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道”：中国“软实力”战略构想
第十章
论“王道”：中国“软实力”战略构想
武心波(1)
当下学术界对“软实力”的讨论，深受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J.Nye）的“软实力”学说的影响，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国别性的软实力研究上，而忽视了以人类整体为对象进行软硬区分与界定的研究，重视了微观而忽略了宏观，使得本身以软实力见长的东方文化，在微观层面上再次陷入了“技不如人”的误区，以为东方国家又得以西方为摹本从头开始学起，才能塑造出自己的软实力。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也是理论上的一个陷阱。
孙中山所说的“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1，是跳出了国别的局限，以人类整体为对象，对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性质进行高度概括的经典之语。孙中山的这一观点，对当下国人正热衷于讨论奈氏的软实力思想是有很大的启迪性与推动作用的，至少给出了一个以人类整体为对象，以霸道王道为准则加以区分的大思路，这就超越了约瑟夫·奈的微观性的国别视域，将软硬实力上升到了更高更大的宏观层面加以论述。
如今我们重温孙中山先生的“王道观”，比照“软实力”的讨论，实感有必要从中山先生的宏观视域出发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整体性认识，从“王道”的视角来追溯中国“软实力”的历史渊源，进而对来自西方的“软实力”概念给出符合东方话语逻辑的诠释，并对中国“软实力”的空间形态及其拓展等提出一点新的思路和想法，以应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趋势与中国文化战略的全球构筑之同时，也以学术之陋见抛砖引玉，推动讨论。
一、说文解字：孙中山的“王道观”及其历史溯源
孙中山晚年对儒家文化中的“王道”二字很感兴趣，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说：“王道是顺其自然”，“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2他还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人专用野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弱小民族。”3他明确地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的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也是第一位用这一古老思想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做出原创性划分的中国哲人，首开了东西方文化王霸之辩的先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当着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面畅谈“大亚洲主义”时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大亚洲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亚洲固有的文化，不论是政治方面、道德方面都比欧洲优秀。他说：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来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化，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只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要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而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霸道的文化”与“王道的文化”相比较，后者更有益于正义和人道，有益于民族和国家，所以“王道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兼学欧洲的科学技术以自卫。但是我们东方文化向来轻视霸道文化。4孙中山对东西方文化本质的揭示即便是今天看来都是相当深刻的。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着典型的“王道”色彩。
“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篇：“无偏无陂，尊王之义。无有作好，尊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5此时的王道含义，主要是指周先王等治理天下的先王之道，是一种治国的政治思想、信仰和历史经验。
孔子心中的王道可以理解为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尧、舜、禹、文王、武王和周公旦的治世之道，尤其是周公旦主持制定的西周礼乐制度；古代儒家历来主张行仁政，这实际上是正统儒家所服膺的一种政治哲学，认为道德的力量胜过军事的力量，民心的依违向背乃是施政者决策的根据与归宿。孙中山则把这种古老理念加以现代诠释，并且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谐、平等、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试图以王道来实现世界大同。
在孙中山看来，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太平天国，再到苏维埃主义，都有一根红线贯串其中，这便是道德理想主义，即中国传统文人所心仪的“王道”。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王道重仁义，霸道重强权；王道，天下为公，霸道，以强凌弱。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6“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7。孙中山“认同那种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的观点”8。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他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9“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10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回击了所谓“黄祸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11
孟子是中国王霸之辩的鼻祖，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德治思想，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他把法家的一套理论说成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把自己主张的仁政说成是以德服人的王道。孟子把“王道”视为和霸道截然对立的道义原则，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王道”，才能统一天下，使民心所向。孟子有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2王霸之辩亦可说是德力之辩。孟子主张的“仁政”是德政、“王道”，与其相反的就是力政、“霸道”。孟子的王霸之辩可谓首倡了软实力论。孟子还说：“仁者无敌”，“莫之能御”，为什么能如此？因为仁者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且能“既来之，则安之”。13仁者不去树敌，因此，不求用欺骗的方式使人服从，不求用武力强迫的方式使人服从，不求用诱惑的方式使人服从，而是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修养，凭着“厚德载物”的精神去对待一切。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先哲们所提出的“王道、仁道”，实际上就是关于建立软实力的学问，孟子乃“软实力”的真正鼻祖。14
