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掀起强烈关注中国的浪潮，雪兰莪福建会馆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福建会馆是以福建省为会员籍贯限定，因此与福建省政府的互动就相对较多。加之会馆的领袖多来自漳、泉地区，则对闽南的关注更多。同时，对影响福建的广东政局也多有关注。在30年代前半期，雪兰莪福建会馆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较少，但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关注的范围则从华南地区扩展到了整个中国的范围。这种变化，则与会馆领袖皆为中国国籍有密切关系。华侨南来只为经商赚钱，故乡还有不少亲属，不少人发家以后就回国定居，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会馆领袖无法不关注中国政局。所以华侨对中国的关注，就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日渐加深。南洋华侨关注中国的浪潮，是在各方面因素下作用的结果，雪兰莪福建会馆的表现，就为我们认识20世纪30年代大马半岛中部华人会馆对中国的关注，提供了一个窗口。
原载《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2014年总第68卷[94]
【注释】
[1]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11页。
[2][澳]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第41－48页。石沧金也沿袭此说。见氏著《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20－22页。
[3]陈先生的归纳有：①互相合作，守望相助;②排难解纷，息事宁人;③救济贫病疾苦无依之人;④致力国民外交，改善华侨处境;⑤调和侨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误会;⑥救乡救国，较能有声有色;⑦倡办文化事业，弘扬中华文化;⑧重视青年，奖励优秀，资助贫寒;⑨提倡健身与正常娱乐;ËJS促进侨社的兴革。见氏著： 《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第379－383页。
[4]笔者仅见颜清湟教授曾经引用这批会议纪要。
[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军事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92－196页。
[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4页。
[7]《两粤政局突起变化》，《叻报》1931年4月30日，第2页。
[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97页。
[9]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第8卷)(1932－1937)》(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7－201页。
[10]《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96、197页。
[11]“福建事变”只有短短的五十多天，但其正义性和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详细过程可参阅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8卷)(1932－1937)》(上)，第206－226页;方庆秋：《福建事变述论》，《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1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47－148页。
[13]陈济棠在发动事变前，曾派人来南洋探访侨情动向。发动叛乱后，陈嘉庚乃联络各界借总商会开侨民大会，表决趋向，结果大多数反对异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于是陈嘉庚以大会主席名义，“发电劝广州陈济棠、广西李白黄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等语。陈覆电辩论，余复去电责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至广西覆电甚长，约三百字，亦多解理由，余回电仍善意婉劝忠告，请勿与贪吏叛逆陈济棠合污。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等云云。”见陈嘉庚：《反对西南异动》，氏著：《南侨回忆录》，第41、42页。“两广事变”的过程，可参阅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8卷)(1932－1937)》 (下)，第470－487页。
[14]叶钟铃：《陈嘉庚对两广事变的反响》，载氏著《陈嘉庚与南洋华人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工委会，2013年，第3－14页。
[1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57页。
[16]曹云华、许梅、邓仕超：《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
[1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15页。
[18]陈嘉庚回忆道：“同年秋，蒋公五十寿辰，南京发起捐资购机祝寿。我国驻英大使电新加坡总领事，劝马来亚华侨捐飞机一架，国币十万元。总领事向余提议，余云：‘居留政府对募捐例须请准方可进行，况飞机属军械品，能否许可未可知。窃思如蒙许可，须联络全马来亚，庶小埠市不致向隅。’乃向当地政府请求，即获准许，出余意料之外，由是感觉英政府对我国方针已变，心中无任欣慰。总商会传集各界会议，举余为主席，宣传驻英大使电，按全马捐十万元购机一架。”见《购机寿蒋会》，载氏著《南侨回忆录》。
[1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65页。
[20]《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公布，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四章《特种选举》，第三节《在外侨民之选举》，第三十三条：“在外侨民应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其候选人之推选，比照关于职业选举之规定，但推选候选人之团体，由侨务委员会定之，依前项规定所推选之候选人由国民政府中指定二倍于各该地域应出代表之名额为候选人。”见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1辑)》，1985年，第176－177页。
[2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7页。
[22]同上，第12、13页。
[23]参阅陈枫《皖南事变本末》，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79页。
[25]《马来亚华侨萧潇要求公正处置皖南事变致蒋介石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75页。
[2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35页。
[2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92页。
