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纵横”：地缘战略的逻辑
第十三章
论“纵横”：地缘战略的逻辑
秦立志(1)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天下。《战国策》《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肯尼思·华尔兹也承认：对于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事实是，支配逻辑压倒了制衡逻辑。1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霸权国出现时，反霸联盟也随之出现，但称霸与制衡者两股力量谁能最终获胜并不确定。最终秦朝能够在多数战争中获胜，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谋略和实力。谋略主要用于争取盟国、瓦解反霸联盟。争霸国面临着制衡压力和扩张成本双重风险；反霸国总是面临集体行动的难题。秦国在崛起、称霸和统一过程中，大量使用合纵与连横策略，多次成功瓦解敌对联盟，同时增加反霸国的集体行动成本。近代欧洲强国在称霸谋略上显得较为“弱势”，中国在战略思维上占据明显优势。
21世纪的中国正在实现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型，尽管在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大陆性国家。中国内地的天然疆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西南为崇山峻岭，东南有散落着的南海群岛。在古代的交通技术条件下，这种地缘环境特征近乎半封闭性，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华大地上，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主要都是围绕逐鹿中原进行的，很少有真正的海上权力转移或海外贸易。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的地缘战略思想对解释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陆海博弈没有参考价值，中国偏重形而上的抽象观念，这就使得很多看似碎片化的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战略意义，能够具备很强的理论建设功能、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的战略指导意义。
一、古今联系：秦国大一统与合纵连横的历史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活动，诸侯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决策的得失、战略格局的演变，都打上了地缘政治的烙印。“合纵”与“连横”作为地缘战略思想，在战国时期真正大放异彩，是列国为实现国家安全或争霸天下的战略依托，最终秦国通过“连横”战略战胜了东方六国的“合纵”战略，进而为大一统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纵横”却并不只局限于传统上耳熟能详的张仪和苏秦的思想，“纵横”也绝不只是对西方理论的照搬或盲目对接为制衡与追随战略；合纵与连横的战略观念甚至在战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中，也频繁出现，但鉴于本章主要是对“纵横”这一地缘战略观念进行理论解构和当代运用，故可能会相对忽略大部分的历史细节，但在做理论分析时会付诸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进行佐证。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战略关系的确定与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诸侯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以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中找到一定的动因。同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伐谋伐交”“远交近攻”等战略决策思想，以及“严其险阻”、扼守关隘等战术应用原则的形成雏形或走向成熟。
春秋初期，见于《左传》等史籍记载的大小诸侯国有140余个，其中绝大多数面积狭窄、人口稀少，且往往有被称为夷狄的少数部族错杂散居其间。但是，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能够在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等方面发展成为数得上的大中型国家，终春秋之世却只有齐、楚、秦、鲁、宋、郑、吴、越、燕、曹、卫、陈、蔡、许等十多个而已。而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我们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陆大国均势体系或加上英国的海上霸权体系，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诸侯在名义上仍然遵从周天子统治，即诸侯本身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主权国家身份，即使是实力强大的霸主国，在传统文化、法理和天下民意的支持度来看并不具备足够的合法性，不能够做到像主权国家那样“对内最高、对外独立”，这也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各国会从战略竞争的实质或形式上更多采取兴“王道”而不是“霸道”，更加注重“出师有名”或“尊王攘夷”，使之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雅典与斯巴达之争锋）或近代西方世界的列国争霸有本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都或多或少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尽管其目的更多的是基于权力政治的属性而不是利他属性。并且在秦国统一华夏体系之后，中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建立了等级制的帝国管理，即使随着中央与地方、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利转移导致王权进行周期性变更，但整体上都默认“天下”理念，即以公元前221年统一后的秦国版图为大概地理轮廓，进行逐鹿中原或王朝统治；而国际关系史公认的开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则至少从形式上确立了主权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念，使欧洲主要国家在近代的死亡率越来越低，即使亡国后也能几经沉浮而重新立国（如波兰）。因此，从地缘战略的视角出发，就可以反驳一些学者提出的“春秋战国时代等同或类似于近代西方列强的均势或霸权战略博弈”2的观点。
应当说，秦国是从非常羸弱的地缘环境中生长，秦始祖非子，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本是周室的附庸小国。至襄公时，因勤王有功，周平王赐以岐西之地，秦始得列为诸侯。此后，经历代国君的苦心经营，秦国迅速崛起于西陲。但在春秋和战国前期，秦国也只是诸多强权之一，大概相当于18世纪的普鲁士在欧洲的战略地位，虽然军事作战能力很强但整体实力并非一流强国。当时秦都为雍（今陕西凤翔），以此为中心，秦不断向四边蚕食扩张。为了确立自己的霸权，对中原局势施加大的影响，秦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东进。然而，对秦国相当不利的是，当其崛起之际，正值东方近邻晋国国势强盛、号令中原之时。其东向发展势头为晋国所阻，虽多年兵戎相见，但终因国力不逮而基本趋于下风，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而其南下发展，又直接同楚国发生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统治者根据自己的战略地理要素，致力于向西经营，开拓疆域，巩固根基，为秦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达蓟辽地区，战国七雄中，以秦、齐、楚为头等强国。秦是所谓“虎狼之国”“有吞天下之心”。3楚国的实力也很可观，“楚，天下之强国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4齐国自西周以来始终为东方大国，战国中期更一跃而为第一流强国。魏国与赵国为第二等强国，“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5至于赵国，则是“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6。其不同的是，魏国强于战国之初，赵国崛起于战国中后期。韩国与燕国则相对弱小，史称韩国的战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7。又称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8。
至少到秦昭襄王以前，秦国的实力也只是相比东方六国而言略占优势，仍旧非常惧怕六国合纵孤立秦国，尤其是齐楚和战国后期的赵国，都能对秦国构成足够的战略威慑。而秦国却能实现大国崛起，并在数次面临体系性制衡的危急时刻可以通过外交谋略转危为安。考虑到当时极为落后的交通与通信技术、远距离陆上征服的困难性，以及各国尔虞我诈、犬牙交错的复杂地缘博弈，加上此前的天下已经分裂了数百年，秦国能最终横扫六国，并成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王朝，使得这种大一统的地缘政治惯性可以延续至今。这种地缘战略的持久意义，其难度足可与世界史上任何陆上与海上强国的崛起荣耀相提并论。
二、说文解字：合纵连横的基本内涵
按照韩非子的观点，“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9。其就是强国拉拢某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然而，合纵连横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诸国或合纵或连横并无定数。韩非子认为，秦国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合纵为反秦、连横为事秦。但这样的描述并不准确。从国家联盟排列组合的实力对比来看，合纵连横可以有五种形式的联盟，即合众弱攻一强、一弱合众强攻另一强、众强攻一弱、一强合弱攻另一强、强弱合盟攻两强。10合纵并非必然意味着以弱胜强，连横也绝不意味着是对强者的追随政策，在秦国与东方六国实力对比没有那么悬殊之前，合纵可以是反对秦、楚、齐，连横也并不专属秦国的地缘战略。只是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秦国对东方六国形成了绝对优势，才使合纵经常被用于反秦，连横被用作事秦。
（一）伐谋、伐交、伐兵