概言之，霸道是以武力（硬力量）做后盾来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孔武尚力。王道则是以文化（软力量）为依托，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尚义重理。霸道是征服，是残酷；王道则是协调，是仁爱。霸道主张对内用刑法，对外用武力，以强国称霸为贵，王道则主张的是以仁义治天下，不以征伐四方为贵。简而言之，前者主张“以力服人”，后者主张“以德服人”。
不同的文明造就不同的政治观念。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传，2000年来没有中断，而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在形式、结构、深度、宽度、辩证认识、伦理本位、生产目的上，都较早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作为，其文明发育程度已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甚至达到了早熟的地步（梁漱溟语）。对此，西方的一些大牌学者也多有类似的说法。如罗素（B.Russell）曾说：“世界上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也。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15这些都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早熟性与历史超前性。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不孔武的民族。儒教兴国的中国向来主张德治教化、求同存异与以和为贵。中国历来追求和平，朝廷当“内圣外王”，贤人则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是“霸道”之后才有“王道”，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告别了霸道，步入了王道时代，是文化上早熟的民族，而当下的西方还在霸道时代徘徊徜徉。
中国是“王道”的发源地，也是“软实力”的首倡者。虽然近代后西方霸道盛行，东方“王道”衰微，但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没有改变，王道精神不会殒没。这是因为霸道最后不可能使世界得以大同，不可能赢来人类的和平，因为霸道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排他性，必然造成不同文明的激烈碰撞，不可能达到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求同存异，而这与文化的多元性是矛盾的。王道由于其和而求同的特性，讲究求大同存小异，不以武力为主要诉求手段，追求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感化、同化，从而最有可能吸收各种文化、各种制度，达到最好的组合效果，使人类文明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交融、不断互相吸收，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达到东西合璧。
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趋势的加速，正在加速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全面复活和苏醒，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已悄悄来临。中国先哲的那些早熟的思想与理念，似已不再“曲高和寡”，而是正以不同的方式被世人所广泛地解读和重温。来自西方世界的“软实力”的呼喊，似乎正以某种方式在回应着孙中山的王道思想，叩击着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大门，形成了东西方间的交流与共鸣。西方霸权逻辑曾受到东方思想的质疑，今天也开始受到来自其内部声音的发问了。
二、中西比较：“软实力”与王霸之辩
“软实力”（soft power）又称“软国力”“软权力”“软力量”。最早明确提出“软权力”概念的是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国防部助理部长的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约瑟夫·奈在1990年首发于《外交政策》的那篇题为《软权力》（soft power）的文章16首提“软权力”概念后，这一概念便迅速为世界所熟知。2002年，约瑟夫·奈又出版了《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专断独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一书，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软权力”问题。《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写作于“9·11事件”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前，正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走向巅峰之际。约瑟夫·奈在书中警告说：“如果我们傲慢自大，对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费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就会增加受到攻击的危险，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速我们优势的丧失。”172004年4月，约瑟夫·奈又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软实力》，18批判了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夫威茨为代表的崇尚武力的“新保守派”。
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定义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他说：“权力是使其他行为者调整自身行为以满足你所需要的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主要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强制（大棒政策）、援助（胡萝卜政策）和吸引力（软权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资源由三部分组成：对他国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能得到遵循的政治价值观；被视为合法和享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19
笔者以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并非什么新鲜之物，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中国其实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提出，并身体力行了两千多年。所谓软实力，是可以和中国的“王道”相对应的，而“硬实力”则可以对应“霸道”。香港凤凰台著名时事评论员石齐平说：“约瑟夫·奈的观点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并不新颖，与软实力及硬实力相当的概念其实就是‘王道’与‘霸道’。美国人不识中国文化，但却能从其困境中悟出一番道理，诚所谓‘困而知之’了，不失为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国家。”20
