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文献整理著述时期(三十一岁至五十四岁)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元年(1773—1796)

卷三　文献整理著述时期(三十一岁至五十四岁)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元年(1773—1796)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先生三十一岁。

正月初旬，章学诚至余姚访先生，盘桓数日。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章贻选按语：“癸巳春正初旬，家君访先师与姚江里第，盘桓数日。”

先生作《族祖念鲁先生行状》。以原刻未能尽善，属章学诚校订其书，将重刻以行世，未果。

《南江文钞》卷一〇《族祖念鲁先生行状》：“会稽章君学诚，笃好先生之文。遇晋涵于京师，辄问先生后嗣，形诸叹息。时抱先生之文，号于众曰：‘百余年无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学者乎，不能舍先生而他有所求矣。’嗟乎!先生去今六十年，乡里几不知其姓氏。晋涵愧不能绍其家学，而得章君为之推重不遗余力，潜德幽光，将赖以显著。詹事嘉定钱先生称章君为‘先生后世桓谭’，信矣。”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章贻选按语：“以原刻未能尽善，属学诚校订其书，将重刻以行世。然学诚以有所慎重，未果校，先生卒后，学诚索其书不能得，旋目废不能校矣。”

春，先生主讲凤阳正阳书院。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授中宪大夫升授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郑君墓志铭》：“乾隆三十八年春，余游江南之凤阳，司正阳书院讲席。”

三月，先生从寿州致书，问候远在凤阳的朱筠。四月，又从寿州致书朱筠。

《南江文钞》卷八《与朱笥河学士书》：“三月中从寿州寄札候安，不知达否?入夏来，伏惟清善，遥切企绪。晋涵到正阳书院，僻居乡曲，终日为诸生调朱墨，课吚唔，宛然村教书面目。时有老头巾及乡里豪右缪为恭敬，终日哓哓于前，大非弱干所堪。门前淮水新涨，弥望十余里，月影波澄，渔歌间作，得少佳趣。然故乡远隔二千里，寄信甚难，每见风帆，即动归思。《尔雅正义》随时编戢，尚未得定本。唐裴瑜《尔雅注》未知全书尚存否?今以《酉阳杂俎》所引者考之，如以‘鸧’为九头鸟，本于《韩诗》，其书当有可采。罗存斋《尔雅翼》词条丰蔚，然舛伪亦复不少，如‘子隽之为秭鴂，一名买’，以音相转。《太史公书》所谓‘百草奋兴，秭鴂先滜’也。《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反离骚》作鷤，字形禅变，即所谓‘鵙，伯劳也’。罗氏用旧说，以买即鷤

，则误矣。‘菼，骓也’，从鸟不从马。有《诗》疏引郑志可证，而罗氏仍俗本作骓。‘梨，山为樆；枌，白为榆’，有毛传及孙炎注可据，而罗氏不能析言之。其余宜详而略，宜略而详者甚夥，不独多引荆公《字说》为全书之疵累也。晋涵见闻浅隘，又立说必本前人，不敢臆决。偶有所得，敢质言之，如‘翦，勤也’，翦当作践，有郑注《玉藻》可证；‘顺，陈也’，当引《坊记》引《君陈》曰‘女乃顺之于外’。但汉儒未有言者，疑不敢定，惟先生有以定其训诂，敬求亮察。去岁晨夕追随，得执业请益。自秋秒拜别，瞻瞩靡从，翘首行旌，魂神飞去，计日而俟，或秋末可到凤阳谒见耳。”

二月，四库馆开。闰三月，先生以大学士刘统勋荐，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与戴震、周永年、余集、杨昌霖等同入馆编校，士林荣之，称“五征君”。除杨昌霖外，亦称“四布衣”。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征修《四库全书》，大学士刘统勋首荐先生充纂修官。金坛首以君名入告。”

《清实录》：“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闰三月，庚申朔，庚午，谕：‘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司其事。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俱着为正总裁，英廉、庆桂外并添派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

“大学士刘统勋等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盷、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原派纂修三十员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又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请派为纂修。又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更资集思广益之用。’从之。”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〇《四布衣》：“乾隆中，上特开四库全书馆，延置群儒。刘文正公荐邵学士晋涵，于文襄会荐余学士集、周编修永年、戴检讨东原于朝，上特授邵等三人编修，戴为庶吉士，皆监修四库书，时人谓之‘四布衣’云。”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乾隆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等。事具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周永年(1730—1792)，字书昌，又字书愚，号林汲山人，原籍浙江余姚，寓居山东历城。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编修，会四库开馆，召入为校勘官，专任从《永乐大典》中摘抉采遗。周永年博古好学，独嗜书，庋藏典籍甲于山左。家有林汲山房、水西书屋，积藏十万卷，编有《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借书园书目》著录三千余种。

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浙江钱塘人，乾隆丙午科进士。廷试不用，逾年，以荐征入史馆，授编修。

杨昌霖，字际时，号简斋，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山东粮道。事具朱汝珍《词林辑略》。

武康举人高文照有诗寄先生等五人，伤自己不与斯选也。

戴璐《藤阴杂记》卷二：“癸巳，四库馆开，以翰林纂辑不敷，刘文正保举进士邵晋涵、周永年，裘文达举进士余集、举人戴震，王文庄举举人杨昌霖，时称‘五征君’。武康高文照未与斯选，寄五君云：‘丹綍旁求石室书，普天光气吐蝉鱼。洽闻端赖终军豹，薄技空惭黔地驴。亡去篇增安世，载来学富惠施车。诸公衮衮蒲轮出，一夜多空风雨庐。屈指浮生几甲寅，孤身天地一微尘。魏收木榻经穿久，刘勰雕龙自鬻频。正派百川归学海(【注】此句《两浙輶轩录》作“旷典千秋遭圣世”)，空山四壁有逋臣。火官厨味宁多羡，珍重青藜照读人。”

高文照(1837—1775)，字润中，号东井，浙江武康人。乾隆甲午举人。著有《阓清山房集》。

七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将先生与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等调取进京，同司校勘。

《清实录》：“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己未，谕内阁：‘前据办理《四库全书》总裁奏，请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业经降旨允行；但念伊等尚无职任，自当予以登进之途，以示鼓励。着该总裁等留心试看年余，如果行走勤勉，实于办书有益，其进士出身者，准其与壬辰科庶吉士一体散馆，举人则准其与下科新进士一体殿试，候朕酌量降旨录用。’”

邢永福、师力武《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办理四库全书总裁奏，请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业经降旨允行，但念伊等尚无职任，自当予以登进之途，以示鼓励，着该总裁等留心试看年余，如果行走勤勉，实于办书有益，其进士出身者，准其与壬辰科庶吉士一体散馆，举人则准其与下科新进士一体殿试，候朕酌量降旨录用。’”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授中宪大夫升授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郑君墓志铭》：“余旋奉召入都，编校四库书。”

先生司职史部，凡史部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

《南江文钞》卷首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先生所职为史部。凡史部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神盖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其间文献之征，所见所闻所传闻，容有中原奢宿不克与闻者，先生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既入馆，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

【黄云眉按】惟考先生《文钞》中，所载《史记》《史记集解》《史记正义》《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记》《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及《两朝纲目备要》《通鉴前编》《通鉴纲目前编》等各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字句颇多异同。若《史记提要》《后汉书提要》《新唐书提要》，则面目迥殊。大抵《文钞》所载多议论语，而彼则多辨证语，《五代史记提要》一篇，亦小同而大异。

谭献《复堂日记》：“阅邵二云先生集诸史提要，语见渊源，深识玄解，因检官本互勘，多所删改矣。”言下似甚惋惜，兹录此四篇以资参稽。

《史记提要》云：《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迁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汉书·艺文志》作《太史公》百三十篇，附于《春秋》家；《东平思王传》亦作《太史公书》。自汉以后，乃称《史记》焉。

迁自言继《春秋》而论次其文，后之学者，疑辨相属。以今考之：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迁能伸明其义例，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要可见汉人经学，各有师承矣。其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通变。《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帙之离合先后，不必尽同，要其立纲分目，节次相成，首尾通贯，指归则一而已。世尝讥史迁义法背经训，而称其文章为创古独制，岂得为通论哉!

《史记》注传于后者三家，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其初各为一书，后人并附分注，以便检览，明监本《史记》，亦三家并列也。迁引六经之文，间易以训诂，皆本西汉诸儒之旧说。裴骃引徐广音义，多识古文奇字，复取经传训释以为《集解》，抉微学而阐隐义，赖以不坠。是迁能述经典之遗文，而骃能存先儒之轶说，考诸经古义者必归焉。不仅史法为后人所遵守也。贞、守节复推广《集解》所未备，而申以辨论，如谓《夏本纪》失载有穷后羿之事，《卫世家》宜考武公受命之年，陈佗五父，一人而分为二，阚止、宰我，二事而合为一，互引众说，以折衷其是非，视颜师古之注《汉书》，专宗班氏者为一变焉。三家注间有脱落，明震泽王氏刻本较为完善，监本取以校订字句，并存三家之注，惟《索隐》有单行本云。

《后汉书提要》云：《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其志三十卷，则取诸司马彪《续汉书》而梁刘昭为之注者也。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彪之诸志，在六朝已有单行之本，故昭独为之注。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合为一书者，考之不审也。

东汉尚气节，此书创为《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幽隐，搜罗殆尽。然史家多分门类，实滥觞于此。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辗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晋范氏阶之厉也。然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

李贤注参用裴骃、裴松之之体，于音义则省其异同，于事实则去其骈拇，征引之广博，训释之简当，为史注之善者。刘攽《刊误》，讥其末数卷援引多误，当以分曹授简，各有疏密，又急于成书，无暇覆检耳。

范书为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

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刘昭注尤谙悉于累朝掌故，荟萃群说，为之折衷，盖能承六朝诸儒群经义疏之学，而通之于史，以求其实用，亦可见其学之条贯矣。

《新唐书提要》云：《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撰。曾公亮表进其书，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语似夸诩；陈振孙又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者也。夫后人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事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寿莫不皆然，不得以此为夸诩，亦不得转以此为诋諆，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夫《唐大诰》《唐六典》，为一代典章所系，今纪传既尽去制诰之辞，而诸志又不能囊括六典之制度，徒刺取危言小说以为新奇，于史例奚当乎!芟除字句，或至失去本事，不独文义之蹇踬也。然自吴缜为《新书纠谬》，学者师其余论，吹毛索疵，莫不以《新书》为诟厉；甚至引幽怪之书，无稽之说，证《新书》为失实，是岂足以服修、祁之心哉!

平情论之：《新书》删定旧史，废传六十一篇，如薛伾、李佑等之事宜附见，韦元甫、李若祁等之行事不著，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此删并之善也。新添传三百一十篇，《后妃传》增载郭贤妃、王贤妃，《创业功臣传》增载史大奈，韩门弟子增载皇甫堤、贾岛，《忠义传》增载雷万春、南霁云，《循吏传》增载韦丹、何易于，《儒学传》增载张齐贤、啖助，《文艺传》增载吕向、张旭，《方技传》增载邢和璞、罗思远，《列女传》增载高憋女、杨烈妇，此搜罗遗佚而有裨于旧史者也。且旧史于咸通以后，纪传疏略，《新书》则于韩偓之纳忠，高仁厚之平贼，与夫雷满、赵匡凝、杨行密、李罕之之僭割，俱书于传，一代兴废之迹备焉。岂得谓其无补于旧史欤!即其删存旧文诸传，如姚崇则略载其初见十事，韩愈则载其出使王庭凑，皆合史裁，非漫然损益也。《宰相世系表》虽多附会华胄，难尽征信，要足备唐人之谱学。《艺文志》略存撰人出处，较旧史《经籍志》为稍优。综其大略，删烦补缺，亦所谓后起者易为功耳。

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今新、旧《唐书》并列学官，集长去短，各有取裁，学者亦无庸过分轩轾矣。

《五代史记提要》云：《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宋欧阳修撰。修以文章名，为此书，自谓得《春秋》遗意，当时推重其书，比诸刘向、班固。然朱子已讥其张居翰为失实，陈师道讥其李思恭、思敬为失考；又如王彦章则过事推崇，元行钦、乌震则过为诋毁，褒贬之不平，复为李心传诸人所讥议；至年月之参差，纪传之复舛，吴缜《纂误》已详言之矣。

以今考之，则前人所指摘，尚有未尽者。夫史家以网罗放失为事，故曰“其轶时时见于他说”，又曰“整齐旧闻”，李延寿《南》《北史》于旧史外时有增益，斯其为可贵也。修则不然，取旧史任意芟除，不顾其发言次第，而于旧史之外所取资者，王禹偁之《阙文》，陶岳之《史补》，陆振之《九国志》三书而已。所恨于修者，取材之不富也。

修与尹沫同学古文，法《春秋》之严谨。洙撰《五代春秋》，虽行文过隘，而大事不遗。修所撰帝纪，较《五代春秋》已为详悉矣；然于外蕃之朝贡必书，而于十国之事，俱不书于帝纪，岂十国之或奉朝贡、或通使命者，而反不得同域外之观乎!所限于修者，书法之不审也。

法度之损益，累代相承，五代虽干戈相继，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开宋者，要不可没。修极讥五代文章之陋，只述《司天》《职方》二考，而于礼乐、职官、食货之沿革，削而不书，考古者茫然于五代之成迹；即《职方考》于十国之建置，亦多疏漏。所恨于修者，掌故之不备也。

旧史但据实录，排纂事迹，无波斓意度之可观，而修则笔墨排骋，推论兴亡之迹，故读之感慨有余情，此其所由掩旧史而出其上欤!

徐无党注发明义例，疑亲得于修所口授者；然但有解诂而不详故实与音义，是亦史注之别体也。

按《四库总目提要》于《史记》但辨其文字有散佚窜易处；于《后汉书》但辨其论赞之离并，及确定八志为司马彪之作；于《新唐书》但辨宋祁之刊除诏令为非得已；于《五代史记》则但责其仅述《司天》《职方》二考为其书最大之失：故兹所录，其足资发明之处颇多，不特语气之轻重抑扬异也。

考提要所言，重在厘订，于史例本无所发明，然如《后汉书提要》谓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而以范蔚宗之多立名目为非；《新唐书提要》谓累代史官相传之法，在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而以修、祁之增省为未当(皆据《文钞》)，则先生对于修史之态度，亦可于此略见其端，惟载事立言二语，固为史家必须遵循之极轨，而以此律累代之史编，虽马、班不能无议，况在修、祁!盖数千年史学界之榛芜，不能扫而清之者，即此轻褒贬而尚挦扯之习障之也。

先生就书论书，不苟附和，于提要中能持公允之论。如《魏书》世号秽史，先生则力为开脱。

《魏书提要》云：收以修史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则当时投诉，或不尽属公论，千载而下，可以情测也。

议者云：“收受尔朱荣金，故减其恶。”夫荣之凶悖，恶着而不可掩，收未尝不书于册；至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史家微辞，乃转以是为美誉，其亦不达于文义矣。

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夫惜之先世为杨愔、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之闻人，如议者之言，将因其子孙之显贵，不为椿、津、允、祐立传而后快于心乎!《北史·阳固传》，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峡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是固未尝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固他事可传者甚夥，不因有子休之而始得传。况崔暹尝荐收修史矣，而收列崔暹于酷吏，其不询私惠如此，而谓得休之之助，遂曲笔以报德乎!

议者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于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斐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自注：《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乌足与之论史法哉!

自崔浩以修史被谤获祸，后遂酿为风气，故李庶诉于杨愔，谓魏收合诛，其一时讙讼之状，犹可概见，收之得免幸也。

然李延寿以唐臣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校异同，多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于是秽史之谤，可以一雪矣。

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魏澹之书，而于澹传存其叙例，亦史家言外之意也。澹等之书俱亡，而收书终列于正史，然则著作之业，固不系乎一时之好恶哉!(据《文钞》)

魏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矫诬处或不能尽免。当时谤史既成风气，收以德望不足服人，益予人以抨击之资，一呼百应，投诉纷纭，群众无谓，往往如此。而李百药撰《北齐书》，竟据以诋諆魏氏，岂得谓平。先生逐事驳正，为收雪千载之谤，固非有意翻案。王鸣盛亦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十七史商榷》)，与先生有同情焉。李延寿修《北史》，不本魏澹书而本收书，要非漫无所见。而赵翼深以为疑，不能自解，则云“魏收修史在北齐时，凡魏朝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庄帝纪》，元晖业所作《辨宗室录》，卷帙具在，足资采辑，故其书较为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而收书独存，是知澹书已悉本收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见《廿二史札记》卷一三)。以审订诸史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之赵翼(语见《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其强辞加罪犹如此，则益知先生此论为不容已矣。

先生于元人三史，深致不满，而以《宋史》为尤甚。其《宋史提要》云：向来论《宋史》者，俱讥其繁芜，而鲜所举正。柯维骐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宗愕数事，未能旁及。其后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约举数端：如《高宗纪》绍兴十二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传》作七月见于内殿；《朱悼传》宣和五年登进士第，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第进士，是为甲辰科，并非五年：此纪传之互异也。

《宋准传》云，李昉知贡举，摧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太宗怒，召准复试，后遂行殿试，据《选举志》，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别赐殿试，遂为常制，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苏舜钦传》云，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据《五行志》，地震在宝元元年，康定止一年，无地震事：此志传之互异也。

《杜太后传》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而《杜审琦传》则云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居长；又《太后传》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据《廷美传》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而非后军统制，又《滕康传》，韩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而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

讥《宋史》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

如《晃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慤之曾孙也。父端友。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晃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谧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晃迥传》云，迥子宗慤，据曾巩《南丰集》，宗慤父名觏，是补之实非宗慤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宋史》所叙世系，岂足尽信哉!

《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牛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一年上宜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有惠政，今《瑞麻赞姑熟帖》尚在太平，而传文缺载。然则《宋史》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

至于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汁京之破，失载王履之奉使尽节，南宋之末，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是其于忠义之士，立功之臣，尚多缺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

世泊所匡纠者，皆切中《宋史》之弊；然其前后之复沓抵悟，不一而足，世泊亦不能悉举也。

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无一人。岂竟无可考哉!抑亦姑仍东都书之旧而不为续纂也。

然如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证明，而《宋史》仍作以城降；李澣终于辽，未尝入宋，见《辽史》本传，而《宋史》仍附传于《李涛传》后：此其于通行学官之书，同修之史，尚不及引证，其参差之迹，阙遗之事，又岂可枚举乎!惟诸论尚无甚偏驳，创立《周三臣传》，亦可为后来修史之法，姑取以备一代之史而已。

《宋史》之芜陋如是，宜明以来思改幕者甚多，而先生与章学诚亦欲相约以撰新史也。

以上述先生提要大概。

鲁九皋有答先生书，知先生已撰《尔雅正义》，指出《尔雅》为治经不可或缺之工具，六经之阶梯。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四《鲁絜非先生仕骥答先生书》：“仲春致一书于周君静函，足下朝夕相聚之际，知必辱垂鉴也。比承手书，知自卫河别后，三年中所得山水读书之益，至富极宏。《尔雅》一书，为六经阶梯，通于此者，其于诸经纵横左右，无不贯串。往为高邮任君领从序其《尔雅笺补》，曾谬论及此。足下今奋然撰《正义》，旁罗广搜，义期谛当，此书一出，其有功于学者匪浅，愿条理早成，仆得早读为快也。《宋史》浩烦，谬误颇多，足下考异，其中亦稍有驳正否?温公《通鉴》之成，当时能读者已不多觏，其书选择精详，法戒备具，锡名资治，良不虚也。明方山薛氏，采宋元两朝事迹为《续通鉴》，颇不惬于鄙衷，顾粗疏未敢轻置议论耳。足下因读《宋史》而修其书，殆亦有见于薛书之未当与?愿勉之慎之焉。承示及观庄之座主、同年程鱼门爱惜之意，剧深铭感，然仆正得以藏拙荒山为率耳。况有老亲在堂，安敢妄觑非分也。鱼门学兄亦于台山来晤时，始得知之。甚矣!仆之孤陋也。读东原先生所注屈子赋，益深向往，相见时并为致谢是荷。”

在京师，先生时与孔继涵、秦端厓等好友宴集。

孔继涵《杂体文稿》卷三《因居记》：“丁丑冬，移居东城。敝庐东偏，本陶氏故宅，独存厅，事花竹森蔚不欲撤而新之，略为葺整，仍以因居颜之。……后十有四年释褐官京师。次年之春移居。……数过从者，钱唐卢抱经文弨、嘉兴钱晓征大昕、休宁戴东原震、程瑶田易田、长洲胡东表士震、大兴朱笥河筠、歙程鱼门晋芳、杭郡邵二云晋涵、鹤庆李仙嵓根玉、兴化任幼植大椿、桐城姚惜抱鼐、历下周林汲永年、扬州罗金牛聘、吴张痩铜埙、汪明之元亮屡宴集其中。”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三《吴胥石五代史记纂误补序》：“胥石为人恂恂，口吃间发，一言杂以恢噱，今人自废。其在京师交邵二云、周书昌、章实斋皆以问学著称，而胥石与为颉颃比。”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诗集卷一二《哭从弟端厓司业》：“有母尚留华发在，几人先种白杨多。”自注：“向在京师，与端厓为癸亥同庚之会，共十二人。今十二人中余姚邵二云、石门陈远山、天津张啸厓皆没。”

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猝逝于上朝途中，乾隆帝闻讯慨叹失去股肱之臣，亲望吊唁，追授太傅，谥号“文正”。先生作《刘文正公祭文》以记之。

《南江文钞》卷一〇《刘文正公祭文》：“呜呼!大儒之效，至诚经纶，鸿规盛业，秉神固而宣道管者，亘百世而常尊。维公以刚健闳毅之学，赓飏一德，敷化调元；以四十年之恪忱靖位，黼黻圣治。长百僚而掌邦钧，镇以圭肃，被以春温。其垂范也，屹如山岳；其观化也，返于星辰。备纯徽于终始，昭一代之完人。惟是菀结而怆溯者，缅训育之恩。

“自某等之受知也，在重光单遏之春，举乡校之声，诵韩、范对拟天人者，幸游于门，执巾卷以序进，承迪论之清敦。公尝言：‘衡量造进，典秩孔殷，士励初节，不以缄退为简，不以趋承见亲，故门无私谒，座无密宾，各勖尔志，广业维勤。’逮某等分司词馆，奉职省垣，因时教课，进接光颜。每交勉以夙夜，执事之有虔，必臣职之无忝，乃臣分之克安。修期盛望，昭示恳谆。感春风之煦惠，胥镂襟而勒绅。窃窥公之素养，高重任而裕如，荷宠光而益慎者，悉本于诚肫，盖具古大臣勿欺之志。扬精白以对枫宸，用能昭德音于盛世，与皋夔而比伦，宜永锡以平格，重人瑞于凤麟。岂谓尾箕上引，泰斗沉沦，霜凝惨淡，雨泣汍澜。凡承辉与接景，咸摧悼而惊潸；矧门墙之后，列奉清诲以三年者哉?

“昔人有言：‘酬知答遇，务淑其身，进提退发，绵邈如存。’仰神灵之垂著，其敢忘夫绪言!惟瞻瞩之靡向，畴振德以省愆。只期系夫师训，长如奉于几筵。肃陈苹藻，敬荐清樽。歌梁木而凄咽，冀肸蠁之有闻。”

四库馆诏征遗书，先生进家藏书若干。《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家藏本五种，一百二十卷，其中经部二种，十四卷；史部二种，四十六卷；子部一种，六十卷。入存目三种。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编修邵晋涵家藏本”简目：

经部：易类存目，《易说存悔》二卷，清汪宪撰；五经总义类存目，《冬余经说》十二卷，清邵向荣撰。

史部：编年类，《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宋金履祥撰；编年类存目，《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明南轩撰。

子部：医家类，《二续名医类案》六十卷，清魏子琇撰。

兵部郎中汪启淑嗜藏书，大吏缮进其家善本，汪启淑存其副以资省览，其藏书室曰“爱吾庐”，先生为之作铭。

《南江文钞》卷八《爱吾庐铭》：“陶彭泽简洁省旷，旧家林，寄情物外，顾心好异书，薄身而厚志。其诗曰‘我亦爱吾庐’，又曰‘时还读我书’。心迹既远时，就树阴风案，披展卷帙，与素心人欣赏析疑，此吾庐所为可爱也。汪驾部讱庵笃志嗜古，插架数万卷。岁癸巳，诏征遗书，大吏缮进其家善本。汪君复录存其副，以资省览，颜其室曰‘爱吾’，殆与陶公有同好欤?余好书而无力，将就庐假未见书偿所愿焉。爰为之铭曰：积书之岩，津逮者稀。我有真爱，万卷粉披。景卿呵护，精神贯之。惠而推爱，愿奉一瓻。”

汪启淑(1728—1799)，字秀峰，号讱庵，一字慎仪。自称“印癖先生”。清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篆刻家。安徽歙县人，居于杭州。家以经商致富，遂捐官为工部都水司郎中，迁至兵部郎中。喜交友，与厉鹗、杭世骏、朱樟结“南屏诗社”。嗜古代印章，曾搜罗周、秦迄宋、元、明各朝印章数万钮。又精纂刻，在巨珠上刻篆文，以补诸品中所未备。著有《水槽清暇录》《集古印存》《汉铜印原》《焠掌录》《讱庵诗存》等书。

十二月十六日，余姚保极堂周氏续谱告竣，先生因周氏后裔孚先、国桢等之请为撰谱序。

民国《余姚保极堂周氏宗谱》序：“事有先人创之于前，而后人不为继述，则先人之泽遂湮。后有贤子孙兴，欲表彰前人基业，恒苦于无所考据，故善继善述，圣人尊为达孝焉。

“吾姚周氏素称望族，自宋迄今，代有名人。其近而最著者，于有明之季尤盛。夫名人间出，则世泽之留遗不少，望族既大，则子姓之生齿日繁。前人立谱以睦九族，以昭世守，别亲疏，明异同，兴仁让义，奕世勿替，此创谱之意也。独是创者有人而续者阙如，非特将来子姓混淆，其弊不可胜计。即先人之世泽，亦何能光昭于世而庆流长哉?癸巳冬，周氏后裔孚先、国桢、懿文、行楷诸子毅然以续谱自任，捐资若干，付诸剞劂，帙成五卷。而问序于余，余阅是谱，知周氏作述之功远矣。自明以前为周氏旧谱，合鄞之小皎而别传于双雁者，卷帙繁多，不及备载。其新谱创自惩斋公，源委分明，著作灿然，继以敬吾公，考订详悉，规模大备，以后复为之修缉编次者则有九枳、启明、胜万诸子，绵绵相沿至今。又越数十年，是谱之续固不容缓矣。然考原本宗图，遵家礼兼欧公谱式。今参以苏公之法，其记序行传，有不相符者，亦略为删改。或疑为变祖制，余曰：‘此正子孙之善于继述。’真西山云：‘当持守而持守，固继述也。当变通而变通，亦继述也。’斯言深得善字之旨矣。是谱所载其班班可考者，悉遵旧制，其荒远难稽者，阙以传疑。至其谱式，仍以五服图移意，而挂以朱丝，世系支派更觉一览昭然。嗟乎!自有此续，使前人之世泽常新，而亢宗之道得矣。使后人之亲疏洞悉，而贻谋之义宏矣。且使阅谱者孝弟之心以生，亲睦之谊以敦，厥功甚巨，得不谓之善继善述乎?余故即续之义以为序。时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季冬既望之吉，赐进士出身钦赐翰林院庶吉士、年家眷弟邵晋涵拜撰。”

冬，程晋芳招同年销寒会。

《南江文钞》卷六《销寒叠韵诗序》：“余忆同年销寒之会，始于程鱼门，是为癸巳之冬。”

先生摹拓余姚《续兰亭会图石刻》，赠与钱大昕。先生先前曾有咏续兰亭会诗。

光绪《余姚县志》卷一六《金石》：“元代至正二十年，余姚有秘图山续兰亭会。在学宫名宦祠东壁有《续兰亭会图石刻》，碑高三尺八寸，广一尺九寸，分四列，首列图，次三四列各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额篆四。江浙行省郎中天台刘仁本叙并书，江浙行枢密院都事谢理篆额，四明胡伸瑛刻。”

《潜研堂金石文跋》卷二〇《续兰亭诗并序》：“右续兰亭会诗并叙，余姚邵吉士晋涵拓以遗余，碑分四段，最上一层为图，水石竹木。极秀润，中有方池，引以为曲水者也。池上为雩咏亭，其中为高风阁，旁皆有题字。次二层则刘仁本所为叙，三四层则诸人诗也。叙称修褉来会四十二人，今所存者惟仁本以下十二人，诗各二篇，意当时本刻二碑，而亡其一乎?”

《南江诗钞》卷一《姚江棹歌》：“秘图烟霞胜兰亭，群屐风流此旧经。认取参军雩咏处，紫薇花煖柳条青。”诗注：“《列朝诗集·刘仁本治师》：余姚合吴越名士于秘图左麓分韵赋诗，效兰亭故事。”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先生三十二岁。

在京师，仍纂校《四库全书》，兼辑《续三通》。

《南江文钞》卷五《广西乡试录序》：“三十八年春，蒙恩召自田间，充《四库全书》纂修官，补选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仍纂校《四库全书》，兼辑《续三通》，循分编摩，未有涓埃报称。兹复畀以衡文之任，弥深感悚。”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序》：“昔邵学士晋涵纂书三通馆，檄取海内石刻，进之内廷，编书以续郑樵《金石略》，录其副本，举以相赠。”

《续通志》凡例：“《金石略》郑志所录，原本欧阳修、赵明诚诸家著录，粗具撰人姓氏，而多未详碑竭所在。今所续纂依郑志图谱之例，以今有、今无分载，取唐以前郑志所未录者为一卷，五代以下为二卷。分缀撰书姓氏，建立之年，与现存之地，并详确考核。其散佚难稽者，另为一卷。至前人著录之误，兼为辨证焉。”

六月，同乡史湛谒选京师，携宗谱乞序于先生。

民国《余姚史氏宗谱》序：“《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自官失其传，《大戴记》首述系姓，后如杜预之《春秋世族谱》，则谱学附之于经。至应劭之述系姓，王符之论氏姓，又辅经而行者也。至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原。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以谱学附之于史。其勒为专书，编分类次者，若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贾希鉴《氏族要状》，胥能补史传所未备。五代以后，谱学散失，于是士大夫之述家谱者，或推始迁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远，仅以叙同居之昭穆，而于受姓别族之源流，多未暇及，谱学之失传，所从来远矣。

史澹园先生修宗谱既成，谒选京师，携以见示，则始自京兆杜陵，至壮侯定居溧阳，为大宗。后自溧阳而迁鄞县，自鄞县而迁余姚。数千年之昭穆，如貾诸掌。洎迁姚以来，代有传人，为时标准，岿然树乡国之乔木，佑启其后昆，世守诗书之泽，以昌其门第，非所称能世其家，保世而滋大哉!先生曰：‘谱之修，先大夫织庵公之志也。先大夫历官燕、齐，每以合族姓明谱系为念。迨迎养晋阳，又以续修谱系垂于庭训，近年需次里居，不为厘定，是隳先人之遗绪也，恶乎敢乃?考先世之庆传录、分徙录与家藏之世系谱序，荟萃编次，删冗补遗，书从其实而不敢有文饰焉，庶几毋忘继述云尔。’然则先生之编辑，皆蔼然孝弟之思也。读其书可知其敦睦矣。夫自奠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古书之传者，今惟林宝《元和姓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犹存，《永乐大典》中可考唐宋盛时之谱学，至郑夹漈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易》曰‘君子以类族辩物’，将欲辨锡土，授姓之始，汇专家以成通谱，不诚于是编而有取与。乾隆三十九年岁在阙逢敦牂六月邵晋涵拜撰。”

史湛(1730—1770)，字得凝，号澹园。父史锦，举人，官济宁知州。史湛随父学习吏事，遵豫工例授山西猗氏知县。于乾隆三十年倡建“郇阳书院”。猗氏城墙坍塌，史湛亲自督工完筑，获得循良之声。后任榆次知县。丁外艰，服除补湖北嘉鱼，修葺凤鸣书院。后调潜江、钟祥。计功升襄阳同知、武昌知府、襄阳知府、陕西榆绥兵备道。因积劳成疾，病死于任上。赠太仆寺卿，荫一子，赐祭银，从祀昭忠祠。事具民国《余姚史氏宗谱》。

先生子秉恒与童二树先生之女订婚，童北砚促成之。

《南江文钞》卷一〇《祭童北砚四兄祭文》：“迨重遘于敦牂兮，君方游历夫燕都。”又云：“申以婚姻之好兮，绵旧泽于崔庐。”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先生三十三岁。

春，孔继涵招先生、翁方刚等在其寓斋雅集，同赋高丽茶花，张埙有诗记之。

张埙《竹叶庵文集》卷九《孔荭谷部曹招同翁覃溪、吴泰交二翰林，程鱼门、陈伯恩、姚姬传、洪素人四部曹，戴东原、邵二云二征君小集寓斋，同赋高丽茶花》：“采花上船附贡使，天风吹到瓣与须。孔君好事勤搜罗，招集京华旧酒徒。阳羡建溪不解渴，火爇松明领一壶。”

孔继涵(1739—1783)，字体生，一字埔孟，号荭谷，别号南州、昌平山人，山东曲阜人。系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之孙。乾隆二十五年举人，三十六年恩科进士。与戴东原、周永年、姚鼐、罗聘等人交往至深。任户部河南司主事兼理军需局事，兼《日下旧闻考》纂修官，诰授朝议大夫。既藏书又校书，手校数千百帙，集汉唐以来金石刻千余种。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世，葬于孔林东北隅。

四月，王念孙、汪辉祖，先生门人如皋戴联奎中乙未科进士。戴震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

姚莹《东溟外集》卷三《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戴公墓志铭》：“乾隆三十九年，乡试以顺天解元，明年成进士，授庶吉士。……少笃学，从邵二云先生受经，为文有声。”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老人。江苏高邮人。王引之之父。自幼聪慧，八岁读完十三经，旁涉《史》《鉴》。乾隆四十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事具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

戴联奎(1751—1822)，字紫垣，江苏如皋人。乾隆三十九年中顺天府解元，次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升为编修。嘉庆元年后升任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户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先后典试云南、江西，督学安徽、浙江，任经筵讲官、会试大总裁。道光二年殁于浙江任处，奉旨归葬于如皋县张草港。

四月二十八日，散馆，先生授翰林院编修。

《清实录》：“四十年四月乙已，内阁翰林院带领壬辰科散馆修撰、编修、庶吉士引见，得旨：‘此次散馆之编修俞大猷，业经授职。其清书庶吉士黄寿龄、平怒、李尧栋、茅元铭、许兆椿、周厚辕俱着授为编修，王坦修着授为检讨。汉书庶吉士余集、沈孙琏、朱绂、潘曾起、苏青鳌、裴谦、百龄、季镕、庄通敏、邹炳泰、邵晋涵、方炜、莫瞻菉、朱攸、闵惇大、周永年俱着授为编修，彭元珫、萧九成、图敏、王汝嘉、黎溢海、张家驹、王福清俱着授为检讨，王兆泰、陈国玺、陈科鋗俱着以部属用。此次因办理《四库全书》，需员纂校，是以散馆人员较上次少，而留馆者转多，后不为例’。”

七月，《旧五代史》缮写进呈本成。

【黄云眉按】自欧阳修《五代史记》出，而薛居正《旧五代史》废，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按《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与梨洲先生书，有“拙著《十国春秋》，专俟薛居正《旧五代史》略为校雠，遂尔卒业，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沧兄之便，希慨寄敝斋”等语，是梨洲先生亦曾有其书。惟先生身后一火，所收书失去大半，郑性理而出之，虽尚得三万卷，而是书已渺不可得矣。见《鲒埼亭集》外编《二老阁藏书记》。)

然割裂淆乱，已非其旧。先生乃会粹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北梦琐言》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与五代碑碣尚存者，以资辨证。卷帙悉符原书。书成，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官，诏从之，并制七言八韵诗题其首。然先生辑此书时，原注有《大典》卷数，及采补书名卷数，俾读者于《薛史》面目仍可据以寻究，而武英殿刊本乃尽删之，岂先生之意哉!(按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一《钞本<旧五代史>》谓“《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以其注明《大典》卷数及采补书名卷数，具知存缺章句，不没其实也。《四库全书》本如此，后武英殿镌本遂尽删之。曾屡争之总裁，不见听。于是《薛史》真面目，不可寻究，后人引用多致误矣”云云。则知当时已有反对删注者矣。又按《神州日报》载近人汪德渊谓彼所得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薛氏《五代史》一百五十卷，较今《旧五代史》，不特篇第异同甚多，即文字亦十增三四，至《梁太祖纪》一篇，今《旧五代史》与《薛史》全然不同云云，则薛氏原书，固尚在人间也。又按德渊《货书记》，是书于民国四年三月货于粤估，不知此粤估又货于何人耳。

又先生《旧五代史考异》文，武英殿刊本未全录，今库本已有全本，可按也。会稽徐氏铸学斋藏《旧五代史考异》述史楼蓝格抄本六卷，今不知尚在否?马用锡跋：“丁卯秋中，用锡自江右归，仲咫大令以是书属校，盖二云先生在四库馆日辑《薛史》而作。其中证向事故，諟正违合，有裴注《三国》之风，与校雠家言不同。大令方谋绣梓，惜迫于首涂，未遑条检，书此而归之。”余曾于乡前辈处见《考异》稿本，签补甚多，细按之，乃先录殿本，而后以库本足之，其所签补，正皆库本所有者，知非先生手稿也。留所辑路振《九国志》稿于孔继涵处。此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虽卷帙残缺，而所存诸传，俱首尾完善，可补五代正史之遗。故先生编校《旧五代史》时，尝采用之。次年，继涵属周梦棠重为编次，得列传一百三十六篇，厘为十二卷。)

