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为”：思想逻辑与历史实践
第十二章
论“无为”：思想逻辑与历史实践
朱中博(1)
本章首先立足于对《老子》文本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从大战略概念角度梳理“无为”的思想逻辑，重点探寻“无为”概念的思想本源及主要内涵。其次，通过对西汉、唐、北宋在王朝崛起前后大战略行为与大战略思想取向的分析，阐释“无为”原则如何渗入决策，转化为王朝的战略意志与行为，并对王朝崛起产生效用。最后，从为与无为、争与不争的辩证关系，探讨“无为”对当代中国以及对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的普遍启示意义。1
一、说文解字：“无为”的思想逻辑
（一）“无为”概念的来源：老子的“道”
道是《老子》最核心的概念。它被认为是宇宙的本原，是老子人生论与政治论展开的依据。它不仅生成万物，而且是万物运动、发展的动力。道生成万物以后，就内隐、分化到了万物之中，成为万物本性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推力。万物依照得之于“道”的本性自由发展变化，此即“德畜之”。德是道之用、道之分，是“一物所得之于道而成其体者”2。道与德构成万物发生、发展的依据，而道又为德之本。
首先，“道”的特质是有无相生，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动力。
在《老子》中，纯粹涉及道论（即论及道的属性与特质）的主要有第一、四、六、十四、二十一、二十五、三十四、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一等章。第一章通常被认为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但在笔者看来，第四章和第二十五章对理解道论而言更为重要。由这两章切入，可以提纲挈领，把握道的核心内容与特质。
《老子》第四章总结了道的三种特点，即道冲、道渊和道湛。“道冲”是说，道“空虚”“常无”，是一种虚空若无、不可感知和难以捉摸的东西。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寂兮寥兮、恍兮惚兮，然而又“用之或不盈”，生成、畜养万物却永不穷竭。它“名天地之始”，以几近于无的精细微小而作为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物质。“道渊”是说，道深奥难测，而为万物本原。它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是天地万物之始；又“象帝之先”，先于所谓上帝神人存在，连老子也“不知其谁之子”，不知它由何而来，是否有更早于它的物体存在。“道湛”是说，道虽然如水之清澈无物，但又真实存在，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迎之不见其身，随之不见其后”3，其迹近于无，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是真实存在，而非虚空之物。
以第四章为纲，参考第二十五章，则对道的这种有无相伴相生的特质，能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5，是指道先于天地万物而生，可视为对“道渊”的诠释。它又说“寂兮寥兮”，“道”不可捉摸、感知，则可视作对“道冲”的注解。它呼应“湛兮，似或存”，认为“道”独立存在，周行不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动力，认为“道”本是不可道、不可名的，但又必须表述它，于是勉为其难地命名为“道”。“道”不过是一个勉强的称号，它亦可用“大”表述，“故强字之曰大”6。在《老子》一书中，道的称谓其实有很多，如“一”“朴”“无”“小”等，均是为指代包含有“冲”“渊”“湛”特征的宇宙本原。归结起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动力，其特质即有无相伴相生。
其次，“道”的品质是善利万物、不争（玄德与道法自然）。
道“渊”与“湛”的特质（更多体现为“有”）意味着，道生养万物，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而且是万物变化发展的原动力。道的“功劳”如此巨大，却又拥有“冲”（更多体现为“无”）的特征，不可感知、捉摸，寂寥空虚如同不存在一样。这种辩证特点正构成了道的伟大品质，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7
道的这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玄德，亦即天地人所应效法的“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说道的运行规律是“自然”。所谓自然，即自然而然，本身如此。道法自然，要求法尔如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8，令万物各按本性发展，而不加干涉骚扰，不加主宰。归结之，玄德意味着道拥有两种伟大的品质，即（1）善利万物（道渊、道湛）；（2）不争、不有、不恃、不宰等（道冲）。此亦即道法自然，而天地人皆应效法之。
仔细剖析，道法自然意味着，道虽善利万物，但其采取的方式是：（1）“德畜之”，“常无为而无不为”9，以不干涉及放任主义，任物顺性发展。所谓物性各异，而道不弃物，道不弃人。（2）不争、不有、不恃、不宰，即指道常无欲，故可名小，它无欲、无私，常能以清静、无私寡欲，处下、抱柔守雌而自处。
这种玄德=道法自然的公式，又可根据第四十章而加以佐证（参见图12.1）。
资料来源：张玉良：《老子译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十章。
图12.1 道法自然的图示
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0，意味着天地万物的根本在于几近于零的无。回顾老子所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1，可以看出，道周流不息，贯穿于天地万物，但终究要归根复命，“归于朴”，归于无。万物之运动终究要归根反本，而这一本正是“无”，因此人类之法道，亦应该“无为”也。
而该章所言“反者，道之动”12，则是说万事万物相反相成，总是在向着对立的一面运动转换，即事物可由小→大，由弱→强，由下→上，由贱→贵；又可由大→小，由强→弱，由上→下，由贵→贱。因此，立身处世、修身治国，如果要保持长久，则需要持柔弱之道，抛弃常人希望的表面的“强”“大”“贵”“上”，践行“柔弱胜刚强”的理念。在现实中，奉行贵柔守雌、不争处下、无私寡欲等不争主义原则。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3再次意味着，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作为道的两大玄德，是天地人所应当秉奉的道理。至此，“无为”的概念得以衍生，并生成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两大原则。
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以及不争主义之分原则）的阐述在《老子》一书中的篇幅，可参见表12.1。
表12.1 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在《老子》中的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张玉良：《老子译解》。
（二）“无为”的内涵：大战略的内外两个层面
无为而治，是“道”运用于大战略（或治国理政）的体现。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其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14这就是说，道是万物运动的发展动力和天地人效法的准则。了解了“道”的运动规律，在现实中也应以之为指导。对于统治者，老子则寄希望于他们实践“道”，发挥“道”在政治中的无穷功用——“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天下将自宾。”15
既然“侯王”应当守道，那么其具体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呢？上文已述，道具有“冲、渊、湛”的特征，拥有伟大玄德。它法自然，而以“反者”为道之动，“弱者”为道之用，在具体原则中奉行自然无为的放任主义和清静、不争处下、抱雌守弱的不争主义。具体到实际政治中，这些原则便体现为大战略内涵的对内、对外两个层面。
从对内层面来看，“太上，不知有之”是最高等级的国家治理方式，即为政者体道治国，当“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6，行无为之政、不言之教，以放任主义，令民众自由富足。
在老子的思想中，国家的治理方式从高到低有四种等级，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17
行无为之政，以放任主义，任民众自由生计、自由发展，以至于民众不能感知统治者的存在，而以为一切不过是自然而然所致。这种为政境界，即是“太上，不知有之”，是老子认为的最高等级的国家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要求，为政者能“为天下浑其心”、“以百姓心为心”18，不逞一己巧智和私欲，“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19，而令民众自由发展，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效果。20而其他治国方式，如行仁义而令百姓赞誉、行严刑峻法而令百姓畏惧、行压迫而令百姓造反等，都是等而下之了。
老子认为：“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21为政者体道治国，当“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22。如果不能如此，而妄逞私欲，以苛政扰民，则将造成如下局面：“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23“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4因此，统治者不应以个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名利之心，大兴土木、妄夺民时、妄费民力；或者以苛繁的政令、法规，束缚民众手脚；而应该行无为之政、不言之教，以放任主义，令民众自由富足，此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真谛。
从对外层面来看，这些原则体现在“外交”与军事上。
在“外交”上，处下不争，即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在道的玄德中，处下不争是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最能体现处下不争的品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25其意思是说，“水”或“江海”不仅滋养万物，而且甘愿处于“众人之所恶”的天下卑位，而令万物自然流归之，因此“几近于道”。
所以，为政者立身处世亦当效法这种原则，“居善地，心善渊”，像水那样处下不争，深沉无欲。故而，在与邻国交往时，奉行处下不争的精神：“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蓄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26其意思是说，大小国相处，彼此都应“以下相取”。大国应谦下不争，如同海纳百川一样，以低姿态的雌性沉静精神获得小国信任和依附。小国基于现实主义考虑，在与大国交往时，更应该恭敬谨慎，在谦卑处下的态度中，寻求保全。
