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势”：对国家间互动的独特解释
第十八章
论“势”：对国家间互动的独特解释
潘忠岐(1)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不仅广泛用于哲学、历史、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研究，而且还常常出现在文学、艺术、风俗、中医等领域的经典文献，1如崔瑗的“草势”、蔡邕的“篆势”、曹植的“辞势”、嵇康的“体势”、《黄帝内经》的“奇恒之势”等。尽管“势”本身并不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但其适用范围极广，就像前人不断将“势”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一样，从“势”的视角观察国际政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认识。因此，我们理应将“势”发展成国际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势”早已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和阐述思想的重要视角，贵“势”思维像基因一样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的行为方式。因此，它历久弥新，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对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势”极具中国特色，是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的学术范畴。鉴于《孙子兵法》在西方的流行，加上华人学者在英语世界的介绍，2西方人对“势”的概念应该并不陌生。但西方人对“势”的认知和讨论尚处在非常粗浅的阶段，且主要囿于中国话题，3没有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视野。例如，法国汉学家余莲出版过有关“势”的研究专著，并借此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4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试图说明“势”之于中国军事战略的重要性。该报告对“势”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并同时指出“没有一个西方概念是与‘势’相对应的”，因此它直接使用了“势”的汉语拼音。5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也援引《孙子兵法》对“势”的概念进行探讨。他说：“势”是“一个西方没有直接对应概念的范畴”。因此，他也用汉语拼音来指代“势”。6
“势”的概念不仅不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理解和接受，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地不为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所青睐。就像张志洲指出的：“今天中国的国际政治学术研究中还没有对‘势’及类似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予以足够的重视。”7由于“势”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内嵌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且对“势”的重视在中国的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屡见不鲜，因此，“势”理应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独特视角。“势”对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过于注重“力”的不足。
一、说文解字：什么是“势”以及“势”从何而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的概念一直缺少明确的定义。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好像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或者好像我们通过关于“势”字的一般性讨论就能充分理解这个概念。由于几千年来很多人喜欢用“势”的概念，从“势”的视角来阐述某些道理，并常常借用中国人最擅长的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对“势”进行描述，如《孙子兵法·势篇》中所讲的转于千仞之山的“圆石”和决于千仞之溪的“积水”，8或用某一种“势”，如“气势”“时势”“位势”“形势”“趋势”等来界定“势”，因此，“势”的含义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从而使人更难厘清其确切内涵。
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周国光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多用字典》和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等，都对“势”的多种含义进行了总结和归纳。9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势”的含义主要涉及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维度。根据中国历代名家对“势”的诠释，如果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给“势”下定义，且不以某种具体的“势”来说一般意义上的“势”，那么“势”可以被界定为主体因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因素而生发出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的特性。获得这种变革能力的主体居于强势、优势、胜势、涨势、顺势、攻势、得势等，缺乏或丧失这种变革能力的主体则居于弱势、劣势、颓势、跌势、逆势、守势、失势等。
首先，“势”本身并不是一种本然的存在，而是物或人，即主体，在某种特定情形下而获取某种独特能力且能引起一定变化的特性。主体原本就有的能力并不构成“势”本身，只有在它具有了原本没有或同类他者没有的变革能力的时候，才会形成“势”。《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10据此，根据有利的格局而进行变革的能力就是“势”。转于千仞之山的“圆石”之所以形成“势”，是因为转于千仞之山使“圆石”具有了原本没有和其他同类圆石没有的变革能力。同理，决于千仞之溪使“积水”具有了原本没有或同类（如洼地）“积水”没有的变革能力，因此形成“势”（在《孙子兵法》中称之为“形”11）。根据学术界对古文字的考释，中国古代原本没有“势”字，“势”源于“埶”，为种植之意，同“勢”，是“勢”的简化字。12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说文无势字，盖古用执为之。”13《说文解字：附检字》亦云：“埶，种也，从坴、丮，持亟种之。书曰我埶黍稷。”14如果说“势”的本义是指“种植”的话，那么其引申含义就是植物的“生长趋势”。种子和幼苗在“种植”之后，生发出原本没有或其他同类没被“种植”的种子和幼苗所没有的能力，这个特性就是“势”。因此，“势”是个相对的概念。
其次，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是使主体得以形成“势”的重要因素，是“势”的来源。主体要生发出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即形成“势”，具有“势”的特性，需要具有自身原本没有或同类他者没有的权力、地位、格局或发展趋向等。这些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如有地位不一定有权力，因此并不需要同时具备。重要的是，这些因素是否让主体获取了自身原本没有或同类他者没有的变革能力。
“势”源于权力。《说文解字：附检字》对“势”的解释是：“势，盛力，权也，从力，执声。”15“势”并不等同于“力”，而是指“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引起某种“改变”（“权”）。因此，“势”源于“力”，但并不是“力”本身，“力”能否形成“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力”的大小。《孙子兵法·势篇》所言转于千仞之山的“圆石”之所以能形成“势”，跟“圆石”的重量即“力”是直接相关的，且“势”的大小与“力”的大小成正比。很难想象将“圆石”替换成同样是圆形的气球或乒乓球也能形成同样的“势”。《孙子兵法·势篇》中还写道：“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16也就是说，水流速度只有达到能够把石头漂起来的程度，才形成“势”。这里，水的流速使之生发出原本没有的变革力量，从而使水拥有了能够漂石的“势”。紧接着，该篇还说“势如扩弩”。扩弩之所以成“势”，在于将弩拉开的力量，弩不张则无“势”可言。无独有偶，《孙膑兵法·势备篇》中也称：“弓弩执（势）也。”且解释说：“何以知弓奴（弩）之为执（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道所至。”17像圆石和激水的冲击力、弓弩的张力和弹力一样，水的浮力和太阳的引力也都被中国古人看作“势”的来源。如《韩非子·功名篇》中写道：“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18五代的王朴说：“星之行也，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去日极远，势尽而留。”19在讨论君臣关系和社会治理的时候，韩非子更为明确地将“势”与权力关联在一起。他说：“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20也就是说，获得重权就会获得与之相应的“势”，失去重权就会失“势”。或许，康有为的说法更为直白。他说：“夫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21
“势”源于地位。物或人是否有“势”，跟物所处的位置高低和人所处的地位尊卑有关。“势”与“位”往往成正比，“势位”越高，“位势”越大。同样的圆石，位于高山之上就会在“势”上胜过处于平地之上。因此，严格来说，“势”是相对“高位”或“位差”的派生物。这不仅明显体现在自然现象中，而且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就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而言，因君位高于臣位而“势”在君不在臣。根据《韩非子·难势篇》的记载，慎子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22龙蛇能够飞腾是因为乘云雾之势，一旦失去高位，则跟蚯蚓和蚂蚁无异。他还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23这里所说的“势”显然与地位尊卑有关，与贤智高下无关。韩非子也认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24他同样把“势”与“位”并提。他还说：“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25此外，《管子·七臣七主篇》提出：“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管子·明法篇》提出：“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26《荀子·正论篇》中说：“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27他们说的都是天子因处于至尊之位而获得的凌驾于群臣之上的“势”。由此可见，只要存在一定的“位差”，且处于高位的物或人获得原本没有的变革能力，高位者就会形成“势”。
