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统”：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和体系变迁
第十五章
论“统”：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和体系变迁
张 耀 孟维瞻(1)
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以国家、权力、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作为最基本的概念，绝大多数理论关注大国关系以及大国的外交政策。1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从1919年开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百年争论中，一些基本的、简单的问题却被忽视了。例如，为何有的国家可以成为大国，而有的大国却不复存在？什么原因导致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为什么有的大国在经历挫折之后可以迅速恢复实力，有的却一蹶不振？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不断扩展其利益和影响力，有的国家却拖垮自己？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不需要回答。但是一旦转化为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直到今天，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没有对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给出满意的解释。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事实还有很多，如16世纪初西班牙为何迅速崛起？18世纪的英国为何打败法国成为世界霸主？德国为何在国际体系中几经沉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何美国迅速崛起而英国迅速衰落？21世纪为何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美中两国的地位？
其实，尽管上述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相关，但却不是单纯的国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因为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的崛起，本质上都是国内政治问题。苏联的崛起与解体也是国内政治问题。今天中国从衰落走向复兴，依然是国内政治问题。任何一个与国内政治问题割裂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崛起为大国，有的国家能几经磨难却依然富有活力，而有的国家却由盛转衰，或者无法承受一次战争的冲击。国际关系学理论大多只关注国际层面的变量，等于假定国内政治是常量，也就等于否认了国家实力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三大主流理论只能将国际格局的变化视为自变量而拒绝解释其变化本身。而且，这种研究传统导致国际关系学远离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产生隔靴搔痒之感。
国际关系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可能会关注一些国内问题。很多历史学家有比国际关系学者更为开阔的视野，关注比国家间因素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路径往往与国际关系学所属的政治学不太一样，他们虽然强调史料的严谨性，但不喜欢试图找到一种相对普遍适用的规律，尤其反对预测。政治学学者虽然关注更为本质的变量，但他们要解释的对象不是国际关系。
庆幸的是，最近很多中国知名学者不约而同地转向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彼此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这使得我们真正有机会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做出反思，同时也为日趋沉寂甚至接近死亡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论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2本章试图将世界政治中行为体之间的分化与统合作为角度，重新梳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主要大国兴衰的历史，回答本章开头提出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回答的问题。当然，本章的批判多于构建，反思多于实证，未来还需要做更精细的实证研究。
一、说文解字：“一统”与“统一”
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大国的统一与分裂，是导致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如果几个行为体能结束割据、进行整合、实现统一，它就会成为大国，进而崛起成为在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强国，改变国际体系的面貌。但是，大国又是不易维持其统一的，统一往往是不稳定的。历史上的大国一般容易分裂，或者在形式上维持统一但实际上呈割据状态，阻碍了走向强国的进程。
我们可以简单粗略地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同质性较高的国家，以欧洲的民族国家为典型；另一类是异质性较高的国家，以中国、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多民族大国为典型。历史上的超大型帝国都不能完全避免走向分裂的可能。3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没有特殊性。历史上中国经常陷入分裂，而且今天依然有分裂的危险。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维持，需要统治精英阶层为维护统一的坚定信仰，以及人民为了实现统一不惜牺牲的精神。当一个大型帝国崩溃后，新的帝国能否在碎片的基础上再建，一方面依赖于武力征服，但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对“统系”进行充分地论述，进而获得重新统一的合法性。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是特殊的。
中华民族对“统”的追求，使得历史上多数时期中国可以保证成为东亚实力最强的国家，使得东亚的国际体系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呈现不同的面貌。根据《说文解字》，“统，纪也”，“纪，绪也”，“绪，丝端也”，意为功业的开端，有连续不断之意。4“统”有双重含义，即时间上的“一统”之义和空间上的“统一”之义，也可以说是时间上的“正统”之义和空间上的“大一统”之义。“统”在时空上的双重含义，是相辅相成、彼此统一的。5时间上，“统”植根于古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宗法伦理、中原地理、五德终始等观念。由此形成的“正统”“道统”“文统”构成中国古代特有的“统贯”思想与“统系”观念；空间上，与“统”相关的词语有“统摄”、“统驭”（或“统御”）、“统天下”。一个政权只有有效论述自己的“统系”，即成为一个具有“正统”性的政权，才能获得统治广大疆域和人口的合法性。这是因为，对“统系”的论述意味着使多民族的、差异较大的民众获得同源的认同，这是“统驭”广大疆域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广大疆域和人口就表现为分裂割据状态，或者政权和国家林立的状态。欧阳修有言：“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6“一统”强调仁德和王道，“统一”强调约束力和霸道。7对“统系”的论述继而获得“正统”性，不是一个“大一统”政权获得长久稳定合法性的充分条件，但这是无法绕开的第一步。
“统”是中华文化中特有的概念，但“统”所反映的事实与规律，则不局限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所有大国都确立了自己的“统系”，都必须努力统御辽阔的疆域和广大的人口，通过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证来实现或维持国家的统一，只不过内容不同。例如，欧盟一体化之所以能逐步实现，并且成为国际体系中强大的一“极”，改变国际格局，主要也是因为欧盟国家具有共同的认同，认为自己的历史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它们有共同的“统系”，因而有可能谋求实现“统一”。
接下来，本章将按照从中国到外国的顺序，重新梳理从16世纪开始到今天的国际体系演变的规律。与地理决定论、科技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等以往解释大国崛起的路径不同，我们认为，世界政治中各个国家的分化与统合所导致的大国权力的此消彼长，是500年来国际体系演变的第一动力。但本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我们只是呼吁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应该对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以后再做严谨的实证分析。同时，我们以史为鉴，指出今天中国对外战略中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二、古今联系：中华民族对“统系”的存续与对统一的追求
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之所以在多数时期能长期维持超大体量和异质性，继而保持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主要在于文化理论的论述，这不同于欧洲的血缘传承、王朝联姻、宪政安排，也不同于俄罗斯的武力扩张，更不同于美国的种族屠杀和文化归同。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注重对“统”进行合法性论述的国家。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分裂时代的王朝，其首要任务都是论述自己的“统系”继而为维护或实现统一而努力。在时间上，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论证从古至今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否则不具备继承中华文明承载体的合法性。在空间上，必须论证“天下”在政治上是完整统一的，不以统一天下为使命的政权不具备合法性。无论是时间之“统”，还是空间之“统”，德行与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一个政权不可能仅仅靠武力征服就可以获得“正统”地位。仅靠武力平定天下的王朝只能被划入“闰统”或被写入“霸史”，不会被后代王朝宣布继承。
中国的政治权力继承，非常强调时间上的“统”，表现为后人不否认前人，新朝不否定旧朝。统治者的政策会不断调整，但前后形成一个连贯的“统系”，不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以党派争斗为特色的“否决政治”。新朝即使推翻旧朝，也必须承认旧朝的“正统”，承担起存续“统”的历史责任，否则新朝不具合法性。时间之“统”是空间之“统”的前提，如果后朝否定前朝，就会导致无理由继承前朝全部疆土，进而导致国家分裂的危机。宋、元、明、清以及1911年之后的中国事实上也都继承了这种合法性论述的方式，这是今天中国依然保持为世界大国之一的根本条件。
“统”既是政治家论述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也是史学家论述本朝在连续的历史上的位置的史学理论。政治家包括皇帝和效忠于皇帝的官方学者。史学家既有御用的也有独立的，其中独立的史学家不一定代表统治者的思想。本章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核心统治集团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述，包括皇帝、官方学者和御用史学家。