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笔者以为，就其概念的外延而论，可略窥其所涉面之宽窄大小之异，如果将奈氏的软实力概念理解为以单一的国家为单位而设定的，当是微观层面的概念的话，那么孙中山先生所言之霸道与王道则是宏观视域下用以区别两大文化本质之准绳，属于宏观层面的概念了。前者见木，后者见林。故，两者之间虽相似且也具互补性，但终因东西方文化两大话语体系的本质不同，由外延所指再反观其内涵，便难免不发生歧义。但无论怎样，这一概念的再次提出与广为流传，仍不失为一大建树，“软实力”概念为审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维度。
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软实力”问题了。1990年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上发表《软权力》一文后，中国学者就对“软实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与跟踪。王沪宁和王缉思是最早关注到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中国学者。王沪宁在国内首次将文化提升到“软权力”的高度21，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中文化研究的先河。在文化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的影响问题上，王沪宁在进一步研究中指出，冷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要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地位的上升，文化问题大大加强，并且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一个动向是文化扩张主义，表现为文化霸权和横向文化扩张；另一个动向就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22王缉思教授则在《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中较早对中国国家文化进行开创性研究，同时开创性地用文化的视角反观中国对外关系本身。23可以说，文化因素、价值观念对于不同民族相互了解会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认识层面（即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到操作层面（具体行动方式）都有相当影响，而且文化关系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4
笔者以为，“软实力”一词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起源、含义与表述是不同的。此外，从现实中看，在西方的语境中虽然对权力进行了软硬的区分，但就其根本属性或本性而言，均属于霸权范畴，即软实力的背后依然潜伏着美国文化霸权的真实心态。由于政治、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美国把文化霸权也当作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可以操作的战略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予以运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的大公司垄断。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却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传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电视节目的转播站。美国文化借助跨国公司强有力的市场支配地位，已经控制了大众文化产品在世界上的流通及散布过程。发轫于美国的因特网更是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
在构建软实力的名义下，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适文明，用枪炮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美国或西方的所谓软实力，是形软而实不软。软实力精神与理念的严重匮乏，使得美国的软实力无非是实现美国霸权或霸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已。西方文化的霸权属性决定了西方对软实力的追求，最终依旧是不折不扣地服务于霸权，所谓软实力，不过是相对于那些硬资源而言的一种软资源而已，西方不会因为对软资源的占有和对软实力的打造而改变其文化的霸权属性，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文化霸权属性的揭示，已经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脚。
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软实力当与中国的王道相对应，王霸两道在中国的命运和遭遇，诚如上所述的那样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王道而反对霸道，故对软实力有着文化上的天然好感和亲和力。25孟子首开王道之辩的先河，中国当属王道的鼻祖，自然也是与此相对应的软实力的首倡者。中国对软实力有着自己博大精深的独特理解，而这一理解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大大地超过了西方，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两千多年前，当世界其他地区还处在邦国林立和不断进行部落战争的时候，东方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强大的大一统国家，建立和形成了与统一国家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和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与世界上许多民族迥异其趣的伦理型文化。这种以求善为目标，以厚德载物为主要特征的道德中心主义伦理型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灵魂，也是维系中华大一统国家的精神纽带。中华传统道德丰富多彩，厚重精深，包括仁爱求善、信义和平、群体至上、严于律己和尊师敬老等基本内容。26在中国古代史上，历朝历代大都是王道占主导地位。
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所理解的软实力与西方所感悟到的软实力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软实力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本能，是固有的、先天的，而西方的软实力则是在后天的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明白而习得的。与前者相比，后者仅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是紧紧地依托于国家机器，依赖于主权国家自身运转所带动起来的一种能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迄今为止也就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软实力的学理渊源最早也就只能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威尔逊主义”27和80年代的“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28的学理主张，是与制度学派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而软实力理论与其他各种理论流派一样，只是众多西方理论流派中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说，软实力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新发现，试图对复杂的现实给出其他理论所无法给出的新视角和新解释，因此当是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拾遗补阙、一个新的发展。
