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这本《漫长的20世纪》大约起步于15年前,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其他两个阶段是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14—1945年的三十年危机。这三个阶段放在一起,把漫长的20世纪界定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纪元或阶段。
在我最初构思本书时,书的内容仅仅限于漫长的20世纪。当然,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美国体系的崛起只有跟英国体系的消亡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但是,我感到没有必要,也无意退回到19世纪下叶之前起笔分析。
过了几年以后,我改变了主意,本书变成了所谓的“(现代)两个互相依存的主要进程:民族国家体系的创立和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的专题研究(Tilly 1984:147)。这个转变是由20世纪80年代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演变促成的。随着里根时代的到来,资本的“金融化”,原先是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几个特点之一,变成了80年代危机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正如80年前英国体系消亡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观察家和研究者再次大声疾呼,称“金融资本”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高阶段。
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我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三部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三卷里发现了成为本书基础的阐释纲要。依照这个纲要,金融资本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为另一种体制。它们是“旧”体制不断被摧毁、“新”体制同时被创建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根据这个发现,我把漫长的20世纪重新概括成由三个阶段组成:(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金融扩张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旧”体制的结构被摧毁了,美国的“新”体制的结构被创建了;(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物质扩张阶段。在这期间,美国的“新”体制在贸易和生产的世界范围的扩张中占据了优势;(3) 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更重要的是,在我从布罗代尔那里引申得来的解释方案中,漫长的20世纪现在看来是四个类似结构的漫长世纪中最近的一个,每一个漫长的世纪都代表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我开始明白,在揭示有关当前危机的动因和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对这一系列漫长世纪所作的比较分析,其收益可能甚于单独对漫长的20世纪所作的深入分析。
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框架里,其结果是不得不把对漫长的20世纪的公开讨论的篇幅压缩到只约占本书的三分之一。不过,我还是决定保留本书原来的题目,以强调我涉足过去完全是作为一种策略。那就是说,重新论述以前几个世纪的金融扩张,唯一的目的是加深我们对当前这次金融扩张的理解,认为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漫长的20世纪所涵盖的那个阶段的终结时期。
这样涉足过去,把我带到了世界历史分析的危险地带。蒂利(Richard Tilly)在评论我的灵感来源布罗代尔的巨著时,明智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在这个地带进行冒险的危险:
如果坚持是困扰思想狭隘者的妖魔的话,布罗代尔毫不费力地避开了这个魔鬼。当布罗代尔不用我们要求的一贯性来折磨我们时,他炫耀……迟疑不决。在三部曲的第二卷里,他反反复复地处理资本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但刚开始便转向,改变话题……正因为话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回顾一下第三卷的内容就让你大吃一惊:第一卷里的重大题材——人口、食品、服装、技术——几乎全部销声匿迹……我们还该从像布罗代尔那样脾气的人那里期望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呢?他处理一个问题的方法是:列出问题的各个元素,揣摩问题的微妙、矛盾和复杂之处。对照学者提出的种种理论,并给每一种理论公正的历史评价。把所有的理论放在一起就不成其为理论了……如果布罗代尔办不到这事,谁还有此能耐?也许有人会写出一本“通史”,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欧洲国家体系成长的整个过程。至少在目前,把布罗代尔的巨著当做灵感的源泉,而不当做分析的典范,获益更大。要不是有一个布罗代尔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如此复杂的巨轮在到达遥远的彼岸之前注定要沉没。(Tilly 1984:70-1,73-4)
蒂利建议我们在分析时应该先处理能操作的部分,而不是整个世界体系。他喜好的便于操作的部分是个别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如依附在国家身上的胁迫网络,以及依附在地区的生产方式上的交换网络。通过系统地比较这些组成部分,我们也许能够“把对在具体的世界体系里的特殊结构和进程的说明,安放到有关那些世界体系的有历史根据的概括上”(Tilly 1984:63,74)。
我在本书中找到了另一种出路,摆脱在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和现代国与国之间体系的全面发展的困难。我没有跳下布罗代尔的世界历史分析的那艘巨轮,而是留在船上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虽然这些事跟船长的思想气质不相一致,却在我微弱的视力和哆嗦的双腿可及的范围之内。我让布罗代尔在世界史实的汹涌的大海上迎风破浪,而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很轻的任务,把他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设想和阐释,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