纵横家的战略思想与兵家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1有异曲同工之处。合纵与连横在本质上以伐谋和伐交为主，伐兵更多的是作为伐谋和伐交的战略依托。所谓伐谋，是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反之，任何政治、外交、军事、战争的解决办法，都必须要有谋略，谋略体现为政治谋略、外交谋略、军事谋略、战争谋略。所谓伐交，实际上包括了政治谋略和外交谋略，是一个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运用国内外力量施加影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治谋略运用于国家间政治，如任命某位官员为主管外交和军事的大臣，他可能是一位对对象国较温和的人士，也可能是一位对对象国态度强硬的人士，他的任命虽然是纯粹的国内政治，但可能会对对象国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政治谋略对别的国家的影响和手段实际上是有限的，但外交谋略却不同，它的手段和影响是广泛的、强有力的，并在许多情况下能达到外交目标。伐兵，可以理解为军事威慑，介于和平方式与战争方式之间。
无论是合纵抑或连横，都是使国家不去介入不利于扩大己方权力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攻城”，为可能的或已经完成的“攻城”来谋取利益最大化。攻城是指战争手段，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伐兵和攻城也都需要高度的智谋。实际上在“攻城”的前期准备、“攻城”期间及之后，也都贯穿着伐谋、伐交和伐兵，能够确认或扩大“攻城”的胜利果实。
尽管伐谋对伐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伐交的效果往往会决定或改变既有的伐谋战略。而且谋不可能孤立发挥作用，战国时期所谓阳谋和阴谋多半也体现在列国具体的外交活动中，需要通过多种伐交途径来实现谋的战略运用。通常伐兵的威慑都蕴含在伐交的进程中，在战争期间也需要伐交来扩大战果或降低损失。因此，伐交可以被看作合纵连横战略的要义体现，对“交”的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战国时期的外交形式具有多样化特征。“交”在这里有四层含义：个人之间在本国内部或跨国的日常交往；本国内部或不同国家的大臣或大夫之间的政治沟通；一国国君与本国臣子的政务交流；不同国家君主之间的首脑外交。“交”通常在对外政策层面含有结交联盟之意，通过外交手段也可以用来为国内政治服务，即国际问题的国内化。苏秦在楚国游说时，正式使用了“外交”概念。当然，外交这里有一些贬义的用法。他对楚国国君说，那些作为臣子却主张向秦国割地的人，是些“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谋私利的小人，大逆不忠，不能听从他们的计谋。12韩非子也运用了“外交”概念，强调不可过度依赖外交，而应该注重内政。他指出：“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13韩非子强调内政的强大有助于促进进攻他国的能力并维系自身安全，如果在外交而不是内政上费尽心机，那么就不可能使国家强大。“外自交”，也是一个贬义的用法，意思是指大臣违反王命，私自与外国结交，如韩非在攻击姚贾的四国之行时，说姚贾是以珍珠重宝，“外自交于诸侯”，这是很重的罪名，实际上，战国时期许多掌权的大臣都使用外交手段来达到在国内夺权的目的。
（二）战国诸侯互动中的“交”
与笔者所讨论的“纵横”直接相关的外交形式包括如下：
一是“会盟”。华夏体系中的盟会或会盟是一种多边外交的体现，是华夏体系作为一个区域国际体系存在和活动的主要方式和体现，也是当时华夏体系中的各诸侯国的主要外交方式。会盟就是各诸侯国君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如有些诸侯违反了准则，成为有罪国，会被各诸侯国讨伐，打败它后这个有罪国的土地就会被各诸侯瓜分，类似今天联合国制度下的集体安全，尽管名义上是各国共同参与，但是在制度层面上还是体现出大国实力的等级之分，而且会盟的发起者通常都是那个时代实力强大的国家，需要提升自身霸权的合法性。在会盟时，各诸侯行事的准则还要遵从周朝的各种礼制。
二是“卜交”“测交”。主要是指试探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即考察本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情况如何，比如在选择与一国结盟或离间两国关系时，先搞清楚对方对本国的政策态度，与它交好是否有可能在本国陷入危机时被抛弃，或被牵连到不符合本国利益的他国之间的冲突中去。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是本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要好于各国之间的关系。
三是“贿交”“地交”。前者就是利用经济物质金银财宝和其他各种手段，对外国的大臣或国君行贿，通过利益诱惑来改变对象国国内的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进而影响该国对本国的外交政策。后者即割地，也经常作为外交手段来使用。当国家陷入外部入侵危机时，可能会通过割地的方式来保全自身安全；或者是利用割地来实现离间对手联盟的策略，使次要对手退出针对己方的军事联盟，孤立主要对手。当然，割地外交的承诺未必兑现，空头支票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张仪对楚怀王的六百里割地（实则六里）就是通过虚假承诺来离间齐楚联盟，化解秦国的外部安全威胁。
四是“谍交”。在战国时期，纵横家基本上都是周游列国，很少对特定母国有足够的国家效忠。他们主要是依据哪里给的利益多、君主赏识其主张，就投奔到哪里。但也有少部分例外，比如张仪之于秦国、苏秦之于燕国，在战略决策和执行时都会优先考虑秦国和燕国的收益最大化。这类纵横家主要有三层利益，即效忠母国的利益、与母国友好国家的利益、自身的私利。苏秦虽然出使到各国是为了合纵抗秦，但他负有双重使命。合纵抗秦是为了燕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于燕国的，苏秦还有另一重使命，那就是让赵齐关系交恶，使燕国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为此，苏秦不惜冒生命危险，在赵齐两国实施离间计。
“伐谋”和“伐交”思想应用于战国的实践，由此产生了各国不同的外交战略，规定了不同国家的主要敌人、主要盟友、战略要地、对外活动的重点等。在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是苏秦的合纵战略与张仪的连横战略，前者反映了山东六国面临秦国日渐强大所采取的一种结盟，后者则反映了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的战略意图。在本质上，这些都与现实主义战略和均势外交有很多相似内容，但又与西方的相关理论有诸多区别和特点。还有苏代、司马错、范雎等人的思想，也都强调在实力差距不是绝对悬殊的情况下，外交谋略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合纵连横的实质就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或孤立其他国家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是一种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力量组合，以伐交促进伐谋，进而实现伐兵和攻城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合纵连横的目的在于一国联合他国对付另一个国家，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或者达到遏制某个强国对本国的威胁。只不过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秦国实力一家独大，其他六国才被迫只能在联秦与反秦的策略中选择。
三、中为西用：合纵连横的地缘战略逻辑
合纵与连横在战国时期的战略地理博弈中，基本上是相伴相生的，所折射的地缘战略机理并没有那么非此即彼。其在国家外交活动的体现，绝不只是和谁联盟与对地理因素的机械理解。合纵连横所折射的地缘战略思想，主要包含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地缘战略位置、国家权力、与其他强国之间的敌友关系。
（一）地缘战略位置：随势与谋势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主流外交思想是理想主义，那么战国时期的主流外交思想则是现实主义，出现了军事威慑和势力均衡的观念。战国时期，最有条件实行均势战略理论的国家是齐国。由于韩赵楚三国与秦国接壤，因此三国面临秦国的威胁很大，而齐国远离秦国，形势比较缓和，所以根据这种形势，齐国是天下各国都要仰仗的国家，秦国得到了齐国的支持，就可以在中原占有优势，而赵魏楚三国如能得到齐国的支持，也可以和秦国抗衡。
第一，从地缘战略位置的随势（国家所处的地缘格局态势）而言，战国以统一为目标的战争进程，使得地理环境对各国攻守形势的影响日益突出，纵横家主张通过顺应地缘大势来实现强国战略。
大致而言，秦、楚、燕、齐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强秦诸国拥有战略进攻或对敌包围的态势，其军队通常处于主动地位，而所据山河之险，又保证其攻守进退自如，在受到合纵进攻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反之，魏、韩等国处于中原腹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缺少攻守优势的自然地理条件。但是，地理因素只有与国家的内部改革、对外战略、军事作战能力等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对国家的崛起与称霸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孙子所言“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14的价值。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实，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15。苏秦为赵合纵，游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16
第二，从谋势的角度出发，对地缘威胁采取战攻非先、远交近攻的策略。