我们对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关于“统”的论述进行梳理，发现共有八种论述方式。中原地理正统论、“夷夏大防”正统论、“五德终始”正统论、天下一统正统论、前朝正统继承论、“天命思想”正统论、“王道伦理”正统论，以及基于朝贡体系的正统论。统一的王朝既强调时间之“统”，也强调空间之“统”，分裂时期的政权尤其强调空间之“统”。但每个统治者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论述方式，不会选择不利于自己合法性的论述方式。8
（一）西周封建——“大一统”理论的起源
很多人认为，“大一统”思想最早提出于战国时期的著作《春秋公羊传》。9但事实上，“大一统”的实践早在西周封建之时就已经产生，《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内涵是重新恢复西周时代的统一状态。有学者总结为，它包括以尊奉天子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华夷之辨为主旨的民族认同、以崇尚周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10西周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它与秦汉之后的帝国的国家结构有很大不同。《公羊传》“大一统”学说强调的是秩序、制度、礼仪上的统一，强调天子的独尊地位，而不是领土上的“统一”。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方思想的儒家学说，一直都强调“大一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12孔子希望结束春秋时代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希望国家重新实现安定和一统，恢复西周时期的严格等级秩序。孟子更多考虑的是，通过何种方式来恢复西周的封建制度。他给出的答案是，天下“定于一”。“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他希望出现一个王者，以仁德的方式，建立优良的制度，使得人民自动顺服。13荀子多次提出“一天下”“一四海”“天下为一”，表达了对即将出现的统一局面的向往。与前两位儒家大师不同，荀子提出了援法入礼、王霸并用的理论，但也强调礼治与王道比刑法和霸道更重要，即“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14。这是对传统儒家学说的一次重大革新，使得儒家学说有可能被统治者所接受，描绘了“大一统”时代的治国蓝图。
（二）秦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统一帝国
秦始皇以武力扫平六国后，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即郡县制权力结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和制度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央集权的政治前提是贵族阶层被摧毁，而贵族阶层被摧毁的经济前提是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15只有当梯田式的贵族制被扁平化的平民社会取代后，大一统才能以稳定的形式存在。但是，秦制的致命缺点是，仅仅建立了大一统的“物质基础”，但忽视了“大一统”理论建设。韩非子强调法家独霸，秦相李斯付诸实践，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成功，但却导致秦制的极度不稳定性，最终二世而亡。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大一统是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结果，不是对某种思想进行抽象演绎的结果，是在对周朝封建制、秦朝“以法为教”和汉初封国制的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一套逻辑比较完整和严密的官方意识形态。董仲舒借鉴了韩非子的独尊思想，但强调独尊儒术而非法家，扬弃了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观点，创立了最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理论，并且被汉武帝及以后历代统一王朝的统治阶层采纳。经过两千年的实践，“大一统”被证明是维系超大型国家的唯一可行的统治形式。
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他的核心意思包括：第一，元是宇宙的终极本原，“一元论”的宇宙观将大一统看作宇宙间普遍规律。第二，皇帝是天下的根本，皇帝必须为天下作出表率，“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16。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王道”服从于“天道”是永远不变的“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7如果天子拒绝按照天道来治理天下，那么他就会失去天下。如果天子对天道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而又没有及时悔改补救，那么天命就会转移。第三，反对诸侯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严格的等级制。第四，思想上也应采取大一统，即“独尊儒术”。正如他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8
除了统治者和官方思想家之外，史学家也为“统”的论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真正的历史学著作，后世所有的史学家对“统”的论述都没有超越司马迁的框架。他将自黄帝以来的中华文明历史建构成一个自我通贯的“统系”。所有的民族起源于共同的祖先黄帝，从三皇五帝开始，到夏、商、周三代，再经秦、楚以至汉，构成了“本纪”，这是天下政教中心之所在。19
（三）三国时期中华民族对“正统”的论证和对“统一”的精神追求
三国时期，曹魏、蜀汉、孙吴三分天下。大一统形式不复存在，但大一统的精神还存在。20当时持续了四百年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牢固不可动摇。三国转向论证各自的“正统”，来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名。三国时期，三个政权都宣称自己是整个天下的唯一正统合法政权，彼此否定对方的合法性。
雄踞中原的曹魏政权凭借其占据中原的地利，拥有中原正统观的先天优势。“王者必居天下之中”21的正统观念一直是历代王朝建立合法统治的重要条件。曹操曾凭借一统中原宣称自己“荡平天下”22，体现了较为强烈的得中原而继正统的意识。对于曹魏政权继承的正统，蜀汉政权当然坚决反对。刘备凭借自身有着汉室宗亲的血缘关系加之身在许都之时曾接受汉献帝的讨贼密诏，从而获得了兴复汉室的合法身份，这里体现出蜀汉政权的正统源于对“前朝正统”的继承。因此，在刘备入川之后，蜀汉政权便施行了北伐的立国之策。这不仅表达了蜀汉政权作为正统政权，有着兴复汉室的使命，同时向天下宣告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蜀汉对正统的重塑是对中原正统观的巨大挑战和动摇。23诸葛亮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目标，坚持矢志不渝的统一精神，为东晋、南朝、南宋等后世王朝所效仿。而孙吴政权标榜正统的依据来自自身长期割据江东地区且成气候的态势，以及良好的治理政绩。无论打着什么旗帜，三个政权各自都为统一天下这个共同的最终目标不懈努力。
（四）宋朝与北方游牧帝国对“正统”与“统一”的争夺
和隋唐的统一帝国相比，宋朝尤其强调对“正统”的政治实践。从宋朝开始，“统”“从时间之开始义转成空间之统一义”24。尽管宋朝的统治者和官方学者很少直接对其合法性进行论述，但宋朝对“正统”的追求体现在300年的立国实践中。即使是南宋偏安江南最弱小的时期，也坚持维护正统的斗争。
北宋刚建立时，很快将矛头对准北方强国，但宋太宗979年在高梁河之战、986年在岐沟关之战失利后，宋朝的战略取向开始转向防御。“澶渊之盟”使宋辽勉强维持了百年的“兄弟之国”关系，“各守疆界”，25但这只是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宋朝从未放弃收复燕云的愿望。和隋唐统一朝代相比，宋人的天下观是复杂的，“天下”有时指实际疆界，但更多时候“天下”指涉“汉唐旧疆”这样的理想范围。有学者指出，从宋朝开始，尽管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但“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仍然支配着人们对世界的想象。26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宋朝统治者不忘恢复中国强盛时期的疆域，尽管其衰弱的国力限制了其进攻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面临极大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宋徽宗依然选择联金灭辽以“收复”燕云。27
与此前的游牧民族不同，辽、金两朝有强烈的与宋争夺正统的意识。宋人言：“夫四夷之为暴，自古而然矣。历观自古夷狄之强，但有暴而无僭。今北虏僭位号，威伏群夷，且百年矣。”28又言：“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29尽管宋人对北方蛮夷的看法非常负面，但宋朝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夷夏”世界观和前朝相比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来的元朝、明朝也继承了宋人的世界观。所谓“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说法并不成立。30
尽管宋朝在国内一直对辽使用侮辱性的称呼，称之为虏、番，但辽人逐渐从“夷夏有别”向“夷夏同风”转变。从11世纪中叶开始，辽人自称中国、诸夏、区夏，11世纪末辽道宗明确称自己是隋唐的合法继承者，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统身份。31欧阳修的《正统论》不仅对宋朝的正统学说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传到辽之后也促进了辽人正统理论的形成与发展。32
辽统治者曾至少三次企图取代中原政权。922年，阿保机南下但被后唐击败。947年，耶律德光灭后晋，占领开封，自称“中国皇帝”，但由于遭到中原人的反抗而疲于应付，无奈只得重新回到热河。之后，契丹的全面内乱使得中原获得喘息。331004年，辽圣宗“牧马南寇”，攻占冀州，威胁开封。宋廷求和派密奏真宗去金陵或四川避难。辽已经与历史上的少数游牧政权大不相同，具有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的条件、意愿与能力。因此，辽与北宋的战争仍是统一战争的继续。34
与辽相比，金朝统治者对“正统”的论述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金宣布自己继承的是辽的“正统”。金太宗要求西夏和高丽必须向金称臣，通过藩属关系来体现其已经取代辽的正统地位。金熙宗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要求宋人向金称臣，接受金朝的册封，并且明确地以“中国正统”自居。册文中对南宋皇帝说“俾尔越在江表”，“世服臣职，永为屏翰”。35海陵王完颜亮篡位后，则不满足与南宋的协议，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36，“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37，因此发动了进攻南宋的战争。但他因兵变而被杀。金世宗即位后，则不以武功而以仁德作为“正统”的标准，多次强调“天下大器归于有德”，“但务修德”38，“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39的思想。同时他极力推崇汉文化，尊崇儒学，实现了“大定盛世”的繁荣鼎盛局面，他本人也被称为“小尧舜”。
与金同时期的南宋，由于国力羸弱，其统治者对正统的论述发生更明显的转变。南宋初年，朝廷尚且以“夷夏大防”、收复失地作为维护偏安一隅的政权的合法性的方式。随着北伐成功的前景变得渺茫，南宋的统治者及学者们开始重新回归“华夏正统论”，以树立相对于女真政权的文化和心理优势。南宋大儒朱熹把基于道德的“天理”视为解释世界万物和历史规律的根本法则。40而周密的论述则完全强调“正”。他认为：“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起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41
