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论“太极”：对西方二元冲突地缘政治观的超越

张艳璐⁽¹⁾

“太极”——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符号，最早见于《庄子》，本为道家哲学概念，用以形容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后经历代儒家大师对其含义的不断发展与丰富，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元概念之一。“太极”阐释了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以阴阳对偶元关系来抽象表述一切现象。诚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 Descartes）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意见之所以会有不同，并不是因为各人的理想有好有坏，或者想象力有优有劣，而是因为对于宇宙万物的观察法及观察的处所各不相同。¹中国人以“太极”之法观察和认知世界，进而形成一个以互为中心、共生共在为特点的地缘想象。在此地缘想象下，各个国家、地区、文化或者文明应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成员虽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特性、发展模式，但却是彼此共存、相互转化、互为生存的条件，缺少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也将不复存在。这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认知路径。在以太极哲学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中，“二元冲突”思维的禁锢被突破，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再稳定，互为中心、互为边缘及起源的非起源化得以实现，并进而建构出一个互为中心、相互依存、平等的共生体系。古老的“太极”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结束冲突”“实现长和平”的独特价值。

一、说文解字：作为元概念的“太极”

“太极”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元概念，其概念范畴经历了不断的演化丰富，并逐渐衍生出独具特色的太极观念。“太极”一词初见于道家经典《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该文中写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²这里，“太极”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其意是指派生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初始状态，用以表述“道”之宇宙生成的意义。

此后，儒家借用并发展了“太极”这一概念。《易传·系辞上》写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³在儒家哲学的概念范畴中，“太极”的内涵在原有的“万物本原、宇宙初始”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逐渐等同于“道”“一”“气”等概念，从而由静态的描述性概念变为动态的元概念。特别是在宋明时期，伴随着中国儒家理学的大发展，“太极”的概念构建有了质的飞跃。

北宋大儒周敦颐对“太极”的概念内涵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他在《太极图说》中写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⁴

其中，“无极而太极”一句表达了世界万物有无相随、有无相生的生成变化关系，揭示了太极本体“有”与“无”的本质，也表达了太极本体的“有”和“无”两者是直接同一和直接相关的意思，比较完满地表达了太极自身存在的有无关系。⁵在周敦颐看来，“太极”是一个整体，且其内部始终保持一种以另一方存在为前提的动态均衡关系，任何一方的缺失或者量的平衡被打破，另一方也将不能生存或受到损害，并进而导致整体的崩溃。同时，作为生命实体的基本形式，“太极”的运动规律普遍存在，万物皆太极，即构成“物1-太极-阴阳-五行-物2”的关系式，从而实现生生不息。

此后，张载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周敦颐有关“太极”的观点，并明确提出了太极哲学中的“一物二体”（亦称“一体二元”）观。张载在《易说·说卦》中写道：“一物而两体者，气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有两，有两亦一在，无两亦一在。然无两则安用一？”⁶此外，张载还在《正蒙·乾称篇》中进一步论述了一物与二体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⁷在张载看来，所谓“一物两体”实际上说的就是天地万物的矛盾现象。太极是一，阴阳是两。太极作为一个统一体，里面包含矛盾的双方，即阴阳两仪。

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基本认同前人的观点，并进一步剖析和阐释了“太极”概念。他认为，“太极”首先是理，是阴阳、刚柔、奇偶对立统一的道理，是表示“规律”的一个哲学范畴。朱熹曾说：“夫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阴一阳为道则不可，而道则不离乎阴阳也。”⁸在朱子看来，“太极”这一元概念的核心在于阴阳分与合的统一，并认为易的精华即在于此。朱熹在对《太极图说》进行整理注释时指出，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为生花生叶，生生不穷……到得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生将生出，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朱子认为，太极为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属性，两仪、四象和八卦等均由太极化生而来；与此同时，万事万物也都具备太极的属性，两仪、四象和八卦均为一个太极。太极本身包含着阴阳，阴阳也构成了太极；太极的变化之理是阴阳动静消长的演化过程，太极之理是一阴一阳的变化之道。

至明末清初，大哲学家王夫之集各家之长，对“太极”概念做出了最为完善的界定。他在《周易内传·系辞上传》中写道：“‘太’者极其大而无尚之辞。‘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其实阴阳之浑合者而已，而不可名之为阴阳，则但赞其极至而无以加，曰太极。太极者，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唯无有一极，则无所不极。故周子又从而赞之曰：‘无极而太极’。阴阳之本体，氤氲相得，合同而化，充塞于两间，此所谓太极也，张子谓之‘太和’。”⁹紧接着王夫之又论述道：“自一画以至于三，自三以至于六，奇偶著阴阳之仪，皆即至足浑沦之乾坤锁笃降，有生起之义焉，非太极为父，两仪为子之谓也。阴阳，无始者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¹⁰在王夫之看来，“太极”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宇宙事物皆存在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构，而事物的发展变化则都源于其本身阴阳辩证关系的作用。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太极”即“太和”，太极阴阳“合二为一”过程的目标就是“和”。而“和”是相异因素的“对立统一”，因为异中有同才能谓之“和”，两个完全相同的因素合起来那不是“和”，而是“同”。

