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的动力
这样,我们又回到自大约1970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似乎是革命性的变化。从本书采用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的话,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金融扩张,确实像是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但是,它一点也不像是一个“革命性的”趋势。这类金融扩张是资本对于总是出现在世界贸易和生产所有大扩张时期的竞争压力加剧作出的一种典型反应,从14世纪以来一直反复发生。当然,这次金融扩张的规模、范围和技术复杂程度都要远远超过以前的金融扩张。但是,这种超常的规模、范围和技术复杂程度,不过是历史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中一种业已确立的趋势的延续,即建立作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领导机构的、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商业组织集团的趋势的延续。
建立这种越来越强大的集团,始终是那个先前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所遇到的危机和矛盾的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为了掌握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变化的逻辑,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正在分崩离析的美国体制所遇到的危机和矛盾。这要比最近美国资本主义战胜苏联共产主义所可能包含的意义深刻得多。这些胜利看起来越来越像又一个“美好时期”。一般说来,这种时刻总是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积累体系的信号危机和临终危机之间。美国体制的美好时期——里根时代——比以前任何一个体制的美好时期都更加来去匆匆,加剧了而不是解决了引起此前信号危机的矛盾。
美国体制即将面临的危机,已经在1968年到1973年期间在三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联的领域里发出信号。在军事上,美国军队在越南陷入越来越严重的麻烦;在金融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现,要保持在布雷顿森林建立起来的世界货币生产和调节模式已经十分困难,因此是不可能的了;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政府的反共运动开始在国内和国外失去其合法性。危机迅速恶化。到1973年,美国政府已经在所有战线上撤退。
在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时间里,美国的权力战略开始以基本忽视世界政府的职能为其特征。美国国内的统治集团似乎已经决定,既然世界再也不能由它们来统治,那么就应当让它自己去统治自己。结果,战后世界秩序的残余部分变得更不稳定,美国的权力和声望在经历伊朗革命和1980年的人质危机之后急剧下降。
当前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金融扩张阶段的开始,是这次危机不可分割的最初方面。它始于1968年,当时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上的流动资金突然爆炸性地加速增长。由于这次爆炸性的增长,到1971年,美国政府被迫放弃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的神话。到1973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有关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承认,它们在制止日益高涨的、针对固定汇率体制的投机风潮的斗争中失败了。这种体制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扩张阶段的巨额融资领域中起过支配作用。从那时起,市场——主要是欧洲美元市场——主宰着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和它们对于黄金的兑换价格的过程。
欧洲美元或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是美国积累体系扩张的偶然结果。“美元存款市场”的雏形,在20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冷战的直接结果第一次出现。共产主义国家在同西方的贸易中不得不保持美元余额,但是它们不能冒险把这些余额存在美国,生怕美国政府会冻结它。因此,这些余额被存在欧洲银行里,主要在伦敦。开始的时候,那些银行把这种资金转存到美国银行里。但是,伦敦的银行不久就意识到,掌握这些以开始被称为欧洲货币——即“在享有法定货币地位的国家以外被拥有和使用”的货币(Versluysen 1981:16,22)——的形式出现的基金很有好处。
共产主义国家的美元余额很少。如果不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的公司资本向欧洲的大规模转移,欧洲货币市场绝不会成为世界金融的一个主导因素。美国的大型多国公司在纽约货币市场上属于最重要的储户之列。因此,一些最大的纽约银行会立即进入欧洲美元市场,不光是为了获取境外银行业务所带来的低成本和更大的行动自由,而且为了避免存款的大量流失。这是很自然的。它们确实这么做了,到1961年已经控制了欧洲美元业务的50%的份额(de Cecco 1982:11)。
一种实际上已经超出按照布雷顿森林组织所确定的固定汇率体制来调节世界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系统的控制范围的组织结构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只要这种体制有大量的美国黄金储备和可观的美国国际收支顺差作为后盾,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就有助于而不是阻碍美国政府在国内外追求权力。它加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缓解美国的公司资本的全球扩张,并通过在欧洲借款使这种扩张实现金融上的自给自足。
但是,美国公司的海外活动和欧洲货币市场的共同扩张,迟早会跟美国权力的国家基础发生矛盾:
