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 《妈妈走了》的生态思想解读
附录六 《妈妈走了》的生态思想解读
付文丽（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范跃萍（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 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小说《妈妈走了》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忧虑及对美好和谐社会的向往。本文运用生态批评理论对该小说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进行分析探讨，旨在揭示出当前人类生存危机之根源，以此启示人们改变思维范式，树立积极的生态观，努力构建和谐美好的生态共同体。
关键词：欧茨；《妈妈走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以其细腻的文笔、深刻的洞察能力而为人称颂，其作品深刻揭露出工业化以来现代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剖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者的关系，展现出浓烈的生态意识，显示了作家对人类现状及未来深切的忧虑及关注。在《妈妈走了》中，欧茨把妈妈塑造成一位极具生态意识的人，在妈妈的影响下，女儿们也最终回归自然，走出生活困境，以此来呼吁人们关切当下人类的生存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作为对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批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反对给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倡导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人及万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是处于自然之外，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休戚与共，只不过人具有思考、协调、创造的能力。因而人必须担负起责任，改变自身并做出调整，进而改变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把善良、同情等道德情感扩散到整个生态系统中，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加有和谐的世界。
当下，人类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锐减……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欧茨的作品，剖析其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反思人类行为，重审人类文化，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极具现实意义。王诺教授指出，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揭示出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从而思考人与自然的正确的关系，进而谋求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这一紧迫问题［1］。
一、《妈妈走了》中的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
根据王诺的观点，在生态文学中，作家对自然的书写不仅仅是表现自然，更重要的是为了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表现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的交融、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在《妈妈走了》中，妈妈热爱花草，与花草树木相伴，每当闲暇时，喜欢在园子里干活，热衷于打理花草树木，即使一人独居，亦不觉孤独寂寞，反而过得充实自在。妈妈的家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中：“蒙特利尔湖的阵阵凉风吹过来，搅起阵阵喧嚣后又匆匆溜走。天空平静冷淡得像块巨大的蓝色瓷砖。鹿溪大街两旁那些修得整整齐齐的草地上浮着湿湿的青草气味。沿着大街，一丛丛丁香花正在开发。深深浅浅的紫色充满生机，真像画笔重彩涂抹。”［2］妈妈每天身处画中：清新的空气、欢唱的鸟儿、姹紫嫣红的花儿……显然，妈妈的生活是自然自在的、丰富有趣的，妈妈的精神是丰盈充实、积极向上的。作家对自然的书写，一方面呼吁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另一方面呼吁“诗意栖居”的回归。首先，自工业化以来，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然而却是以牺牲惨重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这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或者说以人的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像欧茨这样的作家们均把目光转向人与自然这一核心问题上，呼吁人们回归自然、构建和谐生态共同体家园。其次，欧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描述，也为实现人的心灵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搭建了桥梁，呼吁回归“诗意的栖息”。
鲁枢元教授认为“人与自然”的问题是个元问题，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不但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也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状况，甚至还同时决定了人类在某一时期的文化状况、精神状况。”［3］人与自然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现代化工业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又扭曲了人的内在的自然属性。欧茨目睹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的摧残，这与她童年时的乡村生活经历的美好记忆形成鲜明对比，因而，欧茨的创作往往具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倾向，同时又表达出回归自然的美好愿望。在《妈妈走了》中，妈妈被欧茨刻画成一位热爱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她常常为家人朋友准备美味佳肴，参加公益活动，热心帮助他人，可以说，她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自在的、摆脱了物欲的、返璞归真的。她大多数时间都在打理花园或照顾小动物，这赋予了她极大的精神愉悦体验。妈妈能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复返自然，保持心灵纯真，在浮躁中坚守沉静，这是一种简单的、不为物欲所裹挟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意般的栖居。“‘诗意栖居’是人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域，是精神价值在审美愉悦中的实现，是人生中因而也是天地间最可贵的生存状态……”［4］妈妈的生活方式可以用素朴、简单、本真、自然几个字来概括，显然与现代人崇尚的物质消费型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欧茨呼吁人们化繁为简、坚守清静，抛弃财富、名利等物欲的包袱，回归到人的自然性。只有这样，人们或许才能体验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妙趣，将自然内在化，使自然在灵魂内放光芒，才能体会到梭罗式的林中独处的奇妙感受，陶渊明那“悠然见南山” 的自在。