到世纪之交，美籍华人哲学家成中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汇中西哲学，对“太极”概念再次做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阐释。他在《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一书中提出观点认为，“太极”是变化唯一的来源，也是变化的恒常性本身。由于整体的“实在”就是“太极”，因此，“有”与“无”的相对位移和运动，就是“太极”阴阳的力量或状态。¹¹成中英认为，“太极”即指易之本质以及变易所需的创生力与其过程，系对立的两极之间的规律运动。太极无所不包，其涵容最广博，开拓最深入，根基最稳固，呈现最穷尽。¹²在成中英看来，宇宙是一个动态、多元、平衡的整体。同时，这个整体处处都体现阴阳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表象和性质。阴阳是世界的本质和内在意义，两者对立、互涵、渗透、交易、互补的关系所表达的宇宙本体创化程序是生成的、发展性的。宇宙本体和创化程序具有时空互摄的动态结构。而通过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无穷往复、生生创化的过程，宇宙本体敞开了它的无尽奥妙。¹³

经过不断的演化与丰富，“太极”概念已成为极为抽象的哲学范畴，既包含“一体二元、二元对立统一”的认识结构，也表示阴阳二元互异互补、相克相生、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同时还反映“和谐平衡、和合共生”的状态。在太极观念中，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来自共同的本原，并处于运动变化、开放发展之中，且彼此相互联系和影响；而事物的发展是以和谐与平衡为理想目标，并最终回归到原始的根源，然后再发展、再创造，循环往复，不断发展。这也就是成中英所归纳的太极阴阳观五大原则，即：同一根源原则、动态发展原则、相互依持原则、深度和谐原则、循环回归原则。¹⁴具体而言，在太极哲学的认知框架下，万事万物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构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有机关系；内在的自我变革是生命产生与滋养，乃至现实创造的基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贯通是宇宙万物间的根本关系；和谐平衡关系无处不在，且彼此关联，其形式、状态与所处的存在和水平相关，而要在某个水平上达成和谐，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在这一水平以及较低水平上均实现各元素的结合。在“太极”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太极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多数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形无形地掌控着其思维方式，并进而影响其战略决策。

二、中西比较：太极辩证法及其与冲突辩证法的差异

太极哲学是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结构、关系以及运动一般本质和总规律的独到概括，其精髓即在于“一分二”与“二合一”共在之道中所蕴含的一二辩证关系。

（一）太极辩证法

太极哲学吸纳老子“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¹⁵的观念，并在其基础上逐步形成以“太极含阴阳与阴阳含太极的对立统一”为特征的太极辩证法。太极辩证法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三，即宇宙万物的“一体二元”结构、二元间“对待统一”的关系，以及“和实生物”与“中庸之道”。

1．“一体二元”结构

对于宇宙万物的结构，历代大儒都曾做出过模糊但相似的表述。例如，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曾写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¹⁶而北宋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则指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¹⁷直到张载，宇宙万物“一体二元”的本质结构才被明确提出。张载在《易说·说卦》中写道：“一物而两体者，气也。”¹⁸“一体二元”界定了太极与阴阳，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基本结构关系，即太极（整体）含阴阳（部分），阴阳（部分）合而为太极（整体）。而基于“一体二元”的结构，人们在观察、认识和分析事物时既要把所有对象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要把统一的整体看成是两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联系的部分。

2．“对待统一”的内在关系

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参两篇》中曾指出：“独阴不成，独阳不生。既生既成，而阴阳各各殊体。其在于人，刚柔相济，义利相裁，道器相需，以成酬酢万物之理。”¹⁹这段论述阐明，阴阳以对方作为己方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无阴，阳亦不复存在；无阳，阴也不能独活。阴阳双方相互渗透、彼此融合。阴阳二元具有相合相生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王夫之在《思问录·内篇》中又提出观点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静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²⁰也就是说，阴阳二元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处于一种此消彼长、此进彼退的动态平衡之中，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其对面转化，即所谓的“易”。

“分合”与“变易”是阴阳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具体来说，阴阳二元非只有“分”的对立一面，还包含“合”的统一一面，阴阳总是处在有分有合的变易之中。其中，阴阳的对立是指阴阳的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反对，反映出二者相互分离和相互否定的趋势和倾向；而阴阳的统一则是指对立双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结，互为条件和前提以及相互渗透和彼此贯通，反映出二者的共处和相互转化。值得注意的是，阴阳的统一是以差别和独立为前提并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统一，而不是绝对的等同与抽象的同一。与之相对应，阴阳的对立也不能脱离统一。所谓对立就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着的对立面之间的排斥，没有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结着的对立面，就无所谓对立，也就无所谓阴阳。与此同时，太极辩证法还认为，对立面是相互转化的，当对立双方力量的变化到了极限，双方就向自己反面转化。²¹由此可知，阴阳二元之间的关系已突破“对立统一”，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对待统一”。

3．“和实生物”与“中庸之道”

“和实生物”与“中庸之道”可谓是太极辩证法之精华。其中，“和实生物”的观点由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最早提出，后经齐国宰相晏婴进一步完善。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²²史伯的这段论述所强调的是从对立中求统一，在多样中求均衡。在史伯看来，“同”无法构成感性的物质世界，只有“不同”才能相“和”，才能有利于事物的健康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此后，晏婴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又进一步对“同”与“和”两个概念进行了分辨。晏婴认为，“同”在短期内也可能产生貌似好的结果，但由于“同”的单一性、重复性、排他性，从长远的观点看，其总的结果不可能合乎人类的生活理想。²³而无论是史伯还是晏婴所强调的都是，只有相异因素的对待统一才能实现和谐；只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事物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只有不同的思想相互切磋，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和决策。²⁴

从史伯和晏婴的观点中不难看出，“和实生物”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是“和”。所谓“和”者，是指相异者或相对立者之结聚而相成相济。“和”是宇宙万物的常态与本性，是其存在之根本。当代哲学家张岱年曾指出：“凡物之毁，皆由于冲突；凡物之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之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²⁵

