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概述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里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含义。异化在哲学上指“客体与主体的一种对立状态，即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客体，脱离了主体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又控制、支配和统治主体”［33］。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日益贫困的事实，通过分析人的劳动本质，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把私有制、贪欲、劳动、资本、地产、交换、竞争、垄断等等都看作是异化的表现形式。

“异化劳动”是指“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4］。马克思指称的“异化劳动”具体表现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等四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已经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还包括了人类与自然的异化。随着工业文明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异化劳动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划出了一条难以修复的“裂痕”。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雾霾、气候变暖、水土流失、酸雨蔓延、土地荒漠化等生态问题，就是由于人类不断追求自身的私利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结果，从而导致生态异化现象的出现。

近年来，关于生态异化的研究不断涌现。Abba和Nkiru［35］在其论文《财富面前的哭泣：尼日尔三角洲生态诗学的生态异化》中提出，文学研究，尤其是整个人文学科，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及其由此产生的生态异化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在人类世时代，人类运用其非凡的能力来改变自然及其本质，包括生态系统，这必然导致生态异化（ecoalienation），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感。在Abba和Nkiru看来，生态异化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感”。Albert Bergesen［36］认为，21世纪的生态异化是两个早期异化时代的继承：宗教异化，指的是与上帝的分离感；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异化，关注的是人与自我和社会的分离。此外，Kate Soper在《环境异化》（Environmental Alienation），Hadi Merhi在《自然、女性与异化：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观》（Nature，Women，and Alienation：The Eco-Socialist Outlook on Change），James E.Twinings在《异化是一个社会进程》（Alien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等文章中纷纷发表关于生态异化的观点。这些文章均表明一个中心观点，即生态异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中国学者刘燕认为：“所谓生态异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甚至使自然异化成为危害人、对抗人的力量。”［37］万冬冬、杨洁等学者也在文章中表明类似的观点。从程度上看，生态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并没有真正占有自然，而是造成人与自然的背离；二是异己的自然力量统治着世界，大自然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回馈于人类。基于不同的立足点，生态异化又可分为人与内部自然的异化和人与外部自然的异化。其中，人与内部自然的异化是指人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身心健康的异化；而人与外部自然的异化则是指人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过程发生断裂。马克思的生态异化观与劳动异化观都是以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实践为基础的［38］。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异化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分别为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和人与自我的异化。

《掘墓人的女儿》（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是欧茨的第三十六部小说。该作品于2007年出版，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书评家奖，并获得国内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在《掘墓人的女儿》一书中，欧茨对伊利运河、雅各布一家的居住环境、墓地、墓地的井水等自然环境进行了深刻细致的描写，带领读者沿着伊利运河，将女主人公丽贝卡幼年、成年及中年时期的生活一一展开，展现了小说中主要人物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异化以及人物自我之间的异化。自然环境对于雅各布一家人来说不再被视为居住和改善生活的来源，而是死亡的隐喻。小说以女主人公丽贝卡为主要视角，将她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展现给读者，同时，还将历史事件插入回忆中，再一次揭露犹太人在二战后遭受的心灵创伤。小说由一、二、三部分和“跋”组成，结构颇为奇特，呈“虎头蛇尾”状。第一部分是“在肖托夸河谷”，占据小说篇幅最长，共计335页，主要事件发生在1959年9—10月。在这一部分里，丽贝卡生命中23年里所发生的或喜或悲的主要事件，几乎都得到了具象的呈现。在米尔本市，雅各布一家住在荒郊野外公墓的小石屋里，喝着受尸体污染的井水，过着与世隔绝、畸形变态的生活。恶劣的生存环境及社会环境的重压使父亲雅各布赶走了大儿子赫彻尔和二儿子古特，并在枪杀妻子后自杀。成为孤儿的丽贝卡嫁给见义勇为的丈夫提格诺后，在尼亚加拉纤维管厂做工，每天往返于伊利运河的工厂与家庭之间，疲于奔命，赚取微薄的薪水以养活自己和孩子。第二部分“在世上”和第三部分“之后”，篇幅加起来较短，合计214页，主要内容是丽贝卡在逃离提格诺对母子二人的伤害后，沿着伊利运河每天心惊胆战地奔波在逃亡的路上，以避免被丈夫抓到并施以暴力伤害，最后不得不改名换姓，才终于定居下来。最后一部分“跋”仅占26页，由29封书信组成，介绍了整部小说的由来。两位历经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和亲朋离散的精神压力的表姐妹，终于通过书信的方式重新取得了联系。然而，精神上虽然达成了谅解，但多年的隔阂使两人依然只能在现实中保持着比陌生人稍微亲近一点的关系。正如弗莱妲始终忘不了战争留下的创伤：“一个犹太女人不带感情色彩地描写着她的母亲和亲人，她们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中不幸丧生了。一个犹太女人冷冰冰地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她的民族遗产，好像所谓的大屠杀是民族遗产似的。”［38］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