函谷东起崤山，西至潼津，东西相距十五里，两岸壁立，林阴蔽日，关城位在谷中，号称天险。关以西是秦，关以东是六国，函谷关就成为战国七雄间的天然界限。这样的地理形势，使得秦国要向东方发展，必然会采取远交近攻的蚕食政策。在范雎入秦前，秦国是自发采取相关策略，收效不大。在范雎明确提出“不如远交而近攻”17之后，目标明确，成效显著，秦国一步步地并诸侯，吞天下，完成统一伟业，所以自发执行和自觉执行，其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战攻非先”的智胜思想，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中。苏秦不是兵家，却能从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审视战争问题，与《孙子》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18以及“上兵伐谋”的思想相契合。在苏秦看来，要做到智胜，一是“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二是“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移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矣”，19即要运用智谋制造和挑起其他诸侯之间的冲突，使敌人消耗而己方以逸待劳，转移敌人的进攻矛头。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以秦国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范雎在向秦昭王献策时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20从更深层次考虑而言，远交近攻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战略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秦国的东出战略，最首先受到的阻碍来自韩、魏两国，而齐、燕这样的地理距离上间隔遥远的诸侯国，在彼此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秦国可以借助对方的力量来打击当前首要敌人，实现各个击破。公元前293年，秦国进攻伊阙之前，周君恃韩、魏而轻视秦国，宫他劝他不要恃远援而轻视临近之敌，并列举若干历史事例，宫他谓周君曰：“宛恃秦而轻晋，秦饥而宛亡。郑恃魏而轻韩，魏攻蔡而郑亡……今君恃韩、魏而轻秦，国恐伤矣。君不如使周最阴合于赵以备秦，则不毁。”21
（二）国家权力层面
战国时期的列国战略关系绝不能简单概括为霍布斯语境下的无政府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各国也并没有简单地将武力征服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权力使用路径，而是避免权力的滥用或过度扩张。
第一，权力的体量、权力转移、权力的合法性、权力使用的多元化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基础。
在论证合纵抑或连横的战略效果时，纵横家基本上都会以国家的权力基础作为立足点。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苏秦指出秦国的有利条件，具有“并诸侯、吞天下”的潜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这个伟业。而秦王最终却以羽翼未丰、时机尚未成熟加以推辞，“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22。苏秦又说，敌我双方，无论是在战场上摆开阵势，还是用兵器互相拼杀，总之要战胜对方才能建功立业。所以说，对外要靠战争取胜，对内要靠施行仁义来加强统治；当今要想吞并天下，凌驾诸侯，战胜敌国，抚育万民，迫使诸侯称臣，非用武力不可。最终尽管没有被秦王采纳，但可以看出纵横家非常注重以权力为国家战略之根基。
纵横思想非常强调国家战略互动中所带来的权力转移前景。公元前303年，齐、韩、魏三国因为楚国背弃合纵盟约，倒向秦国，三国就联合攻楚。楚王派太子横入秦求救，又使人游说魏冉，指出如果三国联合击破楚国，秦、齐两国将失去平衡。齐国本就拥有千里见方的土地，再取得楚国的滨海九夷之地，领土扩大了一倍。韩、魏则可瓜分楚国方城一带，兵力直达秦的南郑，这样的形势对秦不利。于是秦派客卿通领兵救楚，三国就撤军退走了。23无论是“合纵”抑或“连横”，都不能脱离己方与威胁方之间战略实力对比的实际情况。谋智类战略指向的重点是威胁方的意识，追求的是威胁方在运用战略实力上出现失误。
如何实现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是纵横战略思想的一部分。在春秋时期，不管是齐国还是晋国当霸主，总还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而进入战国时期，各大国越来越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因此各国都在想搬掉这块绊脚石。周朝以九鼎为其权力象征，传说为当年夏禹所铸。当秦国出兵威逼周朝，向周朝索要周朝的象征九鼎之时，周朝已经没有力量来阻挡了，只好求救于齐国，而齐国其实与秦国一样，也想得到这只九鼎，而东周大夫只能以齐国无法搬运这只巨大的鼎为由躲避齐国，东周大臣颜率对齐国国君说，如果您要把它运回国，那么无论从梁国还是从楚国，都不可能把鼎从东周运到齐国，因为想要这只鼎的国家实在太多了。战国初期的周朝已经丧失了作为王朝中心的象征性权力，沦落到一个小国的地位。但为了自身免受围攻等特定的国家利益考量，强国也会适当进行权力合法性的分享。例如，公元前288年，秦昭王派魏冉出使齐国，约请齐闵王和他共同称帝。齐闵王征求苏秦的意见。苏秦说，最好让秦先行称帝，观察各国的反应，再决定齐国是否称帝。这样既不得罪秦国，也可讨好东方各国。24
第二，通过安民择交来减少权力的过度扩张。
为了确保或推动国家权力的持续崛起和外部战略环境的改良，纵横家也强调应该通过安民择交的方式来减少权力使用的过度扩张。推崇外交对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要作用，确保国家权力的守成与持续崛起。“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25韩非子觐见秦王时，向其游说不要为了对外战略目标而过度劳民伤财，那样会让六国的合纵之谋得逞，“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能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26。
苏秦指出：“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秦必破矣。”27苏秦还认为，关东六国如不合纵，那么秦必定趁机东进，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使六国兵要地理环境尤为不利，“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28。所以合纵的目的之一，是阻秦国于函谷关以西，不让其东进占据更多的战略要地，“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29。秦国搞连横的战略目标之一是要占领关东的重要战略据点，使自己的兵要地理环境变得更为有利，从而为统一六国创造条件。事实证明，秦国的连横取得了很大效果，“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面取汉中……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30。
苏秦提出，不可用兵不休和突出于诸侯之上，应当以逸待劳，以治待乱。抓住机会，制服疲劳而混乱的敌人，这样王业才能成就。苏秦提倡“形同忧而兵趋利”，以齐、燕战于桓之曲为例，为什么胡人和齐国配合如此默契？因为他们在攻燕上有共同的利益。苏秦认为，一次大战的消耗，“十年之田而不偿也”，中山能够连克燕、赵，就是燕国内乱，齐国出兵攻燕，中山趁机偷袭的事，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
苏秦对善于用兵做出自己的解读，以商鞅为秦破魏的事为例，阐明他的主张。魏惠王曾经拥有土地千里，有甲士三十六万，拔邯郸，围定阳，随后又召集缝泽之会，率领泗上十二诸侯朝见天子，对秦国造成威胁。商鞅劝魏王先行王服，宫室、衣服、车旗都采用天子制度，这就引起齐、楚不满，爆发了齐、魏马陵之战。结果魏军大败，太子被杀。魏惠王不得不折节朝齐，秦国轻易就取得了魏国西河之外的大片土地。31
多极斗争是三个以上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两极对抗那样“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之所失”的零和博弈，多极之间的地缘博弈是一种复杂的对抗关系，甲与乙相争，最终获益者往往是冷眼旁观、伺机而动的第三方，甲和乙都可能会成为失败者，所以，“非零和对弈”是多极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苏秦认为，“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意即用兵打仗，首先发难者必有后忧；结约联盟，争夺盟主地位而积怨者必然孤立。苏秦主张，在多极斗争中，要善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善为国者，顺民之意，料兵之能……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苏秦主张的是顺应诸侯的意愿，讨伐好战不义之国，利益就会随之而来。“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王天下可跼足而须也。”32他强调在群雄相争、实力相对均衡的格局中，明智的举措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静观形势之变，不首先挑起战争；举兵时要不当头，推别国为头，“寄怨”于人，以免后患；善于以平息战乱、维护正义为出师之名，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第三，吸引性权力与惩罚性权力并用。
在己方处于劣势时，通过不伤及根本利益的割地求和，这种权力的吸引性可以使对方停止对己方的威胁；而在己方处于战略优势的时期，又可以通过威胁使用惩罚性权力、或渲染第三方惩罚性权力对对方权力的威胁，来使对方至少不与威胁源联盟。
公元前312年，张仪想以归还新取的汉中做条件，换取楚国参加连横。但甘茂反对，认为一旦割让汉中，如果天下形势变化，秦国将没有筹码讨好楚国。
公元前296年，齐、韩、魏三国攻秦的军队，攻进了函谷关。秦昭襄王和公子池商量后，决定割三城与三国讲和，这些城都是韩、魏两国的边防要地，暂时延缓了秦国东侵的威胁。如果一国地位突出于诸侯之上，会受到诸侯的憎恨。公元前288年，齐、秦并称为帝，苏秦劝齐闵王取消帝号，以免成为众矢之的。齐国取消帝号不久，秦国也跟着取消。秦国去帝号，也有向它进言的人。“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以同言郢威王于侧纣之间。臣岂以郢威王为政衰谋乱以至于此哉？郢为强，临天下诸侯，故天下乐伐之也。”33
公元前329年，楚国进攻魏国，魏军反击，两军在陉山激战。张仪向秦惠王献策，不如出兵支持魏国，魏国如战胜，将感激秦国，定然会献出河西地区；魏国如不胜，将无力守住河西，秦国可趁机攻取。秦惠王采纳张仪的意见，出兵援魏，后来，魏国击败楚军，但魏军也受到严重消耗，害怕受到秦军袭击，果然拱手献上河西地区，正如张仪所料。34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魏国趁机出兵，攻打楚国的陉山。魏国把上郡许给秦国，以断绝秦、楚联系。魏国占领陉山后，不肯割地，背弃了对秦国的承诺。管浅向秦王献策，建议派人出使楚，约楚、秦两君相见，两面夹击魏国。魏王听到消息，非常恐惧，次年就把上郡献给秦国。
（三）有效处理与其他强国的关系
第一，“利”是伐交的重要立足点。