“势”源于格局。“势”的形成与“形”相关。《孙子兵法》把“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称为“势”，“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称为“形”，并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28显然，“势”不等于“形”。但同时，“势”离不开“形”，“势”因“形”而生，“形”是“势”的载体。唐人房玄龄对《管子·形势篇》的题解是：“自天地以及万物，关诸人事，莫不有形势焉。夫势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势必直，状危者势必倾。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29任何物或人只要有某种特定的“形”，即形态或格局，便会有与之相应的某种特定的“势”。“形”变则“势”变。因此，《孙子兵法·虚实篇》中说：“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30《管子·心术篇上》中也说：“殊形异势。”31转于千仞之山的“圆石”和决于千仞之溪的“积水”之所以能够成“势”，显然跟地形有极大的关系。《周易》中坤卦的卦象称：“地势坤”，其中的“地势”就有大地形态之意。根据《周礼·考工记篇》，曲木和牛角的“势”，皆与某种弯曲的形态直接相关，其中说：“凡析干，射远者用势，射深者用直。”32这里的“势”主要源于某种蓄力待发的形态或格局。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某种独特的形态或格局及其改变，就像位差一样，会让主体获取或丧失“势”。《淮南子·齐俗训篇》中说：“夫竹子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33竹子和金子都因形态的调整而改变了原有的“势”。
“势”源于发展趋向。当事物的发展形成某种明确且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向，并使之生发出原本没有的变革能力，就会形成“势”。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写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34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势”的概念，尽管也是《道德经》全书中唯一一次使用“势”的概念，但其思想却贯穿该书始终。这里的“势”所指的基本含义就是事物发展的“趋向”。《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接着写道：“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35所谓“势成之”，就是指发展变化的趋向使事物得以形成。因此，《道德经》在第三十章和第五十五章两次提到“物壮则老”36。从壮到老，从盛到衰，是事物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向。根据《吕氏春秋·圆道篇》中的诠释：“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圆道也。”37这个过程既适用于“道”，也适用于“势”。在很大程度上，“势”的形成源于某种发展趋向具有一定的变革能力，而“势”的消逝则在于，尽管发展趋向依然存在，但其变革能力已经逐渐走向衰竭，因此有“势不可挡”和“大势已去”的成语。《管子·君臣篇下》中说：“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38水波向上达到最高点，就要转而向下，达到最低点，则要转而向上。这种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趋向，就是“势”的盛衰过程。柳宗元曾从“势”的角度把“封建制”的形成看作历史变迁的发展趋向。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39因此，“势”常常意味着某种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意味着主体的能力和意愿很难形成超越。王夫之说：“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40叶适说：“迫于不可止，动于不能已，强有加于弱，小有屈于大，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是之谓势。”41
“势”的形成具有多种可能性。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都能够派生出“势”。但这些“势”的来源并不是并行不悖的，有时候主体有足够的地位却缺少必要的权力，或有很大的权力而没有相应的地位，主体所处的形态和格局可能跟发展趋向一致或相悖，因此“势”的形成、发展与消亡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势”一经形成，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静态之势是指以静态结构存在的“势”，如位于千仞之山的“圆石”一旦滚落，其蕴含的“势”就会随之丧失。动态之势是指以动态结构存在的“势”，如风势。战国时期《商君书·禁使篇》有言：“夫今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42风通过空气流动而成“势”，风住则“势”消。因来源的差异或存在形态的不同，“势”的形式多种多样。就像韩非子所说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43但万变不离其宗，判断“势”是否已经形成或是否已经消亡，最重要的是看主体是否已经具有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也就是是否具有“势”的核心属性。
二、古今联系：中国人的贵“势”思维与用“势”之道
“势”不仅是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独特概念，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打上了重“势”的深刻印记。在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中，“势”的影响力几乎无时无处不在且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势”因此总是被看作成就某种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对“势”的准确把握和适当运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中国人认为“势胜人”，“势”具有人无法左右的力量，如《淮南子·兵略训篇》中说：“夫地利胜天时，巧举胜地利，势胜人，”44但同时也强调“势在己而不在物”，如叶适既说“天下之势在物而不在己”，也说“天下之势在己而不在物”，45并提出了系统的用“势”之道，包括度势、辨势、处势、任势、顺势、随势、乘势、借势、谋势、造势等。诚如张志洲指出的：“‘势’的概念早已成为中国人认识和理解世界，以及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思维方式。”46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无不强调“势”的重要性。老子通过“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的说法将“势”与“道”和“德”相提并论。鬼谷子认为：“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47在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中，“势”上占优是最重要的制胜之道。在军事上，中国人把“势”看作决定成败的关键。因此，《孙子兵法·势篇》强调：“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48在政治上，“势”向来被看作君主治国的法宝。慎子曾以尧靠贤智不能治三人而桀靠势位能乱天下为由，说明“势位”比“贤智”重要。韩非子尽管并不完全认同他将贵势与尚贤对立起来的说法，也不赞成“释贤而专任势”，但他也认为，君主治国必须靠“势”。他甚至形象地比喻说：“势者君之马也；威者君之轮也；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在他看来，君主如果失去“势”，那么其统治就会岌岌可危，“舆覆马奔，策折轮败，载者安得不危？”49因此，他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50在外交上，“势”是决定如何与他国交往的重要因素。《管子·霸言篇》中说：“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弱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51也就是说，国家应该根据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势力对比，采取“小之”“弱之”“轻之”“合强”“合小”“言王势”“施霸道”等对外战略。
但是，中国人在贵“势”的同时也深知“势”并不是万能的，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只有将“势”与“道”“法”“理”统一起来，才能让它发挥积极效益。老子认为，对“势”的利用必须合乎“道”。由于万事万物的“形”皆为“道”所化生，“势”皆为“道”所赋予，且“道”在化生万物，使万物有“形”有“势”的同时，自己却总是处于无“形”无“势”的“常无”状态，因此，用“势”之道不能与“道”相悖。《荀子·强国篇》中也认为“道”高于“势”，在“处胜人之势”之时能否“行胜人之道”直接事关国家治理的成败。并说：“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势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52王夫之主张“理势合一”，强调用“势”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他说：“势因理成”53，“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54。《淮南子·主术训篇》中也认为，用“势”应尊重客观法则：“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55韩非子则认为，应将“势”与“法”结合起来，并明确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他说：“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56对于既不像尧、舜那样圣贤，也不像桀、纣那样愚钝的中等统治者来说，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韩非子进而指出：“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57也就是说，倘若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那么就得经千世混乱，才能有一世太平。相反，倘若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那么就能实现千世太平，偶然才有一世混乱。
因此，中国人对“势”的认识是非常辩证的，而不是把“势”当作某种既定的有利或有害的力量，而是将“势”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用“势”之道。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权力之“势”和地位之“势”被同时看作“便治”和“利乱”的工具。《韩非子·难势篇》中也说：“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58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59。“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中性的，本身并没有价值取向，而是像一柄“双刃剑”一样，既可以导致天下大治，也可以带来天下大乱，关键要看这样的“势”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因此，有所谓“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之说。60而且《韩非子·难势篇》还强调：“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商君书·画策篇》中也说：“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61韩非子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62韩非子认为，统治者用“势”必须要有足够的贤智，否则即使得“势”也不会实现天下之治。他在回应慎子的贵“势”思想时指出：“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