先生母袁太夫人卒，年六十有八。同乡公祭于邸舍，秀水沈叔埏撰祭文，章学诚撰墓志铭。

沈叔埏《颐彩堂文集》卷一六《同乡公祭邵母袁太孺人文》：“惟太孺人之蕴粹于瑶胄兮，陆学溯慈湖之表。归于邵而近在姚江兮，江似篆而山丹。既性成乎婉嫕兮，乃内则之夙娴。”

沈叔埏(1736—1803)，字创舟，一字埴为，号双湖，浙江秀水人。乾隆三十年，高宗南巡，召试列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方略馆《一统志》《通鉴辑览》分校，及《历代职官表》协修官。又充《四库全书》武英殿分校。五十二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到部未十日，即乞养归。筑室锦带、宝带二湖间，学者称“双湖先生”。著有《颐彩堂文集》十六卷，事具《清史列传》。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六章学诚《袁太宜人墓志铭》：“母袁姓，慈溪县学生员苏升女也。……袁府君又尝撰次待诏遗文家世，传业于邵氏，并以文学著声。婚姻之间，相为师友，及见封公所为文，甚奇其才，以夫人归焉。夫人容止端丽，举动有大家风。……夫人幼受章句于母氏，益以家学见闻，故于明史尤熟。虽家人语，具有根柢，异于委巷传闻，课诸子，有规矩。自孩提时，虽一饮食，必有法度。每用一笼盛果饵，悬荆其上，日食差不如约，即予笞，以谓儿时姑息，饮食自由，人之无恒，或兆于此，比晋涵登乡举，夫人教以读书，勿与闻门外事。……初袁府君有田和山之阳，世以耕读起家。夫人幼稔田家事，水火耕耨，坟隰粟菽所宜，讲求甚悉。归封公，有奁田十亩，夫人既治织纴，躬课耕获。内自刻苦，撙节自蓄，晚岁广田逾十倍。封公故授经，束脩所入，以为恒产，无寸土也。夫人以儒业，家世孝友，其天性也。顾善治生，治生若米盐，至织细矣。乃能通古今，权理要。呜呼!若妇人者，刘向所传，曹大家所颂，按古仁智贤哲之伦，庶几近是。”

冬，章学诚入都，遇张羲年于先生寓所。其时，先生丁内忧，治装欲南归，张羲年为之筹划行事。

《南江文钞》卷四《销寒叠韵诗》序：“癸巳冬，招销寒会。越二年，余南归。”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九《庚辛间亡友录·张羲年》：“余乙未入都，始识君于邵编修晋涵家。时邵方以内艰，治装且归，君为筹画行事，知其能为人谋，称尽心也。”

冬，先生为汪辉祖母王孺人作墓志铭。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乾隆四十年”条：“(五月)十六日，得家书，王太宜人于三月二十六日弃养，遂呈报丁忧。因留数日于乡祠治丧，撰考妣行述，乞周海先生作墓表，邵二云先生作墓志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淇县典史汪公暨配方孺人旌表双节继配王孺人侧室徐孺人合葬墓志铭》：“公讳楷，字南有。汪氏先世出唐越国公华，后自婺源迁于鄞，又自鄞迁萧山之大义村，遂世为萧山人。曾祖造，祖必正，考之瀚，妣沈太孺人。……先是，公娶方孺人，几十年未有子，纳徐孺人为副室。居一年，举男子一人。公贾亦日赢，以资补河南淇县典史。赴淇之三年，方孺人卒于家。其明年，继室以王孺人。王孺人，会稽名族。徐孺人，则家世单寒矣。然而两孺人交相爱也，交相敬也。……公卒广东，为乾隆五年十二月辛亥，生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乙亥，年四十有六。孤子辉祖，是年十一岁。徐孺人以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卒，距生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辛卯，年五十有一。卒后两年，浙江大吏以事上闻，得旨，与王孺人并旌节孝。后四年，太岁在著雍困敦，建双节坊大义村。是年，辉祖举于乡。后七年，辉祖成进士。是年三月癸酉，王孺人卒。距生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癸巳，年六十有三。辉祖自京师奔丧归，以是年十一月乙酉，合葬于山阴县清和里秀山之阡。男子一，即辉祖，湖南宁远县知县。女子四，陈钰、孙世采、陈柔之、沈仁埈，其婿也。孙男五，继坊，乾隆丙午科举人，继墉、继垿、继培、继堉。孙女四。辉祖交于晋涵也久，属为铭。晋涵惧无能彰著潜德，屡易稿未成，而辉祖亟言之不已，乃勉为之。”

冬，宁波汤氏重建家庙落成，汤容煨以碑记谒先生，先生为撰《汤氏家庙碑记》。

《南江文钞》卷五《汤氏家庙碑记》：“宁波汤氏，望族也。故有家庙。乾隆二十三年岁著雍摄提格，不戒于火。逾年重建，益拓其前基，广一楹为五楹，阶深堂邃，黝垩丹雘，焕如翼如。奉住入庙，祀絜神妥。凡汤氏之子孙，群在以时行礼。既，皆喜悦，则称颂曰：‘此兰谷先生副室，何孺人所经营也。’孺人早岁持节，教子容煨有法，乃殷然念先泽，黾勉立庙。既独构庙旁地，鸠工饬材，授板筑，视畚挶，悉中条理。自缔造至落成，无所推诿。四十年冬，病垂没，犹以未见义塾为遗憾，命容煨续成之。是则孺人之功，于汤氏甚大，法宜斲石以纪其成。而容煨以记谒于余，余惟尊祖敬宗之义，莫先立庙。”

高文照公车北上，客死都门，年仅三十九岁。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五：“高文照，号东井，浙江武康人。甲午孝廉，洽闻强记，青年而著作等身。乙未，公车北上，客寓都门，集遂散失。”

戴璐《吴兴诗话》卷一〇：“高孝廉文照，字润中，号东井，植子。自幼随任九江，作怀古诗出语惊人，久游江左，集已裒然。乙酉拔贡，甲午举人，乙未殁于京师，无后。”

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一三：“近日浙江词坛以高东井为雄长，诗名与江左黄仲则埒。二君高才早逝，世颇惜之。”

《尔雅正义》稿成，先生自序言是书声音衍变，叙述秩然不混。

《南江文钞》卷五《尔雅正义序》：“上古结绳为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三辰以固民。至于成周，文章大备，训诂日滋，元圣周公始作《尔雅》，以观政辨言。周室既衰，群言淆乱、折衷至圣，六艺以彰，七十子之徒发明章句，增成其义，传《尔雅》三篇。其为书也，重辞累言而意旨同受，依声得义而假借相成。宫器用之度，岁时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虫鱼鸟兽之散殊，或因事以为名，或比类以合谊。其事则睹指而可识，其形则随象而可见，通贯六书，发挥六艺，聚类同条，杂而不越。敷绎圣训，则天地万物之情著矣；扬于王廷，则宣教明化之用远矣。

“汉初经始萌芽，《尔雅》尝立博士。厥后五经并立，其业益显，通才达儒，依于《尔雅》，传释典艺；沉潜乎训诂，洞彻其指归，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矣。魏、晋以降，崇尚虚无，说经者务为凿空凭臆，违离道本。《尔雅》之学，殆将废坠。唯郭景纯明于古文，研核小学，择撢群艺，博综旧闻，为《尔雅》作注。援据经传，以明故训之隐滞；旁采谣谚，以通古今之异言。制度则准诸礼经，薮泽则测其地望。诠度物类，多得之目验。故能详其形声，辨其名实，词约而义博，事核而旨远。盖旧时诸家之注，未能或先之也。为之疏者，旧有孙炎、高琏二家，今皆不传。邢氏疏成于宋初，多掇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间采《尚书》《礼记》正义，复多缺略，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取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

“晋涵少蒙义方，获受《雅》训。长涉诸经，益知《尔雅》为五经之錧辖。而世所传本，文字异同，不免讹舛。郭注亦多脱落。俗说流行，古义寖晦。爰据唐石经及宋椠本及诸书所征引者，审定经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义，绎其义蕴，彰其隐赜。窃以释经之体，事必择善而从，义非一端可尽。汉人治《尔雅》，若舍人、刘散、樊光、李巡、孙炎之注，遗文佚句，散见群集。梁有沈旋《集注》，陈有顾野王《音义》，唐有裴瑜《注》，征引所及，仅存数语。或与郭注符合，或与郭义乖违，同者宜得其会通，异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为主，无妨兼采诸家，分疏于下，用俟辩章，譬川流而汇其支渎，非木落而离其本根也。郭注体崇矜慎，义有幽隐，或云未详。今考齐、鲁、韩《诗》，马融、郑康成之《易》注、《书》注，以及诸经旧说，会粹群书，尚存梗概，取证雅训，辞意了然。其迹涉疑似，仍缺而不论，确有据者，补所未备。附尺牍于崇邱，勉千虑之一得，所以存古义也。郭氏多引《诗》文为证，陋儒不察，遂谓《尔雅》专用释《诗》。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声音递转，文字日孳，声近之字，义存乎声。自隶体变更，韵书割裂，古音渐失，因致古义渐湮。今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因是以阐扬古训，辨识古文，远可依类以推，近可举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古今异称，后人辑为专书，语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实者，详其形状之殊，辨其沿袭之误。其未得实验者，择从旧说，以近古为征，不敢为亿必之说，犹郭氏志也。

“惟是受性颛愚，识限方域，粗事编辑，固陋是虞。维时盛治右文，翊经惇学，秘简鸿章，汇昭壁府，幸得以管窥锥指之学，观书石室，闻见所资，时有增益。岁在旃蒙协洽，始具简编，舟车南北，恒用自随，意有省会，仍多点窜，十载于兹，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遗忘，耳目所接，时或失焉。抱残守缺，凛凛乎以不克闻过为惧；勉出所业，就正当世俊哲洪秀伟彦之伦。叩其两端，匡厥纷缪，企而望之。”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先生三十四岁。

先生为好友山阴陶廷珍母作家传。

《南江文钞》卷九《陶室孙孺人家传》：“孺人姓孙氏，山阴阳川里人。祖讳绍曾，康熙中为名御史。考讳书玉，国子监生。母姚以节孝，旌孺人。……年二十二，归陶篁村先生。陶氏故绍兴望族，以讲学能文世其家，二百年仕宦多清白，无一垄之殖以遗子孙。……丙申正月二日卒，年六十有四。子二人，廷珍，辛卯科举人，分发甘肃候补知县；廷琡，辛丑科进士。孙二人，孙女五人。

论曰：晋涵与廷珍、廷琡为昆弟交，延珍客京师，尝述幼多病善啼，太孺人抱起，夜盘姗行室中，复恐贻章太安人忧，则于帐中跽两膝旋行达旦，语哽咽不成声，至流涕。乙未冬，廷珍闻太孺人疾，仓猝归。晋涵以丁吾母忧南奔，廷珍犹及侍母疾数日，而晋涵抱恨终天，腼颜人世，视廷珍有余愧矣!”

陶廷珍，字效川，号午庄，浙江会稽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官肃州州同。著《午庄赋草》《天目》《远游》《鸡肋》《仇池》《关河》等集。事具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三一。

同邑张廷枚辑《国朝姚江诗存》，先生为其访求佚诗，选辑诗作。其中朱舜水之《泊舟稿》系先生从宁波搜录寄给张廷枚，首次见诸于家乡诗集。

张廷枚《国朝姚江诗存》卷四“朱之屿”条案语：“朱之屿，字楚屿，有《泊舟稿》。楚屿先生诗已无从访求，邵二云太史自甬上搜寄登之，足窥半豹矣。”

谢宝书《姚江诗录》卷四岑振祖有《郑八逸之购<姚江诗存>一册，得见先曾伯祖青严公、曾祖寄亭公、伯祖春江公诸诗皆先子在日录呈邵二云太史入选感而有作》一首。

三月十五日，先生为张廷枚所辑《姚江诗存》撰序。

邵晋涵《国朝姚江诗存》序：“吾友张君罗山，世居余姚，诵法先民，而性沉风雅。录本朝余姚诗人诗，搜采幽微，稽其爵系而载之，缀以诗话，编为十二卷。持捻子曰：‘自黄先生后康熙六十年，复野倪先生又有《续佚诗》之刻。距今五十年，莫有继者，此后进之责也。国初耆旧者，若吕蓼园、谭曼方、邵得鲁、朱楚屿诸君子，四方士大夫，往往推重其风节，遗文零落，不尽流播。其诗仅有传者，尤不可不亟为著录也。书渐具，子为我叙之。’……罗山为此书，凡阅数年，甚勤，而编次、条理甚得。所录诗多和平敦厚大雅之音，命曰《诗存》者，盖兼取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之义云尔，大清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望日邵晋涵谨撰。”

夏，先生自京师归，过阳湖访洪稚存，不值。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八《送邵秘校晋涵入都补官诗》自注：“丙申夏，君奉讳南归，访余于里门，不值。”

夏，先生从振绮堂汪氏钞《归田类稿》，托罗台山携京送周永年。

周永年《重刊元张文忠公<归田类稿>》序：“及二云以艰归，丙申夏，始从振绮堂汪氏钞一本，托瑞金罗台山携以来。余得之狂喜，缮以副本送馆。”

八、九月，先生同年翰林院编修王增父母先后谢世，先生分别为撰墓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敕封儒林郎翰林院编修王云岩先生墓志铭》：“山阴王云岩先生以疾卒于京师寓庐，其子编修增终日伏地哭，瞿瞿梅梅，言不成声。伤先生在时食贫，游四方，未享迎养之乐，遽捐宾客，辄长号不己。既得奉柩归葬，乃具行述属铭于其友邵晋涵。晋涵素以父执事先生，又与编修同举南省，习编修家世，不敢辞也。先生讳武彬，字符震，别字云岩，系出琅琊。先世随宋南渡，卜居会稽五云乡，迁山阴南枫林。曾祖讳某，祖讳彦瀛，山东平阴县典史。考讳心枚，有学行，以孙贵赠翰林院编修。妣沈氏，赠安人。……乾隆三十九年病卒，年六十二，封翰林院编修。娶朱氏，封安人。子二人：长增，辛卯科进士及第，即编修也；次墫。女一人。……四十一年八月葬于黄莺溇。于古法宜铭，铭曰：视所不取贫为难，以白华养无愧颜。山阴之原隆其阡，潜德弗曜启后贤。”

《南江文钞》卷一一《敕封安人王母朱太安人墓志铭》：“乾隆四十一年，同年友编修王君葬其考云岩府君于黄莺溇，晋涵为之铭。逾月，而其妣朱太安人即世，将合葬焉，复具述，寓书属铭于晋涵。按述：太安人朱氏，山阴白洋里人。高祖燮元，明少师兵部尚书总督军务。曾祖兆宁，明锦衣卫指挥。祖路，考份，俱县学生。……卒年六十三。年二十三归府君，三十六年封安人。子女具府君志中。”

王增，字西霞，号巳亭，浙江会稽人。乾隆三十六年一甲二名进士，由编修改官河南祥符知县。著有《迟云书屋诗遗》。事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一〇。

是年，皇上崇奖忠贞，命赐明代殉节诸臣谥典。张国维赐谥“忠敏”，族孙建张忠敏公祠，先生有诗。

《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戴璐《忠敏张公建祠碑记》：“乾隆四十有一年，皇上崇奖忠贞，命锡明代殉节诸臣谥典。廷议，生平大节卓然可称，而又艰难自靖，百折不回，应专谥者二十六人。而以东阳督师少傅武英殿大学士张公国维保障岩疆，支撑余烬，心坚抱义，力矢全忠，请谥忠敏。制曰：可。遂命有司崇祀。其后裔愿于祠墓镌立碑石者，听。公族孙遂于冲素祠侧别建祠亭，恭悬御制诗文，以昭圣天子扶植纲常之旷典，而属璐为记。”

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附录卷五邵晋涵《东阳张忠敏公赐谥建祠作》：“便是归来死未迟，五陵佳气忆迷离。一峰天柱浙东蹶，三极星垣箕尾骑。青史江湖留后案，白头松柏老前知(自注：公抚吴，贼犯桐城等县，须发一夕顿白)。只今纶诰颁黄阁，檐角峥嵘转画旗。”

秋，先生为刘宗周撰像赞。

《南江文钞》卷八《刘忠介公像赞(有引)》：“乾隆三十八年夏，开《四库全书》馆，四方大吏甄采书籍进呈。上览蕺山刘子遗书，嘉其立朝蹇谔，致命遂志，卓然为一代完人，所撰经说及文集悉著录文渊阁。四十年冬，诏表彰明末殉节诸臣，特赐谥曰‘忠介’。晋涵备员纂修官，得先读温谕，具书于册。窃谓公之学本于意诚，诚至则无不格，故能系社稷之重，折佥壬之心，树名义之防，熄佛老之焰，虽遏抑于末季，而百余年后得邀昭代圣主之知。语所云‘躬行有得’者，公实允蹈之矣。晋涵少慕公为人，长而颓废，不克承公之学。今年秋，见公遗像，悲感欷歔!谨识赞语，以伸平时景仰之私，且以警余怠焉。其词曰：夙龄私淑，曰子刘子。今展遗容，与梦见似。公宣道箢，经纶至诚。功操慎独，睟面润身。群小侧目，正色立朝。立诚为干，屹不动摇。居朝日少，居乡教授。古社证人，德言善牖。人谱聿传，绍闻兴起。后公百年，忝公乡里。年逾四十，曾未闻道。对公之容，抚膺自悼。公有定论，乡曲非私，立廉振懦，百世之师。”

七月，陈洪绶有《饮中八仙图》，先生以杜子美《饮中八仙歌》题之。

《白描饮中八仙图》邵晋涵跋：“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脶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才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录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丙申年秋月，邵晋涵。”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号老莲，甲申(1644)后自号老迟，又称悔迟、弗迟、云门僧、九品莲台主等，浙江诸暨人。书法遒逸，善山水，尤工人物，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

汪辉祖介先生乞新城鲁九皋撰双节文字。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乾隆四十一年”条：“是年，介邵二云，乞新城鲁君絜非仕骥撰双节文字。”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先生三十五岁。

夏至，因姻友鲁赞泉之请，先生为《余姚景桥鲁氏宗谱》作序。

民国《余姚景嘉桥鲁氏宗谱》邵晋涵序：“唐人重谱学，郡分其望，官修其书，条贯数千年而秩然有序。五代以降，家为私谱，散出无纪，古人类姓辨族之法亡矣。余少读《新唐书·世系表》、郑樵《氏族略》，颇疑其受姓源流多所传会。后见《元和姓纂》其援引古事，复多与二书牴牾，则知世谱之学在唐人已难得其精核，况于私门撰者之书乎。然私修之谱，亦有胜于官书者，各据见闻，整齐行列，不攀缘贵胄以为华，不胶合远郡以为广，质而实，信而可，征成一家，言斯其善也。

“姻友鲁君赞泉，奉其新修之谱来告余曰：‘此先君子武京公之志也。先世自州判公卜居景桥，是为南宋迁余姚之始祖。绵先泽以鸠厥宗，环桥而居，数里无他姓。其不得已而他适者，不忘宗祏，皆有故居回翔之慕然。家谱之藏传于宋，再修于明，其阙而不续者二百余年于兹矣。先君子惄然虑之，咨询耆旧，厘定规条，未竟厥绪。子既与诸昆弟修缮祖祠，复念谱牒不修无以承先志，详稽旁考，迟久而始具稿本，付诸梓人，用藉手以延永泽，先君子之灵爽实式凭之矣。’

“余因是而知君之承基厚而贻谋远也。周官三族之制，汉儒六亲之说，胥以奠昭穆而别等杀，合族十余世而云仍相嬗，相视如群从，盖亲亲之谊，本于天性然也，岂必官定其制而始相联属哉!余出游四方，喜从故家大族访问遗事，与史书志乘互相参考。其有笃念前猷，叙述家世悱恻动人者，必温良孝惠，克保世而滋大者也。其瞀然莫辨，与夫矫诬臆决不可穷诘者，必浮薄无行检者也。君言行淳笃，好为德于乡，勉承慧命，殷殷以尊祖敬宗为事，殚数年之力，以成此谱。存家言而著族望，垂裕之悠远，其不在斯欤!是为序。乾隆四十二年长至月，赐进士第、特征《四库全书》纂修官、翰林院编修邵晋涵顿首拜撰。”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于京师，年五十有五。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先生卒于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

是年，先生修《杭州府志》，与汪沆遇。

《南江文钞》卷四《槐塘遗集》序：“岁丁酉，杭州有修志之役，晋涵得随先生后，同事编纂，寒暑无间者，一年有余。”

汪沆(1707—1784)，字西灏，号槐塘。浙江钱塘人。早年受学于厉鹗，工诗文，与杭世骏齐名。乾隆十二年举博学鸿词。曾纂修有《浙江通志》《西湖志》等书。著有《盘西纪游集》《槐塘文稿》《槐塘诗稿》《湛华轩杂录》《小眠斋读书日札》等。事具《南江文钞》卷九《征士汪先生家传》。

【注】乾隆《杭州府志·前志原委》卷一七十八，谓《府志》创修于四十三年杭州府知府邵齐然，总修者为钱唐汪沆、会稽王增及先生。实有误，《府志》乃始事于四十二年也。

秋初，章学诚、张羲年同举于顺天乡试。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二年”条：“秋初入京，应顺天乡试。榜发，先生中式。先生前此尝七应乡试，凡三中(兼副榜)，一荐一备二落。”

张羲年《噉蔗全集》卷首章学诚《张羲年传》：“丁酉，与君同举于顺天解试。”

先生在杭州期间，得见许氏所藏朱提酒器十余事。

《南江文钞》卷八《书桂未谷家藏寿幢后》：“岁丁酉，余在杭州，见许氏所藏朱提酒器十余事，形制古雅，有若容五升之觵者，有若容三升之觵者；有若爵，有若洗；有若时氏所镕素瓷者，有若西江蓝色瓷者。各凿姓名于侧，曰汤斌孔伯，曰徐乾学原一，曰杜臻肇余，曰张英敦复，曰朱阜即山，曰李振裕维饶，曰耿介逸庵，余多知名士。观其器，知其人，测其酒户之大小，以汤文正为最尊。诸公诗酒流连，虽琐事亦可传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先生三十六岁。

正月三十日，钱大昕出为绍兴守，过杭州，访先生等，因留宿宗阳宫。次日同游吴山及七宝山三茅观，先生与同游诸人俱有诗纪游。

钱大昕《竹汀日记》“乾隆四十三年”条：“正月三十日，早入城，泊段河头，往拜彭学使芸嵋、邵太守阁谷、邵编修二云与王编修方川，俱以修志寓宗阳宫，要余留宿，因移行李至宗阳宫，谈至夜分方寝(自注：晤汪进士辉祖)。

“二月初一日，金拱辰来，早与二云、方川同登吴山。……陆孝廉筱饮闻予至，来候踪迹，遂同行至七宝山三茅观。”

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三《游三茅观同王方川、邵二云、陆筱饮作》：“香火三茅旧，楼台七宝传。牒存丞相押，额赐绍兴年。题字苔全蚀，颓垣鼠欲穿。洪厓相挹袂，真有列仙缘。”

先生应余姚知县唐若瀛之聘，回里协纂《余姚县志》，著《学校官田考》一文。

《南江文钞》卷八《学校官田考》：“今年，邑人请修志书。余不敏，承乏志事，因为钩稽学田。按之前明《陈冢宰碑记》及今现存档册，实有学田学租名包凿凿可据者，得田三百四亩八分五厘三毫，悉登载志书，以杜欺隐而昭核实。但学田者，学校官田也。今惟县胥收其息。问其赋出，仅公款七十五两有奇。问其赋入，则茫无可稽也。噫!官司失守，刁蠹朋兴，害己去籍之术工，诡寄悬抵之弊作。官田具在，名存实亡，其不为剖分之瓜，即为螬食之李矣，可深嘅也!夫维特邑大夫三原唐君，良有司也，有志兴废举坠。乃移篆钱塘，未获终蒇其事。余故详考之，以竢后之官吾土者。时乾隆戊戌八月望日。”

王昶有致先生书，乞题句《三泖渔庄图》。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王昶贻先生书札：“昨见那三世兄云，渠已踵门上谒，未审文从何时下榻耶?希为示知，再通悉内其，不略，乞付一借示。即候兴居，不宣。二云老先生。同学弟昶拜白。”

又：“残暑未退，不敢触热走候，比来伏惟起居安善，那三世兄已于前月底往热河引见，须至初十后始回。据称约于中秋左右敬邀文从也，同学弟王昶拜手。”

又：“夜夜未能走候，惟比来起居佳胜，前奉阅之《祗平居士集》，可有古人少知否?窃为方望溪后数十年，无此作矣。仍襄发还并候，不备。二云先生。同学弟昶拜手。”

再：“旧有《三泖渔庄图》自归愚先生后，当代名人皆有题句，更求大笔一题，或如惠松崖征君数语亦可，题诗一本并附览，十日后走取。又启。”

《南江诗钞》卷四《题王述庵少司寇昶三泖渔庄图》：“先生钓游处，旧在泖湖曲。夜雨接鸣榔，畲山晓敷绿。隔浦水云移，低掩鹭丝宿。荇带转笭箵，春江卷斜幅。澄流澹须眉，定钓兹泉玉。勋名勒旗常，撰著溢图录。乡梦落沧江，雕菰及秋熟。烟波泄清怀，云山寄遐瞩。越水邻吴淞，亦有傍溪屋。柂楼晚饭行，读画乡思触。”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〇：“三泖渔庄，在青浦县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兰泉先生所居也，有经训堂、郑学斋、蒲褐山房诸额。”

王昶请人所绘《三泖渔庄图》，非止一幅。同题之作亦甚夥，如严长明的《黄埠舟中题王兰泉<三泖渔庄图>即用卷中凌叔子诗韵》诗，钱大昕《题王琴德<三泖渔庄图>》诗，蒋士铨《摸鱼儿·王琴德比部<三泖渔庄>册子》词，吴省钦《述庵<三泖渔庄图>诗，作于三十年图》诗等等。

秋，先生入都补官，朱休度有诗赠先生。

朱休度《小木子诗三刻》《戊戌秋送邵二云太史入都四首》：“书满船舱月满川，秋行如画望如仙。乘风此去扶摇上，游翮蓬莱尺五天。先生经义析纷纭，雠讨遗文补缀勤。郭璞后身有杨子，赵歧今日折朱云(自注：太史著有《尔雅正义》暨《孟子说》)。写来影子有王偁，柯氏新编体未宏。东马南狐谁有笔，千秋著作待君成(自注：太史将有事重辑《宋史》)。昨秋夜夜倾浊醪，煨芋剥栗持蟹螯。此会匆匆后会渺，送行跁跒心煎膏。”

朱休度(1732—1812)，字介裴，号梓庐，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举人，官嵊县训导。历迁山西广灵知县，多善政。著有《小木子诗》《学海观沤录》《紫荆花下闲钞》《游笔》等，事具《清史列传》卷七二。

先生过杭州别汪沆，沆送以诗。

汪沆《槐塘诗稿》卷一五《送邵二云编修入都》：“结交不厌晚，所贵在知心。君不弃穷老，渡江劳相寻。坐无寒暄语，纵论彻古今。依依不肯去，树阴移堂襟。宛如平生欢，异苔本同岑。

“古杭称首郡，图经旷失修。文献日就湮，邦人抱私忧。召父今太守，续纂急为谋。辟局集群彦，琳宫敞且幽(自注：设局宗阳宫)。裁成两史材(自注：君与王方川编修)，椽笔班马俦。八十七年事，洪纤勤讨求。补遗订误舛，腕脱不厌休。惭予蹇劣质，驽马附骅骝。

“君今还朝去，高步白玉堂。恭闻崇儒代，天府罗文昌。宏开四库馆，万轴富琳琅。群集兼秘册，大吏进四方。方汰慎所择，庶副延阁藏。

“古人有陆二(飞)，遗荣狎钧。幽栖翟教授(灏)，家食忘其贫。二子我石交，语默见天真。今获托末契，南村得三人。忽来告我别，孤怀郁不伸。近别长相忆，远别伤我神。男儿结主知，乘时合致身。望云牵乡思，禄养足慰亲。勋名期早树，来结渔樵邻。”

秀水王复有送先生入都诗。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〇三王复《送邵二云编修入都》：“论交半载饮芳醇，祖帐新图越水滨。海内才名唐制诰，胶西经术董天人。扁舟安稳图书重，长路寒暄眷属亲。到及六街春色早，编摩藜火夜重陈。”

王复(1738—1788)，字敦初，号秋塍。浙江秀水人。王又曾子。援例为国子监生，考授主簿，改捐府知事，为毕沅所知，奏请留陕西试用，又随其至河南任所，署浚县丞及鄢陵、临漳、武陟诸县事，官至偃师知县。著有《树萱堂集》《晚晴轩集》。事具《清史稿》卷四八五、《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四五、武亿《偃师县知县王君复行实辑略》。

中表侄慈溪叶燕有《送邵二云表叔北上序》。

叶燕《白湖文稿》卷二《送邵二云表叔北上序》：“昔危太朴与吴文正同郡临川，虞道园谓：‘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以一国之士、天下之士同处一乡，不待去亲戚，远坟墓，而得见之，为太朴幸。’余每读《道园集》至此，掩卷太息不能已，曰：‘嗟乎!士何遽得此乎?抑我又有感焉。’孟子曰：‘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夫既同处乎一乡矣，而以国士天下士称，则我虽有欲见之心，庸讵必彼之能为我见乎?则幸之中又有不幸者在也。故尝以为士之荦荦离世殊俗者，莫不得大贤君子为依归，相与质疑考信，上下其议论，以发其志气学力之所未至，其一时师友渊源之厚，后之人慨慕流连，而要其当日之所以自处者，正非偶然也。然则苟非有以自处，虽一乡有不得见之叹。而士苟不得大贤君子为依归，即又何以尽其志气学力之所至也乎?

“余姚邵二云先生，所谓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也。慈余接壤，而余所居抵先生之居不终日可至，无异同处乎一乡也。先生于余为中表叔侄，余先世尝有葬其地者，是又不特不去亲戚远坟墓，而固近且就之也。然余自有知即知有先生，怀之二十余年，乃得见之。虽无可以为质疑考信之端，而以道园幸太朴之言观之，则余之所幸多矣。独念太朴得见文正，而文正之书卒未有一言及太朴者，何也?岂非其自处不甚高，虽得见焉，无异于未之见乎?夫以二十余年欲见之人，幸有葭莩之亲，可无不得见之叹，而所以发其志气力学者，茫乎未之有得，则余以得见先生为幸，乌知先生不以未见余为惜乎?于是知所谓幸不幸者，又不在见与不见也。今年春，先生释服入居翰苑，为天子导扬雅化，一世之士所欣幸，而余以病不能送。惧终无以发其志气力学者，感而为此言，冀异日拜先生于上都，有可以质疑考信，上下其议论，后之人溯渊源所自来，幸余得天下士为依归，不仅如道园之幸危太朴也，此则在余之自处而已矣!”

叶燕(1755—1816)，字载之，号白湖，又号次庵，浙江慈溪鸣鹤人。其父叶本，以经营国药起家，为鸣鹤首富。少负异禀，为千言立就。嘉庆三年举人，候选教谕。著有《白湖文稿》《白湖诗稿》。事具光绪《慈溪县志》、光绪十六年《慈溪鸣鹤叶氏宗谱》。

重九，遇罗有高于吴门，有高出周永年贻汪辉祖书，授先生转寄。

汪辉祖《书<金楼子>后》：“戊戌重九，二云北上，遇台山于吴门。台山出周太史贻余书，授二云转寄，需葵曾受其书由武林寄余，而余未之得也。是夕遂治装至武林求之。……太史从《永乐大典》辑录《金楼子》六卷，命致鲍君以文者，亦俨然在焉。”

先生为同年金黻撰其从祖《诰封中大夫候选道金公墓志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封中大夫候选道金公墓志铭》：“公讳肇铎，字自白，晚号与斋，先世为休宁望族。祖讳建烈，以明末避乱迁杭州。考讳坤秦，乐贫励志经学，教授里中，为大师公其叔子也。……年八十寿终，生于康熙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娶山阴王氏，继娶钱塘吴氏，早卒，俱赠淑人。副室项氏，赠宜人。子五人：长潮，候选道，加一级；次瀛，议叙即用主簿；次江，未娶殇；次海，议叙即用州同知，加顶带一级，出为仲兄后；次泳，候选布政司理问，加二级。女二：国学生吴秉伦、仁和庠贡生龚澡身，其婿也。孙六人：柯，候选布政司经历；棻，国学生；棫，翰林院孔目；栻、梿、枝，俱业儒。孙女四，曾孙女二。先时潮等葬两淑人于赤岸山，复以公素爱西溪之胜，卜地于九龙沙石人坞。葬以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项宜人袝。属余为之铭。余未及见公，公从孙黻为余同年生，述公行事甚悉。余又见堇浦杭先生《道古堂文集》，称公俭而让，端静不苟訾笑，引为畏友。是则公之笃行，固征信于乡论矣。”

入都，集王方川所。

《南江文钞》卷六《销寒叠韵诗序》：“越二年，余南归，戊戌入都，则集于王方川所。”

冬，先生获交刘台拱。

《南江文钞》卷七《刘余斋先生六十寿序》：“徒维遏茂之冬，晋涵来京师，获交刘君端临。爱其人渊通而静远，键户治经，造次见儒者矩矱，既谂为前明儒者贞修先生之后，乃知渊源有自，贞修以学行著声东林书院，未竟厥施者也。”

刘台拱(1751—1805)，字端临，号江岑。江苏宝应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时四库馆开，台拱在都与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及同郡任大椿、王念孙等交善，稽经考古，旦夕讨论。著有《刘端临先生文集》《论语骈枝》《礼仪传注》《经传小记》《荀子补注》等诸书。事具《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儒林传》下一、朱彬《刘先生台拱行状》等。

在京师，与王昶、孔广森、孔继涵等常以谭艺过从。

严荣《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乾隆四十三年”条：“是岁，邵二云庶常、孔众钟庶常广森、葓谷主事继涵、汪剑镡孝廉端光、张芑堂贡生燕昌、王竹所上舍初桐，而门人金云庄主事德舆、徐尚之上舍书受、汪书年上舍大经、杨蓉裳上舍芳灿、及其弟荔裳揆常以谭艺过从。”

孔广森(1753—1787)，字众仲，一字约，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性聪颖，尝从戴震、姚鼐受经学。著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大戴礼记补注》《仪郑堂文集》《仪郑堂遗稿》等。事具《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阮元《孔广森传》等。

是年，章学诚成进士。门人大兴吴裕德成进士，授庶吉士。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三年”条：“先生旋成进士，归部待铨。自以迂疏，不敢入仕。”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门人大兴吴裕德成进士，授庶吉士。”

张羲年报罢，用特奏名，得一体殿试。俄羲年疾作，不获与试而卒，《四库全书》正总裁阿桂、总纂修官纪昀均有挽联。

张羲年《噉蔗全集》卷首章学诚《张羲年传》：“明年会试下第，而君于馆阁修书积有成劳，馆臣特奏君名，诏许一体殿试。于是向知君者而为君惜者，以君两次当应民社竟用馆阁修书，度其声望当与翰林中书相等，而大比之年尤不免橐笔筐饵。……君亦自喜遭逢旷典，谓予曰：‘吾少孤，家有老母，实能体先子意，以规以范训植小子，以至于今，今年七十矣。初度称觞，欲得吾子为文，以志生平，他日将附家乘，垂久远也。’予诺之。是时方逼殿试，未详询之。无何君疾遽作，未及与试，然予日再问之，君沉困中犹询制策所问何等?廷唱前一日，犹问一甲三人姓名，喟然曰：‘半生奢志，徒成虚愿。’嚎啕大哭，予为诡辞以别之，及予赴胪传，同年进士有知君者，谓君于夜半死矣。”

光绪《余姚张氏宗谱》卷八《翰墨》：“阿桂挽联云：‘特诏广搜罗，彤墀许展刘蒉策；奇才多著述，碧落催成李贺文。’纪昀挽语曰：‘事竟败垂成，临到头时偏不得文章报国；变真生意外，最伤心处是正逢君相怜才。’”

张羲年著有诗文集十六卷，及《周官随笔》《丧礼详考》等书，其稿皆存先生家。先生拟为刊刻，未果；后经钱大昕、陈以纲评辑，至光绪十九年，始由其曾孙锡恩勉力付印，然《丧礼》《周官》原稿，已残缺不全矣。

章学诚《噉蔗全集》卷首《张羲年传》：“君遗文存邵君晋涵家，邵君且为之付刻。”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先生三十七岁。

正月，因吴裕德之请，先生为其祖吴鸿基撰墓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赠奉直大夫内阁侍读吴先生墓志铭》：“维吴氏远有端绪，先世自徽州迁浙，又迁金陵，著籍上元，代为清门。其自上元移居京师，自封侍读岸舫先生始。……先生讳鸿基，字孟遴，岸舫其号也。祖讳尚忠，国子监生。考讳之琏，赠奉直大夫。妣龚氏，赠宜人。先生少开敏，嗜学，通经史，为上元学生，治举子业有声，屡擢高等。……著有《岸舫斋集》若干卷，皆客中寄意之作。……乾隆九年三月十八日卒于京邸，距生康熙三年九月十一日，年八十有一。以子贵赠奉直大夫内阁侍读。初娶于汪，继以何，俱早世。继娶顾宜人于京师，有妇德，娴诗书，持门整肃，使先生无内顾忧。生于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卒于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九。子肇元，以大兴籍登乾隆辛未进士，内阁侍读，学者所称百药先生也。孙六人：裕昆，候选州同知；裕德，翰林院庶吉士；裕仁，丁酉举人；裕义，候选县丞；裕信，监生；裕智，诸生。孙女五人。晋涵与裕德为同年生，得以假馆，数奉教于侍读，闻先生行谊甚详。侍读每言居燕非先生初志。谋奉柩归葬上元，会疾作，不果。四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葬于安定门外某坊。属晋涵为之铭。”

