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明清以来，浙东人才辈出，先后出过王阳明、黄宗羲等著名学者，邵晋涵是继黄宗羲后出现的又一个颇有声望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邵晋涵，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以《禹贡》三江，其南江从余姚入海，遂自号南江。”生于乾隆八年，卒于嘉庆元年，享年五十四岁。邵晋涵之高祖琳、曾祖炳、祖向荣、从祖念鲁、父佳鈗，均以诗书传家，多有科第之举。受此影响，邵晋涵幼即“矢口成音，叶于天籁”，稍长，益涉猎，见者惊为鬼神。然而，除家学陶冶外，亦得自其刻苦勤读的努力。“尝冬寒读书，先生体弱，夜中手足皆僵”，“夜过半，闻(邵升陛)先生诵授声，琅然彻户牖，亦知力疾强起，执卷就灯”。可见其之用功。

乾隆三十年，应浙江乡试，邵晋涵名在第四。三十六年，成进士。按惯例，当在词馆之选，结果却未能如愿。同年冬，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邵晋涵与章学诚等俱往为幕客，并结识洪亮吉、汪中等学友，他们或诗词唱和，或谈论经史。三十八年，会四库馆开，与戴震、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一同入馆编校，时号为“五征君”。二云“以懿文硕学，知名海内。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今《南江文钞》中所存的诸史提要三十七篇，议论得失，辨正纠谬，颇有独到发明之处。在四库馆时，因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亡佚，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掇拾原文，又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基本上恢复了薛史旧貌。因不满《宋史》南渡以后，粗疏无法，故仿王偁作《南都事略》。四十年，他写成《尔雅正义》，其后研究《尔雅》的学者，规模法度鲜有能出其右者。四十二年，邵晋涵参与了《杭州府志》的编纂。翌年，又应余姚知县之邀，与修《余姚县志》。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嘉庆元年，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兼文渊阁直阁事。历充咸安宫总裁，《万寿盛典》、《八旗通志》、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又为国史馆提调，兼掌进拟文字。在三通馆担任纂修官期间，他曾“檄取海内石刻，进之内廷，编书以续郑樵《金石略》”。邵晋涵素来身体羸弱，又兼职诸馆，晨入暮出，体力益加无法负荷。嘉庆元年三月，偶感寒疾，医误投剂，病情遂加剧，六月十五日卒于里第。他的中年早逝，是当时学界的一大损失，章学诚感慨道：“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

纵观邵晋涵的一生，他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史馆任职期间进行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史书修撰、经学注疏、文献辑佚，对清代的史学和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邵晋涵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重辑《旧五代史》。《旧五代史》是宋太祖时，宰相薛居正等奉敕撰修的，共一百五十卷。编成后不久，欧阳修就因对它不满而另撰《五代史记》。《五代史记》因系私修，完稿后仅藏于家。欧阳修死后，才“官为刊印”。最初，二书并行于世。元明以后，《旧五代史》的传本“渐就湮没”，唯明内府尚见收藏。明初修《永乐大典》，对《旧五代史》的文字多有收录，但因系按韵摘编，“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邵晋涵在入四库馆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久佚的《旧五代史》，《大典》中有残缺的，又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五代会要》等诸书补其缺。乾隆四十年，年仅三十三岁的邵晋涵完成了全书的编校。对于此书，彭元瑞认为“《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乾隆四十九年，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将《旧五代史》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宫。说此书“纪载该备，足资参考，于读史者尤有裨益，自宜与刘昫《旧唐书》并传”。

邵晋涵在四库馆期间的主要贡献，除了辑编《旧五代史》外，还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提要”。阮元说：“先生所职为史部。凡史部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南江文钞》卷三载有邵晋涵为三十七种书籍撰写的提要，除其中《赵端肃奏议》一种《四库全书总目》未收录外，其余三十六种皆有收载。在这三十六种中，经部四种，史部二十七种，子部一种，集部四种。

邵晋涵史学生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修编《宋史》。元人脱脱奉敕编纂《宋史》，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其记事纪传互异、志传不符，以及各传互相矛盾之处甚多，世系、官资所记虽繁，而往往不足凭信。“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至于建炎之后，则已属漏略。为修编《宋史》，邵晋涵先撰《南都事略》，“取熊克、李焘、李心传、陈均、刘时举所撰之书及宋人笔记。撰《南都事略》，以续王偁之书，词简事增，正史不及也”。惜《南都事略》未能完成。对此，其弟子曾有叙述：“先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前后条贯粗具，然后别出心裁，更为赵宋一代全书。其标题不称《宋史》，而称《宋志》，亦见先师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业，而《宋志》亦有革创，皆参差未定稿也。诸家状志但称《南都事略》，当属传闻未审，贻选尝亲承其说于先师，其实如此。”与修编《宋史》相关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帮助毕沅覆审《续资治通鉴》。“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氏续宋元《通鉴》，未惬心，属先生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今《南都事略》《宋志》《续资治通鉴》覆审本已不传世，但从他的《南江札记》中所录的四十三条《宋史》札记，我们依然能看出他治宋史的功力。