（五）元明清三朝对“正统”身份的论述
元朝灭亡金朝后尚未统一全中国时，就开始考虑继承谁的“正统”的问题。元朝官方对宋朝的“正统”地位没有争议，但是如果不承认辽、金的“正统”地位，那么元朝对北方的统治可能就缺乏合法性。针对编修宋辽金三朝史书的问题，朝廷很多人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直到元朝即将灭亡的时候，才达成了一致意见。经过激烈争辩，1343年右丞相脱脱上奏建议“三国各与正统”42，并得到了皇帝的同意，确立了“三史分修”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元朝的“正统”观对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冲击，是对华夏正统论的重大修正，是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承认，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43
明朝建立后，面临着和北宋相似的政治形势。北元惠宗（顺帝）北逃之后，北元历任统治者始终坚称自己是“正统”，而不承认明朝的合法地位。北元雄踞大漠，对明朝虎视眈眈。“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44朱元璋反元时，打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45的民族主义旗帜。1368年称帝后，他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但也致力于论证自己取代元朝、继承“正统”的合法性，强调“天更元运，以付于朕”46。
为彰显正统和实现统一，朱元璋三次派大军攻打北元，最终于1388年消灭了元军主力。他也对北元采取以战劝降的手段，要求北元“以小事大”，使北元君臣“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47。但北元惠宗、昭宗和益宗均采取了坚决抵制或不回应的态度，决心实现中兴。此外，朱元璋强调在政治上孤立蒙古，努力拉拢以前和元朝有过宗藩关系的政权或部落，如高丽和东北的女真部落。不难发现，朱元璋的北伐就是统一战争的继续。48有学者认为明朝与北元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继420—589年和宋朝之后的第三次“南北朝”关系。49
对于如何评价辽、金的历史地位，明朝也陷入矛盾心理。很多明朝士大夫如解缙、方孝孺持强烈的汉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以“夏尊夷卑”为理由反对元朝的修史体系，否认辽金的正统地位。但朝廷的主流观点仍然是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未被颠覆。50土木之变之后，明蒙矛盾激化，一些士大夫甚至主张明朝直接继承宋统并否定辽金元正统，但皇帝没有同意重新修史。51
清朝是以蛮族身份入主中原，自然格外重视塑造其合法性。在清军入关之前，确立清朝正统的首要任务是要瓦解明朝确立的华夏正统观，消除“夷夏之防”给清朝女真政权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清军入关之后，则调整方略，宣布继承明朝的大统，因此打出剿灭李自成、为明朝复仇的旗号。康熙帝毕生致力于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以此彰显清朝的正统地位。他曾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驱逐沙俄、亲征准噶尔，奠定中国的疆域。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反复驳斥“内诸夏外夷狄”这样的强调种族对立的僵硬史观，将清朝的盛世与腐朽没落的明朝作对比，以此树立清朝的“王道伦理”。乾隆帝“十全武功”，派兵平定边疆叛乱，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同时，他下令编纂《四库全书》，直接修改史书的撰写规则，重新制定评判“正统”的标准，以展示清朝的丰功伟业。
（六）从“大一统”到“华夷一统”
中国“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发展，经过了不断的“试错”与实践过程，周朝的分封制和贵族制、秦朝“以法为教”与郡县制、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封国制，都被实践证明不是最好的制度设计。从汉朝末年开始的士族等级制度消解了“大一统”的王权，但被实践证明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因此隋唐之后政治制度得到纠正，王权逐渐再建，宋朝及其之后达到顶峰。52
近年来国外汉学界兴起的所谓“新清史”的本质是试图否定今天中国汉蒙藏等民族统一的合法性，它夸大了少数民族王朝相对于汉族王朝的特殊性。53“新清史”刻意否认一个事实，虽然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中国的汉族、少数民族交替执掌中央权力，但没有任何统治者采用狭隘的“华夷之辨”或种族主义。北宋的“正统”和“夷夏”观念和唐朝没有本质变化，宋朝时期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元、明、清与民国在“统系”和疆域上是继承性的，它们都没有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而是从多民族国家的大局出发强调“华夷一统”。
同样地，在共和时代，如何设计一种政治制度，寻求维护统一和保护民权之间的平衡，也是经历了反复的“试错”。在帝制时期，中国的统一依赖于各民族对同一个皇帝的共同效忠。辛亥革命前后，汉民族主义者的反满共和革命，使得国家统一面临法理上的威胁，因此南方革命者及时调整纲领，淡化汉民族主义色彩，将“驱逐鞑虏”改为“五族共和”。54这种明智的妥协，使得国体与政体的转型并没有导致满、蒙、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华民国从法理上成功继承了清朝的“统系”，因而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没有建立稳定的统一秩序，内阁制、多党制、总统制都先后被尝试但均遭失败。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未能真正在空间上统一国家，而且由于它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而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初衷，因此失去了对其法统的合理继承。直到1949年，经过不断的“试错”实践，中国才寻找到了能有效维护统一的政体形式。历史告诉我们，“正统”与“统一”密切相关，一个政权失去了合法性，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分裂。不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注重“正统”合法性建设的政权，难以维持国家的统一；不能统一国家的政权，不具备“正统”合法性。
三、中为西用：世界政治中的“统”——欧洲、俄罗斯、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国际格局变迁
在这一部分，我们对近五个世纪的历史中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苏联）和美国七个大国的兴衰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规模的扩大，都会伴随着异质性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强。如果一个帝国能成功整合和吸收不同的民族与人口，并且建立一套“正统”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建立稳定的统治，崛起成为体系内有影响力的大国。时至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大国，大多仍然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威胁，例如，中国、俄罗斯、英国、印度、加拿大、西班牙等。大国的统一与分裂，比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更能解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
（一）帝国的统一与欧洲列强的兴衰
提到西班牙的崛起，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大航海”与殖民扩张的结果，但实际上忽略了更重要的原因和前提。西班牙从15世纪末到整个16世纪之所以能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首要原因是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它的兴衰沉浮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持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帝国规模。711年阿拉伯人侵入伊比利亚半岛，使得整个半岛呈分裂割据状态。之后的八百年间，西班牙始终在开展驱逐阿拉伯人、收复失地的运动。到15世纪末，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合并，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1469年，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结婚，并且用了十年时间打败了卡斯蒂利亚的封建割据势力。1479年，各个王国以联盟的形式实现了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尽管统一后的西班牙内部还有很多相对独立的地区，但中央政府一直坚持打击分裂势力。1492年西班牙最终打败阿拉伯人，取得了收复失地运动的胜利。在斐迪南二世与伊莎贝拉的支持下，西班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称霸世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1588年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之后，西班牙本来可以凭借与葡萄牙的合并，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但1640年葡萄牙的独立，使得它永远失去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提到英国的崛起，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贡献。但科技和制度均有扩散性，很容易被其他国家学习效仿，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英国直到20世纪初才衰落。事实上，大英帝国的崛起与称霸，主要原因是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并且依赖于它对广袤殖民地的控制能力。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本来是两个国家，中世纪时期双方彼此争夺领土。在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苏格兰长期奉行与法国结盟的政策，这个联盟关系有效地牵制了英格兰对法国的战争，使得英格兰的势力最终退出欧洲大陆。1603年都铎王朝终结后，苏格兰国王兼任英格兰国王，英格兰进入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开始了“共主分治”时代。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格兰与法国的矛盾加深，使得威廉三世不断以各种方式打压苏格兰，限制其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关系，双方冲突加剧。为了防止苏格兰再次与法国联盟，英格兰开始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要求苏格兰与其合并。1707年，苏格兰议会和英格兰议会联合，苏格兰不再设立议会，两国合并正式完成。根据协议，苏格兰人民享受较低的税负待遇，英格兰向苏格兰提供经济援助。合并后的联合王国迅速强大起来，因此这次合并被称为“英国18世纪最大的政治成就”55。由于免除了后顾之忧，英国有更强的实力和法国争夺霸权。而在同一时间，路易十四谋求与西班牙波旁王朝合并的努力遭遇失败，海上力量发展受到挫折。18世纪中叶，英国最终打败法国，剥夺其大片殖民地，成为世界霸主。