五月，先生代人作《兴州石鼓诗》并序。

《南江文钞》卷三《兴州石鼓诗》：“周室石鼓，相传为文王、成王、宣王时作，未有定论，要为有周盛时法器，后遂存太学门。皇上盛德神功，特命于兴州建学。四十四年五月，文庙成，行释奠礼，典至肃焉，泽至优焉。臣敬择唐人庙堂缺碑，去其重文，集领一十二章，幸奉圣谨，式观盛典，不敢怠礼。”

汪辉祖镌成《双节堂赠言集》，先生为之序。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是年，镌《双节堂赠言集》二十八卷成，附录一卷，王宜人传志也。自丙申，推两母遗志，征绍兴节孝事实，至是得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嵊县凡三百五人，呈藩司国公，转饬各县备案扁表。”

《南江文钞》卷六《双节堂赠言集序》：“吾友汪君辉祖，萧山人也。少孤，继母王、生母徐同心持节，鞠之极艰。比长，树志治三代古文，而兼通当世之务。于是胪两母之义告大吏，大吏上其事于朝。制旌曰‘双节’，建坊萧山大义村。而辉祖畜念两母，备荼苦不释。朋友燕间道说两母，辄涕泗交颐，跽拜哽咽，请文章。四方宾士大夫接辉祖，即未尝不感动叹息两母之贤。改容为敬，为属文，惟惧不切雅，以虚辉祖之求，或辗转为代请，期必得。故致交至富，诸体备，多事辞相称之言，偶有不工者，而无害于古人不苟毁誉之恉。盖辉祖乞言之心，诫于中，信于人人，其博矣。既辉祖涂塈先人之旧庐，而名曰‘双节之堂’，而复编次所受歌诗、杂文梓布之，命曰《双节堂赠言集》，以其序属晋涵。”

冬，童钰自河南寄书，与先生约会京师，未果。

《南江文钞》卷一〇《祭童二树二十八兄祭文》：“往岁己亥，余方北行。君书来约，自豫泝京。西山雪磴，树断溪横。踏冰拭雾，并吸云英。前期息壤，鉴曲耦耕。良觌何时，迟君三载。君滞天中，余留人海。”

在京师，先生于四库馆中裒集《永乐大典》所载张镃诗词，编定为《南湖集》十卷，仁和朱文藻正客京师，于是年仲冬从先生假副本携归虎坊寓斋，校勘一过。

朱文藻《书<南湖集>后》：“己亥仲冬，藻客京师，从邵太史二云得见四库全书馆中裒集《永乐大典》中所载张镃诗词，编定为《南湖集》十卷，传抄副本携归虎坊寓斋，粗校一过。”

先生为刘台拱父刘余斋先生作六十寿序。

《南江文钞》卷七《刘余斋先生六十寿序》：“徒维遏茂之冬，晋涵来京师，获交刘君端临。……逾年，端临以世父余斋先生六十寿辰，属晋涵为屏风题辞，因得悉其家世，益其叹贞修能贻儒业，其垂效固以远矣。余斋先生为贞修来孙，通经术，教授四方，多所成就。”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先生三十八岁。

正月末，先生有书致毕沅，毕沅有复先生札。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毕沅贻先生书札：“正月杪，接展手书，得悉文祺绥吉，动定罄宜为慰。寄来《迎詹项册集》，用经语妙若天成，体裁亦古雅可观，随即缮定睿赏矣。闻石经馆定以明岁告成，校雠参考，深籍鸿裁，际右文之治，得以躬襄盛典，为之欣羡无已。《通鉴》抄本，闻舛讹之处甚多，史守出都时能托伊寄来固妙，否则亦不必亟亟，唯以详细阅定为主耳。端此布达，即候近好，不宣。友生毕沅顿首。”

上虞王汾原先生煦，己亥举人，是科春闱报罢，受业门下。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汾原先生有《小尔雅疏》《国语释文》《说文五翼》《文选七笺》等书，兵后板散失，惟《七笺》尚存，其于《尔雅正义》亦有校正七百余条。文孙小钱，拔贡，以残稿见示，则惟释木、释虫、释鱼、释马四卷，余为另录于本，举原稿还之。据小钱云，汾原先生原拟作《尔雅疏》，因南江有作，乃改疏《小尔雅》。小钱，名铿，道光己酉拔贡，现膺邑尊陶晴初云升之聘，课其公子在署。”

王煦，字汾原，上虞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官甘肃通渭知县，著有《空桐子诗草》。事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一二。

先生与翁覃溪、桂未谷等常相过往。五月，书桂未谷曾祖述庵先生寿幛后。

《南江文钞》卷八《书桂未谷曾祖述庵先生寿幛后》：“曲阜桂君未谷携其曾祖述庵先生寿幛出示同志，皆康熙初名人赠言也。中如李文贞、杜肇余、田山姜诸作，皆情辞相称，虽献酬之作，要非率尔操觚，可想见盛时士大夫之风雅矣。……庚子五月，未谷招饮于翁覃溪学士斋中，偶征此事，学士曰：‘有寿幛，不可无侑觞之具，子盍记之。’因牵连书于后。”

桂馥(1733—1802)，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卒于官。精小学，工篆刻。著有《说文解字义证》《缪篆分韵》《晚学集》等。事具《清史稿》卷二六八、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八等。

是年，先生出为广西乡试正考官，副考官检讨钱沣，得士四十五人，副榜九人。

《南江文钞》卷五《广西乡试录序》：“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乡试届期，礼臣以广西考官请，特命臣晋涵偕检讨臣钱沣往司其事，伏念臣浙东下士，学识谫陋。自三十六年成进士，需次归里。三十八年春，蒙恩召自田间，充《四库全书》纂修官，补选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仍纂校四库全书，兼辑三通，循分编摩，未有涓埃报称，兹复畀以衡文之任，弥深感悚。谨与臣沣如期抵境，监临、提调、监试、内监试各官肃清纲纪，董率有方，爰进学臣所录士二千三百有奇，扃闱三试之。臣晋涵、臣沣率同考官虚心校阅，中式者四十五人，副榜九人，谨录其言之雅者二十篇进呈御览，臣例得飏言简端。”

黄崇兰《国朝贡举考略》“庚子科广西乡试”：“试题：敢问其次至乡党称弟焉，文武之政二句，孙叔敖举二句，南中荣橘柚得时字。解元梁世喆。”

《南江文钞》卷八《庚子科广西乡试策问》：“问：治经必通训诂，博稽制度，进求义理，以达诸躬行。汉儒传注，远有端绪，名物象数，考核精详。唐人疏以阐注，加辅而行。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毛诗》《礼记》最善，《易》《书》次之，惟《左传疏》引证太略，何欤?贾公彦《周礼疏》融洽，先郑后郑之言，间示折衷，能得礼意，而《仪礼疏》前后牵合，转有失康成注意者，何欤?夫纂自一时，编自一手，而其书目分高下，岂所得有浅深?抑其援据六朝旧说，详略不可搜罗，有未备去取，有未当也?徐彦《公羊疏》多引图纬，杨士勋《谷梁疏》好为辨，难堪与孔贾并称欤?至宋初，所辑《论语》《孝经》《尔雅疏》及《孟子疏》，果可肩随于唐人欤?程朱以明体达用之学，发明经义析理之精，远胜汉唐因言考事，殆所谓身体而力行者欤?

“方今圣朝昌明经学，造就多方。诸生服习经言，将由本以该末，式训以褆躬讲求有素，其对以所闻。

“问：史家体例，刘知几分《史记》《汉书》为二家，《史记》为通史，《汉书》断代为书，法《汉书》者，《后汉书》《三国志》以下诸史是也。司马迁受《春秋》之学于董仲舒，易编年之体为纪、表、书、世家、传，网罗放失成一家言，后李延寿《南北史》、欧阳修《五代史》合数代为一书，体近通史。然较之《史记》，名似而实殊，能发明其义例欤?司马光《通鉴》易纪传为编年，补遗辨误，条理秩然，勒成考鉴资治之书，较《史记》体殊而义合，能旁推交通，伸明其说欤?郑樵有志于通史，用《史记》体撰《二十略》以广八书，纪传世家取诸旧史，而省其重复，将以囊括古今经纬终始，去偏党之私，成条贯之学，其命意甚伟，然卷帙浩繁，前后舛误不可枚举，能言其得失所由然欤?至于前人史评史论又孰有可采者?

“伏读钦定纲目三编，微言大义灿于日星，衮钺所垂，昭信万世。士人读书论古，仰承圣训，奉为遵循久矣。各述所知者，著于篇。

“问：《大戴礼记》言五帝之德，南至交阯，则广西在唐虞以前已属中土，《通典》谓两广在禹迹九州岛之外，然《禹贡》东渐西被，各书所至，唯朔南不为之限，知其声教所暨者广，通典所云殆不足，据《尔雅·释地》多述殷制，其言四极，曰南至于濮铅，郭璞谓濮铅之内为北户，郦道元《水经注》北户在交州，则广西固在四极之内。秦汉以后，郡县之分合，州道之改更，备载史志，能缕悉其沿革，分数其疆域欤?山峙水环，钟为郡会，山则五岭得其三，水则三江汇于一，山名屡易，水道屡迁，寻其脉络，穷其源流，究以何说为定?外此若句漏列于图笈，灵渠关于水利，缔造何代、创始何人、形胜之雄秀能言其大概否?述广西风土物产者，如《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书皆远方侨客所纪载，或传闻失实，或沿袭承讹，以今证古，有可抉摘其误者，能举其一二欤?生长其地，善言土风，详悉具陈以为。当宁献。

“问：士习淳醨为风俗所肇端，敦朴之区易于倡导。汉文翁化蜀遣高才生东受七经，创兴文学，风教大行。唐韩愈在潮州择赵德为师，遂变岭南之俗，垂芳史册，代有明征。广西风气朴茂，士多秀异，自陈钦陈元以左氏之学显于东汉，士燮兄弟以治《尚书》著于吴，伟人杰士卓荦相望，乡先生遗教犹有存者。景行前哲，流播风徽，能备举之否也?柳宗元在柳州，士以宗元为师者，其文皆有法度可观，而教化所被，至于民业有经，公无负租，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岂非其教易行，而其政易成欤?则夫顺良有司之教，束躬砥行，为四民之倡，可不思自奋勉欤?朱子《静江府学记》，因学校兴废推言风俗盛衰，其指归何在?张栻《三先生祠记》，宗先觉而求实践，期望于桂人者至矣。三先生之绪言，牖世觉明，可约举数条共相勉励欤?

“圣天子久道化成，宣昭雅治，校士衡文，先觇器识，平日蕴负，盍详渐言之。

“问：积贮昉于周制。《汉书·食货志》始言常平仓，其后义仓社仓因时变通，与民调剂，何者为最善?夫沃土易委藉，瘠土少盖藏，消息盈虚，岁功递转，先事储备，裁度宜民，所云‘谷贱增价而籴，谷贵减价而籴’者，洵不易之良法欤?以粤西言之，唐李渤有《奏桂管常平义仓状》，则岭外之置常平，其来已久。山田硗沴，溪田复苦垫涝，农民不知远计，遇丰岁则习为故常，至岁歉而仰食官吏。昔人所虑，有不仅藉常平之贮者，岂不在农民之自为豫备欤?义田行于梧州，义仓行于怀远，因其敦谊之俗，筹其经费，定其规条，图其永久，又在长民者加之意欤?我皇上仁恩普被，春泽覃敷，寿宇延淇，同臻乐利，诏蠲正赋，藏富于民，广西黎庶咸含哺鼓腹，歌咏太平矣。诸生将学古入官，裕民之源，当求实用，剀切言之毋隐。”

史致光有诗二首赠先生典试广西。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史致光诗：“奉送夫子大人典试粤西二律：文教幸敷象郡通，抡材常特命宗工。正难丝度金针底，岂有珠遗铁网中。湘水一条供煮茗，衡云九面快推篷。不妨小补清羸体，句漏丹砂贮菜笼。物博千门世尽惊，学追汉魏冠西清。暂离虎观辞雠校，重遣难林识姓名。文向柳州寻法度，事搜桂海读虞衡。归装分乞呈华稿，问字年来逐倍倾。受业史步云。”

史致光(1752—1828)，原名步云，字青路，号渔村，葆甫，浙江会稽人。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五十四年任湖北正考官。后以京官出守大理，旋调云南知府。嘉庆年间擢贵州按察使，历贵州布政使，云南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三年，召还京师，授都察院左御史。未几，以病求假，辞官归乡。

翁方纲亦有诗送先生典试广西。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二一秘阁集七《送邵二云典试广西》：“感旧炎洲十载心，美人兰茞伫盈襟。西江渡口应相讯，南涧题名不可寻。风急三湘泉漱玉，秋高八树粟抽金。四愁谁识张平子，惆怅琅轩满桂林。”

翁方纲(1733—1815)，字正三，又字叙彝，号覃溪，又号苏斋，北京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历官广东、江西、山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诗尚苏、黄，精于金石书法。著有《复初斋诗集》七十卷、《集外诗》二十四卷、《文集》三十五卷、《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粤东金石略》十二卷、《经义考补正》等。事具《清史列传》卷六八、《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后钱沣有诗寄怀先生。

钱沣《钱南园遗集》卷二《寄怀邵二云先生》：“地经三宿(时宿遂平)岂忘清，伏枕窗鸡正乱鸣。候杂秋冬霜未苦，境交申许路仍平。酬恩万一知何日，失学空疏已半生。可得频呼将伯助，风流如在桂林城。”

先生使粤曾有诗一卷，后仅存《蒲圻道中杂咏》六首、《浯溪磨厓碑》一首。

《南江诗钞》卷末附邵秉华跋语：“庚子年使粤，往返得诗一卷，今惟存《蒲圻道中杂咏》六首，《浯溪磨厓碑》一首，余俱无存。”

《南江诗钞》卷四《蒲圻道中杂咏》：“陆木西流故道存，惊波如箭旧沙痕。虚传赤壁周郎渡，谁识金城陆涣屯。峰腰曲抱丹心树，云表微分白面洲。揽辔不须频问道，马鞍山近见交流。鸣泉修竹绕精庐，觞咏风流叹久虚。犹有洼樽留古篆，熙宁癸丑暮春初。山田风软卷轻岚，近水林峦滴嫩蓝。鱼若空行应可数，鸬燕何处下澄潭。莼菜塘西送神讴，蒲花开过玉湾头。刀环江口如相望，飞镜凌空又及秋。北牖迎凉暑气苏，山程水驲讯前驱。轻轺明发长洋港，三楚旧陵展旧图。”

《南江诗钞》卷四《题浯溪磨厓碑》：“唐中兴颂磨厓碑，碑字照耀浯溪湄。扶藜客过重题句，掉臂欲与元颜齐。大书深刻左右列，特立壁垒蟠新奇。天宝肇乱有本末，儒议过激徒尔为。延秋门上乌夜啼，宗社失守乘舆西。常山脊断凝碧冷，河北义士嗟畴依。储皇拥立保灵武，神尧国命凭于斯。贞观内禅有家法，矧值丧乱乘前基。涤瑕荡垢与更始，白日高照天王旗。指麾李郭扫河洛，激厉张许屏江淮。义声四合群力并，安捧鹤籞还京师。鸡鸣问膳若尽孝，仓猝举事夫何讥。孤臣望治老文学，忠厚犹得诗人遗。二圣重欢获底豫，事虽难觏情庶几。特书太子重即位，继体授受明无私。仅循故事守监国，进难禀命退丧威。坐纵逆贼贻国蹙，小孝翻恐隳鸿规。奈何中道制嬖宦，南内控马成惊危。天火下摧武乙震，灾异千载犹传疑。连昌竹碎杜鹃血，忠臣哽咽难为辞。前朝事往苔藓古，史家定论知何时。暮秋持节过溪曲，鲁公大笔瞻淋漓。试翻新论诘涪叟，道州或许心相知。”

是年，先生以宋刻《离骚草木疏》相示鲍廷博，鲍廷博刻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成，九月上旬，鲍廷博刻先生所藏宋本《离骚草木疏》。

鲍廷博《离骚草木疏》跋：“刻斗南先生《两汉刊误补遗》既竣，姚江邵太史晋涵以宋雕《离骚草木疏》相示，复为校而刊之。乾隆庚子九月上浣。”

圣驾五巡江浙，先生作《集唐项并序》。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圣驾五巡江浙，作《集唐项并序》。”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先生三十九岁。

同邑翁元圻是年成进士，其读《困学纪闻》时，曾向先生请教。

翁鉴明《余姚东门翁氏宗谱》卷九《士籍》：“(翁元圻)乾隆甲午解元，辛丑进士。由礼部主事历仕致湖南布政使，特旨护理巡抚，内补太常寺少卿加四级，晋资政大夫致仕。”

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序》：“元圻幼嗜此书，通籍后，备官礼曹(翁辛丑进士，故属之是年)，尝质难于中表邵二云先生。”

六月二十六日，朱筠卒于京师。年五十有三。

姚名达《朱筠年谱》“辛丑年”条：“六月二十一日夜，先生忽得痰疾。翌日，渐瘳。二十六日疾复作，夜四鼓，遂卒。(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七月，先生为家乡同善堂施材会撰碑记。

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三《义举》：“同善堂在东北隅六府庙右。乾隆三十五年里人励景康、吕天奇创为施材会，置田二十九亩有奇，楼屋二间。”

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三《义举》邵晋涵《施材碑记》：“舍材亦仁道之一端。吾姚此举久废，复之自乾隆三十五年间，城北励君景康、吕君天奇二君始。二君之言曰：‘噫，吾尝过市而有毙丐焉，挨户合货棺殓，炎雪辄迁延，数日不得棺，或敝席裹埋尸，陀林其免犬掊啮者难。又过尸陀林，见棺坏骸骨暴露如乱麻。思若辈生前受诸苦烦恼，死后惨又如此，吾辈之心悯焉，然而不能独为善也。’

“于是景、奇合捐先办舍材二十具，贮东门外六府庙，以备急贫无告者，亦稍稍来取。因亟向两城铺户劝助，俟给去舍材一口，即赴愿助者每家取钱拾文，计乐助者共一百数十余家。其钱除仍备领去材费外，所余之资，至年终汇计出存生息，陆续置产。不十年，其置得露羽两字号田二十八亩有奇，又置东城下楼房两间，嗣后舍材得常继应。每冬至前后，雇工往各义冢数十处督理，将好棺盖茅，露骨拾塔，然则是役也。

“二君一念之善推之人，又推之人人，身不辞劳瘁，历数十年寒暑而不倦，而其事遂善始而善后，可谓难矣。我以为不可不勒诸石，以劝后之继者。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四库馆总纂、庚子科广西正考官加三级邵晋涵撰，乾隆四十六年岁在重光赤奋若相月谷旦。”

九月下旬，先生代人作《吴学山先生七十寿序》两篇。

《南江文钞》卷七《吴学山先生七十寿序(代)》：“戊戌之春，某等与吴君衣园同举南省试，因得从过庭以谒见学山先生。先生以名德重中外者垂四十年，比某等得见，则容貌才如五十馀。人接通家后，进粹然蔼然，和翼以宽博。……某等既得与衣园为兄弟之好。今年九月，适遇先生七旬介寿之辰，相率谋，所以祝嘏。”

《南江文钞》卷七《吴学山先生七十寿序(代作)》：“乾隆辛丑秋九月下浣，为吴学山先生七十寿辰，四方贤士大夫相率为诗歌，介觞上寿。某等夙奉先生之教，与仲君衣园为婚姻兄弟之好，情之亲当知之切，有不能已于言者。”

十月初三日，章学诚有致先生书，告之近况。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与桐书》：“学诚顿首与桐五兄足下：相别半载，积思万千，足下尔日眠食何如?晴兴颇复佳耶?弟以蹇运，所如辄蹶，颠倒狼狈，竟至不可复支，以海度之素交，而刻薄无情，迥出意计之外，所谓病寒而益之冰雪也。言之可为交道中作一鉴戒，亦弟之劣命有以致之也。羁栖肥乡，忽忽半载，羝羊藩触，进退斯难。天津一席，既为竖子所欺，莲池又复再成画饼，从兹以往，非第谋事多难，即当事荐牍，亦更难启齿矣。夏间接读手示，以关中一席，毕中丞覆以缓商，不识中丞覆意如何。倘淡漠无意，则无可投矣。若犹有平原旧意，或未得坐拥皋比，即从事编摩术业，不无少有所获。惟足下斟酌为之，度其不可。则竟不须饶舌，如在可否之间，则再以一牍讯问，应侯有言，疑则少尝之，此类是也。但不为则已，果其为之。不妨少假羽毛，高抗其说，意谓中丞爱才如性命，慕贤如饥渴，而兰苕翡翠，无不处之上林，碧海长鲸，几不免于沟壑，当亦仁人君子所不忍闻，往者竹君先生泛爱及众，有所举于中丞，皆一时之选。然亦有拯悯饥寒，仅就尺短寸长，使之有以自效，中丞雅善衡量，亦既随其器之大小，有以满其剂量，以是人称中丞能得士矣。而斯人亦出竹君先生门下，袖手冷笑，独谓人世不必更求知音，倔强自喜，不复顾屑，以至于今，故困穷转出藩篱鴳雀下也。某属公门下，辱知为深，当此相须殷而相遇甚疏之际，苟不为公一言。则负知遇之恩莫斯为大，如中丞试一接之，使之进其所长，果有一言出于中丞，先后延纳之士同所见及者，某便为欺谩大君子，不宜在门下籍。昔退之为孟郊致书张建封，子瞻为董傅左致书欧阳子，俱是其人已死，乞当道有力者为之恤其后人，葬其遗骸，而辞旨斐恻，神气激昂，千载而下，诵之犹足令人兴起，何况当日身亲其事者耶!

“惟足下酌采其意，修饰其词而润色之，使不乖今人之视听。而不掩鄙人之所长，抑亦可谓善矣，其成与不成天也，又何尤焉。如待既转沟壑之后，而后有如退之、子瞻之所请焉，抑其晚矣!然亦今世必无之事也，比日肥乡、永年二县，亦此议修志事。然扰扰数月，竟无定局，盖畿辅州县，多困差繇，当事者憔悴拮据，虽有雅意，而实力难副，肥乡主人，于弟有厚，故一时未得舍去，非此间竟有安身处也。连接儿子来书，竹君先生竟作古人，竹厂、文子又先后逝去，师友之间，零落多故，既悲宿草，行自念也。儿子又以西监事例，得旨停科，此实君父隆恩，曲贷成全，不可不勉思称副。十年之内，既免科场扰乱心曲，熔经铸史，华实兼修，例限满后。譬如引弓者之持满而发，较彼三年一次，徒搔无益之首，仰问无臭之天，忽忽亦复十年，其间孰得孰失，不待愚夫而辨之矣。所虑为日太宽，心懈力弛，则是不能仰副朝廷教养人材至意，此等无根之草，即使岁岁观场，何益之有?惟愿足下时时悚惕，使其从兹以往，读书作文，勉学励行，不懈益虔，则停科之益，较之特开恩科，其得为尤重也。风便草草，语不宣心，惟足下赐之教言，幸甚幸甚。十月初三日。”

是年，为张力行的家世旧闻集《张氏垂范录》作序。

《南江文钞》卷六《张氏垂范集序》：“湘潭张氏，故望族。代有清德，绳笃祉以昌后，方光显于时。顾堂司马惧先训之散见故书，不及时裒集，无以昭后人法守也。乃述家世旧闻，曰追远录，曰表节录，曰阐孝录，曰先训录，曰寿萱录，合为《张氏垂范录》十一卷，属余为序。曩余以奉使过湘潭，适县有修志之役，里中贤士大夫辄为余道张孝子轶事及孝子母马孺人贞节状。余肃然整容，憬然心动，欲访拜其墓道。以行役有程期不果。及读斯集，乃知顾堂即孝子之孙也。”

张力行，字顾堂，号柏庐，清湘潭人。历官海盐、平湖知县、东海防同知，擢山西宁武府知府，调汾州府知府。因亏欠库款，与子情田同罹重典。著有《雪鸿集》。生卒不详。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先生四十岁。

春，河南青龙岗黄河漫口合龙未成，帝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去青海，寻找河源告祭。阿弥达将所见绘图进献朝廷。帝命四库馆总裁纪昀等人据此与康熙及以前诸家河源说加以辨正，编成《钦定河源纪略》。先生参与其事，得见阿弥达河源图，有《题阿少司空奉使探河源图》诗。

《南江诗钞》卷四《题阿少司空奉使探河源图》：“昔从石室校图录，记远得见河源书。伟欤盛治辟罍竁，于阗葱岭成通涂。寻源特命世臣往，核实还奏承帝俞。勒成巨编贮秘阁，流传芳迹存遗图。”

二月，先生为同年歙县洪素人父洪筱洲先生撰六十寿序。

《南江文钞》卷七《洪筱洲先生六十寿序》：“世或以歙县三洪比诸宋鄱阳三洪，以我友素人及其仲季相继以召试高等，入薇省，与景伯、景严、景庐并以词科起家，先后有同揆也。晋涵与素人为齐年生，因得尽交其仲季。又从姚姬川郎中见其《题筱洲先生课经图》，知先生之训迪三子者甚严，其期待者甚远。而素人昆季复善承意旨，憴憴翼翼，劝学修身，务著其儒效。然则本庭训以推见端末，树志闳远之业，岂必援前人之迹以相拟哉!岁壬寅二月，先生行年六十。年家子之在京师者，谋举近世所为生日献寿之仪，属晋涵为序。”

是年，编纂《四库全书》告成。《四库全书》第一分缮成，藏庋文渊阁，其三分藏文溯阁、文津阁、文源阁。先生有诗。

《南江诗钞》卷四《恭和御制经筵毕文渊阁赐宴以<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庋阁内用幸翰林院例得近体四律首章即叠去岁诗韵原韵》：“诏自讲筵临秘阁，春旗晓共彩云移。承光许及然藜向，摛藻真惭受锦迟。万轴琅函瞻富有，十年兰馆被恩私。文渊即睹源津接，首蔀成编勉副期。排签讵数汉唐哉，碧海瑶林荟萃来。三万六千编叙整，丙丁甲乙邵分该。分列儒臣叨锡宴，仙韶调律静莲筹。忆从前史承恩者，曾与频年异数不?”

《南江诗钞》卷四《恭和御制仲春经筵有述原韵》：“迎和律转摄提春，讲幄书重阐循。仁且智兼符孔性，哲而惠协厌尧民。还将延泰持恒意，仍勉时几日赞身。寿宇即今昭雅化，欣闻睿论语诠真。”

十月初三，童钰卒，先生有祭文。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六《童二树先生墓志铭》：“山阴有隐君子曰童二树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识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扬州，渡江见访，适余游天台，未由领衿。亡何，诗人周蓉衣来言先生好余，秋间将再至，余以即往扬州，故寄声阑之，且约之。及登程，屡为他事滞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扬，而先生已病亡十日矣。”

《南江文钞》卷九《祭童二树二十八兄祭文》：“呜呼!往岁己亥，余方北行。君书来约，自豫溯京。西山雪磴，树断溪横。踏冰拭雾，并吸云英。前期息壤，鉴曲耦耕。良觌何时，迟君三载。君滞天中，余留人海。闻君南还，洛舟维解。失喜故山，清阴不改。暂系邢江，遄归有待。客秋凉夕，庭乌哑哑。有客传言，君抱沉疴。巷盈走问，医谢按摩。宵寤而遌，辰起而嗟。沉绵旅次，信耶否耶。逾时恶耗，骤闻疑伪。遗音重展，有涕渹沱。冬春鸿杳，江湖水多。不及亲诀，我怀伊何。”

童擅画梅，先生曾为之题诗，翁方纲亦有题童二树山人画梅诗。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二六《秘阁直庐集》下《为邵二云编修题童二树山人画梅二首》：“金石平生契，杈枒老干存。怀人临野水，斜月挂孤村。白石兰亭问，青藤瓦券论。山阴风雪路，窗影又黄昏。二云思二树，花作古人看。古镜圆泉谱，春流曲水湍。性情难写照，骨骼本高寒。欲访遗文录，东风费倚栏。”

秋，平原董寄庐先生东归，先生与众师友相和为歌，为之送别。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二《送董曲江归平原诗集序》：“壬寅秋，平原董寄庐先生将东归，其同年友大兴翁方纲与其乡人历城方昂坳堂为茗蔬于城南东湖柳村之崇效僧舍。于是献县纪茶星昀、宛平张晴溪模、铅山蒋定甫士铨、新安程蕺园晋芳、历城周林汲永年、余姚邵二云晋涵、歙洪素人朴、汪讱庵启淑、桐城吴华川诒丰、湖口周载轩厚辕、钱塘吴谷人锡麒，或以旧侣，或以新知皆相与恋别述怀，徙倚蕉桐之荫，欢言竟日而不能去。……于是诸君子相和为歌，诗以记之，而方纲为之序。”

《南江诗钞》卷一《送别》：“斜阳古道接通津，残柳残杨不当春。送别重经携手处，感怀原在赏花辰。只怜芳草迷前渡，合写青山赠远人。还与梨云留后约，明年相望曲江滨。”

甘泉令山阴陈太初议修县志，黄文旸应陈氏之聘，参与修纂。后复延二云先生主之。时有不合其议者，未果。

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卷三《余伯符重过扬州，感赋四律，并哭令弟少云》：“方志何堪分史席，时予与邵二云先生有邑乘之役，吴俞欠只合供歌筵，予年来受鹾使之聘，校改元明及国朝各杂剧传奇进呈。”

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二十《丛缀》：“乾隆壬寅、癸卯间，山阴陈君太初为甘泉令，议修邑志，延童山人鲸至扬，将开局而童卒。复延邵太史晋涵主之。二君皆籍绍兴，欲得土著者佽助，询知黄秀才文邑名诸生，素留心乡邦故事，咸订与共理，其后中辍不果。……今又积三十年，黄君久客游，老不任排纂，所录尽散佚，勉卒此编，能无疏舛之戄。”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〇：“二云以甘泉自雍正间始分，志书宜从此起，而未分县以前，皆入江都县。时有不合其议者，遂未果。”

【注】嘉庆十四年春，《甘泉县续志》为配合《扬州府志》而重修，历半年事竣，即于八九月间完稿，是时文仍存世，惟以年老而“不任排纂”。

黄文旸(1736—?)，字时若，号秋平，江苏甘泉人，出身扬州破落盐商家庭，家境窘困，屡试不第，终以贡生。乾隆四十六年，总裁扬州词曲局进呈词曲，晚年游历齐鲁吴越间，颇受阮元等名。著有《扫垢山房诗钞》十二卷。妻张因，自号“净因道人”，亦工诗，著有《绿秋书屋诗》一卷、遗集一卷。子金，字小秋，诸生，夙承家学，并以诗名。事具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一三。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先生四十一岁。

二月，先生为倪时庆父倪承宽作墓志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授光禄大夫太常寺卿倪公墓志铭》：“钱唐倪公由翰林侍皇子讲读二十余年，尝洊历容台，总稽粮储，回翔卿寺。然始终以文学结主，知其诚悫详慎之忱，又足以孚其学。倚升方殷，乃遽以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庚寅卒于位。孤子时庆将扶枢归葬，谒余请铭。余交公久，雅知公谊，无可辞。按状公讳承宽，字余疆，号敬堂，先世从青州迁于杭。雍正十三年，举于乡。乾隆七年，考取内阁中书。……十九年，成进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翰林编修。……今年正月，斋宿中寒，寝疾沉绵，竟至不起，斯则朝野同为惋惜者矣。……生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乙卯，其殁也，年七十有二。元配项夫人，早卒。继配章夫人，附贡生本仁女。……男子子二：时庆，分发江苏候补县丞；新吉，公七十岁所生也。女子子五：长适国子监生马植基；次适国子监生陈玉绳；次适候补从九品黄骏；次适进士庄述祖；次字沈某。孙一：寿鹤。孙女一。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原。”

倪承宽，字余疆，号敬堂，仁和人。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十九年第三人及第，由编修历官礼部侍郎、总督、仓场侍郎。著有《春及堂诗集》。事具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二。

春，章实斋卧病京旅，先生载至家，延医治之，论修《宋史》。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乾隆癸卯之春，余卧病京旅，君载予其家，之正医治之。余沉困中，辄喜与君论学，每至夜分，君恐余惫，余气益壮也。因与君论修《宋史》，谓竢君书成后，余更以意为之，略如《后汉》《晋史》之各自为家，听抉择于后人。君因询予方略，余谓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显也。君曰：‘如子所约，则吾不能，然亦不过叁倍于君，不至鹜博而失专家之体也。’学诚因请先生立言宗旨，先生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它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竹汀间论《宋史》纪传，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述不详，即褒贬亦失其实。君闻而善之，取熊克、李焘、李心传、陈均、刘时举所撰之书，及宋人笔记，撰《南都事略》，以续王偁之书，词简事增，正史不及也。”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章贻选按语：“先生以《宋史》自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东都有王偁《事略》故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前后条贯粗具，然后出其心裁，更撰赵宋一代全书。其标题则称《宋志》而不称《宋史》，亦见先生有微意焉。”

【黄云眉按】此二书，章贻选皆谓未卒业。按李详《窳记》称：“《南都事略》，王益吾言马端敏督两江日，有人持此稿以献，将付局刊行，会端敏邃卒，未果，稿亦不知为何人所得，今闻藏洪琴西后人所。”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邵二云《南都事略》(《日记》都作渡，又作宋)戊辰(同治七年)以前，已在江宁书局，曾文正将刻之，以移督直隶而止。”是先生《南都事略》虽未刊行，稿固尚存。又据谭献《复堂日记》：“海宁唐端甫，钱警石先生之弟子也。熟精目录，刻志校雠，为余言邵二云《南都事略》，曾见活字印本，有缺卷耳。似人间必有传本，志之以俟。”则其稿又似刊行矣。

又此书，钱大昕谓《南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词简事增，过正史远甚。(见钱大昕《邵君墓志铭》及《十驾斋养新录》)意大昕必见其书。其《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即大昕所拟定。先生卒后，大昕索其稿不能得，因载三传目录于《养新余录》，致其痛惜。兹转录于此，以见先生此书之一斑。

《儒学》一

杨时　尹惇　胡安国(寅、宏、宁)　朱震　范冲　罗从彦　李侗　朱熹　黄干

李燔　张洽　陈淳　李方子　黄颢　蔡元定(沉)　张栻　吕祖谦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学》二

邵伯温　喻樗　洪兴祖　高闶　林之奇　林光朝　杨万里　陆九龄　(九韶、九渊)

陈傅良　薛季宣　叶适　戴溪　杨简　袁燮(甫)　李舜臣(道传、心传、性传)

蔡幼学　杨泰之　程迥　刘清之　廖德明　汤汉　何基　王柏　叶味道　王应麟　黄震

《文艺》

汪藻　陈与义　叶梦得　程俱　曾几　张嵲　韩驹　朱敦儒　徐俯　葛胜仲

熊克　陆游　范成大　郑樵　尤袤　陈亮　徐梦莘　刘克庄　张即之

《隐逸》

徐庭筠　苏云卿　谯定　王忠民　刘勉之　胡宪　郭雍　刘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八月，恭遇圣寿七十三岁令节，先生代人撰《生民未有赋(谨序)》。

《南江文钞》卷一《生民未有赋(谨序)》：“癸卯秋八月，恭遇圣寿七十三岁令节。嘉祥备致，九有胪欢。臣敬撰《生民未有赋》一篇，用彰一揆同符，以发扬万古稀之盛于奕祀。”

九月乙巳，先生父封公冶南先生卒，年七十有二。抱经先生有《封儒林郎翰林院编修邵君墓志铭》。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三《封儒林郎翰林院编修邵君墓志铭》：“呜呼!士有续学砥行以没其世，而不能自致身青云之上，所蕴不得以大发舒于时，此交游知识之所为重太息也。虽然屈伸显晦之理，犹夫阴阳昼夜之代嬗，终郁不耀，理固无之。既不于其身，必于其后人。吾以此验诸人世，往往而合。今吾乡邵太史请吾铭其先君子之墓，因得以悉行履之详，亦吾言之一征也。

“君讳佳鈗，字籍安。自宋南渡来，世为绍兴府余姚人。曾祖琳，前明进士，山西洪洞知县。祖炳，县学生，赠修职郎。考讳向荣，由举人会试中式。内阁中书改知县，终镇海县学教谕，赠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前母陈氏，母蒋氏。俱赠孺人。教谕君年过四十，未有子，祷于神，梦神自书丛中绸片纸授之，已而举君。占者曰：‘书种也。’祖母张钟爱特甚，比就传，不程以所业。少长会季父征士坡自京师归，教里中，君谛听其旁，即能为人演说。因试之文，振笔立就，家人咸讶其何遽能是也，自是从季父学，学日进。继随教谕君于镇海，镇海之士，咸推服焉。君于文不随俗好，识者以为在明江右五家中，与章罗酷相似，亦尝以诸生试高等，宜可以食气矣。愿缺出早晚无一定，卒不与相值，仅补增广生。乡试屡绌，而君志气卒不少挫。居贫，所守益峻。其天性之笃也，尝待严亲疾，不解带者五阅月。夜则究岐黄家言，遂通其旨。剂量医所处方，饮之愈。

“季父客会稽而病。君在镇海闻之，疾驰往，奉以归。会稽至余姚仅二百里，而舟不能径达，中隔以曹娥江，舆轿登陆，肢体不得展舒。渡江再易舟，又过两坝。牵挽上下，始达于姚江，病者苦烦。闻邪许之声，不堪尤甚，君于陆行舁以凉状，施幕其上，风日不侵，过坝则约滴为号，以齐众力。辘轳无声，而舟己进，其用意体贴入微若此。教谕君既告归，君事二亲曲尽其欢，疏小圃以娱之，日求所嗜以进之，以亲居北方久，溲面效北人为馎饦，亲食之甘。于论著之散见者，皆为缉宗成帙。与季父遗书并藏之唯谨。邑有介土徐君，义不受人之周。母病，君托言负其家金厚遗之，后其母死，又鬻田以为赙。其勇于义率此类，虽家人未尽知也。

