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茨小说国内外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对欧茨及其作品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从欧茨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多重主题和艺术手法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阐释和解读。阿尔弗雷德·卡津［4］（Alfred Kazin）在《生命中最亮眼的书》中的第六章描述了这位新兴的女作家。卡津总结了欧茨创作的主要特点：她是一位社会小说家，她的作品的核心是关注丰富的内心世界。沃勒［5］（Waller）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评论欧茨的小说，认为欧茨像劳伦斯一样采用了心理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诺曼是第一位将欧茨的艺术创作置于文学批评的大框架下研究其短篇小说的学者，认为欧茨的作品“完全来源于悲剧传统，她相信自我可以通过斗争赢得个性和身份进而实现自我超越”［3］5。
虽然欧茨在写作上成就非凡，然而，她的作品早期饱受非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接受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许多评论者认为她的作品存在有争议的暴力行为。他们批评欧茨的作品充斥着“纵火、强奸、精神崩溃、谋杀、自杀”等暴力主题。20世纪80年代，欧茨逐渐被批评家和学术界承认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玛丽·格兰特［3］（Mary K.Grant）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悲剧视野》研究了欧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小说。格兰特从暴力的视角对欧茨作品中的社区意识的悲剧性迷失、悲剧和暴力的语言、悲剧的视野进行了探索。她也总结了欧茨小说中的女性、城市和社区三个主题。沃勒［5］在《梦幻美国》（Dreaming America：Obsess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Fiction of Joyce Carol Oates）中把欧茨比作劳伦斯：像D.H.劳伦斯一样，她的作品揭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性格，并且她拒绝将个性塑造成完美的艺术。本德（Bender）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居住艺术家》中研究了欧茨的小说《颤抖的秋天》和《玛丽亚娜的情人》并指出：“欧茨是一位博学而严肃的艺术家，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当代文化混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6］254格雷格·约翰逊［7］（Greg Johnson）在《理解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中介绍了欧茨的生平，并对她进行了总结。此外，还分析了她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和情节，并指出：“她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是悲剧人物，他们对群体意识视而不见，欧茨把这种意识视为是文化的潜在救星。”埃伦·弗里德曼［8］（Ellen Friedman）将欧茨的人物塑造同她作品中引用的荣格、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考察。
20世纪90年代，对欧茨作品的批评趋于多元化。乔安妮·克雷顿［9］（Joanne V.Creighton）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欧茨中年时期创作的小说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这些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观点和“现实主义”倾向。格雷格·约翰逊［7］记录了欧茨的故事和生活。他指出，欧茨作品中主题、风格的形成及其动机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布伦达·戴利［10］（Brenda Daly）在《奢华的划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小说》中指出，欧茨是进步的女权主义者之一。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11］探索欧茨短篇小说中的背景、主题、心理状态、哥特式恐怖小说等。肖沃尔特对于欧茨作品中过多的暴力描写有独到的见解并指出，欧茨并没有将哥特式作品看作是对女性的歇斯底里进行披露，而是将它看作对美国混乱社会的控诉。
在21世纪，格雷格·约翰逊［12］出版了一本采访录《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对话集（1970—2006）》，对欧茨从1970年到2006年的文学生涯做了全景式回顾，为研究欧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加文·科隆·布鲁克斯［13］（Gavin Cologne-Brookes）撰写的《黑暗之眼：乔伊斯·卡罗尔的小说》强调了欧茨晚期作品的社会价值。这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位千变万化的作家。莎伦·迪安［14］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大瀑布》进行解读，认为《大瀑布》是一部社会小说，人们能够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大瀑布崇高、庄严、神秘的力量和美国工业对环境的污染。
