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
在整个18世纪,伦敦渐渐赶上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巨额融资中心。一方面,在与法国和次要竞争对手的斗争中,英国成功地取得了对欧洲以外地区贸易的绝对控制权;另一方面,它把荷兰的剩余资本转移到英国企业之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它的北美臣民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和荷兰人联手打败了英国,荷兰人在巨额融资方面的统治地位才出现致命的危机。
前面已经谈到,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国对荷兰人实施报复,消灭了后者的海上力量,给他们在东印度群岛的商业帝国造成重大损失。自18世纪60年代起,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在损害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结果,其中有一次彻底摧毁了它在欧洲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在前几次危机中,当时的观察家托西亚(M.Torcia)在1782年写道:“(阿姆斯特丹)商人银行家会像不死鸟那样重新站起来,或者确切地说,会从自己的灰烬中恢复原形,最后发现自己是股票市场废墟里的债权人。”(引自Braudel 1984:271)但是,从1780年到1783年荷兰危机灰烬里站起来的不死鸟是伦敦,它成为世界金融领域新的统治中心。
如同160年前热那亚金融统治地位的结束和140年后英国金融统治地位的结束一样,荷兰在巨额融资领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荷兰资本的毁灭。布罗代尔(Braudel 1984:266)说,阿姆斯特丹“继续过着有利可图的日子,它仍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主祭台之一”。但是,荷兰在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确实渐渐削弱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以及较小程度上在18世纪90年代,荷兰在巨额融资方面的统治地位与英国正在崛起的统治地位不大稳定地同时并存,正如热那亚的统治地位在16世纪第一个10年里和16世纪20年代初与正在崛起的荷兰的统治地位同时并存一样。这些都是过渡时期,以巨额融资领域中权力的双元化为特征,跟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 1973:28以及别处)提到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英、美双元化十分相似。
在所有的这些过渡时期里,由于一个与之竞争的中心的崛起,巨额融资的前一个中心在某个特定方向调节和领导现存的世界积累体系的能力削弱了。与此同时,新的中心还没有获得成为那台资本主义机器的新的“调速器”所需的条件或能力。在所有这些例子里,巨额融资领域中的权力双元化问题最终都因竞争达到最后的高潮(依次是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得到解决,而一般说来,这种高潮是体系积累周期结束(CM')阶段的标志。在这些“最后的”对抗过程中,旧的积累体制停止运转了。然而,在历史上,要等对抗停止以后,一种新的积累体制才能建立起来,剩余资本才会流回物质扩张的新的(MC)阶段。
在法兰西战争中,英国新近获得的在欧洲巨额融资领域里的主导地位,转变成它追求权力过程中的一种实际上无限的信用贷款。只要提及下列例子就能说明问题:1783年之前,英国政府每年要支付900万英镑的债务利息,足足花去75%的预算,相当于英国每年贸易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在1792年和1815年期间,英国的公共支出竟然能够增加差不多6倍,从2 200万英镑上升到1.23亿英镑。这与直接诱发的国内通货膨胀有点关系,但主要是通过新的贷款;到1815年,它已经负债如此之多,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增加到了3 000万英镑(Jenks 1938:17;Ingham 1984:106)。
由于公共债务和公共支出的这一爆炸性增长,英国的资本货物工业经历了巨大的扩张。尤其是冶铁工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和平年代需要的能力,正如1816年到1820年的战后萧条所显示的那样。然而,过度扩张为未来的重新增长创造了条件,给了英国冶铁工业老板前所未有的动力,去为他们又新又大的冶铁炉可以制造出来的廉价产品寻找新的用途(McNeill 1984:211-2)。这种机会在修建铁路和建造铁船方面找到了。尤其是铁路“开始修建,因为签有合同的组织需要工作,冶铁工业老板需要订货单,银行家和商业组织者手上需要一项工程。而当英国的金融和建筑设施无法在国内得到利用的时候,修建铁路成了大不列颠可以向海外倾销的一种服务。”(Jenks 1938:133-4)
