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在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时期，儒学文化在越南今天的中北部地区已经传播和践行起来。史书上说的“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就是证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儒学文化在越南地区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东汉初年，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所治地区坚持进行“导之以礼”的儒学教育。三国时担任过交趾太守的士燮精通《左传》《尚书》等儒学典籍，在他治理交趾期间，中原大批文人儒士也前往投奔，通过他们的传经弘道，推进儒学的教育、传播和应用，交趾地区出现了“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四十年境内无事”的局面。进入隋唐时期，儒学在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岭南地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越南地区的姜公辅、姜公复、廖有方均进士及第，其中，姜公辅还当过唐朝宰相，被誉为“千古文宗”。
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宣布独立；到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建国的发展阶段。在越南建国初期的吴朝、丁朝、前黎朝三个朝代，实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践行并未停止。越南李朝和陈朝时期，推行“儒释道并尊”，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李、陈二朝的当政者将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支柱。1126年，李朝曾举行过盛大的贺《五经》仪式；陈朝时期的越南，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国子监、国学院、大学及书院、府学，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儒学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陈朝的著名儒士朱文安，毕生从事儒学教育与研究，著有《四书说约》，被颂为一代“儒宗”。1400年，胡季犛建立胡朝，实行“限佛尊儒”政策。胡季犛还亲自著《明道》，译《书经》，编《诗义》，推动儒学知识的普及。(https://www.daowen.com)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后，越南进入“儒教独尊”时期。黎利即黎太宗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要考《四书》，并在全国刻印《四书大全》。黎圣宗则在越南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立法与文化教育政策。儒学的兴旺推动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贯穿着儒学思想的著名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就是这个时期由史官吴士连撰修的。1778年建立的西山阮朝，继续推崇儒学，以著名儒学家阮涉为院长的崇政学院，曾组织学者把《小学》《四书》翻译成字喃，并刻印成《诗经解音》，以便于人们传颂。1802年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继续实行“儒教独尊”的国策，儒学从北到南推广至湄公河三角洲，践行于越南全境。由阮朝国史馆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等，均以“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成为研究越南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籍。阮朝前期是越南儒风最盛的时期，只是到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越南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断裂，越南儒学才逐渐衰落。在阮朝时代，可以说越南的儒学研究、教育和传播、应用都达到了极盛之时。
关于儒学由中国传入越南后，对越南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越南学者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他们认为：第一，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对越南的独立建国和治国理政，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胡志明国家大学教授阮玉诗说：“作为中国历史上官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儒教传入越南以来，一直为越南本土文化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第二，儒学在越南社会通过千百年的教育和传播，已沁润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越南历史文献关于“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的记载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学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普及性的影响”。第三，儒学文化也是越南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来源。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就说过：“孔子学说的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而且他通过借鉴儒学的道德思想，并加以改造创新，提出了越南的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提出了“忠于国”“孝于民”的新的忠孝思想。
➢（越南儒教圣地——河内文庙）
儒家文化在越南经过推崇、整合和重构，融入了许多本土文化因素，已不单纯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翻版。总之，从秦汉至唐末的1 000多年中，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在交趾地区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以及中原移民与当地人民的交往融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渐深入越南，成为越南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并且塑造和奠定了越南立国后文化发展的方向。由于越南封建王朝儒家伦理深入民间，在尊崇儒学的社会风气熏陶下，普通老百姓虽没有条件学习儒家经典，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
中越关系
1950年1月18日，中越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为加深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与发展全面合作关系打开了新篇章。至2020年70年来，尽管有些波折，但友好合作是中越关系的主流，双方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提起中国和越南，说到中越关系，我们都会想起那首两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作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越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近代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相互支持、患难与共，留下许多佳话。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曾经在华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指导开展越南革命活动，同中国军民结下深厚战斗情谊，写下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等脍炙人口的诗句。
越南著名将领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中国曾经全力支持越南开展抗法、抗美民族解放斗争。2015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主要研究成果青蒿素，就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为支援越南而开展的抗疟疾药物研究。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至今仍然在两国民众中广为传颂。
指导中越关系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
1999年，中越领导人提出“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确定了在新的世纪发展中越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标志着中越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年，双方共同确定了解决两国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时间表，并先后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12月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和北部湾划界协定及渔业合作协定。
所谓“四好”，即“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寓意着中越两国的共同利益，寄托着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于两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越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有着相同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可谓志同道合。
中国连续11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据越南海关总局统计，2018年中国成为与越南开展贸易关系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双边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的首个贸易伙伴。这些成果充分证明，巩固中越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有利于两国各自发展和稳定，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