中国古已有之的王道传统，使得中国在对软实力（王道）的理解和身体力行上远远地超越了西方，其对软实力在当下的追求和构建与其说是在学习和模仿他人，不如说是对自身的一种历史回归，隐含着对文化中国的复位和复权，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回归自我，用西方提供的时髦语言来深切地表述原本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声。人类应该从霸道回到王道，从对硬实力的一边倒，回到软实力的起点上，重新认识软实力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作用。
“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在表现形式上，“硬实力”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力”，是“实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软实力”则更是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吸引、影响和同化的力量，是“实力”的内在功能。“硬实力”主要源自对国家资源的组织、调配和构建，是政府主导的产物，而“软实力”则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为例）是非政府组织构建出来的，并且与一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趋向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能力联系在一起。政府可以创造、推进或利用“软实力”，但难以控制和主导“软实力”，这就使“软实力”在决策者眼中失去了“硬实力”的那种可靠性。29软实力定义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力的作用方向。力的方向不是从我这里作用到你那里，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影响，也不仅仅是说服，而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是从你那里主动到我这里。构成软实力要素的是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其文化、国内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体现出来。30硬实力是物、软实力是人，前者外向、后者内向，前者有形、后者无形，等等。
中国古代政治家对内对外重视软实力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软实力的建构，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中国今天软实力的一大来源。如五缘文化31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表述，很好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是中华文化的客观存在。它能给软实力的构建提供许多新的视角和渠道，以及丰沛的资源。五缘文化对中国软实力塑造的有效性和应用性、五缘关系及其传统的强韧性、五缘关系由内向外的播迁及由此而造成的广泛的传承与变异，显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影响力。
三、古为今用：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
中国对软实力的战略构筑，应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不同的空间层面切入。
所谓狭义的软实力，指的是以“主权中国”为单位，打造国家软实力。自近代以来，中国所积极融入的世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尽管不时有去国家化的呼声，但今日的世界依然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演变至今已经近400多年的历史。中国依然要坚守主权国家阵地，不能放弃。故，狭义的软实力对应于奈氏理论——该理论大多以国家为对象来定义软实力，这也符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努力和当前的国情，此为实。
所谓广义的软实力，指的是以“文化中国”为单位，打造能覆盖全球华人的网络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凝结和塑造了它的过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它的未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文化来自我界定的，相对于民族主义，文化主义才是中国的本来面目。这一对“软实力”的广义诠释，秉承了中国传统，对应于孙中山广域的王道思想，立足于全球化的大视野，以全局的整体思维方式取代基于个体国家的思维定势，以和平合作来面对全球性挑战，此为虚。
为此，中国在构筑自己的软实力的过程中，应该分层进行，在两大不同的领域同时确立起两大行为体和与此相对应的两大时空平台：一是国家行为体。即以国家为主体和平台，有计划、按步骤地实现自己的文化战略。例如，中国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渐进的发展过程。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则肇始于2002年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所言。32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逐步完善“走出去”战略，直至《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明确界定。33随后，文化部出台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推动实施五大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针对文化领域着重提出的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文化领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开设孔子学院就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19年12月，共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 172个孔子课堂。15年来累计为数千万各国学员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服务，在开展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帮助各国朋友了解中国等方面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民间行为体。从近期看，目前当主要借助于海外的五缘网络这一现有的平台，通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积极活动来扩大华夏文化的影响。五缘网络内不仅沉淀着丰厚的文化资源，对人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文化规约作用，而且五缘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与全球化的政治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应对国际环境的未来趋势和发展上，也具备了许多超前的时代特性，至少与未来国际政治更加注重对国际社会的构筑在基本路径上是吻合的。五缘网络是开放的，是自愿而非强迫性的；是多元的，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与未来全球市民社会相一致之处。但仅以此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构筑更大的空间平台。