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
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63缺乏足够的能力使蚓蚁不能乘“盛云
雾之势”，而缺少贤智的桀纣即便能够“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却只能导致天下大乱。除了统治者之“势”，历史发展的格局之“势”和趋向之“势”也直接事关天下大治还是天下大乱。例如，叶适说：“故夫势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则治，离则乱；张则盛，弛则衰；续则存，绝则亡。……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64在他看来，“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65，因此能够成就天下之治。
善于用“势”的首要环节，就是“度势”和“辨势”。“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孙子兵法》中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66《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67其说的就是“势”的易变性。“势”不仅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也会因空间的改变而不同。“势”的这种时间性和空间性要求人们必须准备把握“势”的发展进程和所处背景，明辨事物的基本“势”态，权衡“势”的变革能力，即“度势”，唯其如此才能合理用“势”。王夫之指出：“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68王阳明强调：“苟势或因地而异便，则事宜量力以乘机。”69苏洵认为：“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70戴名世说：“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71他们说的就是“度势”的道理。“势”的易变性还要求人们明辨“势”的性质，尤其要对自己所处之“势”的相对地位有一个清醒准确的认知，以便采取相应的用“势”之道。《荀子·正名篇》中明确提出“辨势”的思想：“故明君临之以势……辨势恶用矣哉。”72在《荀子·正论篇》中，他对“义荣”与“势荣”、“义辱”与“势辱”做了区分，进一步说明“辨势”的道理。73“势”总是相对的，逃不出盛衰变迁的历史定律，因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永恒的“势”。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可能因权力的转移而丢掉其地位之“势”。《管子·法法篇》中说：“夫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74由于“势”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常常以对立统一的形态存在，且不同形态的“势”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物极必反，因此“辨势”就是要辨别强势与弱势、优势与劣势、胜势与颓势、涨势与跌势、顺势与逆势、攻势与守势、得势与失势等。
善于用“势”的核心原则就是“顺势”“因势”“随势”“乘势”“借势”“任势”，也就是不与“势”相忤逆，不对抗“势”的变革能力，而是顺应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趋势，利用“势”的变革能力使自己更省力地实现既定目标。孙中山从“天下大势”的角度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其说的就是“顺势”的道理。《周礼·考工记篇》中说：“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75其说的则是因势利导。老子认为，事物的“自然之势”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只能顺应，因“势”而为，即“无为”。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76他强调，顺应天下“自然之势”的“无为”要胜过“用己而背自然”的“有为”。老子从“势”的角度说明，“无为”的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势”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一定的不可抗拒性，而且还在于“势”的变革能力可以为我所用，因此“无为”既在于“顺势”，也在于“乘势”和“借势”。《孟子·公孙丑篇上》中也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77《孙子兵法·势篇》更是明确提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78《孙子兵法》的阐释者之一王晳对“势”的诠释是：“势者，积势之变也。善战者能任势以取胜，不劳力也。”79王夫之直言：“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80
善于用“势”的基本策略还包括“谋势”和“造势”，也就是在处于弱势、颓势、劣势、逆势、失势的时候，应依据事物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向确定自身的行为取向，不与处于强势、胜势、优势、顺势、得势的力量发生正面碰撞，同时致力于不断提升自身的变革能力，让“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由于“势”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因此在处于逆势、无势可乘时，应本着韬光养晦的原则致力于“养势”和“待势”。韬光养晦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等待时机，谋划和缔造于己有利之“势”。韩非子明确区分了“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他说：“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81在他看来，“自然之势”是人无法改变的，只能适应和顺从，但“人设之势”却是人可以通过努力促成的，也就是可谋、可造。所谓“谋势”“造势”，无外乎主体通过提升权力，改善地位，调整格局，顺应发展趋向等，形成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在荀子看来，“谋势”和“造势”的关键就是要想办法让人服从。《荀子·王霸篇》中指出：“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82也就是说，人服则可以成“势”、得“势”，人不服则会失“势”。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想办法通过“谋势”和“造势”在“势”上占优。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古语“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中西比较：国际政治中的“势”及其与“力”的不同
与中国人贵“势”不同，西方人的战略思维更为贵“力”。贵“力”思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不同理论范式之间论争不断，但却都从各自视角强调“权力”之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现实主义者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n）开始都不同程度地强调，权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手段。83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甚至走向极端，认为所有国家都追求权力最大化。84现实主义者还把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看作决定国际体系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变量。85自由主义者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建构主义者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特德·霍普夫（Ted Hopf）等，尽管并不完全认同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性权力的理论取向，但他们不仅没有否认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补充性权力概念，从其他视角强调权力是其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例如，基欧汉和奈把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看作权力的来源86，奈明确提出“软权力”的概念。87温特和霍普夫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的”88，知识、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和语言是权力的重要组成，他们因此提出“观念性权力”“话语权力”等概念。89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则把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看作权力的来源，把权力区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认为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重要。90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每位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家都强调权力对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正如温特所说：“国际政治的本质是由权力关系塑造的。”他强调，绝不是只有现实主义才持这种观点。他说：“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力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权力是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甚至认为权力是无所不在的。”91因此，从“权力”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思维定势。
