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墓碑对于早期华人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其做搜集整理，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往往不是个人力量所能达到。因此，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做墓碑的整理，并且出版以嘉惠学界，是令人赞叹的。《集录》的出版，直接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17～19世纪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的重要资料。虽然该书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其对大马华人史研究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该书不仅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提醒了学术界要集中力量对华人墓碑进行整理的必要性。大马华人义山众多，如果有朝一日将全部墓碑整理出来，大马华人史的中文研究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集录》一书开辟了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恰如其分的。
原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6卷， 2014年6月，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毛远明：《碑刻文献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页。
[2]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267页。
[3]张少宽：《槟榔屿福建公冢及家冢碑铭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7年。
[4]白伟权：《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硕士论文，2011年。
[5]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31－447页。
[6]谭元亨：《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第399、400页。
[7]黄鼎松：《苗栗的开拓与史绩》，新竹：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7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9][澳]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10]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7年，第108页。
[11]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海村社》，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12]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深圳文物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13]问号应指不能确定具体地点，以下类推，不再注明。
[14]政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编：《芗城文史资料》第18辑，总第36辑，2007年，第25页。
[15]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9－52页。
[16]政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编：《芗城文史资料》第18辑，总第36辑，第24页。
[17]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海村社》，第387页。
[18]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年，第299页。
[19]政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编：《芗城文史资料》第18辑，总第36辑，第64页。
[20]在槟城邱氏龙山堂内的介绍中，也可见籍贯“新江社”字样。
[21]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第299页。
[22]陈毓钧：《二十世纪一个台湾家庭的悲欢岁月》，载何标主编《老北京台湾人的故事》，北京：台海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23]《安溪年鉴2000年》，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
[24](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25]《峨山陈氏族谱》，手抄本。
[26]政协福建省龙海市委员会编：《龙海姓氏》，(无出版社)，2008年，第429页。
[27]《马六甲最大公塚三保山与日落洞义山》，载《马来西亚华人义山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2000年，第73页。
[28]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29]胡大新：《开拓进取的土楼客家人》，载《永定客家土楼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30]政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编：《芗城文史资料》第18辑，总第36辑，第26页。
[31]傅衣凌：《休治室治史文稿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