这种新的门道,加上同一时期纺织工业内部普遍实现机械化,使得英国资本货物工业成为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一台自治的、强大的机器。直到19世纪20年代,专门生产固定资本货物的企业很少从它们的顾客那里——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商业组织——得到自治权。一般说来,凡是这些组织需要而本身又生产不了的固定资本货物,它们都要转包合同或严密监督这类货物的制造过程。但是,由于机械化增加了使用中的固定资本货物的数量、范围和品种,专门从事这类货物生产的企业想要在它们老顾客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当中积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的出路(Saul 1968:186-7)。
到18世纪40年代初,为国内市场生产新的资本货物的赢利开始迅速减少。但是,英国贸易继续单方面实行自由化,为世界贸易和生产创造了大发展的条件。英国发现,全世界的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都非常需要它的资本货物。这些组织转而加紧生产初级货物在英国出售,以便获得支付资本货物或支付在采购资本货物的过程中所欠债务的利息所必需的手段(Mathias 1969:298,315,326-8)。
这些倾向的综合结果是,在整个体系范围内加快了金融资本转化为商品的速度——尤其是但又不完全是在新的海陆运输手段方面。1845—1849年到1870—1875年期间,英国用于铁路的钢铁出口增加两倍多,用于机械制造的钢铁出口增加9倍。在同一时期,英国对中、南美洲、中东、亚洲和大洋洲的出口增加大约6倍。联结世界经济的各个地区与它的英国中心的网络明显扩大了、收紧了(Hobsbawm 1979:38,50-1)。
资本这样加速扩张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随着商业交易的快速增加,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盘可以突然成倍扩大。整个地球成了这种经济的组成部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海因德曼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非常恰当地把1847年到1857年这10年时间比做哥伦布、达·伽马、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在地理上的大发现、大征服时代。虽然没有戏剧性的新发现……也很少有新的军事征服或正式征服什么地方,但实际上已经给旧的世界增添了、往里面融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世界。(Hobsbawm 1979:32)
与大发现、大征服时代的这种比较,可以再深入一步。正如那个时代的资本的物质扩张随着热那亚人时代的金融扩张而宣告结束一样,从大约1870年起,19世纪的物质(MC)扩张阶段以一个金融(CM')扩张阶段告一段落。当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继希法亭之后将其称为“金融资本”阶段的时期。我们可以料到,布罗代尔不同意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特点:
希法亭……把资本世界看做是一系列可能的事,其中金融——他认为这是一种出现不久的新事物——往往战胜其他可能,并渗透其内部。这种看法我乐意赞成,不过有个附带条件。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多种可能是很久以来就有的事。金融资本主义决不是20世纪初的新生儿;我甚至要说,在过去——比如在热那亚或者阿姆斯特丹——在商业资本主义经历一个发展浪潮,资本积累超出平常的投资渠道范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能够取代并主宰商业世界的所有活动,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Braudel 1984:604)
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取自布罗代尔的观点,即金融扩张标志着资本主义主要发展阶段的“秋天”的到来,因此自然要为“金融资本主义决不是20世纪初的新生儿”,而是在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已有重要先例的观点提供证据。但是,我们的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区分关于金融资本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从而大大缩小希法亭的观点的历史意义。别处已经谈到(Arrighi 1979:161-74),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观点,不但跟霍布森(John Hobson)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研究帝国主义时提出的关于金融资本的观点有所不同,而且在主要方面与那种观点截然相反。继列宁(Lenin 1952)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多数批评者)一般都把霍布森的观点与希法亭的观点混为一谈,从而没有可能来区分这两种观点所表达的不同形式的金融资本,发现连结这两种观点的辩证关系。
