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花在迷雾中
秀秀（化名）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她走的时候才二十多岁，正当芳龄。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应该也是为人妻、为人母，就像我们很多老同学那样，经历一个女人会经历的人生。
二十多年来，我总有些时候会突然一愣，接着就想起秀秀。我看着她的形影在我的眼前浮现，但距离始终是那么远，以致她的身影朦朦胧胧，让人看得不很真切。一个恍惚，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朵花。那朵花悄然而立，被一层白得几乎令人眼盲的雾气包围着，是那么孤单而寂寞，似乎再也等不到春天的来临。于是在那时刻，我茫然起来，感觉自己好像也被困在那片迷雾里。
我得知秀秀的死讯是在大二那年。那是我当兵退了伍的第三年，白天在出版社上班，晚上读夜间部中文系。大一新生的名单里出现了我旧时好友、十几年不见的初中同学（也是小学同学）——阿贤。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一见面就和他拥抱在一起，然后倚在文学院走廊的窗口，聊起往事和彼此的状况，当然也谈了许多老同学。那个文学院是个巴洛克式的建筑，古典优雅，而一块种着杜鹃、玫瑰和蔷薇的花圃就在窗口前面。
“你知道秀秀的事情吗？”阿贤向我提起。
“秀秀？”我顿了一下，问说，“她怎么了？”
“你真的不知道？”阿贤说，“也许不知道会更好。”
“我跟很多初中同学都失散了。”我一下子跌入在某些特定的记忆里，“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秀秀，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向阿贤招认：“老实说，在初中时，我还暗暗地喜欢过她呢！”我接着问，“秀秀她怎么了？”
阿贤的脸上渗出一种不寻常的悲凉：“这样的话，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恰巧上课钟响。阿贤说完，掉头就走，径自走回他的教室。老师很快就会来，我也不便追问，只好怀着莫大的疑问回到自己的教室。
第二天，我找到阿贤继续昨天的话题。在我坚决地要求下，阿贤终于告诉我说，秀秀已经不在人间了。“听说好像是为了感情的问题，想不开，最后从楼顶跳下来。”
我听阿贤这么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连好几天都失魂落魄，整个人被一股悲伤的情绪侵蚀着，几乎就要洞穿。我难过得甚至生起秀秀的气，气她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破坏她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她是一个那么清秀可爱的女孩，似乎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说什么我都拒绝把她生命最后的停格和一摊模糊的血迹联想在一块。
秀秀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在班上，她不常说话，却常微笑。一旦遇到非得在讲台上开口的时候，她带着笑意的脸颊也总是先泛起红来。由于那样的笑容，由于那样的忍不住的娇羞，我们都变得耐心起来。没关系，慢慢来，笑完再说！不晓得我们对她的这种宽容是否也是出于一种对美的欣赏呢？
在我深刻的印象里，秀秀应该是那种从《红楼梦》大观园走出来的女孩，尽管她身上每天穿的只是朴素的白衣蓝裙，而非华丽的锦罗玉绸。她有一种很耐看的气质，像静静的青瓷花瓶，像淡雅的玉荷叶杯。我曾经用素描笔细细地描绘过她的轮廓，我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那是初二上学期，教我们美术课的班导郭云嫦老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特地为我们一些学生指导如何画素描。我、柯明杰和秀秀都参加了，在别人午睡时和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一起到美术教室去，画石膏像，画碗盘瓶罐，画蜡制的水果。后来，老师叫我们一些人当模特儿，坐在椅子上，让大家练习画人像。我给老柯画的像，会大辣辣地突显他的骨架；给秀秀画的呢，却连一丝丝的头发都不愿意轻描淡写。
