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见证了上海的解放
父亲见证了上海的解放
石雷
一、父亲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华中
浙东纵队诞生于浦东，发展壮大于浙东。1941年春，党在上海浦东的一支800余人武装来到浙东，华中局又派来一批骨干，汇合浙东党组织及游击队，一起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到北撤时，武装队伍15 000余人，发展根据地两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万，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浙东纵队发展历史上有几个名字“宗德三大”“五支四大”“暂三纵”。“‘显超部队’，是由爱国青年吴显超（吴泽英）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吴显超，新昌县桃源乡刘门坞村人。新昌沦陷后，在其父吴三茂的支持下，于1941年12月，联合进步青年章一萍（章成阳）等，自筹20余支长短枪，组织了一支50余人的抗日队伍。”[1]我父亲石秋帆（石中玉）就是在中共党员孙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显超部队’从自发的抗日武装走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的道路，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范例。”[2]
1942年8月，华中局批准何克希、张文碧、刘享云、连柏生四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何克希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部队。中旬，在鸣鹤场成立司令部。为继续灰色隐蔽，仍没亮出新四军旗号，而用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的番号。何克希（化名何静）任司令，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任政委。司令部成立后，部队统一整编，将南进支队改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林达，政委蔡群帆；将暂三纵大部改编为第四支队，支队长吴建功，政委吕炳奎；将淞沪五支队一大队改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兼），参谋长张席珍；将淞沪五支队五大队改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大队长周振庭；将五支四大第三中队改编为海防中队；将暂三纵特务大队等改编为司令部警卫中队；新国民兵团的番号不变；保留教导队。此后，部队虽有多次调整，其番号沿用至1944年1月。
1944年1月5日，遵照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浙东部队在姚南横坎头正式公布和接受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结束了长期的灰色隐蔽。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下辖第三支队，支队长余龙贵，政委林达；第五支队，支队长王胜，政委邱相田；金萧支队，支队长蔡群帆，政委杨思一；浦东支队（后称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政委姜杰；三北自卫总队，总队长兼政委王仲良，参谋长张席珍；南山自卫总队，总队长罗白桦，政委刘清扬；另有直属教导大队、海防大队和警卫大队。
1945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谭震林任政委（未到任）；统一指挥苏南、浙东部队。至4月，军区下辖4纵队，浙东纵队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纵队领导人和所辖部队没有变动。5月，张翼翔从新四军二师五旅副旅长调任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7月，经新四军军部和苏浙军区批准，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第五支队组成浙东游击纵队第一旅，纵队副司令张翼翔兼任旅长，谢忠良任参谋长。“新昌大队编为浙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3]反正的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五纵队改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纵队副司令张俊升兼任旅长，王仲良任政委，朱人俊为政治部主任。第三支队支队长蔡群帆，政委钟发宗；第四支队支队长程业棠，政委林达；金萧支队支队长彭林，政委杨思一（中共金萧地委书记兼任）。北撤前，浙东纵队下辖第一旅、第二旅、金萧支队、淞沪支队，及余上特务营、三北独立营、海防大队、警卫大队和军政干校。
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4]9月22日，华中局致电粟裕、叶飞、金明等“由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迅速集结完毕以后立即出动，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及地方干部作第二批转移，时间在第二纵队（浙东纵队）转移到安全地区后，第二纵队以大部主力及高级干部为第二批转移，经苏南至江北越快越好”。[5]同日，华中局致电谭启龙、何克希，要求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应立即全部撤退。谭启龙后来回忆道：“正当我们向敌后伪据点分路进军，把主力集中在宁波城外，准备攻取这个浙东沿海的大城市时，却传来了‘放弃浙东、全军北撤’的命令。”[6]“我放下手头的文件，迅速地把报夹子打开，电报上面冠着‘加急’两个字，发报栏内署着新四军军部首长的名字，我照着排列整齐的字句一行行地读着，每一个字都紧扣住我的心扉：‘浙东纵队务须于七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东——’我的手禁不住地抖动起来。的确，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使我不敢相信。但这毕竟是事实——电报、军部的命令！”[7]“我们紧张地执行军部的命令，七天的时间对我们来讲是短暂的，它不允许我们丝毫松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撤走一部分伤病员，动员一批能走的，并能在上海、杭州找到关系的伤病员，弄到合法的身份后，从陆上撤去。”[8]“我把留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人分成三批，准备同时在临山、观海卫、古窑浦登船渡海，我被指定带领纵队机关、一部分地方党委、教导、四明山自卫队和警卫营5 000人，从古窑浦渡海，我们约定各自行动，以江苏青清为中途集结点，以便在那里会合后，过江去苏北。”[9]