美国国际银行业务的活力恢复,将要破坏那些使其成为可能的政治协定。二战之后国内政界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反对态度已经通过两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经济国际主义被描述成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第二,经济国际主义被描述成是对国内繁荣同样至关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金融一体化开始同国家安全和国内繁荣发生冲突。(Frieden 1987:83)
这种冲突在1963年第一次出现,当时肯尼迪政府企图通过限制美国对外贷款和投资,来对付美国所欠外国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债务对美国不断减少的黄金储备造成的压力。美国欠“外国人”的债务总额——其中不可忽视但又不得而知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由美国公司在外国和海外银行中拥有的美元余额构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开始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1963年左右,如图18所显示的那样,美国的黄金储备竟然开始少于欠外国货币当局和外国政府的债务。这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损害了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
肯尼迪政府加紧控制美国对外私人贷款和投资,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适得其反。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尤金·伯恩鲍姆解释说:
国际美元金融市场从纽约转移到了欧洲。先前受到美国政府机构的检查指导方针调节的外国美元贷款,现在完全超出了它们的管辖范围。结果,积聚了数额巨大的流动资金和市场——欧洲美元金融世界——它们不受任何国家或机构的调节。(引自Frieden 1987:85;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图18显示,流动资金在欧洲美元市场上的这种积聚,只是从1968年起才真正变得爆炸性了。这一突然的爆炸性积聚,很快成为战后世界货币秩序不稳定和最终崩溃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既然这个时候美国跨国公司很可能是欧洲美元市场上最重要的储户,那么这一爆炸性积聚的原因必须从它们自我扩张的条件的某种变化中去寻找。
实际上,1968年左右,这种条件确实发生了相当急剧的变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非常迅速,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多,欧洲的直接对外投资也与其同步增长,从较少的数额增加到可观的数额(见图19)。这种快速增长显示,通过按照美国形象重建欧洲,以及同时发生的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已经为美国公司资本的跨国扩张开拓出新的边疆。但是,这也是这些新边疆渐渐消失的一个因素。
只要西欧国家及其前殖民地的贸易和生产仍然按照在19世纪世界市场经济瓦解过程中出现的家庭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来组织,美国公司资本就拥有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以及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分支过程的纵向联合来占领最终产出的市场和最初投入的来源。但是,随着欧洲及其前殖民地的贸易和生产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被这样占领和组织,由于它们建立起了防止彼此进入的组织壁垒,美国公司的进一步扩张开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更加糟糕的是,欧洲企业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按照美国方式重新组织它的经营,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迫不急待地对这第二次“美国入侵”(人们将会记得,第一次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反应。
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前所有的物质扩张阶段相比,在生产和贸易领域投资指数的增长,更快地导致对率先扩张的商业机构的竞争压力的加剧。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1990:615-6)指出,到塞温施赖伯提出“美国挑战”的幽灵的时候——这种挑战既不是金融上的,也不是技术上的,而是组织上的,“一种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的组织向欧洲的扩展”(ServanSchreiber 1968:10-1)——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的欧洲公司已经找到了有效的办法来迎接这种挑战,自己也在美国国内市场上成为地位早已确立的美国公司的有效挑战者。欧洲在美国市场上对美国公司资本的挑战,暂时仍然主要以商品出口而不是直接投资为基础。但是,图19显示,在1967年和1974年期间,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
美国公司不可能袖手旁观,允许欧洲公司通过直接投资为在世界范围内夺取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中胜过它们。“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海默和罗桑(Stephen Hymer and Robert Rowthorn 1970:81)写道,“在以后的十年中,由于美国公司和非美国公司试图确立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使自己不受彼此挑战的损害,一个剧烈的多国化时期(几乎达到资本外逃的程度)将会出现。”海默和罗桑的预见被20世纪70年代的实际趋向所完全证明。诚然,1979年以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突然萎缩——我们将会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但是,这次萎缩只是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再增长以后才发生的;这次再增长暂时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份额不断减少的势头(见图19)。从总体上说,在1970年到1978年之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值翻了一番还多(从780亿美元增加到1 680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大部分是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增长了两倍多(从720亿美元增加到2 220亿美元),使非美国的份额在投资总额中由48%提高到58%(根据Kirby 1983:23算出)。