太极辩证法的另一个经典内容是“中庸之道”。《论语·雍也》中写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²⁶所谓“中庸之道”，是指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就要转向反面，所以要恪守限度，以免事物转向反面。也就是说，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历史里，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保持平衡，才能避免走向反面，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庸意味着要在事物或者情况的复杂序列中、在两极之间的过渡带中寻找一个适当的标准。这里有一个掌握适当的分寸或程度的问题，即所谓“执两端守中庸”²⁷。事实上，“中庸”的最终目标也是“和”。这个“和”以承认并保持对立为前提，是对立的结合而非泯灭。而“和”之为“和”也正因为其中充满着对立，是对立按照一定秩序相互调谐的结果。²⁸

总而言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太极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那应是张载所说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²⁹。这就是说，宇宙万物皆为太极，由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二元所构成。阴阳二元虽然相异相克，对立冲突，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此进彼退的动态平衡之中，但二者同时也彼此依赖、相成相生，甚至相互转化，并最终合而为一，归于“太和”。

（二）太极辩证法与冲突辩证法之比较

太极辩证法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冲突辩证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存在相通之处。其一，这两种辩证法都采取二分论，认为事物是由相互对立的两面所组成的二元结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将一个事物分成两半时，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他试图说明，一物分成两个对立面是世界万物的普遍现象，是哲学的中心。³⁰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也曾写道：“无论天上地下，都没有一处地方会有某种东西不在自身内兼含有与无两者。……没有东西不是在有和无之间的中间状态。”³¹而这与太极辩证法中阴阳论的第一属性，即“一分为二”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太极辩证法与冲突辩证法都认为“变”是事物存在的本体属性。黑格尔虽将“有”作为其逻辑的开端，但正如他在《小逻辑》中指出的：“所以当我们说到‘有’的概念时，我们所谓‘有’也只能指‘交易’，不能指有。”³²“有”只是虚设的开端，其目的是通过“有”与“无”的统一要引出“变”，而“变”才是黑格尔本体逻辑的真正起点。在西方哲学中，任何事物都是有、无、变的三位一体，任何存在都是有无变的存在。与之相似，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变”也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易传》中有云：“是故，易有太极。”太极的本体属性由“有”“无”和“变”三者共同体现。其中，“有”的规定性表现为太极，“无”的规定性表现为无极，但同时太极也是无极，无极也是太极，只是在变易中，两者才互相获得了统一性，也才有了区别、差异和对立。这种对立在变易中得到统一，决定了太极、无极和变易三位一体的本体属性。³³

然而，太极辩证法与冲突辩证法之间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的观点也存在诸多差异。例如，在二元关系定义上，二者就存在根本分歧。日本学者金谷治曾指出，（中国的）对待关系与西方二元论不同，对待不是永远的斗争，也不是排斥对方的对立。阴阳并非相互排斥、相反，也不是互不相容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是一种有了对方才有自己的关系。³⁴诚如中国学者徐道一在《〈周易〉与二十一世纪》中所表达的观点，阴阳是对待的统一，虽不否认有对立的存在，但是比较强调阴阳调和的方面；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虽不否认非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但比较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方面。从对待统一的观念来看，二元处于统一体中是主动、理想的，每一方必须以对立的存在才能发挥互补和互利的作用，因而是长期的、稳定的观念占主导地位；而从对立统一的观念出发来看，二元处于统一体中是被动的、被迫的、不得已的，其趋势是一方代替另一方，因而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观念占主要地位。³⁵

此外，在事物的常态及发展动力上，冲突辩证法强调，冲突是世界真相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并把冲突和斗争视为辩证过程的核心，认为对立和斗争才是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因而常常强调对立属性的绝对性，并从根本上排除以和谐为辩证目的的可能性。在冲突辩证法中，要解决冲突状态的逻辑矛盾，只有设法将冲突的两面在更高的层次上综合起来。对这种意义的综合，黑格尔赋予其“提升”的观念，而马克思则赋予其社会革命的观念。在综合的过程里，先前的正与反都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最后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崭新东西。³⁶相比冲突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对立与斗争，虽然太极辩证法并不否定自然本身、社会历史本身、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体本身在变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异以及对立冲突因素，但更强调事物的统一性倾向，看重对立面间的相辅相成，并认为包括人类社会、人本身在内的宇宙万物本身整体上是和谐的。在太极辩证法看来，对立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生存，强调阴阳的互补融合以及相互转化。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冲突辩证法和太极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矛盾的消解方式。黑格尔的冲突辩证法讲矛盾，并将矛盾的对立与斗争作为发展和创造的动力，但同时又总是试图用合题来解决正题和反题之间的矛盾，并以消灭和否定对立的某一方来实现创新和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去异求同”的过程。而与黑格尔以“同”为目标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太极辩证法讲求“和合”，认为异质因素可以共处并融会贯通，容忍并接受矛盾的存在，强调不同质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不主张通过消灭和否定某一方来建立另一方，而认为两边的对立可以冲气以为和，并利用矛盾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事物，强调的是“相异的事物相和”³⁷。按照太极辩证法“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正是由于相异物质和精神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的事物的产生。所谓“中庸”“太和”思想的实质，即是对立面的和谐与和而不同。³⁸

三、古今联系：太极式思维

所谓思维法则即是从事物同异之间本质的关系或本质间的关系抽象出来，以规范对事物同异及由同异所产生是非的认识。³⁹而认识的基本任务则是要从变化或局部中找出不变、统一或普遍，在相似的对比中看到对周期规律的真实反映。建立在太极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式思维（即太极式思维）是从事物属性及事物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可变性与稳定性等方面去认识事物，从运动中认识事物，特别是要从阴阳结构、阴阳关系的变化中认识事物。太极式思维通过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分析找出客观事物的差异，并在不同事物中找到彼此的关系，构建一个整体，从而寻找出统一。

