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武与上海广播事业的接管

束晓冬

广播电台，作为现代化的传播载体，承担着辐射四方、传播信息的重要职能，亦是教育民众、进行舆论宣传不可或缺的工具。上海解放后，曾主持创办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并任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周新武在担任新闻出版处处长期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下设机构），从全局出发，分步推进，逐渐实现了对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成功接管，不仅很快恢复了运营，而且进一步将广播电台建设成为人民电台。陈毅在《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中，将整个接管工作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大阶段，本文拟按照接管工作的阶段性划分，厘清周新武任职期间有关上海广播电台接管工作的事宜。

一、准备工作

为配合接管华东地区新解放的城市，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建立华东新华广播电台。为了顺利创办华东台，1948年6月23日，周新武前往通讯局找曹丹辉局长和闻述尧副局长，了解装置广播机的具体情况、调试工作进度安排以及技术部门对人员、房屋、环境、设备等方面的要求。接着，他先后去找了华东局组织部和华东军区政治部等有关领导，物色创办华东台需要的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行政、保卫、交通、后勤等各方面的人员，力求人员配备齐整、机器完好。^[1]1948年9月12日，华东新华广播电台试播成功，并受命完成宁、沪、杭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接管任务。1948年11月，中共制定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并颁布了《如何处理接收城市的私营新闻业》的条例，为妥善接收作政策准备。^[2]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决定将华东台的干部按照三套配备，准备渡江后分别到沪、宁、杭接收广播单位，创办人民广播。^[3]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编入四大队为一个中队，周新武任大队长，华坚任中队长，向长三角进发。在淮安休整之时，华东局宣传部长恽逸群宣布了由华东局下达的接管沪、宁、杭三地广播电台的任务通知，决定派周新武、苗力沉等多数同志去上海。上海电台接管人员1949年4月27日从淮安出发，5月3日到达了丹阳，开始接管前最后的学习与准备。在丹阳，周新武认真学习上海地下党同志带来的《上海概况》，并听取每个上海市主要新闻单位的情况，包括政治背景、财产所有权、资金来源、人事情况、主要领导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4]他全面地了解了上海，并且学习城市管理经验，掌握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强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能力。1949年5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作了关于接管上海的报告，结合中央的精神和指示，系统地对即将面临的接管任务作了总结和安排，对接管新闻出版单位的工作从业务、政治态度、工作人员三方面提出了要求。^[5]1949年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市区，丹阳集训人员随即奉命进入上海。

“车至南翔即停止前进，因为闸北区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火车无法进入北站，只好改用公共汽车进入上海市区。车子经西郊进入徐家汇交通大学，我们住在教室里，没有休息就投入工作。”^[6]包括周新武在内，党的新闻工作者废寝忘食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至此，上海市新闻事业的接管正式拉开了序幕。

二、正式接收

1949年5月27日早晨，周新武带着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签发的给旧上海广播电台原负责人的命令和新的委任状，与华坚一起，乘车到大西路7号（今延安西路129号）旧上海广播电台。召集全台工作人员，宣布军管会的命令：“查上海广播电台为国民党宣传机构，兹任命周新武为本会接收专员，代表本会前往办理接管事宜。仰该机关所有在职员工，各安职守，迅即办理移交，切实服从领导，遵守革命法纪，并听候甄别录用。在接管期间，务须协助接管工作，保护资材、图书、账册、档案、车辆、用具等，并应由该机关负责移交人员、造具详细清册，确实报告，听候清点。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阴谋搞乱者，依法严惩不贷。除分令外，仰即切实遵照毋违为要。”^[7]伴随着苏州河以北的残敌被全歼，上海宣告全部解放，当晚，即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称开始播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相应成立。

（一）登记造册

上海市区解放后，所有国民党政权、军事、财经、宣传、警务、特务等各系统及私营业余广播电台纷繁复杂，需要对其登记造册，然后按照其政治背景和经历的不同，分门别类进行接管、军管、管制和支持。接收阶段属于接管的前期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的时期。各家广电单位情况不一，有些单位主动配合，另外一些则有所隐瞒，甚至拒绝被接管。在接收阶段中，周新武面临的挑战实为艰巨。