但是，大英帝国宪政制度的脆弱性也为它的衰落埋下伏笔。英国政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以维系殖民地精英对英国本土的忠诚，大英帝国始终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一制帝国。18世纪末的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次分裂。20世纪初，殖民地不再认同宗主国，纷纷宣布脱离大英帝国。即使在英伦三岛本土，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运动也从未停止。2014年，英国举行了苏格兰独立公投。苏格兰选民中，支持独立的人多达45%。最终苏格兰留在联合王国内，英国幸运地避免了一次分裂。但是，随着近期苏格兰对英国脱欧决定的不满，不能排除未来英国再次面临分裂的可能性。56
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两次统一，都改变了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帝国版图由300多个大大小小的独立邦国组成，奥地利大公兼任帝国皇帝，协调帝国对外事务。三十年战争中奥地利基本上是战败一方，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各邦陷入分裂状态。1806年，奥地利被拿破仑打败，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但拿破仑战争却大大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认同，为德意志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1862年俾斯麦担任普鲁士首相后，采取“铁血政策”，通过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打败了阻止德意志统一的力量。1871年，一个没有奥地利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这是19世纪后半期欧洲国际格局最重大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之后70多年的世界。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基础和人口规模，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两次战败，但只要能恢复统一，它就一定可以再次崛起成为欧洲强国。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协约国打败，但是在英国的反对下，德国没有被肢解，因此德国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再次强大起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肢解，因此它被盟军成功改造。
不过，近代欧洲历史上也有四个失败的谋求或维持统一的案例。即16—17世纪的瑞典王国、16—17世纪的波兰立陶宛王国、18世纪初的法国，以及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第一个例子是17世纪曾经盛极一时的瑞典王国，它的领土包括现在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721年瑞典在北方大战中失败，被迫向俄国割让领土，还有一部分领土独立，退出欧洲强国的行列。57第二个例子是波兰立陶宛王国，它曾经是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宗教自由、贵族民主制为特征。但贵族民主制的不稳定性导致这个一度强大的王国陷入无政府主义，最终三次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58第三个例子是18世纪初的法国，当时路易十四谋求与西班牙合并，实现其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英国和奥地利反对路易十四之孙腓力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因此与法国爆发王位继承战争。虽然最后法国基本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且腓力五世保住了法国王位，但法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规定，腓力五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法西两国永远不合并。这样，法国只能保持在欧洲大陆的力量，失去了通过合并西班牙扩张海洋霸权的可能性，使得其在之后与英国的较量中处于不利地位。59第四个例子是奥匈帝国。1866年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邦联之后，为防止帝国分裂以继续保持欧洲强国的地位，选择提升帝国中的第二大民族匈牙利的地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共主邦联”或二元帝国，匈牙利获得了与奥地利平等的地位。奥匈帝国的面积、人口、工业实力当时均位于欧洲前列。但是，这种安排却导致了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的不满，最终这个只存在了五十年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60
（二）苏联与俄罗斯的分分合合与兴衰往复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崛起，是以对内统一和对外扩张的方式实现的。沙皇伊凡四世消除领主政体，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俄罗斯，建立中央集权。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帝国一度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到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达到历史上最大。但是，沙皇仅仅采用赤裸裸的军事扩张手段，而不重视对国家统一进行思想建设，使得这个领土广袤的帝国因为复杂的民族矛盾而无法充分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力。十月革命后，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欧亚统一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提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强国。
然而，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丧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近一半的人口，对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而言是沉重的打击。尽管普京总统的经济政绩使得俄罗斯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混乱与困境，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毕竟丧失了帝国时代和苏联时代在东欧和中亚的富饶领土。这就是为什么说，普京虽然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时”61。对于美国而言，打击俄罗斯的关键，在于通过北约来压缩其战略空间，以及通过支持车臣等共和国的极端势力让俄罗斯继续分裂。62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复兴的关键就是重新整合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代的部分领土和人口，这就是为什么普京不断推动与白俄罗斯组成“俄白联盟”，积极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甚至动用武力支持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共和国独立，出兵克里米亚。仅仅发展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难以实现其复兴，普京必须对“后苏联空间”进行战略整合。
（三）美国很伟大，但不是因为自由民主
很多人认为美国强大的原因，在于其政治制度，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逻辑。自由民主不是美国的原创，也不是其专利。显然，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太多了，但世界上的霸权国只有美国。63政治制度既不是国家实力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关键在于维持自身的超大规模。
美国的发展道路，迥异于欧洲，也迥异于同样曾经是殖民地的拉美。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是基于暴力与宽容两种方式的交互使用。其中，暴力方式包括种族屠杀、领土扩张、信仰同化和对分裂势力的武力镇压。64美国讲究政治包容与宽容，但包容与宽容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原住民的屠杀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政治宽容。种族屠杀政策使得美国减少了族群之间的矛盾，铲除了分离运动产生的土壤。美国崛起的道路可能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
在建国之前，美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进行了族群整合。这200多年间，欧洲各国的移民来到北美大陆。美国之所以形成统一的国族，前提是某一个族群通过同化的方式使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归同盎格鲁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同化理论。“其基本精神是要求移入美国的外来移民彻底放弃自己原来民族的传统文化，尽快适应或者无条件服从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65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背景的新教徒，强烈要求非英裔移民学习英国的制度、语言和以英国文化作为导向的社会生活模式。同时，非英裔血统和天主教、犹太教的移民因担忧恐惧，默认顺从这种文化上的强制同化，企图以此求得稳定并得到北美主流文化的认同。66通过这种高压的同化政策，少数民族得以认同主体民族，一个相对统一的美利坚国族才得以形成。
北美各殖民地摆脱英国的统治之后，各州通过联盟组成邦联，但此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完整国家。67《邦联条例》对各州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因此美国难以对外发出一致声音，对内无法有效施政。面对这种困境，联邦党人认为只有各地区统一起来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应对外来势力的侵略。“历史已经证明，领土纠纷是各国之间的肇事根源之一。分疆裂土的大量战争，最大根源，即在于此。”68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可以有效捍卫国家利益免遭外来势力的侵犯和在国际体系中争取更多的利益。最终，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达成妥协，联邦制把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长处有机结合了起来，有利于保障美国的多元化社会和个体自由。