太极思维是一种将对偶思维、多维思维与同异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在太极式思维中，将思维对象（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即太极），并以事物之间存在着的相似性、统一性为前提，运用类推逻辑将思维对象看作“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阴阳对立统一体，同时考虑到整体的中节律动。⁴⁰借由强调同异对立统一和正反对立统一使思维的触角形成一个网络，以实现整体思维、辩证思维与意象思维的三位一体。

对太极式思维的这种复杂立体的网络式思维最为形象的诠释即是阴阳太极图。按照王夫之的说法，太极图应是一个圆珠，且此“珠无中边之别，太极虽虚而理气充凝，亦无内外虚实之异。从来说者，竟作圆圈，围二殊五行于中，悖矣。此理气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或大或小，缊变化，初无定质，无己而以圆写之者，取其不滞而已”。⁴¹由此推演到思维方式，太极式思维应是球形、系统、无限的。它以思维对象的整体为起点、力图展现思维对象的外在全貌和内在的多级本质以及全面规定性的立体性思维，克服了点状思维、线性思维以及二维平面思维的不足与局限。⁴²

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矛盾在中式思维中是被接受且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并且A与非A之间并非对抗的，而是对待统一的，甚至会在一定条件下向非A转化。所以在对待矛盾时，中国人倾向于减少对抗，寻求某种中和的状态。可以说，中式思维是一种秉承执两端守中庸的和合思维。与此同时，正如秦亚青曾指出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关系性”，强调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突出的是流动的、历时性的主体间行为，观察的是运动中的变化，思考的是“关系选择”。⁴³中国人注重不同事物之间、同一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事物此时与彼此的关系，关注背景、整体和连续性。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比从片面理解世界要容易得多，通过集体比通过个人适应世界要容易得多。⁴⁴因此，中式思维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思维。此外，中国人对环境和形势有更好的适应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和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善于换位思考，倾向于与对方维持某种较为确定的关系。而这种内化思维使得中国人在与他人互动时很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只有在明确双方关系定位的情况下才知道如何与对方打交道。⁴⁵

而与中式思维不同，西方人排斥矛盾、不能容忍矛盾的存在，不仅对矛盾有天生的恐惧，而且总是致力于消除矛盾，更倾向于采取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看来，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事物及事物的各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存在。理解世界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只要对其进行孤立的分析，而控制世界则最好由自己一个人来完成，所以西方人更强调本原、个体和离散性，并倾向于一种机械的思维。此外，西方人更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或偏好改变和塑造环境，让形势迎合自身的诉求，并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不太在意与对方的关系是否明确，而在意对方的类属。这种外化思维使西方人在与他人互动时很在意对方是不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甚至只有在明确对方属性定位的基础上才知道如何与其打交道。⁴⁶

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建立在整体和谐观念基础上的中式思维与以因果逻辑见长的西式思维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相反，二者之间可以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并存在结合与融合的可能性。⁴⁷例如，中式思维（即太极式思维）重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动态的整体性，并强调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以及事物本身阴阳结构的和谐统一。⁴⁸而太极式思维的这些特点恰好可以弥补西式思维缺乏应变能力和互助性的缺点。而西式思维条理清楚、易学易行的优点也正与中式思维的难说分明、不易学习判断形成互补之势（详见表5.1）。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只有将类比与求异思维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是科学思维的方法。⁴⁹

四、中为西用：太极式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

地缘政治是一种关于空间决定一切政治过程的学说，是从空间或地理视角出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但同时，地缘政治并不具有一种单独的、无所不包的意义或身份，而是一种从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角度来描绘、表现和撰写关于地理和国际政治的方式。⁵⁰所谓“观”则是一种认识形式，是由整体到细部，再由细部到整体，通过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融合来了解一切事物。⁵¹由此推定，地缘政治观是将地理环境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并让地理与政治各为一端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可以说，地缘政治观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并经思维的逻辑加工而最终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客观世界是统一的，但由不同地缘政治观所呈现出的“世界意象”却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

（一）太极式地缘政治认知框架

在太极辩证法中，宇宙万物既被看作一个阴阳互补、动态平衡的整体，也被看成是一体分化成阴阳二元、二元经对立冲突并再互补互化为一体的过程。其性质由内在的阴阳关系和力量对比所决定：当阴阳统一占主导时，反映为阴阳平衡，世界处于一个稳定的静止状态中；但当阴阳某一方面占主导，表现为阴阳失衡。⁵²这种“一体二元”的观念演化出这样一套辩证思维逻辑，即“太极整体创化-阴阳分化-多元发展-冲击补充-推陈出新成为新的太极”。这一逻辑反映出了事物发展的整体化、两极化、多元化、互补化与再整体化五个内在过程。⁵³而这简言之，就是一个“合-分-合”的过程。

通过表5.2可知，在太极认知体系下，阴阳整体的平衡状态（即“合”）既是起点，也是目标和终点。当阴阳裂口⁵⁴显现，原有的整体平衡被打破时，事物离“合”入“分”（即阴阳失衡、失和的状态）。而当“分”过程的边际动力逐渐降低至零时，再次达到某种平衡，复归相对稳定的新“合”状态。而这里有以下三点需要进一步予以阐释。

第一，平衡是整体的表象，整体性的平衡可以掩盖但不能排除局部或者某些个体的不平衡。与此同时，平衡是运动变化的目标，具有短期性；而不平衡是实现平衡目标的必有过程，具有长期性。

