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模糊的界限
如果要寻找佛寺与非佛寺的界限，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僧人的栖息之所是多元化的。这从宋明以来的历史传统就可想见。从寄居在民间祠庙，到成立单纯佛寺，经历很久的历史时光。这中间经过了长期的佛教势力的低迷期，到妙莲法师南来，最终打开了佛教在南洋的局面。这些都带有中国本土佛教寺院发展的影子。
佛教在20世纪初年，势力获得不断发展，大马半岛从南到北都建立了不少寺院。但所带来的问题也如同中国一样，多种多样。举1932年吉隆坡报纸新闻两例：
本月十八日，即废历九月十九日，又为观音诞日，闻巴生某亭主持和尚，并一般善男信女，已于月之十五、六等日，四出募捐，拟自本月十七日起，在该亭演广府班，藉以酬神。噫!际此全南洋均为经济不景气笼罩下之时期，即我佛有知，为慈悲济世，及普渡众生计，谅必责该辈创捐人为(不恤时艰)也，酬神云乎哉![46]
酬神演戏文化是人类祭祀文化的一个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民族酬神戏的具体表现也是不同的。但终归一点是民间为酬谢神明保佑，以歌舞、杂居、鼓乐等形式举行娱神活动，亦称“赛神”“报赛”。宋代以后，成为民间娱乐活动之一。上述新闻中，巴生“某亭”，应即观音亭，时任主持和尚为转物法师。转物法师于1901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主持喜参老和尚传授三坛净戒时受戒。1921年在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任监院，1924年回中国与圆瑛三人同修泉州开元寺，任监院。而后再次南来，驻巴生观音亭，至20世纪40年代末示寂。[47]亭内现存1930年晋江曾遒书之“圆通宝殿”匾额一方，署名主持“转物、转彰及瑞珪”。[48]可知新闻所说的“主持和尚”为转物法师。作为来自中国福建的高僧，转物法师亦无法免俗，募捐举办酬神演戏的民间祠庙才有的活动。另一位福建来的镜盦法师，在八打灵观音亭正式落成和开光时，也请了五天的粤剧团表演，这些都是吸引人潮前来佛庙的活动。[49]
该亭尚有“吧生观音亭规章”石碑一通，首先即载“本亭由众公举亭主二人、协理四人、监督一人以担责任”。[50]可见该亭长期是处于理事会制度之下，直至今日，其中主持僧人的发言权有限。这与早期的青云亭和广福宫的形式基本类似。
(九月十日)本坡峇汉地方之龙华寺，日前忽被当地政府将其封闭，寺内僧众廿名人，尽行逐出……
查该寺虽系华人善男信女捐资建筑，但该寺之地皮，原系用某缅人名字向政府领得，该寺当事人为酬该缅人劳绩，向年均将寺中所入盈余，分润若干与该缅人，近因商场冷淡，该寺亦受其影响，因而酬该缅地主之资，亦停止供给，该缅人因此遂向当地政府控告，请求将地皮收回，又一说则谓近年以来，该寺因主持不得其人，佛门中有艳事传播，经该地主及缅宇彬维等警告多次不听，乃向政府请求将寺标封云……[51]
上述两种因素，可能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僧人与地产者因经济纠纷而对簿公堂，在中国也不鲜见。至于佛门中有艳事发生，虽然并不常见，但少数害群之马也足以玷污佛门之名。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寺院的世俗化生活的一个方面。
综论大马佛教寺院的存在方式，见表2：
表2 大马佛寺类型一览表
总而言之，佛寺与非佛寺的界限，其实非常难以划分，并非具备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大马道教的传播和兴起比较晚，很难成为佛教界的对手。惟有民间信仰大行其道，佛教在与其共存的过程中，或吸纳，或排除，各地的情形也并非一致。这主要取决于寺院的管理制度和所有权方面，也正因如此，大马佛教寺院继承了很多中国佛寺的类型和特点，但其中又有自身的特点，这还需要继续加以深入具体的研究。
原载《“佛教的变异”——2014年佛教当代关怀研讨会论文集》，蕉赖：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2014年8月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397页。
[2]陈美华：《马来西亚的汉语系佛教：历史的足迹、近现代再传入与在地扎根》，载《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宗教认同：伊斯兰、佛教与华人信仰》，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第53－121页。
[3]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郑筱筠：《试论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宗风》庚寅夏之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26－253页;陈秋平，《移民与佛教：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
[4]陈美华：《马来西亚的汉语系佛教：历史的足迹、近现代再传入与在地扎根》，载《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宗教认同：伊斯兰、佛教与华人信仰》，第57页。
[5]刘浩然：《闽南侨乡风情录》，香港：香港闽南人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第83－85页。
[6]林孝胜：《草创时期的青云亭》，载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第41、42页。
[7]《重兴青云亭碑记》，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38页。
[8]《敬修青云亭序碑》，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第245页。
[9]Tan Cheng Lock，Three Hundred Years in Malacca，The Straits Times，31 August 1949，p．6．
[10]如今青云亭在左右护龙堂里，还供奉着道教、儒家以及民间诸路神明，如大伯爷、大众爷、大使爷、金华娘娘、虎爷、伏魔大帝、仓颉、文昌帝君等等。参见曾衍盛《马来西亚最古老庙宇——青云亭个案研究》，吉隆坡：作者自印，2011年，第11页。
[11]《创建广福宫碑记》，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26页。
[12]《重建广福宫碑记》，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532页。
[13]力钧：《槟榔屿志略》，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1页。
