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与上海安保系统地下党

苗华云

一、出身贫寒，铸就一身正气

父亲苗雁群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孙家疃一个小渔村，因家境贫寒，小时候勉强读完小学，便开始跟着大人们干活。上船出海捕鱼、做杂工，上山割草，下田种地，分挑家庭的生活重担，什么样的苦活、累活、重活都跟着干。自小饱尝生活的艰辛，铸就了父亲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也孕育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弯腰，不屈服的刚强毅力，为他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4年3月父亲告别了父母妻儿，为寻找新的谋生道路离开了家乡。先到船上当过海员，之后只身来到上海。正巧，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房招募华人巡捕，父亲凭着年轻力壮和有一点文化便应聘考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成了一名巡警。不久便把母亲和全家接来上海，脱离了渔村，过着基本温饱生活。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的情报和保卫部门（也称“特科”）就派中共党员打入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发展了一些党员。在1936年前后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巡捕特支，直接隶属于中共江苏省委、省工委及华中局城工部的领导，遵守党中央对敌区“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积极配合工人、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同时，在宣传党的主张，揭露敌人的罪恶，收集敌特、军警的情报，营救革命同志和爱国志士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工委书记的刘宁一，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等同志都先后直接领导和联系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正式建立了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委员会，简称“警委”，直接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领导，直至上海解放。由此可见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在整个上海地下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奉命潜伏，从租界巡捕到汪伪警察

由于父亲出身贫苦，同情穷苦人，不满人压迫人的社会，是一名充满正气的热血青年，于是1937年就开始与巡捕房内的地下党员有了密切的接触。当他受到了党组织革命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后，他原本朴素的人生观得到极大的升华。从此他奋不顾身地、积极地投身到各次活动中去，如宣传新四军开展募捐活动、宣传抗日战争形势、鼓舞民众斗志。通过实际的斗争，父亲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从此他有了崇高的信仰并决心为之奉献终生。1940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对敌斗争中，在恐怖的白色环境下表现出色，同年12月被任命为公共租界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有了“巡捕”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他可以更加方便地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开展地下斗争，培养发展地下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团结和教育巡捕和警察，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敌人，收集情报，开展营救和策反工作，为以后的上海解放奠定了基础。如1940年秋冬季节，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一起规模颇大的巡捕大罢岗，起因是一部分巡捕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取消对华警的不平等、歧视性的规定，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捕房的地下党及时抓住时机领导了这场群众性的抗议斗争，使之成为一个有理的合法斗争，并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1941年至1944年父亲担任了公共租界虹口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情结日益高涨，当时美、英、法等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加深，地下党就利用了这些矛盾在巡捕房内公开提出了抗日口号。中国巡捕与美、英、法等国的巡官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均采取默认的态度，对中国巡捕的抗日情结不加干预和压制。地下党组织安全、隐蔽地开展活动，借此为党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确保了自己力量的同时也使地下党在巡捕房中站稳了脚跟，为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4年初，党组织决定在警察系统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各种外围组织，加速壮大党的核心力量。经过多方努力，组织得到较大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0余人发展到130多人，提高了党组织在警察系统中的影响力和战斗力。父亲在这一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上海党组织记功奖励，授奖章一枚。

从1941年2月到1945年8月，上海西租界巡捕房由汪伪政府接管，改为警察局。此时，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由张承宗直接领导。1945年5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父亲担任了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警委委员，直接负责领导沪东地区七个汪伪警察局的地下党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直至上海解放。(https://www.daowen.com)

负责警察支部工作的邵健、刘峰、苗雁群、窦敬良等同志需要先后进入淮南根据地，参加城工部组织的整风学习，同时准备在日本投降前组织地下党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斗。1945年5月，经地下党组织决定，父亲携带家属全部到淮南根据地参加革命和学习。得到通知后父亲是那样地开心，回来就对我们说：“我可以把你们带到家里了。”

很快我们就到了淮南根据地，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副部长的刘长胜同志亲自接见了我们全家，他对我父亲在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工作的出色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鼓励他要继续在这条战线上努力工作，作出更大的成绩，他对母亲能到城工部来参加革命工作表示欢迎。

在城工部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决定父亲返回上海，继续坚持党在警察系统的地下斗争。父亲听从党组织的决定，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家属都留在根据地，他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地下工作中，随时准备为党的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