美国独立建国后，曾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美国反对分裂行为是通过政治实践完成的。围绕奴隶制的存废问题，美国南北曾经多次做出妥协，如1820年和1850年的两个妥协案，以避免暴力。69林肯在1861年宣誓就职时明确表示：“任何州均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而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任何一州或者几个州反对联邦当局政府的暴力行为都可以根据情况看作叛乱的或革命的。”701861年1月，美国纽约州议会通过了纽约州法院制定的《反联邦脱离法》，获得总统批准，美国人民表达了坚决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统一的决心。71为“拯救联邦”，林肯用武力回应了分裂行为，使得统一成为美国政治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从此美国政府将维护国家统一作为首要任务。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是美国崛起的起点。72
（四）力量分散是拉美长期被美国剥削的根源
19世纪初西属拉美独立后，依然被美国奴役长达两个世纪，不能成为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其主要原因在于西属拉美独立后，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统一国家。
西蒙·玻利瓦尔不仅是“南美解放者”，而且是推动南美统一的实践者。他不希望南美成为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体系，鉴于西属拉美在历史、民族、宗教信仰、生活传统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他提出“美洲人”的概念，主张效仿北美英属殖民地，建立另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将西属拉美联合起来。731819年，玻利瓦尔率军打败了西班牙殖民者，宣布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将波哥大定为首都。共和国由原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领地组成，分三大行政区。不过，1830年玻利瓦尔去世后，由于严重的政治派系冲突，大哥伦比亚即宣告解体，分为厄瓜多尔、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三国。然而，拉美联合的努力和实践始终没有停止，政治精英出于各种目的不断尝试重新建立大哥伦比亚。1860年，新格拉纳达的军人发动政变，宣布重建大哥伦比亚，但这个努力仍然未获成功。拉美统一的夭折导致了美国长期独霸拉美的格局，拉美人民备受美国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欺凌。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50年的努力，拉美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一体化组织，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国家联盟、安第斯国家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这些一体化组织极大地改善了拉美的经济环境，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增加了在全世界的话语权。未来，在玻利瓦尔主义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拉美很有可能会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朝着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迈进，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74
四、中西比较：从世界政治中的“统”与“分”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
几乎西方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都把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最小的分析单位。西方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将国家自身的结构视为一个影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变量。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大辩论期间，除了新现实主义之外，不少国际关系理论是反对“国家中心论”的，它们承认国家之外的各种行为体的重要作用。75尽管“国家中心论”后来被绝大多数曾经反对它的学者接受，但他们并未意识到国家可以再分，没有将国家结构视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变量。即使那些对国家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都是默认以国家为基础来讨论国际问题。
整整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之间不断相互进行争论和批判，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如果不将国家的统分结构变化纳入理论框架，那么很多关键的国际关系事件就无法得到解释。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对苏联的解体给出解释，甚至没有给出过事后的解释，其原因也在于西方的理论家们没有反思过国家统分变化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科应该拓展视野。
（一）东亚国际关系经验对普遍性理论的启示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这个西方学者并不感兴趣的问题，近几年亚洲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国家可以被分成多个新的行为体，多个行为体也可以结合为新的国家。日本早稻田大学河野胜（Masaru Kohno）教授指出，体系和单元可能并不是在本体论上截然分离的，这是分析东亚国际关系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76这个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从来没有涉及过，甚至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关注东亚历史经验的学者们也没有注意到。77
河野胜认为，历史上日本和中国都存在这种现象。日本有两个典型的时期。第一个是13世纪后半叶，在忽必烈入侵日本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至少有两个政府，一个在京都，另一个在镰仓。蒙元人的入侵，使得两个政权联合起来，暂时成为一个行为体。而蒙元入侵失败后，日本进一步分裂，各地发生内战。第二个是14世纪后期，当时日本依然没有统一。九州地区的一个政权和京都的室町幕府争相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78这两个案例表明，历史上的日本，可以同时既作为一个单元，也作为一个体系而存在。在与元帝国发生冲突时，以及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时，日本表现为同一个单位。日本面对的外部压力越大，它就越表现为一个整体。79同样，古代中国很多时候也表现为一个体系，各种自治的政权相互争夺领土、资源、权威和合法性。他不同意康灿雄（David Kang）的观点，因为康灿雄仅仅关注中国与韩国、日本、越南的冲突，而排除了大量的中国“内部冲突”。80
河野胜指出，将“单元”和“体系”截然分开并分别进行定义和概念化，都是不可行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只不过是陈述了事实，日本作为体系和单元而存在的程度是相互依存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批评，而不是经验上的批评，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维度缺乏敏感性将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和结论。81
30年前，约翰·鲁杰（John Ruggie）曾经哀叹，在欧洲，标志着单元分化带来真正变化的历史案例只有一个，即从中世纪或封建体系向现代主权体系的过渡。82河野胜认为，东亚的这种大体系套小体系的复杂动态的模式，是东亚国际关系的独特特征，明显不同于欧洲的国际关系，是东亚的特殊性。83然而，他们二人都只关注到了一部分事实。局部体系与单一行为体之间的转换，并不局限于中世纪，也并不局限于东亚，没有时空的限制。我们既可以从古代的历史看到对今天的启示意义，也可以从东亚经验的特殊性拓展到世界政治的普遍性。在近代、现代和今天的欧美国家和欧亚大陆，单元与体系之间的双向转换经常在很多国家上演。在欧洲，这并非仅仅发生过一次，最近三百多年这种局部体系与单一行为体转换的现象，对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为什么“科学主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科学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1919年，当时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已经基本定型，地理空间对于国力的要素地位大大下降，这使得此时诞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脱离地理空间意义而仅仅讨论道德、权力、制度等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整个20世纪，大国争夺权力的结果，要么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拆分，要么是某个大国自行崩溃或者被肢解。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不是不可再分的原子。
从肯尼思·华尔兹开始，国家被看作一个一个大小不等的“台球”，每个球都有坚硬的“外壳”。在国际关系中，各“球”相互碰撞，其结果决定于每个“球”的大小和撞击的速度，而与“球”内部结构无关。84但是，现实主义理论大多脱离地理空间意义和国家的政治结构而仅仅对权力进行抽象的讨论，没有意识到“球”的“壳”具有不同的硬度和韧性，因而有的“球”在撞击过程中更容易碎掉。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恢复了对“球”的内部结构的关注，但也仅仅是关注“球”的内部结构对撞击速度和承载力的影响，并没有讨论“球”的自身是否足够坚韧以保证不破碎。而历史上真正导致国际体系出现重大变化的事件，并不是各“球”大小的变化，也不是其内部结构的变化，而是有的大球在撞击的过程中碎了，或者几个小“球”联合成一个大“球”。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强调将人口、财富和地缘因素看作大国存在的必要条件，复兴了地缘政治学，但它依然假定国家本身不会被继续拆分。因此，米尔斯海默对历史上大国争夺权力究竟悲剧到什么程度揭露得并不深刻，而且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悲剧的程度不同。他的“离岸制衡”主张实际上是一个对具体政策没有什么指导作用的理论，因为不讨论如何瓦解对手，等于没有给出阻止区域强国崛起的有效建议。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甚至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家本身是最基本的行为体，不会被继续分为更小的单元，国家本身的性状不会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历史上，国际体系中大国发生性状改变的事件，要比结构性因素（权力分配、国际制度、共有文化）发生变化的事件更为普遍。导致国际关系结果出现重大变化的原因，更多的是来自某些大国内部的因素，而非结构性的因素。