从中长期看，中国要构筑起更大的平台来承托自己的软实力。中国文化的笋式结构和呈同心圆不断外推的运动规律34，决定了“五环中国”的构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可能的。中国要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打造一个富有魅力的软实力，首先应该善于运用传统的中国文化魅力，并构筑一个强大的空间平台来展现自己的魅力。对这一平台的构筑不能以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为范本，过分地拘泥于诸如军事、政治、边界、主权与利益等西方狭隘的思维定势和政治范畴，而是要用中国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文化与经济等传统语汇，用全球化赋予中国的新视野，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文化框架和文化资源库，重新发现并找到那些散在四方的软实体之所在。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构筑一个由近及远、富含层次和伸缩性，且环环相扣的软性平台。这一软性的多元平台的空间分布形态应该呈现出同心圆逐层外推之流动多变之虚拟态势。大致框架架构应该是“五环形”的，内涵如下。
第一环是中国大陆，居于五环的核心地位，起圆心作用——发挥着强大的对外依托、辐射和驱动力作用。
第二环是核心层的“大中华经济圈”。35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它具有主权的含义。为此，作为核心层的“大中华经济圈”理当包括大陆在内、由港澳台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提出由来已久，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缺少互动。目前香港、澳门和内地都已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框架内进行整合，说明了开始结束自发状态，进入了互动阶段。“大中华经济圈”的目标是加强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台湾知名人士、前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2005年8月27日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呼吁，共同构建“大中华经济圈”，以实现“互惠互利、双赢共荣”。
第三环是紧密层的“大中华经济圈”。36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超越了“政治中国”，而指向的是“经济中国”。大中华经济圈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日益扩展，中国的磁吸效应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周边经济体纳入进来。以文化和经济为载体、凸显区域性“文化中国”的柔性存在。中国要传承悠久的文化，率先在文化影响所及地区积极发展互利互惠、睦邻富邻的区域经济体。把“大中华”的概念，扩大为涵盖中国内外、所有“华人种族”的跨国“华人商业圈”。
当然，这是个更主观且极具争论性的概念，因为它容易引起他人对“华人扩张主义”的恐惧，以及华人对居留地忠诚的质疑。应当加以解释，并努力化解其负面影响。如是否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即“海外华人作为所在国的居民，加入所在国国籍，对所在国表现出政治上的忠诚，是作为一个国民政治、法律上应有的表现”。但也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放弃自己的民族权利和文化追求，因为“海外华人作为华人，与其他华人一起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也应该受到尊重，这与华人应尊重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样”37。因此，发展海外华人网络与要求当地华人作为所在国公民在政治上忠诚于本国，本质上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对矛盾，可以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分离来加以协调。
第四环是“文化中国”。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是这个概念的主要代表人。他说：“‘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相对‘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言，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38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解析。39这里是撇开了政治与经济因素，纯粹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因此不仅包括海内外的中国因素，而且还将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的新生因素也一起囊括了进来，显示出一种富有成长活力的动态魅力。杜维明教授试图通过构筑“第三意义世界”的概念将之巧妙地纳入“文化中国”的体系，把那些认同和关注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国际人士纳入中国文化圈，从而扩大文化中国的内涵。这不仅显示了杜维明教授的睿智和远见，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生长性、开放性与巨大的同化力。40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化中国”虽然是一个以文化为载体的大概念，但依然有它自身的结构与体系。笔者以为，其体系的力量在于网络，但这张网络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而是五缘网络，中国文化所天然具有的网络状结构，和由此网络而建立起的广泛的细致入微的联系，是文化中国得以生存下去并不断外扩繁衍的基础和源泉。在笔者看来，五缘文化网络至少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网络性；非政府性或民间性；以经济和文化为重点，非政治军事性；超越性；复合性；开放性；自愿性；动力源；认同性；凝聚力。
相比而言，“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的区别在于，后者具有主权国家的含义，是和领土、疆界、主权等政治要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依托于传统国际政治体系的产物。“文化中国”则超越了这些，它的存在不是以国界、疆土、主权为前提，而是以文化为根本，不受国籍国界的影响，是超越国籍国界的力量。可以说，“文化中国”的概念远远大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所指，是逐渐脱离了硬实力的一种更加虚拟化的软实力。而这种软实力，从现代西方政治学角度看，似乎具有后现代的意义，从中国文化角度看则更接近于古代中国的含义——文化共同体。
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的关系又不是全然割裂的，如杜维明先生一再强调的那样：既然“文化中国”的主词是“中国”二字，那就不可避免地拥有族群、区域和语言的含义，冠以“文化”就是“为了突出价值理念，强调人文反思，使得中国也成为超越特定的族群、地域和语言含意的想象社群”41。所以，“文化中国”是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并列为三的层次概念，它“既渗透政治和经济之中，又凌驾政治经济之上”42。换言之，“文化中国”虽然跟“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却可以独立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存在。
第五环是“网络中国”。全球已进入到信息化网络化高速发展时代。中国的互联网经过短短的25年的发展，不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还从一个“跟随者”变成不少领域的“引领者”。43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中国的互联网还将迎来新的更大的发展契机。