第二，在“分”的过程中有“正”“负”两个潜在的作用方向：“正”作用将推动新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负”作用则会损害发展，造成“停滞”或“倒退”的局面。而具体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分”是否合理。具有“合理性”的“分”能推动发展倾向，而“不合理”的“分”则将伤害发展。

第三，新“合”或新平衡的稳定性由阴阳配比状态所塑造的动力与静力制衡局面来决定。也就是说，当形成阴制阳的局面时，出现平稳合；当形成阴多阳少的局面时，出现高稳合；当形成阳制阴的局面时，出现平不稳合；当出现阳多阴少的局面时，出现高不稳合。其中平稳合与高稳合所保持的平衡静止状态比较长，平不稳合次之，高不稳合最短。

将“合-分-合”的认知逻辑应用于地缘政治分析中，则首先为地缘想象设置以下框架性内容，即：地区整体的均势平衡并不排除局部的失衡或冲突；力量平衡与整体和谐既是地缘局势的认知起点，同时也将是地缘博弈各方最终的目标（即结果）；地区力量的不平衡与局地的对立冲突是达成国际整体平衡与和谐的必要过程，冲突与和谐是一对共在关系；和谐、稳定的持续时间由平衡状态下动静因素的配比决定。而这些预设的内容实际上使经由太极认知体系所产生的地缘想象超越了二元冲突的桎梏，并为博弈各方的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太极辩证法具有使对偶的两极彼此共存、相互转化，并进而促进世界万物发展的特点。诚如秦亚青教授所指出的，能对中庸辩证法（即太极辩证法）运作方式和发展进行充分说明的，是太极图式中阴与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元关系”，“元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是任何关系的原初。而“元关系”的根本特征在于阴阳在共存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整体，不仅彼此依赖，而且能相互转化。秦亚青教授进一步指出：“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⁵⁵

正如太极图像所表述的那样，两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⁵⁶也就是说，不同空间上存在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时间上的线性发展加以弥补。不同“中心”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特性、发展模式。而如何保障不同的“中心”在参与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在保持其独特中心位置的基础上争取在其他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需要超越过于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实现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及起源的非起源化，建构起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而这种历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⁵⁷，而是要建立一个互为中心、相互依存、平等的共生体系。

与太极式地缘政治观不同，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体系所强调的是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并在此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国家围绕世界首要地位以构成征服与屈服等级关系为目标而展开竞争的地缘政治想象。⁵⁸这也就是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陆上与海上国家反复争夺的历史。⁵⁹尽管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在后苏联时期发生了变化，但是西方地缘政治实践依然遵循着传统地缘政治的理论原则。

总而言之，地缘因素是国家间关系构成的基础性因素。虽然它是由地理位置和地理联系等客观因素所构成，但是其作用的发挥则受到认知体系、理论框架等观念因素的影响和约束，需要依托于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因此，在不同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所展现出的客观现实相距甚远，对未来的判断也各不相同。

（二）中西地缘政治观的差异：以乌克兰危机为例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在不同的认识体系下，针对同一个地缘政治事件将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意象。所以，在本部分中选取乌克兰这一西方地缘政治的经典案例来观察中西地缘政治观的差异，以使阐释更具说服力。

1．西方地缘政治认知体系下的乌克兰困局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还是与之对立的俄罗斯，所奉行的都是以二元冲突为特点的地缘博弈思维，都力图以自身为中心形成一个二元对立、去异留同的地缘政治想象。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海洋大国固有的战略观念使之致力于不让任何一个单一陆地大国对其海权构成致命威胁。例如，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突出了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有原则现实主义观念。⁶⁰该战略将印太、欧洲和中东作为关键地区，强调确保这些区域的力量平衡有利于美国，并继续将俄罗斯作为威胁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之一。⁶¹为了遏制俄罗斯，并在短期内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态势，以及在中长期构建以其为领导、以均势为特征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美国着力在后苏联空间扶植地缘支轴国家。在此背景下，乌克兰成了美国遏制俄罗斯的众多棋子中的一枚。

与之相对，俄罗斯方面也将美国及其盟国定位为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敌对势力。在2015年12月31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明确指出：“美国及其盟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及信息压力，以实现对俄罗斯的遏制。与此同时，北约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其成员国不断加大军事活动的力度。且北约仍在谋求东扩，并持续向俄罗斯边界推进其军事基础设施。而这些行为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⁶²在俄罗斯方面看来，尽管由于乌克兰国内因其精英阶层的无能以及西方势力范围的扩张而爆发了战争，并进而使乌克兰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俄欧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各种不可预知的黑天鹅事件的源头，但是由于乌克兰是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缓冲区，对俄罗斯而言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为若乌克兰如波兰等国一样全盘倾向西方，则从俄罗斯边境到首都的大片平原便会暴露出来，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就可以长驱直入，毫无阻拦地直捣俄罗斯腹地。同时，在经济方面，乌克兰是俄罗斯重要的贸易伙伴，并扼守通往欧洲的供气管线，在一定程度上扣住了俄罗斯的经济命门。因此，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措施⁶³来确保乌克兰处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

在美俄联手所塑造的充满对抗的地缘环境中，乌克兰在获得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原始资本的同时，也被迫将矛盾、分裂、不稳定的种子深植于自己的政治土壤里。一方面，乌克兰的地缘战略价值在美俄对抗中得以形成和提升。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内外两个边缘地带，其中包括由经济互助委员会各参与国组成的外边缘地带和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构成的内边缘地带。正是通过这两个边缘地带，俄罗斯得以进入欧洲均势体系，参与欧洲事务。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延伸不断缩小，致使其与西方之间的边缘地带退缩至乌克兰等数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这样的形势下，乌克兰的地理位置⁶⁴转化为了地缘位置⁶⁵。乌克兰完成了自身地理实力向地缘价值转换的过程，并开始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参与地缘政治的博弈。