二、《妈妈走了》中的社会生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随着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却并没有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或者说在自然能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地增加所需物质财富，相反，往往为了获得无尽的物质财富而破坏生态环境，耗尽自然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愈发强烈，而过多的欲望会导致人的自然属性的丧失，进而变得贪婪虚伪、自私自利、道德沦丧。膨胀的欲望犹如从笼子中放出的怪兽，一旦放出就难以控制，不仅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人类自身。欧茨在《妈妈走了》中揭示了当代社会生态失衡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人性扭曲异化，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
在该部小说中，沃尔德·林奇就是一个被金钱欲望驱使走向犯罪深渊的人。为了金钱利益，他不择手段，干一些抢劫盗窃、盗用信用卡、谋杀他人的非法勾当，对好心帮助过他的妈妈戈文·伊顿没有一点感恩之心，而是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把她残忍地杀害了。妈妈戈文·伊顿这么一个纯真无邪、心灵美好的人，竟惨死在他手下，这是因为他对金钱利益的狂热追求吞噬了其自身的灵魂和天性，使其丧失了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同情之心，最终丧失了道德底线，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社会生态失衡的另一表征便是夫妻之间、亲人之间的隔阂疏离。妈妈年轻时受到丈夫的冷漠对待，还得忍受他的暴脾气，又因为卑微的出身不受婆家人待见，在最无力应对生活压力、心里苦闷煎熬时却找不到倾诉对象，因为“这座屋子里不会有人愿意听她这样的想法”［5］。当她想离开丈夫，摆脱令人窒息的婚姻时，丈夫的家人明确表明：只要把银行账户冻结，戈文就哪儿也去不了。由于妈妈戈文在经济上还得依附丈夫，她不得不忍辱负重。原本，夫妻之间的关系应以爱的温存为纽带，但可悲的是，最终却不得不用金钱和利益来维系下去。最后，欧茨批判了疏离淡漠的亲情关系。尼基与姐姐克莱尔也没有深厚感情，她们相互抱怨，彼此之间疏离隔阂，缺乏交流。尼基对姐姐跋扈威风的做事风格感到愤怒；而克莱尔则批评尼基对家人冷漠、不负责任，与有妇之夫鬼混，让家人在亲戚面前蒙羞。此外，斯潘西克姑妈“全然没有什么慈爱，一向对我家的任何人都很冷漠，总在用餐时光来到我家转来转去，却千方百计离厨房远远的，一点忙也帮不上”［6］。她的女儿们都住得很远，不能来看望她。可以说，亲情是以爱为纽带来维系的，是这世上最珍贵、最牢不可摧的情感。可是，在欧茨的笔下，亲人之间更多的是靠赤裸裸的金钱或者私人利益而不是爱和亲情来维系彼此的关系，一旦割断了这层关系，那种温情脉脉便会被冷漠疏离所取代，欧茨揭示这一严重社会问题，旨在呼吁人间温情和家庭亲情的回归，从而构建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
三、《妈妈走了》中的精神生态：人与自我的关系
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生态的失衡必然会蔓延到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如鲁枢元所说：“从地球上现实的人类生态状况看，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发生在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污染。’”［7］的确，人在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后，在高呼胜利凯歌之际，却不幸地丢失了自己的“心灵家园”和“精神家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932—1941）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对自然取得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化为精神熔炉中的一滴眼泪。”［8］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物质的攫取和占有，最终导致了物质和精神的失衡，而精神生态失衡的表征就是：精神衰败、道德沦丧。
欧茨通过揭示人的精神失衡、精神衰败来呼吁人的精神生态的回归。在《妈妈走了》中，凶手沃尔德·林奇的人性是严重扭曲异化的。他为了金钱财富不择手段，残忍杀害妈妈足以说明其毫无人性、冷漠无情，为物所役而丧失道德良知。物欲横流的社会使得人们的内在心灵枯萎了，人的精神问题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愈发凸显出来：道德感丧失、爱的能力丧失、审美能力丧失、交往能力丧失……欧茨笔下的尼基就患有典型的“精神障碍症”，她不愿见妈妈，不知如何与妈妈、姐姐沟通，也不愿与人交流，她特立独行，穿着怪异，经常做出格的事情，如与有妇之夫鬼混、与自己的姐夫调情。尼基的“空心化”是她迷茫、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的根源，因而总是抱着游戏人间的态度，如行尸走肉一般生活着。外在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总是干扰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成长，因而会让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于是会越来越空虚，达不到知足宁清的状态。
与之相反，妈妈却是一个精神回归者。妈妈一生坎坷，童年目睹母亲自杀，之后不得不寄人篱下，青年恋爱被恋人无情抛弃，中年又受到丈夫冷漠相待。尽管如此，母亲仍没有丧失爱的能力，她选择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她的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热衷打理这些植物。此外，她收养流浪的小动物，并待它们如家人一般。作为一个有爱心、有道德的人，妈妈总是为家人做力所能及的事，热心帮助他人。每到特别的节日，她都亲自下厨为家人准备盛宴。王诺认为：“所谓有价值和高尚的生活目标，除了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之外，就是精神生活的丰富。”［9］正是妈妈这种远离了物欲的、返璞归真的生活让她能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中沉静下来，思考人生真谛，丰富其内在精神世界，这给予了她内心巨大的活力和能量，让她更加宽容善良、更加超凡脱俗，在灵魂上走向升华、精神上更加富足。