9月30日，浙东纵队副司令、二旅旅长张俊升率二旅及余上特务营在临山登船，10月1日在海宁县的黄湾登陆。2日遭国民党顽军进攻，即转移至澉浦。3日与顽军激战终日，因寡不敌众向平湖乍浦转移。“10月4日拂晓，第二纵队另一部北渡至海盐澉浦登陆时，遭到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一零八师共7个团三面包围，第二纵队背水一战，拼死冲杀，反复争夺，血战16小时，伤亡233人，才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10]我父亲他们感叹道，由于何司令正确指挥和果断决策，指战员英勇作战，在付出重大损失后，终于突出重围。可惜这些新四军将士没有牺牲在日伪的枪口下，却倒在自己中国人的枪口中。
何克希同志逝世后，粟裕等八人联名写了一副挽联：“雨霁天晴，方幸四化垂成，扺掌京都，音容宛在，何期遽尔成千古；国难民疾，敢将丹心许国，比肩沙场，新华创业，一生奋斗著丰碑。”这副由舒同挥笔书写的挽联，表达了战友们对他的深厚情谊和深切怀念。叶飞将军更是在悼文中评价何克希是“一代儒将”，称赞其是一个卓越的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员，特别是他指挥浙东部队澉浦突围和孟良崮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二、父亲随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了南京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和第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执行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的任务。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总兵力7.4万余人。11月16日，浙东纵队连以上干部在涟水集合。张云逸副军长宣布中央军委成立新四军一纵队的命令。17日，浙东纵队一旅、二旅分别编为新四军一纵三旅和新四军独立一旅。21日，新四军一纵队开赴山东，改属山东野战军建制。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我父亲先后在一纵一旅三团三营部和特务营部工作，后来调一师师部工作。
1947年第一季度，山东与华中军区进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第三野战军，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十一、第十二纵队）。
1947年8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确定：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由陈毅和粟裕率领，执行外线进攻作战任务。我父亲回忆说，在山东这几年战斗中，最艰苦的是鲁南出击，外线作战那段时间。因为没有老解放区的后勤保障，也没有老百姓的支持。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改编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六十师，下辖一七八、一七九、一八零3个团。从此这支部队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变成驰骋祖国大地的野战军主力部队。我父亲在一纵一师政治部组织科、教导团和训练队工作。
1948年秋，华东野战军主力奉命在中原野战军之第九、第十一纵队及部分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0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使山东省除青岛等少数城市外全部获得解放。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鲁中南纵队与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军吴化文部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属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建制，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零三师，于怀安任师长，彭胜标任政治委员；第一零四师，方明胜任师长，严政任政治委员；第一零五师，何志斌任师长，宋宪章任政治委员。全军共2.2万余人。何克希政委带30套政工班子参与了这支部队的合编工作。我父亲奉命到第三十五军一零五师三一三团一营机枪连当连长。
在国民党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出现过3个第69军”。[11]吴化文部追根溯源为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韩复榘投蒋介石。吴化文追随韩复榘投蒋，任第三路军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1938年初韩复榘死后，该部滞留山东，隶属山东省政府。1939年后隶属鲁苏战区。1940年吴部扩编为新编第四师。吴化文任师长。后转归沈鸿烈指挥，吴部改称山东保安第一师，吴任师长。其后，吴部开始与八路军发生摩擦。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部公开投降汪伪政权，20日改编为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为总司令。吴部是山东伪军的主力，投敌时兵力达一万二千人，部属在密山南麓一带，并协同日军进攻中共控制的解放区。1944年7月29日吴部被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下辖第六、第七军两个军及直属第五十师。至1944年年底，吴部经过与八路军的数次战斗，仅余残兵6 000人，1945年经补充有9 000人。