但公允地说，西方学者在界定和分析权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势”的内涵，尤其是源于权力的“势”。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使用权力就是运用某人所具有的能力，以便以一定方式改变他人行为。”92这种变革能力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势”之间显然存在很大相关性。他还认为，权力表现最充分、最完全的时候是很少使用武力的时候。“当无需在战争中实际使用武力时，武力的作用最大，也能最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93与此相似，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权力不是一定通过使用才能发挥作用。他说，“威望（而不是权力）才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所谓威望，是指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声望。吉尔平援引卡尔的话说，“威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权力得到承认，通常可以在不使用它的情况下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94。这样的权力或威望与《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强调的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势”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95但总体上，善于机械思维、类属思维和还原思维的西方人，很难形成或接受“势”的概念，“势”一定会被进一步还原为“力”或其他要素。中国人的贵“势”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与有机思维、关系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一脉相承的。96
虽然英文中没有“势”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没有关于“势”的理论，但“势”却广泛存在于国际政治中，对“势”的运用也普遍存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对外战略中。因此，用“势”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和国家外交，不仅有其正当性、合理性，而且可以得出一些新鲜的结论。“势”的概念因此应被视为中国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
在国际政治中，“势”既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国际体系层面。在国家层面上，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因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因素而生发出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的特性，就是国家之“势”。其中，国家的权力之“势”是指国家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获得对他国和整个国际体系发展的独特影响力。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因实力大增而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获得的就是权力之“势”。国家的地位之“势”是指国家因某种独特的地位而主要不是实力形成的“势”。例如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大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所获得的“势”就是地位之“势”。国家的格局之“势”是指一国经过国内变革或因倡导某种国际理念而变得声望大增所获得的“势”。例如中国因改革开放而获得的“势”，欧盟因一体化并倡导新的国际规范而形成的“势”，就属于格局之“势”。发展趋向之“势”是指当一国的发展取向代表一种国际大势或与之相契合的时候所获得的“势”。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和冷战结束时的民主化运动分别使很多原本处于弱势的亚非拉被殖民国家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得“势”国家。它们所形成或获得的“势”就属于发展趋向之“势”。在国际体系层面上，整个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因国家间权力对比、地位关系、总体格局和发展趋向等因素的改变而生发出原本没有的变革能力的特性，就是国际大势或称天下大势。例如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形成的两极格局就是一种国际大势。
尽管在很多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并没有“势”的观念，但其行为却常常与“势”相关，并表现为一定的用“势”之道。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其独特的优势，迫使英国放弃“凯恩斯计划”，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说服英国放弃用三个理事会来管理国际事务的“三角凳计划”，转而支持由美国提出的“联合国计划”，成立联合国。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既是“乘势”之举，也是“谋势”之策。英国尽管有所不愿，但最终还是追随美国的计划，则属于“顺势”而为。冷战后，随着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德、日、印、巴联合起来争取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运动，就是“造势”行为。以“势”的视角观之，英国脱欧则是一种“逆势”而动的行为。这样的例子在国际政治中可以说屡见不鲜。世界各国不仅在对外交往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势”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且国家间交往也会因所处“势”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得势”的国家与“失势”的国家之间往往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影响整个国际大势。因此，“势”对于国家和国家间互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力”是与“势”涵义最为接近的概念。英文中的“balance of power”一词在汉语中常被翻译为“均势”，“sphere of influence”被翻译为“势力范围”。这差不多是中国人用“势”来诠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概念为数不多的例子。但由于“力”只是“势”的来源之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力”来表达权力之“势”，却不能将“力”简单地等同于“势”，因为它无法表达地位之“势”、格局之“势”和趋向之“势”。甚至“力”与权力之“势”之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异。“balance of power”在英文中既指“权力平衡”，也指“权力对比”，在前者的意义上可以翻译为“均势”，但在后者的意义上却与“均势”的含义存在出入。“势”并不完全等同于“力”，不仅“势”的含义比“力”更丰富、更复杂，而且“势”与“力”之间还存在彼此错位的可能。也就是说，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力”可以转化为“势”，“势”也可以转化为“力”，但有时候“势”与“力”无法互转，因此就会形成“势”“力”相悖，包括“有势无力”或“势强力弱”和“有力无势”或“力强势弱”的情形。如图18.1所示，“势”与“力”的盛衰曲线并不完全重合。当“力”达到最高点时，“势”还处在上升阶段，而当“势”达到最高点时，“力”已经开始下滑。从“力高点”到“平衡点”，再到“势高点”，“势”与“力”的发展曲线是相悖的，因此会形成“势升力降”的情形，并表现为“势强力弱”或“力强势弱”两种错位现象。“势”“力”相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力”只是“势”的来源之一，且与“势”的其他来源之间并不是并行不悖的。例如，当一国有足够的地位却缺少必要的权力，或有很大的权力却没有相应的地位时，“势强力弱”或“力强势弱”的错位现象就会形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8.1 “势”与“力”的盛衰曲线
中国古人创造“势”的概念，就是想与“力”的概念进行区隔。《孙子兵法》既多次使用“势”的概念，也多次使用“力”的概念，如“钝兵挫锐，屈力弹货”；“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等。97其中的“力”主要就是指军事力量，因此与“势”的含义并不等同。荀子在《荀子·子道篇》中也明确区分了“势”与“力”。他说：“孔子曰：由志之，吾语女。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可也。”98王晳在注《孙子兵法》时提出：“势者，积势之变也。善战者能任势以取胜，不劳力也。”99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而制大；大无骨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鹊食蝟皮，博劳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于蚊虻，蚊虻乃有势也。”100他们将“势”与“力”并举，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区别阐述一定的道理，不仅说明“势”不等于“力”，而且说明“势”是不可忤逆的，得“势”者可以省“力”，或弥补“力”的不足，甚至能够以小制大。王充所讲的鹊和博劳相对于蝟蛇而言属于“有势无力”或“势强力弱”。反之，蝟蛇则处于“有力无势”或“力强势弱”的状态。蚊虻之于牛马的“势”“力”错位情形也是如此。诸葛亮利用空城计吓退曹兵就是“势强力弱”一方战胜“力强势弱”一方的例子。《三国演义》转述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101，说的则是“力强势弱”的不足。
“势”“力”相悖和“势”“力”错位的情形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可以说是“有力无势”，国力很强但却没有获得与“力”相配的“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势”“力”相悖的尴尬局面促使德国发动了对外战争。与之相比，解体前的苏联尽管实力仍然强大，但却因民主化浪潮的“国际大势”而成为“失势”大国，仅靠自身实力已经无法继续维系原有的国家之“势”，因此最终不仅被迫接受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离开自己的阵营，而且自身也走向四分五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英国则陷入另一种“势”“力”相悖的状态，成为“有势无力”的大国，虽有战胜国之“势”，却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家实力支撑其势位。因此，在战后秩序的构建过程中，犹如“强弩之末”，只能将主导权拱手让给“势”“力”相济、“有力有势”的美国。由于“势”“力”盛衰的过程并不总是同步的，历史上的大国很多都会经历“势盛力衰”和“势衰力盛”的阶段，因此形成“势”“力”相悖和“势”“力”错位的情形在所难免。而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成长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影响深远的。
四、中为西用：“势”之于国家和国家间互动
如果说“力”是使国家能够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独立行为体行事的重要保障，那么“势”就是决定国家行为取向和国家间关系基本状态的重要变量。二者密切关联，彼此互为手段和目的。“势”与“力”是否相称、能否相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基本态度，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国家之间的“势”对比跟“力”对比一道决定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稳定性，二者是否一致既可以说明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可以解释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
