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和计划的辩证关系
形成我们时代的资本积累的策略和结构,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它们起源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节约逻辑内部新的成本内部化。正像荷兰体制通过保护成本的内部化,而将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从热那亚体制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样,也正像英国体制通过生产成本的内部化将这种过程从荷兰体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样,美国体制通过交易成本内部化又从英国体制再向前迈进了一步。
交易成本内部化这个概念,作为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的标志性特点,来自科斯(Richard Coase 1937)对纵向合并的企业组织的竞争优势所作的开创性理论研究,来自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70)对科斯分析的发展,也来自钱德勒对现代美国公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现和迅速扩张的历史研究。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1977,1978)指出,把原先由各个企业单位之间进行的活动和交易放在一个单一的组织内部进行,使纵向合并的多单位企业能够降低并更加精确地计算交易成本,即与通过联结最初生产和最终消费的组织机构的长链将中间投入转移相关的成本。这样实现的节约是“速度的节约”,而不是“规模的节约”:
“节约”来自速度而不是规模。不是企业在工人数量及生产设备数量和价值方面,而是在生产的速度及随之而来的产量增加方面实现了节约,从而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每个工人和每台机器的产量……实现速度的节约的关键是开发新机器和更好的原料,以及充分使用能源,并创造出组织上的计划和程序,以协调和控制通过几道生产过程的新的大容量流动。(Chandler 1977:244)
通过交易成本内部化获得的速度的节约并不局限于生产企业,事实上,这种节约也不起源于此。铁路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多数组织上的改革,将使美国的积累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些改革的同时,随着大规模经销商(诸如大规模零售商、广告公司、邮购公司、连锁店等)的出现,大量的市场交易变成了单个企业内部的交易,销售也进行了彻底改组:
铁路和电报只是协调了从一个商业中心的火车站和快运公司车站到另一个商业中心的货流,而新出现的大规模经销商所经营的无数交易,则是将大容量货流从数千家生产商那里直接送到了数十万消费者的手中。(Chandler 1977:236)
大规模生产过程与大规模销售过程在单个组织内的联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实现了从最初投入的采购到最终产出的销售全过程中各种生产和交换分过程的内部化以后,这种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有条件使货物在全过程的流通中所涉及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都遵循管理活动和公司长远计划的节约逻辑:
这种内部化给扩大了的企业提供许多优势。通过实现单位之间交易的常规化,交易成本降低了。把生产单位的管理与购买和销售单位联系起来,降低了有关市场和货源信息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多个单位内部化以后,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的货物流通就可以使用行政手段来进行协调。由于货流调度更加有效,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和人员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使用,从而提高了生产力,降低了成本。此外,行政协调使现金流动更确定,使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更快的偿还。(Chandler 1977:7)
这种企业活动的集中产生了大量而稳定的现金流转。随着这种现金流转被再投资于造就各种层次的专门从事监控和调节市场和劳务过程的高、中级管理人员,纵向合并的企业与单个单位的企业或虽是多个单位但专业化程度不高的企业相比,开始享有决定性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转化成新的组织结构而令人瞩目地迅速成长和扩散。“这种联合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末几乎还不存在,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却开始控制‘美国’许多十分重要的工业。”(Chandler 1977:285)
增长并不局限于美国国内市场。“美国公司在完成了本土范围的联合以后就立即开始向国外进军……美国公司在成为全国公司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成为国际公司。”(Hymer 1972:121)到1902年,欧洲人已经在谈论“美国入侵”了;到1914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额已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这与欧洲人再次感到“美国挑战”的威胁的1966年的百分比相同(参见Wilkins 1970:71,201)。
海外扩张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管理阶层在国内外的组织能力,他们能监控在自己的行业和部门里被列为占领目标或已经被占领的市场和劳务过程,并将其调节到对他们有利的程度。即使在批量生产的技术对企业成功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里,组织,而不是技术,开始构成进入这一行业的真正障碍:
进入这些工业的最令人生畏的障碍,是开拓者已经建立起来的销售新近批量生产的产品的组织。一个掌握技术的竞争者,如果想要从一两个已经控制了主要销售渠道的企业手中抢走生意的话,就不得不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甚至往往是全球性的经理、买主和推销员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开拓者建立第一个这种组织的经费,可以从大量生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转中支付,而新来者却不得不在大量生产降低单位成本和创造出可观的现金流转之前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网络。“而且他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还面对”一个竞争者;这个竞争者由于速度的节约能降低价格而仍然保持一定幅度的盈利。(Chandler 1988:299)
美国的多单位纵向合并企业的令人瞩目的国内和跨国扩张,及其所建立的防止他人进入的组织障碍,是与同样令人瞩目的管理阶层和官僚结构的发展紧密相联的。这些系统和结构一旦建立,本身也就“成了永久性的权力和继续发展的源泉”:
用松巴特的话来讲,这种现代企业有其“自身的生存周期”。传统的企业一般短命……而新的多单位企业的管理系统,却比在其中工作的任何个人或群体更加持久……人来了又走了。而这种机构及其职位却永远存在。(Chandler 1977:8)
在钱德勒看来,管理系统的发展标志着“组织革命”已经达到顶峰。这场革命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铁路;到20世纪的头十年,这场革命已经使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方法和构成经济活动的方式变得面目全非了。由于这场组织革命,“今天的企业家在1910年的企业世界里也会如鱼得水;但是,1840年的企业世界对他会是一个陌生、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同样,1840年的美国企业家会觉得对15世纪意大利的环境比对70年后他自己的国家的环境更加熟悉。”(Chandler 1977:455)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今天那些跨国公司的高层经理们会觉得在17世纪荷兰股份公司的老板中间比在构成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中坚的家庭企业中更能应付自如。同样,17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层经理会感到在今天的跨国公司中谋生和立业要比在19世纪英国的企业世界中来得容易。这是因为,合股的、纵向合并的、官僚机构管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崛起,成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主导单位;这一现象已经在不止一个方面使企业世界回到荷兰积累体制的策略和结构。