原来,这两种形式的金融资本,不过是两种早期形式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扩大了的、更加复杂的变体而已。我们已经将其确定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希法亭的观点符合第一种资本主义,比较准确地描绘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资本的战略和结构,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四章里看到。相反,霍布森的观点符合第二种资本主义,抓住了同一时期英国资本的战略和结构的基本特点。因此,如果把19世纪的金融扩张作为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的结束阶段来分析,这种观点要比希法亭的观点有用得多。
霍布森认为这种金融扩张是两种不同的力量推动的结果。一种是他所谓的“投资者”,那就是布罗代尔所谓的“剩余资本”(即商品投资的正常渠道之外积累起来的,并创造金融扩张的“供方”条件的金融资本)的持有者。按照霍布森的看法,这种剩余资本的主要来源是以利润、红利和其他汇款为形式的“外国进贡”。正如后来詹克斯用文件证明的那样,这确实是19世纪英国流动资本的“源头”(同时参见Knapp 1957)。不仅如此,自伦敦替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金融市场以来,不但国外收入一直源源不断,而且大量的外国剩余资本流入伦敦城,寻找投资机会(Platt 1980;Pollard 1985)。然而,仅仅这些资本流入还不能说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成为英国资本输出的特点的越来越高,或越来越长,或又高又长的浪潮(见图7)。
只有跟1873年到1896年的所谓“大萧条”的到来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理解英国外国投资的这种表现形式。大萧条不过是残酷无情的价格竞争的一个延伸时期:
当时,在许多人看来,1873年到1896年的这些年月好像令人吃惊地偏离了历史经验。价格不时下跌,没有规律,但是不可阻挡地贯穿危机和繁荣时期,各种商品的价格平均下跌大约三分之一。这是人类记忆中最厉害的通货紧缩。利率也同时下跌,跌到经济理论家开始认为资本已经如此丰富,有可能成为一种免费商品的地步。利润减少,如今被认为是周期性的萧条好像在漫无尽头地持续下去。经济制度似乎快要停止运转。(Lands 1969:231)
实际上,经济制度并不是快要停止运转,大萧条也不是像当时的人看来的那样令人吃惊地偏离了历史经验。生产和投资继续增长,不仅在当时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德国和美国),而且在英国——因此,后来有一位历史学家声称,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完全是“虚构”出来的(Saul 1969)。不过,如果说在生产和投资持续扩张的时期有过一次大萧条,这种说法也毫不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英国和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贸易在总体上得到发展,而且依然发展得太快,以致无法保持利润,所以才说大萧条不是虚构出来的。
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像先前的体系积累周期的大扩张的各个阶段一样,19世纪中叶世界贸易的大发展,在整个体系中加强了对资本积累力量的竞争压力。在整个以联合王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中,来自越来越多地方的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竞相购买原料,销售产品,从而破坏了彼此先前的“垄断”地位,即它们对某些特定市场的或多或少的绝对控制:
由垄断向竞争的这种转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情绪的最重要因素。如今,经济增长也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有利于区分谁强谁弱,打击一批企业,加强一批企业;帮助新的……国家,牺牲老的国家。对未来无限发展的乐观态度,已经由难以预料和痛苦的感觉取而代之。(Lands 1969:240)
从这个角度来看,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根本没有偏离历史经验。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知道,先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所有物质扩张,都是以竞争升级告一段落的。不错,在30年左右时间里,标志着19世纪中叶世界贸易发展结束的竞争升级,不像前几次那样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公开的国际战争的形式。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两个主要情况,说明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与前两个周期的不同之处。一个情况跟“帝国主义”有关,一个情况跟英国统治和积累体制的“自由贸易主义”有关。
关于第一个情况,只要说这么一句话就够了:当19世纪中叶世界贸易渐渐停止扩张的时候,英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势力处于巅峰状态。在克里米亚,沙皇俄国刚刚变得规规矩矩;而过不多久,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法国也被普鲁士收拾得服服帖帖。英国在欧洲均势中占有主导地位;1857年所谓的大叛乱之后,英国在印度的帝国地盘得到巩固。两者相辅相成。控制印度意味着控制金融和物资来源——包括军队的人力——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国家的可能联合可以与之匹敌,暂时也没有哪个统治集团能够在军事上向其提出挑战。