从逻辑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是科学的、逻辑严密的、可证伪的。但科学的理论，应该是在能保证假定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探索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一旦假定比自变量更容易发生变化，那么逻辑再严密的理论也不能成为事实上科学的理论了。
历史上，一个国家能否稳定地维持其存在，尤其是一个大国能否从分裂走向统一或者从分散走向整合的状态，才是国际关系面貌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将这个事实作为自变量，而是喜欢把结构性因素作为自变量，但是在权力分配、国际制度、共有文化这三个结构性因素中，只有权力分配比较容易发生变化，而后两者的变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将国际制度、共有文化看作国际关系理论的自变量，基本上很难对国际关系短时段的变化具有解释力。新自由主义只解释了历史上国际体系的一次变化，温特的建构主义只解释了两次变化。事实上，在二者没有发生变化的期间，有的大国的性状却先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从分裂走向统一，或者从统一走向崩溃，继而导致国际关系结果已经出现变化。现实主义理论将权力分配看作自变量，但这个自变量可能缺乏独立性，它的变化往往是大国性状发生改变的结果，很多时候大国性状的改变可以直接影响国际体系和格局。85
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都不能解释冷战的终结，甚至也没有解释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以及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崛起，这些事件都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面貌。当然，它们更不能解释整个20世纪中国从羸弱到强大的转变。这些都不是源自国家间的关系，而是源于国内政治的因素。19世纪末德国、美国的崛起，是因为它们实现了统一，从分散和分裂状态走向统一与整合。20世纪初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独立，决定了这个老牌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俄罗斯与苏联兴衰往复的变化，与它自身能否维持其整个欧亚疆域的统一几乎完全呈正相关关系。
因此，从1919年开始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百年发展，可能是建立在某种错误的假定基础之上的。这不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某一个范式的缺陷，而是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从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对苏联解体这个问题进行真正的反思。直到今天，世界的很多大国，依然有分裂和重组的可能性，局部国际体系与单一行为体之间依然有可能发生可逆转换，进而影响更高层次的体系发生变化。而且这些事实一直是影响国际体系发生重大改变的重要变量，其作用显著高于国家领土不变的情况下的实力的上升或衰落。
之所以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长期没有注意到上述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过于倚重近代欧洲大陆的历史经验。1648年之后，欧洲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体系，国家规模比较小，各国内部的族群结构相对单一，列强在海外对殖民地的争夺并不引起欧洲本土疆界的变化，因此各国似乎是以稳定的形式存在。但是，只要稍微跳出欧洲舞台，这个经验就难以适用，甚至德意志的统一本身就已经动摇了这个经验。二是侧翼大国往往是超大型的帝国，其国家形态的稳定性并不如欧陆小国。国际体系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这些超大型国家的权力的此消彼长，更取决于这些超大型国家自身能否维持。大的国家的崩溃与新的国家的统一，要比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的变化更能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大国政治的悲剧，并不完全是大国争夺权力和霸权导致的悲剧，更多的是大国自身治理失败和分裂崩溃导致的悲剧。一些大国避免或逃出悲剧，则往往是因为实现了自我整合与再造。86
五、结论：大国真正的悲剧是什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主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为代表，大多假定国家不可再分，因而忽视了国家间权力斗争的本质——其实就是各国维护自身统一的斗争。如何判断一方是否真正赢得权力斗争，就要看对手是否崩溃和解体。近现代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真正衰落的标志就是它的崩溃或解体，否则只要它保持巨大体量，总有一天会再次崛起。拿破仑被打败后法国很快复兴，因为它没有被肢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虽然被打败但是很快再次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之所以被彻底进行改造是因为它被拆分和肢解，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标志了德国又一次变得强大起来。近代的中国历经屈辱磨难，但是却保持了国家领土的基本完整，这就为后来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瓦解，使得这两个昔日的强国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大英帝国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独立标志着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永远一蹶不振。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几百年的努力功亏一篑，恢复世界一流强国的梦想至今难以实现；如果苏联不解体，那么它只能是陷入衰退，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https://www.daowen.com)
领土和人口的变化对国家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国家战略对国家实力的影响。87政治制度不能解释历史上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科学技术具有扩散性因而难以被某个国家垄断，国家战略对实力的贡献比较缓慢。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大国的悲剧就是自身瓦解或被肢解。只要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能保证统一，它即使经历失败也有机会再次成为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
未来，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可能还会发生重大变化。英国脱欧后，国内矛盾激化，苏格兰对英格兰的不满将会增加，不能排除未来再次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最终将导致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将会受阻，难以成为与中美两国实力相当的“第三极”。甚至，今天的美国也出现了分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表达了担忧。88阿拉伯国家将继续保持分裂状态，“泛阿拉伯主义”永远是泡影，无法向美国和以色列争取合法权利。非洲一体化运动将会缓慢发展，困难重重但充满希望，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的名言“非洲要么统一，要么死亡！”或许会成为现实。拉丁美洲一体化势头强劲，正在冲击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朝鲜半岛统一言之尚早，但统一后的半岛，将会成为东北亚举足轻重的大国。此外，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21世纪中叶预计将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和第四的大国，但族群矛盾此起彼伏，如果不改革治理模式，可能面临分裂的危险。
维护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缘政治学的价值，但不是“搞地缘政治”，也绝不是谋求领土扩张。尽管地缘政治学不断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多数政治家批判和拒斥，但它却潜在地支配着美国实际的外交政策，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是在充当美国战略的话语工具。只有将对手瓦解，战略目标才能算成功，历史上很多时候美国就是这么做的，尤其是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苏丹等与美国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严重冲突的国家。尽管很多美国政客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我们也必须警惕很多时候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仍然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俄罗斯来说，地缘政治已经是国家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普京从2000年担任俄罗斯总统后尤其是2012年“王车易位”之后，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重新整合欧亚领土，统一“后苏联空间”，以恢复陆权，重建强盛国家，抵制美国的进一步压制和蚕食。89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国家尚未完全统一，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分裂。从这个角度上说，地缘政治学对于俄罗斯来说既有防御性也有扩张性，而对中国来说仅仅具有防御性意义。90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而言，本章的目的在于找回国内层次中常常被忽视的因素对国际结构可能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在国内政治学中，国家治理失败导致的国家崩溃是一个常识性现象，相关的文献汗牛充栋。而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他们常常以国内政治问题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为由，拒绝将其视为理论中的变量。尤其是中国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刻意不关心国内问题，导致对今天的世界所面临的真问题束手无策。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我们的最大危险和挑战还是在于内部。只要国内保持稳定，各民族团结的局面得以维护，中国的巨大体量就足以支撑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美国无法阻止。