[28]陈长乐(1886－?)，广东台山人。幼年在新加坡接受教育。1906年毕业于新加坡的英华义学，1907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学位(J．D．)，没有博士论文。1919年返回新加坡，在贸易公司工作。后回国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1925年任广东革命政府外交部第二局局长。1926年任琼州交涉员。1929年任广州海关监督。1930年至1932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932年至1934年任驻旧金山总领事。见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66页。
[29]To visit Malaya．The Singapore Free Press&Mercantile Advertiser(Weekly)，26 April 1934，p．9．
[30]Chinese Minister in Singapore．The Straits Times，1 May 1934，p．12．
[3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9、10页。
[32]同上，第167页。
[33]泉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教育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7页。
[34]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
[35]《泰国爱国侨领蚁光炎先生抗日救国事迹》，蔡仁龙、郭梁主编：《福建党史资料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年，第523页。
[3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46页。
[37]据吴铁城回国所做书面报告云“铁城奉命南行，原定任务仅为宣慰侨胞，视察党务，但抵海外，默察国际形势，友邦舆情，因即标立‘敦睦友邦’之口号，一以争取友邦同情，二以增加宣传便利，三以提高华侨地位。对于此行任务之达成，益收相得益彰之效”。随行者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章渊若，海外部第一处处长黄天爵，外交部秘书李炳瑞，暨速记员蒋家驯。吴铁城：《宣慰南洋报告书》，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八日，Hoover Library藏。其真实目的是借蒋介石的名义，在南洋活动，以增强国民党权威，并打压陈嘉庚的威望。叶钟铃：《战前新加坡中正中学师生维护校名运动》，氏著：《陈嘉庚与南洋华侨论文集》，第236页。
[3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67、168页。
[39]同上，第170页。
[40]槟城副领事管理北马和中马地区的华人事务，包括槟城、吉打、霹雳、雪兰莪等地，第一任副领事是张弼士。参见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亚洲文化》第21期(1997)，第181－191页。
[41]星洲日报编：《星洲十年(政治、市政)》，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39年，第181页。
[4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页。
[4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4页。
[44]同上，第13页。
[45]薛典曾：《保护侨民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0－187页。
[4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78页。
[4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27页。
[48]同上，第142页
[49]同上，第157页。
[50]另外三个是温陵养老院、妇人养老院、平民救济院。
[51]蔡尔辇：《追忆泉州开元慈儿院》，政协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16辑)》，1984年，第58－65页。
[5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27、128页。
[5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39页。
[5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51页。
[55]陈嘉庚：《闽南水灾捐》，载氏著《南侨回忆录》，福州：福州集美校友会，1950年，第31、32页。
[5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90页。
[57]林哲毅：《仙游县医院历史沿革》，政协福建省仙游县委员会编：《仙游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第204页。
[58]雪隆兴安会馆成立于1935年，由杨兆琰、姚金榜、王元勤、黄文祺、关龙金、童敏、彭珍等创建。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338页。
[5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7页。
[60]蔡芳泽：《垦荒增产与救济渔民》(1937年12月)，载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 《福建经济研究(上)》，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177－188页。
[6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33页。
[6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43页。
[63]陈敏贤：《忆“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救护部》，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福建文史资料(第34辑)》，1995年，第56－60页。
[64]当年9月底该团体即改名为“晋江县抗敌后援会”，但“防灾委员会”这一机构仍存在。1939年秋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援会”这个群众性组织被挂在县党部之下，人员星散，名存实亡。参阅苏秋涛《晋江县抗敌后援会活动忆述》，政协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82年，第16－27页。
[6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7页。
[66]谷新：《三十年代厦门篮球队的一次“星马”之行》，《厦门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
[6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10页。
[68]同上，第192页。
[6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1页。
[70]张之江(1882—1966)，字紫珉，号子姜，河北盐山人。历任旅长、师长、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西北军总司令、江苏省绥靖督办。1928年创办中央国术馆于南京，后又创办中央国术体专。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全国禁烟委员会会长、军事参议院参议、中央国术馆馆长等职。参见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体育史料(第17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年，第493页。