与此同时,英国单方面实施的自由贸易体制把整个世界与英国连在一起。英国成了获得支付手段和生产手段以及销售初级产品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市场”。用曼(Michael Mann 1986)的话来说,许多国家被囚禁在以联合王国为中心的全球劳动分工的“笼子”里;一时间,这种分工进一步限制了它们向那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互相之间发动战争的意向和能力。然而,企业受到的限制并不是非常均衡的。19世纪后期那场残酷无情的价格竞争旷日持久,涉及面广,本身就是资本家内部斗争的重大升级——这种升级最后常常以全面的国际战争的形式呈现出来。
不仅如此,跟先前所有的体系积累周期一样,物质扩张阶段产生的不断增大的竞争压力,从一开始就跟英国资本家阶级从贸易和生产向金融的重大转移关系密切。19世纪下叶的特点,不仅是英国输出资本的巨大浪潮,而且是——前面已经谈到——英国地方金融系统的扩张,以及这些系统与伦敦城的系统的日趋统一(Kindleberger 1978:78-81;Ingham 1984:143)。这种统一意味着,对英国商业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与19世纪后期的金融扩张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只要商业扩张仍然处于赢利不断增加的阶段,英国地方金融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把金融来源——主要以周转信用和一般信用的形式——从拥有剩余流动资金的当地(主要是农村)企业,转移到由于高速发展,或者由于运行资本的固定高比率,或者由于两者兼之,而经常缺少资金的别的当地企业(参见Pollard 1964;Cameron 1967;Lands 1969:75-7)。但是,当该世纪中叶的大跃进促使商业扩张进入赢利日益减少、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的阶段时,英国的地方金融系统马上开始履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职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大量剩余现金的不再限于农村企业。这种积累有的来自租金,有的来自利润;积累的数量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了能够安全而又有利可图地重新投资于它们业已建立的行业的程度。与此同时,一些迄今一直在迅速扩张以吸收自己的和其他企业的剩余资金的商业企业开始发现,积累在它们账本上的巨额利润以及银行存款,已经无法再安全地、有利可图地重新投资到产生这些利润的行业中去。许多这类企业不是把剩余资金投资到新的行业,因为在一个竞争压力日益增大的时期,它们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相对优势;它们也没有把它用来加剧自己行业内部的竞争斗争,因为鉴于英国企业在“工业区”(见第四章)具有非常团结的社会组织,竞争斗争往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它们肯定选择了一条明智得多的行动方针,那就是,至少保留部分流动资本,通过地方银行或直接通过经纪人,让伦敦城以任何形式把它投资到世界经济的任何地方去,只要那个地方有可能获得最保险的、最高额的赢利:“加入隆巴德街的一个主要吸引力,在于有可能更加充分地、更加有利可图地利用剩余资金。”(Sayers 1957:269)
这就使我们回到霍布森谈及的19世纪末金融扩张的第二种力量。他认为,试图通过伦敦城来寻找投资机会的金融资本持有者,不过是金融大家族的“工具”。他把“帝国机器的调节者”的集体作用归功于这些金融家族:
这些大企业——银行、经纪、票据贴现、贷款筹募和公司创办——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它们高度统一,组织牢固,总是互相保持最密切、最快捷的联系;它们坐落在每个国家的商业首都的中心……因此占有得天独厚的位置,能够操纵国家的政策。不经它们的同意,不通过它们的代理机构,资本就决不可能很快找到出路。谁会真的认为,如果罗思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关系网表示反对,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发动一场大的战争,或者赞助一大笔国家贷款?(Hobson 1938:56-7)(https://www.daowen.com)
正如霍布森本人预见到的那样,国际金融资本最终会失去对“帝国机器”的控制权。这是它鼓励英帝国统治集团的地主阶级倾向产生的直接结果(参见Arrighi 1983:第四章等)。但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所谓的“巨额融资”起着——用波拉尼的话来说——“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主要联系”的作用:
罗思柴尔德家族不受任何一个政府的支配。作为一个家族,它体现了国际主义这个抽象原则。他们效忠于一家公司;而在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中,这家公司的信誉已经成为政府和工业之间唯一的超国家联系。说到底,他们的独立性出于时代的需要;那个时代要求有一种独立的权力来同时博得国内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正是为了满足这种至关重要的需要,一个寓居欧洲各国首都的、体现高度抽象的世界主义的犹太人银行家皇朝,才提供了一种几乎完美的解决办法。(Polanyi 1957:10)
当然,不受任何一个政府支配,并不意味着完全行动自由。对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自由最重要的限制,是在政治交换中所固有的限制。通过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那种政治交换把它们与英帝国连结起来。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指出,在那种政治交换中,罗思柴尔德家族控制的金融系统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和优待,而英国用来统治世界的权力机构也同样受到这个系统的保护和优待。
这种巨额融资的国际体系,并不是像波拉尼认为的那样在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世纪和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世纪才有的。3个世纪之前,在热那亚人时代,已经有过国际体系来调控欧洲的金融制度。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罗思柴尔德家族与19世纪末以伦敦为中心的德意志犹太人的金融体系的关系,就如“老贵族”与16世纪末热那亚体系的关系。两个集团都是“调节器”,但不是“帝国机器”的调节器,而是帝国机器的金融事务的调节器。它们都是商业集团。它们从利润着眼,使用自己掌握的国际商业体系,起着一个帝国组织——分别是英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无形之手”的作用。有了这只“无形之手”,两个帝国组织才能比单靠立国和战争机构那只“有形之手”伸及和控制数量更大、式样更多的权力和信贷系统。
利用是互相的。无论是罗思柴尔德家族还是“老贵族”,都不仅仅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帝国组织的工具。两个集团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商人银行家阶层;他们已经跳上一个地主阶级统治组织的船,并巧妙地把后者的扩张变成扩张自己手里的商业和金融体系的强大动力。如同“老贵族”是一个更大的热那亚商人银行家阶层的组成部分一样,罗思柴尔德家族是一个更大的德意志犹太商人银行家阶层的组成部分。前者跳上伊比利亚海上扩张的船,结果在一个世纪后成为西班牙帝国的“核心银行家”;后者跳上英国工业扩张的船,结果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英帝国的“核心银行家”。
两个集团都是从相对无权无势的地位起家的。“老贵族”是“富里厄西蒂”——在中世纪末和早期现代的热那亚和意大利北部无休止的争斗中产生的许多流亡者群体之一。罗思柴尔德家族则是逃离遭受战争破坏、“得到整治”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来到相对平静和“未经整治”的英国避难的许多商业家族之一。无论两个集团各自拥有什么权力,那种权力都存在于它们所在的国际商业体系之中,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作为那种体系的成员所需的知识和关系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过布罗代尔的一段话,“两手空空来到里昂的意大利商人,只需要一张桌子和一张纸就能着手工作”;同样,两手空空来到曼彻斯特的德国犹太商人,也只需要一张桌子和一张纸就能重新开始他们飞黄腾达的商业生涯:
正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年轻的罗思柴尔德和他的同胞带来了现金采购、低利润率、巨额贸易和快速证券交易的传统,结果在曼彻斯特树立了极好的榜样,逐渐把大部分的欧洲大陆贸易装进了自己的仓库里。在法兰克福和汉堡资本的支持下,他们的资金来源常常优于由曼彻斯特不发达的银行系统为之服务的当地商人。(Chapman 1984:11;同时参见Jenks 1938)
最后,当时机成熟的时候,罗思柴尔德家族跳出贸易之船,集中经营银行和金融业务,就像“老贵族”在1557年到1562年的危机之后所做的那样。他们能够开始占据并保持巨额融资的中心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仅仅因为他们能利用19世纪中叶的商业繁荣来扩大和控制他们所在的国际商业体系。由于繁荣加剧了商品贸易过程中的竞争,减少了利润,这种扩大了的、集中控制的体系可以变成一条强有力的传送带,把“闲散”资本运进伦敦城,又把它送出去。这种闲散资本不仅从正在迅速积累资本的英国,而且从全欧洲运进来。驻伦敦的外国商业会所主席罗森拉德说过:
英国只是起着中间人的作用,起着诚实的经纪人的作用,它在世界各地工作,接办——很大程度上通过使用顾客的钱——其他国家的贷款……总而言之,尽管英国的投资能力很强,但伦敦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在这里销售外国证券的主要中间人。(引自Ingham 1988:62)
正如热那亚人时代的皮亚琴察交易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直接享用意大利北部的“闲散”资本一样——用查普曼(Stanley Chapman 1984:50)的话来说——“1866年后‘罗思柴尔德’结构的重要特点是直接享用欧洲(大陆)的资本。”