简而言之，通过对以上人物的塑造，欧茨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她笔下的人物如沃尔德·林奇、尼基姐妹就是在物欲膨胀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欧茨敏锐地洞察到：人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切已近乎达到了偏执的地步，过度沉溺于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最终付出的代价是精神生活的丧失与沉沦。与此相反，妈妈却是一个回归自然的人，或者说精神回归者，这反映出欧茨期望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在物质追求与精神需要之间取得平衡。毕竟，人作为精神的存在，只有在精神上取得超越，才能避免在物欲中沉沦。通过塑造妈妈这一人物形象，欧茨表达了对一种最高社会理想的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天道与人道的和谐交融。归根到底，人与自我关系的失衡，或者说人的精神生态失衡都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所致。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观点中得到极好的佐证。他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发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自然不再令人敬畏。相反，自然成了被人支配、被人征服的对象，于是，自然与人处在对立的两端。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人在物的疯狂追逐中，迷失了“心”的意向，为物所役，最终对人和自然均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令人欣慰的是，欧茨在痛斥这种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在她的笔下，妈妈是一个天性自然、乐观积极、精神丰盈的形象，在她的影响下，女儿们也终于由“外在物质力量的追逐”转向“内在精神力量的发掘”，最终走出了精神困境。欧茨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人类还有希望，只要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之根源，便能做出调整，进而改变现状。
四、结语
欧茨是一个“带有强烈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愿望”的作家［11］，她期望通过写作来启发读者思考现代社会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病，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最终实现社会的改良。当下，人类面临着环境恶化、道德没落、精神枯萎这一生存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那个元问题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鲁枢元看来，要解决人类当下的生存困境，首先得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问题，因为“它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决定所有问题的性质与得失”，“它的解决将导致其他问题的迎刃而解”［12］。这就要求人们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错位关系，树立正确的生存观、发展观。这样，人类便可实现回归自然、融于自然，实现“内在生态规律”之平衡，换言之，实现精神上的改造和超越，向着人性丰富与崇高维度攀登［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14］当下的主题便是缓解生态危机，解决好人与自然这个根本性问题，建构生态文明观，最终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通过分析《妈妈走了》中的生态思想，本文分析探讨了人类生态危机之根源，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改变范式思维方式，发掘生存智慧，从而构建和谐而美好的新世界。只有改变人的思想，才能改变世界，正如王诺所言，“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思想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由人的无知短视所导致，又由人的狂妄自大所加剧”［15］。重整支离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恰如法国哲学家卢梭所希望的那样，在被人类文明污染的社会里，人们要保持人的自然性，过上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抑或像陶渊明那样，把融入自然作为生命的最高理想，把违背自然看作人生最大的痛苦［16］。一言以蔽之，人类要走出当前的生存困境，首先必须纠正人与自然的错置关系，从“开发外部物质资源”转向“内部挖掘人的精神资源”，“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17］。
参考文献：
［1］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13.
［2］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妈妈走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3-4.
［3］鲁枢元.生态思想的文化反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4.
［4］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1.
［5］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妈妈走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52.
［6］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妈妈走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2.
［7］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
［8］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
［9］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8-79.
［11］杨建玫.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欧茨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46.
［12］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
［13］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三联书店，1997：231.
［14］郇庆治.开辟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学术圆桌）［EB／OL］.（2022-08-21）.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718／c1003-32477554.html.
［15］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16］鲁枢元.生态思想的文化反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6.
［17］鲁枢元.生态思想的文化反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19.
（本文原载于《芒种》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