“取势”和“增力”一样，都是国家行为的重要动机，“以势增力”和“以力取势”是国家行为的两种基本方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权力欲和国际体系的结构促使国家不断追逐权力。米尔斯海默提出：“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是国家彼此争夺的对象。”102实际上，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竞争中不仅在乎自己的“力”，而且在乎自己的“势”。因此，国家既追求“力”，也追求“势”，希望自身与他国相比能够在“力”和“势”上占优。欧洲国家在战后不断推进地区一体化，既是为了形成合力，从而使每个成员国自身的力量有所增强，也是为了确立于己有利的优势，以便在同美、日、中、俄等域外行为体竞争中占优。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不断接纳新成员就是一种“以力取势”的行为，而反过来新成员不断加入欧盟则是一种“以势增力”的行为。冷战期间，美国建立北约以对抗苏联威胁，并不仅仅是要通过纠集更多的成员国在“力”上压制苏联和华约，而且还要在“势”上占上风，形成对苏联和北约的胜势。事实上，增加北约成员国对于美国在“力”对比上胜过苏联的帮助，远不及在“势”对比上胜过苏联。北约的打造既源于美国“以力取势”的诉求，也是其他成员国“以势增力”的愿望使然。冷战后，美国拉拢一些追随者先后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也都属于“以力取势”之举，而对于追随者来说则是要“以势增力”。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势”和“力”彼此互为手段和目的。
国家所处之“势”是否与“力”相称决定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就像强力国家未必采取攻势政策和弱力国家未必采取守势政策一样，强势国家并不必然采取攻势政策，弱势国家也不必然采取守势政策。有时候，弱势国家也会通过攻势政策来造势和谋势，以获得相对于对手的某种优势。关键在于，一国的“势”与“力”是否相称。应该说，所有国家都想在“势”和“力”上占优，都有“以势增力”和“以力取势”的动机。因此，当一国势力相济的时候，既包括弱小的弱势国、失势国，也包括强大的强势国、得势国，其外交政策就会倾向于守成。既然现存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运作规则能够反映和满足它们对势力相济的诉求，那么它们就更愿意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较高。但是，当势力相悖的时候，国家的外交取向就会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发生改变。如果“有势无力”，即弱小的强势国、得势国，就会致力于“以势增力”，采取以发展自身实力为主要导向的进取政策。如果“有力无势”，即强大的弱势国、失势国，则会致力于“以力取势”，采取以提升自身位势为主要导向的进取政策。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具进攻性，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最低。冷战期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因为担心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会让西方阵营在与东方阵营的抗衡中失势，也就是担心美国会因更多的东亚国家转向社会主义阵营而陷入“有力无势”或“失势”的状态。讽刺的是，美国旨在“以力取势”的行为却使其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陷入泥潭，并以失势告终。美国在冷战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样使其陷入骑虎难下的“失势”状态。
国家发展之“势”是决定其国际地位和国家之间“势”对比的重要变量。现实主义者依据权力的大小将国家区分为小国、大国、超级大国等，并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不是由活跃其间的所有行为体，而是由主要行为体界定的，也就是大国或极。如果从“势”的视角观之，那么有关国家之间的区分和国际体系的结构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杨洁勉借助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势”来分析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他提出，在“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四势群体”。其中，新兴大国以及富有进取性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构成“得势群体”；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构成“守势群体”；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独联体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构成“失势群体”；处境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的地区性组织构成“弱势群体”。103这里，“四势群体”划分的主要依据显然不是这些国际行为体的总体实力，而是其发展势头。我们既可以用总体实力将国家区分为大国和小国，也可以用发展态势将国家区分为得势国家和失势国家。而国家之间在“势”上的对比及其变化，同样可以说明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演变。
国际大势是决定国际进程的重要因素，并因此是判断国际体系演进趋势的重要指标。19世纪，欧洲列强崛起，它们借助工业革命实现国力大增，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国家发展的上升之势。为获取更多、更廉价的原材料，并让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欧洲列强向外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殖民扩张一时间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这种殖民化进程让亚非拉很多原本处于弱势的国家和民族进一步被剥削和压迫，大多数处于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形成依附北方发达国家的基本格局，并进一步处于弱势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实力受损，尽管国力相较于殖民地国家而言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国家发展之势却已呈现出下滑趋势。而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却在战后获得了国家发展的更多空间，虽依然实力不济，但却处在不断上升的势头之中。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民族自决的国际规范进一步使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丧失合法性，因此尽管在“力”对比上殖民地国家仍不如殖民国家，但在“势”对比上前者却好于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去殖民化远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蓬勃发展并成为一种强劲的国际大势的重要原因。通过顺势而为，即便非常弱小的殖民地国家也得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解放。同样，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政治中出现新的民主化浪潮，被亨廷顿称作民主化的“第三波”104，也使很多包括原本没有民主化基础甚至诉求的东欧国家，一夜之间实现了“民主化”。去殖民化运动和民主化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原有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时也说明在国际变革中发挥作用的并不仅限于所谓实力大国，当小国的行为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某种大势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恰恰说明了“力”的视角有其不足，“势”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
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意味着一种国际大势，国际体系的变革本身则构成另一种国际大势。与其说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决定国家行为，不如说国际体系的发展大势决定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国家间合作或冲突常常源于国际大势，是“大势所趋”或“势之所致”。冷战结束使冷战期间国家间对抗的国际大势让位于国家间合作的国际大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冷战后国家间合作远远多于冷战期间。因此，国家要在国际体系中维持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势”，就既要顺从国际大势的发展要求，又要致力于影响国际大势使之向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国家间的“势”对比与“力”对比是否一致决定了国家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和国际体系是否稳定。国家追求“势”与“力”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势”“力”相称的情况下，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满足感要高于“势”“力”相悖尤其是“有力无势”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诚如列宁所言，既是欧洲列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105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德国在崛起之后未能实现“势”“力”相济，处于“有力无势”的状态，并因此对国际安排极为不满造成的。与之相比，美国和苏联都能在崛起之后实现“势”“力”相济，处于“有力有势”的状态，因此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发动对外战争。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仅从“力”对比可以说明为什么德国崛起会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但却不能说明美国和苏联崛起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后果，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崛起为什么必然会或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挑战美国霸权。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以国家权力大小和对体系的满意程度为指标，将国家区分为四种：强大满意型、强大不满意型、弱小满意型和弱小不满意型。