未来世界的体系力量和权力构成将更多地体现于网络的高效运作上，但这张网络并不单纯地指源于西方的物质性的互联网，还包括源于东方的用人脉关系构筑起的网络——五缘网。也即西方为人类提供了一张硕大无比的网——互联网，而中国则早在几千年前就拥有了另一张能覆盖整个中华的大网络，这就是以缘为纽带而编织起来的一张隐而不见的硕大无比的网络——人际关系网。(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更广泛而深入地融入整个世界，为传统的“文化中国”向“网络中国”的自觉转型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让处于自然状态的五缘网发展为自为状态的复合网络（拥有五缘网与互联网之双网优势），实现两网联网联姻必将历史性地促成“网络中国”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与五缘网的联姻，将使中国同时拥有两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网：一个显，一个隐；一个是科技的，一个是天然的；一个是物的，一个是人的；一个是没有生命的，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世界共用的，一个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是写在计算机上的，一个是写在文化基因上的；一个是现代的，一个是源于传统和历史并将绵延下去的；等等。44而将两者糅合在一起的努力，将会带来1加1大于2的复合效应，并在生存原则上与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取得一致。当“网络中国”同时从两大网络中提取资源，并凭借着这两大网络平台而起飞时，“网络中国”便如同插上了双翅的雄鹰而展翅高飞。
两网合一所孕育出的柔性的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是任何力量所无法比拟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优势。未来世界政治舞台上对柔性权力的追求，就是对网络的追求，而对最大权力的追求，就是对五缘网与互联网两网联姻后所生成的新的权力模式的追求，这是对传统和历史的超越。
此外，五缘网络中虽然储藏着大量的文化资源，但有很多文化资源多以遗产的方式存在着，如同端午节一样，仅仅被动式地“藏”于民间，自生自灭着，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弘扬。这些或处在自然状态，或被束之高阁，或进入博物馆加以收藏的传统文化，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淡出，为人们所遗忘。如果能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以“中文.CN”的形式将它们复活在互联网上，形成完善的文化弘扬与保护体系，便能使这些以五缘文化网络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迎来自己的“第二春”。因此，让五缘网络与互联网“并网”，就能营造出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和一个展示台，如能把“中文.CN”域名作为华夏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就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体验鲜活且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国的软实力由此而得到伸张。
目前，“网络中国”虽然还处在非常初级的不自觉阶段，但已经形成了虽稀薄但却能覆盖全球的华人网络体系，“网络中国”雏形初显。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借助于互联网和五缘网络，将天下华人社会和华夏资源尽力整合，以弘扬华夏文化，形成一套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结构和层次感分明的软实力体系。但网络中国的打造，除了以民间力量为主体外，两岸四地的官方也要积极投入和扶持，形成互动。以集中中华民族之力来共同营造这一能托载起中华民族软实力的巨大平台，再造一个统一的大中国。
当然，建立在文化中国基础上的“网络中国”，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排他性，如同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那样，在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的同时，也具有为人类共享的一面。
四、结 论
未来的中国应该是回归文化，走进网络（两张网），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率先打造出一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全新的政治形态。东方文化是王道文化，其软实力理应大于硬实力，软形态也必然大于硬形态。中国在构筑软实力体系、结构、形态、路径等诸多方面，当义不容辞地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同近代西方实行霸道，在硬实力的铸造和显示上要遥遥领先于东方一样。
中国的软实力的构筑和铺展，应该紧扣上述五环，夯实内核、由点及面、由近而远、逐层推进，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软实力体系。通过发展以中国大陆为依托和核心的全球华人网络来推动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形成一个由里而外富有伸缩性和层次感的柔性平台，一个内外呼应的偌大的文化基地。这应该是崛起中的中国在营造自身“软实力”时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期性的战略工程。
打造中国软实力的王道基础之不同于霸道之处，就在于这种平台的构筑不是借助于军事和政治等物的力量，而是借助于人与人之间血脉相连的鲜活的生命力，也即人的力量来完成的。倘前者是有形的话，那后者便是无形的，前者存在于物的世界中，后者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中。一个阳刚，一个阴柔。
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可能回到王霸共济、软硬互补、刚柔兼备、阴阳平衡的“天下时代”，一个没有疆界的文化共享时代。西方硬实力与东方软实力的相互激荡，将会共同推动世界潮流朝向全球化的方向迅猛地发展下去。
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8页。
3．同上书，第650页。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页。
5．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5页。
7．同上书，第245—246页。
8．江中孝：《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
10．同上书，第230页。
1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 253页。
1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页。
13．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37页。
14．当然，“王道”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如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对“王道”的理解与先秦思想家相比则又进了一步。他认为，道义原则应当是先验、超越于先王之道的，为此他在先王之道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独立于现实存在之外的“天理”，“王道所应遵守的道义原则来源于天理，而不是来源于先王的经验”。参见李锋：《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5．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 译文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6．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Fall 1990， pp.153—171.