第一章里已经强调指出,17、18世纪的股份特许公司体制和20世纪的跨国公司体制之间的类比不应过分夸大。股份特许公司是部分政府性质和部分企业性质的组织,在领土方面专门排斥其他类似的组织。这类公司数量很少,而且与欧洲主权国家制度的领土排他性的巩固和扩大密不可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跨国公司却是严格的企业组织,它们在功能上超越多国领土和管辖范围,专门从事一种特定的行业。这类公司的数量之多是任何时期的股份特许公司所无法相比的;它们不断地破坏作为主要世界权力中心的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
作为衡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过去300年里演变的一个尺度,上述差别固然重要,但也不容回避下列事实,即这种演变并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经历了相互对立的组织结构的反复轮回。在此期间,企业的股份制形式时而被采用,时而被废弃,时而又被采用。历史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的这种摆式运动,最先是由皮伦尼在80年前发现的。皮伦尼在概述资本主义社会史时——他的论述使我们产生灵感,将体系积累周期上升为理论——还注意到了“经济自由”和“经济调节”两个阶段反复轮回的“惊人的规律性”。流动商业的自由扩张让位于城市经济的典型特征——调节精神,而后者又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热情所代替。当16世纪下叶钟摆又一次开始向相反方向摆动时,这种热情达到了顶峰。正如城市经济的调节精神是12世纪自由的继续一样,“重商主义在17、18世纪又支配了商业和工业。”(Pirenne 1953:515)
经济调节的倾向注定只能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此时,“机器的发明和蒸汽在生产上的使用彻底打乱了经济活动的条件。”16世纪的现象重复出现,“但以十倍的强度。”人们又一次“只笃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自由放任”的口号下,经济自由的后果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导致了钟摆又向相反方向摆动:
无限制的竞争使“资本家”互相争斗,很快激起了……受到他们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而且,在那种反抗力量起来向资本挑战的同时,因自由而能产生的、深受滥用自由之苦的资本也不得不强迫自己规范自己的事务。生产者的卡特尔、托拉斯和辛迪加也就应运而生,而国家在意识到不可能让雇主和雇员在无政府状态下争斗以后也制订了社会法律。(Pirenne 1953:516)
通过百年一次的摆动,皮伦尼所谓的“经济自由”阶段和“经济调节”阶段的周而复始具体化了。这些摆动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谓的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热那亚体制使钟摆从14世纪末、15世纪初资本主义城市国家的高度调节精神(以威尼斯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最为典型),摆向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相对经济自由。这些“国家”在16世纪对扩大了的欧洲货币和贸易体系进行调整,使其走出了选定的市场——先是安特卫普和里昂,后是流动的贝桑松交易会,最后定点在皮亚琴察。而荷兰体制又使钟摆摆回政府直接参与促进和组织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不是直接参与,就是通过组建股份公司,特许它们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代行政府职能。
由英国体制——这一体制确实“以十倍的强度”再现了16世纪的现象——的崛起和充分发展引起的又一次钟摆摆动,对我们手头的主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它创造了使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得以诞生并继而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主导积累结构的体系条件。与皮伦尼提出的看法相反,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只是给上述摆动增加了冲力,但是没有启动这一摆动。后来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宣言的《国富论》,毕竟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时已经出版。该书号召自由贸易起来攻击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当时的大政府,不如说是大企业,即主要是股份特许公司。它告诉我们,“这些公司,虽然通过自有资金进行国家认为不一定慎重的试验而可能在首先建立某些商业部门方面发挥过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普遍被证明不是成了包袱,就是毫无用处;不是在贸易中经营不善,就是限制了贸易的发展。”(Smith 1961:第二卷,25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自由贸易运动最早发端,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奴隶贸易,这对非洲民族来说是个悲剧。如前所述,西印度公司是后来把奴隶贸易推向历史新高度的三角贸易的先驱,但却无法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高档香料贸易中所做到的那样防止竞争对手的进入。到17世纪末,一家名为皇家非洲公司(1672年获得特许)的英国公司成了所有专门从事非洲贸易的欧洲公司中的最强大、最有效的一家。但是,即使这家公司也无法与更精干、更灵活的商业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到18世纪初,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享有特权的股份公司不再是进行奴隶贸易的最好办法;在此后的30年里,各主要的有关国家都转向由私营商人和公司进行的竞争性贸易。”荷兰人让西印度公司保持最长时间的垄断(直到1734年),但也只是加剧了它们贸易份额萎缩的趋势(Davies 1957;1974:127)。
特许公司的主要问题是,在大西洋贸易中,特别是在非洲贸易中,很难实施垄断。采购奴隶要求在西非海岸建造和维持昂贵的堡垒。然而,这些堡垒在防止海岸不受竞争威胁方面不是有效的方法;美洲殖民者——他们的企业精神是大西洋贸易发展的关键——经常抱怨货物的价格和数量,他们赊购奴隶时欠下的债务也被证明很难甚至无法收回;无照经营者不断行动起来争取获得政府的承认,法国和英国政府又十分愿意给予承认;公司的雇员们常常贪污货物,与无照经营者进行交易,忽视了公司的利益;而不同政府特许的公司之间的竞争,又使这些问题对各个公司来说变得更加严重(Davies 1974:117-31):
因此,自由贸易表现得比垄断更加有效……但是,垄断在培养英国奴隶贸易传统和积累这种贸易所需的知识方面发挥过一些作用,而这些贸易比绝大多数贸易更需要技术和经验。英国奴隶公司至少比法国公司效率要高,英国殖民者尽管有不少抱怨,但没有遇到17世纪(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上遇到的那种“可怕的”劳动力“短缺”问题。(Davies 1974:118)
大西洋自由贸易的初期胜利,只是后来造成股份特许公司制度解除控制和最终消亡的各种力量的先导。在英国,虽然不是在荷兰,股份特许公司总是在走钢丝,它们的成功和它们的失败一样可以使它们从上面掉下来。如果为开辟新的商业部门所花的大量费用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这些公司只好停业,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如果证明投资可以盈利,由于它们的特权受到可能的或实际的侵犯或被收回,这些公司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甚至可能夭折,因为那些特权对于作为部分政府性质、部分企业性质的公司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荷兰资本家阶级的头重脚轻的寡头政治结构,使荷兰公司避免了上述两种垮台的危险。不管荷兰的小企业怎样强烈地抗议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成功的公司的特权,这些特权也决不存在真的被收回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像西印度公司这样比较不成功的公司也还能指望政府在需要的时候继续给予支持。
相反,英国资本家阶级的基础更广和更加民主的结构,却使英国的股份公司一旦完成开辟一个新的商业部门的任务,就经常处于被剥夺特权的危险中。因此,一旦皇家非洲公司在大西洋三角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1688年的光荣革命给无照经营者壮了胆,他们便潮水般地毫无阻挡地拥入了该公司的贸易。更糟糕的是,1698年,英国议会竟然承认他们的地位,并授权他们在支付占英国出口额10%的费用后使用该公司的堡垒。私人小企业在获得与公司大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之后,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Davies 1957:122-52;1974:117-8)。