当然,热那亚人时代(the Age of the Genoese,1557—1627)和我们可以由此类推命名的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1866—1931)时代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别。一方面,这些差别反映了国际巨额融资的第二阶段在行动规模和范围上要大得多。因此,无论是从提供剩余资本的网络方面来“衡量”,还是从重新获得剩余资本的网络方面来“衡量”,罗思柴尔德家族控制下的伦敦城的受托区,与300年前“老贵族”控制下的皮亚琴察交易会的受托区无法相比,在规模和范围上都要大得多。
然而,另一方面,热那亚人时代和罗思柴尔德家族时代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地主阶级统治伙伴,即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和19世纪的英帝国,在追求权力过程中获得的相反结果。因此,罗思柴尔德家族巨额融资结构的巩固,是与兰德斯所谓的“人类记忆中最厉害的通货紧缩”密切相关的,而在皮亚琴察落户后的“贝桑松”交易会的巩固,是与如此厉害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16世纪价格革命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的。在第一(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和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的金融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价格方面的不同情况,主要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西班牙在16世纪拼命想要在较小范围里建立而又没有建成的那种世界帝国,英国在19世纪使用别的手段建成了。这些“别的手段”便是在东方实行高压统治和通过世界市场和西方均势实行统治。这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并将在这一章和下一章的不同地方加以进一步阐述。我们这里所关心的,一方面是战争与和平同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长期涨落不定的价格跟体系积累周期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上,重大的战争是助长欧洲世界经济中通货膨胀倾向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Goldstein 1988)。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班牙为了在欧洲建立和实施帝国统治而发动的一系列徒劳的战争,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16世纪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与19世纪相比都是一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的时期。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英国的百年战争(1815—1914)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与16世纪相比都是一个通货紧缩非常厉害的时期。
对于我们眼下的议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热那亚和英国金融扩张时期价格的全然不同的表现——不管其真实原因何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在绪论中提出的论点,即价格逻辑或“百年一次的(价格)周期”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表明,什么是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特具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使用比之价格变动更能准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商品贸易环境的指标,那么热那亚人时代和罗思柴尔德家族时代就会看上去非常相似,因为居于世界经济制高点的那些资本主义机构更加直接地参与了商品贸易。
这些指标展现在图8和图9之中。表A描述了16世纪西班牙贸易(图8)和19世纪英国贸易(图9)总体扩张的指标。表B描述了为16世纪热那亚人和为19世纪罗思柴尔德家族创造大量财富的两种特殊商品贸易的指标,它们分别是白银(图8)和原棉(图9)。
这些图表都显示了一种共同模式——包括一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物质扩张阶段(MC)的快速和加速增长阶段,接着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金融扩张阶段(CM')的慢速和减速增长阶段——的多种变体。在图9A中,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里出口总值的急剧增长,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被打乱了。然而,即使我们把1921年至1925年期间英国依然“反常的”大量出口作为计算基础,1871年到1875年之后50年间的持续增长率,仍然平均不足之前50年间持续增长率的一半。