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不断缩小，并被孤立于欧洲均势体系、乃至世界体系之外的同时，北约不考虑俄罗斯立场的惯性东扩也使欧洲陷入了类似于1939年和1949年的地缘政治陷阱中，即欧洲无法在军政态势不断尖锐化的情况下一分为二。事实上，欧洲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对军事政治态势进行历史理解。而这主要体现在对欧洲主要文明之间的边境缓冲国在其整个发展史中所发挥保护作用的认知上。如果这些边境缓冲国消失了，那么各文明之间将必然发生直接对抗以及公开的或者潜在的武装冲突。波兰在1939年的沦陷恶化了德苏之间的文明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见，分离是对存在冲突的各文明之间发展关系有利的环境条件，而这一观点对于相关国家则更为紧要。⁶⁶为此，英国前外交大臣曾提出了建立一批带有组织性而非独立人民性的缓冲国，以在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各文明或国家之间人为地划定边界。作为边境缓冲国的国家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该国的领土分割了两个及以上彼此敌对的国家，阻止它们的直接接触；（2）位于潜在的扩张路线上；（3）扼守各方面都有利的地区，并有两个或者数个国家期望控制它。⁶⁷乌克兰在地缘坐标上的边缘国家特点⁶⁸使其满足了上述成为边境缓冲国的地缘条件，使其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理想的边境缓冲国，化身为西方与俄罗斯欧亚文明的跨文明中间地带，并存在成为东西方的桥梁、北约与俄罗斯间的防线、黑海-波罗的海合作中心的潜在可能，其战略地位在对抗性的地缘环境中得以凸显。而这也成为乌克兰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资本，为其生存与发展赢得了空间。

然而，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与完整也因美俄对抗而受到严重威胁。在乌克兰方面看来，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欧洲人，从心理上都没有准备好将乌克兰或波罗的海国家作为独立、自主的缓冲国家。同时，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也没有留给乌克兰执行符合自身合理战略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⁶⁹在以权力为核心的视角下，对权力主体的过度关注，造成了民族主义和大国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从大国出发立论，尤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角度，公然论述如何通过占领、控制那些战略要地从而取得优势，无视小国的利益诉求。⁷⁰在这种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乌克兰不可能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空间的主体，只能在围绕其展开的各大进程中无奈地成为一个消极的客体。⁷¹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如果一国位于不同地缘政治集团的交汇处，且集团间存在利益对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并不能保持中立。即便这类国家实现了不结盟的中立地位，其存续期也往往非常短促，通常会被外部力量强行终结。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从克拉夫丘克时期与俄对抗到库奇马时期东西平衡策略以及尤先科时期倒向西方，再到亚努克维奇“入欧缓入北约”的偏东策略的转变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并体现出处于文明断层线上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不稳定性。同时，国际层面的二元性也传导至了乌克兰的国内政治上，特别是对其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产生了消极影响。尽管乌克兰曾试图二者选其一，力图以俄罗斯作为民族自我意识确立的“他者”，以强调乌克兰与俄罗斯民族差异的方式，确立自身的民族认同，并通过推行民族化政策，大力推广乌克兰语的使用，限制俄语在乌克兰的发展，⁷²但这不但没能有效弥合其国内东西部地区的二元性对民族意识建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改变乌克兰缺乏统一国家认同的现状，反而加剧了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分裂情况，并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内矛盾的爆发。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以对抗型二分结构为特点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占据了当今西方政治精英认知体系的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模式以差异为基础，强调陆与海、空与地、东与西等两极间的对立和博弈，以及地缘空间内的等级秩序。由于主导国际关系话语空间的地缘政治想象通常只是特定行为体的想象，因此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想象或知识依然离不开权力的运作。⁷³在此思维模式下，美国和俄罗斯以其所具备的权力优势为依托共同构建出了一个以其各自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地缘政治想象空间，并将相关国家作为从属国拉入其中，被动承受地缘政治零和博弈所产生的后果。在这种地缘环境中，对于乌克兰这样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明上都处于二分中线上的国家，尽管还是保有一定的空间能够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为基础，严格核算本国各项战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并在地缘利益的取舍时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却不能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和自我定位，只能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大国的意愿。而乌克兰目前所面临的地缘困局正折射出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的这些弊端，具有深刻的观念性特点。

2．太极式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下的乌克兰新局

事实上，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⁷⁴，是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与地缘政治思想演进不同步的一种表象。因而，其彻底解决则需谋求摒弃传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乌克兰的地缘地位回归到其物质存在所决定的价值本原上。然而，无论是美俄，抑或是乌克兰自身都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模式，并且美、俄、乌之间已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线性国家间关系，而这使冲突成为必然的结果。但事实上，世界并不必然要划分为东西方集团的对峙，陆权与海权的交锋，或不同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⁷⁵以“互联互通”为中心，可以重新形成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它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⁷⁶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以“一带一路”构想为代表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实现了一种典范性的转换，即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代替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

实际上，东欧各国之间存在着类似中亚地区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复杂互动方式的“霸权套娃”⁷⁷关系模式。对于大国在东欧地区的这种复杂的互动模式，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要么直接忽视它们之间合作的层面，要么将其认作牵制第三方的暂时性合作对象。然而，根据有关阴阳相互转化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东欧地区既可以是竞争场所，也可以是合作之地，并能够建构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圆形关系结构，形成共生性国际关系体系。