在军事上，战争为“不祥之器”，祸莫大于轻敌，“强梁者不得其死”，“以兵强天下者，其事好还”。27
老子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8这是老子对体道者所应当践行原则的一种笼统概括。29所谓慈，是说要如“道”善利万物一样，慈爱民众；所谓俭，是说要清静寡欲，不妄行扰民之政，不放纵私欲；所谓不敢为天下先，是说要谦卑处下，“后其身”，“外其身”，无私大公，甘居人后。三宝中，慈又是首要之宝。因为唯有能慈爱百姓的为政者，才能进一步拥有“俭”与“不敢为天下先”的美德。因此，体道者尤其要注意奉行“慈”的精神。
在老子看来，战争通常是统治者为满足私欲、逞强好勇所致。他认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30，“舍慈且勇”的战争31，将会偏离三宝，招致大祸。“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32，任何战争的发生都必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老子对战争是排斥和厌恶的，认为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东西皆是“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是人类社会中不正常的现象，“非君子之器”33，为有道者不取。他尤其反对恃大逞强的侵略战争，认为“强梁者不得其死”，“以兵强天下者，其事好还”，34好战者是不能长久的。
但老子对反侵略战争并不反对，且在相关篇章里提出过应敌之道。不过，即使对反侵略战争，老子也还是主张“善者果而已”，“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35认为反侵略战争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取胜也不应该欢欣鼓舞，庆祝胜利；而应该胜之不美、不骄、不伐、不矜、不强，36以丧礼处之，悲哀莅之；更不应该趁机扩张。这也正是老子在“善者果而已”中，不称胜利为“胜”，而称“果”的原因。可见，老子对战争是不赞同的，这与国家交往“以下相取”的主张是一致的。
然而，老子于反对战争之外，还能更进一步，为根除战争开出药方。老子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37在老子看来，根除战争而达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的药方正在于寡欲知足、为政者的不纵贪欲。一言以蔽之，弱者，道之用，应无为不争、守柔用雌。
（三）“无为”的另一侧面
老子的思想是辩证的。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的另一面是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它暗示，无为、不争、用柔、守雌的目的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因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与“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所谓“曲则全，洼则盈，枉则直”38。
老子主张无为不争，守柔用雌，讲“弱者，道之用”。然而，其无为、不争、用柔、守雌的目的有被理解成无不为、“莫能与之争”与“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倾向。老子在第二十八、四十一、七十二等章所提及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以及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建德若偷等词语，都是在表明，虽然守柔用雌，但目的也可以实现“雄强”；貌似退道，但也可以是进取之道。守柔用雌，在谋略家看来，也许不过是手段，实质和长远的“雄强”才是目的。正如严复所言：“守雌者必知其雄，守墨者必知其白，守辱者必知其荣。否则雌矣、墨矣、辱矣，天下之至贱者也，奚足贵乎？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后一句，而不知命脉在前一句也。”39所谓“曲则全，洼则盈，枉则直”，也正是这个道理。
如何理解这一面？综合老子的整体思想看，在“道”的体用或大战略导向方面，强调的还是“弱者，道之用”。守柔、守雌、守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长久坚持的德。所谓“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才能顺应“反者，道之动”的运动规律，持盈保泰。何况老子在提及道的理想状态时，多次以赤子、婴儿为比喻，“认为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生活，就是无为的生活”40。
二、古今联系：“无为”与西汉崛起前后的大战略
（一）无为而治的力量：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
1．大战略行为上客观体现“无为”原则
西汉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战略形势是：内部，经秦末战乱，百姓死伤流离大半，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41天下初定后，原先的“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42，即使加上流亡在大城名都外的人口，秦汉之际的人口损失也至少高达50%，王朝人口总数从秦统一时的4 000万左右降到1 500万至1 800万之间。43一言以蔽之，社会元气亟待恢复。
外部，北方的匈奴趁中原混乱之际，实力复盛。尤其在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公元前209年）后，灭东胡王，击大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重新夺回河南地，势力日强，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总人口在100万至150万以上。44因此，史书称，自匈奴先祖淳维以来至头曼的千余年间，匈奴“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但至冒顿时，方才“最强大”，尽服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45匈奴常借骑兵优势，南下侵扰燕、代等地。公元前201年，汉匈白登之战，汉高祖被冒顿骑兵围于白登（公元前200年），险遭俘虏，汉的战略安全形势窘迫至此。白登之围后，匈奴骑兵在汉之叛将协助下，仍时时侵扰汉边，抢掠财物人口，并威胁汉之政治心脏地带。
南方，则有趁秦亡而“击并桂林、象郡”的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并派兵断绝中原通往南越的主要关口，对汉表示不臣。46西南方向，汉无力顾及，“皆弃此国而巴蜀故徼”，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中断。47东南方向，闽越王无诸、东瓯王摇，均曾参加反秦起义，并在楚汉相争中助汉攻楚，被视为“番君”，在政治地位上有较大独立性，虽表面对汉顺服，但实际不受约束。48匈奴崛起和三个越族政权的纷立，使汉朝的南北方疆域与秦始皇时期相比均大大收缩。49
总之，汉初国力有限，秦朝时的新扩疆域丧失殆尽，社会经济残破，人口大幅减少，50外部强敌不断制造威胁，小的政治体不受约束甚至利用汉的虚弱“偏霸一方”，汉在战略态势上可谓处于内外交困的窘迫时期。
在此情势下，高祖君臣对内顺应百姓要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相萧何“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51，尽量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预，令民众自由生息。曹参为相后，萧规曹随，继续与民休息，并得到了惠帝、高后的认同——“孝惠、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52。故而“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53此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继续得到了文帝及其妻窦氏（即后来的窦太后）、其子景帝的贯彻。
对外，高祖在白登之围后，确立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惠帝、高后时，即使经历“嫚书之耻”，这一策略也未动摇。此即所谓高祖、吕后忍怒还忿，对匈奴舍而不诛。54文帝、景帝时，同样修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文帝即位初，匈奴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55，实力更加强大，且继续频繁侵掠汉边。文帝末，匈奴骑兵入代句注边，烽火一度通甘泉、长安，汉兵对此也只是出兵反击至边塞而止。
对南越，高祖采取怀柔政策，“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赵佗也欣然接受，对汉称臣，汉越双方通使互市。56高后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公元前183年），与汉王朝分庭抗礼。高后死后，汉文帝“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57，并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修复关系，使赵佗放弃帝号，复为汉之藩篱。至景帝时，南越对汉称臣如故，但在内部依然僭用帝号。58
对朝鲜，面对卫满自立为王（惠帝元年，前194年），汉只是约卫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卫满朝鲜趁机侵降真番、临屯等小的政治实体，统治范围扩展至“方数千里”59。对闽越、东瓯，汉也以安抚为主，维持其藩属国地位。对西南夷、西域，保持“未通”状态，以至于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滇国王、夜郎侯“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60。
可以说，在立国之初的60余年里，汉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方面，践行了无为而治的原则，即对内自然无为，以闷闷之政，令民众安居乐业，对外则对强大的匈奴忍辱和亲，对南越等以下取之，恩义招抚。这种对内自然无为、对外处下不争的政策，最终造成武帝即位之初“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61的国力富厚局面，为武帝开创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大战略思想上明确遵循“无为”原则
建国之初，汉高祖对王朝的大战略方针的确立有过探索阶段。在此过程中，与儒臣陆贾的对话非常重要。史载，陆贾常在高祖面前谈论《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天下不意味着可以居马上治天下。他举例说，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而灭。如果秦行仁义，法先圣，汉朝安得而有之？高祖大悟，乃令陆贾总结秦失天下的原因及自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皆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62因此，这部著作对理解汉初的战略取向是不可忽视的。