“利”这个词在战国已经很普遍使用，如秦攻赵时，赵向齐求援，齐国大臣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弗救，则我不利”，或救赵“于齐有何利”。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有利还是没利，需要深厚的哲学基础。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时，另外一个国家可以不参战、不让战火烧到本国为利，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个国家让一个强国战胜一个弱国，那么强国下一个目标就会把自己作为征伐的对象，联合弱国对抗强国，直接和马上参加战争，也是一种利。
战国时期，已经提出了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观念。如陈轸为了劝说齐国参加韩赵魏联盟抗秦时所指出的，六国之间相互争斗，让秦强而己弱，这绝非齐国“上计”，必有后忧，齐国的“万世之计”就是要在秦攻魏时马上参加抗秦的战争。苏秦则提出了所谓“唇亡则齿寒”的关系，认为两个邻近国家在面对外来强敌时产生共同的国家利益，认为“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张仪提出了“社稷之长利”的观点，指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一观点也为赵武灵王所接受，他听了张仪所谓赵国不能合纵与秦对抗的劝说之后，也认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利”在这时已经产生了公利与私利之分。楚国有人对楚王说：“臣闻从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愿大王听之也”，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而私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指出那些合纵的人表面上是为国家谋利，实际上是私自取利，把国家的政权当成鸿毛一般。35
义渠地处秦国后方，和秦国经常发生冲突，是羌族所建立的国家。义渠君出访魏国，和魏相公孙衍有一次亲切交谈。由于相隔遥远，难得有再见的机会，公孙衍替义渠君提供了一个测量局势变化的晴雨表：秦国要是没有遇上麻烦事，会毫不留情地对义渠烧杀抢掠；如果在东方有战事，为了防止后院起火，就会尽量和义渠拉关系。这是暗示义渠君，应根据秦国的态度，采取适当的对策。不久，五国攻秦，秦王向义渠君送去一份厚礼。按照公孙衍的说法，这不正是秦国有事的信号吗？机不可失，义渠从秦国背后进攻，公孙衍的计策生效了。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发兵攻宋，秦昭王欲加以阻止。冷向为齐游说，提出愿意让齐国侍奉秦国，换取秦王同意齐国攻宋。至于秦国所得现实利益，就是“宋破，晋国危，安邑王之有也”。最终秦王同意了齐国的攻宋行动。36公元前270年，秦欲攻周。周最为周君游说秦王，提出三点：一是攻周对秦没有实际利益；二是中原诸侯恐惧，将和齐国联合，使秦国孤立；三是秦国兵力被诸侯削弱，将不能通过周国号令天下，秦国的王业就不能成功。
通过利益诱惑可以化解外部威胁。战国后期，只有赵国能够与秦抗衡。如何对付那些扬言合纵抗秦之人？范雎提出的策略是制造内部矛盾，用金钱挑起“合纵之士”的内部争端。秦王派范雎带上五千金在武安，用金钱收买那些愿意倒向秦国的游士，还没有散完金钱，那些游士们就剧烈争斗起来，唯利是图，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秦相范雎看得非常明白。当秦王为那些合纵之士聚集于赵而感到忧虑时，他却对秦王说，此事好办，“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37。于是让秦王散五千金于合纵者中，那些攻秦的人就对秦国如亲兄弟一般了。说明这些合纵者中，大多是为己谋利的。
此外，纵横家的个人私利也会对合纵与连横的天下大势产生重要影响。苏秦作为当时最有名的外交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为了燕国的利益，不顾自己的原则，在不同的国家推行不同的主张，在不同的时期推行不同的政策，表现了出尔反尔、此一时彼一时的两面派作风。苏秦先是到秦国推销连横战略，在秦国碰了钉子后又改而推销反秦的合纵战略。连横与合纵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推销自己的才华，以谋取自己的功名利益。苏秦到六国劝说合纵战略，后又到秦国说，合纵战略根本是行不通的，他要秦国提防齐国，又要齐国提防赵国，让齐赵两国相斗，使燕国从中渔利；苏秦竭力说服六国联合抗秦，但又为燕国一国私利而破坏同盟，让燕国出兵攻齐，使齐国蒙受重大损失。
张仪也有同样的情况，和苏秦一样，张仪基本上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和主张，一切以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张仪本是魏国人，后来做了秦国的间谍，帮助秦国出兵攻魏，使魏军主力大败。以不义之利引诱楚国，离间了楚齐关系。此外，张仪在当秦国相国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用计谋陷害其他秦国的重臣，迫使陈轸去了楚国。公孙衍走得更远，他在魏国为相时，不惜与中原各国的敌人匈奴王勾结，对匈奴王义渠君说，中国（中原各国）与匈奴相距很远，没有利益冲突，但秦国却与匈奴相近，因此，在客观上，中原各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后来韩赵魏楚燕五国攻秦时，匈奴也出兵攻秦，使秦兵大败。
第二，离间与骑墙策略并用。
离间是破坏对手之间的友好关系，尽可能使己方与另外两方之间的关系好于两方之间的关系。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在齐薛公主持下，由齐国章子领军，攻打楚国的方城一带。薛公事先派人到楚国，游说楚国转而和三国攻秦，以离间秦、楚之交，楚王果然中计，于是三国合力攻楚。而秦国心怀疑虑，不敢出兵救楚，最终三国大胜。赵足为化解秦军攻打赵国，提出齐、赵合纵抗秦，这样齐国就可以避免战祸了，“王欲秦、赵之解乎？不如从合于赵，赵必倍秦，倍秦则齐无患矣”38。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此时，赵、魏危亡在即，齐国坐视秦国东侵，有人去劝齐王，不要联秦而攻赵、魏，指出如果赵、魏灭亡，齐国是不会幸免于难的。
为了破解合纵之术，张仪向魏王游说：“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39即各国诸侯结成合纵联盟的动机是国家安全、巩固君主地位、增强军事力量、壮大本国国威，而各国之间的同盟内部矛盾和利益纠纷没有消除，故一定会四分五裂。最终魏哀王背弃了合纵盟约，通过张仪与秦国交好。
公元前313年，齐、楚合兵，攻占了秦地。秦国想要利益不受损害，必须拆散齐、楚邦交。于是张仪出马，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用商于之地六百里做诱饵，欺骗楚怀王和齐绝交。陈轸看出了张仪的用心，竭力加以劝阻，利令智昏的楚怀王哪里听得进去。楚怀王派人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佯装生病，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楚怀王为了表示和齐国绝交的诚意，竟然派出一名勇士，北上痛骂齐王。齐、楚断交，楚国孤立，成为定局。此时张仪面对楚使，把六百里变成六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陈轸再谏，怀王再度不听，孤立的楚军，终于被秦、齐、韩三国联军打得大败。宜阳战役进行时，楚韩对秦国形成两面进攻的态势，冯章建议秦王假装把汉中给予楚国，楚国必定高兴而停止进军。战争之后，秦王没有履行承诺。
骑墙通常是在形势不明朗或小国在两个大国夹缝中生存时所采用的自保策略。公元前298年，薛公田文率领齐、韩、魏三国攻秦，向西周借兵求粮，处在齐、秦两大国之间的小小西周难以应付，答应田文，会开罪秦国；如不答应，会使齐国不满，两难选择。韩庆为西周游说田文，提出了三点：一是停止攻秦，以免让韩、魏壮大。二是由西周转告秦王，释放被拘留的楚怀王，楚国将把东部的淮北之地献给齐国。三是秦国未受削弱，将会对三晋构成威胁，三晋定会更加重视齐国，齐国举足轻重。薛公认为大妙，就停止攻秦，向西周借兵求粮的事情，就得到了化解。
第三，“形同忧而兵趋利”的联盟思想。
在一些纵横家看来，联盟策略对诸侯建立帝王之业具有决定的意义，所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形同忧而兵趋利”是由苏秦提出的。苏秦认为，要建立和巩固长久的联盟关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形同忧”，即己方与盟方在客观上面临着共同的忧患和威胁；二是“兵趋利”，即己方与盟方在军事行动上要有协调一致的利益关系。而要实现这两个条件，应该“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即对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外部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了如指掌，要详细掌握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名山大川、关隘要塞、地缘关系的具体情况。在苏秦看来，能做到这样的联盟关系，不用盟约、不用交换人质、不用督促也能通力合作，即使产生了同盟之间的冲突也可以互相谅解，彼此都强盛起来之后，会更加友好相处。
公元前287年，五国伐秦无功，赵国想与秦议和，此举如果实现，将使合纵阵线瓦解，影响到齐国攻宋。苏秦劝奉阳君坚持攻秦，并说如果各国争相事秦，秦会对赵国不利。苏秦指出：秦、齐联合，秦国控制中原，在三晋谋取利益，对赵不利，这是其一；秦在齐、韩、魏三国安插自己的亲信，结成连横阵线，秦的连横派得势，对赵不利，这是其二；秦、齐、赵三强联合，会对赵构成不利，这是其三；秦用伐齐来拉拢楚国，攻破韩、魏，吞并二周，赵国四面受围，逐渐消耗，对赵不利，这是其四；秦使三晋攻齐，让它们互相削弱，秦再迫使韩、魏西向朝秦，赵国就会落入秦国掌握之中，对赵不利，这是其五；秦国打起主张正义、存亡继绝的幌子，扶植中山和滕复国，赵国和宋将面临同样命运，对赵不利，这是其六。苏秦这些游说之词希望为齐国攻宋营造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
公元前286年，五国伐秦失败，齐国欲联秦攻宋，魏国担心此举对己不利，欲与秦国讲和。苏秦游说魏王，不要轻信秦国，提出对付秦国的三条策略，最好的办法是攻破秦国，其次是长期排斥它，再次是坚持合纵盟约，盟国团结一致，不可分离。苏秦希望可以实现五国进攻秦国，以便齐国可以趁机灭掉宋国。公元前280年，秦国邀请燕王，燕王准备前往，苏代加以劝阻。苏代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秦国依靠它的兵力强大，行为暴虐，想攻打哪国就攻打哪国，用兵时总是可以找到借口，“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杀掉三晋的百姓数百万，侵占了三晋土地的一半，是绝对不可相信的。苏代反复叮嘱，揭露秦国言行不一的欺骗性，燕昭王听从劝告，终止了自己的入秦之行。40
公元前235年，东方六国中，以楚国地理面积较大，尚有东南大片土地。魏国投靠秦国，使秦国助魏国进攻楚国，想要夺取原来宋国的地盘。秦国的目的在于摧毁楚国的实力，迫使楚国服从。有人在秦国即将出兵时，向秦王嬴政游说。认为秦国想用武力迫使各国称臣，恐有后患。又说，破楚而使韩、魏得利，并增强齐国的力量，迫使韩、魏有能力和秦对抗，又使齐国再次成为东方强国，因而攻楚的行动是不可取的。