图8和图9中的四张图表显示了共同模式所包含的逻辑,我们将在本章的结束部分讨论这个问题。眼下,我们只是指出,热那亚的和英国的积累周期都是世界贸易扩张的顶峰时期,一个以西班牙为中心,另一个以英国为中心。两次金融扩张特有的价格相反走向,掩盖了这种共同模式。在这两个周期中,金融资本加快投资于世界贸易扩张的阶段,都在购销商品方面产生了加剧资本家内部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抬高买价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压低卖价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是,不管对总体价格有什么影响,竞争加剧的结果,出于“预防”或“投机”的考虑,资金被源源不断地撤出贸易。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导致世界金融经纪行业中出现有利可图的机会。商业银行家和金融家中的精英集团(16世纪末的热那亚“老贵族”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尤其有条件抓住和利用这些机会。
在此过程中,金融扩张的领袖们往往暂时减轻抑制资本赢利的竞争压力,从而有利于把物质扩张的结束时刻变成广大资本积累者的一个“美妙时刻”。“萧条,”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 1978:241)在1873年至1896年的大萧条结束之后不久写道,“主要是资本家无病呻吟而已。这就是问题所在。工业停滞,工人和其他阶级蒙受的苦难,属于症状和副作用。”因此,为了做到药到病除,开出的药方必须“针对感情根子……把利润恢复到‘合理的’比例”。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残酷无情的价格竞争确实曾将利润减少到“不合理的”低水平;乐观主义由胸中无数和忧心忡忡取而代之。在这个意义上,1873年至1896年的大萧条不是虚构的。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68:104)说,“如果‘萧条’指的是对英国经济的前景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对于1850年之后的几代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忧郁不安的精神状态,那么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但是,接着,突然之间,魔术般地,“轮子转起来了。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价格开始上扬,利润也随之增加。随着商业形势好转,信心也恢复了。它不是在闷闷不乐的前几十年中,由于不时出现短期的繁荣而流露出的那种断断续续的、转瞬即逝的信心,而是自……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普遍高涨的情绪。一切似乎又恢复正常了,尽管枪炮在砰砰作响,马克思主义者在警告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整个西欧,这些年月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好时光——爱德华时代。它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Lands 1969:231)不用说,利润突然恢复到“合理”水平以上,这根本不是变魔术;欧洲资产阶级随后从19世纪末的病中迅速康复,这更不是变魔术。同前两次体系积累周期的结束阶段一样,各国开始为流动资本激烈竞争;这些资本曾被撤出贸易,如今可被用做贷款。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大国的军事支出开始成倍增加——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费总额从1880年的1.32亿英镑,增加到1900年的2.05亿英镑,1914年的3.97亿英镑(Hobsbawm 1987:350)。随着国家之间流动资本的竞争加剧,利润恢复了。
一方面,剩余资本在范围越来越大的投机活动中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因为这些活动有望方便地、得天独厚地利用那些正在进行竞争的政府的资产和未来岁入。国家之间流动资本的竞争越是广泛,越是激烈,那些控制着剩余资本的人获得投机性赢利的机会就越多,因而资本摆脱其商品形式的倾向就越大。我们可以从图7中看到,在爱德华时代,英国资本输出的浪潮在高度上和长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前两次浪潮。投资于投机活动的资本的增长幅度,实际上比图7中显示的还要大些,因为实际流出英国的资本数量,往往只是在伦敦流动和批准的资本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开始的时候,这一增长无疑主要依靠来自国外的、数量不断增加的、过去投资所得的利息和利润来提供资金,但是越来越大部分的增长肯定是通过把商品资本加紧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办法来提供资金的。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大量的剩余资本移出贸易和生产,那些不能或不愿移出贸易和生产的企业发现,导致他们利润减少的竞争压力减轻了。从19世纪80年代起,这种情况突然出现,英国的贸易不断改善。然而,最重要的表现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英国的实际工资全面下滑,扭转了前半个世纪快速增长的势头(Saul 1969:28-34;Barrat Brown 1974:表14):