美国和非美国资本跨国化的加剧,发生在要求提高最初投入收购价的强大压力之下。1968年到1973年期间,这种提价压力主要表现为布朗(E.H.Phelps Brown 1975)贴切地所称的“工资爆炸”。西欧和北美的实际工资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增长。但是,在1968年以前,它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西欧),或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在美国),而在1968年到1973年期间,工资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因而导致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的赢利大大减少(Itoh 1990:50-3;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1984:269-76;Armstrong and Glyn 1986)。
1973年底,当一种同样强大的、要求提高某些初级产品收购价格的压力在第一次“石油冲击”中形成时,工资爆涨正方兴未艾。1970年到1973年期间,这种提价压力已经导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所进口的原油价格的翻倍。但是,在1974年一年里,上述价格上涨了两倍,进一步加深了利润危机(Itoh 1990:53-4,60-8,以及表3.3)。
在调查了各种证据之后,伊藤真(Makoto Itoh 1990:116)得出结论,“与劳动人口和初级产品非弹性供应相关的资本过度积累……比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不善更是引发当前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毫无疑问,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积累体系出现信号危机,主要因为寻求投资于商品的资本过度丰富,而不是由于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没有用自己的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亏空。当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凯恩斯主义在国内外都处于全盛时期,创造了保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势头所需的一切有效需求。
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着重指出,196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中购买力的增长,并没有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那样导致世界贸易和生产增长,而是导致世界范围的成本价格膨胀和资本向海外货币市场大量外逃。这种由政府引起的世界购买力的扩张所产生的“反常”效果,与其说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管理不善,不如说是因为在美国公司资本的跨国扩张和美国世界权力的国家基础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公司资本并没有启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阶段,它是由美国政府的全球军事凯恩斯主义启动的。然而,美国公司资本的跨国扩张既是美国政府追求世界权力的一种关键手段,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
与美元的国际地位和核优势一起,多国公司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石之一。美国权力的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二战期间形成的美国政治和军事霸权是美国多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对:公司扩张主义反过来又成为美国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地位的一根支柱。(Gilpin 1975:140)
这种把美国政府权力网的全球扩张和美国公司积累网的跨国扩张联系起来的互补关系,并不排除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吉尔平(Gilpin 1975:145)说,最大的利益冲突存在于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之中。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美国政府鼓励日本对美国国内市场的出口,并且容忍日本对美国投资的排斥,这种排斥迫使寻求进入日本市场的美国公司把它们的技术转让给日本公司。只是在撤离越南和同中国实现和解以后,美国政府才对美国企业关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抱怨作出更多反应。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的权力追求和美国企业的跨国扩张之间最严重的矛盾,不是发生在它们的互补关系最脆弱的地方——东亚,而是在这种关系最稳固的地方——西欧。在这里,美国政府把马歇尔计划和重新武装用做将欧洲国家分散的国内经济联成一个单一市场的手段,并且坚持美国子公司在即将建立的共同市场里享受“欧洲”公司的待遇。由于这些政策,西欧很快就成了美国公司跨国扩张的最肥沃的土壤,而这种扩张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西欧在美国的统治与积累体系内的一体化。