1949年5月31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发了《关于各接管单位系统的电台必须进行登记的通令》，开始对上海市新闻单位进行初步的情况统计。1949年6月2日，军管会颁布《无线电台登记及管理条例》，6月13日颁发《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理条例》，规定各私营广播电台均要如报纸、杂志、通讯社一样，到新闻出版处广播室先行登记，通过了军管会的审核后才可以继续广播和营业，并对登记入册作了11条具体要求。^[8]1949年6月29日，文管会召开上海广播界座谈会，夏衍、范长江在会上讲话，座谈会成为民主互动的有效形式，倡导各私营广播电台积极主动参加登记。^[9]除了接管上海广播电台外，周新武还负责接管国民党系统的两个企业。即大中华唱片厂和广播器材修造厂。

（二）分门别类，区别对待

上海市新闻出版处下属的广播室经过综合分析，制定了《广播室接收与管制对象分类一览表》，将电台分为四类，为顺利实现接管铺平道路。在这四类中亦可划分为国民党公营电台与私营电台两大类。作为被接管的对象严格地限于国民党的党、政（府）、军（队）、宪（兵）独资创办，直接控制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台。这些新闻单位性质上均属于官僚资本，政治上也是反人民的，是必须立即停业停刊的主要对象。详见表1。

在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新武主要负责上海广播电台、广播器材修造厂、大中华唱片厂三个机构单位，并且采取接管政策（没收其全部资产，停止出版）。

而管制主要包括外国教会经营的电台以及私人或以私人名义经营的电台。外国教会创办的电台仅有一家，即福音广播电台。私人创办的电台共30家，为新运、大同、合作、中国文化、金都、民声、大世界、亚美、大陆与大中华、东方与华美、元昌与鹤鸣、中华与自由、亚洲、新声、大亚、大美、华英、新新、远东、沪江、合众、九九、大中国、建威、大来、明远、华将、精美、天声、裕声。^[10]对这些电台分别采取登记管制和查清待处的对策——与国民党CC系勾结的“中国文化”“福音”予以没收、封闭。“合作”与“新沪”则改组为公私合营电台。^[11]“亚洲”等三家电台则因为反抗接收，玩忽法令，给予停播处分。剩下一些其他情况不明的电台，一律采取继续调查，再行处理的方法。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于1949年5月27日被勒令停止播音活动，听候军代表接管处理。周新武率领联络接管人员华坚、宋思慎等进驻该台，执行接管。其他由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直接主办或控制的广播电台，一律停止播音，并向军管会造册登记，听候处理，并责令解放前夕仍坚持反动宣传的远东等几家私营电台等写坦白悔过书。至此，上海地区国民党反动的广播基地已被彻底摧毁。^[12]

三、管理与改造

上海市旧广播电台事业的接收、管理、改造虽然为接管工作的三个阶段，在时间维度上看并不是一项接着一项进行的，而是在一个时空序列中，各自交错，分别进行。由于时间上的不可分割性，本文将管理阶段和改造阶段并入接管的后一阶段，以便统一叙述，避免硬性分割与事件错位。在周新武领导下，被接收广播电台的建设与改造工作逐渐有序地开展起来。

（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建设

旧上海广播电台秩序紊乱，接管后进行了整顿。原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台长陈辅屏和总务科科长都另有职业，自动请求离职，其余除专做国民党党务的职员外，工务科科长杨伯枢、传音科科长陈彬以下全体人员都继续留用，分配适当工作。原工作人员都对安排表示满意，切实体会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一视同仁的关心和爱护。随后，接管人员接收了原上海广播电台包括档案、财务、收发文件、印信密件、房地产、家具、机器、图书、唱片、器物等在内的所有物资。^[13]1949年5月29日，周新武受任军代表，接管国民党广播系统在上海的两个企业，大中华唱片厂和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所。1949年6月10日，李强、范长江与周新武等开展广播座谈会，6月14日在文管会的会议上决定将编辑部从解放日报社迁回电台，在市中心找适当房屋改建为广播电台（北京东路2号大楼，1951年3月迁入）。担负华东地区广播任务的上海第一台为一套节目，使用中波、短波各一个频率；上海第二台扩大为5套节目。总共6套节目，使用7个频率。文管会的这个会议为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9年8月6日，军管会正式任命周新武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苗力沉为副台长，9月1日，中共华东局开会讨论广播工作，决定夏衍和周新武分别担任华东广播事业管理处正、副处长，同时同意其提出的关于上海台广播工作的方针任务，主要干部配备和扩建预算。^[14]1949年9月底，上海市广播电台的接收工作全部完成，周新武着手开始对私营广播具体的广播内容进行整顿。^[15](https://www.daowen.com)