就工会权力……而言,可以看出,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跌的环境里,工会能够从稳定的工资和市场控制的价格中获得好处……但是,当1900年之后价格下跌的势头得到扭转,竞争不再那么激烈的时候,连强大的工会也只能支持整个成本和价格结构;价格和利润跟工资保持同步。除了在布尔战争几年间有所上涨以外,在1896年到1914年期间,实际工资稍有下降,与前30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Saul 1969:33)
总而言之,正如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主要是因为商人们对“过分激烈”的竞争和低得“不合理”的利润感到沮丧而无病呻吟一样,1896年到1914年的“美好时期”首先是因为企业之间竞争缓和,导致利润有所回升之后,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就贸易扩张、生产和工人阶级的工资而言,我们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回升。像作为前几次积累周期结束阶段的特点的所有美好时期一样,这种时刻仅仅对少数人来说是美好的,而即使对那些少数人来说也是短暂的。几年之内,砰砰的枪炮声——只要它能加剧国家间为流动资本而进行的竞争,从而使得利润上升,这种声音在欧洲资本家听起来犹如音乐一般——变成了大灾难,19世纪的资本主义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在这方面,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以高度浓缩的形式重现了在欧洲世界经济的第一次金融扩张过程中在佛罗伦萨已经起过作用的一些倾向。在两种情况下,剩余资本大规模地从工业转向金融领域,都为资产阶级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早期现代的佛罗伦萨,这种倾向最后导致金融资本接管政府;在20世纪的英国,这种倾向最后导致工会接管政府。但是,在两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美好时期都显示了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废弃。
爱德华时代与荷兰历史上所谓的“佩鲁齐假发时代”更加相像。“佩鲁齐假发时代”与荷兰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阶段完全吻合,尤其与金融扩张阶段的最后二三十年完全吻合。跟在400年前的佛罗伦萨和125年后的英国一样,18世纪下叶的金融扩张,在荷兰与普遍的“非工业化”过程(在造船工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密切相关。博克瑟(Boxer 1965:293-4)指出,“商人银行家和富有的食利阶级也许不会再有‘那样的好时光’”;但是他作为那个时期末的一位目击者报道说,“‘靠劳动吃饭的那个阶级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而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或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或里根时代的美国一样,“佩鲁齐假发时代”的荷兰由资本家变成的食利者只关心眼前利益。“每个人都在说,”1778年的《商业》杂志写道,“‘只要我这辈子快活就行;至于身后之事,管他呢!’我们的(法国)邻居有这句名言,我们虽然没有在嘴巴上说出来,在行动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引自Boxer 1965:291)
对于荷兰共和国来说,这“身后之事”过不多久就来到了,那就是18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爱国者革命——“对这场革命的性质缺乏足够认识,它实际上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场革命,是法国革命的前奏。”(Braudel 1984:275)——结果,随后爆发了奥兰治世家的反革命,荷兰共和国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最后走向灭亡。当然,在英国,美好的爱德华时代之后根本没有发生这类事情。相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英国的领土帝国得到进一步扩张。然而,帝国的开支已经开始远远超出它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党政府解散帝国铺平了道路。但是,即使在帝国解体之前,1931年英镑金本位的垮台,已经标志着英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控制地位出现了最后的危机。波拉尼(Polanyi 1957:21)指出,“金线的断裂,标志着一场世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