1945年秋，父亲参加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和“警委”领导的在警察系统中发动向国民党警察当局要求“复职”和发还“养老金”的群众运动。此次行动在全市广大市民中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事情的缘由是：在抗战期间，汪伪政府借口要在警察系统中肃清英美思想，并将在汪伪警察局中的1 000多名警察无辜开除，导致大批警员失业，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警察局对这些被开除的警察不管不问。针对这种情况“警委”便通过下属的党支部和地下党员在警察中间进行个别串连，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很快就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当即向当局提出了请愿和强烈抗议。一支由1 000多人组成的请愿队伍，扛着大旗，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复职”的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福州路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然而警察局非但不解决复职的要求，反而将群众代表扣押起来。这便引发了抗议群众更大的气愤，口号声更加强烈。要求释放群众代表的呼声此起彼伏，顷刻，全市各大报刊的记者到现场实地采访，得到了媒体的积极支持。各分局的警察也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纷纷行动起来，参加了抗议和请愿活动，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和支持。由于社会舆论和在职警察的同情，给警察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难以收场，于是作了让步。首先释放了被扣押的群众代表，其次答应先将二分之一被开除的警察复职。这场要求复职的抗议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教育和鼓励了广大警察的思想觉悟。紧接着警委领导经过研究后决定再接再厉，将抗议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立即要求当局发还警察局扣压的养老金，以解决尚未复职警察的生活。所谓“养老金”问题是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时期，要求每个华捕必须每月从工资中提取百分之三到五的金额存入储金会，作为年老退职时的养老金。而日军进入租界后储金会被取消，原来存入的钱也未发还给大家。于是“警委”就在领导复职运动的同时，发动广大警察向国民党市政府提出要求发还这笔款项。然而国民党当局却采取拖延的办法，借口此事是以前租界时留下来的问题与他们无关，无法解决。针对当局这种无赖态度，“警委”研究决定，在1946年春节期间，向全市散发“告市民书”，将此事公布于众，争取社会各方舆论给反动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发动群众去英国领事馆交涉，要英国人兑现承诺，而英国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政府解决此事。国民党当局两面受压，很是头痛。感到此事如不能妥善解决，民众如继续去英国领事馆闹事，将会引来更大的麻烦。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发还被扣押的养老金，最终“警委”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三、解放战争，帮助接管上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把广大劳苦大众又一次推向水深火热的困苦之中。城市工厂倒闭破产，失业人数剧增，成千上万的贫穷百姓只能想方设法做一些小商小贩的生意来养家糊口。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反动当局的无理取缔。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摊贩有碍市容为借口，下令驱散，对违令者予以逮捕，并没收货物。国民党警察局正是这次行动的执行者，中共“警委”领导针对这一情况一致认为可以抓住这一事件大力开展教育、组织人民群众对反动当局开展一场新的斗争，深刻揭露反动当局的狰狞面目。他们把这一想法向上级汇报获得批准。首先通过地下党员在广大摊贩中开展动员教育，并在每个区域成立摊贩委员会，组织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当局高层，要求收回不许摆摊的命令，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小贩，退回被没收的货物。当这些合理的要求遭到当局拒绝时，地下党就通过摊贩委员会组织请愿抗议队伍，到市政府示威。可是反动派当局不仅没有接受请愿代表的合理要求，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疯狂逮捕仍在营业的摊贩，仅三天就有1 000多名摊贩被捕。“警委”领导指示各地下党组织，以摊贩代表出面，发动被关押的摊贩家属集体到关押摊贩的警察局门前要求探视亲人、送衣送饭、释放被捕摊贩、归还没收货物。示威人数由3 000多人增加到5 000多人。他们高呼抗议口号，并向沿街的商铺、行人散发传单，扩大影响，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反动当局调动了全市的军警对付示威群众，并开枪威胁，用消防水枪和警棍驱赶。群众毫不示弱，用木棒、石块与军警展开面对面的英勇斗争，有的甚至被流弹打伤，示威群众一面与敌人斗争，一面向全市人民控诉当局的反动本质，激发了全市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自发地主动停业形成了罢市的局面，使原先单一的摊贩抗议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市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群众运动。这最终迫使警察局释放了被关押的全部摊贩，归还了被没收的全部货物，对继续营业的摊贩也不加干涉。同时还被迫罢免了一些警察当局的高层官员，以作为向全市民众的一个交待。