“晚年喜沽易，诗文偶一为之，多出人意表。以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乙巳卒。年七十有二，及见其子贵。受封文林郎，晋封儒林郎，如其子官。妻表氏封安人。子三人：履涵，早世；晋涵，乾隆三十六年举礼部试第一人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鼎涵，国子监生。生女二人，适名族。孙六人：秉恒、秉仁、秉华、秉理、秉章、秉瑞。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邑文山之南。

“原铭曰：吉梦神告，诞生文人。谁之不如，而郁湮不伸。其行可式，又进于文。孝乎惟孝，而醇乎惟醇。尝药知医，巧变入微。泆而为义，欲人莫知。是曰隐德，天其知之。及身食报，有子而才。有子而才，众推班扬。领袖南宫，润色玉堂。锡以清资，方来未艾。泷冈之文，将毋有待。见托下走，作此铭诗。虽曰不文，庶无愧辞。”

九月，先生为四库馆检讨何思钧之兄何思温作墓志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教授承德郎户部福建司主事何君墓志铭》：“同馆何检讨思钧过余，述厥兄承德君遗事，貌甚戚，辞哽咽不成声，因出行状，请余为诞道之文。君尝宦于吾浙江，余夙闻君善政。及读状，乃知孝友睦渊之德，始终无忝古人。实应铭法，矧重以检讨之请，谊无可辞。按状君讳思温，字圣容，号石峰。先世自河南迁居山西之灵石县，遂为灵石人。……生于雍正五年二月丙寅，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甲寅，年五十有一。娶吴氏，赠安人。继娶王氏，封安人。子三：道榜，国学生，军功议叙六品顶带；道模，附贡生；道范。女五：长适候选兵马司指挥乔元斌；次适中书科中书杨谭；次适候选理问杨溪；次适王某，次适陈某。四十八年九月丙午，葬于郭壁原。”

是年，先生为同里洪耀作七十寿叙。

光绪《余姚洪氏宗谱》贻编卷二《镜斋公七十寿叙》：“余友周书昌欲补撰《宋宰相世系表》，钩稽故家谱牒，尝与余论南宋名臣曰：‘自忠宣公持大节启后昆，而文惠为贤相，景卢、景严鸿文丽藻，颉起相望，当时所称鄱阳三洪也。由鄱阳而迁于徽，盛于浙，姓以望著，子能省识之乎?’余曰：‘浙中之洪，若平斋、若忠惠，焜耀史册，耆旧称宁海，文学称吴兴，更仆难悉数。其居我余姚者，世为望族。晋山先生以绩学为县中耆旧，怡亭先生继之，文章传于世，子所知也。居官有惠政，山阳人至今思之。其摄金匮县篆也，人比诸借寇。廉操仁泽，所谓以实行昌所学者，克承厥绪，为镜斋先生。’书昌曰：‘我先世居余姚水阁，故与洪氏有连。怡亭先生之文夙所习也，今乃知其惠政。夫缔新者本先德，念旧者操土风。前史称我乡崇让敦睦，兴孝推慈，为有虞氏遗风。当必代有淳古君子维持其间，请问镜斋先生所以承厥绪者?’余曰：‘家世与洪氏交亲，童时抠衣趋隅，闻先生议论慷慨，辄心向往之。稍长，益知其德行。连岁北游，乡人自南来者，每称道。先生不置，先生盖孝友恺人也。守先世遗书，束躬准于礼，抚从子有恩义。俾克树立，性笃友谊。竭诚为排解，或以缓急告，推与无难色，亦无德色。岁壬申，饥沴指囷，为乐施倡事，闻恩予议叙，今行七十矣。好行其德，懋修而推广之。人或不尽知，先生亦不求人知也，然称颂者无异辞。余尝登先生之堂，庭除秩如翼翼焉，雍雍焉。退而问趋庭之训，辟咡之传，皆本于忠信，翼以诗书。昌黎所云鸾渟鹄峙，兰茁其芽者。先生躬构其盛，而弥形谦挹。是即忠宣之佩德励芳，不自满假也，是即盘州之实事求是也，是即埜处之固本启华之义也。’书昌曰：‘固也。我闻懋德必延奕世，我惜欧阳子之《唐书宰相世系表》语焉而弗详也。名德之传，必有懿行，必食厚报。《传》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语未竟，适同里诸亲串属为先生寿日屏帐题词，遂叙京邸会语，寄归为称觞之祝侑。”

洪燿(1714—1794)，义荆次子，初名焯，字鉴公，一字镜斋，太学生。乾隆三十七年捐赈议叙，候选主薄。敕授登士郎，赠奉直大夫。黄璋有《洪君镜斋传》。事具光绪《余姚洪氏宗谱》。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四十二岁。

奉父讳南旋。稚存入都访先生，先生先三日奉讳南下，不及见。

洪亮吉《卷施阁诗集》卷八《送邵秘校晋涵入都补官》自注：“及甲辰春入都访君，又于三日前奉太公讳南下，不及见也。”

闰三月二日，平湖孝廉徐春田志鼎仿古兰亭故事，修禊于东湖，先生为雨所阻，题诗以寄。

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一三《题平湖徐春田孝廉志鼎东湖春禊图》：“乾隆甲辰闰三月二日，日在丁巳，平湖孝廉徐春田志鼎仿古兰亭故事，于此日邀同修禊于东湖，南瞻九峰，北迎三泖，胜概毕萃于弄珠一楼，因自制小舟，名曰‘水马’。坐中有宋愚者，善笛，倚櫼而吹，顾而乐之，遂绘以志。时余姚邵侍讲晋涵亦在里，以邀东湖，为雨所阻，寄题云：‘招邀烟艇惜缘悭，老屋枯藤雨掩关。赢得晓窗开画帧，湖光浮作砚前山。亚桃毡柳两行齐，苹漾轻桡转画堤。认取湖光夜珠照，九烟鬟近女墙西。’”

徐志鼎，字调元，一字春田，浙江平湖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官四川南溪知县，著《吉云堂集》。事具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六。

五月，洪亮吉著《汉魏音》四卷成。其书钩贯群集，刺取汉魏古音，如读若裔近者，多至数千百条，以《说文》旧部，类聚区分。其止于魏者，以反语之作，始于孙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为断焉。先生为之序。

《南江文钞》卷五《汉魏音序》：“声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声亦渐转。得其声始，则屡转而不离其宗。由是审音以定义，昭于制字之原，则互训反训，辗转相训，亦屡变而不失其恉。去古日远，袭舛承讹，私智凿空，诂训茫昧，班孟坚云：古文应读《尔雅》，曾谓鄙别之音，读三代古文，而能通其义，识其指归哉?

“古音至汉而一变。郑康成注《诗》《礼》，多述古文古音。言古者，正以见当时之异读。推之于孟喜、京房《易》章句，齐、鲁、韩三家《诗》传，《春秋》三传，后先著竹帛，文字异同，皆音之递转。不仅如刘熹、韦昭所释，辨车声之如居近舍，为从汉以来之声转也。

“汉人治经有师法，长言短句，开唇合唇，音相转而不为一定，要不离乎声始，故义相贯通。至孙叔然制反语，则音有所拘，驯至义有所窒。薛综注张平子赋已有反语，则知叔然之说，在当时已属盛行，不复推求古训。沿至六朝，遂分四声之韵，迭相祖述。韵书日益日歧而古音微矣。

“阳湖洪君稚存，服习故训，精核六书之学，裒集遗经旧注，厘以《说文》部分，撰《汉魏音》四卷。其言曰：‘求汉魏人之训诂，而不先求其声音，是谓舍本事末。此书之作，欲为守汉魏诸儒训诂之学者设也。’余尝病夫后儒说经昧于古音，而使古人之训诂不明，读洪君撰集之书，略为申绎其义焉：

“佳部引《文选注》云‘雉、夷声相近’，服虔之说也。考《左传正义》引服虔、樊光曰‘雄，夷也’，是声相近者即其义。证以康成《仪礼注》：‘夷之言尸也。《礼记》：尸，陈也。’明乎雉、夷、尸之声相转，则可晓然于《尔雅》‘雉，陈也’之训矣。

“又《尔雅》‘翦，勤也’，郭注未详。陆农师《新义》以‘剂翦之勤’为说，近人又引《诗》‘实始翦商’以释之，皆强事皮傅，非其正义。足部引康成《书序注》云：‘践读为翦。’证以《礼记·玉藻》：‘弗身践也。’郑注亦云：‘践当为翦。’是翦、践古字相通。《左传》‘践修旧好’，正指勤修其礼而言。非古音末由通《雅》训矣。

“《说文》谐声之字，徐楚金偷近从俗，疑为非声，徐鼎臣校定《说文》，辄删声字。即如卷端元字，从一兀声，今本作从一从兀，盖疑元之不可以就兀得声也。此书引高诱《淮南注》曰：‘元读常山人谓伯为穴之穴。’则《说文》作兀声，确有依据，俗儒之大惑不解者，亦当憬然而悟。其它互相证明，未易更仆而数也。

“韩子曰：‘沉潜乎训诂，反复乎句读。’训诂者，文字之本；音声者，训诂之原。学者由汉魏之音求声始，以穷其转，斯能知三百篇之比音协句，本于自然。后世袭舛承伪，亦有所由致。匡后世之舛伪，通古人之训诂，则六艺九家之传，皆文从字顺，而无诎屈之言。成学治古文，其亦有取乎此也。”

【黄云眉按】读此序，可略见先生对于古音学之研究。自顾炎武著《音学五论》后，诸经师多知重视此学，往往以考证古音之故，而得卓绝之创获。先生虽无音学专书，然其著《尔雅正义》，谓古音渐失，则古义渐湮，因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以存古音。其云声近之字，义存乎声，正与此序声相近者即其义之意同。《尔雅》缘音训义者本少，先生能应用此法以治《尔雅》，则固非深有得于此学者不能矣。

陶元藻招先生、王方川等泊鸥山房雅集，同泛舟湖上。

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三七《夏云峰·招夏更生广文邵二云王方川两编修黄华陔孝廉宴集泊鸥庄即同泛舟湖上》：“麂眼篱疏，鱼鳞径曲，空谷足音相接。斫荒圃、鲜烹犊角，汲幽涧、香浮雀舌。醉如泥射覆藏图，各各斗、量才聪明冰雪。喜星聚茆堂，屦盈蓬户，都是过江人物。新涨重湖烟水阔。漫回头万壑，思归东越。绿杨岸、棹随飞鹭，红药坞、坐听啼鴂。艳阳天、一咏一觞，这裙屐风流。宁输老铁。消夏应佳，订兰舟，莫负藕红时节。”

陶元藻，字龙溪，号篁村，晚号凫亭，浙江会稽人。诸生。著有《泊鸥山房集》。《家传》略曰：“元藻家世能诗，自为师友，少负俊才，久困场屋。襟怀超旷，不问生业，典衣卖文，晏如也。尝游京师，题诗良乡旅壁，袁简斋太史见而赏之，为撰《篁村题壁记》。倦归乡里，于西湖筑泊鸥庄，以撰述自娱。”有《全浙诗话》六十卷、《凫亭诗话》二卷、《越彦遗编考》五卷、《越画见闻》三卷、《香影词》四卷。事具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二。

九月，汪沆去世，先生撰《征士汪先生家传》。

《南江文钞》卷六《槐塘遗集序》：“是时汪沆年逾八十，病目不能作书，常招先生燕坐，商榷今古，至日哺犹不听去。”

《南江文钞》卷九《征士汪先生家传》：“先生讳沆，字西颢，钱塘人，系出唐越国公华后。先世居徽州歙县之槐塘村，因自号槐塘。……当是时，杭州才彦云集，先生以淳古渊茂之才为时标准，与杭先生世骏、王先生曾祥、符先生之恒、张先生熷有‘松里五子’之目。总督李敏达公聘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廷试，额溢报罢。游天津，客查氏水西庄。……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一。有《盘西纪游集》《沽上题襟集》《津门杂事诗》《青囊解惑》行世。《槐塘文稿》四卷、《槐塘诗稿》十六卷、《论语集注剩义》一卷、《湛华轩杂录》四卷、《小眠斋读书日札》四卷、《诗话》二卷、《全闽采风录》二卷、《蒙古氏族略》一卷、《汪氏文献录》十四卷、《新安纪程》一卷、《槐塘识小录》一卷、《泉亭璅事》一卷、《说疟》一卷稿藏于家。配吴氏，子三人：长彭寿，即为兄后者也；介寿，早殁；恭寿，为弟后。孙四人，曾孙五人。”

十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将《旧五代史》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宫。

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请照殿版各史例刊刻<旧五代史>奏章》：“清纪昀谨奏：伏查《永乐大典》散片内所有薛居正等《五代史》一书，宋开宝中奉诏撰述，在欧阳修《五代史》之前，文笔虽不及欧之严谨，而叙事颇为详核，其是非亦不诡于正，司马光《通鉴》多采用之。当时称为《旧五代史》与欧阳修之本并行。自金章宗泰和间，始专以《欧史》列之学官，而《薛史》遂渐就湮没。兹者恭逢圣主，稽古右文，网罗遗佚，获于零缣断简之中，搜辑完备，实为此书之万幸。至此纪载该备，足资参考，于读史者尤有裨益，自宜与刘昀《旧唐书》并传，拟仍昔时之称，标为《旧五代史》，俾附二十三史之列，以垂久远。谨将全书五十八本、校勘、发凡，一并装订，恭呈御览，伏候训示。前经臣王际华面奏，此书列之史册，洵足嘉惠艺林，请照殿版各史例刊刻，颁行海内，荷蒙圣恩俞鉴，恭候钦定发下，即交武英殿遵照办理。再查诸史前俱有原进表文，此书原表久佚，谨另拟奏折一通，随书呈进，俟奉旨允准，即敬谨恭录，并奏折同刊卷首，以符体式。再现在缮本，因系采葺成书，于每段下附注原书卷目，以便稽考。但各史俱无此例，刊刻时拟将各注悉行删去，俾与诸史画一。其有必应核订者，酌加案语，照各史例附考证于本卷之后，合并声明。谨奉奏。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是年，续修杭州志，先生复司其事。十一月付梓。

《南江文钞》卷六《槐塘遗集序》：“甲辰，续修杭州志。晋涵复司其事。”

乾隆《杭州府志》卷一七八《前志原委》：“由知府邵齐然聘先生等编纂，稿本略具。时巡抚王亶望以贪黩著，知府王燧觊觎杭守，夤缘亶望，乃黜齐然而任王燧。聘钱献之、王文治校订。四十四年十二月付梓，冒为己辑，并不述邵之始事，及助纂诸人姓名。又不尽从王、钱二氏校定之本。至是知府郑沄乃复以邵稿续请先生修正。先生依据原本，详加考核，增所未备。十一月付梓。篇帙既富，体例尤精，世称善本。而王刻板片，往往羼入其中。然郑志出而王志废，印本亦仅有存者矣。”

先生以张廷枚所刻《栲栳山人诗集》赠卢文弨。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二《题抄本<栲栳山人诗集>后》：“此本余抄之邵二云氏。乾隆甲辰，二云复贻余以罗山张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补正十数字。张本七律多于此本二十八首，此本《赠危太朴》二首顾缺焉。”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二《题张氏所刻<栲栳山人诗集>后》：“乾隆庚寅，见今太史邵二云于京师，访乡前辈遗书，得元岑静能先生诗集三卷，录而藏之。阅一周星，而张罗山氏得邵本并汪本、岑氏后裔所藏本，合校而贞诸梓，校余所录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录本有而此本反无者。(《赠危太朴》)”

岑安卿《栲栳山人诗集》张廷枚序：“曩邵二云编修出视《栲栳山人诗集》，武林鲍君以文又以寄振绮堂藏本，皆宋庸庵先生所编。乾隆壬寅春分后三日，同邑后学罗山张廷枚谨识。”

十二月，先生葬封公佳鈗于邑文山之南原。

都中浙绍乡祠规地狭隘，又值倾圮。好义者倡厥谋，乡之人踊跃相继。崧镇何铨捐数千金，又不惮其劳，力成其事。先生作《重修京师浙绍乡祠记》。

《南江文钞》卷五《重修浙绍乡祠记》：“都城由宣武门而东，过虎坊桥数十武，有屋数十楹，为绍兴人士游处都中者岁时会集之所，人称之曰浙绍乡祠。创始自康熙十九年，至乾隆五年重修之，三十年再修之，前后俱有碑记。其于缔造经度之功，与夫次第缮理之，克继其事详哉。……岁在甲辰，乡祠之老成董事者，士大夫之习复往来者，以时会宴相顾，曰：‘自乡祠之修，越今二十年，不亟图缮治，后难为功。’于是好义者倡厥谋，乡之人踊跃相继，庇材程功，无怠益勉。阅数月而竣，相与落成，则杗廇栭桷之蚀剥者，瓴甋之泐陊者，墙垣涂朽之漫漶失鲜者，焕然厘饬，复其旧观，夫即乡祠之屡事缮治，常有人为之营度，其端末辉映于后先，殷殷于有后弗弃，基以鸠联其乡党，则夫惇睦性成之教，固于斯见焉。而乡先生之孝弟礼让，垂范于后昆者，所愿式承而弗替者也。至于乡祠后隙地，新为庐舍，以待公车之计偕北上者，别有记兹。就乡祠之率钱重修者，列其姓名为后来者劝焉。”

民国《上虞崧镇何氏宗谱》卷二张敦培《平严公家传》：“何公讳铨，字俊衡，平严其别号也。家世清贫，有志读书而未遂，随伯父伯声公赴商丘任所，继复往来京师，慨然有志功名，会逢朝议开三通馆，因赴考，充供事员，议叙州同职。乾隆五十四年，报捐知府职衔，恭祝八旬万寿，奉旨特加一级，寻由州同出为山东司马，历任临清、沂州、兖州，所至皆卓卓有声。年六十二卒于严州任所。当公之未遇也，曾为崇署榷吏，例有内廷供奉差使事最烦剧。公性精敏，总理裕如，为当朝大人所器，而两浙翰苑如陈公嗣龙、陈公淦、邵公晋涵辈尤乐与游焉。时浙绍会馆规地狭隘，又值倾圮。公捐数千金，倡为改造，遂扩其基址，高其闬闳，一切庇材鸠工，不惮其劳，俾阖郡公车出入者咸嘉赖之，其勇于为义类如此。”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先生四十三岁。

正月，作《兰风五车堰沈氏重修家谱序》。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邵晋涵《兰风五车堰沈氏重修家谱序》：“《周官》合族之制，以奠世系。太史公述得姓受氏源流，多据《世本》。汉儒若王符、应劭，胥能囊括姓氏，条著篇目。厥后私家之谱迭兴，以门第相矜尚，寝失古意。然谱牒犹相沿不废，迄唐末五季而诸家之谱尽失，于是古人辨姓类族之法荡然矣。自宋以后，私家之谱，眉山苏氏为最著。至明而著姓莫不有谱，然维昆山顾氏之谱、甬上万氏之谱，为时人所称道。近则河间纪氏谱，最称简而有法。私家纪载，寝寝乎合古人述作之意矣。

余以为谱以纪一家之事，征远者蕲于确而屏绝皮傅，语近者宜于详而勿涉夸张，则其书可以型家，可以匡俗，可以传信，不徒取其文采之焜耀也。今四方州县修志，恒苦于文献无征。诚令家修其谱，生卒、迁徙、秩位具于书，祠宇、冢墓具于书，碑铭、行状、传赞具于书，遗闻、轶事、嘉言懿行具于书，事必核实，语无舛漏，则备一家之文献，合而为一方之文献，推而广之，天下之文献足征矣。况夫谱牒既定，讨论祖训以孝友姻睦相勖勉，施恩由近溯本，引源雝然勰然，亹亹于保世而滋大。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不端在是哉。

余同县兰风沈氏，故著姓，以诗书孝友世其家，其旧谱修于明嘉靖中，乡先哲为之序曰：‘沈以世居湖州，宋时有讳思者，卜居龙舌，是为迁居之始祖。其后叔庄公创修家谱，文龙公复修之，俱以迁居之祖为始，而不攀援通显以诬其先，附会疑似以欺其后。’盖沈氏旧谱征远之确如此。今踵而辑之，世更代易，旷隔已久。其间类多残缺失次，使稍涉攀援附会，补缀成帙，夫谁知之而谁议之。延族之贤者询谋佥同，一以旧章是率，无忝厥祖，用征孝睦之验焉。余读其谱，视旧较增，而必据见闻之核实者，崇本笃后之思，溢于简策，是所谓语详而征确者也，所谓可以型家匡俗而传信者也。于以扶翼圣朝广仁修让之俗，砥行昌文，风俗懋美，追踪于古昔合族奠系之风，岂不伟哉?是为序。”

二月，毕沅由陕西巡抚调任河南巡抚。先生受毕沅之请，赴开封，助修《续资治通鉴》。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意。”

孙星衍《澄清堂稿》卷上《中州送邵太史晋涵入都》：“去年客游梁，主者韩昌黎(谓弇山中丞)。好贤苦饥渴，赏我以不羁。招君载书来，著作于官司。编年仿司马，当废薛应旂(君为毕中丞撰《宋元通鉴》)。

【注】邵晋涵次年入都补官，孙星衍有《中州送邵太史晋涵入都》诗。

秋，撰《孝义家庙记》。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七《孝义家庙记》：“粤惟我邵氏自洛阳迁浙，相厥基于临安会稽，靡有定所，逮我远祖千八公定居余姚清风里，敦德好修，用肇系绪，演庆承庥，遂为县中望族。其由县迁居孝义乡，则权舆于亚一公，实为千八公之孟房，推而上之，实为洛阳邵氏之宗子也。亚一公潜德人不尽知，而故老传述乡之得名由于公，则公之行修于宗族乡党者可见。云仍袭祉，昌衍蕃滋，于戏!岂不有祖德之贻哉?县中故有家庙，宅第爽垲，规制亦整秩，环孝义乡而居者，自履端祗谒，而外限于城乡，辄不得岁时展礼为憾，《礼》不云乎：“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别子为宗，古之制也。”乾隆十六年，在明公俶举其议，独仔肩其事，创建孝义乡家庙一所，基初经而公殁，垣墉丹艧，未竟所施。五十年秋，裒辑。宗人踊跃从事，于是庭除庑舍，井湢胥备振蠲，宦奥有苾其馨，圭撰谷旦，奉主入祠，灵佑所依，冯冯翼翼，穆穆跄跄，凡有事于堂阶者，莫不致其恪恭专肃，退而雁叙，雝然勰然，诚归一体，远近同源，僾见质旁，谡兴睦顺，猗欤非家庙之建，曷以鸠吾本支，而懋昭前业欤夫?孝义其本义也。绵诗书之泽，广仁让之风，由一乡而推之县中，由县中而推之于洛阳，上溯宋世大儒之学，绎圣训以牖世，必自敦本始，子若孙传于世，世尚其笃念哉?”

三四易稿，著《尔雅正义》二十卷成。此书系先生反复讲求、殚思十年而成，章学诚称其“可与郭璞先后发明，嘉惠后学”。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大兴朱先生则曰：‘经训之义荒久矣。《雅》疏尤芜陋不治。以君之奥博，宜与郭景纯氏先后发明，庶几嘉惠后学。君由是殚思十年，乃得卒也，今所传《尔雅正义》是也。’”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君一字未定，必反复讲求，不归于至当不止。”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章贻选按语：“《尔雅正义》既成，自谓此书苦心，不难博证，而难于别择之中，能割所爱耳。”

【黄云眉按】如《释地》第九“九府”：“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注：“犀牛皮角象牙骨。”先生《正义》云：“《职方》：‘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利丹银齿革。’《尔雅》作梁山者。《淮南·主术训》‘桥直植立而不动’，高诱注：‘桥，桔椽上衡也。’《太平御览》引《符子》云：‘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衡谓之桥，桥亦谓之梁，是衡与梁义相通也。衡与横通，强梁语转作强横，是衡与梁声相近也。郑康成《周礼》注云‘衡山在湘南’，高诱《淮南》注云‘梁山在会稽长沙湘南’，会稽二字承上文而衍，云在长沙湘南，是梁山即衡山之明证矣。”(下疏郭注不录)

又如《释山》第十一“霍山为南岳”。郭注：“在衡阳湘南县南。今在庐江灊县西。即天柱山潇水所出也。汉武帝以衡山辽旷，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本自以两山得名，非从近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为汉武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

先生《正义》云：“郭云在衡阳湘南县者，《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湘南县’，《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晋书·地理志》‘衡阳郡湘南县’，县名仍汉旧，衡阳郡为长沙郡所分置也。衡山在县南，古今所谓南岳也。今衡山在衡州府衡山县西。郭云今在庐江灊县西者，《汉书·地理志》‘庐江郡灊县’，天柱山在南有祠。晋仍汉制，今灊山在安庆府灊山县西北。’郭云即天柱山灊水所出者，《广雅》云，霍山谓之天柱，今谓之皖公山，皖水出焉，别流曰灊水，合流入于江。郭云汉武帝移其神于此者，《史记·封禅书》云，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太史公意以天柱山本非南岳，武帝强号曰南岳尔。《太平御览》引徐灵期《南岳记》云，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来尚矣。至于轩辕，乃以灊、霍之山为副焉。故《尔雅》曰霍山为南岳，盖因其副焉。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辽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徒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山，亦承轩辕副义也。按轩辕以灊、霍为副，于古籍无征。此海上怪迂之士，妄引黄帝，不足为信。汉武所据谶纬，大率类此矣。郭云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者，郭意以衡、霍为一山也。

《尚书大传》有中祀霍山及莫南方霍山之文，《大传》为后人裒集，不尽可据。应劭谓衡一名霍，傅会汉制，实则衡之与霍，自为两山。《通典》引《三礼义宗》云，唐虞以衡山为南岳，周氏以霍山为南岳，此见《尔雅》前后异文，求其故而不得，强为之词。然未尝不以衡山、霍山为二山也。《水经》释《禹贡》山水泽地云，霍山为南岳，在庐江灊县西南，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南，是亦以霍山、衡山为二山也。

以《尔雅》前后核之，《释地》所云梁山，即为衡山，此由于声之转也。《释山》上云，江南衡，下云霍山为南岳，即使衡山别名霍山，不得一篇之中，互举其名。

况夫霍之为义，由于大山宫小山也。今天柱山中峰小，而四围有大山以宫绕之。衡州之衡山，则中峰独高，而前后左右诸山，皆在其下。揆诸《雅》训，则天柱可名之曰霍，衡山不得名之曰霍。此可以目验而知也。

然则《尔雅》此文，何以云霍山为南岳?盖汉武以后诸儒所窜易也。汉初儒者，增益五岳之名于《释山》篇末，与《封禅书》同。武帝以后，复改衡为霍，以附合时制。郭氏不晤其为窜别，遂迁就而为之词曰，学者以霍山为岳始于汉武，将汉武在《尔雅》前乎!夫《尔雅》固在汉武以前，但郭氏所据之本，果即汉武以前相传之《尔雅》乎!斯不得过信今本，转疑古训也。

合经传而总核之：冀州之霍山与泰、衡、华、恒，唐虞之五岳也。华、岳、泰、恒、衡，周之五岳也。泰、衡、华、恒、嵩高，汉初相传之五岳也。泰、华、霍、恒、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岳也。知汉以前五岳无定名，则不惑于群说之胶臈矣。

或谓世所传本，定为汉儒增易，得毋勇于疑经乎?斯又不然：《礼记》或素或青，杂以秦语；《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明为汉儒窜入：则知汉儒增益经文，正不必为之掩护。信古善述者，断不以一端之失而疑及全经尔。”

读此二条，一定梁山为即今衡山，一定霍山为南岳，为汉儒所窜易，援引博而断制明，知先生治经，在实事求是，不胶执，不盲从，故能会通古义古音，撷取诸说菁华，而自抒新解。

汪辉祖推两母遗志，自乾隆四十一年来即征绍兴府三百五人节孝事迹，于四十五年纂《越女表微录》五卷。是年，续采上虞、新昌，及山阴、萧山县节孝七十四人，呈督学窦公行各县扁表，并纂续表，《微录》一卷附前录后。先生作序。

《南江文钞》卷六《越女表微录序》：“《越女表微录》者，余友萧山汪君焕曾承节母之训，著为录，以表章同府贞节妇之微隐者也。先是，焕曾奉两节母，家居微甚，两节母闵勉劬肄，处之泰然，焕曾益自感奋，渐以学行著于时。具两节母事状白大吏以闻，诏建双节坊于里，而焕曾亦成进士，光显矣。向者，节母微时，尝偻述里中节妇志行，其茹苦大致相埒，用自慰，焕曾耳熟焉。既建坊节母，又悲诸妇之同处忧患，而终于泯泯莫有闻也。焕曾缘母意，先据所知者白于县，具册以俟纂载县志。既而推广之，及于同府，得贞节妇之隐晦者，山阴、会稽、萧山、余姚、诸暨、嵊六县，合计之约三百余人，白于院司，许为旌其门。久之，复征诸上虞、新昌，又得若干人。条系件记，阅八九年而始克成书。”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先生四十四岁。

二月，洪亮吉自里中偕钱维乔买舟至浙江，省舅氏榕庵。先生与其同游月余。

林逸《清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二月，偕钱大令维乔买舟至浙江，省舅氏榕庵。曙斋先生以事至杭。连舫十数，遍游锡山、虎溪，复至玄墓、灵岩、龄井、天竺、灵隐、净慈诸名胜，与邵编修晋涵、杨孝廉、蒋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彻夜。留月余复归里。”

二月二十九日，先生族兄邵升陛卒，邵瑛请铭于朱珪。

朱珪《知足斋文集》卷四《封儒林郎邵翁墓志铭》：“编修邵君瑛将奔其封翁景载先生之丧，持所为行述泣示珪而请为铭。珪辞不获，且知先生之勤学教子者，不可没也。先生讳升陛，字默林，一字景载，浙之余姚人。曾祖以文，祖吁俊，本生祖三俊，父思慈，世为县学生，思慈能文，年逾四十而卒，时先生甫四十日。初，先生之娠也，生母张梦月入怀，及是母于暨张两嫠，抱数旬之孤，承两世之重，不绝如发。比长，受业同邑黄敬庵之门，本洛闽学，而节之以经义史志，所读书必经手录，而识各家疏解于上方旁行皆遍。年二十三入学为诸生，旋丁嫡母忧，屡不就试。岁丙子，举于乡，不肯违生母养，尝一上公车，不第，归遂授经于里。……于是恭遇乾隆五十年覃恩，瑛请以己官赠祖考阶儒林郎，妣于，生妣张，皆安人。先生善其事母张太安人，年八十有八，有孺子之慕。生平俭于己，而嗜义者若渴，族有孀妇某，贫而有志，周之二十余年，以成其节。

“先生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十八日戌时，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二十九日亥时，年七十有一。丙子科举人，敕封儒林郎、翰林院编修加一级，配朱安人，先卒，继室俞安人。子二人：瑛，庚子科举人，甲辰科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加一级，三通馆纂修官，娶俞氏；玢，贡生，娶方氏。女子二，适望族。孙六：器之、习之、用之，瑛出；牧之、柬之、立之，玢出。女孙四。丙午十月葬于南乡之翠邬。”

三月，先生再赴开封，洪亮吉亦往。

《南江诗钞》卷四《留别毕弇山中丞沅一百韵》：“大梁运逡躔，联珠映奎宿。璧河萃光晶，才彦并辐辏。恩知被独先，招邀趋敢后。淮涡驾轻舟，一叶卷层溜。驱车古河壖，土拆火轮蹂。瞻拜铃阁前，尘汗旅衣透。先时河豫间，郁烔感频复。炎官扬赤旟，搏沙刷狂飂。雾狖曙更冥，风禽晨失昼。强槛连阡畴，呰窳废犁牰。掘枿氐亦焦，髡树根从仆。况复河漫流，金堤防蚁漏。改道筑新渠，昨冬功始就。辰念勤天中，旌麾移陕右。……今兹茬河洛，焦原成福宙。只在转移间，即睹盈宁候。阊阖凉风来，闲阶碾茸。行馆辟嵩阳，缥湘列文囿。版探宛委藏，册辨龙威守。两羭究经遗，三豕匡传谬。图尔夏鼎镌，录集秦碑镂。九流逮墨鲋，六艺溯苍籀。圜图勉周轮，方志定横繇。鉴澄涑水书，绪接龙门胄。世系待续编，音响若相酬。”

林逸《清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三月，重赴开封节署。”

《南江文钞》卷六《劳氏宗谱序》：“余少读余山先生遗书，窃拟诸宋儒张子正蒙，近过大梁书院，其堂额为须友堂，余山先生故居之堂名也。”

春，先生赴开封途中，过苏州，访同年夏邑胡世铨于苏州府署。先生为其先父胡晓山遗著题跋。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赠中宪大夫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岁贡生候选训导胡公墓志铭》：“岁丙午，晋涵过苏州，同年胡君世铨知府事。政成将报最，留余府廨，出示厥考晓山先生遗文，因得窥见先生之学。……先生讳和，字时雍，号晓山。先世由江南徙居河南夏邑。先生生于康熙五十年二月某甲子，卒于乾隆三十年八月某甲子。累赠奉直大夫、刑部陕西司主事、朝议大夫、刑部陕西司员外郎、苏州府知府、中宪大夫、福建兴泉永海防兵备道。男子子三人：长即世铨，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分巡福建兴泉永兵备道署按察司使；次世函，殇；次世钟，国学生，早世。”

《南江文钞》卷八《书胡封公遗卷后》：“夏邑胡晓山先生履素含章，敷赞经训，河洛间奉为祭酒。屡受知于学使者，尤为大学士漳浦蔡公所推许。顾数奇，终踬棘闱，郁采潜耀，式启后昆。今苏州知府鉴泉使君承庭告绸遗书，昌煜世学，用能惇化翊猷，蔚宣治效，光显于前施。是则先生经世之学，虽晻唈一时乎，其苞蕴所贻，融耀演舒，固迥且永矣。余与鉴泉为同年生，丙午春访之于苏州官署，获读先生遗文暨漳浦蔡公题识，益信环章真赏，历久弥彰，若符冥契，并以见鉴泉之永思不匮，为足风也。卷轴藏弆，迭系于云仍，尚其笃念哉!”