欧茨的小说创作不仅受到了国外评论界的关注，也逐渐进入了中国评论家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翻译、介绍、评析欧茨的小说。国内的评论者主要是采用各种文学理论对欧茨的文学创作、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和艺术手法等进行研究。有的评论者，如徐志英、林斌［15］等从欧茨的艺术风格角度出发对欧茨作品中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季水河［16］认为，中国对欧茨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欧茨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伦理批评和暴力与悲剧创作研究等方面。单雪梅［17］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看其女性主义意识的演进》一文中认为，欧茨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是社会文化催生的产物。刘英、栾红敏［18］在《学术竞争与群体关怀：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学院小说”主题研究》一文中从学院小说的角度对欧茨的作品进行解析，认为欧茨的作品中透露着“人性的关怀”，“以怀柔化竞争，以互爱替代冷漠的主题是她学院小说的真正命脉所在”。刘晓燕［19］运用利科的叙事伦理思想从欧茨小说中人物自我叙事的身份认同出发，研究人物他者叙事的伦理交流纬度，最后回到社会叙事的传承与超越。在层层递进的论述框架中详尽地分析了叙事与自我、他人和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揭示出欧茨小说人物叙事伦理的深层意义。王静［20］立足悲剧理论，探讨欧茨在20世纪30—60年代美国人面临生存困境过程中的悲剧写作与悲剧意识。欧茨小说中的人物因为命运、性格、社会环境和伦理冲突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悲惨的结局，这些人物作为20世纪美国人的代表不时地流露出悲剧式的缺陷，但他们普遍表现出的令人称道的激昂个性使其在斗争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王晓丹［21］探讨了欧茨笔下的人物在文化身份、种族身份、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困境和焦虑。此外，国内论文中对欧茨作品做简单介绍的也占了较大比重，如张群的《美国人的心理——读欧茨的新作〈僵尸〉》和冯亦代的《欧茨的新作〈花痴〉》等。
暴力这一主题一直是评论界研究欧茨小说的重点。朱荣杰［22］把女性与暴力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是暴力的牺牲品。王弋璇［23］使用空间理论探讨暴力与冲突的内在原因，认为两者的冲突来源于现实中的抽象空间现状，以及权力化的空间构型所带来真实与想象的分裂。胡小东［24］对欧茨作品中悲剧性或暴力特征的分析认为，与自然主义作品中所体现的无助与无望不同，欧茨的创作目的在于唤醒读者对人生局限性的理解并帮助他们“超越人类存在炫目的繁杂性，步入超越性／神性的存在”，欧茨真正的创作意图在于展现“超越”的可能性，而并非“揭露人物噩梦般的生存现状”。许晶［25］主要探讨欧茨笔下的人物在文化身份、种族身份、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困境和焦虑。许晶探讨了欧茨笔下意志暴力、阶级暴力、体制与身体的双重暴力、种族间的慢暴力和历史书写的暴力等五种暴力描写背后体现的对他者之爱的伦理关怀。
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欧茨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郭英剑［26］认为，《大瀑布》是一个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故事，它隐含了欧茨这样的观点：“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弱小的、无助的……人们还是应该敬畏大自然。”韩龙［27］提出，在小说《大瀑布》中，欧茨建构出大瀑布和尼亚加拉河、德克与妮娜、阿莉亚与子女三对核心意象，分别对应自然生态毁坏、社会生态混乱和精神生态疏离，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多重危机，充分展现了欧茨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张生茂［28］认为，虽然欧茨不是生态主义者，但是她对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深感忧虑，主人公为维护生态环境的公正而遇害，但在多年后得以平反昭雪的经历彰显了欧茨对生态问题的乐观态度。杨建玫［29］以生态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为框架，采用宏观把握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欧茨小说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欧茨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综上所述，欧茨擅写暴力已是共识。综观国内外评论界对她作品的研究，国外鲜有研究者研究欧茨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国内对欧茨的生态思想研究仅集中于《大瀑布》等少数作品，且是零星的研究论文，系统研究欧茨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的著作较少。从研究思路来看，国内研究者从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对欧茨作品进行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他们采用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对小说中的主题、人物和艺术手法的研究及成果较多，评析较有创意。因此，有必要透过欧茨笔下的暴力现象，进一步对欧茨作品中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其背后的生态思想。对这一方面做系统、全面的研究，不但具有创新性和不同的研究价值，而且对进一步拓展国内外欧茨作品的研究成果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