还有一个事件发生在1947年7月27日，在上海金都大戏院发生了国民党宪兵与警察的冲突，造成了七名警察被打死，七名警察受伤，同时四名过路市民被打死，很多工人被打伤，这就是轰动全市的“金都血案”（即现在的瑞金剧场）事件，造成了戏院和附近商店的严重损失，社会秩序顿时大乱。几个警察分局得知这一消息，群情激愤，表示一定要为死难兄弟讨回公道，雪耻伸冤，高呼“公理定会战胜强权，血债定要血来还”等口号。警员们都无心再上岗执勤了，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形势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一情况，“警委”领导连夜向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作了汇报，并讨论了斗争策略、组织警察进行罢岗斗争等问题。张承宗同志指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向反动当局开展一场更有分量的斗争，旨在粉碎敌人不久前公布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反动气焰，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从发动警察罢岗入手，逐步扩大斗争范围，瓦解敌人，鼓舞广大群众的斗争志气，将斗争引向深入。“警委”立即将市委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确定了斗争的原则和策略，并向各个巡捕房地下党支部作了传达布置。党组织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警察队伍中广泛议论，并传播警察被宪兵残杀的消息，从而激发警察对宪兵的愤恨与不满，并发出了“为当局卖命生命无保障”“要为死难同仁报仇雪恨”等口号。经过一连串的组织发动工作，很快就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交警大罢岗的局面，岗楼无人上岗，交通无人指挥，顿时造成全市交通治安秩序大乱，重大交通事故不断，美国吉普车撞倒路灯电杆，冲进民房与商店，汽车撞伤行人，道路严重堵塞，整个城市乱成一锅粥。这一罢岗事件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震惊了全国，完全出乎反动当局的预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总动员令”颁布仅仅几天工夫，就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而更加让他们感到头痛和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事件竟然是从警察中开始的，为此蒋介石特派国防部次长来沪开展“金都事件”的调查。“警委”领导得知后，决定一鼓作气，再次发动组织警察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提出复岗条件，否则就继续无限期罢岗。市政府当局迫于无奈，只得接受警察提出的条件，作了妥协让步，使他们的反动气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积蓄力量，防止党组织遭到破坏，经研究后决定，先行复岗，再酝酿下一步具体斗争策略。由于事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解决，广大警察的心理状态和愤怒情绪仍在继续发酵。“警委”决定再组织一次斗争，利用警察为死难的同仁举行追悼会，扩大社会影响，组织数百人，分乘数十辆大卡车前往殡仪馆，一路上高呼口号，队伍浩浩荡荡，形成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气势。与此同时“警委”又以“金都戏院”惨案善后委员会的名义编写“申雪恨”小册子大量向市民散发，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宪兵的暴行，再次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声势之大使反动派当局坐立不安。这惊动了蒋介石，他多次电告上海当局，务必迅速平息警察罢岗事件，并指派警察总署专员和宪兵少将参谋亲临上海，会同上海有关方面对“金都事件”进行调查，又派国防部次长等12人来上海并由国防部军法处长评审此案，开庭前蒋介石下令将肇事的宪兵二十三团全部调离上海，同时将几个警察分局的局长以“处事失职”为由予以撤职处分，对惨案的直接宪兵凶手处以死刑，“金都血案事件”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8年2月上海申新纺织九厂的工人为改善生活、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斗争。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了大批军警，使用装甲车等机械化武器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10多人死伤，300多人被捕。为了配合“申九”工人的罢工斗争，上海地下党指示“警委”及时作出反应，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以“保警同仁会”的名义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和“告警察书”，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支持大罢工”等，号召广大同胞不要再为反动当局卖命，发动广大警察为死难者家属，受伤被捕者家属开展募捐活动。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们的罢工斗争，进一步扩大了罢工斗争的范围，最终迫使当局不得不作出适当的妥协。