在该书中，陆贾谈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无为而天下大治。周公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重译来朝。到了秦朝，内设刑罚，外筑长城；征大吞小，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然而，后果却是，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天下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因此，陆贾暗示，要避免采取秦朝“举措太众、刑罚太极”63的政策，行舜帝无为而治的方针。具体来说，要“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在此基础上，“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64这一系列建议与汉朝此后的大战略政策几乎是一样的，体现了鲜明的道家思想色彩。
高祖与陆贾的辩论以及汉朝君臣皆称善的《新语》表明，秦朝（以及其他早期历史案例）妄为而亡的反面教训，对汉朝决策者在认知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舜帝、周公无为而治（以及商汤、周武王逆取顺守、行仁义）的正面经验，得到了认同。
大约同一时期，有关大战略方针的思考在刘姓齐国也出现了。天下统一后，高祖推行分封制，以庶长子刘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65齐国是当时汉朝境内最大的诸侯国，曹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立为齐相国的。为了治理齐国，曹参召集长老诸生，询问策略。但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之言，乃重金请之。盖公指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建议无为而治。曹参最后采纳了盖公的建议，行黄老无为之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66。曹参的施政范围虽然仅限于齐国，但他的选择却影响到了此后中央政府的大战略选择。
公元前195年，高祖死，惠帝即位。惠帝二年，丞相萧何卒，曹参代之为汉相。萧规曹随，曹参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日夜饮酒，不事丞相事。惠帝不解，曹参解释说，高祖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惠帝自比不及高祖，曹参自比不及萧何，因此，“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自此，惠帝时的大政分针明确了下来，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百姓歌颂说，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可见，汉朝无为而治，由来久矣。67文帝、景帝时，曹参黄老无为而治的主张继续得到了文帝及其妻窦氏、其子景帝的贯彻。《史记·外戚世家》就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书。68
对外，主要以汉对匈奴与南越的战略认知取向来分析。白登之围后，匈奴侵扰，成为汉朝大患。高祖甚为忧虑，向刘敬询问对策。刘敬向高祖分析说，天下初定，士卒厌战，故而不可“武服”。但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崇武力，也无法以仁义说服。他建议以长公主嫁冒顿，并多赐礼物。匈奴“知汉女送厚”，必然向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日后必为单于。冒顿在，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69这样，就可不战而臣服之。高祖最后以宫女代公主嫁单于，缔结和亲盟约。
惠帝、高后时的一次匈奴政策争论，也值得重视。当时，冒顿以书信挑衅吕后（此即“嫚书之耻”）。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议对策。上将军樊哙自告奋勇，愿带10万将士，“横行匈奴中”。诸将阿附吕后，都表示赞同。独有季布指出，当年高祖带兵40万，尚且困于平城，樊哙又如何能以10万兵马横行匈奴呢？而且，秦朝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内起义，天下大乱，至今战争疮痍没有恢复。因此，樊哙的建议可能会使汉朝重蹈秦的覆辙。太后于是不再议击匈奴。70
文帝时期，有两次有关匈奴政策的争论值得注意。一次是在文帝四年。当时汉朝反击了匈奴右贤王对上郡的侵扰。冒顿单于也因为刚平定月氏、西域，需要休整兵马，于是，来信希望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不要受不愉快事件（即匈奴右贤王侵上郡）的影响，继续和亲。在此背景下，文帝与公卿讨论军事打击与和亲何者更为有利。公卿们说，单于新破月氏，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更有利。71文帝于是采取和亲建议。从这次决策看，与匈奴作战从理性层次上说固然不占优势，不应该采取进攻战略。但即使汉朝具备实力，夺取了“泽卤，非可居也”的匈奴土地，也没什么大益。
第二次是贾谊有关匈奴政策的建议奏疏。贾谊指出，天子居于上，乃天下之首。蛮夷居于下，乃天下之足。但匈奴嫚侮侵掠，汉朝却年年要向其奉致金絮采缯，实在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而且汉朝的进贡并不能阻止入寇，反而为防御寇扰而疲于奔命。依照他的估计，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实在是执政者的悲哀。72尽管如此，他的建议并未导向报复性的暴力进攻，而是主张采不战而胜之术。他认为，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汉天子是帝者，因此，“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这样四海之内皆可臣服。所谓“帝者战德”，具体方案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著名的“三表五饵”建议，即贾谊借用荀子而说的“耀蝉之术”（这里指吸引匈奴民众归降之术）。73朱熹弟子昌父认为，贾谊的“五饵”之说，恐非仁人之心。74亦有当代学者认为，“三表五饵”带有权术色彩。75但不可否认，该建议是非暴力性的，是以厚德、明义怀柔匈奴的“帝王战德”政策。
综上所述，建国初，西汉吸取了秦朝采取扩张大战略而灭亡的教训，反其道而行，有意识地尊奉黄老，其对内外“柔服”、无为而治的政策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旗帜。
（二）征伐克获，过犹不及：汉武帝对“无为”原则的摆脱
1．大战略行为上最终摆脱“无为”原则
从高祖开始，汉朝几代皇帝持续奉行的无为而治原则，日益使汉朝的战略态势发生着有利变化。至武帝即位时，内部，国力已臻于富厚。据估算，武帝初，王朝人口数量已从立国初的1 500万—1 800万的规模，上升到了3 600万。76外部，汉匈力量对比的天平已大幅向汉倾斜。不过，匈奴实力仍强，武帝登基时，汉边境各处正遭受他们的威胁，77并且自老上单于（冒顿之子，公元前174年即位）起，匈奴已开始征服并控制整个西域。可以说，“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78。
在此情势下，武帝的政策是：对内，在文帝、景帝时期养马（武帝即位时，已有苑马四五十万匹及大量民间马）的基础上，大规模组建、扩充骑兵，建立起数以10万计的骑兵集团，在汉匈大规模骑兵力量对抗中日益占据优势；79经济上，改变了以往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大力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并从武帝中期始，通过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措施聚敛财富，为各项重大政治、军事行动确立物质保障。80
对外，从公元前139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武帝亲政）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匈奴。81但至马邑之谋（前133年）前，武帝对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马邑之谋结束了汉廷对匈奴政策的和战争论，开启了运用军力解决边患的序幕。82自公元前127年至前119年的10年中，武帝以卫青、霍去病等为将，每每出动数以10万计的大规模骑兵部队（有时配合以数10万计的步兵），通过河南战役（前127年）、漠南战役（前123年）、河西战役（前121年）、漠北战役（前119年）等数次大战，夺得朔方以西至河西走廊的大片土地。83几次战役，匈奴被斩杀、俘虏、主动投降的王侯将军及骑兵部众达22万人以上，牛羊牲畜损失数百万头。84自此，匈奴骑兵主力被歼，秦以来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改变。漠南无王庭，匈奴的势力范围大幅向西、向北退缩。85
与此同时，为在战略上断“匈奴右臂”，公元前115年，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并逐渐与乌孙、康居、大宛、大月氏等建立了友好关系或进行了和亲，从此汉与匈奴展开对西域的争夺。公元前108年，武帝派赵破奴先后征楼兰、破姑师，扫清了通往西域的障碍。武帝还不惜牺牲大量人力物力，于公元前103年、前102年派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其结果是大宛国王毋寡被杀，汉取上等大宛马数十匹、中等马3 000余匹，并扶立亲汉的大宛贵族昧蔡为新王。大宛之战后，“西域震惧”，汉在西域的战略优势地位开始确立，稳定控制天山以南。86从公元前112年起，汉军还向南方、西南方地区以及东北的朝鲜谋求扩展，87史书所谓，南诛南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88
总之，武帝时期的大战略行为宜分三个阶段看待。即位之初至马邑之谋（前133年）以前，仍然延续无为的政策轨迹。马邑之谋开始，一方面立足于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积蓄国力，另一方面积极对匈奴发起军事反击，其中带有暴力色彩，但目标是消除匈奴的威胁与袭扰，目的是自我防卫，带有“正义性”。89正如谭其骧先生指出的，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宜被视作穷兵黩武。因为他不对付匈奴，匈奴就要打进来。90
武帝中期之后（以公元前112年攻打南越为标志），即汉朝成功崛起后，对外的大规模扩张开始出现。至武帝后期，汉疆域规模达到极盛，不仅在北、东南、西南方向收复了秦朝故地，而且大为扩展，至汉平帝时，疆域东西达9 300余里，南北达13 360余里，疆域面积（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有400万平方公里左右。91简言之，西汉不再像此前那样无为而治，而是“主动地开拓进取，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疆域扩展，国威远播”92，从而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但这个过程也付出了巨大人力与物力牺牲。如卫青、霍去病几次与匈奴决战，杀敌虽众，但汉军士马亦死伤严重（仅漠北战役汉军马死亡就高达10余万匹），而汉用于赏赐“得首虏”（即斩杀俘虏敌人）汉军将士的黄金达70万斤以上，安抚浑邪王降众的费用则高达百余万之巨，这还不包括直接用于作战的浩大军费与后勤运输开支。而用于通西南夷道的耗费，“悉巴蜀租赋”都不足用。各类耗费导致汉王朝“藏钱经耗，赋税既竭”，以至于需要通过卖“武功爵”来补充国家开支。93正如《汉书·食货志》指出的，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越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加上对匈奴、西域用兵，耗费动辄数十百巨万甚至亿万计，“府库并虚”，94天下罢弊，王朝几乎处于秦始皇末期的危机中，所谓天下已有亡秦之迹。