[14]《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刊》，载《光华日报》1988年7月31日，第23版。
[15]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年，第36、37页。
[16]《蔡士章奉献市厝碑》，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73页。
[17]王琛发：《论清代马来亚之汉传佛教》，《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8]有关Vaugham J．D．的生平可參閱Walter Makepeace，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Vol．1)，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479．
[19]Vaugham，J．D．，The Manner and Custom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ublished 1879，second impressions 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60．
[20]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29页。
[21]苏庆华、陈剑虹、王琛发、陈美华、郑筱筠和陈秋平等学者皆有阐述。
[22]邝国祥：《槟城散记》，第12、13页。
[23]罗哲文、刘文渊、韩桂艳：《中国名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6、177页。
[24]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653－655页。
[25]释宝慈：《槟城鹤山极乐寺志》卷七《外记·极乐寺缘起述略》，白话文、张智：《中国佛寺志丛刊》第99册，扬州：江苏广陵书社，2011年。
[26]《张煜南颂德碑》，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650页。
[27][加]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1－328页。
[28][澳]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第1－15页;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3年，第239页。
[29]Benny Liow Woon Khin，Buddhist Temples and Associations in Penang，1845－1948．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62，No．1 (256)(1989)，p．71．
[30]对极乐寺碑文的分析，可参看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295－301页。
[31]刘于1898年捐巨资创修了新加坡双林寺，寺内其落款有“例授道议大夫、赏戴花翎、候补道”和“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顶戴”等衔。见柯木林：《柯木林卷：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第105－116页。此处“道议大夫”为“通议大夫”之误。
[32]林水檺、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第434、435页。
[33]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槟城：南洋名人集传编辑处，1922年，第164、165页。
[34]王琛发：《论清代马来亚之汉传佛教》，《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5]刘志文：《广东民俗大观》(下卷)，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
[36]以上引自《槟城新报》1911年10月31日;1912年10月19日;1914年10月23日。
[37]Erik Cohen．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Bangkok：White Lotus Co，2001，p．21．
[38]陈汉初：《潮俗丛谈》，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168页。
[39]《益群报》(吉隆坡)1919年11月5日;1920年10月30日。
[40](梁)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31页。
[41]王琛发：《国殇：隐藏在马来西亚九皇信仰背后的洪门天地会意识》，《第五届台湾、东南亚文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东南亚文化文学的发展与思路》，2008年。
[42](宋)陈浩然：《清水祖师本传》，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8、789页。
[43]南宋四次封赠的牒文皆存《清水岩志》，录文参见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第790－795页。
[44]《重建清水岩碑记》，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580页。
[45]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36、137页。
[46]黎波打：《巴生某亭演剧酬神》，《益群报》(吉隆坡)1932年10月18日，第7版。
[47]开谛法师：《南游云水情》，槟城：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心，2010年，第248、249页。
[48]苏庆华：《雪兰莪吧生五条路观音亭的历史》，氏著：《东南亚华人宗教与历史论丛》，新加坡：青年书局，2013年，第164页。
[49]陈爱梅：《传承与在地化——镜盦法师传》，《世界宗教学刊》第18期，2011年，第95、96页。
[50]苏庆华：《雪兰莪吧生五条路观音亭的历史》，氏著：《东南亚华人宗教与历史论丛》，第160页。
[51]《峇汉龙华寺被封闭》，《益群报》(吉隆坡)1932年10月4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