在东印度群岛,自由贸易运动赶上公司企业并促成其破产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东印度公司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该公司成立之初确实取得一些可观的成绩,诸如建立了不少工厂和堡垒,甚至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得一些领土。但是,它差点在17世纪第二个25年里的不利关头翻船。当时,它的大多数股东开始怀疑,面临由于伦敦城流动资金的严重短缺而突然恶化的极度不利形势,公司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它的贸易活动(Chaudhuri 1965:第二、第三章)。
这首先是由于先发制人地把最有利可图的东印度群岛贸易集中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中。由于不能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中夺取香料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迫专门从事输入国内的或亚洲范围内的利润较小的布匹贸易。这一行业不仅比香料业利润小,而且接管难度大得多:
纺织业之所以难以接管,原因在于它不像在欧洲那样包含在单一的网络里。不同的部门和渠道控制了原料的生产和销售,棉纱的生产(这是一个很长的作业过程,如果目标是生产例如麦斯林纱那样既高档又牢固的纱的话尤其如此)、纺织、漂白和织物准备,以及印花。这些工序在欧洲(例如在13世纪的佛罗伦萨)是纵向联系的,被安排到互相分离的部门中进行……事实上,整个印度都在加工丝和棉,将数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织物——从最普通的到最豪华的——送到世界各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印度棉纺工业无论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在出口规模上都毋庸置疑地名列世界第一。(Braudel 1984:508-9)
这种差别明显、权力分散而又精通业务的商业—工业机构,也许是至今世界上“灵活专业化”的最广泛、最复杂的范例。为了使这种机构变成自身的优势,东印度公司除了利用当地企业网络以外别无选择。这种适应印度纺织业分散结构的做法虽然是必要的,但却使公司面临其他欧洲公司、欧洲的自由贸易商人、阿拉伯和本地商人以及亚美尼亚和其他移居国外的商人的竞争。这种竞争给公司造成了不断下调布匹贸易的利润率的压力。这种下调利润的压力又导致公司的生存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也使公司不断努力通过扩张经营活动来补偿低利润(Arrighi,Barr and Hisaeda 1993)。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扩张逐渐使欧洲在亚洲贸易的支柱点由香料转为布匹,由马来群岛转向印度次大陆,结果颠倒了英国人对于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财运。在完成这一颠倒财运的艰巨任务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没有从国内得到什么帮助。1698年将特许证授予一家与之竞争的公司显然于事无补,虽然这两家公司在1709年合并,为新公司后来上升至在亚洲的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代理机构的地位打下了基础。但是,在整个18世纪,为了保护仍然没有能力与印度制造商竞争的英国工业,不断加重对公司的进口贸易的关税,这种做法肯定是公司为控制印度布匹供应所做的努力的主要阻力。
尽管如此,最后使公司时来运转的并不是国内的帮助,而是在印度战场上的自我帮助。为了应付莫卧儿帝国解体后的局面,公司的武装力量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扩大规模,并按欧洲方式进行改组。在普拉西战役前夕,公司组建了几个印度营,从而开始将欧洲在使用和控制力量方面高超的技术与广泛使用当地人力结合起来。正是这种结合,帮助公司在莫卧儿继承权的斗争中成功地击败了所有本地的竞争力量(McNeill 1984:135;Wolf 1982:244-6;Bayly 1988:85)。
一旦公司成为强大的“公司国家”(Marshall 1987),不仅为大规模地调拨贡品和将其——用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 1967:159)的话来说——“通过无偿出口方式向欧洲股东”转移的道路扫清了;而且为公司加紧对印度纺织工业的控制扫清了道路。原先那种适应原有生产和交换的分散结构的策略,被一种强制那些结构从属于公司管理体系的集中控制的策略取而代之(Wolf 1982:245-6)。在此过程中,虽然印度的纺织工业失去了它的许多灵活性——随之也失去了它的部分竞争力——但直到扩张开始减弱的1780年前后,公司从布匹贸易中所得的现金流却一直稳定增加(Barr即将出版)。
作为既具政府性质又具企业性质的组织,成功并未给东印度公司带来安慰。相反,在成功地取代莫卧儿王朝而成为南亚主要的转销组织和成功地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停业以后,它随即陷入了财政危机,而且在国内还遇到要求取消公司的商业特权的强大运动。快要出事的第一个不祥之兆是,公司尽管得到了大片土地,但在1798年和1806年期间的债务却增加了两倍(Bayly 1988:84)。几年之后,出现了另一个更加不祥的征兆:伯明翰和其他地方的生产商开始一场运动,要求取消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果真在1813年被取消了(Moss 1976)。
在垄断权被取消之后的将近20年里,公司继续垄断对华贸易,还能将其更加有效地利用来补偿那个损失。虽然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自18世纪初以来一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辅助活动,但由于欧洲货物在中国缺乏需求,因此需要运去黄金来购买茶叶,茶叶贸易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继承了东西方贸易中结构不平衡的老问题。如前所述,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大发现和欧洲调拨美洲白银也没有纠正这种不平衡;它们只是通过荷兰积累体制的方式使欧洲的贸易赤字更大,因此,用德尔米内的话来说,中国成了“美洲财宝的坟墓”(引自Woff 1982:255)。
当1776年“美国革命切断了英国的墨西哥银子的供应时……对公司金融祈祷的回答是印度产的鸦片”(Wolf 1982:257)。一旦公司开始在中国推销鸦片和对孟加拉的鸦片生产实行垄断,对华贸易很快就比布匹贸易更加有利可图,更有活力。这种趋势在废除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之前就已初露端倪。但是,一旦在印度的垄断权被废除,公司就集中力量从事这行生意,结果交运的货物数量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扭转了对华贸易中的长期收支逆差(Wakeman 1975:126;Greenberg 1979:第五章和附录Ⅰ;Bagchi 1982:96-7)。沃尔夫(Eric Wolf 1982:258)调侃地说,“欧洲人终于有东西卖给中国人了。”
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虽然能够盈利,但却没能帮公司多久的忙,因为它也遇到了一个世纪前毁了皇家非洲公司财运的同样矛盾。18世纪初,在非洲奴隶贸易中形成的英国传统,使得打先锋的特许公司遇到了大批不受调节的小企业的竞争,这些小企业成功地在大西洋市场上和英国议会里向公司的特权提出挑战。19世纪初,在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形成的英国传统,也使打先锋的特许公司遇到了同样的竞争和同样的挑战。鸦片贸易是在中国皇帝的禁令下进行的,公司只得用私营的欧洲和亚洲商人将毒品走私到中国,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垄断供应和调节价格方面(Bagchi 1982:96)。但是,随着贸易的扩大,私营的欧洲商人的“非正式”活动很快就发展到公司无法控制的程度;自由贸易在国内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比垄断更加有效的富国之策。
1833年废除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这标志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末日的开始。在被剥夺所有的商业特权以后,这家公司行使其扩大了的立国和进行战争的职能的能力实际上进一步下降,最后在朋友和敌人都看来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统治它所征服的帝国。因此,当1857年的大叛乱之后议会出面把那个帝国“国有化”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关心公司的命运。英国国内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应当为了国家的利益卓有成效地管理和利用在印度的帝国。
总之,股份特许公司是这样一种商业组织:它们由欧洲政府授权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行使立国和进行战争的职能。这两种职能本身既是目的,又是商业扩张的手段。只要这些公司在履行这些职能方面比政府自己更加有效,它们就被给予与其服务的有用程度大体相当的贸易特权和保护。但是,一旦公司不能再履行那些职能时,它们的特权就被剥夺,它们的立国和进行战争的职能也就被宗主国政府自己接管。