在吉尔平(Gilpin 1975:141)看来,美国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这种互补关系“颇像在17、18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政府和重商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在评述这种相似性时,吉尔平很赞赏地引用了莱维特(Kari Levitt)的论点:
在获取原材料和组织产品供应方面,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型多国公司的子公司和分厂,已经取代了早先以欧洲为基地的重商主义冒险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新的重商主义里,如同在旧的重商主义里一样,以宗主国为基地的公司直接行使企业的职能,并从它的投资中获取“风险利润”。它组织收集或获取宗主国所需的原料,并且为内地提供在国内或东道国“现场”生产的产品。(Levitt 1970:23-4)
前面已经谈到,20世纪的多国公司和前几个世纪的特许股份公司之间的类比固然重要,但不应夸大。就本书而言,这两种商业组织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特许股份公司是扩张国家权力的非常驯服的工具,而20世纪的跨国公司不是。后者非但远不是国家权力的驯服工具,而且很快成为对那种权力的最根本的限制。
二战之后,西欧被纳入美国的权力网络;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印度次大陆被纳入英国的权力网络。只要把这两者对比一下,上述区别就一清二楚了。后者是一家部分政府性质、部分商业性质的企业(东印度公司)的杰作。这家公司获得英国政府的特许,为英国的商业和领土扩张打开南亚的大门,换取贸易特权。这种特权是随时都可以收回的,只要英国政府认为合适。公司出色地完成了它的本职任务;但是,一旦任务完成,它的贸易特权马上被逐个收回,直到公司不复存在。就这样,英国政府继承了一个领土帝国和进贡来源。如果没有这些,伦敦根本不可能如此绝对、如此长久地保持它的世界金融霸权。
相反,二战以后西欧被纳入美国权力网络,是由美国政府自己完成的。一旦政府行动为美国公司有利可图的移植准备好了土壤,后者马上大量侵入欧洲。但是,它们在巩固美国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仅仅限于把欧洲市场和劳动力的关键成分纳入自己的技术结构之内。美国政府用美国贸易法来管辖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并采取措施来调节美国资本的外流,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对美国企业移植欧洲土壤的控制权。尽管如此,移植几乎马上就产生了自己的动力,无论是美国政府单独行动还是和欧洲政府联合行动都无法加以控制。更加糟糕的是,这种动力越是自行其是,华盛顿在调节和生产世界货币方面的中心地位就越是受到损害。
罗斯福总统和摩根索当政的时候,曾经实现对世界流动资金的控制权从私人之手向国家之手的转移,从伦敦和纽约向华盛顿的转移,这种转移一直是后来全球凯恩斯主义的必要条件。美国政府通过凯恩斯主义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体系混乱转变成了五六十年代的美苏对世界权力的有序共管。但是,当美国的公司资本着手占领由这种转变开辟出来的新边疆时,对世界流动资金的控制权开始从国家之手转回私人之手,从华盛顿转回伦敦和纽约。正如沃尔特(Andrew Walter 1991:182)所说,“伦敦重新获得了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心地位,但是这种业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主要的玩家都是美国银行和它们的客户。”
对私人巨额融资在世界货币生产和调节中的复活,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强烈地重申了华盛顿在世界流动资金供应方面的中心地位。由于美元以外没有别的货币可以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兑换手段,放弃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导致了纯美元本位制的确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先前非正式存在的地位如今得到正式确立(Cohen 1977:232-8)。
从1973年到1978年这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纯美元本位制似乎给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货币生产方面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
浮动汇率体系……使美国再也没有任何必要来控制其自身的国际收支逆差,不管逆差从何而来,因为现在它可以发行数量无限的不可兑换的美元进入国际流通渠道。因此,美国为了恢复货物生产方面的竞争力而继续贬值美元时,再也不受产生往来账户盈余以支付资本账户赤字这个问题的困扰了……实际上,美国国际收支结算这个问题完全消失了。(Parboni 1981:89-90)
当然,欧洲美元市场的持续扩张创造了世界货币的另一个来源;这个来源,美国政府无法控制,而其他政府可以利用。但是,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借款要受信用声誉的制约;一般说来,信用声誉包括控制当前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起码地遵守可靠货币的原则。只有美国“能够实际上毫无限制地利用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源,只要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就可以了”(Parboni 1981:47)。
我们马上将会知道,美国在铸币收益方面的特权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起来那样没有限制。但是有几年时间,在资本家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和最初投入来源而进行的不断升级的斗争中,这些特权确实给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很大的竞争优势。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把外国能源转向美国市场,并且在损害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利益的情况下为美国商品在国内和国外提供市场。另外,它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通过直接投资和对外贷款保持跨国扩张的势头所需的全部流动资金。