我们男生要的就是粗犷的感觉，样子拙一点都无所谓。至于“用水做的”女孩，笔触若不细致些，画出来的感觉很可能就像掺了泥，更何况我所要画的对象是如此纤柔婉约的秀秀！
其实，说白了，想给秀秀画得美一点、漂亮一点，也不是没有个人隐藏在心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愫啦！
不爱说话的秀秀在我年少的心里逐渐成为一个谜样的女孩，但也更增加对我的吸引力。当我得知她家在乡里所在的位置，有时候，我都会骑着单车刻意地从她家经过。
那是一栋日式平房，就在铁道的旁边。那个铁道是糖厂用来运送采收好的甘蔗，平常也会以有限的火车班次载送乡到镇的往返乘客，即俗称的“五分车”。她的爸爸据说是小学老师，这让我不禁把她家和“书香门第”这个词联想在一起。我想象着秀秀在蔗香飘扬的季节里，拿着一本诗词，倚在窗口，轻轻地吟读。她家的窗口应该也挂着一串风铃吧？在那时刻，那串风铃是不是也会随风响起，“叮当叮当”地伴着女主人念书呢？
初二暑假，我搬了家，也转了学。初中毕业后，我到嘉义去念高中。我和初中一年级的级任导师杨永恬老师还保持联络，好几次回母校去看她，帮她画画教学上需要的墙报，而老师找来的帮手居然是秀秀。秀秀也在念高中，只不过念的是镇里的高中。两年不见，她长得更好，出落得更加标致。还是像以前那样，她的微笑远多于话语，而且说话之前总是先脸红。我当时调皮，见她既然这么爱笑又这么会脸红，就在做事的过程中老开玩笑，逗她笑逗她脸红，而她也一如我期待中的响应。
我一定是调皮过了头！后来回到学校，我意犹未尽，很想继续跟秀秀开开玩笑，就写了一封俏皮的信给她，还略表仰慕之情。没想到她的回信措辞严厉，毫不客气，劝我说“好好读书，珍重自己的将来，不要心存非分之想”！我一读完信，感到羞愧，这才发现她纤柔婉约的外表下原来包藏着刚烈的个性。初中二年级相处的时间不算短，我怎么都不了解秀秀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杨老师后来知道这件事，训了我一顿。杨老师说，秀秀家里的管教很严，我寄的那封信要是给她爸爸看到，不知会给她带来多大的麻烦。杨老师的话说得我无地自容，而我在心里对秀秀酝酿已久、才刚点燃的那道感情的火花，也就因此熄了，灭了。
人生从此分道扬镳！多年以后，当我再听到秀秀的消息，居然是她已经不在人间！
我怀着无比憾恨的心情和阿贤谈着秀秀。
我告诉阿贤一个经历。我说，上了大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到西门町的一家戏院去看电影，在经过其他楼层的店家时，看到一名店员长得很像秀秀。我不敢确定是她，只是远远地望着，偷偷瞧了好久。那是秀秀吗？她看起来比记忆中的秀秀“老”了些，而且脸上没有那种让人感觉熟悉的笑容。真的是她吗？我一时心慌，竟不敢上前相认。等过了一两个星期，我终于鼓起勇气，专程想去弄个明白，但上下楼层转了好几回，就是找不到那个店员。
阿贤听了我的话，再次确认我说的那家戏院所在的大楼名称，对我说：“你遇见的就是她啦！我后来听说她是在那里工作的。”他一直摇头叹气，“你当时要是认了她，能有机会跟她聊一聊，说不定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天哪！瞧我错过了什么？原来我遇见秀秀的时候，她正为情所伤，样子看起来当然是憔悴的。而我，怎么笨得就认不出来呢？
阿贤的话在我的脑袋里轰然作响，像大雨时的雷电，在往后无数的日子里还会突然来那么一下，重重地劈中我。我那时对秀秀早已没了那种少年懵懂的情愫，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份对老同学未能及时相救的愧疚。
步入中年之后，我与初中同学萧贵兰重逢。一谈起秀秀，我才比较全面地了解她当时发生的事，也才知道萧贵兰有着比我更深的自责。
秀秀的确是在我遇见她的那个地方工作。她有一双很巧的手，能用各种花样把礼品包装得很精致，还把这手好本事教给了萧贵兰。她认识了一个男孩，投入很深的感情。然而对方的家长居然找了一个小学女老师要来给男孩相亲，这就很直接地表明，而且不无带有羞辱的意味，秀秀是绝对进不到对方家里去的。秀秀困惑很久，最后用了一种无比决断的方式来向对方表达她的专情和愤怒。
