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由理论到实践的佛寺公益
从世俗谛而言，“福田”是指人们为了将来的福报所进行的活动、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播田撒种可以得到收获一般。[37]《中阿含经》《杂阿念经》《长阿含经》和《增壹阿含经》等原始佛教经典中，都提出福田的概念。西晋时期僧人法力与法炬共翻的《佛说诸德福田经》中提到的七种福田：
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日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做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做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广修上述七种福田，得享世间福报。《梵网经》又将福田分为八，经中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②这也是佛教公益事业的理伦和教义的依据。建造佛寺僧舍、植树造林、修建浴池、行医舍药、造船架桥、修挖水井甚至修建厕所都是应得福报的福田事业。佛教的福田思想鼓励信众教徒从事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佛教的原始教义在中国不断演变，福田思想也在原始教义的基础上不断衍生出更多内容，以契合时代的变异和需要。事实上佛教的福田事业还远不止上述几种，还包括供应义餐、救济灾民、设置义冢掩埋无名尸身等。
从上述可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早就开始在理论上对佛寺公益进行了建构。但由于长期以来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引发了长期以来的佛教坐食蠹虫的舆论观点，导致了寺院与官府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因此，在宋代以降，佛教面对社会的指正，致力于改善自身的缺失，并营造为社会所认同的价值以取得支援。为此，佛门该如何回馈檀越之恩，饶益施主，也是平日细心琢磨的功课。故而佛寺致力于社会公众事务的参与，从事回馈或服务社会大众的公益，以实现佛教济人利世的慈悲精神，也是佛教建立其正面价值的必要之责，是佛教践履菩萨自利利他精神的该尽之道。[38]而在中国传统政府主导的公益体系下，佛寺在公益领域只能是配角，并且受政府的指挥，但是在政府公益缺位的情况下，佛寺公益则大有可为。
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明显是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来发展，所着眼的是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以此激活社会自发管理的活力，减少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行政干预。大马政府亦概莫能外。在国家公益逐渐减少的同时，寺院、社团等非营利组织能否将这部分公益活动的空白填补，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前提是佛寺能够做好实践上的准备。
原载《第四届世界居士佛教论坊》，古晋：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古晋佛教居士林，2014年12月
【注释】
[1]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8、169页。五四运动前是很少用到的。最早的大家用例见于鲁迅的文章。鲁迅《准风月谈·外国也有》：“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王太太有两位姓张的内侄女，很热心公益，在霞飞路一个什么妇女改良会尽义务。”
[2]张春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3]公共管理学认为“公共部门”是指处理社会的各种公共事务、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部门，其中政府居于核心地位。与“公共部门”相对立的是“私人部”，即私人企业。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所采用的方式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对。参见曹现强、王佃利：《公共管理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50页。
[4]印顺导师：《佛法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5]《大智度论·释六度品·第六十八之余》。
[6]《大丈夫论·法施品第十四》。
[7](清)陈大宾：《曾公颂德碑》，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28页。
[8]Arch R．Wiggins，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Army，Nelson，1964．
[9]有关福利部的名称更改，参阅马来西亚社会福利部网站．http：//www．jkm．gov．my/ content．php?pagename＝sejarah&lang＝bm。
[10]《雪州政府拨十六万元充福利部救济金》，《南洋商报》1962年7月10日，P11。
[11]《吡华督学李金煌发通告吡州社会福利部决资助贫苦学生》，《南洋商报》1959年10月24日，P12。
[12]《雪福利部明年将拨款资助安邦老人院作为生活补助金》，《南洋商报》1961年12月2日，P14。
[13]《淡边增设福利办事处主任汤金成开始视事》，《南洋商报》1958年1月20日，第12版。
[14]《访问约克山女子家政训练所》，《南洋商报》1961年2月5日，第15版。
[15]《槟城龙岩会馆设立巨额助学基金》，《南洋商报》1954年11月22日，第9版。
[16]《槟城同善堂创办人黄宝真寿终》，《南洋商报》1966年12月30日，第18版。
[17]陈志明教授曾对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慈善寺堂作专门研究，他认为处于不同政治环境中的善堂都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求得平稳运行。宗教性质增强了这些善堂的适应能力，而在需要强调其非迷信性质的时候，乐善布施的传统也有助于确立其世俗和慈善的形象。见氏著《善堂：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慈善寺堂》，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8]印顺导师：《学佛三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7页。
[19]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243页。《无尽藏法略说》云：“小乘法中，唯明自利;大乘法内，自利利他。是故菩萨依大悲心，立无尽藏法。六波罗蜜，檀度为切，四摄行中，布施为首。”转引自陈祚龙、王寿南主编《敦煌学林礼记》(下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64页。
[20](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赞辞·龙泉县上宏修桥说》，北京：中国书店， 1985年，第258页。
[21]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413－443页。
[22]参见[加]卜正民：《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3]《南洋商报》1938年2月9日，第32版。
[24]《南洋商报》1953年11月22日，第6版。
[25]《南洋商报》1953年12月22日，第6版。
[26]据陈秋平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槟城的佛教公益主要有菩提学院创办孤儿院，槟城佛学院“储蓄基金”的各种捐赠。参见氏著《移民与佛教：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76－180页。
[27]《南洋商报》1959年4月2日，第10版。
[28]《筹立＜观音亭福利基金＞宣言》，《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1972年，第1页。
[29]同上。
[30]《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周年纪念特刊》，第11页。
[31]陈爱梅：《传承与在地化——镜盦法师传》，《世界宗教学刊》18，嘉义：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2011年，第77－128页。
[32]以上学校名单和数据由八打灵观音亭福利基金行政主任余思强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33]《益群报》(吉隆坡)1919年11月5日;1920年10月30日。
[34]内容见《九皇爷安邦南天宫一百卅周年纪念特刊》，安邦：九皇爷安邦南天宫，1992年，第121页。
[35]《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1972年，第11页。
[36]以上资料见《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1972年。镜盦长老的生平活动可参见陈爱梅《传承与在地化——镜盦法师传》，《世界宗教学刊》18，嘉义：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2011年，第77－128页。
[37]刘淑芬：《慈悲喜舍——中古时期佛教徒的社会福利事业》，载氏著《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关于佛教的福田思想，可参见日本道端良秀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与社会福利事业》，高雄：佛光出版社，1981年，第6－9页。张国刚：《＜佛说诸德福田经＞与中古佛教的慈善事业》，《史学集刊》 2003年第2期。
[38]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乡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