恰好,布罗代尔把金融扩张看做资本主义重大发展的结束阶段的观念,使我能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生命期(布罗代尔称做漫长时期)分成更能操作的分析单位,我把它们叫做“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虽然我把这些周期按照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命名(如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但是周期本身指的是体系的整体,而不是它的组成部分。书里比较的东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结构和进程。我们的焦点放在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策略和结构上,完全是由于它们在这些阶段形成过程中相继处于中心位置。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焦点。正如我在绪论中解释的那样,体系积累周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布罗代尔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老家”——的形成过程。多亏这个狭小的焦点,我能够在布罗代尔的世界资本主义概况里,添加一点逻辑一致性、增加几句话,就像让汽车多跑一些额外的里程,即布罗代尔结束其旅程的180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但是缩小焦点也要付出代价。阶级斗争和世界经济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两极分化都几乎没有进入我们的画面,而这两者在我原先关于漫长的20世纪的观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https://www.daowen.com)
也许读者会对这些和其他部分的省略迷惑不解,甚至惊愕。我对他们所能说的是,本书内容只是对漫长的20世纪的诸多论述中的一种,虽然它们不一定都密切相关,但是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在别的文章中曾集中论述漫长的20世纪的阶级斗争和核心—边缘关系(见Arrighi 1990b)。在我写完本书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的见解,我很想把它们添补到我以前的解释中去。然而,我想改动之处却寥寥无几。就我能说的而言,那个论述仍然偏离它本身的视角。但是本书提供的论述,跟理解在形成我们时代过程中金钱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相关。
为了把我按布罗代尔巨轮模型建造的小船送到20世纪后期的彼岸,我不得不立誓避开我访问和袭击过的专业知识岛屿上所掀起的辩论和论战。像迈耶(Arno Mayer 1981:X)一样,“我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热心的‘堆合者’和建筑师,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分裂者’和破坏者。”也像他一样,我请求的是“‘耐心聆听’,把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和判断’,而不是断章取义”。
写一本有关漫长的20世纪的书的主意不是我的,而是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我写过几篇篇幅略长的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论文。在对其中一篇激烈的讨论之后,早在1981年他就说服我,只有写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才是充分表达我思考的那些内容的合适途径。最后,他时刻注视着我在那些世纪里游荡,经常告诫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如果安德森是我卷入这个过于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的主要教唆犯的话,那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使得这个计划比原来的更为雄心勃勃的主要教唆犯。把写作的时间跨度扩展到涵盖布罗代尔称之为“漫长时期”时,我实际上在步他的后尘。我们每天在布罗代尔中心一起工作时,他总认为我的“漫长的20世纪”中所表达的倾向和推测,也许反映了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合适位置上的结构与进程。他的观点让人坐立不安,迫使我去检查自己论述的可靠性。在我检查时,我看到了跟他所见不同的事物,即使在我看到同样的事物时,我对它们的处理与应用跟他在《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做的迥然不同。但是,当他坚持认为历史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是我思考的那种内容的合适的时间框架时,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他思想上的激励和挑战,我甚至不会想到要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本书。
在构思这样一本书和实际撰写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要不是我有幸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15年里跟一批杰出的研究生一起工作,我是不可能弥合这条鸿沟的。这批研究生中的一些人有意无意给我提供了组成本书内容的绝大多数问题和许多答案。他们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巨人,我就是踩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故而,我不能不把本书呈献给他们。
作为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研究生教学计划的总策划人,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为把宾汉姆顿分校变成我写作此书的最佳地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对我使用的方法也给予了十分宝贵的帮助。作为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西尔弗(Beverly Silver)对完成本书起到了主角的作用。没有她思想上的指导,我可能会走上歧途;没有她道义上的支持,我可能会凑合了事。
1989年9月在坎布里奇的伊曼纽尔学院举行的第二届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关于西方结构变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本书第一章的初稿,接着将它发表在《评论》(Review)季刊上(1990年夏),并在吉尔出版社重印(Gill 1993)。第二、三章里的有些部分宣读于1990年9月在伊曼纽尔学院举行的同一主题的第三届学术会议上。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代表,以及在1988年9月举行的前一届会议的代表,都逐一给我的船添薪加油,要不然我的船也许已经沉入海底。我非常感激哈利戴(Fred Halliday)和曼(Michael Mann)邀请我参加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一系列会议,感激霍布森(John Hobson)成功地组织了这次会议,感激所有其他与会者,使我们的讨论富有启迪性。
安德森、巴拉克里斯南(Gopal Balakrishnan)、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霍普金斯、卡萨巴(Resat Kasaba)、帕拉(Ravi Pala)、雷弗(Thomas Reifer)、西尔弗、沃勒斯坦在最后的校样出来前,阅读和评论了原稿。他们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极大地帮助了我修补这个富有冒险性事业产品中可以修补的地方。雷弗也帮助我对本书中的参考资料和引文作了最后的校对。绝非客套,而是实事求是,我对于一切没有来得及修订或校对出来的谬误负全部的责任。
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儿子安德烈(Andrea)。在我开始写这本书时,他准备进入高中。在写完最后一稿时,他已经在米兰的斯塔特尔大学获得哲学考试优秀奖。确实,他总是令我自豪的儿子。不过,当这部著作将要完成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位难能可贵的编辑顾问。如果本书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士之外还有读者的话,不能不归功于他。
阿锐基
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