2．大战略思想上逐渐脱离“无为”原则
武帝的即位，尤其是建元六年窦太后的去世，是汉朝大战略的转折点。在战略取向变化中，主要体现在武帝与董仲舒的书面问对，以及武帝君臣有关和亲、马邑之谋等政策辩论中。
武帝即位初，被推举的贤良文学前后有数百人，其中董仲舒作为贤良与武帝之间的书面问对（即所谓“天人三策”）颇能反映这一时期武帝的战略取向。汉武帝问，五帝三王之道在圣王去世后，逐渐衰微，最后糟糕到桀纣之行的地步，可谓“王道大坏”。如果要恢复圣王之道，应怎么做呢？董仲舒上书回答说，关键是要行德，需要法天、正始、教化等。所谓“法天”是指：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故而，王者承天意从事，就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所谓“正始”就是正心正己。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而王道终矣。所谓“教化”，就是立太学、设庠序，教民以仁、谊、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的。最后，他指出周末无道以失天下，秦朝继周之后，无道更甚，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国家得不到善治。在这种背景下，汉常欲善治而不可善治者，恰恰在于当更化而不更化。95
之后，武帝又问，舜之时，无为而治而天下太平，但周文王积极作为，天下也得到了治理，帝王之道的本质难道不同吗？董仲舒上书回答说，舜无为而治，是因为有尧在位70年的仁政为基础。而文王孜孜求治，是因为之前商纣无道，使得尊卑昏乱、百姓离散。因此，治理方式的不同，是因为所遇到的时代不同，而圣王之道本质是一样的。鉴于汉朝承继的是无道之秦，联系上一策中的更化建议，汉朝应该更适合采取文王积极作为的政策。
武帝认为，在前两策中，董仲舒的陈述“文采未及”“条贯靡竟，统纪未终”，要求他进一步对大道之极、治乱之端再详细加以说明。在上书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说明了古代三王法天布德等太平之道，并提出了在思想领域内的大一统建议。96他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97
从以上武帝与董仲舒的问对中，可以看出，武帝在这一时期求治心切，其具体的目标出发点，恰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一篇中所说的：“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98
在对外方面，武帝即位初，匈奴来请和亲，武帝乃令群臣讨论对策。大行王恢认为，匈奴人和亲后不过数年就背约入寇，不如举兵击之。韩安国认为，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他认为，从军事上打击匈奴不易，即使取胜，对汉亦无多大益处，况且历史上中国就不打算将其纳入臣属范围，因此不如继续采取和亲政策。大臣们多赞成韩安国建议，主张和亲。99这次争论表明，武帝虽有意在军事上打击匈奴，但未得到多数官员认同，君臣无法取得共识，传统和亲政策的惯性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元光二年春，雁门马邑聂壹翁献马邑之谋，建议诱击匈奴单于。武帝乃诏问公卿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100王恢表示赞同，以威慑匈奴（这一建议可能得到武帝事前授意）。但韩安国再次表示反对，他的理由与之前并无太大区别：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而且汉军深入长驱，攻击匈奴，会遭遇巨大的后勤补给问题，因此不如坐守。王恢辩解说，他指的攻击匈奴，不是发兵深入匈奴之境，而是利诱设伏，生擒单于。101武帝最后同意了王恢的诱击策略。从这次政策辩论可以看出，武帝对匈奴采取武力打击的决心越来越强烈，但带有反应式的色彩——匈奴侵盗无已，目标也带有较强的内向性——“边竟数惊，朕甚闵之”102。
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后，匈奴遭重创，向汉提出和亲谈判建议。武帝令群臣讨论对策，博士狄山建议答应匈奴的和亲提议。狄山认为，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孝惠、高后、文帝、景帝均与匈奴和亲，而天下富实。而今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已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武帝询问张汤的看法。张汤认为，狄山之论是愚儒无知之论。狄山不服，讥张汤诈忠。武帝大怒，令狄山去边关防守鄣塞。一个多月后，匈奴寇掠，斩狄山头而去。此后，汉群臣震慑。可以看出，武帝打压狄山，既有维护张汤之意，更有维护其打击匈奴政策之意，表明其打击匈奴的决心与意志越来越坚定。103
总之，考虑到这一时期，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其在内外政策上的言论，武帝已在意识形态上逐步抛开了黄老无为的旗帜。
三、古今联系：“无为”与唐崛起前后的大战略
（一）为国之道，安静为务：唐高祖至太宗前期
1．大战略行为上明确体现“无为”原则
唐朝开国之初，战略上内外交困的局面与西汉初非常相似。当时的形势是：内部，经隋末大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破坏严重。自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18年，群雄纷起，拥兵15万以上者，多至50余，其互相征战，令民间残破至极。104外部，隋末内乱，中国人归突厥者无数，突厥遂趁机坐大，势陵中原。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等纷纷向其称臣，受其可汗封号。突厥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斯之甚也”105。其兵势之盛，控弦百万，时常入寇中国，逼近长安，几乎迫使唐朝迁都。
在此情势下，从唐朝立国至贞观初，对内，唐高祖时期（武德七年）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法，积极恢复农业生产。贞观时期，太宗君臣励精图治，采取轻徭薄赋、减缓刑罚、并省冗官、提倡节俭等政策，更是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106对外，高祖初即位时，对突厥一面迁就退让乃至贿赂称臣，一面又积极防御。史称高祖因得到突厥多次军马援助，“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107。太宗即位初，则一方面忍耐，给予突厥大量玉帛财物，与之结成白马之盟；另一方面，又积极做军事反击的准备。正如太宗所说：“为国之道，安静为务……我今卷甲韬戈，陷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108
总之，唐王朝在战略窘迫态势下，奉行了无为而治，主要依靠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积蓄国力，而在对外层面上，也没有通过胁迫方式对现状做出改变，而是以屈辱和解乃至妥协称臣的方式处理同外部强敌的关系。
2．大战略思想上有意纳入“无为”的色彩
唐朝建立之初，亦在治国理念中有意识地纳入了老子的无为而治智慧。对内，唐高祖在位时，即提出“义存简静”的休息思想；太宗时，更是反复重申“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以静镇之”的理念。109值得注意的是，太宗起初偏好儒学，但当发现现实状况需要发挥老子的哲学功用时，他有意识地在治国理政中加入了无为而治的要素。在《贞观政要》中，我们能发现，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也得到了大臣如魏徵、房玄龄乃至后宫王妃的赞同110，尤其是魏徵在当时担当了无为而治的中坚。111
在这一时期的政策辩论上，也有类似的战略取向痕迹。高祖武德初，官员孙伏伽上书“言三事”，其中第一事及高祖的反应，颇能反映高祖时期的大战略决策取向。孙伏伽上书认为，隋失天下，是因为炀帝自谓功德盛五帝、迈三王，穷奢极欲，使天下士肝脑涂地，户口殚耗、盗贼日滋。而当时天下并非无直言之臣，只是炀帝不受谏而已。他批评高祖即位第二天就接受臣下所献的鹞、琵琶、弓矢等玩物，并赏赐这些臣子。高祖看到奏疏后，“大悦”，下诏表彰赏赐。尽管高祖君臣互动的主题是忠言纳谏，广开言路，但从中也可看出，高祖君臣颇能注意隋亡教训，反炀帝之道而行。
公元626年，即位伊始的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问题。有官员奏请用重法禁之，太宗哂之曰：百姓所以为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百姓衣食无忧，才是“止盗”的关键，而不应该使用重法。太宗还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112这些都表明，太宗能够以百姓为念，主动克制自己的私欲，而以百姓生计无忧为目标，以轻徭薄赋、慎用刑罚为手段。
对外方面，武德七年的一次政策辩论颇能反映唐朝这一时期对外大战略取向的处下不争（尽管有权宜之计的色彩）。太宗即位初，一次与大臣萧瑀讨论关于对突厥和战的问题。太宗说，之所以不与突厥交战，是因为“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因此暂“静以抚之”。他解释说，一旦与突厥作战，所损甚多；而且与之结怨，突厥会惧而修备，这样就会取之不易。因此，不如“卷甲韬戈，啖以金帛”，突厥“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113。
贞观元年前后，突厥遭大雪灾，牲畜大量死亡，民众饥馑冻馁，再加上颉利“重敛诸部”，突厥内外离怨，诸部落叛乱不断。当此机会，唐朝官员中有不少人建议出兵击之。太宗询问萧瑀、长孙无忌的看法。萧瑀认为可击之。长孙无忌则认为，突厥不犯边塞，如果背弃与之刚刚缔结的白马之盟，派兵攻打，就是“弃信劳民”，实在不是王者之师所为。太宗最后听取长孙无忌的建议。114不久，颉利更加衰弱。颉利恐唐朝“乘其弊”，于是先发制人，引兵迫近唐朝边境朔州。鸿胪卿郑元
刚出使突厥回国，对太宗说，戎狄兴衰，以羊马为征候。当今突厥，民饥畜瘦，不过三年，必然灭亡。与此同时，群臣也多劝太宗攻打突厥，但太宗说：“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115
从以上有关内外政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理政原则深刻渗入了唐朝统治者的战略决策思维之中。
（二）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唐太宗把握战略机遇
1．大战略行为上摆脱“无为”色彩
如果参照汉代的大战略轨迹，唐朝需要奉行长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才可迎来崛起或战略决胜的拐点。但唐朝并未等待很久，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突厥遇到了严重内部政治裂变与大规模天灾；二是唐高祖及太宗奉行的与民休息、对外绥靖的政策，已经初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用。