那时候，萧贵兰跟秀秀一直都保持着联系，而且两人住得不远。“事情发生的前几天，她有来找过我。我就一直劝她想开点，不要那么死脑筋。没想到才过几天，她就出事了。”萧贵兰黯然地说，“听到她的消息，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我感到很自责！她来找我谈，而我却没能够阻止得了她。”
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秀秀，如果你知道你这么一走会带给同学（更别说你的亲人）这样直到多年以后都还不能消隐的痛，在那个当下，你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吗？难道你都不明白，在楼顶的那一跃，不是超脱的飞翔，而是万劫不复的坠落！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挪威的森林》提到一个不到二十岁就结束自己生命的女孩。村上春树描述自己对那女孩的印象就像涨潮一般，总把他的身体冲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在那些奇怪的地方，他跟死者一起活着。在秀秀发生事情以后，多年以来，我对她也有类似的感觉，只不过和我一起活着的秀秀总是那么朦朦胧胧的，像一朵雾里的花。
有一年，我应邀到深圳的南山附属学校去演讲，参与学校的校庆活动。主事的李庆明校长对教育事业怀抱着无比的热忱，据说每天一早，除非有事，他都会站在校门口，向每个到校的学生鞠躬，感谢他们来上学，并祝他们“好好地度过每一天”。我们一见如故，无所不谈，从现象学聊到生命教育。他告诉我，在他的学校里有个男生因故和妈妈吵架，跳楼身亡。上级领导打算低调处理这件事，可是李校长不肯，硬是和全校师生办了一个追悼会。
生命教育，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死亡教育。在追悼会上，李校长恳求每位同学一定要尊重生命。没有了生命，也就没有了一切。我们生存的世界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世界，而是我们和很多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活，而是和很多人一起在活。因此当你做了某一件事，影响的绝对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有其他很多人。
我仿佛置身在那个追悼会，和大家一起凭吊着一个早夭的年轻生命。孩子们拿着鲜花和蜡烛，依序地放在那个男孩的遗照前面。有人写了小诗送他，有人回忆他生前的点点滴滴，有人为他唱歌，有人为他掉泪。
我们要学习怎么生，也要学习怎么死。死，有时候比生还容易。但在那个死比生还容易的时刻，请你们一定要想一想，这样就死去是不是值得？是不是有什么理由，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借口，能让你不要死，而继续地活下去？
我看到多年来一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和我一起活着的秀秀，也出现在那个追悼会上，似乎变成了会场上的一朵花。
我们今天在这里追念一个已经走远的同学，一定要记住和珍惜我们现在的体会，不能让这个同学就这样白白地走！
不能让这个同学就这样白白地走！当我忆起李校长的那些描述，眼眶顿时湿润得像是蒙上一层雾。我不禁轻声地问起：“秀秀，李校长所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尾声：这篇文章写成后，我寄给萧贵兰。萧又把它转寄给秀秀在年少时交情最深的朋友，苏，代我请求补正。苏在回信中说：
“说来初中同学里我和秀秀的缘分来得最深，我家有四兄弟姐妹和她家七个孩子中的四个是同届的，自小学起我就和她常在一起玩，初中时也几乎天天一起走路上学。上了高中，只要我回家，周末也都会和她聊到深夜才从乡公所走回家。正是这样的缘分，在她走后有好几年时常梦见她，直到我辞掉工作回家当专职妈妈开始念佛诵经，大概半年多后才少再梦见。我一直相信她已脱离那个苦海，投向另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不要再自责了，我们该怀着祝福的心而不是唏嘘与不舍，她在来生才能真正快乐宽心！”
（选自《作家话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