抗战胜利后，吴化文又再次投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其改编为“先遣军”第四路军，吴化文任总司令。10月，吴部由安徽蚌埠被调往山东兖州。11月初该部第一、第六师两个师的主力又被八路军歼灭。1946年2月吴部缩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山东保安第二纵队，吴化文任司令。1947年3月吴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整编第八十四师，吴任师长，归邱清泉指挥。此时兵力近两万人。1948年春，吴化文所部整编第八十四师奉命在鲁西一带与解放军作战。4月，吴部奉命车运济南，归王耀武指挥。5月，吴化文部留守济南。
济南战役前夕，王耀武为拉拢吴化文，力保吴升任整编第六十九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同时王耀武将山东省保安部队中的一个保安旅拨归第八十四师以弥补一六一旅的损失。划归的部队后暂名为第六十九军独立旅。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开始。19日，国民革命军整编第八十四师之一五五旅、一六一旅及第六十九军独立旅，在第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的带领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鲁中南纵队在解放战争初期，与吴化文部曾经战斗过。鲁中南纵队的干部把吴化文部视为死敌，反对合并，认为这是“包办婚姻”“强迫婚姻”。陈司令出面做工作，他在贾汪会议总结时说：“华野编16个军，4个兵团。鲁中、渤海、江淮三个纵队不编，充实三个起义部队。这样合编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向他们说清楚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杂牌看待，也没有当客人看待，而当自家人一样。”鲁中南纵队的人对此依然不服，后召开全军干部大会，吴化文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罪恶，矛盾才缓和下来，完成第三十五军的整编。2月9日，华野改称第三野战军。军以下按三三制设师、团、营，师、团的番号则按全军序列排列。
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方案。子夜起，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开始强渡长江，渡江战役开始。总前委在制订渡江战役作战计划时，贯彻的方针也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部分兵力钳制白崇禧集团，以主要兵力首歼汤恩伯集团，“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12]由此可见，总前委对于夺取国民党的政府政治中心南京，是高度重视的。
总前委对于渡江战役发起后国民党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5种情况的估计。[13]针对可能出现的敌情变化，《纲要》规定：如敌实行第一方案，第三野战军则全力于宁沪线上同敌进行决战，第二野战军以一个兵团进至衢州附近，截断浙赣线，其主力沿江东下，攻取芜湖、南京；如敌实施第二方案，则改第二野战军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如敌实行第三方案，第二野战军以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第三野战军全力负责解决无锡、上海、杭州地区之敌；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攻取南京，第三野战军攻取杭州、上海；如敌完全混乱，则以实际情况临机处置。[14]
从《纲要》对5种情况的处置来看，前4种情况，总前委都是确定由第二野战军来攻占南京。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判断：“在我军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战斗来解决问题。”[15]渡江战役前，粟裕考虑，国民党可能在南京组织较为顽固的抵抗，因此，在南京的正面，解放军只作牵制而不是强攻，将主力向南京外围展开，形成钳形攻势，随后解放南京。总前委决定加强攻击力量，力求一举拿下南京。因此，总前委计划由战斗力强大的陈赓所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登岸后，准备以一部沿江东进……并准备夺取南京”。[1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改编自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所部，虽然是起义部队，但在我军政工人员悉心教育下，该部军事素质和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淮海战役后，第三十五军开赴邳县一带整编，与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归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建制，吴化文仍为该军军长。由于鲁中南纵队的加入，第三十五军战斗力极大增强，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这支新组建的部队，第一个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
渡江战役前夕，第三十五军配属第八兵团作战。1949年4月8日，粟裕电令第八兵团：为求主攻方向之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钳制镇江、扬中段之敌。粟裕电令第三十五军：“保持与两浦之敌接触，在我军发起渡江作战时，同时攻占江浦，尔后各个逐次歼灭浦口外围之敌，从正面钳制南京守敌。该军何时南渡，尔后视机决定令行。”[17]4月11日，第八兵团给第三十五军下达作战命令：“三十五军附野炮一个连应于渡江战役发起时（14日晚）以全力攻占江浦城，尔后逐次歼灭浦口外围之敌，进逼浦口，威胁钳制南京之敌。”[18]由于暂时没有渡江任务，因此当时没有为第三十五军准备渡船。而同在第八兵团的第二十军配备了367只渡船，第二十六军也配备了280只渡船。[19]至4月16日，第二十军有船426只，第二十六军有船130只。[20]没有配备船只，表明第三十五军不在渡江作战的主力之列。