苏秦对赵肃侯进行游说来防止连横派影响赵国的对外战略倾向，“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孰计之也”41。苏秦意图让赵肃侯不要受国内连横派或亲近秦国的大臣影响，因为这些人都是安于现状、没有远虑，只知向秦国割地。苏秦还说贤明的君主应该杀伐决断，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赵国应该团结各诸侯进行合纵亲善，一道反抗秦国。此外，为了巩固合纵联盟，苏秦还提出：“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42即同盟也涉及内部约束，如果任何一国没有遵守盟约，其他五国共同打压，这样六国结成攻守同盟，则可以打破秦国一统天下的霸权野心。
第四，以政治游说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主要实践手段。
古代的策士和谋士是专门讲谋略和策略学的人。谋和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阴谋诡计，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或措施的建议，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政策建议。合纵或连横之策能否被决策者采纳，需要或明或暗施加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也就是所谓“游说”。“游说”，是指影响别人决策的行为。这些政治游说，贯穿了“利”和“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安身立命层面，实施游说的说客本人有利害关系夹杂其中，他们游说的目的要么是去达到个人进取性的理想目标，要么是转危为安、趋利避害；二是安邦治国层面，实施游说的个人本着公心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来为其所服务之诸侯国出谋划策，并以让执政者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建议，使诸侯国内部各项事务朝着其预设的轨道运转；三是国际邦交层面，也即我们今天所谓“外交”，根据诸侯国际形势来进行纵横博弈，处理国际事务，使其所服务的诸侯国利益最大化。当然，在政治游说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三个层面通常是一种系统效应，很难被截然分开，互相影响，任何一层面受到损害，都会影响其他两个层面。
这种政治游说既涉及让对手国的战略偏好向有利于本国的利益转向，还需要说服国内的反对派，实现外交与内政的平衡。政治游说从手段到表现形式并不隐蔽，通常是战略目标相对隐蔽，通过看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学理性、逻辑性，或列数据讲事实的“客观”描述，使对手的政策偏好发生转型。合纵连横的谋略不是心理战，但最终效果能否成功依赖于对威胁方心理的影响。关键是能够真正影响威胁方的主观意识，了解和把握威胁方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和认知水平，以及威胁方的大战略决策、动员和指导体制的特点以及优缺点，了解威胁方的思维方式。“兵无定势，谋贵从时。”43这种政治游说可以分成两种类别。
一是游说己方君主打压政敌。
秦惠王继商鞅变法后，准备扩张土地，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张仪主张攻取中原心脏之地，以成就王业；司马错则认为秦还是地小民贫的国家，应先从容易处着手，取蜀地足以广国，得其财可以富民，所以主张伐蜀。惠王赞同司马错的意见，就派他领兵伐蜀。44
公元前323年，魏惠王任用张仪为相，采用他的连横策略，想和东方的齐国联合。犀首通过卫君，巧妙地运用计谋，使齐王怀疑张仪，张仪使命无法达成。
公元前321年，魏以张仪为相，仍用犀首为将，而韩国并用支持张仪连横的公仲和赞成犀首合纵的公叔。魏王和韩王的用意都是让他们互相牵制，以求保持平衡。
公元前308年，甘茂为了让秦武王对他委以全权实施宜阳战役，举出秦惠王信任张仪和魏文侯派乐羊攻中山的例子，证明用人不疑的赫赫战果；最终得到秦武王重用，拿下宜阳。
由于陈轸和张仪同在秦惠王受重用，两人政见不合，处在对立地位。田莘之为陈轸游说秦惠王，希望秦王信任陈轸，不要动摇。后来，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说陈轸在秦、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没有为秦国尽力，但陈轸以忠臣自命，说只有忠臣孝子才是各方争取的对象，若不是忠臣，楚国怎么会接受他呢？陈轸辩解的话，秦王无法反驳。但秦王依旧信任张仪，所以陈轸最后去了楚国。
甘茂担任秦武王的左丞相，武王喜欢公孙衍，曾私下对他说，要立他为相，甘茂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甘茂得到消息后，立即入朝，面见秦王，祝贺他得到了贤相，武王问他是从哪里知道的，甘茂说是公孙衍亲口告诉他的，武王对公孙衍不能保守秘密很不高兴，就赶走了他。甘茂善于利用机密情报，编造公孙衍的诳言，排除了政敌。
范雎向秦昭王建言说，秦国的太后、穰侯掌权，而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协助他们，根本没有秦王的事，君主不可以把权力授给臣下，不过问政事，这是灭国的征兆。秦昭王听取建议后，废除了太后的权力，并把这些大臣赶出关外，任用范雎为相，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范雎通过此事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地位，扫清了政敌，得以推广他的连横策略。45
二是游说对方的军事主帅或国君来避免战祸或制造国内精英分裂。(https://www.daowen.com)
公元前281年，秦昭王打算派白起攻梁，周君派苏厉见白起，苏厉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告诉白起，射箭高手在精力疲惫时也可能不中而前功尽弃，如今您的情况与之类似，不如请病假，不接受这次任务，还可保住自己的名声，化解了一场大战。公元前322年，张仪欲假秦兵以救魏，甘茂当时作为左丞相，与张仪是政敌，左丞相甘茂建议，把秦兵交付张仪，无论输赢，都可以让张仪不继续在秦国为相。
公元前264年，秦将白起领军攻韩，在战役进行时，有说客为赵国游说秦国范雎，挑拨范雎和白起的关系，让秦军不要穷追猛打，使赵国免于亡国之祸。范雎对秦昭王提出：攻打一个国家，有两种不同的策略，有的看重赢得人心，有的侧重攻城略地。建议离间韩国君臣，使韩国掌权的张平为秦国出力，而不为韩国卖命，使敌国的人力转而为我所用。秦王同意议和，白起听说此事后，从此和范雎产生了严重矛盾。公元前256年，秦、赵长平之战后，赵国的兵力遭受重大损失，急于同秦国议和。赵国派人游说范雎，使他赞同此事，不要让白起在攻赵战役中继续立功，并说明，如果战事继续进行，不论胜负，都会有利于白起而不利于范雎，所以最好同意赵国割地求和的请求。46战国后期，秦国强大而楚地辽阔，顿弱说“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47。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领兵攻赵，赵派李牧防御，秦军难以得手，顿弱游说秦王给予万金，他去赵国后贿赂赵国宠臣郭开，诬告李牧谋反，李牧因而被杀，进而瓦解了六国的合纵。
四、中西比较：纵横与中西方地缘战略的差异
（一）地缘制权性质的差别：陆权vs海权
从总体上看，中国地缘战略思想体现的是围绕以中原腹地为中心的区域制权，具有陆权特征。中国地势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西南有青藏高原，西北有黄土高原，北部有蒙古高原，东北有兴安岭，中为平原，东为大海。北牧南耕，北伐南守。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更迭，一般表现为北方对南方的征服、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服。只是到了明朝，特别是1840年以后，中国又增加了来自海洋的侵扰。西方地缘制权的范围就像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一样，是世界性的。权力流向是离心发散状的，地缘权力中心随贸易、生产力中心的转移而转移。西方争夺世界霸权所依靠的地缘联盟战略主要围绕两个中心来进行：一是在欧洲大陆争夺战略支配权的大陆制衡；二是在海洋争夺海外殖民与商品贸易控制权的海权制衡。中国地缘制权从四方向中原腹地辐射，呈现焦点透视特征；而西方则是以利益为追逐中心，在世界范围追逐权力，呈现散点透视特征。48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战略文化中的合纵连横思想不能适用于当今中国从大陆向海洋进行地缘战略转型的时代要求，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只要在当今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进行适应性的具体变更，就可以对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决策起到重要参考价值。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海权还是陆权战略，其实都从属于国家大战略，而“纵横”本身就可以视为国家大战略的思维体现。
（二）获取与制约地缘权力手段的差别：谋智vs谋力
中国地缘制权整体上是内守的，而西方是扩张的；中国是建立平衡，西方是争夺优势；中国重谋略，西方重技术实力。因此，中国的地缘战略所折射出的更多是如何有策略地使用有限权力，而西方地缘战略尽管也强调谋略，但大体上偏好最大化增长权力体量。
在国际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对权力的理解是以权力获得权力和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围绕权力的斗争，表现在地缘战略上就是从特定的地理条件出发，以外交和军事手段获得与制约权力。在以何种手段为主来实现国家政治目的问题上，中国、西方各自理解不同。
在地缘政治关系上，中国注重以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而西方则注重控制自然地理权力中心，主张以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中国讲谋略，重“谋攻”，“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语出清朝陈澹然《寤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国家安全更是如此。“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而治矣，思所以亡而存矣。”49以谋制权，军事手段是迫不得已而使用的最后手段，而外交是政治和平方式的继续，是实现谋略赢得权力的主要手段。地不相接可以合交而为友邻，地相毗连可以伐交而使之为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改变战争或冲突作用力方向（四两拨千斤），或寻找其制约因素（借力打力），巧妙利用地理因素实现战略目的。如战国张仪连横破列国，苏秦合纵抗强秦，范雎远交近攻；三国时魏转嫁矛盾，使吴蜀两国内斗，破其同盟。而西方则注重以力制权，强调谈判只是使用武力的暂时策略而已，突出技术和物质之力的力量之美，其代表性的地缘战略都是以特定技术武器为背景，注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手段以实现政治目的。近代西方的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等地缘学说所强调的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学说不谋而合，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国家借助一定的地理要素，通过权力制衡、威胁制衡、利益制衡来塑造有利于己方的地缘战略关系。