通过这种办法,英国政府成了印度的帝国政府。因此,让贸易摆脱公司特权的束缚和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缔造帝国,是取代股份特许公司制度这同一个过程的正反两个方面。不过,这些公司的停业是严格从实际出发的决定,一旦体系条件使人们觉得股份特许公司又有用处的时候,上述决定马上就被推翻。因此,接近19世纪末时,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界又建立了一种崭新的股份特许公司,它们被授权进一步扩大(主要在非洲)它们的贸易、权力和积累网络的空间范围。
虽然有几家这样的公司干得不错——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南非公司——这种恢复不可能也没有给特许公司的老公司制度带来使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进行商业和领土扩张的主要机构的活力。蒸汽和机器生产的出现——即所谓的现代工业——彻底改组了世界规模的贸易、积累和权力网络。而当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发展在19世纪末的大萧条过程中达到极限时,这种改组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洲产生了几种新的公司企业,它们战胜了股份特许公司而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机构。
皮伦尼在谈到现代工业带给“受到调节”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时,重复了马克思的下述观点:蒸汽和机器生产的出现,在整个19世纪经济的空间和时间里引起了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似乎无穷无尽的、相互关联的革命: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至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两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花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交通运输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这些机器只可能用别的机器来制造”。(Marx 1969:383-4)
这段话详细说明了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如马克思在别处说的那样,“现代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而美洲的发现为此铺平了道路。”“大发现”对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市场的渗透,美洲的殖民化和殖民地贸易,所有这些给了商业和工业“前所未有的冲力”,从而共同为现代工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是,一旦蒸汽和机器使工业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工业扩张本身就成了使全世界市场合并成单一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因素(Marx and Engels 1967:80-1)。
单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又作用于工业扩张,赋予各国的生产和消费一种“世界特征”:
“资产阶级”从工业脚下抽走了它立足的国家根基,这令反动分子们大为沮丧。一切原先建立的国家工业已经或正被日益摧毁。它们被这样的新工业赶下了舞台。这种新工业是否发展成了一切文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工业所加工的不再是本国原料,而是来自最遥远地区的原料;这种工业的产品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也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消费。我们发现,原先由本国产品来满足的老需求,被需要由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新需求所代替。本地和国家过去那种与世隔绝和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个方向上的交流和国家间普遍的相互依存所取代。(Marx and Engels 1967:83-4)
因此,全世界市场合并成单一的世界市场,给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主要来自世界范围的劳动社会分工的规模;政府和企业的活动在这一规模中正在得到统一,各类外部节约通过这一规模可以得到实现。任何政府和企业组织只要在这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中找到可靠的市场,就可指望得到许多其他组织的自发合作,采购到各种各样买得起的货物。货物范围之广,品种之多,是通过与世隔绝和自给自足的国家所能采购到的所无法相比的。
然而,合作带来的机遇,与现金流转和物质资源的竞争产生的挑战是不可分割的。这种竞争不断迫使统一在世界市场里的每一个组织将资源从现有的投入—产出组合,转移到任何有望产生更高利润的其他组合,这就是马歇尔(Marshall 1949:284)所称的“替代原则”。任何组织只要在用比较经济的投入—产出组合替代不大经济的投入—产出方面落后,就迟早会在与其他组织为获得关键的投入和收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世界市场的参与者们在用更加经济的替代不大经济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过程中,也剥夺了彼此的基本收入或基本物质供应,或两者兼之,并打乱了彼此的生产和消费计划。这种剥夺和打乱,反过来又不断破坏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完整性,从而减弱了它们对过于紧密地统一在世界市场的网络和渠道中的热情。
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合作和竞争两种倾向之间的紧张状态,在现代工业兴起以前早就存在。事实上,我们的调查明确显示,这种紧张状态引起了自中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两种阶段的交替发生,即合作倾向占主导地位的物质扩张阶段和竞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扩张阶段。但是,现代工业的兴起给这种紧张状态增添了全新的内容。许多政府和企业组织的资源差不多永久地投到了昂贵和专门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之中,这些设施是分散拥有和分散管理的,却又被一系列复杂的、互相关联的技术过程连在一起:
没有哪个用某套特定设备来进行的机械加工过程是独立于在别处进行的其他过程的。每个过程都带动其他许多具有类似机械特性的过程的正常运转,又都以此种正常运转为先决条件。没有哪个过程……可以自给自足。每个过程在一连串没有终结的过程中跟随某些过程而又领先于其他过程,而每个过程的运转又必须与那串过程相适应。整个工业运转的协调一致,应被看做是由许多互相关联的细小过程组成的一个机械过程,而不是多种机械设备在单独进行各自的具体工作。这一综合性的工业过程,把一切与物质科学有关的知识部门纳入自己范围并为我所用;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大体上得到微妙平衡的、由许多分支过程组成的综合体系。(Veblen 1978:7-8)
总而言之,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把单个生产单位的命运相互联接起来的互补关系无可比拟地比以前大大加强,并迫使每一个单位寻求与其他单位的合作,以保证可靠的投入来源和可靠的产品出路。不过,互补性的这种加强,与减轻竞争压力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正如维布伦(Veblen 1978:24-5)本人指出的那样,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马歇尔“替代原则”的摆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得多了。正是由于工业体系的联合和综合,分支过程的所有者因工业平衡中的任何波动而经历的盈利或亏损得到放大。而且,波动往往是逐渐积累而成的,严重地破坏了一些工业部门,同时又引发了其他工业部门的过度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出现了一个很强的倾向,要通过敏捷地把投资从盈利少的公司再分配到盈利多的公司来控制上述局面。那些专门从事某一特定分支过程和没有条件或能力动员体系中其他单位拥有的剩余资本的公司,只能忍受这种局面。而控制并能随意使用充足现金流转的那些公司,就能够而且也确实控制了这种局面:
构成工业体系的各种过程之间流畅和不间断的相互作用,最有利于社区的经济福利……但是,不间断地保持工业平衡不见得最有利于手中握有此事决策权的企业家的金钱利益。对利益很广泛的大企业家尤其如此。这些人的金钱业务范围很广,他们的财富通常也不长远与工业体系中的某个分支过程的平稳运转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的财富与整个工业体系的更大的局面——间隙调整——关系密切,或者与影响到体系重大的结果的局面关系密切。(Veblen 1978:28)