（二）管制广播内容

周新武接管电台后，对私营电台的广播内容进行管制，一扫之前虚假广告、低级下流娱乐节目以及编造的政治性新闻等陋习，使电台“有意义歌词，勿播靡靡之音”，^[16]并规定各私营广播电台每周的播音节目表都要事先呈报军管会审核，获得批准后才可播放。如果因故临时稍有更动，需要及时向军管会报送并备案；每天的广播节目和广播的内容必须在第二日向军管会交代其出处并作好书面报告，并且必须转播军管会所指定的节目；没有经过军管会许可，不可以有任何类似新闻评论、政治性演讲及通讯等自播未经审核的政治性节目，如果播送上海市报社供给的新闻节目，其责任自负。也不得有反对人民政府、反对人民解放军及任何反共、反人民、反对世界民主运动的反宣传与败坏风俗的节目内容。要求私营广播增加党的宣传任务，确保每天转播人民电台半小时，并经常插播一些政治稿件。^[17]各台可以在法令限制范围内播送正当的纯商业性的广告，但是不得在播送时作不利于当时政治、经济等的宣传。在播送娱乐节目时，应该慎重选择，节目内容要有启发和教育意义，不可以转播一切有问题的音乐、歌曲以及各种戏剧等。也不可以用外国语播送一切节目（教授外国语的讲座和军管会特别指定转播的节目除外）。^[18]1949年7月16日，文教管理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国际电讯检查暂行办法的布告，规定凡经由本市国际电台发出之电讯及口语广播不得直接或间接述及解放区内的各种情况，包括气象；匪机轰炸与扫射地点及损害情形；防空设施状况及机场所在地与状况；人民解放军驻地、人数、番号、供应、辎重或移动、电台及军事性质设备及工厂之情况；军管会、人民政府及其他一切党政军事机关及人民团体之所在地点。这成功防止了涉及上海市政府党政、军事等机密信息的泄漏。^[19]

（三）人员安置

在人员安置方面，采取留用和集训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动员受训人员下乡和遣散，对劣迹不化者开除或免职。这是中共针对人员安置所采取的初步方案。对待大多旧机关的工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给予工作和生活出路。^[20]继续留任原单位工作的人，不降低其生活标准；其他没有单位接收的工作人员，新闻出版处全部“包下来”，保证每个人的妥善安置。除了接收从工务技术、行政事务到编辑播音的旧人员外，又大胆、慎重地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包括青年学生和旧报馆的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革命知识分子。^[21]具体实施时，接管人员按照个人所长，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建设社会主义。年纪渐长者，主动请求回故乡的，军管会负责发放安家费和旅费，为他们的返乡之路提供一定经济保障。针对自谋出路的工作人员，军管会发放他们3个月的工资，保证其寻求新的就业机会期间的温饱。多数失去原单位工作的，却又有继续从事广电事业意愿的人员，集中到华东新闻学院进行学习。1949年7月于上海成立的华东新闻学院作为教育改造机构接收了因为私营新闻事业人事整编而被裁退的人员，华东新闻学院的办学目的是“出人才”，办学方法是“短、平、快”。它是适应1949年后应对新形势、新局面的产物，除保留培养新式新闻干部的目标外，还赋予了改造旧有报业人员，将其调离新闻岗位的功能。^[22]旧新闻单位的某些人员通过组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学习人民新闻观的精髓，逐步成长为适合党和政府需要的新闻人才。

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朐县委员会学宣文史委员会：《临朐文史集粹》，2000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1949）》，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3]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

[4]王达山：《集中学习和训练是党获取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以丹阳集训为案例》，《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第6期。

[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7]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

[8]《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的管理暂行办法》。

[9]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接管上海亲历记》，1997年版。

[10]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上海市档案馆编著：《上海解放》（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

[12]马光仁：《旧上海广播电台改造始末》，《新闻大学》1993年第2期。

[13]《中共广播事业处上海广播电台移交清册目录》，上海市档案馆藏，B92-2-1293。

[14]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接管上海亲历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4期。

[15]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相关史料，上海市档案馆藏，B92-1-269。

[16]上海市档案馆等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

[17]姚溱、周新武、苗力沉关于处理上海私营广播电台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藏，A22-2-9-1。

[18]《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上海市档案馆藏，B91-1-1-2。

[1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20]郝先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前后上海对旧人员的接收与安置》，《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1]上海市档案馆编著：《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

[22]贺碧霄：《建国初年上海私营报业的人员更替与思想改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