17．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8．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erseus Books Group， 2004.
19．Joseph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06， pp.3—5.
20．石齐平：《民主的“相对论”》，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21期。
21．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22．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
23．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481—505.
24．资中筠：《杂说东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载《方法》1994年第3期。
25．美国学者虽然最早提出“软实力”理论，但在美国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也没有成为主流理论，在中国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中国古已有之的王道情结与倾向，支持了这一选择。
26．彭年：《大一统：适乎历史之潮流 合乎民族之需要——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启示》，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
27．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灾难，催生了国际关系理论。在这门学科初创之时，消灭战争、争取永久和平的主观愿望压倒了一切。政治家和学者们基于美好的愿望，急迫地设计未来国际关系的理想模式。因此，这门新兴学科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对理想主义学派的形成贡献最大，以致世人称理想主义为威尔逊主义。
28．新自由制度主义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学中新自由主义范式内注重制度作用的流派。该流派几乎与新现实主义同时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自由制度主义论者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和理查德·阿利斯等，从国际关系的制度、规则角度研究了特定条件下的国家行为，即从自由制度主义角度提出国家间合作进而形成较为可控的秩序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新现实主义风头正劲，在80年代，他们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再次挑战新现实主义，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
29．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0．张剑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31．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说，最早由林其锬教授于1989年提出，并很快为社会所接受，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性学科。五缘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群体本位伦理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也是它的基本表现形式。
32．孙家正说：“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宣传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现代传播方式，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转引自：杨利英：《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意义》，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23期。
33．《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界定：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的重大措施有：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
34．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特定的结构原理，用图像来表示，就像一枚石头扔进宁静的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涟漪外形酷似一圈圈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向外推，向外扩散。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35．“大中华经济圈”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美国印第安纳州坡尔大学的郑竹园教授提出，是指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区。
36．中国的南边，是亚洲东南亚大陆，简称中南半岛。东临南海，西濒印度洋，并受印度与中国两国文化影响的区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中国与它们不仅在文化上有着几千年的交流融合，更有民族间的相互同化迁徙。可以说，这个地区有着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渊源。
37．邓仕超：《海外华人网络的发展与海外华人社会》，载马来西亚《韩江学报》2002年4月。
38．杜维明：《“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载《东方》1996年第1期。
39．第一个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是“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和新加坡，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指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估计约有3 600万，通常称之为“华侨”。第三个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民间机构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友人，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中去。这个意义世界并不限定种族和语言，他们主要是用英文、日文、瑞典文、法文、俄文等非汉文话语系统来讨论中国文化的。
40．根据美国《时代杂志》的报道，目前全球至少有3 000万人正在学习汉语，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超过2 500所大学正在教授汉语课程。就读于中国高等学府的人数也相当可观。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今后还会加快，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预测，到2010年，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达1亿。有人认为，未来10年中文将取代英文，成为互联网上的最主要用语。世界银行预测，中文将会是未来国际职场求职升迁的叩门砖，甚至可能超越英语，成为主宰国际社会的共通语言。种种迹象表明，使用中文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外国人将越来越多，渐成热潮。
41．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42．同上书，第391页。
43．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至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互联网市场规模达11.39万亿元，其中移动购物占据了主导地位，规模达到8.85万亿元。如今的中国互联网，在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成为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者，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正产生全球驱动力。
44．武心波：《五缘网与互联网联姻》，载《东南学术》2013年第5期。
(1) 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