对于中国而言，统一不仅是国内政治中的真问题，也是国际政治和对外战略中的真问题。历史上，“统”在时间上保证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未曾中断，在空间上保证了历史上多数时期中国的辽阔疆域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今天，中国尚未统一，而且面临着多维度的分裂的危险。当然，这不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很多大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中国真正特殊或“例外”之处，在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各地域和民族之间的高度异质性以及海洋领土的分散性。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面临分裂的危险和维护统一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集权高效且强有力的、符合“大一统”原则的政府组织模式，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唯一政治形式。“大一统”原则在古代表现为皇权对天道和王道的遵守，在今天表现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建设。
结合了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学也纠正了国内政治学传统上的某些偏见。在国内政治学中，一部分学者将国家的存在看作无需关注的既成事实，因此他们忽视统一、安全和政权维系这样的第一性问题，仅仅讨论人权、民主和分权制衡这样的第二性问题。91换句话说，他们不关心国家是怎么出现的，怎么消失的，大国是如何失去权力的。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国家权力与人民福祉对立起来，喊出反对“国家主义”的口号，沦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最近学术界出现一种新观点，认为统一时期往往不利于人才施展抱负，压制思想和学术自由，分裂时期则给百姓以更多的活路，有效地开发了边疆地区。92还有学者谈到大一统背后的残酷与代价。93这些观点是对客观事实的多角度分析，也是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应对多元观点予以尊重。但近期也出现了各种诡谲的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中国分裂论”“分裂民主论”，在民间产生很大影响力，其本质上是某些政治极端主义势力在新时期的改头换面，对国家的危害不可小觑，我们必须予以警惕和坚决反对。94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不能偏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当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倾向于以各省自治为基础建立松散的联邦制。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耻辱，使国人醒悟，唯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现高度统一，才能让中国免受亡国之灾。95因此，五四运动真正的主旨是结束各省割据，重建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实现中国自立，因此中国走上了用革命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一百年来，中国从分裂到统一，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中国未来能否继续崛起，也取决于中国能否保证统一，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实现完全统一为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96
注释
1．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几个主流学派中，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理想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温特的建构主义，都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对大国的关注，新古典现实主义既关注国家也关注国内结构，新马克思主义关注世界体系和阶级。详见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230页。
2．例如，王缉思教授在其新著中，试图打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领域，缩小二者之间的学术分野。参见王缉思：《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杨光斌教授认为，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研究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直是国内政治推动的产物。参见杨光斌：《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载《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苏长和教授指出，按照一种地方的政治秩序经验作为普遍主义原理来组织世界秩序，难以走出历史上国际秩序建设的局限。参见苏长和：《世界秩序之争中的“一”与“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宋伟教授回答了如何建立外交和内政的统一分析框架。参见宋伟：《外交与内政如何得以有机统一》，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3．例如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伊斯兰诸帝国。
4．http：//www.zdic.net/z/21/js/7EDF.htm，登录时间：2020年4月15日。
5．有学者指出，“统”反映的是国家在“时”和“空”中的唯一合法地位，即政治家用来论证政权在世代相继的历史序列中和现实政治格局中合理合法地位的理论，反映了政治家在时间上连续性的意识和政权在空间上延展性的意识。参见王培华：《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5页。对欧阳修观点的分析，详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7．李新霖：《春秋公羊传要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8．对于历史传统，我们应进行适当扬弃。统治者对“统”的论述也不是没有糟粕之处，比如历代王朝统治者以“五行相克”“五德终始”来论述合法性的做法，就纯属封建迷信。欧阳修直言，“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268页。近代时期，梁启超对其进行了较为犀利的批判，他在《正统论》一文中曾言：“中国史家之缪，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梁启超：《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7页。梁启超批判专制统治将“统”看作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价值工具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否认从古至今“统”的时空观念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9．可详见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或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0．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载《文史哲》2013年第4期。
11．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41页。
1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9页。
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页。
14．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5页。
15．详见寒竹：《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8—71页。
1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6页。
1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5页。
18．同上书，第1918页。
19．相关研究，详见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20．王瑰：《“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2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85页。
22．方北辰：《三国志全本今译注》（第1分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23．王瑰：《“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
2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5—48页。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06页。
26．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载《文史哲》2004年第1期。
27．决策过程，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180页。
28．王称：《东都事略》，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030页。
29．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165页。
30．王灿：《北宋“正统”“夷夏”“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载《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31．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
32．同上。
33．［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李德谋、曾令先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34．杨树森：《略论辽与五代、北宋战争的性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35．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6页。
36．同上书，第1883页。
37．同上书，第2783页。
38．同上书，第157页。
39．同上书，第148页。
40．详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41．周密：《癸辛杂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42．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43．赵永春：《“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44．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9页。
4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实录》，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第402页。
46．同上书，第633页。
47．同上书，第2946页。
48．修晓波：《试析朱元璋与北元势力军事斗争的意义》，载《历史教学》1989年第1期。
49．参见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50．赵永春：《“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
51．同上。
