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以83．54%的比例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而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以32．68%、16．88%、12．34%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
福建人具有经商的才能，这可以从他们很早以来就一直从事商业经营，以及福建籍华人在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等地的商业占据着优势地位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福建籍华人居住柔佛、雪兰莪和霹雳等州从事着商业和农业经营。[62]在吉隆坡的福建人也延续着这一传统才能。与海峡殖民地早已就有福建人存在不同，吉隆坡的福建人以“新客”为主。这种以中国南来的“新客”占多数的地域华人社群，就构成了大马半岛较具特色的现象。进一步说，20世纪上半叶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社群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原载《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63]
【注释】
[1]J．M．Gullick，A Hsitory of Kuala Lumpur 1857－1939．Kuala Lumpur：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eity，2000，p．79．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3][澳]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4]吉隆坡原本就没有土著社会，没有既存的社会结构，所有人都是新进移民，因此个人自我的社群归属，是以语言作为认同根据。而这种以方言作为人群辨异的标准，是新马华人社群分类的基本结构。参见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7年，第108页。
[5]“老乡认同”往往表现为情感归属，归属可为个体提供属于某一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社会情感支持等心理需要的满足。情感归属最直接的就是对家乡方言的认同，这种方言所形成的内群体偏好就是对优势方言的一种情感依附和社会认同。参见张海钟、姜永志《中国人老乡观念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解析》，《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7页。
[7]当然为何会选择埋葬到福建义山，而非广东义山或广西义山，尤其是东阳县紧邻广西，其中缘由还需进一步田调来解决。
[8]据中国台湾学者林再复的研究：“泉州人来台经商较早，依清代台湾商业经营资料、东南亚华侨资料、台湾垦务资料，及作者平日对泉州乡亲之观察看来，经商仍以泉州人为主，大商人多为泉人;漳州人在垦务上有较大的成就，大地主多为漳人。”见氏著：《闽南人》，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第2页。另林衡道亦指出：“居住于都市的泉人，善于经营商业;居住于乡间的漳人，长于掌握土地。”参见氏著：《台湾世居住民的祖籍与姓氏》，载《中华民国宗亲谱系学会年刊》，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第35页。
[9]客家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共同性之外也存在相当的差异性。比如在民居、饮食、山歌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参见陈义彬：《粤闽赣边客家文化地域差异与旅游合作》，《人文地理》2008年第4期。
[10]C．A．Vlieland，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London：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1932．p．185．
[11]行政督察专员区作为第二级行政区，为虚级，属于准行政区，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理，其行政长官为行政督察专员。参见翁有为《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2]规定时势如果改善，则三月期满后，宣布取消。如无改善，则再继续。因三月后时势没有改善，因此于11月1日和2月1日继续实行限制，并且5月1日继续施行三个月。《限制华工入口暂行例五月一日起继续施行三月》，《叻报》1930年4月30日，第6页。
[13]Straits Settlements．Report of the Protector of Chinese，1930．Singapore：Government Press．p．65．
[14]彼时引起华人回国浪潮的原因，尚有华人失业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陈嘉庚曾回忆：“马来亚各处地面，虽多山岗不似安南暹罗多平地水田可以种稻，然卑湿田地亦属不少。民二十几年不景气流行，男女失业日众，尤以华侨劳动界为最。当地政府为土人设想，改良水利，资助种稻，提倡粮食自足，竭力劝勉鼓励。然土人性怠志短，无甚效果。……土人既获水田权利，而华人则不能。……而华侨失业日多，除自有旅费自动回梓者外，其他月以万数，由政府资遣回国，足见其排斥华侨之深意矣。”氏著《南侨回忆录》，福州：福州集美校友会，1950年，第24、25页。
[15]Straits Settlements．Report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1933．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p．32．
[16]Swee－Hock Saw，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Kent Ridg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pp．15－17．
[17]雪兰莪福建会馆1885年成立，作为地区级的福州会馆1912年成立，兴安会馆于1935年成立。
[18](宋)真德秀：《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西山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夲。
[19]庄国土：《福建人的特质、局限与成就——以闽南人为例》，林忠强、李萍：《传统与现代相遇》，吉隆坡：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2013年，第4－7页。
[20]庄景辉：《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79－82页。
[21]方豪：《宋泉州等地之祈风》，《宋史研究集》第一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8年;李玉昆：《试论宋元时期的祈风与祭海》，《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
[22]黄文斌：《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第96页。