章学诚曾评论邵晋涵说：“君尤长于史，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及入馆阁，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陈寿祺说他：“于学无所不通。”他治学途径，先从治经入手，治经则又先从《尔雅》入手，他曾用十年时间，成《尔雅正义》一书。他在《尔雅正义序》一文中说：“晋涵少蒙义方，获受《雅》训。长涉诸经，益知《尔雅》为五经之錧辖。而世所传本，文字异同，不免讹舛。郭注亦多脱落。俗说流行，古义寖晦。爰据唐石经及宋椠本及诸书所征引者，审定经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义，绎其义蕴，彰其隐赜。”他把《尔雅》看成治五经的关键，旁罗广搜，凡三四易稿而始定，可以说《尔雅正义》是其一生在学术上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

邵晋涵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他传浙东文献之学。浙东学派以经世致用之学和保存历史文献著称于世。清初，邵晋涵之从祖邵廷采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之绪，致力于明代文献征存，邵廷采去世之后，邵晋涵与章学诚继承了邵廷采的学术事业，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阮元说：“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深。”钱大昕也指出：“君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先生绪论，于明季朋党、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口讲手画，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谢世，而南江文献无可征矣。”其次，他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邵晋涵是乾嘉时期的学术巨擘，“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例如针对唐代以来被定为“秽史”的魏收《魏书》，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最早为其翻案，予以客观评价。他通过分析，指出时人对魏收的污蔑大多出于私心私利，不是出于公论。可以说他对当时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带动了学术风气的转变。第三，他注重开展学术批评。他撰《尔雅正义》，批评前人穿凿附会之说，提出兼收并蓄的采撷标准。“陆农师好穿凿之辞，罗存斋多亿必之说，慎而取之，不敢碎义逃难，强至皮傅也。舍人、樊光、李巡、孙炎之注，散见诸书，悉为征引，用扶微学，广异闻。郭氏撰著之书，今多废缺，若《三苍解诂》《毛诗拾遗》《子虚上林赋注》，遗文散见，义有相通，悉为附入。”他为四库全书馆撰写的史书提要，多着眼于评论史书的性质、史家撰述宗旨、著作的优劣得失，重在阐述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具有重要的史学批评价值。就是这样一位经史巨擘，身后却声名寂寥，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邵晋涵的学术成就之所以流传不广，其一，虽然邵氏一生著述丰富，但流传下来的著作较少，生前仅刊刻《尔雅正义》。《南江文钞》《南江诗钞》《南江札记》《旧五代史考异》等著作是其过世后，由后人刊刻；其二，对邵晋涵这样一位乾嘉时期学界公认的史学领袖，其过世后，对他的研究近乎空白，仅有其生前几个师友所作的墓志铭、家传、书序。如钱大昕《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王昶《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馆提调官邵君晋涵墓表》、洪亮吉《邵学士家传》、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等等。近代人对其生平事迹知之甚少，仅通过民国二十一年黄云眉所撰的《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来了解其一生事迹。相比于其好友章学诚，便先后有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补订本和孙次舟《<章实斋年谱>补正》等多部年谱。学界的研究成果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邵晋涵学术研究的深入。

对于邵氏生平事迹有比较详细介绍的年谱，首推清同治年间我六世祖朱兰所撰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因该谱长期被个人所藏，后又一直尘封库馆，因而罕为世人所见，以致学界皆以为是书早已湮没无存。民国期间，黄云眉先生作《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时，战乱频仍，取材不易，于邵晋涵《南江文钞》仅见四卷本，未得到十二卷本。《南江诗钞》仅见两卷残本，未得到四卷本，甚感遗憾。

二十世纪以来，对于邵氏的相关研究，也仅有十余人的十几篇论文。浙江大学仓修良教授的《邵晋涵史学概述》、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的《邵晋涵》、江苏师范大学杨绪敏教授的《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杜维运教授的《邵晋涵之史学》、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的《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邵晋涵对宋史研究的重要贡献》《邵晋涵在历史编撰学理论上的贡献》《章实斋与邵二云》，及台湾师范大学林良如的《邵晋涵之文献学探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讨论邵氏某一方面之成就，或对其学术作一提要钩玄之综论，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经学、史学，对邵晋涵一生的学术活动与生平作全面性研究和回顾的几乎没有。

今距黄云眉先生撰邵氏年谱已逾八十年，十二卷本《南江文钞》和四卷本《南江诗钞》足本也易见，随着更多文献史料的发现，材料多有出于黄云眉先生择取之外者。虽然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有作《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补正》，但仅对黄氏谱稍加补正，取材仍稍显狭隘。随着邵晋涵年谱的开山之作《南江先生年谱初稿》的重新发现，辑补前贤所未备，重新编撰邵氏年谱条件已成熟。但先祖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为未定稿，可就正之处也颇多。诚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所言：“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借之资，易为力也。”故而不揣谫陋，补正前人著述之疏失，以期能比较客观、完整、全面地体现邵氏一生的经历，这不仅为学界研究邵晋涵提供素材，有助于促进邵晋涵学术研究的开展，也可以对乾隆朝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作相当程度的考察，这是编撰此书之目的，相信也正是朱、黄等先贤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