。
[17]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18]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95页。
[19]中国共产党丹阳市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丹阳革命史料》（第8辑），第48—50页。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4页。
[21]范征夫：《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8期。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
[2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2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
[2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6页。
[26]《上海概况》，书报简讯社1949年版。
[27]（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8]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29]中国共产党丹阳市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丹阳革命史料》（第8辑），第9—10页。
[30]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95页。
[31]庞松：《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2]陶人观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2001年版，第149—152页。
[3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4页。
[34]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1989—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35]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0页。
[3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4页。
[38]《祝上海解放》，《人民日报》1949年5月30日。
[39]《上海解放的意义》，《世界知识》1949年第1期。
[40]余化民等：《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41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88页。
[42]熊阿俊、郭为桂：《组织嵌入：1949—1953年成都的政权建构与社会整合》，《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