[23]洪文洛：《永春侨汇史略》，政协福建省永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永春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总第5辑，第40页。
[24]马来西亚华人锡矿业的发展，可参见Wong Lin Ken，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5，pp．60－64．马来西亚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宝：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年，第19－22页。
[25]刘永建：《邑侨南迁简志于雪兰莪州初期发展摘略》，《雪兰莪安溪会馆成立廿五周年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安溪会馆，1954年，第232－236页。
[26]《叻思——繁华锡业成追思》，《雪州时报》2011年9月23日第6版。
[27]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第65页。
[28]南洋民史纂修馆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五册，新加坡：耐明印务局，1941年，第388页。
[29]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30]马来西亚华人树胶业的发展，可参见骆静山《大马半岛华人经济的发展》，林水檺、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台北：马来西亚留台校友总会，1984年，第247－252页。
[31]《雪兰莪安溪会馆成立廿五周年银禧纪念特刊》，第36页。
[32]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槟城：点石斋承印，1928年，第358页。
[33]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1922年，第146页。
[34]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五册)，第369页。
[35]《吉隆坡永春会馆简史》，蔡维衍：《吉隆坡永春会馆新厦落成开幕成立七十五周年暨青年团廿周年纪念特刊》(1924－1999)，吉隆坡：吉隆坡永春会馆，1999年，第38页。
[36]《孙道仁关于派队剿办安溪土匪情形电(1912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 《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年，第64页;《李厚基报告已从护法粤军手中“收复”安溪永春等县密电(1921年7月30日)》，同上，第175页。
[37]陈克振：《安溪华侨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19页。
[38]《李厚基为“防剿”南安等县“匪徒”情形并请奖在事出力人员密电(1918年3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第170页。
[39]李家耀先生曾回忆1922年之后的情形：“当时华南各地，皆有土匪横行，到处杀害无辜，鱼肉乡民，永春诸乡在土匪的恐吓勒索和苛捐杂税的迫害下，原已生活困苦，后来土匪更藉接受省政府安抚之便，名为改变为民军、护法军、靖国军……实则变本加厉，公然强迫栽种罂粟，就地征取粮饷，在诸乡设立自卫团，筹款购置枪械，乡民若不从命，轻易便被杀害，当时泉州城南大榕树上，经常挂着人头示众，情况异常恐怖，更兼各处发生瘟疫，天灾人祸，诸乡人民生活艰苦凄凉的程度，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其父彼时被土匪杀害，他只好流亡厦门三年，1926年偕同家人抵达新加坡。参见李家耀：《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前身——南洋永春同乡总会》，载《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1982年，第98页。
[40]《吉隆坡永春会馆董事为永春惨遭陈国辉洗劫请将其查办或调离函(1930年8月2日)》，《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第355页。而事实上吉隆坡永春会馆在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十五日下午二时特别大会就已经“议救济故乡匪祸”，因新加坡永春会馆来函询问联合捐三万元请某张师长剿办。见《吉隆坡永春会馆会议簿》第1册，第9－11页。
[41]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8、49页。20世纪60年代末期，黄枝莲于新加坡选择347户年老居民，做过同样的调查，其结果移民南洋原因中，“经济困难”有61．2%，亦为最重要的移民因素。参见氏著《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2年，第12页，表3。
[42]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63页。
[43]叶山河等：《九皇爷安邦南天宫一百卅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九皇爷安邦南天宫， 1992年，第287页。
[44]叶山河等：《九皇爷安邦南天宫一百卅周年纪念特刊》，第244页。
[45]同上，第268页。
[46]同上，第296页。
[47]同上，第271页。
[48]叶山河等：《九皇爷安邦南天宫一百卅周年纪念特刊》，第272页。
[49]《雪兰莪南安会馆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暨南安历代文献及邑贤创业史》，吉隆坡：雪兰莪南安会馆，1972年，第297页。
[50]《雪兰莪南安会馆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暨南安历代文献及邑贤创业史》，第295页。
[51]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五集)，第365页。
[52]同上，第369页。
[53]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五集)，第98页。
[54]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第156、157页。
[55]南洋民史纂修馆编纂：《南洋名人集传》(第五集)，第342页。
[56]同上，第356页。
[57]同上，第79页。
[58]南洋民史纂修馆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第373页;第四集，第140页。
[59]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九年(1930年)第一、二届雪兰莪安溪会馆正会长傅侯专、副会长李榜、正总理许志雄、副总理温绍耕。《雪兰莪安溪会馆成立廿五周年银禧纪念特刊》，第61页。
[60]《雪兰莪福建会馆议事簿》，1932年，第8、9页。
[61]《雪兰莪南安会馆会史》，《雪兰莪南安会馆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暨南安历代文献及邑贤创业史》，第21页。
[62]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271．
[63]本文与马来亚大学潘碧华博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