四月，先生和卢文弨分别为汪沆遗集作序。

《南江文钞》卷六《槐塘遗集序》：“晋涵始就傅，即闻杭州西湖吟社之盛。厉征君樊榭、杭编修堇浦实为职志。比来杭州，则樊榭征君已殁，堇浦编修教授四方，旋亦逝世。诸老零落殆尽，独于征君槐塘先生过从最久。先生尝问业于樊榭征君，早岁与堇浦编修齐名，所称‘松里五子’之一也。……《樊榭文集》暨编修《道古堂集》俱为审定开雕，其它师友遗著，次第表彰。……先生壮岁有《津门杂事诗》一卷、《盘西纪游集》一卷传诵四方，今据晚年删定本合为诗若干卷、文若干卷。呜呼!读其书，可以知学以缮性矣。”

汪沆《槐塘诗稿》卷首卢文弨《槐塘诗集序》：“先生与吾先人同举大科，及文弨倖获一第而归，始以通家子谒见先生于里中。……静夫，故先生子也。先生命为兄后，克以孝友，继其家风，出先生所为诗若文而整比之，而寿诸梓，属文弨为之序。……既不辞而序其端，请以质世之读先生之集者。乾隆五十有一年孟夏月吉。同里、年家子卢文弨拜题于钟山书院。”

夏，先生入都补官，孙星衍、洪亮吉以诗送之。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八《送邵秘校晋涵入都补官》：“君行不得行，一尺大梁雨。流潦冲夷门，街泥积如许。大梁雨足欣有秋，君虽不行我夷犹。廿年三度与君别，被酒历历追前游。逢君乃研经，逢君乃注史。当时苦说两少年，只借黄郎前已死(谓黄景仁)。骑龙弄凤戏里闾，斩蛟射虎节不拘。性情至此忽一束，细校科斗笺虫鱼。读书识字居然异，长句犹能矫奇气。大龙山下别君时，千六百言君倘记。壬辰三月上巳筵，江水一楼诗一篇。我歌白袷方咏月，君著宫锦行朝天。长安米贵居偏易，蓬观为君著书地。宣南坊外三斗尘，一客入门惊故人。故人久别仪容野，日倚陈编与倾泻。已看贵纸写《南都》，尚少筑台名《尔雅》。十年哀乐事亦同，往往相左红尘中。梁园握手亦意外，浊浪饱吸餐炎风。河流拍枕朝难醒，官烛烧残夜忘永。蠹鱼窥客客不知，双鬓都垂二毛影。盘盘万卷纵堆窗，只觉逢君气早降。礼堂若写群经定，君署南江我北江。”

孙星衍《澄清堂稿》卷上《中州送邵太史晋涵入都》：“平生慕两贤，非友而若师。束修好经籍，往往梦见之。其一钱少詹，识我弱冠时。注书抉渊原，辨字求据依。前贤谬称许，谓云戴可追(辛眉先生初致星衍有“东原替人”之语)。东原真天人，我闻恧且疑。一为校理君，时征入天扉。点窜四部书，校录三通碑(君著《舆地金石碑目》)。我方走江介，离隔如云泥。长裾曳朱门，渐蒙孤陋讥。遭逢得良友，与我门识知。汪狂而钱倨，更有洪君奇(谓容甫、献之、稚存)。其学乃精绝，独到一世希。孤蓬生于麻，白沙入以缁。千年枕经籍，自以元朗期。欲撰《续释文》，此事茫无涯。先抽《尔雅》篇，虫鸟苦究推。削其偏旁加，古是而今非。广摭郭(舍人)樊孙，高(诱)郑(康成)乃其枝。参军小龃龉，叔重吾纲维。蹉跎未终成，行役以自携。侧闻校理君，著此二十稘。声音训诂间，质证《书》《易》《诗》。经经自相勘，所失无毫厘。征信汉魏儒，缺疑不自欺。措言又平准，未肯参军随。亦取正义名，冲远讵等夷。陆佃郑樵辈，芜秽不足资。君书若行世，焚砚亦不辞。后儒苦参订，唯恐微言微。浮名本浮云，岂以恤己私。前年走京阙，谒君叩门篱。握手喜欲狂，礼意不及施。千言累胸臆，有若丝不治。又若大泽云，四起无端倪。徐徐辨涯涘，渐渐如醇醨。是时君念我，恐有方朔饥。俾修石渠书，议功以入赀(时予欲得《职官表》誊录，阁校乃纪总宪，陆廷尉过爱，谓当以纂修荐，遂致不就)。所计亦未成，感激肝胆披。逡巡逐秋风，匆卒走路歧。君书不曾见，回首以恨滋。去年客游梁，主者韩昌黎(谓弇山中丞)。好贤苦饥渴，赏我以不羁。招君载书来，著作于官司。编年仿司马，当废薛应旂(君为毕中丞撰《宋元通鉴》)。君谈始深接，君学方深窥。暇日出我书，折衷而拾遗。十言九合辙，闭户法在兹。微嫌我惊俗，改字搜根基。我言证佐明，例不避谤诽。君书列学官，刑昺不敢睎。眇然当世间，所待言者谁。吾终望中丞，功业今皋夔。圣人重文治，入告必颔颐。石经最宜奏，次者两庑祠。光光许叔重，学行纯无疵。景纯自忠烈，黉舍诵厥词。奈何小说家，缘饰至诋訾。中郎比康成，术业无参差。三贤配游夏，后世颂不衰。立言古人敦，献可良臣为。翰林近言官，君位清不卑。有时得迁除，亦合陈丹墀。狂夫及刍荛，惟君择从违。俗流但因循，谗者曰詅痴。我今如愚公，用志山可移。赠言愧无文，继之以歌骊。踟躇惜将别，且复倾千卮。丈夫恋日月，苦乏名誉垂。交朋重知己，谓有乐石规。心酸勿挥涕，为其近女儿。同术而同方，天涯若堂闱。努力研遗经，暇即长相思。”

七月一日，先生致书洪亮吉，洪亮吉有复先生手札墨迹二通。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洪亮吉贻先生书札：“洪亮吉顿首二云先生执事：奉到七月初一手书，知文从已抵都中，日来想眷属亦当到寓，惟动定安和，谭府万福是祝，舍甥汪生未识已来受业否?祈切实教之是感!来人怔忪，附问兴居，不宣。亮吉再顿首。

又一通，上页似失去：“如在冬杪，则亮吉亦由汴入都之局，此间岑寂无事，笺《左传》日可得数条，惜师资在远，不及一二，觅之为歉也。舍甥谅时来问业，幸切实诲之，并问起居，不宣。洪亮吉顿首启，又七月廿六日。”

据两札语气，北江与先生上年实同在汴中，此时北江尚未离汴，故属是年。又七月一札尚待查考。

汪辉祖约先生，谒纪晓岚先生。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乾隆五十一年”条：“左都御史、今兵部尚书、河间晓岚先生(昀)，余乞双节，言久矣，往返未见，见《越女表微录》，甚契，属邵二云约日来候，余因走谒，蒙赠五言古诗一首，相赏笃至。”

八月，汪辉祖签掣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先生有赠序。先生送辉祖彰义门外，泫然分手。

《南江文钞》卷六《送汪焕曾之官宁远县序》：“吾友汪君焕曾娴习经训，以家贫谋养，治法家言，议论依于仁慈。佐州县治，引三礼以断疑狱，远近称平允。性廉介，严取予，异乎俗所云幕宾者。今以进士谒铨，得湖南之宁远县，夫以焕曾之明律而通于礼，本之以仁，持之以廉，吾见焕曾之道之行，而豫为宁远之人贺也!……余与焕曾交，屡以文字相切磋。兹行也，同学之士多为歌诗以送之，余隐括为序以赠其行。何以处我，焕曾独无意哉!”

汪辉祖《梦痕录余》“嘉庆丙辰”条：“丙午，送余彰义门外，余曰：‘此行幸邀封典，即作归计，未必再入此门。脱不幸，铭幽之文，责在吾子。’泫然分手。方余告病获諐。二三故人为余惋惜，二云曰：‘诸君勿尔，龙庄当泰然也。’因诵余留别诗，‘最好官箴双节录，无多宦味五年心’句，叹为素志不欺。”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三《循吏汪辉祖传》：“辉祖既至县，鄙塞之俗，翕然丕变，政声大播。”

夏秋之交，先生曾赴陈留寻访北宋石经，后将拓片送给彭元瑞，元瑞有记。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北宋石经》：“北宋石经，向来记石刻者不之及，即《河南志·古迹》，有《翟母碑》而无宋石经，亦可慨也。近始出土中，邵学士晋涵拓以贻予。”

《南江诗钞》卷四《北宋石经歌次彭芸楣司空元瑞韵》：“汉构经廊失檐宁，突兀唐碑镇关辅。蜀璧全销玉垒云，天水浮珉亦非故。续书不数临安都，天圣下诏崇泗洙。当时结撰不草草，征材远逮金陵胡。两体双排分篆隶，古文虞鲁通形意。戈法仍沿秘监书，露痕间仿中郎字。石鼓旋移天会年，谁知断竭犹留传。河翻汁郁沉三版，珉勒周京证六官。闻得羲爻仍失考，十二幅字余探讨。即今审定邀宗工，鸿笔摛词等球宝。题箑颁来火未流，敷宣经训应蒙求。忆向陈留访碑去，岁华丙午月临秋。”

九月，翁方纲为邵晋涵所藏童二树写生册题诗四首。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二晋观稿五《题邵二云所藏童二树写生册四首》：“如此兰亭始逼真，生香交翠墨池春。山阴雪意谁曾见，童道人今树道人。墨梅底用追黄冕，泉谱还闻辨顾烜。容易残缣自裒辑，一枝巢影写凉暄。亦有江翁善写生，天涯金石几兰盟。箧中古币归何处，邗上新碑怅望情。老友姚江手一编，画梅诗画又三年。从来臭味论千载，多在知音淡处传。”

秋，王瑶峰续举销寒会。

《南江文钞》卷六《销寒叠韵诗序》：“丙午秋，复入都，则王瑶峰仍举前会。”

王尔烈(1727—1801)，字君武，又字仲方，号瑶峰，盛京辽阳人。祖籍河南，生于累世官宦之家。乾隆三十年中举人，逾六年举进士。历官陕西司郎中、刑部主事、甘州府知府、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处纂修官、三通馆纂修、陕西道监察御使，累迁内阁侍读学士。嘉庆四年，以大理少卿辞官归故里，掌教沈阳书院，两年后病逝。被誉为辽东以“词翰书法著名当世者，清代第一人”。所著诗文多散佚，仅存《瑶峰集》行世。事具《辽阳县志》等。

十一月十九日，阮元入都，后得见先生，时有请问，多有所得。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乾隆五十一年”条：“(阮元)十一月十九日，抵京师，寓前门内西城根，因得见余姚邵二云、高邮王怀祖、兴化任子田三先生。”

《南江文钞》卷首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乾隆丙午，元出入京师，时前辈讲学者高邮王怀祖、兴化任子田，暨邵二云三先生，元咸随事请问，捧手有所授焉。”

十一月七日，刘台拱亦有手札致先生。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刘台拱贻先生书札：“刘台拱谨再拜二云先生执事：拜递左右，复已七年，顾瞻龙门，如在天上。舍弟七月出京，九月抵润，询悉动静万福，甚慰企仰之私。《南宋事略》当次第告竣，又闻家有骊珠，能续谈、彪之业，此尤可喜也。台拱近况琐琐，无足多道。无闻三年，倏焉已及。骐骥有千里之程，而驽骀惜十驾之力，相去日远，所固然已。表生昔依函丈曲被陶甄，今赴京师，仍欲执经门下，因附此。恭叩近安，伏惟照察，余不备及，台拱谨再拜，十一月七日。”【朱兰按】先生己亥年有寿刘余斋先生寿言，彼时端临在京。札云：“拜递左右，复已七年。”

秋，先生为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郑君撰墓志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授中宪大夫升授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郑君墓志铭》：“乾隆三十八年春，余游江南之凤阳，司正阳书院讲席。时寿州知州郑君方奉台檄，将摄六安州篆，闻余至，为具宾主礼。君赴六安，时时念余不置。余旋奉召入都，编校四库书，君亦累擢直隶州知府，岁时音问，一如在六安时。未几，闻君卒于位。君殁后五年，会子应元与余为同官，屡得闻君遗事。今年秋，应元乞假归葬其亲，请余志墓。”

是年获交海宁周广业，为其《意林注》作序，致详于诸子之支与流裔。

《南江文钞》卷五《周耕崖意林注序》：“班固叙列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以为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世大儒注经，皆慎取诸子之言为六经之辅佐。魏晋而降，崇尚空言，为说经之一变，而诸子亦渐微。然唐人及宋初聚类之书，征引诸子尚夥。至南宋后，而子书之存者益稀矣。唐马总《意林》抄撮诸子，多近世所未经见者。嗜古者胥宝爱之，顾行世无善本。

“岁在庚子，余从京师友人所见海宁周君耕崖所校注，引证详瞻，亟为借抄。越七年，余复至京师，获交周君。因出示其复位本，则较前曩时所见者加精审焉。周君曰：‘此书行世者，旧只廖御史自显本，刻于明嘉靖中，近已鲜，传抄本多舛互，今据道藏本与诸本相参定。其中篇册纷糅，如《庄子》割属《王孙子》，《新序》并归《说苑》，《中论》杂入《物理论》，此不可不为厘正也。马氏祖述庚仲容《子钞》，当得百有七家，今目七十有一，是阙三十六家。而《鹖冠》《王孙子》已有录无书，今取诸书所引《意林》为今本所无者，汇为《意林逸文》。洪容斋《续笔》诸书所载《意林》子目，遗文佚句，散存群籍，裒集为《意林佚篇》，共得十有八篇，而究莫能尽复其旧也。’余读其书，叹其用心之密，至其辨章同异，持论衷于和平，其深识尤有过人者。

“近时嗜古者表彰子书，悉心校勘，其意诚善。然或过有偏主，务申其说，几几乎欲引诸子与六经相诘难，斯非好奇之过欤?

“夫子书有蔽短正更，不必为之掩讳。舍短取长，掇其精要，乃可羽翼乎六经。然则马氏之为是书，庶几其善读诸子者。而周君之扶微阐隐，又岂特为马氏之功臣而已哉?周君著述甚富，于经史多有发明，兹特其一种云。”

【黄云眉按】是序所言，即班固“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之意。南宋以还，子学不绝如线，至是始有董理之者。顾亦仅视为经学附庸，以余力从事校勘，未暇为学说上之研究。其表彰子书，如先生所谓几几乎欲引诸子与六经相诘难者，正未易多觏。然诸子头角，由是稍露矣。

周广业(1730—1798)，字勤圃，号耕厓，浙江海宁人。清乾隆四十八年举人。早年丧父，靠教授生徒以奉母养弟。好学不倦，精通经典，善于论史。编纂《四库全书》时，参与其事的名流学者，争相聘其担任校勘。后受荐主讲安徽广德书院，兼修州志。广业生性耿介，不随流俗，后归家著述以终。著有《孟子四考》《蓬庐文钞》《读易纂言》《石经纪略》《经史避名汇考》等。事具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三三。

是年，先生为同邑世交朱汝颖父朱镜作八十寿序。

《南江文钞》卷七《朱明怀封翁八十寿序》：“吾乡旧族，世通姻好，衣冠诗书之泽泽绵诸奕者，每互相砥砺，而耆旧之矩行规言，恒足为后进所师法。明怀封翁，晋涵所事为父执者也。自髫龀得随杖履，即荷奖借，盛有所期待。翁旋移居武林，晋涵过会垣，辄登堂敬问起居，所以训迪而翊进之者无不至。数为述先世交游与夫曩哲之懿微，诚有味乎其言之也。翁行年八十，姻好相与举近世所为捧觞上寿之仪。晋涵以远在京师，不获与其列。顾念久从翁游，又与令子晓溪为昆弟交，习知言行，实有可为后进师法者。请随乐筵之致语而质言之。”

朱镜，朱大武继子，字明怀，国学生，寓住杭州，享年八十有六。子汝颖，字孝基，号晓溪，中丙午科浙江乡试第五十九名举人，授内阁中书。详见朱元树民国《余姚朱氏宗谱》卷一三。

是年，徐联奎自江西来都，请先生为其时文稿作序。

《南江文钞》卷六《徐薛堂时艺叙》：“立心勿恒，《易》之所戒也。言为心声，声之善者，为文非久于其业，笃嗜而勤治之，则其文必不能工，独怪夫惊时以为文者，剽窃陈言，袭他人之形，貌若未尝营度于心，而篇幅已具时。或幸获弃旧业，如土苴漫不为意。惘惘焉又别有所从事，见异辄迁，其立心之勿恒也。孰甚我友徐君薛堂，自江西来都，以手订时文稿示余。薛堂课试之文，思沉而力锐，久为侪辈所推许。今读其全稿，则自宦游江西，遇乡会试题多有拟作，其嗜之也。笃其治之也勤，固宜其业之益工，久而愈可爱慕。昔人之论文者，比诸荣华之飘风，好者之遇耳，其不可恃也若此。余以为荣华好音，只视一时之好，尚供人世间听睹之欢娱。不逾时而萎谢焉，消沉焉，亦奚足怪。士君子修身立言，亦蕲为可久而已。独念余与薛堂同领乡荐，至今几二十余年，中间离别合并，踪迹不可悉数。薛堂宦迹著于江西，而余学殖日益荒落，及把臂京师，伸款道故，犹不忘鉴曲西泠染翰题襟之夙好，则友朋之可称久要者，洵莫如薛堂。《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薛堂亦念此二十年中人事之变迁何限，惟此久治之业，不为一时好尚所移。内以信于心，外可共证于友，然则有志于立言者，必其行之有恒，斯能言之有物。读薛堂之文可以得其人矣。”

徐联奎，字薛堂(一作璧堂)，号讷斋，浙江山阴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官至南昌府同知。归田后，浙江巡抚阮元聘为幕僚。著有《筠心堂诗古文》《西江政略》。事具《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四〇《徐联奎》。

是年，先生受友之托，撰余姚劳氏宗谱序。

《南江文钞》卷六《劳氏宗谱序》：“余姚劳氏始于宋南渡，其定居孝义乡则为德赐公醇德启后，子姓日蕃，海滨弦诵，有横经负来遗风。近时余山先生更以儒学显。余友献其尚志节，砥砺问学，勉勉于余山先生之传，示余续修家谱，以德赐公为始祖，而不敢远有援引，盖慎之又慎矣。”

孙星衍是年中式第八十七名举人。

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君中式第八十七名举人。”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号季仇(仇又作逑)，江苏阳湖人。曾为毕沅幕客，助修书多种，曾与先生一起复审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乾隆五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刑部直隶司主事、广东司郎中、山东兖沂曹济道督粮道。著有《芳茂山人诗录》《问字堂文稿》《岱南阁文稿》《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事具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三《山东粮道孙君渊如传》。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先生四十五岁。

二月，以原衔充文渊阁校理，在圆明园校勘文源阁书籍。

张书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一八八翰林院典簿厅为知照奉旨庄通敏等充文渊阁校理事致内阁典籍厅移会(附黏单)”：“翰林院典簿厅为移会事。照得本院于本月初九日具奏文渊阁校理一折，本日奉旨：庄通敏，邵晋涵、戴衢亨、德昌俱著以原衔充文渊阁校理；恭泰、王燕绪俱著以原衔署文渊阁校理；汪学金、戴均元、王春煦、关槐、罗修源、徐鉴、胡荣、李潢、章宗瀛、朱攸俱著记名，俟有缺出挨次充补；吴敬舆、曹城、祝堃不必记名。余依议。钦此。钦遵。”

(附黏单)《翰林院奏请将庄通敏等充文渊阁校理伏候钦定折》：“谨奏：为请充文渊阁校理事。查文渊阁校理，额设十六员，以由内班出身满汉庶子、侍读、侍讲、洗马、中允、赞善、编修、检讨等官兼充。如各员中有出差等事，仍衣(依)日讲官例，请旨简员署理。臣等于乾隆四十五年拣选得拟备校理十六员，带领引见，请旨作为记名，遇有缺出，挨次充补，无庸再行引见。等因，具奏在案。

“今查充文渊阁校理侍讲季学锦、洗马黄轩俱补放道员，编修汪如藻补放知府，编修李镕、中允吴寿昌、编修刘种之俱奉派学政。所遗实缺四缺，署缺二缺，臣等请将原充校理之赞善庄通敏并上次奉旨记名校理之编修邵晋涵、修撰戴衢亨充补实缺三缺。其应充一缺、应署二缺，现在记名人员俱已用完，臣等谨遵原奏，于四库馆行走之提调、分校各员内拣选十六员，开列名单，缮写绿头签，带领引见，恭候皇上简充一员、简署二员，其余十三员可否请旨作为记名，将来俟有缺出即将此项人员挨次奏请充补，毋庸再行引见。伏候钦定。谨奏。”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六质郡王永瑢等奏现办覆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摺(附清单二)”：“五月二十三日，臣永瑢、臣阿桂谨奏：窃臣等奉旨校勘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业将酌定章程，恭折具奏在案。现据各该衙门将派出看书人员开送前来，臣等遵旨将在城、在园各员，酌为分派。除臣永瑢、臣阿桂各阅看书籍，并天文、乐律、医书专派各该衙门人员阅看外，其余每处各一百二十四员，业经金简、伊龄阿等将应用桌凳纸张及挖补匠役人等，妥为预备，即于本月二十七日开局校勘。臣现将办理章程及每日看出错误挖改添补等事，通行传知办书各员，一体遵照，并分设循环簿，将签出各条登记。如有字句违碍、书写庙讳，及篇页错误过多，未经签明，将来别经看出者，将详校官分别议处；其业经签出而总核之员办理不当者，将彭元瑞、纪昀二员议处，以专责成。

“至在城、在园两处书籍浩繁，一切挖补换页等事，必须分员经理，方可无误。查从前续办三分四库书，提调共八员，应请将原派之编修罗修源、胡荣，降调侍讲恭泰，笔帖式阿林四员，派令承办文渊阁书籍，学士玉保、编修吴敬舆、检讨徐鉴、员外郎苏保四员，派令承办文源阁书籍。其一切匠役人等，俱系武英殿派拨，亦须专员管束，总司查催收发等事，查有现充该处提调及曾任提调共四员，应请将编修朱攸、降调编修吴裕德二员分派在城，编修关槐、检讨彭元珫二员分派在园，以资督率。

“再，查提调内恭泰、吴裕德二员，虽经降调，俱系候补人员，办书尚属熟手，是以一并酌派。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清单之一)在园校勘文源阁书籍翰詹官员五十员：侍读学士叶观国、王懿修，侍读白麟，编修陈嗣龙，检讨温常绶，编修秦泉、黄瀛元，检讨萧九成，编修邵晋涵、严福、李光云、戴心亨、程昌期、祝堃、初彭龄、甘立猷、戴联奎、王受、秦承业、蔡善述，检讨万承风，编修邵玉清、陈昌齐、吴绍澯、吴方培、崔景仪、周兆基、陈万全、程嘉谟、李骥元、蒋攸铦，检讨张曾羽、倪思淳、蔡共武、邓再馨，修撰史致光，编修孙星衍、董教增，庶吉士王观、秦恩复、任衔蕙、何泌、王祖武、陈士雅、顾钰、潘绍经、尹英图，詹事府庶子茅元铭，洗马萨提，赞善郑际唐。”

七月，李赓芸有致先生信札。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李赓芸贻先生书札：“晚生李赓芸顿首，奉书二云太史大人阁下：赓芸夙仰斗山，幸亲光霁，图蒙先生饮食教诲，广为延誉。下第南归，更荷华椷汲引，加意吹嘘，感戢戢于铭诸心版，比惟玉堂清暇，台候梦福。赓芸别后因途次雨阻，直至六月望后始抵江村，宫詹夫子于二月间挈大世兄赴四明修志，闻即日可归，委寄信物已送交二世兄收入。西庄先生未遑修谒，闻杖履如常。献之半刺已于夏仲入秦，补官苏松两郡，詹当俟深秋往谒也。赓芸早孤失学，二十余才稍知读书，而质钝善忘，又为贫所累，迄今终无成就。六书于联体、声音，及通省假借之道，稍窥藩篱，而诂训则究心殊识，史书仅能略通前汉故实，间有考订，亦复浅陋，有志算术，而乘除开方尚未习熟，时过后学，勤苦难成，又不克时时亲炙。大君子之诲言，恐其终归暴弃也。顷叶羽便，虔具寸函，敬请钧安，仰希丙鉴。蓟门秋蚤，动止珍重，南人有优，幸画德音，赓芸再拜。七月五日。两世长兄附候文礼，实斋先生并希叱候，谨告。”

【朱兰按】钱修《鄞志》，有乾隆丁未知鄞县事钱维乔序，谓“岁在乙巳，爰延家詹事晓征主纂修之任”。又云“中间予偕计吏北行，局遂辍，丁未，踵行前后计一稔余，乃蒇事”云云。先生乙巳客汴，丁未无会试，揆之情事，定属丁未岁得许斋书也。

秋，应淮安府知府郑基之子郑应元之请，先生为郑基撰墓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授中宪大夫升授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郑君墓志铭》：“乾隆三十八年春，余游江南之凤阳，司正阳书院讲席。时寿州知州郑君方奉台檄，将摄六安州篆，闻余至，为具宾主礼，居数日益洽。……君殁后五年，公子应元与余为同官，屡得闻君遗事。今年秋，应元乞假归葬其亲，请余志墓，于是追溯余相从游处之，时已十有四年。……君讳基，字筑年，号定堂，广州香山人。先世居浙江之浦江，曾祖一岳，明进士，累官吏部验封司主事，殉国难。祖考标，县学生。考懿，贡生。祖考、考俱以君贵赠奉直大夫。君少孤力学，为诸生，以诗文著声。数踬乡闱，由例贡就铨授凤台知县，调定远知县，卓异擢寿州知州，擢知六安州，迁泗州知州，升淮安府知府。四十一年四月诏以巡道补用，君先得疾，闻恩命感激呜咽。越八日而卒，距生康熙六十年二月甲子，年五十有六。娶何氏，继娶李氏，俱赠恭人。男子子三人，应元，翰林院庶吉士，今为内阁中书。应卓，应翰。女子子二人，长适国子监生李咸钦，次适国子监生郭灿。应元等于某年月日葬君于某乡。”

郑基，字筑平。广东香山人。诸生，捐纳为知县，乾隆中，历任安徽凤台县、寿州至泗州直隶州知州，江苏淮安知府，江南守巡道。以兴水利著名，浚治凤台黑濠、湿泥、裔沟三河；浚淮安城东涧市河，开渔滨山字河，开护城河。又兴寿州蚕桑，赈泗州水灾。乾隆四十一年卒。郑应元(1754—1809)，字文川，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进士。由庶吉士授内阁中书，充三通馆纂修官兼总校官。后引病归里。嘉庆十四年病故，终年五十五岁。

秋末，先生拜谒座师庄存与。

《南江文钞》卷一〇《庄养恬先生祭文》：“呜呼!感知纪遇，自昔铭恩。所尤幸者，巨儒之门。重光单遏，春闱集试。列侍门墙，获谐夙志。……前年秋暮，拜送国门。谒庐请益，远愿攸存。”【注】庄存与乾隆五十四年卒，当属是年拜访。

是年，翁元圻始注《困学纪闻》。元圻自谓注此书之动机，实由先生发之。

翁元圻《困学纪闻注》自序：“幼嗜此书，通籍后，备官礼曹，尝质疑于中表邵二云先生。先生教之曰：‘阎、何、全之评注，略举大意，引而不发，子盍详注之，使览者不必翻阅四库书，而瞭然于胸中乎?’余对曰：‘此非尽读厚斋所读之书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浅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详其所可详；其未详者，安知不有好学者更详之乎!’余诺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拣发云南，从此移黔移楚，未尝不携此书自随，偶有所得，即细书于简端。”

翁元圻《困学纪闻注》胡敬序：“辑阎、何、全诸家之说，益以己所心得为之注。……为文凡八十五万言，可谓集大成矣。……凡厚斋所引之书与其人，靡不触类引申，核其本文，详其贯履。于书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则博采坠简零篇，力索冥搜，期于必获，于诸说之不全不备、舛驳抵牾者，则下己意补之正之。”

同里黄璋刻《大俞山房诗稿》十卷成，为先生尊辈，与先生曾有书札往来，谈及彼此之著作。

黄璋《大俞山房诗稿》附录：“奉到大集，雒诵再四，掉臂清新，而不涉江西宗派，要非洗伐功深者，无从道其只字也。闻文集亦次第开雕，何时赐读，俾奉范模，祷切祷切!入春来，食履安和，伏惟万福。楚中之游，未知果否?传闻荆襄光景远不如中州，而制府届秋拟往摄湖南抚篆，则俶装似可稍缓。倘行有定期，祈先示知为望。谨此顺请近安，不戬。”

又：“秋初接奉教函，远荷存注。敬悉食履绥和，门庭多庆，欣忭弥增。闻大集已付开雕，传世之业，及早赐读为望。晋涵近刻《尔雅正义》，略仿唐人体裁，而学术不逮古人远甚，刻成复核，自愧疏漏。今寄呈一部，伏祈大加诲削，俾不至终身不闻大道，幸甚幸甚!《孟子正义》粗具稿本，尚须删改，道远末由就正，时用怅然耳。寄陆定兄札已为面付矣。耑此顺请近安，适有俗冗，不及腼缕。”

又：“久未奉书，依溯弥挚。二表弟抵都，接读教言。敬悉福履冲和，名山之业日新富有，易义阐绎家传，当较查他山之导扬师说远为过之。《宋元学案》，贯彻古今学术源流，不仅备两朝掌故，双韭续纂未竟，今乃得观厥成，异时流布通都，洵四方学人之幸也。侄牵率应酬，记诵日落，迩来更觉匆忙，精神颓废。南望经帷，神驰左右，长者何以教之。一切光景，谅二表弟自能面陈。顺请近安，不戬。”

冬，保定莲池书院失馆，章学诚一度暂居京师。此间，曾与先生小聚，年底出都。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书宋考女》：“五十二年冬，余在京师，寓同年友刑部金君光悌家。”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六《改仃史苍言所撰会稽陈君墓碣并铭》：“乾隆五十二年，复聚于邵编修家。”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二《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丁未残腊出都。”

章学诚岁暮至河南见毕沅，既任编辑《史籍考》事。其书包经而兼采子集，尝与先生商订体例，且令先生弟子章宗源别辑《逸史》一书，以辅《史考》，如《经解钩沉》与《经义考》之同功异用也。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诗》：“丁未又困京洛尘，选部有官不敢徇。晏岁仓皇走梁宋，才拙岂可辞贱贫。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四《与邵二云书》：“自到河南，三度致书，想俱邀鉴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四《报孙渊如书》：“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不特如所问地理之类已也。前有条例与邵二云，求其相助。如足下从事校雠，其于古今载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也。至义例所定有应采者，邵君处已有大凡，可就询之。”

章宗源(1752—1800)，字逢之，浙江会稽人。以宛平籍中式乾隆丙午科举人，为清代有数之辑佚家。所辑甚夥。章宗源所传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凡隋以前乙部诸佚书，采摭略尽，盖即与学诚《史籍考》最有关系之书。(余书不传，传者亦经孙星衍、严可均、洪颐煊等之补订，非复章辑之旧)先生于辑佚既多致力，宗源则承先生之教，而毕生从事于此等工作。阮元《茆辑十种古逸书序》称：“昔元二十岁外，入京谒邵二云先生，先生门徒甚多，各授以业。有会稽章孝廉逢源(源当作之)者，元见先生教以辑古书，开目令辑，至今犹记其目中有《三辅决录》《万毕术》等书。章孝廉力其业，不数年成书盈尺。惜孝廉病卒，书不知零落何处”云云，可知其渊源所自矣。

冬，招辛卯同年为销寒会。

《南江文钞》卷六《销寒叠韵诗序》：“岁丁未冬，招辛卯同年为销寒之会。雪峤首创四韵，和者寥寥，而雪峤每会，必有诗叠前韵，积至二十余首，意惬而语真，色淡而味永，气静而音和，信乎其善以诗鸣也!”

四月，孙星衍以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条：“殿试阅卷官为阿文成公桂、嵇文恭公璜、彭文勤公元瑞、纪文达公昀诸人，为置第二进呈，上已改第一，阅卷中误书耕九余三为耕三余九，仍以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是年，先生为是科教习庶吉士。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丁未，教习庶吉士。”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先生四十六岁。

春，同年闵思诚卒，先生为之撰祭文。

《南江文钞》卷一〇《闵读山同年祭文》：“呜呼!重光单遏之春，同举南省者号曰多才。……甫及春而闻君抱疾兮，沉绵数月，遽欲遐举于星阶。君岂无所系恋兮，曷不留连俯仰，竟长逝而不回。”

闵思诚，字中孚，一字读山，号义亭，鹗元子，浙江湖州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后官至刑部主事。参与编修《四库》《三通》。工诗，著有《读山楼小草》。事具《湖州府志》和《清代朱卷集成》。

二月，钱沣之父钱拙史先生八十寿辰，先生有序。

《南江文钞》卷七《钱拙史先生八十寿序》：“云南钱君南园，视学湖南，阅三年，当受代。天子知君善于其职，复留三年。湖南之人服习君之教，相勖勉以惇行学古，既乃知明。岁著雍涒滩二月，为封公拙史先生八十寿辰，群欲以夙昔服习于君者，进而称祝于先生。君素奉先生庭训，严于律己，峻却之。惟是都中故旧偕南园举南省试者，久习于南园，因得备闻先生之教，情不能已于言也。爰效近时所为屏幛者，而属晋涵为之序。”

二月，銮舆巡津淀，先生代人作《圣驾巡幸津淀赋(谨序)》

《南江文钞》卷一《圣驾巡幸津淀赋(谨序)》：“岁在戊申二月，恭迓銮舆巡津淀，省民观俗。”

三月，先生为钱大昭撰《补续汉书艺文志序》。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附录邵晋涵《补续汉书艺文志序》：“班孟坚《汉书》因刘子骏《七略》作《艺文志》，西京书籍，略见其梗概矣。后代史家，递相祖述，《隋书》《旧唐书》《文献通考》作《经籍》，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作《坟籍》，其名不同，其书一也。

“范氏《后汉书》本未及撰志，司马彪《续汉书》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而不及《艺文》，东京诸儒撰述，泯焉无闻，良可深惜!

“嘉定钱可庐先生精通经史，其说经之书，实事求是，得未曾有。其于两汉三国，有《辨疑》一书，王光禄称赏不止，以为突过三刘，今考有《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余受而读之，盖取蔚宗本史所载，及书之见存于今代，引证于古书，著录于别史，暨藏书家所录者，辑为此编，以补司马氏之阙漏，部分条析，悉依前书，于一代著述，固已搜采无遗，洋洋美备矣。

“不登上古之书者，依刘知几之说，断代为史，例不当载古人；且东汉时古书之存亡，亦非几千百年以下所能审知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姚邵晋涵序。”

春，先生同年吴震起贻书先生，请为其母董恭人撰墓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诰封恭人吴室董恭人墓志铭》：“乾隆五十三年春，国史馆撰进故都御史吴公涵列传，晋涵得与编校之列，因得考见。公之清操亮节，为吾浙所引重。又旧与公曾孙震起同举礼部试，知公名德裕后，世为清门。会震起自浙贻书请为妣恭人志墓，备闻内政，益以信世家之遗泽远矣。恭人董氏，考讳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卒于乾隆四十九年五月某甲子，距生康熙四十五年六月某甲子，年七十有九。三遇覃恩，由安人、宜人晋封恭人。子二人：长震起，辛卯科进士，改庶吉士，历吏部稽勋司郎中；次震达，廪膳生，早卒。女三人：长适国子监生张宗源；次适国子监生徐景汤；季适汾州府知府雷汪度。孙男五人，孙女一人。”

吴震起，字省吾，一字初恬，石门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吏部郎中。事具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六。

八月，《尔雅正义》刻成，钱大昭赞“其书之精博”。

钱大昭《尔雅释文补》自序：“予旧有志作《尔雅疏》一书。参取众说，择善而从，期折衷至当，尽心者积有年所，然终未底于成也。岁戊申之仲秋，余姚邵太史晋涵《尔雅正义》刻成，邮寄示余，叹其书之精博，不特与邢氏优劣，判若天渊，即较之唐人《诗》《礼》正义，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盖爰乎莫尚已。余旧时所留心识记者，邵书大半已有，此昔人所谓‘杼轴于怀，他人我先’者也。”

翁元圻自云南三致书先生，告知近况，并索《尔雅正义》。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翁元圻贻先生书札：“圻到滇后三拜书于左右，恐因鳞羽浮沉，未能上达，私心洄溯，如何可言?比想动定佳安，日与诸名士考订古今，发为文章，登之简册，篇秩之富，议论之精，固当前无古人，不屑与时流较尺寸也。圻于去秋署篆嵩明，旋即题授，迎候之劳与需索之扰，实非吾辈所堪。近得改署征江府事，稍得清净，复因委办积案，长住省城，酬应纷如，兼且薪水无资，弥形竭蹶，心绪恶劣，未可以言语形容，惟有仰屋而叹耳。乐园二雷竟未获隽，想必日近门墙，鄙意人生能得一二著作，是供数百年雌黄，较之挂名题名录中，使人熟视而无睹者，实有霄壤之别。不知乐园二雷以为然否?《尔雅正义》闻已刻成，千万惠寄一部，圻现在并未能读，室初印也。如滇中乏便，乞寄交家兄收贮。同乡诸先辈及相好诸公拟欲为致一函，以譬垂念，苦无佳境可告，遂尔阁笔，希先生为道罪过。端此，俙候近祉，并问世兄辈近好。二云先生阁下，愚表弟翁元圻顿首。”

章学诚从河南有致先生书札三通，对不学无术之徒抄袭别人著作言论的行为和当时考据之风提出批评。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文书》：“《顾文子传书后》，当寄永清附刻《亡友传》后，内序顾父善画，顾母通经，教子课孙，亦藉以稍慰文子请撰家传之志尔。但中有‘小李将军画法’一语，本之李君所开节略，小李将军画名，亦耳熟之。其为何代何官，及何名字，仆性村劣，实未识也。一时无书可考，姑仍原文，然于古文之法不合，幸足下为改正之。

“自六朝以来，《诗品》《文心》，书评画断，角出鼎峙，相与雌黄文府，鉴赏艺林，盖出古人所未有矣。而浮靡之朝，文体破碎，称人不拘名姓，俚言游语，皆入品评。佐以叠韵双声，取适观美，此种文字，列于文史之末，听其自为一家之言可也。近代为古文辞者，往往袭而用之，且谓其来有自；此其为病，又在昔人所论小说语录诸弊之外矣。《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族籍名字书法之难，本文论之详矣。

“仆无争名之心，平日为人撰文，其人自以意改，盖亦多矣。初未尝与校也，每谓欧阳公《辨尹师鲁志铭》，辨俗人之妄议，犹嫌急于自暴，其意亦可谅矣；此则实于文字义例，必当有发明尔，庸妄者流，涂窜文字，如醉如梦，何必有理可诘哉!惟思我辈平日亦尝为人正定文字，往往未见其人，而文有不惬，亦复以意改之；人心不同，正恐彼我易观，交讥目睫，亦可做也。忆昔朱先生与嘉定钱晓微詹事，以学问文章互相推重。仆方学古文辞于朱先生，值先生为蒋渔村编修墓志，蒋君归葬有期，而先生又逼福建典试之役，倚装具草，意不自惬，临行属仆与晓微詹事更参定之。后仆如命以诣詹事，詹事略商数语，俾仆持择，不肯涉笔，仆固请之，则曰：‘如其面订，则笔削无嫌，今既行矣。君自当得其意，涉笔无嫌，他人不宜轻改窜也。’仆乃仿佛其意，为之改定，朱先生归，未尝以为非也。仆彼时尝疑詹事远嫌过甚，今知前辈自有深意，盖不见其人，速改其人文字，正恐所改虽工，未必即其本意，况未必工乎!詹事推仆著笔，盖谓弟子面承师说，转可无嫌。谅哉，深知文字之要害也!杜陵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仆则以为文律亦然，阅历既多，不特知文字甘苦，且并所以处此文字之情理，亦不可不知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闻足下之刻《尔雅正义》，剧有苦心，婉转屈曲，避人先剿之于口说而转谓笔于书者反袭之于彼也。足下素慎于言，雅学又博奥而难竟，然犹燕谈所及，多为拾牙慧者假借不归，乃知风气之儇，正复何所不有，是知影止一而罔两居二三也。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惭，亦可慨也!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无非欲世道之阐明。今既著有文辞，何必名出于我，后见王怀祖氏，自言所得精义，不暇著书，欲求善属辞者，承其指授而自著为书，不必人知所著本于王氏，乃知王君与仆有同志也。然而有其志而不能遂其事者，则以承指授而属辞，遂能达其心之曲折，千万人中不能得一二也；且使果具此才，亦可不藉荣于王氏矣。然则专心指授，犹不敢望人达其曲折，况剿袭言辞，安能不谬其初指乎!故学无心得而但袭人言，未有可恃者也。是以不得不别白而存其真也。顾宁人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恐其以未成之器误人。’我辈书未出，而微言要旨，往往先见言论，遂使人得掩为似是之非；虽曰士风之浇，而轻露其璞以误人，我辈不得不职其咎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书》：“自到河南，三度致书，想俱邀鉴矣。春气渐舒，足下比日作何消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望不吝也。朱少白前已有札致之，近日常过从论文否?家正甫孝廉所为《后海御寇始末》，其文亦曾举示足下否?后起之士，能为古文词者，绝无其人，则竹头木屑之伪学误之也。然吾辈引人为文，而不免使之轻视学问，则与前数十年时文名士同其弊矣。故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难与庄语，吾党如余村、逢之、正甫暨朱少白，不可不时时策之。”

十月，先生座师庄存与卒，先生有祭文。

章开沅《清通鉴》卷一四五：“(十月)是月，庄存与卒。”

《南江文钞》卷一〇《庄养恬先生祭文》：“呜呼!感知纪遇，自昔铭恩。所尤幸者，巨儒之门。重光单遏，春闱集试。列侍门墙，获谐夙志。……前年秋暮，拜送国门。谒庐请益，远愿攸存。曾不再稘，遽闻哀赴。悲哭寝门，行云莫溯。”

是年，为仁和吴长元著《宸垣识略》作序。

《南江文钞》卷六《宸垣识略序》：“仁和吴君太初，久客都下，雅才洽闻。公卿士大夫争招致雠校艺文，益充拓其识。博观而约取，以身所涉历，融洽前言，编纂成书，题目《宸垣识略》。其叙载必有依据，语尚雅训，见者嘉其用心之密。”

吴长元，字太初，号丽煌，仁和人。杨振镐曰：“丽煌寓刘石庵阁学所，与王述庵司寇交善。著有《宸垣识略》，盛传于世。”事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三。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先生四十七岁。

正月，先生为同郡章锦麟撰家传。

《南江文钞》卷九《诰封奉政大夫章公家传》：“公讳锦麟，字玉书，号石亭，会稽人。……五十四年正月，殁于邸寝，年七十有六。原配陈宜人、继配陈宜人，有妇德。子六人：宗濂，甘肃玉门县典史；次即宗瀛，四十年乙未科进士，文渊阁校理、翰林院编修；宗源，五十一年丙午科举人；宗海、宗潢，俱国子监生；宗溥。孙男七人。曾孙五人。”

同邑朱文治入都谒先生，时毕沅以瓦当图寄先生，先生即属文治题之。

朱文治《绕竹山房诗稿》卷九《感恩知己诗·邵丈二云学士》：“我作诸生时，一寒常彻骨。每念三世交，劝学示津筏。己酉上公车，邸寓初晋谒。公为解行李，延留逾两月。长安不易居，志之敢忘忽。”

朱文治《绕竹山房诗稿》卷一一《邵丈二云学士<南江诗钞>题词》：“忆昔都门乍卸装，世交谊重饭家常(先生之祖东葵公与先曾祖亦中公至交，乾隆己酉，余初入京，因留寓邸第)。图悬四壁皆秦汉，促我篝灯咏瓦当(时秋帆毕公以瓦当图寄先生，即属余题)。”

明年二月为文治父朱金铎六十寿辰。八月，文治乞序于先生，先生有《储封文林郎警寰朱先生六十寿序》。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附录邵晋涵《储封文林郎警寰朱先生六十寿序》：“朱子诗南以才名著于京师。秋八月，将作吴淞之游，过余言别，知明年二月为封翁举六十寿觞，属余为题词，先寄归以书于屏障。余自丙午夏北游，浮湛馆局，莅苒五年，故乡山水，与夫亲串往来之踪迹时萦绕于怀。若翁者，余尤所敬事，而乐为称述者也。

“先是康熙中，吾里多笃学饬修之士，有所谓姚江大社者，合契题襟几尽一县之秀，其间性情趣向各有指归，先大夫东葵公与亦中先生相得尤靡间，风雨过从，老而弥笃，名义之挈摩，志节之砥砺，诗文之酬答，盖有合于《伐木》诗人之义，而不仅如后世所云胶漆之交也。余逮事大父，犹及见乡村耆宿为大父行者，聆其诸言蕲自远于绕薄，又获交其后嗣，修累世通家之好。

“翁为亦中公之孙，余垂髫时所见事也。翁所居去余家仅一衣带水之隔，思波渡口，古驿祠前，皆余童稚嬉游之所，古树晴洲，苍茫极目。翁长于余十岁有余，夙敦古道，顾乐与余言，时有奖借，然必以古人行谊相期勉，余敬受其言。独念余自丙戌出游，踪迹几及万里，所过通都大邑，不乏托臂言欢流连款切之友，然自二十年来所交者，与年俱新，而升沉变化亦与年而俱改，惟故乡旧雨，性情志趣差相投合，可以久要而不忘。而树德之茂，食报之丰，亦久而可以相信。

“翁年六十，以淳德著于乡闾，亲见其令子之升华，扬朱为当世羽仪，非得诸天者独厚欤?翁少承祖父之教，束躬于模范，修门内之政。母夫人年跻耋耄，膝前作孺子之娱，能颐其志，久而思慕不衰。女儿嫠居，请归养于家，调护而慰藉之，俾忘其老。自以身为家督，为诸弟次第授室，各任以事，勖季弟以诗书，尤为厪意。诸弟俱祗奉伯兄之教，游其庭者，雍雍如，翼翼如也。与人交有例始，词无雕饰，称心而言，闻者感其诚。翁不事表襮，而宗族乡党称之，无间者若此。然则食报之丰，实系翁树德之茂有以致之，岂偶然哉?