如果这个“大企业家”阶级除了从体系波动中获利以外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战略目的,那么这个阶级的成员就不会关心波动是帮助还是阻碍了整个体系。但是,如果他们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工业体系的大部分控制权,那么一旦获得控制权,他们对波动效果的漠不关心的态度马上转变。
“投资者”获得这种控制权以后,创造和保持有助于已经归其控制的工厂的顺畅和有效地运作的企业状况也许对他有利……因为,在其他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下,被他长久控制的工厂的工业效率越高,越不间断,他从中获利也就越多。(Veblen 1978:30)
严格的金钱企业逻辑不关心工业平衡中的波动;技术企业逻辑对不间断的工业效率很有兴趣。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别,被广泛认为表明了英国和德国的企业界对19世纪以工业为基础重建世界市场时所提出的挑战和机遇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因此,兰德斯曾把英国企业界的“金钱理性”与德国企业界的“技术理性”作了对比。英国企业界往往把技术当做追求资本的最大金钱利润的一种手段,而德国企业界则往往把手段当做目的:
只有把英国人的“金钱理性”与德国人的“技术理性”进行对比,它的意义才能理解透彻。这是一种不同的算术,它重视的不是利润而是技术效率。对于德国工程师和支持他的制造商和银行家来说,新的就是可取的,倒不是因为它能获利,而是因为它性能更好。做事的方法有对有错,对的就是科学的、机械化的、资本密集的方法。手段就成了目的。(Landes 1969:354)(https://www.daowen.com)
我们不必为了理解德国工程师、制造商和银行家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们在19世纪下叶在企业观点方面的分歧,而对他们双方在心理上的差别做任何特别的假设。鉴于两个企业界和各自国家的政府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不同处境,这种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英国企业界的金钱理性,主要反映出英国国家控制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相反,德国企业界的技术理性主要反映出同一过程向新建立的德国国家的统一性提出的严峻挑战。
具体说来,这两种观点是朝着既扩大又限制“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双向运动”的正反两个方面,波拉尼将此定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段历史中的“唯一综合性特点”。像维布伦一样,波拉尼也强调了在一个复杂、专门和昂贵的工业设施体系里从事生产的风险。这类设施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商业与工业的关系。“工业生产不再是商人作为从事买卖的企业而组织起来的商业附属品;它现在涉及到长期的投资及相应的风险。除非继续生产有相当的保证,这种风险是无法承受的。”(Polanyi 1957:75)
这种风险只有在工业所需的一切投入都能按量、按地和按时得到的条件下才能承受。在商业社会里,这就意味着一切工业必须都能买到。在这些要素中,有三个最为重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其中没有哪个是可以转化为商品的,因为它们不是生产出来为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代表人类的活动,一个无法与生活本身分开的实体,它也不是生产出来为在市场上出售的,而完全是为了别的原因;“土地”代表人类生活和活动的自然环境,它是地理和历史的一件礼物,因此是现代人继承下来的而不是生产出来的东西;“金钱”代表购买力的象征(支付手段),它通常是通过银行和国家金融机制产生的,因此,也只能比喻地说成是“生产”出来的。总之,土地、劳动力和金钱的商品性质完全是虚构的。使这些虚构商品——人,他们的自然环境和支付手段——的命运受制于自我调节市场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就会引发社会灾难:
因为称为商品的“劳动力”不能被随便推来推去,任意使用,或甚至留着不用,否则就会影响恰好拥有这一特殊商品的个人……一旦被剥夺了文化习俗的保护,人就会因社会暴露所引起的种种后果而毁灭;他们就会死亡,成为由堕落、变态、犯罪和饥饿产生的剧烈的社会混乱的牺牲品。自然界会变得十分恶劣,居民区和风景区遭到污损,河流受到污染,军事安全受到威胁,食品和原料的生产力遭到破坏。最后,市场对购买力的管理将周期性地使企业破产,因为金钱的短缺或过剩给企业造成的灾难不亚于原始社会的洪水和干旱。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金钱对市场经济确实至关重要。但是,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承受这样一种原始的虚构体系造成的后果,即使最短的时间也不能,除非人和自然以及企业组织都受到保护,不受这种魔鬼磨坊的破坏。(Polanyi 1957:73;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它们确实受到了保护。刚刚开始感到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性后果时,一场旨在限制其活动的强大的反运动马上发展起来。这样就启动了一种“双向运动”;于是,在真实商品的自我调节市场得到扩大的同时,出现了限制虚构商品的市场机制活动的保护社会的反运动:
一方面,市场遍布整个地球表面,有关的货物数量增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一整套措施和政策成了旨在限制市场对于劳动力、土地和金钱采取行动的强大机构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金本位制的保护下组织起来的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和世界货币市场,给了市场机制无比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一场根深蒂固的运动诞生了,要抵制市场控制之下的经济的不良后果。(Polanyi 1957:76)
波拉尼追溯这种双向运动的渊源,一直追溯到在李嘉图影响下“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来拯救人类”这一乌托邦式的信念在英国的兴起。这一信念仅仅是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形成的对非官僚的统治方法的偏爱,它假设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会出现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它开始主张三条典型的原则:“劳动力应在市场上找到它的价值;金钱的创造应受到自动机制的约束;货物应毫无阻碍或毫无选择地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简言之,它主张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和自由贸易。”(Polanyi 1957:135)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化运动导致了一系列旨在废除限制性条规的立法。主要措施有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该法规定国内劳动力供应受市场定价机制的控制;1844年的《皮尔银行法》,该法规定国内经济的货币流通要比以前更严格地受金本位自我调节机制的控制;1846年的《反粮食法案》,该法使英国市场向全世界的粮食供应开放。这三项措施构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自我调节世界市场体系的核心。它们形成了一个互相协调的整体:
除非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所能获得的最廉价的粮食,否则就无法保证不受保护的工业在黄金这个被人自愿接受的监工的控制下不会屈服。19世纪市场体系的扩张,也就等于同时发生的国际自由贸易、富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的扩张。它们同属一类。(Polanyi 1957:138-9)
在波拉尼看来,进行这样的组建世界市场的努力需要一种很强的信念。这是因为,国际自由贸易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国际自由贸易……意味着英国的粮食供应将依靠海外货源;英国在必要时将牺牲自己的农业,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它将成为未来某种构想模糊的世界统一体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个星球大家庭不得不是个和平的大家庭,否则不得不靠海军力量来确保英国的安全;英国国民在笃信其优越的发明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将会面临连续的工业混乱的前景。然而,人们相信,只要全世界的粮食都能自由地流向英国,那么它的工厂就能够把售价定得比全世界都低。(Polanyi 1957:138)
就英国而言,它单方面采纳自由贸易制度时,事实上并没有坚持任何教条,更没有哗众取宠之意。作为托利党保护主义者的领袖,迪斯累利在1846年宣称,即使科布登也知道,“不可能用抽象的教条来改变英国的法律。”需要比“科学地”证明了的真理更加实在的东西,才能使英国议会改信自由贸易原则(Semmel 1970:146)。