106但他没有说明国家对体系的满意程度与实力盛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是简单地把新崛起的国家归类为强大不满意型，把既有霸权归类为强大满意型。而实际上，如果从“势”“力”相称的视角看国家对体系的态度，那么新型强国和既有霸权都有可能是强大满意型国家或强大不满意型国家，这与它们是否新兴没有关系，而是与它们是否实现了“势”“力”相济有关。另外，从“势”“力”相称的视角观之，所谓弱小满意型和弱小不满意型国家也可以给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变革，前文所述的去殖民化和民主化运动就是相关的例证。因此，“力”只是一个解释变量，“势”则是另一个解释变量。单独“势”对比或“力”对比本身都不足以说明国家间冲突和战争以及国际体系的变革，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提供更好的解释。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总体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尽管它们势不两立，有时美国处于攻势、苏联处于守势，有时则攻守易势，且它们都想在占据优势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优势，在处于劣势的时候争取实现“势”的逆转，但是双方的“势”对比和“力”对比基本一致，没有发生大的背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甚至最有可能使之走向军事冲突的古巴导弹危机也以和平方式解决。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为属于“以力取势”，最终被迫撤出导弹从而让美国得势则是因为担心自身实力受损，也是因为至少在导弹危机的问题上与美国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美国则通过借助自身强势地位迫使对手做出让步。双方“势”的博弈远大于“力”的较量。
国家之间的“势”对比与“力”对比形成高度背离往往预示着国际体系即将发生结构性变革。国家之间“势”对比的改变比“力”对比的改变更难觉察，因此，囿于“力”的视角就很难预测甚至解释冷战的结束。导致冷战结束的苏联解体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的“势”与“力”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背离，形成“有力失势”的格局。尽管苏联的总体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仍然能跟美国平起平坐，但在“势”对比上，苏联却处于下风，不仅逐渐失去了传统盟国的信赖与支持，而且在国际上陷入严重的战略收缩状态，并且没有办法通过“以力取势”来实现“势”“力”相济。冷战结束前，苏联尽管依然拥有超级大国的国际位势，但其世界霸权的位势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力失势”的状态使苏联在面对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时变得无能为力，就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列强面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时束手无策一样。因此，如果“力”对比很难解释冷战期间两极体系的突然变革，那么“势”对比，尤其是“势”对比与“力”对比之间的背离则能较好地说明苏联为什么会自行解体，并导致冷战和平结束。苏东剧变形成的一种国际大势预示着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革。
五、古为今用：“度势”“随势”“谋势”与中国的国际战略
贵“势”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在发展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战略选择都体现了某种用“势”之道。其中，“度势”“随势”和“谋势”最为重要，直接事关中国外交战略的成败。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长为国际影响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书写了当代历史上最成功、最传奇的和平崛起故事。以“势”观之，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在于中国通过“度势”，准确把握了国际大势的发展趋向，对自身发展做出了切合实际的定位；通过“随势”，抓住了实现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借由改革开放充分做到了“顺势”“乘势”“借势”；通过“谋势”，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参与全球治理，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崛起注入强大动力。107
中国外交非常注重“度势”，即把握“势”的发展进程和所处背景，明辨事物的基本“势”态，权衡“势”的变革能力。中国外交中的任何重大举措和战略决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国际大势的判断。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的“一边倒”战略，既是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领导层长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的“度势”，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等理论，用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准确“度势”是合理用“势”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大势的看法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判断虽不乏远见卓识，但长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同时把美、苏划归同一个世界，淡化美苏矛盾，现在回过头来看，显然存在逻辑上的悖论，且与冷战的历史事实不符。因此，总体上处于弱势的新中国在用“势”之道的选择上带有鲜明的“逆势”印记。中国这一时期明显趋向于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在恢复联大席位之前拒绝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排斥除主权原则以外的大多数国际规范。尽管中国卷入国际冲突都是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1953年朝鲜战争）或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中印、1969年中苏、1979年中越三次边界战争）时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抗争之举，但军事参与而非外交参与使中国成为两极国际体系得以最终形成的“推动者”108，并以受害者的身份成为美苏对抗的牺牲品。即使对于主权原则，中国的内化程度也很低，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乏与西方对抗和消极防御的寓意。109
与此不同，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行则得益于中国的重新“度势”，包括世界观的改变和对自身发展的准确定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110。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根据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尽管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正是根据这些国际形势，邓小平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11同时，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并据此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既朴实又宏伟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的启动使中国迅速将国内议程由以军事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上充分利用了长期和平的有利环境，做到“顺势”“乘势”和“借势”，从而使中国和平崛起成为可能。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再充当坚定的反对者，而是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务实的利用者。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不惜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后，中国越来越重视通过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令人信服地说明，“在一系列国际规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表现得比以往更能够与现存国际社会（依据其现实状况）保持一致”112。
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随势”，即不与“势”相忤逆，不对抗“势”的变革能力，而是顺应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趋势，利用“势”的变革能力使自己更省力地实现既定目标。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随势”的结果。邓小平提出并为随后历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性践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以及有关国内发展的所谓“猫论”和“摸论”，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平崛起进程中实施“随势”战略的典型写照。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外交，先后实现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苏之间构建起稳定的大三角格局。这个战略布局使中国不仅摆脱了此前仅仅充当两极对抗牺牲品的被动状态，而且成为冷战后期美苏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重要支点。冷战结束后，中国更是根据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形成“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借助国际体系和平转换为中国发展赢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13积极构筑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新的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为中国开创全面和平崛起的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基于随势战略，中国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等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树立起崭新的、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也正是基于随势战略，中国才得以有效应对1989年政治风波、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没有因此发生逆转。