因此，唐朝的战略形势很快发生了有利变化。史载，贞观三年，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民物蕃息。116虽然社会繁荣、国力富庶的局面尚无法与鼎盛时期的隋代相比，但已现较快上升之势。同时，唐朝马政发生作用，自任用张万岁总领马政，从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117。所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118的说法，并不为过。
然而，最大的战略形势变化，还是在外部。当时，铁勒、薛延陀、拔野古诸部叛离突厥；不久，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失和，后者归附唐朝。119更重要的是东突厥遭遇大雪灾，其羊马多被冻死，而“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120。所以，郑元
出使突厥后预测，突厥不出三年，必当覆灭。121
在此情势下，唐朝对内继续与民休息；对外则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于贞观三年，“暂动偏师”，半年间即生擒颉利可汗，一雪唐高祖当年称臣于突厥的耻辱，并消除了北部安全大患。不久，太宗被西北诸蕃尊为“天可汗”，122唐朝自此威震西北。借此时机，太宗继续用兵，贞观十四年灭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破焉耆；二十年，讨破薛延陀；二十二年，破龟兹，设安西四镇，唐之势力很快扩至葱岭。123在上述战略行动结束时，太宗并不满足。贞观十八年，太宗不顾劝阻，派军伐高丽，次年亲征，重蹈了隋炀帝辽东用兵失败的覆辙。
灭东突厥后，唐朝的战略行为表现恰如格鲁塞所概括的：太宗在粉碎了蒙古的突厥人势力后的20年中，将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和戈壁上印欧种人的绿洲都纳入了统治之下。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看到了一个陌生、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收买他们撤兵，而是要战胜他们。124从以上看，太宗至高宗中叶，唐朝的大战略行为变化很快。太宗初期，一方面立足于内部的稳定与发展，来积蓄国力；另一方面则在战略形势发生有利变化的时候，以强制手段对地区现状做出了修正。它对东突厥的反击战役，带有较大的外向性和暴力色彩，但目标是消除边境威胁，是防御性的。而灭亡东突厥后，唐朝实力无与伦比，可谓成功崛起，但不久就走上了向外扩张的道路。正如范文澜先生指出的，这种对外侵略战争，是为了夺取土地和人口，提高皇帝的威望，于民众没有丝毫益处。125
2．大战略思想上逐步消除“无为”的色彩
太宗在贞观三年后的大战略行为，呈现出逐步摆脱无为而治的趋势。贞观四年，太宗对即位初发生的大战略争论做回顾时说，贞观初，众多官员建议他“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有魏徵劝他“偃武修文”，这样才会“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他感慨说，采用魏徵的建议，才终于有“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的内外成就。126这既是太宗对之前战略决策成果的总结，也表明贞观三年、四年中，无为的战略取向仍然得到贯彻。
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太宗，从前代兴亡议论开始，重点谈隋亡的原因，希望太宗能始终注意。他说，夏、商、周、汉，存在时间多者八百余年，少者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而从魏、晋开始到北周、隋代，存在时间多者仅五六十年，少者则只有二三十年。这是因为创业之君不务仁化，无遗德，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就会土崩瓦解。他建议说，太宗虽以大功定天下，但积德日浅，因此应发扬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以下的话，则与当年秦二世的话相当接近，不过语意恰恰相反。马周说，“尧之茅茨土阶，禹之恶衣菲食”，虽然不可复行于当前，但汉文帝、景帝节俭的事情，却仍然可以仿效，而汉武帝穷奢极侈的行为则应该避免。这份奏疏上呈后，得到太宗赞赏。127
具体到对外方面，贞观三年，代州都督张公谨奏议攻打突厥，理由有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颉利纵欲逞暴，众叛亲离。太宗补充说，颉利一方面请求与唐和亲，一方面却援助唐朝的敌人梁师都，才是更令人愤怒的事情。于是，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128贞观四年，颉利可汗被俘虏到长安。太宗谴责他多次与唐盟而背之，又恃强好战，经常“蹂我稼穑，掠我子女”；便桥结盟后虽不复大入为寇，但侵略之心不死。129可以看出，太宗当时对外战略决策的目标主要由突厥之前的入寇所引发，并非基于侵略。
然而，此后太宗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公元640年，唐灭高昌，每年调发千余人防守其地。大臣褚遂良上疏说，古代先哲，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远塞，中国分离。汉武负文、景之聚财，玩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军旅连出，将三十年。复得天马于宛城，采葡萄于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车，因之凶年，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复希主意，遣士卒远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帝幡然追悔，情发于中，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是以光武中兴，不逾葱岭，孝章即位，都护来归。他认为，应该效法周宣王、光武帝、章帝的做法，而吸取秦始皇、汉武帝等前车之鉴。他还指出，太宗灭高昌，威加西域，以之为中国郡县。然而，为此，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现在，还要每年派千余人远事屯戍，必将得不偿失。因此，褚遂良主张“择高昌可立者立之”，不必驱中国之力，占有高昌。130但该奏疏上呈后，太宗不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太宗在效法秦皇汉武的行为，但可以说，秦皇汉武的教训已不再是太宗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对内、对外）吸取的教训。
这一结论还可以得到如下事实的证实。648年，晚年多病的房玄龄因为太宗不顾群臣劝阻、“讨高丽未止”的行为，上疏说，自上古所不臣服于中国者，太宗已经制服了他们。为中国患者，没有超过突厥的，但当前突厥大小可汗相次表示臣服，并到唐朝宫廷中“分典禁卫”。薛延陀、铁勒、高昌、吐谷浑等，都已经被唐朝偏师扫除，列为州县。现在，只剩下高丽，而太宗亲自带军征讨，实在是“功倍前世矣”。他委婉地引用《周易》中“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以及“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话劝谏太宗，认为太宗“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
他进一步指出，以大军征伐，驱兵士送死，会令他们的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车，抱枯骨，摧心掩泣”，实天下之痛。最重要的是，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能为后世患，夷之可也”。然而，高丽并没有这三条罪状，但太宗为此“坐敝中国，为旧王雪耻，新罗报仇”，可谓得不偿失，因小失大。最后，他建议太宗“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131
太宗览此奏后，虽然赞赏房玄龄为国为民的忠心，但并不采纳他的建议。从房玄龄的婉转批评建议中，可看出太宗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了他原有的大战略轨迹，热衷于开疆拓土，四处讨伐，尤其无故兴兵讨伐高丽，并为此不顾百姓疾苦，牺牲人力物力。
综述之，此时，太宗对大臣们有关效法前朝（如文景二帝、光武帝、章帝）无为而治，特别是处下不争的建议，不以为然，其战略取向中的无为色彩日益消退。
四、古今联系：“无为”与北宋崛起前后的大战略
（一）伯阳五千言，读之甚益：宋太祖至宋仁宗时期
1．大战略行为上明确体现“无为”原则
北宋立国之初，与西汉、唐朝初期亦很类似。内部，自唐朝后期以来，藩镇混战，农民起义。五代十国时代，帝王凡易八姓，战乱不息，生灵涂炭。经过长期战争，民生疲敝，天下户口减少三分之二，生产力（尤其是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早在黄巢起义被镇压后，秦宗权派兵马寇掠邻道，“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132，生产力的破坏可见一斑。人口方面，宋太祖初期，户口数仅96万余户。以后取荆南，平湖南，平蜀，平广南，平江南，至太祖末年，户口数也不过300余万。133虽好于唐朝开国，但人口数目的减少程度相比极盛时的唐朝还是差距惊人的。
外部，自10世纪初叶，契丹东征西讨，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134实力之强，超出当时的中原王朝，并一度成为中原诸国的仲裁者。尤其重要的是，契丹利用后晋所献之燕云十六州，时时入寇中原。如辽太宗亲征石重贵，攻入开封，灭后晋；辽世宗协助北汉攻后周，且无论谁企图消灭北汉，统一中原，契丹都会加以阻拦。135太宗后期，党项族（西夏）崛起，亦构成宋朝西北的重大边患。
在此情势下，对内，太祖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等务尽地力。至于太宗，以慈俭为宝。当时，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136真宗继承祖宗之法，多行故事，慎所改变。仁宗约己爱人，恭俭寡欲，即位后敦本务农，招抚流民，开垦荒田，在位四十一年，令民众休养生息。英宗虽然在位很短，但亦继续了其在皇子时期“慎静恭默，无所猷为”的风格。137总之，至于英宗，在数代人的数月里，宋王室都执行了一种类似于汉初的政策，慎罚薄敛，提倡节俭，与世休息，孜孜以求文治之盛。
对外，太祖对北方与西北采守势。对燕云十六州曾计划以“封桩库”积蓄财帛，和平赎买。对唐朝曾经着力经营的秦陇、河朔之地，则予以放弃。太宗继位后，陈洪进献地，钱俶入朝，灭北汉，李继捧来朝。至时，天下既一，除燕云十六州外，国家疆界几乎恢复至汉、唐的规模。于是，太宗欲乘战胜之威，一举规复燕云。但高梁河之战与雍熙北伐的失败，使这一理想破灭。此后，太宗转向文治，无心边事。太宗后期，党项李继迁崛起，不断入寇灵夏诸州，太宗除积极地防御征讨外，亦打算放弃灵夏，其退缩、内倾与保守态度甚为明显。138自此至神宗即位前的80余年里，宋与党项时战时和，但主要取决于西夏的主动挑战，北宋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应战。139
真宗时，先是灵州沦陷于党项，继而是与之订立景德和约，纵容后者在河西地区的扩张兼并。契丹亦大举入寇，1004年直抵黄河北岸，逼近开封，赖寇凖之力、真宗亲征，而有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宋朝每年向辽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自是两国维持了长达120余年的和平局面。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140却只能被动防御。值得指出的是，仁宗时，辽国使臣刘六符赴宋，索取十县土地，且要求在岁币文书上称“贡”，北宋无可奈何，答应增加岁币以换取不割地，文书上亦改用“纳”字，受辱遭羞，可见一斑。