在对地缘权力的制约上，中国注重利用地缘政治关系，以政治外交方式解决地缘政治矛盾，形成诸地缘力量的制衡。“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50从春秋战国开始，列国诸侯就非常注重通过封藩属和致和亲的方式来缓和与其他诸侯或少数民族的矛盾。西方则注重以地缘军事力量实现政治霸权。西方地缘战略主要是学派之争，这种制约不是由各种战略力量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力量均衡，而是力求突出其某种地缘制权的优越性。中西方在获取与制约权力手段上的差异是各自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古代中国缺少西方资本主义军事领域革命性变革的技术与工业革命，战略手段缺乏有效的技术力量支撑。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也让其在解决地缘矛盾冲突上首选谋略，运用谋略去弥补力量的不足。
（三）地缘战略的合作与介入偏好差异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更偏好先与一个国家建立总的战略关系，再去具体商讨双方如何解决具体的利益和威胁议题等。而近代西方国家，在塑造或变更大国地缘关系时，更强调先解决具体的战略分歧或实现具体利益合作，再去谈包括战略互信在内的总体关系缓和。这种差异使其在进行地缘战略实践时会出现非常大的不同。包括到今天，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大国关系等问题时，更强调先建立总体的合作型地缘关系，再去具体解决双方的地缘对抗问题；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则主张先解决地缘分歧和冲突问题，再去谈两国友好地缘关系的塑造。
在连横或合纵战略流行的年代，各个国家不是与此结盟就是与彼结盟，但也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即主权高于一切的思想，认为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和强国“不可恃”，恃外国可能亡国，因此无论连横或是合纵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对联盟必须警惕，特别是一个小国与大国结盟时更是如此。战国时期各国相互干涉内政的事很频繁，但这时也有一些人主张，别国的事最好不要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也一向强调主权高于人权，与西方地缘战略对他国政治经济的干预偏好形成鲜明对比。
五、结论：纵横逻辑对中国崛起的借鉴意义
对比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崛起环境，合纵与连横策略的应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国时期，各国的军事政治联盟主要不是依靠各国君主努力建立的，而是靠一些有才能的超级相国或跨国政治家来推动的，他们往往是联盟的核心，即精英集团的外交模式，与20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外交模式类似。而到了今天，主要世界大国之间既重视首脑外交、防长与外长的“2+2”会议机制等精英外交，也看重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在人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决策参与者都是极为有限的。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从“纵横”的战略逻辑来看，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应遵循基本的地缘规律，积极进行国际游说，广交盟友、大力发展海军外交、塑造崛起大势、推进战略转型等。
（一）遵循地理规律
中国作为陆海两栖国家，先天的地缘战略位置决定其很难实现孤立式崛起，在崛起进程中始终都会伴随与其他海上和陆上强国的复杂战略博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迫于自身实力所限，更多地顺应外部地缘环境的大势。但在新时代，随着中国持续崛起，从周边地区到全球层面，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从而使中国需要采用更与时俱进的地缘战略来降低崛起成本与风险。中国需要从顺应地缘大势转向更自主地谋取并塑造有利于己方的地缘大势。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地缘战略上进行战攻非先、远交近攻，尤其是在武力威慑已经取代武力打击成为国家诉诸强硬政策的主要方式时，伐谋、伐交、伐兵变得更加重要。为此，中国必须遵循三条相互作用的地缘规律。
一是地理距离的磨损效应。
尽管所有战略行为体都既接受力量投射也越过地理障碍向外投射力量，但由于战略行为体的力量本身差异，和空间位置不同所带来的距离不均衡，导致不同战略体的力量投射存在巨大差异，使一些强大的战略行为体更多地表现为发力方，而弱小的行为体则呈现出被动接受的倾向。这共同塑造了各战略力量之间在特定地缘战略空间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特定的地缘战略空间可以被看作一个地理场。大卫·哈维（Dawid Harvey）认为，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地理空间平面上，任何一个力量源都处在该地理场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它的影响，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都会随着离开源的距离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将它的影响向周围地域传播。51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概念，解释实力随距离增加而削弱，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实力的强度。52
地理距离的磨损效应增加了国家在物质力量的投入和精神层面的战略关注。在物质方面，距离的增加提升了对交通运输力量和通信能力的要求，并增加了对时间的额外要求；从精神方面，极大影响了战略行为体的精神意志。总之，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其战略转型的地域方向和重点离本国越近，其战略转型所进行的权力投射成本就越低，反之，则力量的损耗、时间的投入和精神的损耗共同提高了远距离投放权力影响的成本。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国（苏联）的远征、日本侵华战争、美国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潭、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妥协等历史案例，说明即使是战略体量很大的行为体，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时，取决于国内能够被动员起来的那部分力量是否足够（而不是全部的战略实力），哪怕通过技术和强大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物质损耗障碍，也要面临战略决心的考量——即力量的远距离损耗是否符合战略利益，尤其是在离本国距离遥远且战略利益有限的地点实行力量投射尤为受到这种距离产生的阻遏效应。而对受力方而言，地缘距离也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从军事角度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53
二是地理通达度的核心在于海上战略通道。
战略通道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进行战略联合或对抗而采用的，用于运送军事物资与战略物资的通道。54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崛起，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威尼斯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要关注与这些新兴大国的战略通道价值。尤其是大西洋和环非洲贸易航线路的开通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杠杆作用，使奥斯曼帝国无法分享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红利。新兴的战略通道促使奥斯曼帝国将战略利益延伸至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加速了奥斯曼制海权的发展。55
海上战略通道包括自然地理和战略层面的双重内涵。海上战略通道是指对国家战略安全、发展和崛起有重要意义的海上航线、咽喉要道和关键海域的总称。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对战略价值重要的海峡、水道和运河的特指；二是指海峡、狭窄水道等海上交通线附近的重要航行和补给枢纽，如岛国和岛屿；三是指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交通线所必经的有特定地理空间限制的重要海域。总之，海上战略通道是国家海上通航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是海外贸易等运输使用率极高的地方，具有经济价值；还是大国海权博弈的海上必争之地，具有军事价值。它既包括自然形成的海峡水道，如英吉利海峡、黑海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也包括人工开凿的海上通道，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基尔运河）、科林斯运河等。它也可以按照航运价值大小进行划分，公认的航运价值大、使用率高、位置重要的战略通道包括：英吉利和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波罗的海诸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它的使用功能可以按照是否可替代性作为指标，如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北印度洋是最重要的三大战略水道，而巴拿马、苏伊士和马六甲海峡等，通过地理和技术层面的努力，可以寻找或开凿通道附近的可替代海峡。