第三十五军的主要任务是钳制当面之敌。1949年4月初，第三野战军前委泰州会议上，决定由“第三十五军在第八兵团的统一指挥下，配置在津浦铁路两侧全椒、滁县、乌衣地区，任务是采取积极动作，封锁江面，钳制南京敌人不使逃跑，以配合我各路大军渡江包抄和消灭敌人”，“为了把国民党二十八军牵制在长江北岸，总前委指示三十五军，不要立即攻占‘三浦’和炮击南京”[21]。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明确了第三十五军的主要任务不是解放南京，而是牵制长江北岸的敌第二十八军。
4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一零三师全歼江浦的国民党军。粟裕对第三十五军下达命令：“三十五军今晨已攻占江浦，并以一部控制新河口封锁江面，主力本晚向浦口外围攻击，该军尔后行动，依战况发展另定。”[22]直到此时，解放南京的任务仍然没有交给第三十五军，该军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消灭“三浦之敌”，后续行动待定。第三十五军经一昼夜激战，于22日清晨，攻克浦镇。
至22日晨，解放军中、东、西三个集团百万大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军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22日中午，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全线撤退。由于原定接管南京至芜湖的二野第四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皖江地段，转到南京尚需十余日，因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商定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的城防任务。而第三十五军经激战，全面占领“三浦”，具备了进军南京的最佳出发位置。解放南京的光荣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刚成立不久的第三十五军身上。
第三十五军云集浦口之际，接到总前委来电：“据悉，蒋介石可能已放弃首都南逃，望你军立即探实情况，并伺机占领南京。”[23]粟裕电令第八兵团：“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十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24]随即，第八兵团电令第三十五军：“如发现敌已确实撤退，你们应不失时机，立即向南京正面强渡，进驻南京（因其他部队赶不及），切实维持治安秩序，看管大小工厂、仓库、电台及一切建筑物。如敌之一部据隅顽抗，应予以消灭。”[25]22日下午，第三十五军首脑机关在浦口火车站开会，制订了“迅速渡江、占领南京”的作战方案。方案决定：为了解决渡江用船极其缺少的困难，号召全军指战员都要投入寻找船只的任务。(https://www.daowen.com)
23日上午，第三十五军各部相继到达浦口，准备渡江。但第三十五军原无近期渡江作战任务，没有渡江作战计划，手中没有一艘渡船。傍晚，第三十五军一零三师侦察部队从南岸带来了一艘小火轮和几条民船。军部决定，一零三师侦察队首先进城侦察情况，然后一零四师分批过江。午夜时分，已过江的战士又在南岸的三岔河里找来一只大柴油船。很快，经一夜的运输，第三十五军全部抵达南京城。
第三十五军原定渡江后的作战部署是：由先头部队首先控制南京外围阵地、山峰，然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围歼南京守敌。[26]但由于守敌大部逃走，原定的作战计划变成了接收南京城。陈赓的第四兵团此时正由南京上游强渡长江，当得知第三十五军已进入南京，陈赓所部向南直接攻击浙赣线之敌，陈赓日记中写道：“原定我们攻占南京的任务已不需要我们了。”[27]
24日，一零四师三一二团特务连占领国民党的总统府，一零五师从浦口渡江后直插南京中心，三一五团进入总统府，在总统府门楼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第三十五军从成立到撤销番号，为时不到一年，成为解放军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军。但解放南京，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是解放战争中渡江战役彻底胜利的标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解放南京的殊荣，落在了第三十五军肩上，这也是第三十五军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后来回忆：“能够在兄弟部队作战的配合下圆满地解放国民党首都南京，这是我们三十五军的最大光荣！”[28]
在24日清晨，粟裕和张震致各军、各兵团等的电报中，令三十五军负全责维持南京秩序。同时令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副政委江渭清率部赶往南京主持工作。陈士榘任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任政委。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4月29日，粟裕命令三野第八兵团的第二十四军前往南京接防，三十五军调往杭州。三十五军离开南京后重新归属第七兵团建制。1950年1月，“第三十五军番号撤销。军部及军属炮兵团调归华东海军。所辖三个师调归浙江军区”。[29]
三、父亲随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打回了上海
1947年9月30日，华东军区将所属渤海军区部队，在山东省博兴县小高家改编为渤海纵队。袁也烈任司令员，周贯五任政治委员。下辖渤海军区特务第一、第二十团，第二军分区第十一团，第四军分区第二十一团合编组成的新编第十一师和第七师，共1.3万余人。隶属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1948年9月，参加济南战役，协同兄弟部队由东面攻入济南城。战役结束后，担任济南城北警备任务。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于战役第二阶段进占徐州并担任警备任务，继而以一个师南下参加阻援，保障兄弟部队围歼黄维兵团，后全纵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作战。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渤海纵队与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属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建制。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张震球、孟绍濂任副军长，欧阳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七师改称第九十七师，杨干三任师长。第十一师改称第九十八师，崔振伦任师长，曾旭清任政治委员。国民党起义的第五十九军所部改编为第九十九师，傅继泽任师长，秦化龙任政治委员。全军2万余人。1940年5月，“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在枣宜会战时在湖北宜城之南瓜店战斗中殉国”，成为一代名将。