总之，宋朝立国后，即效仿汉初文景之治时期黄老思想对整治社会的指导作用，期望尽快改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象。141尤其是宋朝的“世界主义”色彩要少得多，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142即使在崛起乃至经济强盛时期也一直奉行了处下不争的策略。
2．大战略思想上有意遵循“无为”原则
太祖即位之后，就以“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的戒惧之心，简政缓事，行无为而治；太宗则认为“伯阳五千言，读之甚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并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143此后，宋赵皇室对道教的崇奉不断升级。
在太宗看来，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必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参知政事吕端等回应说，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也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说，夫鱼，挠之则溃；民，挠之则乱。144这些都表明太宗君臣对黄老无为之道治国的认同倾向，欲令百姓休息无为。
真宗即位初，刑部郎中王禹偁的上疏更能反映真宗时期的政治倾向。王禹偁的上书中，涉及“五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四事。其一，谨防边，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人也。其四，沙汰僧尼，使民无耗。这些都是旨在使百姓休息的措施。该疏上奏后，真宗甚为认同，即召禹偁还朝，用其策。145后来，又逢与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乃罢不用，真宗以无事治天下。宰相王旦认为，“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真宗对此“言无不听”。146可见，无为而治的战略取向得到了延续。
对外的战略决策方面，太祖置封桩库，并私下对近臣说，等到此库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谈判。如果契丹归还幽云十六州的土地民众，则将该库中的所有金帛交给契丹，作为赎金。如契丹不答应，则将散财募勇，武力攻取。从中可以看出，对失去的故土，太祖的初始选择也是和解性的金钱赎买，而武力攻取才是第二选择。147
太宗淳化四年，宰相吕蒙正与皇帝论及征伐辽国。太宗解释其之前收复燕云的军事行动时说，其用意在于为民除暴，倘使好功黩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吕蒙正认为，前代征辽，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陷没，唐太宗身先士卒，亦终无所成。太宗感叹说，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却是太失策了。他又总结自己征伐燕云的教训说，治国在乎修德，四夷当置之度外。吕蒙正回答说，兵者伤人匮财，不可屡动。汉武帝、唐太宗皆为英主，用兵却不免于悔，为后世所笑。而陛下能很早认识到这一点，可引以为鉴。太宗听后说，自今之后，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吕蒙正说，古代以简易治国者，都能长久。如果陛下崇尚清静，是天下社稷无穷的福祉。148
真宗时期，澶渊之盟后，真宗与寇凖均有自得之色。大臣王钦若却说，此《春秋》城下之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居然以为功。真宗听后，神色严肃，问为之奈何？王钦若揣度真宗“厌兵”，乃故意说，如果陛下以兵取幽燕，就可雪耻。真宗说，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询问另外的策略。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149最后，真宗采纳此建议，封禅泰山。从此对话中可以看出，真宗自足自满、“厌兵”的态度甚为明显。
仁宗时期，原来臣服于北宋的党项族李元昊僭号称帝。北宋被迫出兵，但效果有限。知谏院张方平上疏说，自元昊叛命以来，王师数出无功。今自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输挽供给，天下劳弊。贼为寇三年来，虽常得逞，然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今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夷狄得志则骄逆，稍困则卑顺。因此，他建议推旷恩，以示绥怀之意。或特降一诏，或著之赦文。自今夏州或有使人至边愿通奏朝廷，毋得遏绝。且泛告边臣以谨守封略，勿事杀伐之意，揭榜塞上。或择边臣之有名望者，单使以谕上旨，足彰朝廷德义之厚，而无损威重之体。他认为，当今为防御党项的耗费，每年以千万计，用兵以来，系累杀戮不啻十万人。所以，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该奏疏上呈后，史载仁宗非常高兴，说“是吾心也”。宰相吕夷简读后，亦拱手对张方平说，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150
从上述君臣对议中可以看出，北宋虽然对党项的叛乱表示愤怒，但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占据了上风，国内百姓的安居乐业更主要地成为君臣考虑的重点，因此并未脱离处下不争的原则。
（二）有意经略四夷，雪数世之耻：宋神宗时期
1．大战略行为上力图摆脱“无为”色彩
神宗即位是宋朝大战略的转捩点。其即位初，尚能小心谦抑，敬畏辅相。151然而，王安石入相改变了这一轨迹，自此“始务辟土”152。
神宗即位初的形势是：内部，经休养生息，真宗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至仁宗期间，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153然而，长期以来，宋朝的中央财政却相当困窘。其财赋岁入非不多，但依然国用不足，原因正在于冗费、冗员、冗兵的问题。这也造成宋朝军力臃肿而低效，令北宋的崛起始终无法体现在军事力量上，因此，其崛起是一种不完整的或者说残缺性的崛起。此外，元昊请臣后，北宋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154给予辽、夏的岁币亦成为北宋王朝的不小负担。
外部，积弱不振。如王夫之所论，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帛以乞苟安……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无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吓而魄已丧。在北面和西北方向上，宋王朝都处在被动不堪，乃至屈辱的态势上。故而神宗痛心疾首，奋起而思有以张之。155
在此情势下，神宗对内起用王安石为相，变法革新。旋即，青苗、保甲等法立，而天下汹汹骚动。156正如朱熹论王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157王安石变法虽然立意甚雄，规划宏远，但未取得应有效果，反而生出诸多弊政。例如，变法虽然扭转了财政困局，为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钱币谷帛，但这些财物多直接征自百姓，而非生产所得。158故而后人说，王安石唯务聚财。159
对外，《宋史》载，自太祖建隆初至英宗治平末，100余年间，北宋州郡沿革无大增损，自神宗熙宁时“始务辟土”。先是种谔取绥州，继而韩绛取银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等。虽然这一时期也曾把河东边界的700里地割给辽人，但正如王安石本人所说的：吾将取之，宁姑与之。160
总之，神宗时期的大战略日益迈向积极作为，试图实现对以往无为而治的战略转型。尤其是内外全方位放弃休养生息与处下不争的原则，展现出了很强的外向色彩。这导致神宗此后被苏辙暗比作汉武帝：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161
2．大战略思想上逐步放弃“无为”原则
与汉武帝、唐太宗一样，虽然没有经历王朝战略上最艰苦时期，但对王朝的耻辱史有深切之恨，为此，宋神宗即位后，有意经略四夷，雪数世之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这一时期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者。熙宁元年，王安石与神宗有一次关于治天下之术的对话。神宗问唐太宗之道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他认为尧、舜之道，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知，才以为尧舜之道高不可及。神宗甚为赞赏，希望王安石“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162。类似的对话在神宗与王安石关于治国之道的讨论中曾多次出现。在王安石看来，尧舜之道才是最高治道，唐太宗的治理功绩不过是次道，不足师法。
关于神宗与王安石战略取向的具体方面，在北宋其他官员的奏疏中也可以发现一二。熙宁元年，神宗问名臣富弼有关边事的问题。已发觉皇帝“果于有为”的富弼回答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听闻此话后，神宗默然。163这表明，在对外问题上，神宗在即位初就不打算消极而为。史载神宗每愤辽人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御景福殿库，聚金帛为兵费。后来神宗在诗中又讲：“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表明其在对外问题上希望雪耻，收复五代以来中原失地的意图。164
元丰四年（1081年），间谍报告西夏梁太后囚禁西夏主，神宗希望乘西夏内乱之机发兵西讨，剿灭西夏。大臣孙固几次三番讲“举兵易，解祸难”，劝谏息兵。神宗不听，认为“有衅不取，则为辽人所有，不可失也”165。孙固又说，如果必不得已开战，就请公布夏人的罪行，稍稍攻打一下便收兵，然后把西夏土地分开，使其酋长分守土地就行了。但神宗执意开战，笑称孙固书生迂见。可以看出，神宗此次出征是乘人之危的行动。
在对外问题上要有作为，必须要在内部有准备。正如名臣韩琦所说，最初为陛下献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韩琦在奏疏中的这些话其实是对王安石战略取向的总结。王安石所谓“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体现在政策上即是王安石变法。然而变法效果并不如意，反而令官民困苦不堪。韩琦指出，所谓“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甽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166。新法之后果不善，乃至于与宋交战的安南在发布征讨露布时，居然说：“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167然而，神宗与王安石，尤其是王安石自信所见，无视此后果，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执己见。王安石不仅在行为上咄咄逼人，其战略取向更具进攻性。