例如，在1997—1998年席卷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没有逆来顺受，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采取袖手旁观的对策，而是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对主要受害国出手相助，不仅推动亚洲经济很快走出困境，而且顺势成为亚洲其他经济体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重要经济伙伴。中国负责任的稳定作用赢得了亚洲邻国的赞誉和信任，并为自身在地区层次上拓展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打开突破口。114不少评论自此把中国视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为中国正取代日本成为新的地区发展模式中的“领头雁”或“火车头”。115同样，中国积极应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化挑战为机遇，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而且借助明显加快的多极化进程使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成为各方争相求助和借重的对象，国际社会“中国观”的理性化也为中国化解国际压力、改善国家形象营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国得以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转化为续写和平崛起篇章的历史机遇。事实证明，中国具有极强的随机应变、化解战略难题、变挑战为机遇的适应能力。“随势”战略确保中国完成了在很多人（包括部分中国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实现和平崛起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中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崛起需要“谋势”，即通过提升权力，改善地位，调整格局，顺应发展趋向等，致力于不断提升自身的变革能力，让“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既得益于“随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谋势”的结果。中国在冷战后期构建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并在冷战后时代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打造“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对外关系框架，皆为“谋势”之举。正如布赞所言，与历史上德国、日本和苏联崛起不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挑战国际秩序，不与其他大国发生直接对抗，正在开创一条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的崛起新路。116这意味着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崛起经验可供中国借鉴。随着和平崛起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搭乘历史便车的机会也会相应减少。要开拓性推进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必须在“随势”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势”。和平崛起就像一次未竟的“长征”，现在中国实现的只是阶段性的和平崛起。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只是最近几百年才成为主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重新走上了崛起之路，再度确立了大国地位，并为重新返回世界舞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的中国不仅没有必要回避大国定位，而且应把构建世界级强国作为继续推进和平崛起进程的目标。为此，中国不仅需要为应对眼前的各种挑战、延续和平崛起而善于“乘势”、积极“用势”，更需要着眼长远，为进一步崛起为世界级强国而善于“造势”、积极“谋势”，包括谋国家的权力之“势”、地位之“势”、格局之“势”和发展趋向之“势”。
进一步的和平崛起要求中国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积极有所作为，与时俱进，锐意进取，逐渐将国际参与战略的重点从“随势”转变为“谋势”、从“务实”过渡到“务势”。从“逆势”到“顺势”、从“随势”到“谋势”既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既是中国通过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开启并不断推进和平崛起进程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在国际参与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角色、转变对于世界秩序基本态度的历史写照。但是，不论对于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国际参与取向而言，从“随势”到“谋势”，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彼此关联的辩证统一。“随势”中必然有“谋势”，没有“谋势”就难以“随势”，甚至可能“逆势”。“谋势”中也必然有“随势”，没有“随势”的“谋势”有可能适得其反，走向“逆势”和“失势”。总之，在准确“度势”的基础上，将“随势”与“谋势”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启动和不断推进和平崛起进程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六、结 论
中华传统文化用“势”的概念来诠释物或人因权力、地位、格局和发展趋向等因素而生发出原本没有或相对于他者更强的变革能力的特性。“势”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包括静态之势和动态之势，其形成、发展与消亡的过程非常复杂。对“势”的把握和运用因此被中国人看作成就某种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贵“势”不贵“力”，提出了系统的用“势”之道，包括度势、辨势、处势、任势、顺势、随势、乘势、借势、谋势、造势等。其中，“度势”“随势”和“谋势”最为重要，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尽管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关于“势”的论述，但“势”却广泛存在于国际政治中，包括国家层面和国际体系层面，而且对“势”的运用也普遍存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对外战略中。虽然“势”的含义与“力”最为接近，但“势”并不完全等同于“力”。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势”“力”相悖和“势”“力”错位的情形。因此，用“势”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和国家外交，不仅有其正当性、合理性，而且可以得出一些新鲜的结论。如果说“力”使国家能够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独立行为体行事，那么“势”则决定国家行为取向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势”与“力”是否相称、能否相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基本态度，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国家之间的“势”对比跟“力”对比一道决定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稳定性，二者是否一致既可以说明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可以解释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
因此，“势”的概念应被视为中国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势”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极具中国特色，反映中国人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是话语体系的基础。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志洲强调：“如果没有来自自己文化传统和反映自己思维方式的学术概念与话语体系，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学派’也就无从谈起。”他甚至认为，重视“势”或类似的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是建设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学派’的起点”117。
注释
1．参见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参见Lin Yutang，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New York： Harper， 1937； David Lai， “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3．参见William Mott and Jae Chang Kim， 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Shih vs. Li，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4．François Jullien， 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Éditiolls du seuil， 1992；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pp.4—6.
6．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N.Y.：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30.
7．张志洲：《国际政治中的“势”》，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9期。
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 79页。
9．参见王力等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周国光主编：《古汉语常用字多用字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10．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2页。
11．同上书，第79页。
1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 377、 455页。
1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下。
14．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3页。
15．同上书，第293页。