通过超越传统的体系结构，乌克兰有可能成为大圆形结构下的小圆形结构的圆点，如黑海-波罗的海次区域的主导国；也有可能成为某一圆形结构的组成部分，如欧盟成员国；还有可能成为两个及以上圆形结构的交点，如独联体、西欧、中欧连接点。并且各个角色之间相互转换，互为依赖，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共生关系。在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下，乌克兰一方面能够完全地立足于其自身安全与利益之上，自由地切换身份，理性地做出多项选择，而不必在结盟、中立与孤立中做出唯一性的选择。这使得乌克兰有可能淡化甚至克服其目前所面临的内外双重二元性所带来的生存与稳定威胁，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的本原；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其桥梁作用，利用连接纽带的地缘资本，谋求自身的长期发展与繁荣。

然而，转换模式除了个体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外部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其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促使地缘环境从竞争、对抗型转变为合作、共生型。目前，中国所致力于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这样一个转换思维模式、建立新机制与规则的契机。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平共存的大家庭。”此外，近期中国与乌克兰在大型运输机设计与制造领域合作协议的达成也可以视作乌克兰尝试跳脱出其传统的二元结构地缘政治行为模式、营造多元政治空间的一种努力。尽管正如一些乌克兰学者所指出的，乌克兰对于中国仍然缺乏了解和信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所主张的双赢合作模式，并开始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希望借鉴中国经验来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发展。⁷⁸

（三）太极式地缘政治观的适用性

通过上述比较可见，在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二元对立是永恒的主题，大国之间的主导权斗争不可避免，暂态的稳定有赖于以各国权力为基础的均势体系的建立。而在太极式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合作与共生是主旋律，互为中心、相互依赖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那么，这两种不同理论框架之间是否可以兼容呢？太极式地缘政治观是否存在进入世界主流地缘政治理论体系的可能呢？对此，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对于两种理论分析框架的兼容性，无论是在哲学基础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与太极式地缘政治分析框架都存在兼容空间。正如本章第二部分所论述的那样，中西地缘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太极辩证法和冲突辩证法之间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共通性的。例如，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则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⁷⁹事实上，恩格斯这段关于辩证法中对立与结合关系的论述与太极哲学的分合观是存在一致性的。⁸⁰同时，列宁曾指出：“对立面的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⁸¹而列宁的这一观点与太极辩证法中“二元对待统一”的主张也是类似的。

此外，太极辩证法强调的是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阴阳的对立，由于多元化而产生冲突，最后一定要走向新的和谐，建立新的整体。这其实是一个“整体创化-阴阳分化-多元发展-冲突补充-推陈出新”的五段式逻辑。尽管这一五段论与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辩证法在论述上存在不同，但二者阐释的观点却是类似的。二者所强调的都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之后要建立和谐。只是西方辩证法的论述重点放在了冲突上面，但是其所强调的冲突也只是当作一种作用。与此同时，太极辩证法中所谓和也不是“和稀泥”，而是一个过程，它并没有否定竞争、冲突、紧张、矛盾的阶段，它显示与肯定的是经过竞争、冲突、紧张、矛盾后成就的和谐。⁸²以上论述表明中西辩证法是存在交集的，而以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也因二者的交集而具有了一定的可兼容性。

对于两种理论分析框架的融合性，一方面正如前面第三部分结尾处所阐释的太极式思维与西式思维之间可以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并存在结合与融合的可能性。这为两种地缘政治观的融合奠定了一定基础。另一方面，从乌克兰的问题上不难看出，对于由观念性因素发挥主要建构性作用的结构性地缘政治问题，在寻求解决途径时需立足于地缘条件，并尝试打破既有的思维和行为定式。而相较西方理论框架，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在这方面具有优势。这也使得中国理论框架融入西方主流理论框架具有了实践的必要性。

五、结　论

归根究底，“太极”理论所探究和阐释的是一系列关系问题。其中既包括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包含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太极”理论既强调整体不能压迫部分，部分要促进整体的发展，同时也认为部分之间应构成一个相异相克、互成互补的关系。

与此同时，承继于儒家思想中的“仁道”逻辑，以太极哲学为基础的中国地缘政治观中包含了正义原则。而这一正义原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政治性、权力性的再平衡完全不同，是道德性的。它所强调的是我给予了，你一定要承认，同时你可以给予，彼此尊重对方的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说尊重对方的主权，而不是说取得某种优越性。⁸³因此，中国所期望的是自觉自治、共治互动，所谋求的是产生一种和谐共生的自然秩序和构建一条和平共存的发展道路。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模式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这种发展道路本身的普适性，而在于它所体现的精神，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⁸⁴

诚如成中英先生所指出的，国际关系既是一种行为学，又是一种关系学，是一种变化的行为关系。⁸⁵“太极”作为元关系的抽象概念范畴，对于理解国际上的各种相对关系、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太极理论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新动力。

注释

1．转引自曾仕强：《中国式思维》，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8页。

2．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7页。这段的大意是，“道”是真实而又确凿可信的，然而它又是无为和无形的；“道”可以感知却不可以口授，可以领悟却不可以看见；“道”自身就是本，就是根，在还未出现天地的远古时代“道”就已经存在；它引出鬼帝，产生天地；它在太极之上并不算高，它在六极之下不算深，它先于天地存在不算久，它长于上古不算老。

3．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4．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页。

5．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80页。

6．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3页。

7．同上书，第63页。

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1页。

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61页。

10．同上书，第562页。

11．参见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 224页。

12．同上书，第256页。

13．参见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14．参见成中英：《成中英文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4页。