“余喜观诗南之词翰，叹为隽才，暨领乡荐游京师，所诣艺日进，辇毂士大夫咸许为彤廷著作之选。诗南尝为余言，曾大夫亦中先生诗集久藏箧衍，将次第编孴，寿诸枣梨，是其志不在一时之声华，而孜孜于敦本之图，知翁之垂训者远矣。方今寿世寿民，翔和演庆，达人瑞之坊者二百余家，若翁之康强逢吉，承裕方来，斯可定其积时而媲美者乎?是为序。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教习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官、愚弟邵晋涵顿首拜撰。”

朱金铎(1731—1794)，字警寰，号倚亭。配赵氏大孝公女，生二子，文治、文浩。继配陈氏，庠生锡功公孙女，巽园公女，生二女，长适慈溪国学生姚朝翙，次适宛平嘉庆壬戌进士、山西知县韩保万。事具朱元树民国《余姚朱氏宗谱》。

秋，先生作《题俞敬堂遗照》。

《南江诗钞》卷四《题同邑俞敬堂遗照诗序》：“君以己丑冬过余京师寓斋，话别南归，闻君居家课子，志节弥励，不数年旋卒。今年己酉秋，展君遗容，则昔时游处之迹，宴洽之欢，历历若在目云。君貌清古，衣冠简朴，不苟笑訾，造次依于儒者，好经术，于声音文字，辨之特严，教子有法，断断于古人所谓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者。遭歉岁，家居键户，相对往诵不辍，忘其贫。君卒后数年，令子汝金以治经有闻于时，追为此图，所以志也。余家故与君有连，自君之曾祖石嵋先生与余先世定文字交，君年长于余几，信以姻党得联兄弟之好，童稚追随，荷以读书行谊相勖勉，及同客京师，往来尤数。每叹君泊于仕进，孜孜以传经为业，其志节有不可及者，俯仰曩游，渺不可得，聊载短什，以抒余怀。”

八月，刘墉有致先生信札二通，乞先生教诲侄子学业。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刘墉贻先生书札：“弟于明日往保定，文驾光临，已饬舍侄敬候，祈世长老先生发其茅塞，感切之至，应阅之卷，别作料理矣。此启不尽。二云老先生，弟墉再拜首。”

又一札：“敬问二云世老先生近好，节近天气清朗，定兴诸良多，著作日富耶?舍侄学业虽艰进益，然屡承诲言，亦似渐开茅塞，冀有顺理成章之候耳!馆书奉上，二十日早领兼仪空金极为愧赧，幸鉴入不怀是荷，余再启不具，世弟刘墉拜启，八月初八书。”

章学诚有书致先生，谈论文学评论，提出“文人之心，随世变为转移”的论断。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文》：“去冬为次儿改所代撰谱传，遂觉作文少而改文多。文不加工，而于体裁、法度、义例，殆于杜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不知者以谓文贵抒己所欲言，岂可以成法而律文心?殊不知规矩方圆，输般实有所不得已，即曰神明变化，初不外乎此也。昔汪钝翁谓不习制义，不能作古文辞，今稍知学古者，皆知笑之。仆向亦曰马、班、韩、欧何尝学为制义，今悔言之不致思也。汪氏所见，未得古太深处。且其说亦有所本，王秋涧《玉堂佳话》尝引鹿庵先生言曰：‘作文当从制科中来，不然，汗漫披猖，出人不由户也。’其说尚健主理义，至汪氏则直论文法，为见卑耳。然马、班、韩、欧未为制义之说，实不足以折服汪氏。盖文人之心，随世变为转移，古今文体升降，非人力所能为也。古人未开之境，后人渐开而不觉，殆如山径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也。方其未开，固不能豫显其象；及其既霭开，文人之心，即随之而曲折相赴，苟于既开之境而心不入，是桃李不艳于春而兰菊不芳于秋也。盖人之学古，当自其所处之境而入，古人亦犹是也。譬冀、赵之人诣京都，自不须渡洪河；陈、许之人诣京都，亦不必涉大江，非不能渡江、河也，所处之地然也。今处吴、会之间，欲诣京都，问程而得江、河，则曰彼冀、赵、陈、许之人，未尝不至京都。吾何取于江、河，则亦可谓不知言矣。

“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古文之于制义，犹试律之与古诗也；近体之与古风，犹骈丽之与散行也，学者各有擅长，不能易地则诚然矣。苟于所得既深，而谓其中甘苦不能相喻，则无是理也。夫艺业虽有高卑，而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苟能心知其意，则体制虽殊，其中曲折无不可共喻也。每见工时文者则曰不解古文，擅古文者则曰不解时文；如曰不能为此，无足怪耳。并其所为之理而不能解，则其所谓工与擅者，亦未必其得之深也。仆于时文甚浅，近因改古文，而转有窥于时文之奥，乃知天下理可通也。虽然，汪氏之言，信有征矣，而谓其见卑，何耶?盖汪氏多取时文法度以论古文，殆于用舟车之尺寸度栋宇也。故其教人作合传之文互相详略，谓如制义截搭题文之相映带，可谓陋矣!必若王秋洞之所引，乃名言耳，惜王氏引之而未足以知其大也。王氏尝谓《汉书》列传，加以铭辞，便是绝佳碑志，此以《文选》见解，测量《史》《汉》，亦陋甚矣!所引鹿庵先生之言‘作文当从制科中来，否则汗漫披猖，是出人不由户也’，其言甚大，恐王氏见解未足以及此也。

“盖今人论文，无不宗仰西汉。西汉人文，原本经术，与三代典、谟相去未远，而其立言，莫不各有家法，出于博士经师，承学之士笔于书者，终身守其师说而不敢变，后代制科所自仿也。鹿庵元人，条未见明人制义，而其所云制科，乃元代学校所习经义策问耳。虽制度前代各殊，而一朝之兴，必立科举学校，定著功令，以范围才俊之思耳目，一也，必若律度量衡之出于一，所以谓同文之治也。夫学校必宗先圣，先圣之言，具于六艺，作文当从制科中来，犹云立言折衷于六艺也。太史公曰：‘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又曰：‘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太史公尝问古文于孔安国，而安国实传《古文尚书》，故百三十篇多古文说。孝武表章六经，孔氏古文虽不立于学官，当时实有师授，一则曰‘余读功令’，再则曰‘余闻之董生’，是则马迁作史，犹不能不自制科中来；今人动曰发愤著书，遂可惟意所欲，岂知古人之谨严乎!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春秋之时，故无制科。然由夫子之言观之，则其所为删述六经，皆尊时制，不异后世之由制科也。夫立言于不朽之三，苟大义不在君父，推阐不为世教，则虽斐如贝锦，绚若朝霞，亦何取乎!人知诽谤妖言之禁起于后世，岂知言伪而辨，为王法之所诛，辨言之乱旧章，为圣世之所绝欤!故读书知崇功令，文字当依制科。则文境醇而心术正，特不可如汪氏之直以时文而言古文尔。夫不由规矩绳尺，即无以为大匠，至于神而明之，则固存乎其人，学者慎毋私智穿凿，妄谓别有名山著述在庙堂律令之外也。臆!斯言也，鹿庵先生未必推论及此，然学者不容不知其理也。”

【黄云眉按】章学诚在太平，著《文史通义》内外二十三篇。其十二篇，附存旧稿一篇，合十三篇，皆推原道术，以为文史缘起者，统题为《姑孰夏课甲编》。自序云：“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

先生因论其《原道篇》云：“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戒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文史通义》《原道下》先生之评语)

洪亮吉有诗寄先生。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一〇《有入都者偶占五篇寄友·邵校理晋涵》：“自君居京华，令我懒著书。一义偶有疑，搜箧复发厨。不然在君旁，理蕴已毕抒。问一必答三，背诵若贯珠。君疏《尔雅》篇，订正五大儒。使我心上疑，一日顿扫除。君师钱少詹(大昕)，精识世所无。吴门及钱唐，复有王(鸣盛)与卢(文弨)。皆言此书传，远胜唐义疏。卢为校三匝，误字一一锄。惟嫌体清羸，力疾广授徒。《谷梁》疏倘成，《孟子》义定乎?别君居三年，我书不盈尺。以此厚怨君，君行亦当识。”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一一《山房与邵侍讲晋涵话旧兼呈曹侍御锡龄刘检讨锡五张运判道渥》：“忆昨从君游，青山谢公宅。五更摇梦醒，君行苦不得。出门残月尚在墙，照见四野黄花黄。傍花前行衣袂香，绿鬓欲与花争光。看山百度花千度，镜里朱颜已非故。五岳虽成污漫游，一春每被风光误。洪厓仙人宁足夸，君亦懒种青门瓜。云山无意忽相合，且拾山果烹溪茶。对床七辈今谁似?可惜三人已前死(壬辰三月，同游青山七人，今朱竹君先生、张上舍方海、黄二尹仲则并下世)。学士才名上舍诗，还余李峤真才子。今日张颠有替人，曹刘联辔出风尘。青松白石谈遥夜，艳李夭桃订好春(时约明岁三月重游)。”

十二月十四日，汪辉祖六十寿，先生撰《汪龙庄先生六十寿序》。

邵晋涵《汪辉祖行述》卷二《汪龙庄先生六十寿序》：“吾友汪君龙庄谒选得湖南之宁远县，初至，上官知其才，欲留之会垣，龙庄固谢。既为治，有声，上官欲与量移，龙庄复固谢。龙庄岂有恋于宁远耶?宁远于湖南为偏壤县之南、北、西三面皆有猺，地瘠而俗偷，号难治，前此知县事者率以速迁为幸，龙庄独安其土，暨于今四年矣。顷诒余书，自言政拙，将以秋冬告归，然则龙庄岂有不乐于宁远耶?

“夫地无丰俭，视所养；俗无厚薄，视所教。谓龙庄有所恋与有所不乐，举不足以知龙庄也。父母之爱其子也，以长以育，不遗于纤，悉必计其久长，业成而授其子焉。父母不自以为功。州县之官胥于民，有父母之责矣。顾或视其官如传舍，环眂旁郡，择善地而营求之，既得则据为已私，逞其攫索。嗟乎!其人之贤、不肖观其意趣可知也。

“龙庄初至县，凌然于众母之义题楹柱以自警。安其俗，申其教化，思蒸民于俗，以变其俗。县多惰农，秋后皆旷土，则劝其相原隰沃衍所宜，广其种植，山乡之田，以火耨，耨毕，尽决其水。而望夏秋之间，雨集旱潦，无备则修水防之法，令其备塘堰，多潴蓄，岁比有秋。县远于省会，士惮于试，久之锢蔽其闻见，课业日衰，乃董振而导率之，校核其文蓻，翊以学古，士皆自奋励，连岁有领乡荐者。民染于猺俗，昏祭诸礼，歌呶亵狎，踔跃号呼，沿习不克改，乃告以律文，所劝惩者，申明礼，意绳以防闲，激发其廉耻，旋且子孝妇顺，业安讼简，熙熙然从所指示而相勉为善。龙庄诚顾而乐之。

“然龙庄起孤童，奉两节母之教，艰苦自树立孺慕，终身不衰。泊于营利，惟故山邱陇梦寐系之，政成而扁舟往返，龙庄又奚所恋哉?宁远人游京师者，时为余述龙庄之善政，且曰公行年六十，神明如少壮。公固无所恋于兹土，而县中乐得父母为依恃，窃愿其久留而不去也。愿以跻堂之嘏祝申卧辙之讴思，其见许乎?余曰：‘是在龙庄之行其志，虽然民与官相维系，劝其事者，不自为功，而被泽者至缠绵笃念，而不能自释俗，善治和用，以翊扶圣朝纯懋融熙之雅化，是可书也。请即以是为乐筵之致语焉。时乾隆五十有四年，岁在屠维作噩月在圉涂十有四日。’”

十二月，卢文弨有寄先生信札。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卢文弨贻先生书札：“参有公车出使，泐函奉候，并顺《尔雅正义》校毕，其君山一条，弟亦考之不得，向来暨阳只知有江阴之君山滨大江耳。今乃知宜兴自有君山，名同而地异，老先生可再审覆之，余悉前札，怱怱不悉。制至文弨顿首，上二云老馆丈侍史，十二月吉日。”

先生在京师。

陈鳣《简庄文钞》卷首段玉裁《简庄文钞序》：“余于乾隆己酉至都门，时邵二云、王怀祖皆在焉。”

门人诸城刘镮之成进士，授庶吉士。

刘镮之(?—1821)，刘统勋次子堪之子也，山东诸城人。乾隆四十四年进士。自检讨累迁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卒，谥文恭。

金坛孙尔准受业于先生门下。

钱仪吉《碑传集》卷一三〇陈寿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金匮孙尔准墓志铭》：“弱冠，从王述庵侍郎、邵二云学士受业。”

孙尔准《泰云堂集》诗集卷八《八月初十夜闱中寄邵子峰秉华》：“此夕文昌景最真，中宵孤坐默怀人。一家自制新翻锦，两浙群推老斫轮。学问成原在迟莫，功名得莫压艰辛。烛边正叙珠来去，想见花开笔有神。”

孙尔准《泰云堂集》诗集卷八《题邵二云师<日长山静图>即送哲嗣子峰还浙秋试》：“尔雅台荒鞠茂疏，更谁博物注虫鱼。艺传绝学蒲轮照，名称儒林竹管书。束笋凿楹遗稿在，长松遮磵落阴虚。一灯问字犹能记，簃外双藤影绮疏(师京寓有双藤簃)。

一别京华类转蓬，相逢何意十洲东。史才更属刘中垒，家学争推郑小同。失路衫仍鸥鹭白，归程帆过荔支红。秋风怅望层霄襄，一纸佳音趁早鸿。”

孙尔准(1770—1832)，字平叔，一字莱甫，江苏金匮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福建汀州知府、盐法道、江西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东布政使，安徽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以病乞休，卒赠太子太师，谥文靖。工诗，尤长于词。著有《泰云堂诗集》一八卷、《文集》二卷、《骈文》二卷、《雕云词》一卷、《荔香乐府》一卷、《海棠巢乐府拈题》一卷。事具《清史稿》卷三八○、《清史列传》卷三五《大臣传次编》一○、《国朝耆献类征》卷一八七、陈寿祺《赠太子太师谥文靖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金匮孙尔准墓志铭》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先生四十八岁。

三月，章学诚有与先生书，力勉先生从事于自得之学，同时章学诚对先生仍想用纪传体撰修新史提出了不同意见。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二月初旬，亳州一书奉寄，屈指又匝月矣。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阳馆未成，制府即令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于仆计亦较便也。移家一事，已详余村书中，可便省之。

“古人朋友之道，久不相见，则考订学业有无长益，见解有无商质，不仅述寒温、溯离合，甚或嗟贫而叹老，相与作楚囚之泣也。足下今年四十有八，仆则五十又过三矣。古人五十无闻，谓不足畏。所谓闻者，不仅远近称述，知其能文善学而已也。盖必实有可据于己，性命休戚其中，如公输之巧，师旷之聪，举其事即可知其为人，如旷以聪闻，输以巧闻，乃可谓之闻也。足下与仆自都门初遇之日，皆自以为稍出流俗，荏苒二十年矣。不幸名过其实，薄有文学之名；称者固未必深知，假有真知者出，未□我辈之可闻果何物哉?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必朝闻而可夕死，甚言不闻道者为枉生也。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若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子夏曰：‘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盖指技曲术业而言也。我辈平日既以文学为业，而究所成就，乃与技曲术业无甚悬殊。则文章学问不任受过，学而不思，学中无进境也。

“足下《尔雅正义》，功赅而力勤，识清而裁密，仆谓是亦足不朽矣。抑性命休戚之故，亦有可喻者乎?《尔雅》字义，犹云近正，近正之义，犹世俗云官常说话，使人易解，足下既疏《尔雅》，则于古今言语能通达矣。以足下之学，岂特解释人言，竟无自得于言者乎?君家念鲁先生有言：‘文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仆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遗言，不敢无所撰著，足下亦许以为且可矣。

“足下于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此非足下有疏于学，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足下于斯，岂得无意乎?《宋史》之愿，大车尘冥，仆亦有志而内顾枵然，将资于足下而为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仆则当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诸家之《晋书》，亦备一家之学。如其未能，则愿与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较欧、宋《新唐》必有差胜者矣。岁月不居，节序川逝，足下京师困于应酬，仆亦江湖疲于奔走；然仆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足下岂不可伏箧于经折传单之际?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如何如何!不宣。”

四月，洪亮吉会试第二十六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

林逸《清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乾隆五十五年”条：“四月初九日，榜发，获隽。座师为东阁大学生王大学士文瑞公杰，吏部侍郎后宫体仁阁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邹公奕孝；房师为刑部员外郎后宫安襄勋道王公奉曾也。……及拆号，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殿试，先生卷条封详明，读卷大臣进呈第一，钦定第一甲第二名。”

章学诚后又有与先生书，商量文律，首揭“清真”二字。此书盖学诚始抵武昌时所发。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与桐五兄足下：折差回，得手书，寥寥数语，未足慰意。儿子寄到亳州家书，内钞足下书稿寄来，则略有论文之意，而引端又未见其绪，以此益知远涉江湖，欲溯都门旧雨往复论文，良不易也。仆所规足下期足下者，不一置可否，但云非尺幅可竟，则往来不过尺幅，足下终不为仆一言耶?

“承指仆文谓精神未振，又《裴抚军传》‘秉桌’二字，承改‘提刑’二字，甚感衷言与直道也。然文字所寄既多，语云‘言多必失’，恐疵病犹不止此，足下仍不免有姑恕尔。至以仆书自言文有进境，疑仆太自得意，则不尽然，叙事之文，向苦文为事役，今觉事自就文；向苦掇拾艰难，今觉位置稍易，譬挽强弓，往来形势，人皆得而见其工拙；至于用力由重而轻，由难而易，挽者之所自知，必不能自欺也。今得足下之所指示，又翻覆以深思，或恐以率易为自然，草菅为结构，有似误学渊明诗者率为浅俚之句，则毫厘以千里矣。尚容迎而距之，平心察之，果其有之，则拜足下之赐为不鲜也。

“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此二语知之甚易，能之甚难。君家念鲁先生尝言‘文贵谨严雄健’，夫谨严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气势，气势必由书卷充积，不可貌袭而强为也；法度资乎讲习，疏于文者，则谓不过方圆规矩，人皆可与知能，不知法度犹律令耳。文境变化，非显然之法度所能该；亦犹狱情变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尽。故深于文法者，必有无形与声而又复至当不易之法，所谓文心是也；精于治狱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协天理人情之勘，所谓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圆规矩所能尽也。然用功纯熟，可以旦暮遇之，期与足下共勉，足下岂无意耶?《宋史》之议，不置一辞，岂虑有任氏《字林》之补正邪?则仆且闭口矣。如何如何!慎时自爱，不宣。”

段玉裁亦客武昌，识见章学诚。四月十六日，段有书致先生。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光绪十年八月二十日”条：“段玉裁顿首上二云先生座右：客冬得晤，数年契阔，得以稍畅。饫闻妙论，深叨雅谊，大快事也。惠赐《尔雅正义》，元元本本，既赡且确，什百邢氏，何待言矣。裁自客冬归，匆扰多端，未能详读一过，深以为歉。近者索居无俚，乃溯江至秋帆先生所一行，月内当即归，不能久滞也。拙著《尚书考读》将成，详于古文、今文之别，及卫包之妄，行且梓政。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则日中必昃，尚勿迟缓。实斋神交已久，今始得见，其史学可谓得其本源。抑实斋先生云，甲辰、乙巳间，先生款门舍下无应者，闻甚骇异，去冬何未谈及?甲辰一年，舍间多故，裁必出门开罪也。裁自回坛，种种不得意，近者觅馆地坐之。倘其不得，当入都请业耳。兰泉先生向所仰望，去年承谕，本欲叩见，而未暇，今辄具禀，伏冀转达。《说文》字下曰：‘五行之数二十分之一辰。’此语未详，求示之。每以独学无友为苦，故有入都请业之志也。秋帆先生云，相属纂《宋元明通鉴》，此事亦天地间不可少之事，何日成之?敬请近安!不戬。(四月十六日武昌幕中)

“兰泉先生处察竟未缮，惟析晤时道及玉裁卅年仰慕之忱是感!(又启)”

夏，翁方纲从先生处借抄江永所撰《周礼疑义举要》，嘱门人校勘。

沈津《翁方纲年谱》：“(庚戌)夏，翁方纲从邵晋涵处借抄江氏《周礼疑义举要》，属门人鲁肇光、鲁嗣光、王聘珍为校勘之。”

钱大昕七月入都祝高宗八旬诞辰，寓先生邸舍。行礼后即出都。

钱大昕《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条：“是秋，恭遇圣寿八旬大庆，于六月中旬由水道入都。七月廿九日到京。寓谢金圃先生邸。又移寓邵二云编修邸。八月十三日上升殿受贺，随班行礼。廿二日出都门。”

高宗八旬诞辰，先生撰《征符》一篇上之。又代人作《皇上八旬万寿恭纪(雅十二章谨序)》《皇上八旬万寿恭纪(乐府九章谨序)》。

《南江文钞》卷二《皇上八旬万寿恭纪(雅十二章谨序)》：“皇帝御宇之五十五年，恭届八旬万寿昌辰。”

《南江文钞》卷三《皇上八旬万寿恭纪(乐府九章谨序)》：“岁懋上章日月，会寿星之次。恭届皇上八旬万寿昌辰。”

秋，先生于纪晓岚处借观《日本五畿内志》，作跋于卷末。

《南江文钞》卷八《跋日本五畿内志》：“日本人井河永取其亡友关祖衡所撰《地志》，重为校订，遍历其五畿之山川，邑里桥梁古迹详其兴废，质其名实，阅五年，书成，凡六十一卷，名曰《日本舆地通志》。畿内部亦名《五畿内志》。日本有五畿七道二岛，此仅志其五畿之疆域尔。……庚戌秋，从晓岚尚书假观此书，因识数语于卷末。”

先生从纪晓岚处得见其高祖纪厚斋先生所作《花王阁剩稿》，留跋。

《南江文钞》卷八《书<花王阁剩稿>后》：“《花王阁剩稿》，明纪厚斋先生所为诗也。先生生当万历之季，而其诗颇似宋末《谷音》诸作。岂气运转移有不期合，而合者欤?然《谷音》所录诸人仅见数篇，而先生遗诗掇拾于尘封蠹蚀之余，尚得荟孴成书，亦可见文章精气，历久不可磨灭矣。内阁学士晓岚先生为先生元孙，出示遗稿，谨识数语于后。”

洪亮吉有致先生手札，索周永清所刊《历朝年号图》。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洪亮吉贻先生书札：“数日不趋晤，想谅雨后起居清快也。闻永清周公所刊《历朝年号图》，老前辈处有副本，可否恩赐一章?又教习诸同年有来谒见者否?并希示知。后学洪亮吉手肃。”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先生四十九岁。

二月十三日，詹翰大考二等，谕迁左春坊左中允。

《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二月戊午谕：此次考试翰詹各官，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一等，阮元、吴省兰；二等，胡长龄、刘凤诰、陈嗣龙、汪廷珍、刘镮之、蔡共武、曹城、程昌期、崔景仪、吴树本、邵晋涵十一员；三等，潘绍经、陈崇本、余集等七十四员；四等，周琼、刘锡五、邵瑛、吴灼、达林、朱依炅、李鼎元、永安八员；不入等，集兰一员。侍讲吴省兰着升授詹事，编修阮元着升授少詹事，侍讲曹城、编修刘凤诰、吴树本俱着升授侍读学士，修撰胡长龄、侍读陈嗣龙俱着升授侍讲学士，编修汪廷珍、检讨刘镮之俱着升授侍读，编修曹振镛虽考列三等，但观其才具，尚堪造就，且系曹文埴之子，着加恩升授侍讲，编修邵晋涵、检讨蔡共武俱着升授中允，编修崔景仪、程昌期、俱着升授赞善，……周琼、刘锡五、邵瑛、吴灼、李鼎元俱着加恩以内阁中书用，达林、朱依炅、永安俱着休致，不入等之侍讲学士集兰着革职。其留馆者，各宜自思愧奋，勤读正书，敦励实行，毋负朕激劝教诫至意。”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岁辛亥，御试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〇《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馆提调官邵君墓表》：“五十六年，迁左中允。”

二月十六日，为同邑赵埈撰家传。

民国《姚江赵氏宗谱》卷三《丹崖先生传》：“先生讳埈，字宗岳，号丹崖。自幼岐嶷，出语惊人。年十一，薄暮肄业归，牵牛于山，适虎耽耽，先生未之见，牛以腹护蔽之，与虎肆力犄角，虎遂潜遁，佥谓异征。弱冠淹通经史，兼擅声律、对偶及古文词，飞声槐序。少壮伤杖杜，不欲以家计劳长者心，弃章句之学而客崇川，往来江浙间，屺岵之怀，时吟歌咏。盖其性情之真挚，流露笔端自有不能已者。交游贤士大夫，往往见而重之。

“乾隆庚午春，与同人泛舟登山，慨然有水源木本之思，遂修葺宗谱，援据史传作世系流源，建仿欧苏之法，列位图表，所过大都巨邑，持谱稿访宗贤，采录列祖事迹，上自魏王，下逮二十余世，穷日夜之力手不停，披数载，编雷山诸冯合谱六卷，宗谱竣而祖墓可稽，祀事可举，继继承承，相引勿替，宗人咸称其有功于祖。

“癸未冬，先生大父愚谷公八旬双寿，辑名公晋祝词章，著其妹孝女吟，各汇成帙。乙酉秋，携客游草，谒天台齐司寇，次风先生嘉其歌咏中寓仁孝忠厚之意，乐为之序。以此知先生固不徒词章见长也。他若薄赀财重仁义，赒恤于亲族邻里，诸懿行不可殚述，惜天不永其年，四十二而卒，配邵孺人，余族兄亮工先生女，夙娴母训，克襄厥家。继配徐孺人，贤淑如之。余知先生甚悉，故乐道其概，且为之赞曰：

“山川钟毓，公独铮铮。兽能护主，异瑞特呈。诗书膏腹，贾擅文名。大夫贤士，见则心倾。吟风弄月，屺岵缠萦。寻源竟委，瓜瓞分明。躬行仁义，远近留声。卓哉先生，人莫与京。

“乾隆辛亥岁二月既望，赐进士出身，特征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家眷侍生邵晋涵撰。”

赵元埈(1731—1772)，一名埈，字宗岳，号丹崖。国学生，重修宗谱，著有《客游草》诗集行世。娶南城太学生邵士蛟公长女，生子一魁芳。继娶南城太学生徐伟学公三女。事具民国十二年《姚江赵氏宗谱》。

慈溪叶燕有书致先生，探讨《尔雅正义》字条释义及五岳辨释。

叶燕《白湖文稿》卷五《上邵二云表叔书》：“燕顿首奉书二云老表叔大人阁下：乙巳之岁，获亲道范，到今六阅寒暑矣。《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燕之于先生也，宁敢须臾不往来于胸中哉?顾念问讯泛语，非所以施于左右，求不为泛语者，而又无有也，以故一字未通，迹之无所逃，其罪矣。心之抑有可原者乎，燕质愚下，而性颇好读书，尝独以为读书不治一经，犹不读也；治经而空谈义理，犹不治也；六经皆载道之文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而已，何所用其谈哉?人亦有言，汉儒通训诂而不明义理。嗟乎!训诂何为者?通之矣而不明，然则谈之者之不明也，的然矣。昌黎韩子之于书也，在其意义所归，然其苓侯继也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而王介甫亦曰：‘读经而已不足以知经，故于诸子百家以及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红无所不问，此治经之法也。’彼原心于杪忽，独抱遗经以窥寻千载之秘者，其果有得于心乎?得于心矣，其果有当于经乎?燕未之敢信也。秋，初客息园，见先生《尔雅正义》，取而读之，驰骋乎上下，贯穿乎古今，深钩隐索，肌擘理分，信乎无所不读无所不问之效也。以燕之空无所有，持为崇实之论，徒以见嗤于人，而论亦莫之与也。得先生之其有实者，发而见之于文，而空谈义理者，于是可旋其面目矣。岂非所谓大贤君子者哉?前序送行，稽留吴下，闻至今未达，谨录一通呈上，文无可观，而向往之情实有如是之不敢苟者，且识数年来一字未通，正以质疑考信之无其具者，今犹昔也。故曰‘迹有罪，而心可原者也’，燕再拜。

“《尔雅正义》，燕卤莽读得一过，中有未安者数条，敢质以集益，谨录于左方。

“《释诂》‘朕、余、躬身也’。注：‘今人亦自呼为身。《正义》自呼为身，通见《史传》。’今俗语尚然。

“案：魏晋人多呼己为身，如‘身是张益德也’。身不复能记忆之类，郭晋人故云然，今俗语未然也。《通鉴注》：‘自此迄，梁陈士大夫率自呼为身，通见亦未的。’

“《释地》：‘郊外谓之牧。’《正义》郑注《天官》云：‘牧牧田在远郊，皆畜牧之地。’是郑以远郊即牧田也。

“案：注皆字兼上薮言之，不补出薮字，似远郊皆畜牧之地矣。又郑于《载师》注：‘牧田不从先郑，畜牧之地，此云云者疏，谓牧六畜之地无文，郑约与家人所受田处，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远郊。’以远郊即牧田，似异郑义，郑于甸师注亦曰‘郊外日野，则亦未见郊外，谓之牧语也’。

“陂者曰阪，《正义》传云町原防。杜注：堤防之间不得方正，如井别为小顷町。是陂阪之田，不近为井田也。

“案：《上》云‘广平曰原’。《释丘》‘坟大防，无高峰山陂之义’。郑注《大司徒》‘高平曰原’。《疏》谓：‘对下隰而言，其实，高平及广平也。’然则传之所云原防，即《周官》之所云坟衍也。郑注‘水厓曰坟，下平曰衍’。盖平地而兼泽者，以不得如平地之方正，可井又不同水钟之不可井，故相其土，宜而别为小顷，町与陂阪之为山田，无涉陂阪例诸传中当于金陵同辨，贾逵所谓七辨而当一井者，非此之三町而当一井也。

“《释畜》‘牝羖’。《正义》‘羖为牝羊而有角，今治疾者用之’。而《诗》云：‘俾出童羖。’则羖有无角者矣。

“案：《诗》‘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毛传》‘羖羊不童也’。羖羊之牲牝，牡有角。《疏》谓‘使汝出童首无角之羖羊，协其无然之物，欲使息也’。《朱子》亦曰：‘醉而妄言，则将罚汝，使出童羖矣。’设言必无之物，以恐之耳，遍阅诸家经解，从无作实事解者，羖有无角恐误。

“《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霍山为南岳，嵩高为中岳。’《正义》此后世所称之‘五岳’也。《史记·封禅书》引《尚书》而释之，又增益其文曰，嵩高中岳也。是汉初相传以嵩高配五岳之数，后世仍之，至今不改。”

叶燕《白湖文稿》卷五《再与二云表叔辨释五岳》：“《虞夏》有四岳，而无五岳。《周官》有五岳之名，而不名其山。五岳之山见于《尔雅》，此释郑氏于《大宗伯》，五岳据此，古今无异议也。惟于《大司乐》五岳则据《夏官·职方》，盖缘上四镇之文不得舍而他引，然亦未尝言岳为西岳，华为中岳也。

“先生总经合传，断以为冀州之霍山与泰、华、恒、衡为唐虞之五岳，华、岳、泰、恒、衡为周之五岳，泰、华、恒、衡、嵩高为汉初相传之五岳，泰、华、霍、恒、嵩高为武帝所定之五岳，真知独见，侧立于千载之上，而愚者犹有疑也。虞夏辽矣，姑舍之，泰、华、恒、衡、嵩高之，非周之五岳也。曷征诸征，以周之《职方》，《职方》言镇而不言岳，以镇为岳，始于郑氏。夫《尔雅》明云岳，而以为汉儒之附益。《周官》不言岳，汉儒以为岳。而以为古书之足征，何也?且一《尔雅》也，上云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下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霍山为南岳，嵩高为中岳，下之明云岳者，可以为非岳，上之不言岳者，又可以为岳乎?嵩高之为中岳也，舍《尔雅》更不见于他经。华山为中岳也，则并《尔雅》而无之《诗》，菘高维岳，岳指四岳。而菘高自指嵩高，言嵩高为四岳之中大，至于天降神灵，而生甫及申，为周土之屏翰。(《困学纪闻》：‘甫’即吕也。申吕，汉之宛县，为形势控扼之要。故曰：‘惟周之翰。’案：宛属南阳，诗人托兴，必无泛然，四岳切申伯之先，而南阳地接嵩高，嵩高为中岳，切形势以寓尊王之意耳。)若训作山大而高，骏极于天，语重出矣。且即以《毛传》不作中岳为定解，而传又云西岳华，《毛氏诗》汉初未立也。华为西，嵩不为中乎?嵩高非中岳，而华之不得为中岳也，明矣。夫汉儒附益经文，诚有未免，但如《戴记》集自汉人可无辨，《左传》其处者为刘氏，则系刘歆欲立，左氏故窜入此句，不足援以为例也。若然则《周官》为莽韵，所窜者尤多，即以《职方》之无所窜益者，而其浸颍湛注，谓颍出豫州，在此非也。其浸波溠注，谓溠宜属荆州，在此非也。湛或为维矣，波当读为播矣，沐之为洙也，雷雍之为庐雍也，其有误与华岳之为中西岳也，容保其无误哉?抑燕于此则还以先生之信者，而悟其不误也。先生以霍山名太岳，定为唐虞之中岳，以非巡狩所至。故略而不言，然则贾公彦之所云，权立西岳者，语滞而意可通也。盖周都丰镐，华山方据东南，而岳山正值其西，迨卜宅于洛，而华山在其西，然则岳之为西岳也。始之都，丰镐之所名也，华之为西岳也，后之宅土中之所名也，华为西，则嵩为中。《周官》可征也，《尔雅》亦宁有附益之者哉?”

