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进上海

冯国樑

一、随父从军经风雨

我父亲冯翼飞1943年参加新四军第七师，1945年9月北撤时经过上海，我和表兄董秋心跟随父亲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我们被分配到宝应县安丰镇余庄的印刷厂。当时，华东财办决定撤销江淮、江南、大江、淮南、淮北等银行，成立了华中银行，统一印制“华中币”。这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部队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争环境中的印钞工作很艰苦，不仅工作生活条件差，经常昼夜加班加点，而且面临生命危险。记得有一次印刷机的动力柴油机发生故障，当时没有修复零件，如通过地下党到上海购买再转运回来，印钞工作将被迫停工。我们几位上海来的师傅一商量，决定用人工摇动大转盘带动小转盘，推动胶印机转动。厂领导发动职工和当地农民群众共20多人，6人一组，分批连续用手摇大转盘推动平印机，带动机器继续印制，及时完成了任务。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疯狂向华东解放区进攻。陈毅、粟裕指挥部队与敌人开展激战。印钞厂奉命向北转移。当时农村没有公路，河流港汊多，所有机械设备只能用船迁徙。这些设备有的四五百斤，有的一吨多重，全靠我们肩扛手抬搬到船上。从盐城响水一路北上，中途每到一地，就立即建厂，突击印钞。经常是敌人逼近印钞厂不到几里路时，我们才在大部队掩护下，就地销毁钱币半成品，带着印好的华中币，急行军转移。后来，渡过了黄河，到达山东驻地鲁中南小诸葛庄。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每天只吃两餐山芋。为支援部队作战生活需要，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旗竞赛活动。不怕疲劳，忘我劳动，24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涌现了很多生产劳动英雄和模范事迹。我患胃病，经常胃痛得很厉害，我坚持不下火线，圆满完成了任务，荣立了二等功。1947年春，莱芜战役我军消灭了国民党李仙洲部队，印钞厂随部队继续北上。我们把印好的货币化整为零，每人分给2 000张放在自己的背包中，再背上枪支、手榴弹、米袋，徒步行军到孟良崮。待我军消灭了张灵甫七十四师王牌军，随即把印好的钞票交给部队，又继续北上。

1947年7月，中央召开了华北财经工作会议，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即将开始，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发行奠定了基础。1948年初，中央筹备发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这项重大的印制任务就落在我们印钞厂。局长杨秉超确定由杨琦和瞿英两位制版师负责。杨琦装扮工人，瞿英装扮农民，请画师画出图样，再雕刻成版，经严格审查后，正式印制“人民币”。我有幸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的第一代印钞人。

二、辗转南下历艰辛

1949年初，毛主席在元旦社论中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上海是国民党政府货币发行领导机关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所在地，设有专门印钞的中央印刷厂。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央下达了关于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切经济文化设施一定要力求保护好、接管好的指示。曾山主任强调：“国民党政府的印钞厂我们一定要使它回归人民，为人民所用，成为我们国民经济的重要机构。”上级要求我们厂组织人员，准备南下接管上海印钞厂，我成为南下工作队成员。

1949年2月，山东北海行局和各印钞厂组成接管人员从山东南下。一部分由杨秉超局长率领，以发行局干部为主，配备警卫武装，由几十辆大卡车组成运输队伍，满载新印的人民币和印钞纸张以及人民币原分版，以配合解放军解放新城市后，由军管会迅速投入人民币的印刷。另一部分是由发行局和各印钞厂抽调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共140余人组成的接管队伍，他们大多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从上海输送进入解放区的，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并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https://www.daowen.com)

我所在的印钞中队乘坐火车前进到安徽蚌埠北边的固镇时，铁路桥被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炸断，无法前进。领导决定每个人重新背上背包和武装，步行几十里，到达怀远县城休整。后勤部门给大家发了新军装和人民解放军的佩章，我的佩章号是“5216”，从而改变了过去穿着不一的杂乱军容。

在怀远休整期间，我们学习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党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入城纪律。4月初，我们乘船前往宝应、高邮、扬州等地。我们将山东带来的人民币，装在十辆大卡车中向南进军。1949年4月24日夜间渡过长江，到达丹阳郊区的一个村庄。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继续进行集训，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陈老总的报告。他谈到打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进上海一定要严格遵守城市纪律，等等。我们认真学习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大家都写了保证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底稿。

三、接管上海，印制人民币

1949年5月25日，由杨秉超、张瀛、冯锦章、张腊良带领几十位同志和十辆大卡车的人民币，浩浩荡荡向上海方向进军，一路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5月26日，接管组领导中央印刷厂与地下党领导会师，商定接管和迅速恢复生产的具体步骤和组织分工。27日，杨秉超、张瀛以军管会代表身份，会见了原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高风和中央印刷厂有关负责人，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接管办法，希望他们真诚配合。

5月28日上午，接管组派出军代表冯锦章、张腊良持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署的委派通令和接管命令进入上海印钞厂，全厂锣鼓喧天，职工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接管，共庆企业获得新生。5月29日，我戴上号码为“6794”的军管会臂章和号码为“4724”的财政经管会臂章，随冯锦章军代表进驻曹家渡三官堂桥边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即上海印钞厂。

我和朱承德分配到平印车间当军事联络员。该车间有职工一二百人，设备都是美国提供的三色自动印刷机，一次能印三种颜色。我们进驻车间后，团结教育职工提高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认识，发动职工积极投入恢复生产。没过几天，就开工全面印制人民币。不到两星期，第一批人民币成品就进入国家金库。

四、打击破坏人民币的犯罪斗争

上海解放前夕，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老百姓怨声载道。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立即发布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尔后二号令又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前完全废止金圆券。

接管工作完成后，管理和改造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敌人阻挠印钞生产，破坏人民币威信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上面领导告诉我们，敌人扰乱金融，破坏人民币威信的罪恶活动非常猖獗。他们公然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上海！”厂内个别暗藏的敌人也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恐吓群众，挑拨职工对军管会接管人员的不满。8月10日，有人用一个日本手榴弹缠上电线，伪装成炸弹，并写上反共字样，放在发电机下面，幸被迅速发现，在群众协助下很快破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949年6月1日，公安部门就破获了一起原国民党少校军官倪槐庭伪造人民币案件。从上海解放到1949年年底，军管会公安部门先后破获所谓“华中总谍报组织”“第二挺进纵队”组织策划的伪造人民币集团，其中主犯六人被依法判处死刑，还抓获伪造人民币、伪造银圆、贩卖假钞票的罪犯多名。与厂外破坏人民币的罪行相呼应，厂内暗藏的敌人和不法分子也利用解放初期厂内制度不健全的机会，偷窃生产过程中的人民币半成品和成品，发生多次失窃案件。此外，还发生过厂内印制人民币特别是新版人民币印制情况被泄露出去，造成人心浮动，干扰了金融工作，扰乱了市场。

在党组织领导下，我们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严加防范，狠狠打击。同时，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加强保密教育，不断提高职工觉悟，增强内部团结，积极为保卫人民币而斗争。同时，建立和健全特种管理制度。我们还组成共青团人民印制一厂总支委员会，广泛发动教育青年职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提高他们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1949年7月，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亲自坐镇上海，领导了一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金融保卫战”，从经济上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粉碎了敌对势力关于“共产党军事上打一百分，政治上打八十分，经济是打零分”的谬论。1950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陈云同志提出为财政经济好转而努力。因工作需要，我们印钞战线一些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带领印钞厂一部分青年职工转业到华东财政战线上工作。

七十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亲眼见证了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感到十分欣慰。展望美好的未来，信心百倍。

（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