1949年4月，第三十三军参加渡江战役。我父亲奉命从三十五军到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二九二团一营一连当连长。5月，第三十三军在上海战役中，攻占杨行后，又协同兄弟部队攻占吴淞、月浦、宝山等城镇。尔后，担负该地区警备任务。7月，第三十四军第一零零师归第三十三军建制。我父亲印象深刻的是，为了落实陈司令给上海人民见面礼的命令，部队占领上海的头三天，全体官兵露宿街头。得到上海人民的尊敬、信任和支持。“上海各界人士齐赞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西方通讯社也纷纷报道，胜利之师睡马路，情景感人。”[30]我叔叔石中磐从浙江新昌老家赶到上海。看到驻守在十里洋场的我父亲，露宿街头。他马上投身革命，加入解放军。
1950年11月，“第三十三军奉命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零零师依次改编为公安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师，第三十三军番号同时撤销”。[31]我父亲奉调从公安第十五师司令部到华东军区后勤部营房部秘书处报到。
四、结论
“等着吧！浙东的人民，我们一定会回来。……历史是最好的证明，四年以后，我们终于回来了，浙东纵队的指挥员不但回到四明山重见亲人，而且还和全国人民在一起。”[32]父亲解放后数次到上海出差，他们战友重逢，重回浦东。他们悼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开发浦东是几代人的夙愿，也是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老战士的愿望。
早在1918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在上海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世界东方大港的构想。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也曾经有过开发浦东的设想。后来的历届上海市领导也都曾经一再将浦东开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标志着浦东开发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2][3][4]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8、169—170、317—318页。
[5]《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475页。
[6][7][8][9]谭启龙：《惜别四明》，《星火燎原》，解放军出版社1962年版，第9册，第35、365、36、37页。
[10]《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11]张明黄、刘立勤编著：《国民党历史上的158个军》，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12][13][14]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6、327页。
[15]《粟裕年谱》编写组：《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439页。
[16]政治学院第一军事教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四）》，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7][19][20]《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2、778、778页。
[18]南京市档案馆：《解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21]《渡江和解放南京》编写组：《渡江和解放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22]《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页。
[2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渡江战役史事新探》，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委编纂出版处1989年版，第108页。
[24]《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473、477页。
[25]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渡江战役史事新探》，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委编纂出版处1989年版，第108页。
[26]《渡江和解放南京》编写组：《渡江和解放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27]陈赓：《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28]何克希：《打过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军文艺》1959年4月。
[29][31]张明金、赵功德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个军》，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17页。
[30]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32]张明金、刘立勤编著：《国民党历史上的158个军》，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