第一个优势是与对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外向特性而言的美国国内经济的自我中心特性紧密相关的。前者的外贸依存度,按进出口总额被国民收入除后的商来计算,要比美国高出三倍多。由于美国自身是一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国,而日本与西欧国家不是(后来,除挪威和英国以外),对外国能源的依赖程度的差别当然要大得多。通过刺激美国净进口石油与石油制品的大增长,从1960年至1969年期间的日均210万桶,到1973年至1978年期间的日均690万桶,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往往把供应转向美国经济,因而增加了对西欧和日本经济的竞争压力。这种趋势由于“双层价格”政策而得到了加强。按照这种政策,美国政府对1972年已经投产的油井所生产的国内原油价格制定了一个上限。结果,到1979年上半年,美国石油的平均成本要比世界市场水平低整整40个百分点(Parboni 1981:34-5,53-4)。
这种成本优势,又因美国货币供应的自由扩张产生的美元不断贬值的收入优势而得到加强。这种贬值降低了美国产品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使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更加昂贵,从而增加了美国的出口和收入。在一个比美国更加外向型的经济中——例如19世纪的英国——蕴含在本国货币贬值中的进口价格的上涨,本会提高国内的生产成本,因而也会提高出口价格,从而抵消蕴含在货币贬值中的降价。但是,美国国内经济的自我中心特性,保证了美元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会给美国生产和附加值产生强大的即使是暂时的积极效果。结果,在1973年到1979年期间,与西欧相比,在较小程度上与日本相比,美国经济的运行情况都大有改进(Parboni 1981:第三、第四章;Calleo 1982:139;Strange and Tooze 1982;Boltho 1993)。
这种改进了的运行状况,跟美国积累网络在全球范围的收缩没有关系。相反,如前所述,在1974年到1979年期间,美国扭转了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份额减少的局面。对此,我们还应补充一句,美国银行这时向海外市场的扩张,尽管不可能量化,规模很可能更大了。1974年1月,对外国资本流动的所有控制彻底废除;在此支持下,美国货币当局发行的过分充足的美元供应为美国资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的自我扩张提供了手段。
美国政府的行动自由不是无限的。向浮动汇率制的转换,使美国政府从以前承诺固定汇率时所必然受到的平衡国际收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是,它同时又加上了新的限制;如果美国政府长期忽视这些限制,就不可能不严重削弱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首先,固定汇率体制的解体增加了公司资本在商业—工业活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为金融扩张增加了新的动力。在固定汇率体制之下,公司资本已经在从事货币交易和投机。“但是,大家公认,中央银行对保持汇率固定负有责任,这在极大程度上使公司的金融经理们无需为日常变化操心。”(Strange 1986:11)相反,在浮动汇率体制下,公司资本本身必须对付日常汇率的变化。公司银行账户上不同种类货币的进出,迫使公司从事远期货币交易,以避免预期收款和提前付款所用的货币汇率的变化导致账目上的亏空。而且,汇率的波动成为决定公司现金流转状况、销售、利润和资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货币中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了避免这种变化,公司除了进一步采取地缘政治的多种经营以外别无选择。这样就建立了一种循环,因此,“浮动和多变的汇率增加了多国公司的风险,已经使它们在作出反应时变得更加‘多国化’了。但是,这种因此而产生的长期战略反过来又‘往往’增加它们防御汇率风险的短期需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在金融赌场上的交易量。”(Strange 1985:12-3)
尽管这种循环过程对推动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在浮动汇率体制下,一个更强有力的马达开动了。多变的汇率不仅给跨国公司的财源,而且给政府——特别是给那些管理着高度外向型的国内经济的政府——的财源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第三世界的政府所受到新的货币体制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政府都要严重。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1986:13)说,多变的汇率给它们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带给流动跨国公司的还要多。后者至少有多种产品,在多个国家经营,还有一支收入丰厚、训练有素的税务顾问和金融经理队伍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收入、进口支出、国民收入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价值都随着美元(它们的出口大多用美元报价)、其他主要货币(它们的许多进口用这些货币报价)和它们本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而大幅度波动。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种汇率的变化一直是决定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加值等级体系中的位置的唯一最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国家大多完全不掌握防范波动所需的金融资源。因此,它们对于欧洲货币市场的“金融赌场”的发展所作出的主要贡献是在方程式的需求一方,而不是供应一方;也就是说,通过它们对资金的需求来抵消金融危机的毁灭性后果,而不是通过旨在防止危机或利用这些危机的存款。