52．陶希圣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氏族时代、王权时代、士族时代和王权再建时代。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53．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Rhoads）、欧立德（Mark C. Elliott）、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
54．章永乐：《“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55．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现代主权意义上的“统一”的法理解释，详见郭小雨：《论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从戴雪到波考克的解释》，载《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4期；李丽颖：《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对民族主义的启示》，载《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56．黄日涵：《英国又要分裂？这次是因为宗教》，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10期；李冠杰：《“脱欧”会点燃英国分裂导火线吗》，载《文汇报》2017年3月31日。
57．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2页。
58．同上书，第42—50页。
59．同上书，第13—35页。
60．详见张玉芬：《19世纪后期奥匈帝国二元体制评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袁剑：《帝国未待衰亡，结构却已瓦解：奥匈帝国历史的“罪与罚”》，载《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2月14日。
61．冯绍雷教授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表达这种感慨，http：//phtv.ifeng.com/program/zhtfl/detail_2014_04/17/35842628_0.shtml，登录时间：2020年4月15日。
62．2018年11—12月，俄罗斯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时，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做的讲座中直言不讳地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俄罗斯依然占据了核心地带，是陆权的支配者，构成了对海权的最主要的挑战。因此，美国人继续支持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彻底摧毁核心地带，彻底摧毁陆权，建立一个海权主导的全球秩序。
63．根据政体数据库，与美国民主程度同级别的国家，世界上有将近30个，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x.htm，登录时间：2020年4月15日。
64．参见卢周来：《傲慢的屠杀者》，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21期。
65．黄兆群：《美国民族、种族和同性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66．阎静、张书文：《美国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过程中的宗教因素考察》，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4期。
67．包刚升：《强国家抑或弱国家？——联邦党人的国家理论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68．［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69．罗荣渠：《美国的分裂与统一》，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70．［美］亚伯拉罕·林肯：《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7页。
71．刘作奎：《美国也曾制定过“反分裂法”》，载《北京档案》2005年第4期。
72．彭光谦：《美国的忠诚宣誓：一个国家，不容分裂》，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7期。
73．参见［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74．可参见洪国起：《玻利瓦尔主义与拉丁美洲一体化》，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75．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认为，国家主义的假定是一个无法进行科学批评的、无法进行证伪的形而上学的信念。［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早在30多年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 就提出“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回到中世纪，挑战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地位。［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3页。温特则主张对国家持最小主义观。［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 123—125、 253、 303页。
76．Masaru Kohno，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1， 2014， pp.179—190.
77．代表性的文献有Joh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Wang Yuan-k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78．Masaru Kohno，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79．Ibid.
80．Ibid.
81．Ibid.
82．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35， No.2， 1983， pp.261—285.
83．Masaru Kohno，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84．约翰·鲁杰很早在一篇批评华尔兹的文献中就指出，中世纪和现代国际体系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它们的构成单位之间能力分配上的不同，华尔兹的模型忽视了单元的“分异”（differenciation of units）。华尔兹错误地把“分异”（differenciation）理解成了“差别”（differences）。现代体系区别于中世纪，并不是因为单元的差别，而是因为构成单元相互间的区分原则不同。如果无政府状态告诉了我们政治体系是一个分割的领域，分异则告诉我们决定分割的基础是什么。“分异”也是结构的一部分，它是结构变化极其重要的来源。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85．国际关系学者早就指出了华尔兹未能解释什么导致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但他们没有指出行为体的分分合合的性状改变才是影响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最重要自变量。例如，约翰·鲁杰很早就指出，结构现实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结构变化本身最终的来源只能是单元层次的进程，但华尔兹却认为单元层次的进程一点都不具备生产性（productive），否认其是结构变化的原因，将体系变化的最终来源视为外生性的（exogenize）。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86．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他助”问题比较关注，对“自助”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在国际关系史中，“自助”对于国际体系的变化有更关键的作用。“自助”不仅包括提升本国的经济、工业、军事实力，也包括将分散的政治实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或者对国内政治进行改革以消除地方割据和增加凝聚力。
87．在英文文献中，制度决定论极少，但在中文文献中则有很多人热衷，例如，黄钟：《帝国崛起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88．相关综述请见范永鹏：《重思规模：探寻有关“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学》，载《东方学刊》2019年春季刊。
89．李兴：《欧亚联盟：普京对外新战略》，载《新视野》2013年第5期；毕洪业：《欧亚经济联盟：普京“重返苏联”》，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14期；左凤荣：《欧亚联盟：普京地缘政治谋划的核心》，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4期。
90．目前“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已经成为负面性词语。该词被等同于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大国谋求扩张势力范围，从而被放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对立面上。杜哲元、梅然：《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例如，2015年外交部长王毅答记者问时指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王毅：《“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独奏曲 而是各方参与交响乐》，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08/7110383.shtml，登录时间：2020年4月15日。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到“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91．范永鹏：《重思规模：探寻有关“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学》。
92．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3—245页。
93．参见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94．也有学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批判，苏力的《大国宪制》是回答中国政治传统和国家规模问题的一本集大成之作。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95．详见寒竹：《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第155—169页。
96．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9年1月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02/c64094-30499664.html，登录时间：2020年4月15日。
(1) 张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孟维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