[71]1936年1月至4月，张之江一行陆续访问了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吉隆坡、金保、怡保、槟榔屿等地，最后经香港返抵上海。访问团一行乘坐“康特华利”号邮船，所到之处一面宣传国术，一面表演比赛，受到各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参见张润苏《张之江传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63－65页。
[7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24－126页。
[73]林校长刊登一则启事：“本大学开办已十有三年，未尝正式来南洋募捐。近因省政府裁废杂捐，财政困难，致所认每月经常津贴费，自廿三年(1934)七月至今未能继续补助，故鄙人不得不南来劝募。素仰诸侨胞慷慨热诚，爱护桑梓，重视教育，定荷解囊乐助，如蒙惠赐，请交华侨银行代为收汇，无任感盼之至。”《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启事》，《南洋商报》1935年1月5日，第5版。
[7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56页。
[7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77页。在1935年至1937年厦大募捐活动中，捐献国币一千元以上的吉隆坡福建人，计有黄重吉、洪进聪、杨兆琰、陈祯祥、刘治国、郑部、杨廉溪、姚金榜。前四位皆是福建会馆的重要领袖。参见叶钟铃：《新马华人对厦门大学的经济支援(1926－1937)》，氏著：《陈嘉庚与南洋华人论文集》，第15－152页。
[76]厦门《华侨日报》是1932年10月16日起，至1938年5月11日日寇入侵厦门之日止，厦门所出版的为侨胞服务的报纸。参见杨恩溥《厦门＜华侨日报＞》，《福建新闻史料》1992年第5期。
[7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25页。
[7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91页。福建民生妇女工艺传习所，创办于1927年，发起人邱英、王孝英等。学生百余人，贫寒者居半，逃难者占3/10，出身军政界2/10。对贫寒和逃难的学生给予津贴。分藤竹器具、脱胎漆器、针织线袜、机织羊毛、毛巾、刺绣等科。所用经费多半由发起人筹集垫付。设校董会，董事长萨镇冰，所长邱英。黄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30、131页。
[7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95页。
[80]同上，第109页。
[81]私立三山中学，前身是福州私立三山公学，1923年10月创办于仓前岭下里，1916年，改名私立中山公学，1928年，改为私立三山中学，1933年，迁入城内学院前国粹中学旧址，国粹中学学生全部转入，还有私立三民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因参加要求收回教育权的运动被退学的也转入该校。1938年，因抗日战争，迁闽清等地。黄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志》，第101页。
[8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4页。
[83]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氏著，姚楠译：《东南亚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00、201页。后来，王赓武教授又在《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对其理论作了一些修正，提出“第四个集团“的概念，认为“于第四个集团，这个集团由那些实际上已完全被当地居民同化的人构成，而只是有时被指出他们有中国血统。对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来说，我认为这第四个集团可以被考虑为当地人的一部分。在对本地区当代华人少数民族的任何研究中不必要把它考虑在内。”同上，第139页。
[84]保皇党首领康有为戊戌政变后，前往马来亚，鼓吹保皇思想。革命派之杨衢云于1900年初将兴中会引至马来亚，孙中山则于数日后继杨前往。1905年，孙中山成立了星洲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的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参见张克宏《亡命南天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张少宽《孙中山和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年;邱思妮著，陈耀宗译《孙中山在槟榔屿》，槟城： Areca Books，2010年;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年，第90－92页。
[85]1912年时，马来亚地区共有30个支部。Png Poh－Seng，The Kuomintang in Malaya，in K．G．Tregonning ed．，Papers on Malayan History：Papers Submitted．Singapor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1962．p．215．
[86]参阅Yoji Akashi(明石阳至)，The Nanyang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Boycott Movement，1908－1928．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Vol．23，1969，p．72．
[87]在马来亚地区，华侨响应“五四运动”而发起的反日活动，可说是相当激烈。知识分子藉着此次抵制日货的活动，一再在侨胞中倡导倾向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参见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映》，《南洋学报》第二十卷(1965)，第13－18页。
[88]陈是呈：《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以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活动和＜光华日报＞报导评述为中心(1927–1940)》，“客家研究·槟城华人”座谈会与学术报告会，槟城：韩江学院，2013年5月。
[89]Alun Jones，Internal Security in British Malaya，1895－1942．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0．p．194．
[90]如《槟城新报》(早期)、《广时务报》、《四州七日报》等，都是偏向维新的报纸;《光华日报》是孙中山在海外领导革命而手创的革命派报纸;《益群报》则反映了浓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参阅王慷鼎：《独立前华文报刊》，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3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103页;徐艰奋：《＜益群报＞初办时期的政治性质》，《亚洲文化》，总第21期， 1997年，第153－170页。
[91]林水檺：《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2册，第215－224页。
[92]古鸿庭：《金文泰总督(1930－34)统治下的马来亚华侨》，载氏著《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21－124页。
[93]郑子瑜：《猿啸与鸡啼——给北慕娘的青年朋友们》，柏杨：《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杂文篇》，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118页。
[94]本文与马来亚大学潘碧华博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