英国的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原因是,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有效动员英国新获得的工业能力为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一个障碍:
辉格党的大人物们非常清楚(虽然托利党的小乡绅们还不大清楚),国家的权力,以及他们自己的权力,依赖于随时准备用军事的或商业的手段去赚钱。而在1750年,工业恰恰还赚不到很多的钱。当它能赚到钱的时候,他们毫不费事就使自己适应了形势。(Hobsbawm 1968:18)
无论是辉格党的大人物们,还是托利党的小乡绅们,都从未在工业方面赚到很多钱。但是,一旦出现把工业动员起来作为国家扩张手段的机会时,他们就立即抓住不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不出已经牢固建立的传统框架。因此,前面已经说过,19世纪英镑的金本位制,只是几个世纪以前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形成的做法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而已。波拉尼强调了这种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它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把英国货币的固定的金本位制,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联结起来。但是,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三要素构成一个互相协调的整体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固定的金本位制已经跟某种东西构成一个互相协调的整体。这种东西在保证其顺畅运转方面比自由市场更加基本,那就是英国国家和英国资本在海外的成功扩张。
这种扩张越是成功,以利息、利润、进贡和汇款为形式的剩余资本的数量也就越大,越稳定。这些都来自英国在海外的臣民或侨民,可以被动员起来帮助维持英镑稳定的金本位制。反过来,这种金本位制维持得越长久,越成功,英国政府和企业的机构也就越容易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获得它们扩张海外积累和权力网络所需的所有贷款和流动资金。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工业扩张,并未改变英国统治阶级在继续这种国家货币主动服从金本位的控制,以及在海外扩张英国权力和积累网络之间的良性循环中的基本利益。相反,它加强了这种双向追求的动力,增加了这种追求的方式。
战争时期工业扩张的核心方面,是建立自治的生产资料工业。在此之前,英国的生产资料工业与别的国家一样,几乎没有从使用其产品的经济部门那里得到自治权。大部分企业生产或转包给别人生产它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所使用的部件和设备。19世纪英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中心和支柱——钢和相关的贸易——实际上仍然只是英国陆军和海军的一个下属部门:
战争显然是钢铁的最大消费者,像威尔金森、沃克和卡伦这类公司的企业规模,部分要归因于政府的大炮合同,而南威尔士的钢铁工业靠的是打仗……使钢铁制造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科特,在18世纪60年代本是个海军代理商,急于改进“与供应海军钢铁有关的”英国产品的质量……机床的先驱莫兹利的事业开始于伍尔维奇军工厂,他的财富一直与海军合同紧密相联(就像伟大的工程师、原属法国海军的布鲁内尔的财富一样)。(Hobsbawm 1968:34)
在拿破仑战争前夕和之间,随着政府支出的不断增加,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以及革新产品过程的速度明显加快,生产资料工业成了英国国内经济中的一个自治“部门”,其自治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或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里那种工业当时仍然享有的自治程度。专门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的激增,加快了这些生产资料的用户的革新步伐,刺激了英国生产商、商人和金融家去寻找从市场上可以获得的数量更大、范围更广、品种更多的生产资料中获取利润的方式方法(见第三章)。
对英国经济的军事需求,在形成工业革命之后的几个阶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促成了蒸汽机的改进,实现了铁路和铁船这样关键的发明,要是没有战时对钢铁生产的刺激,这些发明的时间和条件都不可能存在。(McNeill 1984:211-2)
自治的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给统治阶级提出的问题与机遇一样之多。原因之一,它们通过在跟其他国家统治阶级的竞争和权力斗争中的这种发展所赢得的优势并不容易保持。体现在新的生产资料中的革新,在技术上还是相当原始的。它们是一些实干家——阿戴尔在1785年为阿克顿特辩护时,把他们描述成“精通当时所使用的技术的心灵手巧的技工”(Mantoux 1961:206)——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开动脑筋利用广泛传播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结果(Hobsbawm 1968:43-4;Barrat Brown 1974:75-6)。
因此,一旦这些发明的用处表现出来以后,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量同样实干、同样有知识的人就可以把发明拿来使用,甚至对其进行改进。而且,当这些发明体现在生产资料中上市出售时,盗用起来就更加容易了。英国政府完全清楚,不让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者使用新技术是很困难的,因此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不断增加对工具和机器出口的限制以及对熟练工匠和技术员移居国外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在阻止英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商充分利用外国需求方面比在达到预期目的方面更为有效(Kindleberger 1975:28-31)。
除了很难保持优势以外,英国新获得的工业能力的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有利有弊。在国内,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引起了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生产资料工业越是独立于使用其产品的经济部门,它的能力往往越是发展到国内经济无法在利润上承受的程度。价格、收入和就业率大幅度上升之后,接着便是同样大幅度的下跌。这种经济动荡,加上新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打乱了固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导致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和宪章派对业已确立的政治制度的挑战。
在国际上,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使英国国内经济不仅空前依赖出口(从14世纪以来它一直完全依赖出口),而且依赖外国提供基本的供应。虽然主食供应还能自给自足,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对出口和就业都是至关重要的行业要依赖外国货源来提供基本的投入,这个行业就是原棉。拿破仑战争开始的时候,大部分棉花进口都是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尤其突出的是西印度群岛,但是到了1800年,绝大部分棉花进口来自一个外国——美国。而且,为了保持英国棉花工业的持续发展,降低单位成本也主要依赖于不断向外国市场增加销售量,包括而且特别是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市场(Farnie 1979:83;Cain and Hopkins 1980:472-4)。
总之,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头部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全球性工业,它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依赖于通过在外国市场上采购投入和销售产出所实现的外部节约。更重要的是,受战时支出的影响,英国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内贸易在正常情况下的承受力;当这些支出开始趋于平稳并进而紧缩时,生产资料工业只有扩大到世界范围才能保持其规模和专业性。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年及战后价格和产量的狂跌时期,英国统治阶级因此面临这样一种形势:此前30年的工业扩张给英国国家的内外安全造成了威胁,除非能找到方式方法来巩固棉花工业的世界规模和扩大生产资料工业的市场。然而,如果能找到这种方式方法,那么这两种工业就可避开社会和政治动乱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源头,转变成进一步扩展英国财富和权力的动力。