1949年初，“警委”根据上海地下党市委的指示，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和配合我党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需要，要从各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首先针对当时在国民党警察队伍中，普遍存在惊恐不安，认不清形势，看不到前途的心理状态。“警委”就针对这一情况及时向地下党支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从关心群众利益出发，通过党员用谈心交流的方式，对警察进行认清形势，明确出路，看清前途的教育。要求每个党员确保联系几个乃至十几个警察，启发大家自觉地相互保证，相互监督，绝不做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保护好警察局内部的各类档案资料及物资。提出“互保立功”口号，争取为迎接上海的解放立功作贡献。进一步团结一大批基层警察让他们积极靠拢在党组织周围，极大地孤立了少数的反动警官，从而使党的外围组织迅速扩大起来，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对那些经过长期考验和党组织严格审查，表现突出，符合入党条件的警察发展到党的组织中来，使党的组织力量得到壮大，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作用。直到上海解放，警察系统已发展党员500多人，占整个上海全市8 000多名地下党员人数的6.25%。能够在国民党军、警、特、宪的营盘里，在敌人的心脏中，布下了这么多特殊警察，活跃在这条战线上，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父亲作为这条战线上的主要领导成员也是不可或缺的。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平津、辽沈和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上海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委为配合第二战线的人民革命运动形成了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一大批无名英雄隐蔽在敌人的心脏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充分利用在警察内部的互保立功运动，密切监视敌特及上层军政要员的去向，保护好机关的档案，掌握要害部门的政治情况，适时地向一些顽固的反动头目发出了2 000多封警告信，广泛宣传我党提出的“约法八章”内容，积极开展护厂、护校、保护机关，防止国民党搞破坏等活动，为配合解放军顺利进城作好充分准备。1949年2月为了更好地配合迎接上海的解放，警察党委成员分别参加全市各大区委的工作，使做基本群众工作的与做敌人心脏内部工作的人员紧密结合起来，便于加强各方面的联系，支持各界民众的护厂、护校运动，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厂队、人民保安队等，为迎接上海的解放从组织上作了大量的准备。父亲当时是沪东大区委地下党领导之一，这个地区是上海工业重地，也是学校比较集中的地区。提篮桥上海监狱坐落在这个地区。1948年3月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王中一和他所领导的100多名地下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先后遭到敌人的逮捕。1949年初，其中部分同志被判刑和转移到提篮桥上海监狱。上海市委领导为了确保狱中同志们的安全，决定由父亲领导监狱的地下党支部积极地进行营救工作。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面临的失败，要垂死挣扎。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会同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一再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其疯狂地搜捕革命和进步人士。当时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就有50多名同志，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处在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杀害的危险之中。营救工作成了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父亲临危受命，立即就深入监狱，与地下党支部一起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监狱大营救任务。

上海监狱位于沪东提篮桥地区，又称提篮桥监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期间推行殖民统治而建的一座远东最大的监狱，许多革命志士在这里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摧残和折磨。被关押同志的安危时刻牵动着地下党领导和同志们的心。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多次与父亲和“警委”领导研究分析，制订营救方案。商定的原则是不仅要尽力保证狱中同志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好整个监狱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一场营救和护监斗争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首先监狱党支部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监狱长，使他弃暗投明，接受我地下党的指令，拿下了监狱的全部枪支弹药，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确保了监狱中同志们的生命安全，取得了监狱营救的重大胜利。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直逼上海，为保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能够完好无损地重回人民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的破坏。“警委”遵照市委的指示要对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劝降工作。当时防守在上海苏州河外白渡桥到杨树浦沿江一线的国民党青年军二零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师长叫方懋楷，此人与某地下党员有过同学关系，我党曾通过外围组织与其有过接触，但效果不佳。根据掌握的情况，他一方面表示要效忠国民党不动摇，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对时局的悲观，感到前途渺茫，心理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中。此时战事已逼近上海，面对如此紧要关头，地下党派父亲去做他的策反工作。父亲抱着对党的忠诚，直入敌军师部，直接面对敌方的师长进行策反劝降。父亲首先对敌师长分析了眼下的形势，明确地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消除了他心中的顾虑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一丝希望，并且指出放下武器、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避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经过父亲的劝说和引导，方懋楷最终被打动了，他选择接受我党指出的光明道路，决定率领部队投诚起义。他首先下令驻守在公和祥码头师部的一个营向解放军缴械投降，为我军顺利解放沪东地区清除了障碍，接着又下令驻守在沿江一线的二零九师所有部队全部都放下武器，保证我军顺利通过。

父亲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受到了市委领导和警委领导的充分肯定，这也是他为上海的解放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和高度评价。

（作者系苗雁群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