元丰四年（1081年），张方平上书说：“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他回忆说，当年仁宗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元昊叛乱后，虽然与之被迫交战，且败多胜少，耗费巨大，但海内宴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因为天下知仁宗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明白仁宗是不得已为之。但现在不同，张方平指出，陛下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察见此指，多言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协力。然而，师徒丧败，财用耗屈，招致天怒人怨，边兵叛背，京师骚然。他认为，这是因为神宗故意挑起战端。但神宗并不醒悟，以此为止，反而又纵容王韶作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耗中国之人力物力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虚名而忽于实祸。所谓实祸即是，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县征税之储，上供殆尽；饥疫之后，盗贼蜂起。如果继续对外作战，恐怕陈胜、吴广起义就会发生了。神宗读完此奏，颇为感动，但未采纳该建议。168可以说，北宋这一时期力图实现战略转型，迈向更积极进取时期，不仅来自王安石的思想，更发端自神宗的内心。
绍圣初，哲宗即因为苏辙将神宗暗喻为秦皇汉武，而勃然大怒。在当面斥责时，苏辙为自己辩护说，汉武帝乃明主，因此，他的比喻并非诽谤神宗。哲宗怒问，苏辙在奏疏中称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罪己诏，怎么是明主！史载，“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169。
五、结论：“无为”的当代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的精神在多个王朝的建国之初都曾被奉行，其中尤以西汉、唐以及北宋的应用引人思考。这几个王朝开国之初，都曾面临战略上内外交困的局面，即内部经长期战乱之后，民生疲敝，人口锐减；外部有强大北方游牧民族袭扰，威胁新生政权。虽然几个王朝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和外部对手情况不尽一致，但战略背景却出奇类似。在中国历史上，西汉、唐朝以及北宋的崛起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很强相似性，其运用“无为”的大战略思想与行为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加以注意。其经验启示不仅对当代中国，对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同样适用。
第一，大战略的成功难易取决于“无为”程度（即战略目标难易）。
在“无为”的指导原则下，国家大战略的目标相对较低，且内顾性强，自然较易实现。摆脱这一原则，积极开拓进取，牵涉的内外因素的广度和深度都会扩大，大战略目标会相对升高，实现难度随之增大。
走向“无为”的反面，直接奉行扩张策略，则应是尽力避免的战略。因为其目标过高，代价太大，会对国内社会与政治稳定造成灾难。
第二，国家处于战略优势时，“无为”可以有新内涵。
“无为”不是毫无作为，消极被动。在大战略上，它强调师法自然，顺势而为，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国家处于战略优势时，它要求决策者注意避免过度扩张或太多承担对外责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创造性保持“以下相取”、“镇之以无名之朴”的姿态，这样更可以持盈保泰，保持持久战略优越，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为与有为、争与不争，在崛起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
“无为”适用于崛起前期和获得地区或国际霸主地位之后。而在崛起的超越阶段，积极适度“有为”的大战略更易成功，也是崛起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需要精准把握国内外重大战略机遇，有力应对和突破重大风险挑战，善择为与有为、争与不争的原则。(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具备创造和捕捉战略机遇期的眼光和智慧，拥有战略耐心和定力。
“无为”的优势在于它善于屏蔽诱惑，抵挡压力。在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无为”会持续面临发起对外战争（包括反击战争）或充当霸主的诱惑与压力，这意味着决策者要有强大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确保国家的崛起拥有强大续航力。
第五，“无为”的战略转型成功，需解决战略决策者主观能动性问题与解决制约国力突破的关键性问题。
“无为”是治世灵药，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战略弱势中，通过自然无为、处下不争，实现休养生息，进而变强变大。但国力实现突破或战略环境剧变时，一国会面临向“有为”转型的问题，或者说至少需要向“无为”赋予新的战略含义。
在此情况下，战略转型会面临四种可能。
一是战略决策者战略懒惰，陷入因循保守，无意进取，从而在精神与物质上均忽视崛起关键要素的积累，一而再错失充分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战略转型最终没有发生。这一点在北宋前期，特别是宋太宗以后的几位帝王时期体现得最明显。
二是战略决策者有意转型，但无法解决制约国力突破的关键性问题（在古代，常涉及大规模骑兵或整体军力建设），从而难以突破崛起瓶颈，导致战略转型失败。北宋神宗时期是这一类型的充分例证。
三是战略决策者审时度势，通过循序渐进，长期积累，一举突破崛起瓶颈，进而扭转既有战略惯性，克服战略惰性，开拓进取，完成崛起的决胜进程，恰如汉武帝时期。
四是战略决策者高度敏锐，能够在主观上高度运用战略智慧，通过把握难得一遇的战略机遇，大大缩短崛起进程，实现战略阶段跨越，如同唐太宗时期一样。
注释
1．本章的大战略概念，指的是国家借以谋求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它要求通过武力与外交、政治、文化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包括国家安全与发展在内的根本目标。它是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包括若干相互关联又区别的战略，涉及国家较长期的宏大目标。它包含国家对外战略、内部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内外战略的结合。也就是说，大战略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而最终指向国家的对外目标，大致等同于治国理政概念。参见叶自成：《中国大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蔡拓：《中国大战略刍议》，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
2．张岱年语，转引自张玉良：《老子译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张玉良的《老子译解》以晋代王弼注本为基础，参考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以及其他注本加以修订而成。其每章之后，且能分列出多位《老子》研究大家对《老子》该章的解释和理解，甚为难得。本章所引《老子》原文多出自该书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马恒君：《老子正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蔡尚思主编：《诸子百家精华》（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张玉良：《老子译解》，第69页。
4．同上书，第101页。
5．同上书，第114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211页。关于玄德，亦可以参见《老子》第二、三十四等章。
8．同上书，第262页。
9．同上书，第157页。
10．同上书，第171页。
11．同上书，第114页。
12．同上书，第171页。
13．同上。
14．同上书，第216页。
15．同上书，第140页。
16．同上书，第200页。
17．同上书，第84页。
18．同上书，第204页。
19．同上书，第289页。
20．同上书，第234页。
21．同上书，第131页。
22．同上书，第200页。
23．同上书，第220页。
24．同上书，第234页。
25．同上书，第48、 270页。
26．同上书，第251页。
27．同上书，第134页。
28．同上书，第273页。
29．所谓笼统概括，是说这三种原则不如清静无为、不争等具体详细，在《老子》一书中，对这三种原则的直接表述也比较简略。
30．张玉良：《老子译解》，第280页。轻敌在这里不是“骄傲轻敌”的意思，而是指“轻易开启战端”。
31．同上书，第273页。
32．同上书，第134页。
33．同上书，第137页。
34．同上书，第134页。
35．同上书，第137页。
36．同上书，第134页。
37．同上书，第194页。
38．同上书，第105页。
39．转引自张玉良：《老子译解》，第130页。
40．冯友兰：《道家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载胡道静编：《十家论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4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03页。
42．同上书，第739页。
43．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304页。
44．关于匈奴总人口数及骑兵数量，争论很多。贾谊在其《新书》中称，匈奴控弦之士大概有6万骑，户口有30万，不及汉之千石大县。葛剑雄教授根据蒙古高原的自然条件等估算，匈奴兵力大概有10几万人，总人口则不过五六十万，绝对不会达到100万。陈序经先生通过比照乌孙、大月氏、康居等当时的总人口数与军力，认为匈奴作为“百蛮之国”，在冒顿时期，有三四十万士卒似不成问题，总人口至少在150万人左右。参见，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90页；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397—398页。
45．司马迁：《史记》，第2213页。
46．同上书，第2265页；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4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34页；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48．班固：《汉书》，第2847—2848页；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 156页；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页。