起初,统治阶级在考虑自身利益时最担心的是国内和国外的安全;正是这种担心,启动了贸易自由化的运动。因此,181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勒德主义出现以后要扩大就业和维护“制造业人口的宁静”(Farnie 1979:97)。但是,国内安全的问题与国外安全的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1806年和1807年的《柏林法令》和《米兰法令》向英国的出口关闭大部分欧洲市场的时候,这一损失还可以通过更加协调一致地渗透拉丁美洲市场的办法来弥补。但是,当1812年跟美国——英国原棉的主要来源,也是英国棉制品的主要市场——的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工业扩张的脆弱的国际基础就暴露无遗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权,以及彻底分离公司的土地账和商业账——这为建立一个完全的帝国政府铺平了道路——必须被看做是同时为解决国内和国外安全问题而做的一种尝试。
印度贸易实行自由化之后不久,跟美国和法国战争结束,减轻了国外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但是,国内安全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因战后生产和就业的不景气而更加严重。更为糟糕的是,英国像棉纱这样的半成品出口,加上英国政府为阻止技术人员和机器外流而建立的禁运墙上缺口的扩大,有助于欧洲和美国政府及企业替代进口物品的努力,导致英国棉织和精纺工业普遍丧失国外市场(Jeremy 1977;Davis 1979:24-5;Crouzet 1982:6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广大被占领和没有保护的经济空间的政治控制成了英国企业外部节约的主要来源。在这些被占领和没有保护的经济空间中,拥有庞大的纺织工业和商业化农业的印度次大陆显然是最最重要的。直到1813年,印度还只是英国棉织品无足轻重的市场,但是到了1843年,它已成为这类货物的最大市场,1850年吸收了这类出口的23%,十年以后吸收了51%(Chapman 1972:52)。
这一时期,英国的棉纺工业越来越依靠印度市场;从那时起,机器制造从纺纱向织布扩展。1813年,棉纺工业拥有不到3 000台动力织机和20万以上手工织机的织布工。但是到了1860年前后,已经有40万台以上动力织机在运转,而手工织机的织布工已不复存在(Wood 1910:593-9;Crouzet 1982:199)。
如果不从征服印度市场和尔后摧毁印度纺织工业来看,就很难想象英国纺织工业的机械化过程中的上述大跃进会在国内外对其产品的需求都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发生。正如14世纪下叶英国毛纺工业的始建造成了佛兰德斯纺织工业的被迫垮台和佛罗伦萨工厂的自动关闭那样,19世纪初期到中期英国棉纺工业机械化的最后辉煌造成了印度纺织工业类似的垮台。在这两个例子中,英国工业的扩张都主要反映了企业的空间移植。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一种移植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手段之先进都是前者无法相比的。
波拉尼(Polanyi 1957:159-60)强调,“‘剥削’一词已经不能很好地描写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只是在废除东印度公司残酷的垄断权和将自由贸易引入印度之后才对‘印度生产者’来说变得真正严峻起来。”该公司的垄断权曾是剥削印度纺织工业的一种工具,这种剥削又削弱了这一工业的活力,从而为后来它被兰开夏郡的廉价产品打垮做好准备。但是,在公司的垄断时期,“在乡村古老组织的帮助下,形势基本得到控制……而在自由贸易和平等交换时期,成百万印度人死亡。”兰开夏郡的做法很不一样,比之剥削印度群众还要糟糕,它剥夺了对他们进行再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现金流转。“如果说这是由经济竞争的力量造成的——即机制布匹一直以比手织粗布低的价格出售——那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也证明了经济剥削的对立面,因为倾销意味着否定附加税。”
然而,破坏东印度公司对南亚劳动力、企业精神和自然资源进行剥削的基础,只是在新的和扩大了的基础上进行剥削的前奏。马克思在1853年说,“(英国的)工业利益越是依赖于印度市场,它就越是感到在摧毁印度本国工业以后必须创造新的生产力。”铁路、蒸汽轮船和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印度变成了欧洲廉价食品和原料——茶叶、小麦、油籽、棉花、黄麻——的一个主要来源,以及一个受到行政措施保护的英国生产资料工业产品和英国企业的主要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国际收支的大量剩余,成了英国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中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和伦敦城控制世界金融的关键(Saul 1960:62,188-94;Barrat Brown 1974:133-6;Tomlinson 1975:340;Bairoch 1976a:83;Crouzet 1982:370;de Cecco 1984:29-38)。
英国财富和权力扩大再生产的另一个关键同样重要,即印度军事人员的过剩。他们被编进了英国的印度军队:
这不是一支以在印度执行国内防御和警察任务为主要目的的军队,而是一支正式和非正式的英帝国主义的军队。它在全世界活动,为工业革命的产品打开市场,使劳动力服从资本的控制,为“愚昧”的文明带来基督教和理性的文明价值。印度军队是戴着维多利亚扩张主义软手套的铁拳头……而且,因为大英帝国是这一时代世界体系赖以运转的主要国家,印度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Washbrook 1990:481)
鉴于印度金钱和劳力的剩余在全世界建立和扩张英国体制的统治和积累中的中心地位,毫不奇怪,用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68:123)的话来说,“即使自由贸易商人也不希望看到这个金矿脱离英国的控制;相当一部分的英国外交和军事或海军政策的主要宗旨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控制不受威胁。”对此我们还应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对这个金矿的政治控制,让英国统治阶级皈依李嘉图自由贸易主义也只会是“十足的奢望”而已。但是,对印度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一转变因为两个密切相关的原因而成为追求权力和利润过程中的一种相当合理的行动方针。第一,可以向印度转嫁自我调节市场的破坏性后果以缓和它们对英国的冲击。第二,在印度造成的混乱,解放了大批的剩余人力、自然和财力资源,给予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生活、积累和保护手段方面一种特殊的选择自由。
世界各地的供应尽可能自由地流向英国国内市场,对削减国内生产成本和向外国顾客提供购买英国产品所需的手段都至关重要。咄咄逼人的地方工业利益和对宪章运动的恐惧,在把英国统治集团更远、更快地推上采取单边自由贸易之路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Cain and Hopkins 1986:516)。但是,世界各地的供应自由地流向英国国内市场,不仅对安抚工业利益和下属阶级至关重要;它对英国统治阶级在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上有效行使其特殊的选择自由也必不可少。
英帝国单边自由贸易的巨大优势是如此之大,保护主义的反运动没有任何机会成为统治阶级乃至下属阶级中的霸主。英国是,直到最后也一直是自由贸易运动的中心。用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68:207)的话来说,英国实际上从来没有抛弃过它所创造的自由贸易制度;相反,倒是世界抛弃了英国。
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建立伊始,世界就开始抛弃它了:
国际贸易节奏和数量的增加以及普遍的土地动员,这些都体现在粮食和农业原料以微不足道的价格从地球的这部分大规模地运往那部分这种现象之中……打乱了欧洲农村数千万人的生活……农业危机和1873年到1886年的大萧条动摇了人们对经济自我恢复的信心。从这时起,市场经济的典型体制通常只有在伴有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采用;自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国家开始形成有组织的单位,容易从为适应外贸或外汇需要而作的突然调整所涉及的混乱中遭受严重损失。因此,上述情况就更突出了。(Polanyi 1957:213-4)
保护主义反运动的中心是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当1873年到1879年的萧条冲击德国时,俾斯麦宰相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坚信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起先,他从世界规模的衰退中得到安慰,耐心地等待它到达谷底。但是,当1876年到1877年间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他认识到市场对德国国家和德国社会生存力的判决严厉得无法接受;他还认识到,衰退也为用其他方式继续他的立国努力创造了独特的机会。