海上战略通道具有地理位置的稳定性与地缘因素的非选择性，是海洋强国争夺的焦点，使用频率高，易遭封锁与破坏，安全难以保障。它对国家的地缘战略模式选择有强制性影响，如果转型中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缺少毗连或可控安全的水道，尤其是那种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的战略通道，那么国家在进行转型谋划时，主观选择的空间和余地较小，如威廉二世德国面临的英吉利海峡封锁、马汉视野下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中国的南海自由通航等。在和平时期，海上通道是政治、经济、军事、贸易联系的通道；在战时，是调动军事力量的通道，扼守咽喉要道对大国的地缘博弈具有重要意义。而如果失去对战略通道的控制和利用，就会制约国家的地缘战略模式选择和迟滞转型进程，难以实现有效的海上运输和物资补给等目的，国内经济失去与海外联系而陷入凋敝、海上战略的机动性大打折扣、陷入国家大战略的被动甚至失败的境地。海上战略通道是大国利益对冲的焦点，如果航线对诸多大国都有很大利益，那么海上战略通道的地缘战略意义就会强化。
三是邻国效应是对地缘距离磨损原理和地理通达性两个要素的延伸。
中国只有在陆上邻国相对友好或缺少强敌环伺时，才能具备向海洋转型的足够动机。地缘距离的邻近性决定了邻国彼此战略投射的倍增效应，如果一个对本国友好的国家，会因为与本国的地缘毗邻使战略效益倍增；如果一个对本国敌对的国家，会因为它是邻国而使战略损耗倍增。邻国作用与距离磨损不是单纯的反比例关系，因为要受到地理通达度这一干预变量的影响，通达性是从某一地域到达或攻击另一地域的难易程度，涉及地理障碍物、交通运输系统的发达程度、战略补给点的多寡等方面，当两国缺少天然地缘屏障（如高大山脉、沙漠等）、交通运输通达度很高、战略要地充足时，这种战略收益或损耗都会成几何级数增长。友好的邻国哪怕是海上邻国都可以成为本国的战略缓冲地带，降低守卫本土的国防成本。而敌对邻国的存在，尤其是与敌对邻国有漫长边境线的情况下，则使本国要倾注巨量的海上或陆上资源进行防御，中苏结盟与分裂、中俄关系起伏对两国边防的重大影响，以及美国与加拿大的复合相互依赖因邻国效应而实现战略和经济利益倍增，都足以证明邻国效应通过地理通达度和地缘距离磨损效应对邻国间地缘战略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积极进行国际游说
在国家权力的发展上，中国应既不背离也不固守“韬光养晦”。“韬光养晦”首先是一种战略思维，其次才是一种对外政策。作为战略思维，实际上韬光养晦侧重的是克制与低调，与国家权力大小无关；而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中，与中国权力的相对羸弱有很大关系。按照纵横家的学说，所谓韬光养晦，实际上也就是安民择交的思想，是国家从建立之初到崛起为哪怕世界性强国，也都需要时刻谨记的战略信条；因此，中国是否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并不具有根本上的冲突，如果过于突出韬光养晦，反倒不利于我们进行战略规划。况且，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如果美国等其他强国对中国崛起形成持续恶化的负面认知，使得中国只有发出更多的国际声音、做出更多国际承诺、采取更多战略行动才能保证我们的崛起大势时，那么中国的外交转型也就势在必行。
中国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使用，必须充分考虑道义问题或合法性问题。如果国家军事权力的增长反倒带来了更多的外部威胁，使之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才能对付这些威胁时，这种恶性循环的最好结果是国家的军事权力并没有取得相对增长，而最坏结果是导致崛而不起甚至危及国家战略安全。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不仅在实力上需要提升，更需要在国际社会内解决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学家普遍认为，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工具，能够有效降低统治成本，更好地维持统治。56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话语权，中国崛起、尤其是军事上的崛起在国际社会中长期面临着质疑。
中国的军事崛起受到质疑有四大原因：一是因为中美权力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安全困境或冲突的螺旋升级阴影，即崛起与霸权守成的权力转移或曰“修昔底德陷阱”。二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着领土、岛屿归属或海洋划界纠纷，这些邻国担心中国崛起后会“侵犯”它们的“合法权益”。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经常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国内政治竞选和斗争的工具，“反华”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性。四是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处于“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的强大军力的威慑之下，很多国家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另外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也给美国网罗更多的盟友提供了国际市场。
我们可以参考纵横家们的政治游说，加强与其他国际成员的沟通，利用现行的国际规范和规则证明中国的目标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游说他国支持、理解中国的基本诉求就很重要。一般来说，崛起国合法化策略规避制衡依赖于两大途径：一是崛起国应避免威胁目标国，尤其是当今霸权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二是崛起国的行为所依据的规范和规则应符合潜在制衡国国内决策者所依托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权力转移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损害目标国的利益也不太可能。合法化策略既包括通过国际游说加强互动和沟通，使这些国家的利益取向朝着与中国的利益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还包括重新塑造新的规范或改进原有规范，使之更符合中方利益。
（三）广交盟友、大力发展海军外交
完全不冲突的国家利益关系很难存在，因此，如何在相对获益或绝对获益之间进行战略平衡很重要。而作为国家利益黏合纽带最具标志性的外交关系是联盟。
一国是否选择结盟是由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决定的，而不是教条式的原则，这是国际政治的普遍规律。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模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和平是中国的终极目标。这里应该遵循“形同忧而兵趋利”的联盟思想，但可以把这种战略关系的发展看作一个进程，并不必然追求成为高级别的正式联盟关系。如果通过以威胁和利益作为联盟战略的指导原则，即使没有达成同盟，但只要能拉近与对象国的关系，或者让其不参与第三方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这种战略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纵横思想并不排斥武力在外交中发挥必要作用，甚至绝大多数的合纵与连横的政治游说都折射出高度的武力威慑含义。军事外交是国家间政治关系发展程度的温度计，具有慢热快冷的特殊性。军事外交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军事外交是军事力量的特殊运用，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作为一种力量存在，“海军存在”有着独立性强、到达范围广、适应性强、可控性好和战略机动性强等特点，因此，海军生来就是外交的重要工具或平台。海军的移动性和灵活性使它能成为独特的、非常有用的外交政策工具。海军的外交运用是海军的三大主要功能之一。所谓海军外交运用，即海军在外交领域的运用。在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所实施的一系列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海军活动，包括海军援助、海军舰艇访问、海上军事演习、海军领导人互访、其他海军人员交往等，都是海军外交运用的重要内容。
海军外交是主权国家强制性外交的主要形式。海军具有的强大战略机动性能和海洋的连通性使得拥有海军的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海军把本国的影响和意志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海军的每一艘舰艇都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这个国家实际军事威力的标志。这些特点和能力非陆上和空中力量所能具备。在近代，海军常常是西方列强强制性外交——炮舰政策的重要工具，它们经常派自己的海军到对象国的港口去炫耀武力，以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海军因而也成为列强殖民外交的力量支柱。
海军也是国家外交中的友好使者，国家力量的象征，是与友好国家沟通往来、增进了解的载体。尤其在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时期，发挥海军舰艇出访、增进国际交往的作用。海军可以作为外交使者，对他国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两国的合作。海军也是军事合作的主要平台，现今以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为主要形式的军事合作渐成世界主流，海上联合演习既能对潜在对手形成一定的威慑，还可以起到增信释疑、促进外交关系的作用。
（四）塑造崛起大势、推进战略转型