49．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50．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198页。
51．司马迁：《史记》，第1615页。
52．同上书，第290页。
53．同上书，第290页。
54．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02页。
55．司马迁：《史记》，第2216—2217页。
56．同上书，第2265页；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第208、212页。
57．司马迁：《史记》，第2267页。
58．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第218页。
59．司马迁：《史记》，第2278页。
60．班固：《汉书》，第2835—2836页。高后六年（前182年），汉在僰道和青衣曾一度置关市，管理贸易。参见林剑鸣：《秦汉史》，第414页。
61．司马迁：《史记》，第1205页。
62．同上书，第2084页。
63．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页。
64．同上书，第118页。
65．司马迁：《史记》，第1601页。
66．同上书，第1622页。
67．同上书，第1624—1625页；林剑鸣：《秦汉史》，第81页。
68．司马迁：《史记》，第1584页。
69．班固：《汉书》，第1636页。
70．司马迁：《史记》，第2108页；详见班固：《汉书》，第2779页。
71．司马迁：《史记》，第2217页。
72．班固：《汉书》，第1721页。
73．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23页。
74．转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75．同上。
76．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384页。
77．［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2页。
78．同上书，第62页；林剑鸣：《秦汉史》，第401—402页。
79．《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四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1页；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 317页。
80．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9页。
81．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152—153页。
82．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5页。
8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四卷），第120—121页之间的插表；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77—79页。
84．司马迁：《史记》，第2224—2227、 2235—2251页；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第217—231页。另据史书载，卫青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5万余级，霍去病六出击匈奴，斩捕首虏11万余级，卫、霍合计斩捕首虏16万余级，参见司马迁：《史记》，第2235—2251页。
85．林剑鸣：《秦汉史》，第386页。
86．班固：《汉书》，第2856页；林剑鸣：《秦汉史》，第406—407页；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第265—271页；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第46—47页。昧蔡后来得不到大宛贵族的支持，被杀。其后继者毋寡的弟弟蝉封对汉恭顺，“遣子入侍，置于汉”。
87．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153页。
88．司马迁：《史记》，第2248页。
89．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第233页。
90．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载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1．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198页；《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92．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76页。
93．司马迁：《史记》，第1206—1213、 2235—2251页。
94．班固：《汉书》，第970—971页。
95．同上书，第1900—1906页。
96．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8页。
97．班固：《汉书》，第1906—1918页。
98．同上书，第1915—1916页。
99．同上书，第1830页。
100．同上书，第116页。
101．同上书，第1831—1834页。
102．同上书，第1831页。
103．同上书，第2004页。亦可参见刘生民：《汉武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216页。
104．钱穆：《国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90页。
105．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63页。
106．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154页。
10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619页。
108．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08页。
109．张成权：《道家与中国哲学》（隋唐五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110．如《贞观政要》就曾记载后妃徐氏劝谏太宗说：“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参见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第九·征伐第三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页。
111．张成权：《道家与中国哲学》（隋唐五代卷），第150—167页。
112．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970页。
113．同上书，第7960—7962页。
114．同上书，第7982—7984页。
115．同上书，第7994页。
1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883页。
117．同上书，第876页。
118．同上书，第877页。
119．钱穆：《国史大纲》（上），第442页。
120．刘昫等：《旧唐书》，第1608页。
121．同上。
122．同上书，第27页。
123．钱穆：《国史大纲》（上），第442—443页。
124．［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30页。
12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301页。
126．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042页。
12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3133—3135页。
12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020页。
129．同上书，第8028页。
130．刘昫等：《旧唐书》，第1849—1850页。
13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3105页。
13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0930页。相关方面亦可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下），第190页。
133．参见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11页。
134．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页。
135．［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74页。
136．脱脱等：《宋史》，第2783页。
137．同上书，第174页。
138．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39．同上书，第1页。
140．脱脱等：《宋史》，第2783页。
141．李仁群等：《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4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邓蜀生中文编辑：《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6页。
1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8页。
144．同上。
145．脱脱等：《宋史》，第7956—7958页。
146．同上书，第7784页。
14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36页。
148．同上书，第758—759页。
149．脱脱等：《宋史》，第7784页。
1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192—3194页。
151．脱脱等：《宋史》，第209页。
152．同上书，第1412页。
153．同上书，第2788—2789页。
154．同上书，第2918页。
155．王夫之：《宋论》（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8—119页。
156．脱脱等：《宋史》，第209页。
157．同上书，第8649页。
158．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200页。
159．王夫之：《宋论》（卷六），第124—125页。
160．脱脱等：《宋史》，第1412—1413页。
161．同上书，第8661—8662页。
162．同上书，第8462页。
163．同上书，第8269页。
164．同上书，第2931页。
165．同上书，第8688页。
166．同上书，第8251—8252页。
167．同上书，第8466页。
168．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16—1918页。
169．同上书，第2114—2115页。
(1) 朱中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