四月，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彭绍观卒，先生为撰墓志铭。

民国《吴县彭氏宗谱》《翰林院侍读学士镜澜彭先生墓志铭》：“乾隆中，天子加意国史，遴翰林有才望者为史官。馆在东华门内，辰入酉出，紬金匮石室之书，钩稽阁部院故牍，排核年月前后著于篇，积岁既久，馆臣或不逾时迁去新进，或不得要领，遇疑难欲得质正，必曰彭镜渊先生。先生早入翰林，在馆久且年长，并尊礼之曰先生。先生谙悉掌故，随时答问，复审无少忒。竟岁纂集，不以寒署问，泊然不求人知。间有知而称之者，先生泊然如故，同馆相嗟服。先生不仅勤敏过人，其镇静自守，实可为后进法云。

“先生讳绍观，字颙若，镜澜其自号也。世为江南长洲人，高祖珑，广东长宁县知县。曾祖定求，翰林院侍讲。祖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俱赠光禄大夫。考启丰，兵部尚书。先生五岁知读书，长有文誉。乾隆十二年举于乡，二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丁母夫人忧。二十八年授编修，明年充国史馆纂修官。时刘文正为总裁，深器之。曰：“端人也，是宜能不负职者。”三十三年，考试翰詹高等，擢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四十年，升侍讲寻转侍读。明年擢侍讲学士，旋充文渊阁直阁事。四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中间分校，会试典山西乡试，俱称得人。四十九年，丁尚书公尤，服阙补原官，仍入史馆。于是先生在馆二十余年矣。稿本粗具，多取成于先生。近岁总裁知先生勤职靡倦，因追理文正，曩时所叹为不虚也。五十六年四月丙午殁于京邸，距生雍正六年九月辛酉，年六十四。配蒋氏，封淑人。子二人，希范，乾隆甲午科举人，广东合浦县知县。呼嵩，国学生，早卒。女二人，长适内阁中书叶元符，次适廪生闵思端。孙三人，蕴枌，郡庠生。蕴棌、蕴枚。先生始终史馆，论者比诸唐之吴兢，元之欧阳原功。晋涵追随史馆也久，得昕夕奉教，益愧不能如先生所为，志墓无溢词，亦先生所心许也。

“铭曰：骫骳以竞好乎，宁谅颋而不渝乎，鞶帨之外燿乎，宁荣茧之内舒乎，吁嗟先生兮繄古与徒。馆后学邵晋涵撰。”

彭绍观(1728—1791)，宇颐若，号镜澜，彭启丰次子。江苏长洲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纂有《皇清开国方略》。

四月二十二日，章学诚有书致先生，商量《史籍考》编撰事。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书》：“逢之寄来《逸史》，甚得所用。至云摭逸之多，有百余纸不止者，难以附入《史考》，但须载其考证，此说亦有理，然弟意以为搜罗《逸史》，为功亦自不小，其书既成，当与余仲林《经解钩沉》可以对峙，理宜别为一书。另刻以附《史考》之后，《史考》以敌朱氏《经考》，《逸史》以敌余氏《钩沉》，亦一时天生瑜、亮，洵称艺林之盛事也。但朱、余二人，各自为书，故朱氏《经考》，本以著录为事，附登纬候逸文；余氏《钩沉》，本以搜逸为功，而于首卷别为五百余家著录。盖著录与搜逸二事，本属同功异用，故两家推究所极，不侔而合如此，今两书皆出弇山先生一人之手，则又可自为呼吸照应，较彼二家更便利矣。

“夫史籍遗篇逸句，不讲著录部次，则无所附丽，更不比余氏《经解》，犹有本经白文，可以作间架也。今为酌定凡例，自唐以前诸品《逸史》，除搜采尚可成卷帙者，仿丛书例，另作叙跋较刻，以附《史籍考》后，其零章碎句，不能成卷帙者，仍入《史籍考》内，以作考证。至书之另刻，不过以其卷页累坠，不便附于各条之下，其为体裁，仍是搜逸，以证著录，与零章碎句之附于各条下者，未始有殊，故文虽另刻，必于本条著录之下，注明另刻字样，以便稽检。鸿编巨制，取多用宏，创例仅得大凡，及其从事编摩时，遇盘根错节，必须因时准酌，例以义起，穷变通久，难以一端而尽。凡事不厌往复熟商，今兹所拟，不识高明以为何如?至宋、元以来，史部著述浩繁，自诸家目录之外，名人文集，有序文题跋，杂书说部，有评论叙述，均须摘抉搜罗，其文集之叙跋，不无仰资馆阁，说部则当搜其外间所无者，此事不知张供事能胜任否?吾兄幸熟计之，若得此二事具，则于采择之功，庶几十得其八九矣。又文集内有传志状述，叙人著述，有关于史部者，皆不可忽，四月廿二日。”

先生为绍兴下方桥陈允恭撰家传。

民国《绍兴下方桥陈氏宗谱》卷一六《传志》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公传》：“公姓陈，讳允恭，字无逸，号南麓，一号六观，其先浙之山阴人，后占籍粤西，遂以粤平乐籍起家。王父讳尧化，父讳理，均赠资政大夫。王母王氏，母任氏，均赠太夫人。

“公性敏，为童子时，不好嬉戏，爱听客谈古今事，日览数千言，以己意训释经字，典无不合。为文操笔立就，出人意表。尤擅韬略，粤西孙延龄叛桂林，兵下平乐，公奉亲居围子里，集乡兵数百人，朝夕训练，为防守计。贼闻风俱逃避，不敢逼，事平，补诸生。丁卯，举于乡。甲戌，成进士。入词馆分习国书，公深明音韵学，于国书别有神解。外艰服阙，起官进检讨，与修三朝国史，平定朔漠方略。主江西试，得王言吉等俱知名士。故事举子有公车费，归主试，为磨勘资。公力却不受，复命召对乾清宫，擢工部给事中。公感激奋励，慨陈天下生民利病政事得失，凡所建白关大计，不碌碌效常人语。时广东盐法道陆曾以亏帑褫职辇金诣当路，众议褫职恐帑不可追，宜复任。公知曾困商害民，上疏力争，遂得旨穷其事。云南、川、广、湖南诸土官阻塞王化，彼此争斗，甚则阑入内地，害居民耕牧。公欲以策除之，请推恩群子弟析土，各受职不相属，监以流官。称旨命掌登闻鼓事，转礼科掌印给事中，轮值澹宁居。秋审决囚有张某者，拟大辟。公见其情可矜，力直之，得减死矣。癸巳主试山西，请以习五经者补官卷额，得士若孙嘉淦、王师等俱为名臣。寻擢太常寺少卿，从祀南郊。进通政使右通政，充武殿试读卷官。再入会议班，侃侃如在谏垣时，前后保举。官视才品所宜，不使闻知有以举主，礼谒者谢不见，曰：‘吾为朝廷得人计，非厚若也。’太守某，墨吏也。某大僚为达意请奉佰金寿，愿比门下士，无他干请，公厉声叱之。丁内艰，读礼家居。适同年生朱中丞巡抚浙江，与公交最密。且知公洞悉兵、刑、钱、谷、农田、水利及风俗利病，急就公授方略。公为历陈得失，中丞得以有所措手。其大者，尤为海塘一事。方是时，海塘倾圮，水泛溢未可收拾。公谓：‘吾浙杭绍诸郡俱畏海浸。海水当秋夏之交，潮大必有疾风甚雨，以数千万里之潮，风力助之，前潮不能退，后潮又进。潮高于海，拥至数丈，吼怒澎湃不可阻隘。捍御之功，全在塘。塘于某处宜高几丈，宽几丈，某处宜倍，某处宜少杀。’中丞如教施行，以故杭之海、宁、仁、钱，绍之山、会、萧、余、上，迄今无海水患。服满，逾年始入都，圣祖仁皇帝召大小臣工，年老者赴乾清宫赐宴，公年六十，预旷典。寻补通政使右通政，转左龙驭上宾。世宗皇帝嗣膺大统，封赠三世，荫一子，入监读书。以圣祖仁皇后山陵恩，再阶一级，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公既视事，力振台纲，杜绝私谒。与九卿日进封事，然自以受特达，知职司风宪，不欲毛举细事，以是事非关国计民瘼者不入奏。奏上辄焚草，虽子弟无由知，人以为得大臣体。是冬，奉命祭告辽太祖陵。明年春正月，就道闾阎疾苦，官吏臧否，公一一访其实，冀事竣面奏。途中赋诗纪事，皆忧国忧民语。既报病，犹力疾登车不敢缓，至锦州旅次，沐浴更衣，北向若稽首状端坐卒。卒时惟叹君恩未报，无他语。锦州牧李公经纪其丧，橐中惟白金五两，敝裘二袭，书数册，因叹息泣下。公没时年六十二，两配皆林氏，封夫人。子七人，孙十五人，皆列仕版。

“公长身玉立，美须髯，目炯炯四射。性纯孝，父丧后哀毁，终身欲奉母以老，有司强之起，不应。母勉以大义，愿就养，乃赴阙补官。母病，脉绝目已瞑。公吁天请代，母复苏，人谓至孝所感。待诸弟友爱，抚犹子如子。好施予，犹厚于宗亲。族有丧，留滞京邑者凡十余，公悉买地葬。又葬其族自五世祖下数十棺，葬时启穴有水蚁者，即以其为配所择地葬之。外家遭乱散失，公遍访舅氏，又得母之姊若妹，迎与母聚。后母从祖兄弟姊妹亦稍稍就公养，外祖坟久失，公访得，春秋不废祀。他若赡塾师家，周乡贤后，治友人丧，恤通家子，善事不可枚举。

“公蓄书万卷，所学博通综观。始务词章，继窥古人应务，迹终主养心。明义利，守唐荆州‘有所为无所为’二语，以为至当之说。训子弟不出修身立本，尝谓：‘希圣希贤，皆分内事。功名其余，衣食又其余也。’又曰：‘天下有用之物，不可置诸无用之地。吾平时粒米寸草不忍弃。’又曰：‘君子之道，当令万物各得其所，一物不枉其材。’居家恂恂下人，尝布衣与农夫野老课晴问雨。遇馌饷者，即三尺童子必让道。有讶之者，辄曰：‘邻里乡党，先世与我祖宗比屋居，若兄弟。然其老者即吾父兄，幼者即吾子弟，安用以贵骄之。’生平爱交纳，花朝月夕，尊酒过从，尝于原籍祖居之后山筑北园，一邱一壑，别有奇趣，今已毁，《郡志·本江集》采入名迹。

“公著有《什一拾遗》《祥琴春明》《北园虫鱼撷芳》诸集及《南北史约》，皆手定者。兼工书长行草，不喜酬应，知者鲜，惟东湖熊学士，以为得晋人遗意云。论曰：‘余尝至山阴，都人士盛称北园陈公贤，非以人传耶?及读陈公状，知公在家孝，在国忠，能为桑梓救灾难，周亲恤友，特余事。’呜呼!陈公洵可谓完人哉!其子若孙先后登甲乙科历，显要一时，称盛食报有自来矣!赐进士出身、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同里后学邵晋涵顿首拜撰。”

七月，周永年卒，年六十有二。先生致书章学诚，告知周永年遗嘱，乞章学诚为作传。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周书昌别传》：“今年邵晋涵与桐氏书来，言书昌病归狼狈，殊可念。俄又书来，言书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与桐书言，书昌且东归，自知不起，属与桐寄语，俾余为传。

“余与书昌交，终始于与桐。居京师，尝困跋少欢，遇二君。辄忘患苦，能作竟日谈宴。忆书昌方欲俄田置生，有老农为述田家乐事，娓娓入人，余闻之意移，亦欲共书昌效彻田遗意。独与桐谓未可信。余询其故。与桐曰：‘农田之必有利，犹读书之必有益也，农子闻大儒言读书之功，而舍其未招，以求占毕可乎?’余曰：‘我辈归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胜，三数知契，衡宇相望，弦诵之余，因而课耕问芬，朝夕过从，人在士农之间，不亦可乎!’与桐、书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犹在耳也，不知感慨系之矣。”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二《乙卯札记》：“得邵二云书，历城周书昌永年编修逝矣。二云传其遗书，属余为传，哀哉!检笈中，得果十五年前与友人手字，友人因其字寄余。时闻永清周明府震荣方欲鸠刻书之会也。……其汲汲于表章先儒，嘉惠后学，精诚通于寤寐，而忘其家中无宿舂粮，真可敬也。二云来书云，君后得疾疾，时迷时醒，言语多不甚可辨。一日过二云，谓几死者数矣，觉有事未了，而终不能言。今及忆所怀，乃欲使实斋为我撰传耳。此言既达，后遂不复能言，无感也。已而归家，一年乃卒，哀哉!”

桂馥《晚学集》卷七《周先生传》：“永年自与先生被征后，海内学人集辇下，皆欲纳交，投刺踵门；然深相知者，先生及程晋芳、丁杰数人而已。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观其大义，不雠章句。自谓文拙，不存稿，故段后无传焉。”

明年，高宗将巡幸五台，先生集十三经语十三章，代毕沅作《五台集福颂》，其序辞盛称此次校刻石经之美善。

《南江文钞》卷二《五台集福颂》：“臣谨案石经之刻，自汉鸿都勒石以后，魏、晋、后魏、孟蜀诸刻，久无传本，学者所睹，惟有唐宋石经。

“臣前承恩命，填抚陕西，见唐石经尚存西安府学。开成校刻，只十二经，当时已讥其字乖师法；旋以乾符修改，后梁补缺，北宋人旁注，益滋混淆。

“及奉命移抚河南，访北宋二体石经，仅得《周礼》残碑，存陈留县学。(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北宋石经，向来记石刻者不之及，即《河南志·古迹》，有《翟母碑》而无宋石经，亦可慨也。近始出土中，邵学士晋涵拓以贻余。)

“至于南宋石经，缮写既非全篇，刻石复多零散，虽在杭州府学，好古之儒，莫之宗尚。

“是则石经之刻，综前代所留贻，袭舛承误，徒滋讥议，别黑白以定圭臬，至今日而始臻其美善。

“况夫《周易》正王弼之参连，《礼记》厘开元之篇第，《洪范》订其颇陂，笙诗存其义旨，《仪礼》存授绥之词命，《尔雅》删桑危之重文，盛世惇经，以考文彰同文之上治，斯固非前代之刻石经可得而比拟也。”

【黄云眉按】此文先生自云代作，而不注所代之人，玩其辞意，应为代毕沅作者。先生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夏秋之交，代毕沅赴陈留寻北宋石经，《南江诗钞》卷四《北宋石经歌次彭芸楣司空元瑞韵》有云：“忆向陈留访碑去，岁华丙午月临秋。”

是年，章学诚有与先生论文书，探讨时文古文之利弊。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四《与邵二云》：“君家念鲁先生尝言，文贵谨严雄健。夫谨严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气势。气势必由书卷充积，不可貌袭而强为也。法度资乎讲习。疏于文者则谓不过方圆规矩，人人皆可与知。不知法度犹律令耳。文境变化，非显然之法度所能该，亦犹狱情变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尽。故深于文法者，必有无形与声，而又复至当不易之法，所谓文心是也。精于治狱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协天理人情之勘，所谓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圆规矩所能尽也。然用功纯熟，可以旦暮遇之。”

是年，卢文弨校刻《经典释文》成，先生与王怀祖皆不满其书。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一：“询之王、邵二氏，均不满其书。谓卢郎老矣，而刻书甚易，能无误乎?邵公谓卢公喜与时贤作难，是其一蔽。”

秋，代人作《丰润重修海神庙记》。

《南江文钞》卷五《丰润重修海神庙记(代)》：“乾隆五十六年秋，天津总镇苏公以饬治戎政，过邑诣庙，感其就圮，亟图缮治，即捐俸以为倡，维时蓟永分司金君、越支场盐课大便刘君咸以为妥，神佑黎期不可缓，遂偕都人士率事程功，经基度固，明年某月经始鸠工，某月蒇厥事。式廓前规，有焕其旧，属余记其事。”

十一月，先生奉旨校勘石经。

《清实录》《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谢恩命办理十三经刻石折》：“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臣和珅等跪奏，为恭谢天恩事。本月二十一日奉上谕：‘自汉、唐、宋以来，皆有石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异同归于一是，以嘉惠艺林，昭垂奕禩，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率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原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思从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核舛讹，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板，列于太学，用垂永久，着派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并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随同校勘，但卷帙繁多，恐尚不敷办理，着总裁等再行遴派三人，以足八员之数为校勘，诸臣等其悉心研办，务臻完善，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钦此。’”

《清实录》《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请添派刘凤诰等三员校勘石经折》：“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和珅等谨奏，为奏闻事。臣等奉旨校勘石经，除派出五员外，命臣等添拟三人，以足八员之数，钦此。

“臣等公同商酌，淹通经学者，殊难其选。就其平日尚能诵习者，查有侍读学士刘凤诰、祭酒汪廷珍、侍讲邵晋涵三员，堪充校勘，如蒙俞允，臣等将诸经酌量卷帙多寡，分与八员承勘，以专责成。其余收发、催趱、监看上石，尚在需员，容臣等于馆、部、内务府诸员内酌量派委，至懋勤殿所藏十三经册，就近交与赵秉冲专管收发记载，又查有蒋衡之孙蒋和，系分发直隶河工、从九品试用之员。现未起身，尚能守其家学，兼工篆隶，可否令其留京，以备委用，为此奏闻请旨，谨奏。”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五《邵二云先生事略》：“先生分校石经，君职《春秋》三传，所正字体，亦较他经独多。”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十一月，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依开成石经，据诸本订其得失。先生职《春秋》三传，所正字体，较他经独多。”

彭元瑞有书致先生，商校改石经事。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彭元瑞贻先生书札：“《左传》册内来签《正义》引作‘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系何文下所引，乞示知，以免审查是幸。‘韩之战内’四十二字删否?不能妄断，尊意若何，并示。又及，附候文祉，不一。瑞顿启。

“石经校改文字，似须排一清档，不特仰承顾问，亦便同馆口商，不然恐深私意率改，其一一皆有所据，亦难缕立谈也。今《左传》已校完，拟编一稿呈政，其中有须增改之处，乞即删削，并恐遗漏，望携至馆与改字档细对一过，并望于十六七发下为要，附候日安，不获。学弟瑞顿首。”

是年，先生为孙永清《宝严堂诗钞》作序。

《南江文钞》卷四《宝严堂诗钞序》：“锡山孙公絜斋早岁称诗矩矱先民，而机杼自出格，高韵远情，称其词未尝鳃鳃焉。……余交公于京师，别去十年，音问逾时而靡间，知公之笃于故旧也。仲子尔准奉公遗诗属余序言，余为发明公诗之合于中声者，以著公所遭之盛。是为序。”

是年，先生为同年姜开阳时文集作序。

《南江文钞》卷六《姜星六时文序》：“文章有定识者，理密而气充。选意妍词，秩然各适其职，精神所著，足以型世而传远。若星六先生之文，其操以定识，而克兼众美者乎。先生与余同举礼部试，论文相契，其治吾浙也，有惠政，越人被泽尤深。余谓先生之文，即治术所见端也。自实学之衰，中无定识，致饰于外观，遂使经术与治术判而为二，至先生复合为一，是则先生之文，亟宜出而为当世之模楷。”

姜开阳，字星六，湖北黄陂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三十六年成进士。乾隆五十一年，由刑部主事授浙江绍兴府知府，判断明审，长于吏治。乾隆五十五年任浙江按察使，后转福建布政使及放安徽巡抚，未到任卒，年七十余。著有《次斋时文三集》。事具《黄陂县志》卷八、《绍兴府志》卷二六。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先生五十岁。

是年，官翰林院侍讲。金匮钱梅溪泳、萧山王南陔中丞绍兰聚谒于横街邸第，南陔方为秀才也。

钱泳《履园丛话》六《二云学士》：“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师，谒见先生于横街寓第。时官翰林侍讲，为人朴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是时萧山王南陔中丞尚为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剧谈古今，每至竟日。”

王绍兰，字南陔，萧山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屠倬曰：“南陔先生生平学务精博，无所不窥，著述多至数十种，积数百卷。其卷目如《周人说经》八卷、《周人礼说》八卷、《国朝八十一家三礼集义》四十二卷等多未付刊。”事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一六。

三月，京师正乙祠重修落成，先生撰《重修正乙祠碑记》。

《南江文钞》卷五《重修正乙祠碑记》：“都城自正阳门迤而西，为西河沿，市廛环列，中有崖十余楹，曰‘正乙祠’，为越人客京师者集会之所。缔造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诸检讨起新为之记。岁时伏腊，醵燕联悰，相与敦恭敬，桑梓之义以申洽比之欢，久而益挚。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复缮葺之，次年三月落成，视旧制闳整有加焉。老成董事者来谂余，曰祠之建粤，今八十余年，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前祀神座为关帝、为财神、为元坛神德者，福基因时所尚也。其东祀文昌，前为奎星阁，文明之象照，融震宇庸，以诗书之教佑启我后生也。缗算之资，则以计然之术。游都门者取入赀，成均之。赢羡岁积而月累，阅久乃克，集事惟其力之均也，志之颛也。异时黝垩漫漶，瓴甋侧裹，楔筄剥落，镘之植之，易朽以坚，蠲垢以洁，阇台宛如，连誃翼如，庶几乎式拓前规，贻乃后则。愿有言记厥事，暨余祗谒，则既有成事矣。余惟国家延洽纯熙，化成悠久，藏富闾阎，三登屡庆。……余更念检讨为里中先进，与余先世有姻亲。检讨之孙编修重光未第时，尝寓居于祠。乡先生之謦欬如或遇之，余所为每过流连，而更愿后之人续系于弗替者也。”

初夏，先生招王友亮赏藤花，王友亮有致先生诗札。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王友亮诗：“满架玲珑写夕阳，看花人与蝶争忙。双株昔拟青藤痩(同年徐西湾手植)，千缕新排紫绶香。近局寒故招饮遍，行当颇尖著书妨。应须抱瓮申僮约，好雨飞来伫洗妆。时方新雨，壬子初夏，二云先生招赏藤花，作此请正。年愚弟王友亮拜稿。”

【朱兰按】葑亭先生癸丑年，偕吴谷人祭酒与先海昌公共结心兰诗社于京师。此诗当即为双藤簃而作，簃中悬匾三字，据先祖久香公记载，为同邑施禹门孝廉所得，后转入道州何太史绍基手。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五〇《受堂新居招同石如蓼堂两峰紫藤花下小集》：“闲坊架底记宣南，廿载樽前续旧谈。故借紫云垂络索，相嘲白发照滥参，人逾吉邵同岑久，花比朱王买宅堪。密叶吹香来饭客，笑应弥勒共神龛。诗注云：是日作蔬食，故有末句。京师藤花旧宅，以竹垞、渔洋二先生所植为最著，而此屋廿年以来吉渭厓、邵二云皆居之故有五六句。”

闰四月，先生为同年徐立纲之父撰墓铭。

《南江文钞》卷一一《敕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徐公墓志铭》：“编修视学安征，迎养使署，使事将竣，公先期归里。今年闰四月，寿终。编修闻讣毁甚，仓猝南奔，临行以埏道之文相推諈诿，晋涵以累世姻戚，又与编修同乡，举习知家世事不敢辞。公讳肇南，号宝山，世居渐江上虞县之下管乡，八世祖文彪以抗节著声于明武宗时，既而群从多以言事著，乡入所称为直谏世家也。……卒于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辛丑，距生于康熙五十二年八月丁丑，年八十。娶韩宜人，有妇德。子五人：长即立纲，乾隆三十年举人，四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立民，国学生；立位，分发福建盐大使；立本，国学生；立朝，分发广西州同。孙男七人。曾孙一人。立纲等营宅兆于乌石之原，撰日封窆。”

徐立纲，字铁厓，上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上虞诗集》：“铁厓尝典试湖南，督学安徽。缘事左迁。著有《五经旁训辨体》，合订《铁厓诗文集》。”事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一一。

六月，法式善合饮群士大夫于城北积水潭之上，先生因故未至。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六《积水潭游记》：“乾隆壬子六月，右庶子法君合饮群士大夫于城北积水潭之上，赋诗而乐之。可游者十八人，期而不至者八人，汉军王绮书、余姚邵晋涵、仁和魏成宪、嘉兴朱孙垣等。”

法式善(1752—1813)，字开文，号时帆，一号梧门，又号陶庐。蒙古乌尔济氏，后隶正黄旗，为蒙古族中唯一参加编纂《四库全书》者。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晋国子监司业，旋升侍讲学士缘事左迁工部郎中，累官祭酒。以“修书不谨”，贬秩为庶子，不久告病归家。著有《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槐厅载笔》《存素堂诗文集》等。事具阮元编《梧门先生年谱》、《清史稿》卷四九〇、《清史列传》卷七二及钱林《文献徴存录》卷五。

八月，慈溪叶燕有《上邵二云表叔》书，欲作《十七史同异考》，请教字画考异问题。

叶燕《白湖文稿》卷五《上邵二云表叔》：“去岁曾妄论《尔雅正义》，未赐裁答，惘然若有失，后得鹤渚师手书，知不以为不然也。兼蒙册惠，感惭合并，燕束修读书，颇欲以文墨自异，而愿与运违，触处阂碍。客秋闱试，又遭斥放，遗卷具在，与烜号名墨，徯径略同，非战之罪，亦何敢言，寻所由败，实莫之解也。敬录呈上，幸切教之。燕不自量，欲作《十七史同异考》一书，间取史汉，细绎乃知班马有误字而无异同，间如项梁之说，会稽守蒯通之说，范阳令等传闻，异词耳。余皆以字画相似而误，撮其显者高祖纪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汉》作‘以君’，或便以为以字义深，岂知‘似’乃‘以’字之误乎?《萧何传赞》：‘因民之疾(句)，奉法顺流(句)，与之更始。’《汉》作‘因民之疾秦法(句)，顺流与之更始。’‘奉’非‘秦’字之误哉?《樊哙传》‘项伯肩蔽之。’《汉》‘肩’作‘屏’，《季布传》‘故特召君。’《汉》‘特’作‘时’，《韩安国传》，《史》以‘郅它’为人名，《汉》以‘至他’为语助，‘喑哑之’为‘意乌也’，‘谁何之’为‘谯呵也’，‘过矣’而读为‘过失’，‘芋菽’而更为‘半菽’，数难更仆，非相似而误乎?彼优劣诸论，固未之思，而刊误两书，亦不之及，然乎?否乎?我叔以为何如?督以不及，是所望也，燕顿首。”

九月，法式善奉派办翰林院事，充功臣馆提调。法式善在馆中校勘诸功臣传稿，见传中有载入从逆之臣，而反失载殉难大员者，有殉难于前朝，而载入本朝忠臣者，有年月舛误者，有姓名舛误者，有书致先生，条列其事，希先生审正之。

阮元《梧门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七年”条：“年四十岁。正月，以阿文成公荐补左庶子。九月，奉派办翰林院事，充功臣馆提调。”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三《与邵二云前辈论史事书》：“尊斋饫领教言，积疑顿释。比在馆中勘校诸功臣传稿，并付到诸册籍，其中舛讹遗阙，尚复不少，良由外省之咨报非一时，中秘之前后纂修非一手，加以岁月之久，疑误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阁下以网罗一代之才，识卓而文茂，职掌所存，自宜及时厘定，以为惇史，谨就管窥所及，条列其事，愿先生亮察而审正之。传中有从逆之臣误行载入者，如贵州巡抚曹申吉叛降吴三桂，详见《实录》及《平定三藩方略》。今《功臣传》有《曹申吉传》言其殉难，而《甘文焜传》仍言申吉从逆，两传相抵牾矣。有殉难大员未经载入者，如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左江道周永绪、平乐知府尹明廷，殉难年月、赠官、祭葬俱详载《实录》红本及《一统志》，而传则未载，其余殉难之文武员弁见《实录》红本，而不立传者甚多，有殉节于前明而误入国朝忠臣者，如云南殉难之杨宪、张仲景等俱死于土司沙定洲之难，其时，明唐王、桂王相继称号，云南未入版图，杨宪等为明殉节，而传中误以为顺治二年三年事，应一体归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年月舛误者，如广西巡抚御史殉节在顺治九年，详载《实录》及《一统志》，而传中误以为康熙年间殉难；有姓名舛误者，如江南抚标游击成国梴，详见《实录》红本，而传中误作廷梴。其余官爵赠荫舛误遗漏者，不可胜指。若此者，或删或增或改正，俱宜归于画一。兹第就所已考得者言之，俟更有所得，即录呈采择。余不宣。”

秋，先生为翰林院编修张锦芳撰行状。

《南江文钞》卷一〇《翰林院编修张君行状》：“君讳锦芳，字梁夫，一字药房。余之知君也，由益都李君文藻，李君官潮阳知县，贻余书，亟称君之才。今年秋，冯君过谂余，则君已殁矣。君生于乾隆十二年九月某甲子，卒于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某甲子，年四十六。”

九月、十月初十日，同邑史澹园先生湛有贻先生书二通。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史澹园贻先生书札：“九秋之月，主考王太史回京，顺泐数行，祗候道屐，谅蒙雪照。比惟二云先生声华艺领袖儒林，□洽所闻，以综今古，将与西京刘、董并驾齐驰。忝属葭莩，可胜颙羡!弟于月之二十始莅襄任，案牍纷繁，兼之兴土修理城堧，不胜鹿鹿。近闻新任将次莅襄，则借若之期亦不甚远。补期遥遥，令人焦虑。三儿棻、大孙炜扶内人之柩回姚，于九月二十一日起身，藉此县试兼可完姻，二儿随弟至襄，眷属仍居省寓，□征五儿近从崇阳回省，宾主契投，自必无所改易。知廑垂念，用泐奉闻，顺请台安，不一。二云先生阁下，姻眷弟史湛顿首。十月初十日襄署寄。”

【朱兰按】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湖北正考官编修华亭王文一锡奎、副考官刑部员外郎范摄生鏊，此札系属是年正合。史先生历任湖北知县有声，官终陕西榆绥兵道，赠太仆卿，从祀昭忠。此札似署襄阳县时所作，《双匏忠义史湛传》但云襄阳同知，又云调襄阳府，似未令襄阳，即叙史先生为令，亦惟云嘉鱼、钟祥而已。此札可备考证。

顺德张药房编修锦芳行状，应冯编修敏昌之请。原状张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前云：今年秋冯君过谂余，则君已殁矣，云云。系属是年。

十月，大学士和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莅任，属官见者皆降礼。先生弟子戴联奎时在翰林，独长揖。和访时望为额附师，或荐先生及联奎，先生辞不就，和以为愧，欲延联奎，联奎亦坚辞。

姚莹《东溟外集》卷三《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戴公墓志铭》：“和(珅)荐邵二云及公，邵坚辞不就。和以为愧，欲延公，坚辞。邵先生语公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为后计!’公曰：‘吾师行，弟子从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强，邵君何为此悻悻!”此虽足见先生风力之高，然先生实卒于官，未乞休也。

戴联奎，字紫垣，如皋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联奎少从邵晋涵受经学，既通籍，以清节自厉。和珅为掌院，访时望傅其子丰绅殷德，或荐晋涵及联奎，晋涵移病归，联奎亦坚辞。循资累迁至内阁学士。嘉庆九年，迁兵部侍郎，历礼部、兵部、吏部。二十一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二十五年，失行印，坐降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督浙江学政。道光元年，擢礼部侍郎，又擢兵部尚书。召还京，未至，次年二月卒。

十一月十二日，王绍兰有致先生手札，商洽《尔雅正义》词条，乞借徐坚《初学记》。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王绍兰贻先生书札：“昨领诲言，复据《文选》，注改《尔雅》蝘蜓为蝘蜒。谨案《说文》虫部：‘蜓，蝘蜓也。从虫蜓声。’《尔雅》释文：‘蜓，徒典切，字或作□。’是许氏陆氏皆作蜓，不作蜒也。选注恐有讹误，不足为证，未识尊意以为然否?允借《说文系传》，祈即检交夫仆。昔江总《借刘太常说文寄诗》云：刘棻慕子云，许慎询景伯。硕学该虫篆，奇文秀写迹。愧兰非棻、慎之姿，而太史擅雄、逵之妙，亦惟慕之询之，以写其满堂之爱而已。徐坚《初学记》亦恳借洽一部，都当敬谨审阅，不致污损。此上二云老先生史席，晚学王绍兰顿首。十一月十二日。”

钱泳拜谒先生，后有致先生书，论及《绍兴府志》、会稽刻石及蓬莱阁本石经诸事。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钱泳贻先生书札：“泳顿首二云老先生太史阁下，日前拜谒寓斋，饱闻雅论，所言采集诸条应入《绍兴府志》者，未识已录就否?见有山阴明府张少君南行之便，望即札寄李晓园太守及宽夫先生，若稿成上板，恐不便更张耳。会稽刻石及蓬莱阁本石经可向太守公索之，颇可寓目也。此候台安，伏惟万福，不备。泳顿首。”

章学诚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讨论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及利弊得失。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足下今生五十年矣，中间得过日多，约略前后自记生平所欲为者，度其精神血气尚可为者有几?盖前此少壮，或身可有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间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书，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于足下矣，其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又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但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昔东汉诸家，今存惟范；典午群史，唐修仅传；盖班、马家学失传之初，一史而屏起争趋，一代而攻者数家，各尽所长以自表见，传不传则听于其际与数，此虽不如世业专家，犹胜后人之拘守绳尺，不复成家学也。前人攻《宋史》者，如柯氏之《新编》，邵氏之《弘简录》，陈氏之《通鉴续编》，其效略可睹矣，仆于此役，未必遽为柯、邵之流，恐如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然足下进而教之，或竟免于大戾，未可知也，足下亦宜自力，次公传家学否?念念，不宣。”

《书教》篇为章氏晚年精到之作，此书所论，足相证发。先生曾评之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砾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其《圆通》篇似未撰成。章氏与先生相约撰《宋史》，其学其识，又皆足以副其志，而皆不克成书。先生虽辑《南都》，其稿又浮沉不可知，此实史学界一大恨事也。

是年，经先生等诸君纂辑，毕沅《续资治通鉴》编成。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氏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沅未惬心，属先生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其义例详章学诚为毕沅与钱大昕论《续通鉴》书中。”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二《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得来教谓《续通鉴》一书。经二云诸君纂辑成编。”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略谓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又据旁籍以补其遗。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涑水之书，中有评论，是书则付缺如，以为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而漫为颂尧非莱，殆无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褐，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矣。”

【黄云眉按】学诚于嘉庆五年为先生作别传，谓毕公卒于军，其家所刻《续鉴》，杀青未竟，家旋籍没，君之所寄，不可访矣。其言似未可信。毕沅卒于嘉庆二年，其家籍没于嘉庆四年，是时《续鉴》刻至百三卷而止，后一年，冯集梧购得毕氏原稿及不全板片，为补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据嘉庆六年三月冯集梧《续通鉴序》)冯氏谓系毕氏定本，而学诚则谓先生所寄，已不可访，此一可疑。学诚为毕沅致钱氏书中，有“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并误”之语，则先生校订之本，已成于是年，不应其家于嘉庆四年刻书时，犹用某氏初定之本，岂毕沅卒时，先生之稿随亡耶?此二可疑。钱氏于嘉庆二年为毕沅覆勘是书，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沅卒，以其本归沅子(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诚先生之所寄或不可访，钱氏之所归，亦并亡之耶?此三可疑。又是书，学诚致钱氏书中但云二百卷，而钱氏为毕沅作墓志铭，称二百二十卷，与冯刻本同。钱氏既为参校是书者，其言当非无据，然则是年以后，又增补二十卷耶?抑止百二十卷，固为先生改定本耶?

是年，先生代王杰作《冯孟亭先生寿序》。

《南江文钞》卷七《冯孟亭先生寿序》：“辛卯冬，余视学浙江，始谒孟亭先生于鸳湖里第。先生冢嗣应榴，余同年友也。……暨冢君侍御时与余相见，回忆讲院周旋，里门酬对，必勗以道义，引古昔之嘉言美行相期，许是先生遇余特厚，兹遇八旬介寿之辰，因得理畴昔之绪言，寄奉觞之祝侑，先生更有以匡余以不逮乎?”