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更多的是为了塑造大势，使大国从优势转为胜势后，最终通过战争来确认或扩大外交成果。而21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则与之大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蓄势、谋势、造势在本质上就是国家战略竞争的要义，因为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成本和风险急剧提升。因此，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更多是作为最后一战定乾坤的重要手段和战略铺垫，而到了当今世界，则成了大国地缘博弈的核心。因此，对当今的中国而言，无论是边界安全还是安全边界、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或区域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都更多地靠武力威慑或非武力手段来进行处理。合纵主要是反霸，连横主要是缓和中国崛起的周边战略环境。对中国而言，提升崛起的合法性迫在眉睫。历史上诸多大国，在其崛起和从大陆向海洋战略转型时，尽管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国家权力持续提升，但是却削弱了国家自身的联盟能力或外部制衡能力，树敌过多，而地缘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使崛起大国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应对外部威胁。国家只有在崛起进程中，积累更多的权力盈余，才能真正地形成崛起之势。
中国与历史上一些转型大国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有着悠久的大陆主义传统、容易受到海陆强国的双重制衡、都需要处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都面临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的潜在问题，以及都处于民族主义勃兴的国家背景下。但是，中国更具有崛起与转型的特殊背景。首先，中国执行了较长时间的韬光养晦政策，关注统一和发展成果，倾向地缘战略的防御性和守成性，把海权和陆权力量看作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其次，中国推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融入式崛起路径，且国内产能富余为追求海外利益提供合理诉求。此外，中国由陆向海的转型动机是为了实现经济性、制度性、军事性和道义性的全面崛起，而非历史上诸多大国更在意的军事性崛起，中国的地缘战略转型是防御性目的，不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与其他大国的海陆结盟战略不同，中国采取非结盟战略，且认为二次核打击能力有助于防御占优，中美大战可以避免，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崛起可能引发的大国制衡有清醒认知。
国内学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知是中国从大陆向海洋转型具有时代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应在战略转型中坚持陆海统筹。57中国正在通过“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谐世界、合作共赢等战略理念，努力为中国的崛起和转型营造相对包容性战略环境，降低海陆强国的制衡压力，减少威胁来源，扩大国际体系提供的机遇窗口，在核威慑和常规威慑领域保持大国的战略平衡，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政策实现与其他国家在地理空间的良性互动，使体系结构对国家决策和国内政治经济进程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中国应秉持防御性和陆主海从式的战略学说，坚持融入式崛起路径，不称霸、不扩张，在国内资源的汲取和动员上实现经济与国防、国内与国外的统筹协调，避免陷入大国的过度扩张式资源汲取。中国应通过恰当的合纵连横力求营造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使之对国家和国内决策、政治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作用，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等理念的战略转型。
中国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都很重要。如果国家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增后，执行韬光养晦而忽视有所作为，那么既不能缓解崛起压力，也不能有效实现本国利益。如果因为国家崛起后，就完全放弃韬光养晦，试图在各个领域都寻求广泛的有所作为，也可能导致崛而不起或难以实现转型。因此，中国应该实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有机结合，既要实现陆上安全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要为本国的持续崛起提供足够的海外经济区；既要突破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困局（如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和海陆威胁的双重挤压等），也要尽可能化解与其他强国的地缘冲突；既要避免受到其他国家冲突的牵连，也要阻止或化解其他强国对中国的联盟制衡。中国的战略转型与和平崛起是一脉相承和互相促进的，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远见。
注释
1．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梅然：《战国时代的均势政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许田波、徐进：《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付凯歌：《用均势理论解析中国战国时期政治体系》，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第16期；管一凡：《中国战国时期均势政治与近代欧洲均势政治的比较分析》，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
4．同上书，第500—501页。
5．同上书，第442页。
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75页。
7．刘向：《战国策》，第1005页。
8．同上书，第638页。
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2页。
10．叶自成：《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418页。
11．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6—48页。
12．刘向：《战国策》，第503页。
1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4页。
14．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26页。
15．刘向：《战国策》，第78页。
16．同上书，第337页。
17．司马迁：《史记》，第1884页。
1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50—51页。
19．刘向：《战国策》，第441—442页。
20．司马迁：《史记》，第1885页。
21．刘向：《战国策》，第69页。
22．同上书，第80页。
23．司马迁：《史记》，第1412页。
24．刘向：《战国策》，第424—425页。
25．司马迁：《史记》，第1774页。
2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1页。
27．司马迁：《史记》，第1776页。
28．同上书，第1774页。
29．刘向：《战国策》，第641页。
30．司马迁：《史记》，第1979页。
31．刘向：《战国策》，第441—442页。
32．同上书，第427、 431、 434页。
33．同上书，第259页。
34．同上书，第123—124页。
35．同上书，第551页。
36．同上书，第94页。
37．同上书，第202—203页。
38．同上书，第357页。
39．司马迁：《史记》，第1801页。
40．刘向：《战国策》，第1077—1084页。
41．司马迁：《史记》，第1776页。
42．同上。
4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44．刘向：《战国策》，第115—119页。
45．司马迁：《史记》，第1885—1886页。
46．刘向：《战国策》，第200页。
47．同上书，第239页。
48．按照地缘战略位置、总的和有特征的国家权力、大国关系三个维度来看，分别在西方战略理论中可以大致对应两种类型学说：一是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等强调空间-权力关系模式的理论；二是包括联盟、楔子战略在内的均势-权力关系模式理论。主要文献包括：［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abnd Company， 1942；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Co.， 1944；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Summer 1994， pp.72—107。
4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73页。
50．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0页。
51．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3—34页。
52．［英］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2页。
53．同上书，第11页。
54．陆卓明：《世界经济地理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55．Palmira Brummett， “The Overrated Adversary： Rhodes and Ottoman Naval Pow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6， No.3， September 1993， pp.517—541.
56．杨原、孙学峰：《崛起国合法化策略与制衡规避》，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3期。
57．具体可参见，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张文木：《制海权与大国兴衰的启示》，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3期；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竭仁贵：《对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关系的再探讨》，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期；刘江永：《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5期。
(1) 秦立志：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