失业、劳工骚乱和社会主义煽动的蔓延;工业和商业衰退的持续;地价的暴跌;尤其是帝国的严重财政危机,在这一切的共同作用下,俾斯麦通过干预来保护德国社会,防止自我调节市场的灾难摧毁他刚刚建立的帝国大厦。同时,农业和工业利益越来越一致要求政府保护,防止外国竞争,这也使得他容易从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突然转向高度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立场。通过这种转变,他不仅是在向社会和经济压力屈服,他也是在巩固和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力量(Rosenberg 1943:67-8)。
俾斯麦从来不喜欢中央权威受制于联邦各州的制度:
1872年,他对德国国会说,“一个依靠各州进贡的帝国,缺乏一种强大和共同的金融机构的维系。”1879年,他宣称,如果中央权威要在各州之间传递讨饭碗来获得它所必需的财政收入,那是一种耻辱。(Henderson 1975:218-9)
与这种情绪完全一致,政府通过干预来保护德国社会,没有向各州各自的利益屈服。相反,它被用来加强政府的权威和帝国的主权:
授予帝国行政部门的政治权力要用来帮助克服短期的经济萎缩和停滞;但是,作为对其帮助的交换条件,国家要进行持久的政治征服……庞大的计划呈现在俾斯麦的眼前;通过操纵生产商对关税保护的要求和改革税制以降低间接成本,建立起了……不受国会控制的坚不可摧的独立帝国金融系统以及它的军事机器。或者在政治上利用经济和金融的失调,以获得帝国和各州之间新的权力平衡……将它和割不断的经济联系凝合起来,以完成国家的统一。(Rosenberg 1943:68)
一种有机的“政治交换”关系就这样在德国政府和出类拔萃的工商企业之间建立起来了。德国政府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尽力帮助这些企业的扩张,后者也尽其所能帮助德国政府巩固德国国内经济的团结,赋予德国国家一个强大的军事—工业机构。在这种政治交换关系中,德国政府的主要伙伴是已经十分关键地卷入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工业化”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六家大银行。
这些大银行是从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德国银行结构中产生的,主要由铁路公司和从事铁路建设的重工业企业发起和提供资金;它们在19世纪50年代仍占主导地位(Tilly 1967:174-5,179-80)。在19世纪70年代的衰退时期,它们对德国金融的控制进一步增强。而在19世纪80年代,当铁路国有化解放了它们一大部分企业管理和金钱资源时,它们很快采取行动,与少数几个强大的工业企业一起,接管、合并和改组了德国工业。“大康采恩和卡特尔跟大银行密切协作,这是19世纪最后25年里德国经济的两根支柱。”(Henderson 1975:178)
大萧条前夕,德国和英国一样,通常还都是家庭资本主义,而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高度集中的公司结构已经将其取而代之了。在之后的20年里,主要通过横向合并,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小型和中型企业还能继续存在的话——不少也确实如此——它们是作为一种由一群通过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的官僚管理机构进行活动的、关系紧密的金融家和实业家控制的私人管辖经济中的从属成员而存在的。用恩格斯(Engels 1858)的话来说,德国国内经济确实开始像“一个大工厂”了。
希法亭(Hilferding 1981),以及他之后的几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直到当今的关于“有组织”和“无组织”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都把上述发展解释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断集中的预言正在实现之中的最明显的迹象。他们接着将其理论化,认为这种迹象标志着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开始。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以集中的资本主义计划不断抑制市场调节的无政府状态(参见Auerbach,Desai and Shamsavari 1988)。通过鼓励组成涵盖所有工业部门的卡特尔,大银行帮助自己已经开始控制的企业顺利而又高效地运转。随着这些企业对于仍然受制于变化无常的市场的企业的利润的增长,银行就获得了新的手段来进一步扩大它们对工业体系的控制,如此反复,直到一个最大的卡特尔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
那时,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就会被单个机构有意识地进行调节;这个机构将决定所有工业部门的产量。定价将纯粹是一种形式,只需把全部产品在卡特尔经理们和社会所有其他成员之间分配一下。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建立的真实关系的结果,而将变成物品在人们中进行分配的一种纯粹的记账手段……因此,当这种形式达到完美的程度时,金融资本将被从孕育它的土壤中彻底根除……资金的不停周转在经过调节的社会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Hilferding 1981:234)
到了20世纪初,这一过程已经达到如此程度,足以使德国企业能够以空前的和在许多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决心来追求技术效率。这就是德国企业“技术理性”的根源,我们已经按照兰德斯的办法将这种“技术理性”与英国企业的“金钱理性”作了比较。同英国企业的金钱理性相比,德国企业的这种技术理性同高得多的工业增长率,以及更系统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密切相关——这两个特点使德国工业成了“世界奇迹”——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认为,更自觉、更集中地进行计划的德国企业制度已超过英国的制度而成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典范。
事实上,德国制度只是在工业运行状况上超过英国制度。就附加值的产生和划拨而言,德国制度几乎没有缩小在大萧条开始时期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兰德斯(Landes 1969:329)说:
“德国和英国”之间在总的增长率方面的差距,要比人们根据工业增长率方面的差距作出的估计小得多。虽然1870年到1913年间英国制造商品的产量只增长了一倍多一点,而同一时期德国增长了近六倍,但是两国收入的增长率,无论是按总量还是按人均计算,都大体是0.7或0.8比1。
换句话讲,德国企业界为了实现较小的附加值增长,不得不以比英国快差不多三倍的速度扩大其工业产量。从经济角度看,这种表现看来更像是一个小小的失败,而不像许多人至今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附加值并不为评估德国企业制度的成就提供充分的根据,因为那个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我们已经知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恰恰是因为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理由,德国的表现相对于英国的来说是具灾难性的。德意志帝国越是强大,就越是要跟大英帝国的权力和利益发生冲突(见第一章)。当这两个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真的发生冲突时,德意志帝国在以前半个世纪中在增强世界权力方面逐步获得的全部成功,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损失。德意志帝国没有从战争的失败中幸存下来。强制解除武装和沉重的战争赔款,使其后的共和国不仅与英国相比,而且与法国相比变成了一个处于进贡地位的“准国家”。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工业化的努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而引发的空前的社会动荡,使德国统治阶级和企业界陷入一片混乱,促使他们在后来的20年里进行了更加灾难性的冒险。
德国的公司资本主义远未取代英国的市场资本主义,这是个小小的经济失败,但却是个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失败。不过,它的发展对促成英国积累体制的临终危机产生了影响,从而启动了向美国体制的过渡。德国的公司资本主义只是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对立面。最终超越两者的综合体制是一种公司金钱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英国积累体制,也不同于德国积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