冯浩(1713—1801)，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城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由编修官至御史。十五年担任国史馆纂修，参与撰写《续文献通考》，曾巡抚湖南，典试江南，丁忧后不复出，家居四十年，著述自娱。著有《孟亭诗文集》，又注有《玉溪生诗评注》八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长子冯应榴、少子冯集梧皆有文名。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先生五十一岁。

五月，先生在京师，病初起，校阅旧抄本《东南纪闻》一过。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邵晋涵《东南纪闻跋》：“此书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不著撰人姓氏，盖宋遗民所纂述也。中间有与《桯史》相同者，其为抄撮而成欤?抑各纪所闻欤?其纪史弥远、嵩之凶险，有出于诸家纪载之外者，当时东南遗老，痛心于弥远叔侄者深矣。辛丑夏，馆吏录副本求售，因留之。癸丑五月病初起，校阅一过，讹字不可尽乙，侯求别本正之。”

六月，纪晓岚先生七十寿，先生代其弟子作寿序。

《南江文钞》卷七《纪晓岚先生七十寿序》云：“我师河间先生应名世之选，观会统综，扬昌休于明备，海内之士识与不识皆曰先生今之刘向、扬雄也。某等自甲辰岁游于先生之门，亲承训诲，钻仰所及，窃以为有识所推崇尚有未尽者，愿因请业之余而进言之。……今先生以淳德诫忱，懋承眷注，长柏府领容台昌言入告，溥惠泽于蒸黎。俾海内见大儒之效，方式骏且长，是则遭逢之盛夏，非杨、刘所能几及，而德业之笃厚，亦大胜于杨刘集祜延嘉之庆，斯门下士所乐得而颂扬者也。今年六月值先生七十介寿之辰，遂书之以代乐筵之致语焉。”

六月，朱文藻因受黄小松之聘，就馆济宁，课读其子，并属纂《济宁金石录》。致书先生请问，乞先生指点。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朱文藻贻先生书札：“文藻顿首，启事二云老先生阁下，不奉音问者，屈指已垂十年，结念之深正如百也。文藻塾课汪氏，历十二年之久，平居人事轇輵，流览泛应，竟无一事成就，可以质之高明。学业日荒，蹭蹬场屋，颓然一老诸生。明年周甲，鬓发苍苍，青云之志从此隳矣。数年来受萧山陶篁村先生之托，以所辑《全浙诗话》属为补遗，因此博考诸家文集，外及山经、地志、说部、杂家，名人书画，真迹无不采录，积稿可得百十卷，而津涯浩瀚，迄未成书。今岁应兖州运河司马黄小松之聘，就馆济宁课读其子。司马富于金石，属纂《济宁金石录》，响拓其文，摹绘其画，备采诸家题跋，附以管见考证，创稿于夏，已成十之七八，开春可以脱稿，此书若得流传，美有一种问世。因思老先生为风雅宗师、乡邦耆旧留遗，闻见素博，而又储藏碑版，审定精详，凡所以阐出潜之蕴，发贞吉之华。乞为指示迷津，埤益末学，功垂琬琰，非仅文藻一人受益已也。到济后，斋中始读大著《尔雅正义》，一编众说，汰其杂殽，训诂归于一是，从此小学家得指南矣。不审刷印尚有余编，可惠赠一部，以为家塾训习之资否?文藻初拟腊底解馆后，单车入都，冀得畅聆教言，稍申契阔，且恭谒太学，敬瞻辟雍石经之巨制，实为儒生庆幸，而主人谆谆以霜重严寒，不宜冲冒，此愿中止，然而私怀终耿耿也。兹值泉河别驾阮蓉亭先生请咨赴部，秉复奉候鸿禧，阮公籍隶大兴，寓居虎坊桥邵宅，如有回京，希命纪致之，不一。癸丑长至后三日，文藻再顿首。”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号朗斋，清乾隆时诸生，浙江仁和人。精六书工诗，通史学。王杰督学浙江延访之。至京师，佐校《四库全书》，又奉敇在南书房考校。尝游山左，孙星衍与之商订金石，成《山左金石志》。后又为王昶修《西湖志》，并纂辑《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等书。著有《碧溪草堂诗文集》《碧溪诗话》《碧溪丛钞》《东轩随录》等。事具《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耆献类征》卷四二○、《国朝诗人征略》卷四二、《国朝书人辑略》卷六。

黄易(1744—1802)，字小松，又号秋庵、秋影庵主。浙江钱塘人。监生，官山东兖州府济宁运河同知。广收碑刻，著有《小蓬莱阁金石目》《嵩洛访碑目记》《武林访碑录》，有《秋景庵主印谱》传世。事具《清史稿》卷四八六。

七月，为会稽陶篁村《全浙诗话》序。

《南江文钞》卷六《全浙诗话序》：“会稽陶篁村先生，游迹半天下，诗篇传艺苑。晚以诗教授里中，撰《全浙诗话》，自集部、说部以及《山海经》、地志诸书甄录殆遍，得作者若干人，为卷若干，或疑其采取之博。……余数得奉先生杖履，愧未能助之搜罗，谨演述所闻于先生者，为之序。”

八月十七日，同邑史积容有贻先生手札，告之近况。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史积荣贻先生书札：“燕都话别，瞬息数年，难索之悲，时萦胸臆，遥惟年大兄老大人灜洲高步，奕抱两清，翘企丰标，实深颙颙。弟出守汉南，滥竽三载，自惟碌碌，报称为难。所幸地处偏隅，事简民淳，差堪藏拙，惟是应酬繁费，夫诎之状，依然故吾。□因翁二兄来都之便，肃此布候升祺，诸惟台照，不宣。年愚弟史积容顿首，癸丑中秋后二日。”

冬至日，同年周兴岱诗札致先生。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周兴岱贻先生书札：“癸丑冬日，约诸年友小饮新寓，即《奉次壁间法学士见赠原韵》：‘岭梅凭驿使，旧雨忆去年。赁屋新书券，携樽共醵钱。桐疏犹识井(先文恭公西河沿旧宅已三易主矣)，菘脆可登筵。别久拼同醉，寒销九九前。’东屏弟周兴岱拜。”

周兴岱(1744—1809)，字冠三，号东屏，涪州周煌次子，张问陶岳父。擅长书法。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武英殿提调官，累迁侍讲学士，礼、吏、户诸部侍郎，充江西考官擢内阁学士。嘉庆十四年，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葬涪陵。事见《清史稿》卷三二一、薛天沛《益州书画录》等。

与章学诚书信往来，探讨词赋。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答邵二云》：“来示问《朱先生传》，于《文鸟赋》小有改易，因言马、班之史，于相如、扬雄诸赋，虽博奥奇古，未尝轻有改易，疑仆于古未有所师，甚矣足下之好学也!此事仆初无甚深意，不过就己笔之所便，随文更易，非有心于法古也。古人记言与记事之文，莫不有本。本于口耳之受授者，笔主于创，创则期于适如其事与言而已；本于竹帛之成文者，笔生于因，因则期于适如其文之指，或录成文而无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张。如书家临帖，屈伸存乎笔性；将命传言，增减时乎口气；苟使帖意得神，辞命称旨，固不可有意求异，亦不须勉强从同，此则史家通义，尝与余村详辨之矣。至于诗词歌赋，迁、固诸史不改扬、马赋篇，仆固未尝参较，然以韵言之法例之，则楚狂、接舆之歌，《庄子》与《论语》有详略矣。

“仆于词赋一道，本不甚解；而朱先生则于《诗》《骚》盖深有得者。以仆属传稿手钞赋语中，有一二辞句不甚惬心，自度此中断无能胜先生之理，姑从同异而窃附于别本之义云尔，不知足下以为何如?仆近较勘先子遗文，有《耳鸣赋》，不过三四百言，辞甚奇崛，而通篇无韵，私度先子当日必有取法，亦不甚讶。又于败篾得先友程副贡《文选》小简，则甚称赋佳，而亦疑通篇无韵，询所矩范，遍检故册，又不得先子报书，因思《诗》三百篇，设为问答，亦不入韵，似可援以为案。此亦因所见以推求义例云尔，未知先子当日命意果何如也，足下或有以推广其宗旨耶?”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先生五十二岁。

是年，先生代人作《圣驾八巡津淀恭纪(乐府十章谨序)》。

《南江文钞》卷四《圣驾八巡津淀恭纪(乐府十章谨序)》：“摄提昭纪，上元启辰。戬祓迭臻，昌嘉合集。圣天子御宇五十有九年，延太和于仁寿，融久照于升恒，懋举上仪，式谐令典。今逢五载享期，恭讶八巡御辇。”

五月廿四日，吴玉纶《乡饮酒说》和《西施说》，先生有批注。

吴玉纶《香亭文稿》卷七《乡饮酒说》邵二云批注：“善推礼意，刘原父之补义，所由远畅儒风也。节次详该，又当与李宝之并峙。”

吴玉纶《香亭文稿》卷七《西施说》邵二云批注：“慎子以毛嫱、西施为天下之姣，故乐府语多泛指后人，诗乃云：‘台下卧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又云：‘别有深思酬不得，对君歌舞背君啼。’语虽新而意益凿矣。《明诗综》载：‘苎萝祠神因屠生题诗，辨无生入五湖事，托之梦寐，尚不足以昭定，论得此昶发朗辨，卓然立名教之防。’”

与孙星衍、张问陶、王友亮、王念孙诗酒唱酬，张问陶有诗记之。

张问陶《船山诗草》补遗卷四《累日陪邵二云晋涵前辈饮于鱼山渊如前辈寓斋作诗奉赠》：“樱桃传舍见山楼，处处壶觞许唱酬。只有通人能考据，断无前辈不风流。醉中奇气飞三雅，老去才名动九州。莫避祢衡年最少，十年怀刺未轻投。”

张问陶《船山诗草》补遗卷四《渊如前辈改作书堂，招同王葑町王怀祖念孙两给谏、邵二云侍读、王秉玉有琮兵部、钱饮石东璧上舍饮酒，落成，率赋二诗奉贺》：“顿觉轩窗改，精庐望转深。经营出新意，将作见文心。熟客来如梦，清樽喜共斟。屋中还有屋，迷误笑相寻。卜夜同欢宴，题诗与落成。歌谣唐大历，训诂汉东京。座为通儒设，书从稚子擎。庭花须补种，春及定敷荣。”

十二月，洪亮吉有《岁末怀人二十四首》，忆先生、袁枚、钱大昕、毕沅、钱维乔、王昶、卢文弨等二十四人。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一五《邵侍读晋涵》：“苦忆余姚邵夫子，授徒却待勘经回(君兼石经、国史二馆，下直即复授徒)。殊师肯啖公羊饼(君擅谷梁学)，绝业谁营尔雅台。忆共五陉连榻住，也同六郡校文来(谓在朱笥河先生安徽学使署)。青山回首应惆怅，断送高张几许才(谓同幕高东非、张方海、黄仲则诸人)。”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先生五十三岁，

二月初六日，孙星衍、魏春松踵消寒之会，招同先生等集于樱桃传舍。

吴锡麒《还京日记》：“二月六日，晴。孙渊如、魏春松踵消寒之会，招同罗两峰、屠笏岩、邵二云、王葑亭、汪剑潭、尹墨卿、方茶山、朱沧湄、张船山、叶琴柯集于樱桃传舍。”

樱桃传舍会，人员有张问陶、吴锡麒、张问安、徐嵩、徐明理、毛大瀛等，船山作图记盛，同人纷纷作诗。

魏成宪，字宝臣，号春松，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著有《清爱堂集》二十三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一四吴振棫传略：“春松丈博综艺略，尝校四库书于文渊阁。”

二月初八日，武亿自济南致书先生，乞指教金石问题。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武亿贻先生书札：“亿顿首再拜启二云先生大人阁下：违去左右，比今已两岁，穷途碌碌，无可为言，比日伏惟道履佳胜!深副远想。顷至历下，毕制府已去，惟阮督学留办此方金石，各属承应，恐不能如前。僻远之地，益难搜葺，将来漏脱，未获具录者，正自不少。然阮有此番编著，或大致粗就绪耳，亿弇陋，虚负此重举，有可以撰次承教者，尚冀不惜指发其误，至恳恳。亿顿首，二月初八日自历下寄。”

武亿(1745—1799)，字虚谷，一字小石，自号半石山人，河南偃师县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知县。创范泉书院，曾主讲启文、清源诸书院。其学博通经史，长于考证。著有《群经义证》《偃师金石文补录》。修郏县、安阳、鲁山、灵宝等县志。

二月，续修家谱成，问序于窦光鼐先生。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首《余姚邵氏续修宗谱序》：“翰林邵君晋涵与其侄瑛皆鸿博君子也。为予门下士，先后选入史馆，以故成通家谊，来往无虚日。居顷之，携近所续修宗谱丐序于余，余曰：‘两君之从事于史也久矣。自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原，唐书宰相世系表，始以谱学附之于史，至郑夹漈为通志，首叙氏族，又采诸家之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之有史相辅而行。’今君是谱始自博陵，至康节先生定居洛阳，遂为望族。先生之孙扈高宗南渡，家于浙之杭州，自杭州而迁会稽，自会稽而迁余姚，数千年之昭穆如视诸掌。洎迁姚以来，代有闻人，科名接踵，冠盖相望，而特立独行之儒为世表率者，又复不胜指数。故自吴越燕卫蕃衍昌大，天下皆知有邵氏也。夫世所传谱法之良者，莫如六一居士与老泉二家谱。谱者，布也，属也。布列其世，属之以次而已矣。世远则昭穆之辨不明，次紊则子姓之等无纪。辨不明则水源木本之道衰，等无纪则世经人纬之法废。虽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而若者大宗，若者小宗，视之直途人等矣。东坡尝曰：‘后之公卿大夫贤人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远者，缘族散而忘其祖也。’然则是书之修不其亟乎?二君俱充国史馆纂修官，四库全书缉成有帙，若虞挚昭穆记、王俭百家谱、贾希鉴氏族要状，足补史传所未备者，皆举而复之，君其成一言。承前史汇通谱，将于是编亦有取也，于是作为序而遗之。乾隆六十年岁在旃蒙单阏则如月，诸城窦光鼐谨撰。”

上年，余姚秋霖浃旬，东北两乡木棉大减。知县戴廷沐、龙山书院掌院茹古香商议二月十二开赈，设总局董事，先生弟邵鼎涵名在董事之列，又总办华庵厂，因好善乐输，实力董率，浙江巡抚觉罗吉曾授予“尚义可风”匾额。

张廷枚《余姚捐赈事宜》：“我邑中尊戴父师自甲寅之夏下车伊始，东北二省以飓风，木棉无收。积歉之后，次年人民至掘蕨根、采榆皮以食，滨于死亡者数矣。中尊蹙然忧之，祷于城隍之神，誓以起瘠为己任，与绅士倡捐，设厂赈粥。

“知县戴廷沐、龙山书院掌院茹古香商议赈灾，设总局董事，原任沭阳县知县黄璋、监生张廷枚、候选州同施浩、附贡生杨绍勋、朱培行，贡生朱培德、监生邵鼎涵等名在董事之列，设厂者九，各董事又总办各厂，如朱培行在第一接待寺厂，邵鼎涵在天元寺之第六法华庵厂，距城六十里。其厂共享米一千二百六十一石，杂用钱一百八十九千一百文零，规模仅次于朱培德总办的第九水阁周厂。”

“饥民就赈者云集，每厂多者万余，少亦不下六七千，二月十二日开赈，初议赈粥一月，又加赈八日，凡三十八日，至三月二十日停厂，计捐钱二万贯有奇，买米八千二百石有畸。”

因好善乐输，实力董率，浙江巡抚觉罗吉曾授予施浩、杨绍勋、朱培行、朱培德、邵鼎涵等“尚义可风”匾额。

春，先生作《恭进乾隆五十九年起居注折》。

《南江文钞》卷一《恭进乾隆五十九年起居注折》：“臣等叨居两史，愧乏三长，谨排事以叙时，兹成编于隔岁。垂五三六经而并重，钦有秩之宸谟；总二十四册以恭呈，颂无疆之圣祚。”

三月十七日，先生招同人集双藤簃看花。

张问陶《船山诗草》补遗卷四《三月十七日，邵二云侍读招同吴谷人编修、孙渊如刑部、赵味辛中书、汪剑潭助教集双藤簃看花》：“正喜春寒酒易赊，双藤开足雨中花。看来合座无残客，数到同心更几家。饮食也须忘世味，贤豪偏是聚京华。昌黎交道无师友，应为奇诗爱老叉。”

朱文治《绕竹山房诗余》《苏幕遮·即席奉酬邵丈二云招饮双藤簃》：“紫烟笼，红玉镂。移隔藤开，藤绕簃边走。仙客裁霞当被覆。诗梦惊回，忽讶双龙斗。坐花阴，还酌酒。瑛路抵垂，未许春风逗。细嚼餦餭香满口。人啖花时，记得看花否?”

是年，遣子秉恒归，营冢穴以葬伯兄履涵。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以伯兄履涵未葬，遣子秉恒归，营冢穴。”

是年，毕沅有致先生书。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毕沅贻先生书札：“春暮，布复数行，度经雅照日。昨史牧来辰，复奉手言，深纫遐□，并念年兄文祺绥吉，与候增禧，饥渴之私，藉此稍慰。仆辰阳驻扎，四月于兹，调饷征兵，飞章草檄，在在均关紧要，衰军精力膺此巨艰，殊觉难于摒挡。至军前近状，虽屡次克捷，无如贼众兵单，山深箐密，守剿兼顾，犁扫倍难，至辰永一带尚觉安静，两月以来，诣辕投诚者不下二百余寨。史牧现在留辰，俟有机缘，当为具奏也。《宋元通鉴》早经誉定，遇有要便，务印寄来或交贡差，亦可得以早付枣梨，亦完数十年心事矣。抄资容当续寄，特此布达，即候近祺，不一。友生毕沅手。”

【朱兰按】乾隆六十年，弇山由东抚再任湖广总督，适苗疆有警，驰赴常德，筹画转饷。既而大学士福公、四川总督和公，先后莅楚，弇山移驻辰州，大兵既擒首逆吴半生，桂、永绥靖，诸苗寨先后诣辰乞降，《先正事略》毕秋帆尚书条下云然，与此札年月正合。

先生门人金匮孙尔准是年举于乡。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金匮孙尔准是年举于乡，先生门人也。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九《大清赠太子太师谥文靖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金匮孙公尔准墓志铭》：“弱冠从王述庵侍郎、邵二云学士受业。”

是年，先生官擢詹事府左庶子。孙星衍有书致先生，告知觅得古碑之事。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孙星衍贻先生书札：“顷阅邸抄，知老前辈大人擢授宫僚，深为欣慰，梁园晨夕磊怪之景，不可复得，即在都文宴之乐，亦思之如梦，如何何!近何所撰述，乞示一二。晚到官数月，幸办理诸务尚为顺遂，惟碌碌河防督浚之间，至今未息，尚未发睹书帘，但长途中以《水经注》寻求古迹，颇有古碑新出，他日寄呈雅赏也。近居济上，小松日日聚会，此可告故人者。山左吏治得抚军实心整顿，俾晚得尽其怀，不致(下缺失页)云：老前辈飞速示及，以便具牍，此事考据确实，当蒙鉴及，即知非比钱箨石先生迁陵之迹也。纪宗伯札奉阅后即求转致，内有小折，专此布候升安，余不一，二云前辈阁下，后学孙星衍顿首。”

【朱兰按】札中考据‘确实非比箨石迁陵之迹’云云，缺页必为改正济阴阳陵在曹南，非在山西荥河事。渊如贻先生言之当轴，以便申请大府得邀允准，故有具牍云云，此事后果有成，未必非先生有以启之也。

六月廿六日，□嘏有致先生手札。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嘏贻先生书札：“大儿诣承教益，逾极栽培，感激无似，惟有遥向台垣叩头申祝耳。《宋元事鉴》弇山制府甚为欣赏，刻交实斋审阅矣。大约秋间即发刻也，肃此布请日安，二云先生大兄大人照，愚弟嘏顿首，六月廿六日。”

十月九日，赵味辛舍人招先生等同人举“续重阳“之会。

张问陶《船山诗草》补遗卷四《十月九日，赵味辛舍人招同两峰山人、二云、谷人、墨庄、凫塘诸前辈，未谷、介兹同年，希甫舍人，春柳、墨卿比部，琴柯编修集敦经悦史之堂，举续重阳之会，分韵得满字》：“蟹老菊花残，孟冬苦日短。重阳犹可续，一月倏已满。天时何太速?良会不妨缓。酒行亦无算，宾主同疏懒。各诵得意诗，强于奏弦管。酒乡寒逼人，挑灯闭斋馆。门外风霜严，落帽事恐罕。”

赵怀玉(1747—1823)，字亿孙，号味辛，又字印川，晚号收庵，江苏武进人。乾隆三十年春，高宗四巡江、浙，奏赋行在。四十五年，又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丁父忧归，遂不复出。诗与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齐名，时称“孙、洪、黄、赵”。著有《亦有生斋文集》五十九卷，续集八卷并行于世，事具《清史列传》。

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与两峰、吴谷人合作消寒会集于伊秉绶寓斋。

吴锡麒《还京日记》：“十二月二十二日，两峰与吴谷人，邵晋涵合作消寒会集于伊秉绶寓斋，两峰出观文与可山水。”

伊秉绶(1754—1816)，字组似，号墨卿，晚年又号默庵，福建汀洲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秉绶受大学士朱珪的赏识与纪晓岚的器重，拜纪为师，又拜刘墉为师学书法。嘉庆四年任惠州知府，因与其直属长官、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争执，被谪戍军台，昭雪后又升为扬州知府。著有《留春草堂诗》《攻其集》等。

先生广西所得士、门人全州蒋励容正月十八日卒。是年冬，钱大昕作墓志铭，先生为之作家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五《孝廉蒋君墓志铭》：“乾隆庚子秋，余姚邵二云侍读典试粤西，得人最盛，全州蒋君德载其一也。予尝访粤士文行兼备者于二云，二云辄举君名。今冬，君之兄郡司马云亭来告君之讣，且状其行，乞予铭，读之泫然，如二云之言，不我欺也。君讳励容，德载其字，世居全州万乡龙水村，州中言望族者，必首蒋氏。父振楘，直隶庆云县知县，有子六人，君次在五。……年五十有一，以乙卯正月十八日终于里第，遗言以司马第三子启锦为后，二云为予乙酉典试所得士，君出其门，与予有通家之谊，不敢以不文辞。”

《南江文钞》卷九《孝廉蒋君家传》：“君讳励容，字德载，世居广西全州之万乡龙水村，为望族。考讳振楘，直隶庆云知县，有惠政。君昆季六人，次居第五。……君卒以乙卯正月，年五十有一。娶曹氏，簉陆氏，俱无出，以励宜子启锦为后。”

卢文弨卒，年七十九。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四《皇清诰授朝议大夫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抱经先生卢公墓志铭》：“(乾隆)六十年，卒，年七十九。”

嘉庆元年，丙辰(1796)，先生五十四岁。

正月九日，段玉裁有致先生，乞先生《尔雅正义》。上年段曾致书先生并赠《戴东原集》，并告之“去冬始悉力于《说文解字》”。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光绪十年八月二十日”条：“愚弟段玉裁顿首上二云大兄先生阁下：上年舍亲史名瑾者入都，曾奉书并《戴东原集》，曾否收到?迩来想新祉便蕃，起居万安。著述之闳富，玉裁愧不能亲炙细读也。闻以《宋史》自任，不知何日可成?令郎于《宋史》之学亦深，想必相得益彰。将来删削繁芜，继踪马、班，能令鄙人尚及见否?玉裁前年八月，跌坏右足，至今成废疾，加之以疮，学问荒落，去冬始悉力于《说文解字》，删繁就简，正其讹字，通其例，搜转注假借之微言，备故训之大义，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孙子殡足之意也。小婿龚丽正者，屺怀之子，考据之学，生而精通，大兄年家子也。更得大兄教诲之，庶可成良玉。苏州有博而且精之顾广析，字千里，欲得尊著《尔雅疏》一部，望乞之为祷，即交小婿邮寄可也。《东原集》三部付上。丁小山兄去冬于杭城乃得相识。抱经先生已归道山，可叹可叹!梁伯子著《人表考》《史记志疑》二书，该洽之至，想已看过矣。肃候近安!诸惟丙鉴不一。玉裁顿首。

“周书昌先生无恙否?朱少伯兄乞叱致。章实斋亦不得其消息。(正月九日)”

正月十六日，先生与翁方纲、罗聘、桂馥、赵怀玉、伊秉绶等同集吴锡麒寓斋，送王昶归青浦。

沈津《翁方纲年谱》：“正月十六日，邵晋涵、罗聘、桂馥、赵怀玉、伊秉绶、敬堂同集吴锡麒寓斋，送王昶归青浦。”

是年，先生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兼文渊阁直阁事。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〇《翰林院侍讲充国史馆提调官邵君墓表》：“先生迁中允后，旋擢侍讲、侍读、左庶子，至是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兼文渊阁直阁事。”

年初，先生为萧山曹之升作《四书摭说》序。

《南江文钞》卷六《曹寅谷<四书摭说>序》：“曹君寅谷渊雅好古，键户著述，于诸经多所证明，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学者所童而习之也。取其实事之当考证者，博证而详说之，勒为一编以示余。适余得寒疾，伏几读之，得窥其梗概。……寅谷以和粹之识，潜心探索，或汇群说以定折衷，或抒心得以阐奥义，平心言之，不为亿必之说，洵有合于汉人所谓实事求是者，异日诸经说成，不将为艺林之圭臬哉?”

曹之升，名寅谷，萧山人，乾隆辛丑进士。擅八股，著有《曹寅谷制艺》《四书摭余说》。事具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一三。

高宗纪元周甲授受礼成，先生撰《迎日推策记》一篇上之。

《南江文钞》卷二《迎日推策记》。

是年，先生代人作《太上皇帝纪元周甲授受礼成恭纪(颂十二章谨序)》一篇。

《南江文钞》卷三《太上皇帝纪元周甲授受礼成恭纪(颂十二章谨序)》。

又代人作《太上皇帝纪元周甲授受礼成恭纪(典诠一篇谨序)》。

《南江文钞》卷四《太上皇帝纪元周甲授受礼成恭纪(典诠一篇谨序)》。

三月，感寒疾，先生病中尝与洪亮吉诗词往酬。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一七《奉酬邵学士晋涵病中见寄之作》：“与君卜邻意非好，欲拉酒徒时醉倒。墙西望汝一树花，君病未瘳春遽老。笺云日啖半瓯粥，颇厌墙东酒徒扰。墙东酒徒非得已，匝月行完七千里。轰天炮火冲身出，吊影惊魂可知矣。昨来偶自窥青镜，不觉二毛填鬓底。期君醉我君辞疾，反作新诗恼行客。酒逋我纵盈门索，药券知君亦山积。君如戒药我戒酒，一日颠毛恐俱白。”

四月二十五日，史渔村有致先生手札。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史渔村贻先生书札：“受业之□□，谨奉老夫子大人钧座：去秋奉并呈示敬，谅蒙鉴收，明以历碌案座，未获续泐，顷阅邸抄，欣悉老夫子大人擢迁讲学，恩承宠綍，秩领仙班，逖听之余，无以忭贺。现想仍兼史馆，钱□夫去后，未知何人协理。二世兄昨秋又复踬足科名，迟早自有定数也。受业兢奉职，幸免陨越，值各省多事之际，滇西一带年谷无收，地方亦极宁谧，无厪垂念。家廿五叔在都蒙夫子关情，世谊极为款洽，同深感勖人。堂弟镇焜公车赴京，年轻学浅，更祈化雨因施，大加教诲，深为感耳。实斋先生闻有北上之信，未识果否?数载楚游，仍然故我，此好机会，良为可惜!弇山制军戎务倥偬，无暇更事典籍，只恨《史籍考》终于未成，使人怏怏耳。受业传书之暇，随意吟咏以适性情，鉴于学业久荒，又无书籍，夙昔追随函丈所得一二，亦就遗忘，看此生竟无成就矣。不胜浩叹，僻处南荒，东华盛事，翰苑旧游，都成想象，未识可得略示一二否?致光谨奉，四月二十五日。”

医误投剂，遂剧。六月十五日卒于里第。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先生体素羸弱，又兼诸馆，晨入暮出。复以其暇授徒自给，执经者尝林立以待，先生随问曲谕，人人皆得其意。前后著录弟子至数百人。由是体益不支。是年三月感寒疾，医者误投药，遂剧。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里第。”【注】卒日应为“六月十五日”。

“先，亮吉以为先生所感乃寒疾不足患，故有“期君醉我君辞疾，反作新诗恼行客”之戏语，而孰知先生竟由此不起矣。先生卒前，语笑犹如平时，人有乞为志传未及成者，检筐中稿付次子秉华，遂整容就席而瞑，是时长子秉衡不在京，以先生于去岁遣归，为营其兄履涵家穴也。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丙辰编年”条：“闻邵学士二云晋涵卒于官。余自友二云始，得知天下士，罗台山、鲁絜非，其最也。二云每握手，必以道义相勖，常戒余伉直太过，恐处事易迕，书来亦然，余敬佩不忘。少余十二岁。”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丁未编年”条：“钱南园谓汪龙庄曰：‘吾在京师同年处好，惟有二云，其它皆不相往还。’”

章学诚闻先生卒，哀悼累日，并叹“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胡锥君书》有云：“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哀悼累日，非尽为友谊也。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鄙宿劝其授高第学子，彼云未得其人，劝其著书，又云未暇，而今长已矣，哀哉!”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五：“前在楚中，与鄙有修《宋史》之约，又有私辑府志之订，今皆成虚愿矣。府志之订，未见他记，姑不具论。若《宋史》之不成，实学诚所视为无穷之恨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邵与桐别传》：“识者知君笔削成书，必有随刊；疏凿之功，蔚为艺林巨观。讵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课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体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间，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数百年闻丛见集，若将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复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识。有才有识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岂不重可惜哉!……余著《文史通义》，不无别识独裁，不知者或相讥议。君每见余书，辄谓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间有乍闻错愕，俄转为惊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视君之学，不啻如稊米之在太仓，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称昌歜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惟于余爱若弟兄，前后二十余年。南北离合，历历可溯。得志未尝不相慰悦，至风尘潦倒，疾病患难，亦强半以君为依附焉。”

纪昀、张问陶、黄璋等均有挽联、挽诗。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引纪昀挽联：“著述有渊源，此老强堪称实学；声华虽黯淡，他年终得列经师。”友人陈由星茂才霖曾见此联，白绫墨书，以百钱购之，兵后不知所在。

张问陶《船山诗草》补遗卷五《哭邵二云学士》：“从此难收世上名，我生犹及见先生。三年文酒陪欢宴，一代儒林望老成。倒屣不矜前辈礼，怜才真得古人情。双藤簃下谈经处，风雨长留笑语声。

著书灯冷夜窗前，心力消磨又几年?史让子长公亦肯，经通《尔雅》世争传。懒从时辈夸诗律，或有生徒送酒钱。绵惙不留离恨语，达人来去定于禅。”

张问安《亥白诗草》卷六《丙辰集》《三君咏》之一《邵学士二云》：“二云制作才，博雅媲前哲。乾隆五征君，裒然君首列。余力注尔雅，功补景纯缺。卧病遂辞官，萧条谢华辙。”

民国《余姚竹桥黄氏宗谱》黄璋《挽邵二云》：“运启斯文值景期，万夫之禀绝人姿。遗经独抱诸儒问，艺苑流传此辈嗤。列五征君首器识(壬辰，开四库全书馆，有五征君。学士其首也，亦暗用颜光禄五君咏事)，师虞秘监绝瑕疵。遽闻远讣悲何已，幽室千秋谁斫词。”

讣至吴下，钱大昕为位哭之恸。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君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先生绪论，于明季朋党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口讲手画，往往出正史之外，自君谢世，而南江文献无可征矣。……予比岁衰病，尝预戒儿辈必求二云铭我，孰意天实祝予，转以才尽之笔，纳君穿中也。”

先生两子秉衡、秉华，皆能世先生学。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子秉恒，字士为，太学生，娶童氏，生一子，乳名秀联。子秉华，字应渠，太学生，娶叶氏，生一子，乳名长生。”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浙东西兄弟皆才者，二洪之外，则有丁小雅杰之二子，邵二云学士之二子秉衡、秉华，并传家法，兼通经史，则先生为有后矣。”

所著《尔雅正义》外，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南都事略》《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輶轩日记》，卒后书皆佚不存，独在馆纂辑《旧五代史》，在毕尚书幕，编定《续资治通鉴》行于世。

【黄云眉按】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云：“先生曾语元云，《孟子疏》伪而陋，今再为之。《宋史》列传多讹，欲删传若干。顾皆未见其书。今先生久卒于官，惟《尔雅正义》先已刊行。今令子秉华等复刊《南江札记》四卷，《南江文钞》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诗钞》十卷，《韩诗内传考》一卷，《旧五代史考异》《宋元事鉴考异》《大臣谧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若干卷，未刊，(据《别传》章贻选注，尚有《輶轩日录》)将次第刊之以贻学者。”

此序作子嘉庆九年，距先生之卒仅八年，而《孟子述义》(先生与家稚圭先生书，作《孟子正义》。

黄璋《大俞山房诗稿》所附先生与稚圭先生书：“《孟子正义》粗具稿本，尚须删改，道远末由就正，时用怅然耳。先生所谓《孟子正义》，当是出于手误，因宋人孙奭已有《孟子正义》，故先生之书不可能再用此名。”

又此序未将《文钞》卷数确定，且刊在《南江札记》之首，大抵《南江札记》最先刊，次《文钞》，次《诗钞》，余则未刊。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文钞》作十二卷，《诗钞》十卷作四卷，则为道光壬辰刻本。德辉并注为门人胡敬所刻。余未见其书，然道光壬辰刻本，乃先生门人孙尔准寄赀属胡敬校刊者。敬与尔准为同年，而与先生则绝无关系，不知德辉何据而以敬为先生门人乎?按光绪本《余姚县志》所录《文钞》《诗钞》卷数，与叶志同，并载有胡敬序云：辛卯夏，余友文靖孙公，寄其师邵二云先生集并赀，属为校刊。多病逡巡，逾岁雠勘始毕。首应制文，次杂著，次诗，分卷十有六。以《札记》四卷附焉。梓成而文靖归道山已十阅月矣。

昔文靖与余值词馆，编纂《全唐文》，共晨夕者凡六年。每值夜深谈艺，称述其师之学之才，谓作文则操笔立成，诲人则更仆忘倦，未尝不叹先生之得天独优，文靖之所得于师承者有自也。

文靖得师经史之学，敷为章奏，得师文艺，作为诗歌，得师立品之超，见事之明，以莅官行军，卓然媲古大臣风烈。是先生之业，文靖为尽得其传，先生可以无憾。独惜斯集编排之成，文靖不及一见，相与札商去取之得失也。

至其集之奥衍综博，足资考镜，与阐明姚江学术之宗派者，有章传陈叙已备言云。

则叶且未读胡序欤?然据叶志胡序，《文钞》由四卷增至十二卷，《诗钞》由十卷减至四卷，是道光本视嘉庆本固大有增减。其增减之故则不可知。两书增减之故，虽暂无史料以资考证，但可推测大概，关于《南江文钞》，从两种刻本中先生署名，可以窥见其版本演变脉络。嘉庆九年面水层轩所刻四卷本，各卷皆署名“余姚邵晋涵与桐”；道光刻本把嘉庆刻本卷一、卷二、卷四的文、赋、记、序分散于卷一至卷六，把嘉庆刻本卷三《四库提要》改为卷十二，仍署名“余姚邵晋涵与桐”；而道光刻本卷七至卷十一为新增尺牍、序跋、传状、墓铭，署名“余姚邵晋涵二云”，由此可见，道光十二卷本乃拆补嘉庆四卷本成书。关于《南江诗钞》，阮元于嘉庆九年作《南江邵氏遗书序》明言“尚有《南江诗钞》十卷，《韩诗内传考》一卷，《旧五代史考异》《宋元事鉴考异》《大臣谧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若干卷，未刊，将次第刊之”，可知嘉庆年间先生《南江诗钞》并未刊刻，阮元所见《南江诗钞》稿本，乃先生之子秉华于嘉庆元年编定之本，秉华跋语云：今荟萃箧中所存草稿，谨分年排次，厘为十一卷，末附词一卷。公车客京师，时与友朋酬酢，约有百首，削稿后多毁弃不留；兹于故纸中检得草稿八首，谨录而存之。丙辰腊月初七日缮录初毕，男秉华谨书。则秉华编定之本，乃是诗十卷，词一卷，与阮元所言相符，此本最大缺陷是卷多篇少，秉华云先生“庚子年使粤，往返得诗一卷，今惟存《蒲圻道中杂咏》六首，《浯溪磨厓碑》一首，余俱无存。又如辛卯以后归舟得诗一卷，壬辰客游太平，教授凤阳时，中多酬唱，亦散侠无存”。由于各卷存留诗篇太少，至道光十二年胡敬刊刻时，不得不合并成四卷。今四卷本《南江诗钞》内，《蒲圻道中杂咏》六首与《题浯溪磨厓碑》由稿本中独立一卷，改为与其它诗合刻在第四卷，而稿本中独立为一卷的八首词，则作为《诗余》附在卷四之末，约略可见《南江诗钞》十卷本改为四卷本之轨迹。

《札记》四卷：《春秋左氏传》一卷，《仪礼正误》《礼记》《三礼》合一卷，《孟子》一卷，《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按论《三国志》四十九条，皆直录何悼《义门读书记》，盖先生过录于所阅书上，编者不检而误入之耳)、《五代史》《宋史》合一卷。

短者或仅校正字句，长者考核至六七百言。王昶《湖海文存》卷九，有先生《燔柴泰坛解》一篇，即由此录出者。

此亦可略见札记内容矣。

上述《文钞》《诗钞》《札记》三种，虽皆刊行，存者盖寡，《诗钞》尤为仅见。

著书处为面水层轩，即诸检讨起新故宅。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邵家人《南城诗》自注：“著书处为面水层轩，诸检讨起新故宅。”

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邵氏藏书《金华子》等，有藏印曰：“邵晋涵印”“观书石室”“重远书楼”“邵二云正定经文”等。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著录其藏书《书法勾玄》等，有藏印曰：“二云”“二云长物”“二云氏”等。

先生有《山静日长图》，吕屐山有《为邵子峰题其先子二云日长山静图》古诗。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邵家人《南城诗》自注：“先生有《山静日长图》，图初名《尔雅》，蒙奚冈所写，吕屐山有《为邵子峰题其先子二云日长山静图》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