16．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90页。
17．张振泽：《孙膑兵法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9页。
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8页。
19．欧阳修：《新五代史》（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73页。
2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17页。
21．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上海：长兴书局1919年版，序第三页。
2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88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208页。
25．同上。
26．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8、 913页。
27．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1页。
2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95页。
29．黎翔凤：《管子校注》，第20页。(https://www.daowen.com)
30．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24、125页。
31．黎翔凤：《管子校注》，第764页。
32．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9页。
33．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5页。
34．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6页。
35．同上书，第137页。
36．同上书，第78、 146页。
3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9页。
3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571页。
39．王宝华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4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92、 990页。
41．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01页。
4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页。
4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1页。
44．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080页。
45．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637页。
46．张志洲：《国际政治中的“势”》。
47．鬼谷子：《鬼谷子全集》，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947页。
4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98—99页。
4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3页。
50．同上书，第431页。
51．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72—473页。
5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95页。
5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第992 页。
5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21页。
55．何宁：《淮南子集释》，第638—639页。
5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2页。
57．同上书，第392页。
58．同上书，第389—390页。
59．同上书，第391页。
60．同上书，第389页。
61．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46页。
6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1页。
63．同上书，第389页。
64．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639页。
65．同上书，第637页。
66．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25页。
67．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6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35页。
6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70．苏洵：《苏洵集》，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4页。
71．戴名世：《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0页。
7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2页。
73．同上书，第342—343页。
74．黎翔凤：《管子校注》，第305页。
75．杨天宇：《周礼译注》，第671—672页。
76．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90页。
77．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页。
7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98—99页。
79．同上书，第85页。
8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第992 页。
8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1页。
82．荀况：《荀子全译》，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8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84．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37.
85．参加潘忠岐：《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86．［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87．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Fall 1990， pp.153—171.
8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25页。
89．同上。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1， Summer 1998， pp.171—200.
90．［美］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
9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24页。
92．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91.
93．Ibid.， p.186.
94．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1.
95．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45页。
96．潘忠岐：《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寓意》，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97．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31、 151、 247页。
98．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1页。
99．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85页。
100．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4—155 页。
101．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80页。
102．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12.
103．杨洁勉：《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104．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10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06．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ition， New York： Knopf， 1968， pp.293—295.
107．本章这部分的部分观点来自，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
108．代兵、孙健：《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
109．Zhongqi Pan， “China's Changing Image of and Engagement in World Order，” in Sujian Guo， Jean-Marc Blanchard， eds.，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Lex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p.39—63.
110．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
111．同上书，第126—127页。
112．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
113．潘忠岐：《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
114．David Shambaugh，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23—47.
115．参见Trish Saywell， “Powering Asia's Grow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 2001； “Why Europe Was the Past， the U.S. Is the Present， and a China-Dominated Asia Is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2， 2003。
116．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2010， pp.5—36.
117．张志洲：《国际政治中的“势”》。
(1)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原文潘忠岐：《“势”及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这里略有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