15．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页。

1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2页。

17．周敦颐：《周敦颐集》，第4页。

18．张载：《张载集》，第233页。

1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7页。

20．同上书，第402页。

21．参见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94、107页。

22．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23．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02页。

24．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8页。

25．张岱年：《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50页。

26．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5页。

27．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第241页。

28．参见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182页。

29．张载：《张载集》，第10页。

30．参见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95页。

31．［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 96页。

32．［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8页。

33．参见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95页。

34．［日］金谷治：《易的占筮与义理》，于化时译，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22页。

35．参见徐道一：《〈周易〉与二十一世纪》，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7页。

36．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第185—187页。

37．参见Richard 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pp.27， 176；潘忠岐：《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101页。

38．参见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264页。

39．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第99、 103页。

40．中节律动是指太极（即整体）遵循一定节奏、秩序以及规律的运动变化。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第288页。

4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第430页。

42．在点状思维中，关注点集中固定于某一个点上，并不会考虑到事物、矛盾复杂性、特殊性与可变性；在线性思维中，关注点则只会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延伸或回溯，而不会涉及线条以外的部分；在平面思维中，关注点仅会涉及认识对象某一方面上的不同方位，而不会延伸到其他层面。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第290页。

43．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4．参见潘忠岐：《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第199页。

45．同上书，第207—208页。

46．同上书，第187—190、 199、 204、 207—208页。

47．参见成中英：《成中英文集》（第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48．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第267页。

49．卢嘉锡等主编：《院士思维》（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50．参见Andrew Gyorgy， Geo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4， p.183.；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p.5； Gearoid O.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3。

51．杨成寅：《成中英太极创化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52．参见刘远东：《太极辩证法——现代太极哲学的建构》，第109、 187页；成中英：《成中英文集》（第三卷），第135页。

53．参见杨成寅：《成中英太极创化论》，第225页。

54．所谓阴阳裂口是阴阳之差，是太极时空性的体现。从太极的观念来看，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为一整体，而现在时空为阴，未来时空为阳，两者之差即为“阴阳时空差”或“阴阳裂口”，其分为阳性时空差（阳性裂口，未来的预期比现在好，差值为正）、无阴阳时空差（无阴阳裂口）、阴性时空差（阴性裂口，期望时空差于现在时空，差值为负）。而“阳性时空差”与“阴性时空差”所呈现的状况都是“裂口”性质，有“裂口”就会令人的“心”处在不平衡的状态而成了“失衡心态”，阴阳失衡的裂口其实已反映了人对将来状态的期望。参见闵建蜀：《太极哲学：阴阳的共在关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248页。

55．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56．同上书，第78、 94页。

57．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http：//www.ruralstudies.com/prod_view.aspx?TypeId=68&Id=321&Fid=t3：68：3，登录时间：2020年4月13日。

58．参见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59．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

60．该观念承认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作用，肯定强大的主权国家是和平最好的希望，并清晰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它还将在全球传播和平与繁荣的美国原则置于优先位置。

61．参见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62．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12.2015г. №683《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Ф》//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登录时间：2020年4月15日。

63．这些措施包括给予乌克兰贸易优惠，控制乌克兰东部经济，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市场依赖度；利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裔的亲俄情绪，牵制乌克兰的离心倾向，防止北约的东进；利用黑海舰队对乌进行威慑，以保证俄罗斯在乌利益不受损害。

64．乌克兰的地理位置：欧洲东部，黑海、亚速海北岸，北邻白俄罗斯，东北接俄罗斯，西连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南同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毗邻。

65．乌克兰的地缘位置：部分领土伸入巴尔干至外高加索的不稳定带内，位于独联体、西欧和中欧等三大集团与俄罗斯联结通道的中心位置，并处于欧洲的新文化分界线上，且被文明的断层线贯穿而过。以上参见马贵友主编：《乌克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267页。

66．参见Шевченко. Н.Н.，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Украины. www.Info-library.com.ua/libs/stattya/4425-geopolitichnij-status-ukrayini.html，登录时间：2020年4月13日。

67．Кузнецов. Ю， Никольский. В，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м.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ерной： 1999г. Стр.234.

68．边缘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同时属于两个地区（欧洲和欧亚），并在两个地区都处于边缘地区。

69．Дергачев.А.， “Детерминанты иллюз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оборона， 2000， №12， стр.70.

70．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转引自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71．Рудин.Ф.， Украина， Россия， Евроатлантик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см.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Украины：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М.： Изд-во КИТЕП， 2000， стр.25.

72．王庆平：《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73．Paul Routledge， “Anti-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aroid O. Tuathai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pp.236—237.转引自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

74．参见R.萨科瓦、刘畅：《乌克兰的未来》，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1期。

75．Samuel Hu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W. Wigen， eds.， The Myth of Contin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转引自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76．汪晖：《“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潜力》。

77．参见Ruth Deyermond， “Matrioshka： Hegemony？ Multi-levelled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 No.1， 2009， pp.151—173。转引自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

78．观点总结自作者在2018年4月15—21日访问乌克兰期间，与基辅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维克多·康斯坦丁诺夫教授和阿莲娜·沃尔蒂洛夫斯卡教授，以及乌克兰汉学家协会会长柯维典博士、乌克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安德烈·龚恰鲁克研究员和博佑笠研究员等人座谈的内容记录。

7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3页。

80．参见杨成寅：《太极哲学》，第7页。

81．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408页。

82．参见成中英：《成中英文集》（第三卷），第135—136页。

83．参见成中英、黄田园：《〈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224页。

84．Shaun Breslin，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6， 2011， pp.1323—1343.

85．成中英、黄田园：《〈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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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艳璐：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