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的确把少数第三世界国家不仅转变成为储户,而且转变成欧洲货币市场上的主要储户。随着对世界能源供应争夺的升级,剩余资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美国、西欧以及日本的政府和商业机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恰好在它们的管辖范围内拥有大量的、经济的原油储量的国家手中。由于这种不断增长的巨额“石油租金”中只有很少部分能够被接受国立即调往生产或有用的事业,这种租金的相当部分被“存放”或投资到欧洲货币市场上。在那里,它享有相对丰厚的赢利和行动自由。这种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发展,当时的原油价格在几年内翻了一番。但是,1973年末的第一次石油冲击在几个月内使原油价格涨了三倍。
不仅产生了800亿美元的“石油美元”盈余供银行再循环,从而增加了金融市场和那些在其中运作的机构的重要性,而且引入了一个新的、某些时候是决定性的、通常是很难预测的因素。这个因素既影响到石油消费国的,最终也影响到石油生产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Strange 1986:18)
在石油消费国当中,最大的当然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己。它们采取旨在产生国际贸易顺差的货币紧缩政策,或者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借款,企图使其国内经济不受能源供应日渐增加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并为正在进行的金融扩张增添了新的动力。而且,德切科(de Cecco 1982:12)指出,在欧洲货币储户的性质发生变化,即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和公共机构变成石油输出国的私人和公共机构的同时,欧洲货币市场也进一步向外运动。一旦固定汇率体制被浮动汇率体制所取代,十国集团(十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就试图对欧洲货币市场稍加控制,或者至少对其进行监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同意不像以前那样把官方货币储备中不需要的盈余“存放”到欧洲货币市场上,还委托英格兰银行在它们的支持下为参与欧洲美元市场的银行充当最后贷款银行。为了让英格兰银行担任这个角色,政府必须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某种调节。但是,十年以前,当肯尼迪政府企图调节纽约银行的对外业务的时候,那些银行随即作出反应,把这些业务移到以伦敦为中心的、不受调节的欧洲美元市场上;同十年之前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十国集团企图采取温和得多的调节措施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控制着扩大了的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的银行集团也作出反应,把业务移到了更远的真正的海外货币市场,其中许多位于英国的前殖民地。
换句话说,与浮动汇率体制取代固定汇率体制相联的,不是遏制而是加快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世界货币生产和调节失去控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新出现的纯美元本位制来支持美国资本在国内外的自我扩张,但是没能恢复华盛顿在巨额融资领域的主导地位。相反,这种尝试进一步损害了已经开始成为这种主导地位基础的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力。(https://www.daowen.com)
因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美国国内市场上原油的双层价格体制,以及美国私人对外放贷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加强了那种推动海外货币市场爆炸性增长的趋势。这种政策为美国企业提供了额外的金钱手段和优惠条件,让其在世界能源供应的分配以及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跨国化中击败竞争对手,结果使石油租金和公司的现金流转膨胀起来,推动了欧洲货币业务的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新的主要根源:
过去,美国以外的国家都不得不使它们的国际收支保持某种平衡。它们都不得不“挣到”它们想在国外花的钱。现在,这钱它们可以借到了。有了似乎能够无限扩张的流动资金之后,被认为具有信用声誉的国家在国外花钱方面再也没有外部约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本身不再能自动制约国内的通货膨胀。有逆差的国家可以向神奇的流动资金机器无限地借款。许多国家……因此同美国一道避免真正调高油价。毫不奇怪,世界通货膨胀在这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加速,私人银行系统越来越真切地担心垮台。越来越多的债务被“重新安排”了偿还日期,而许多穷国变得臭名昭著地无力还债。(Calleo 1982:137-8)
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不断增加的货币混乱下面,我们可以觉察到导致先前所有体系积累周期的信号危机的那种典型动力,只是这次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出现。同所有这种周期的情况一样,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快速扩张加剧了对扩张的主要机构的竞争压力,随之减少了资本赢利。跟以前所有赢利渐减的阶段一样,如希克斯的名言所述,恢复或保持高赢利的一个条件是,赢利不应重新投资到贸易和生产的进一步扩张中去。
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货币政策,却试图怂恿资本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势头,尽管这种扩张已经成为公司资本,特别是美国公司资本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毫不奇怪,只有一小部分美国货币管理当局产生的流动资金进入新的贸易和生产设施中去。绝大部分变成了石油美元和欧洲美元,这些资金通过私人银行之间的货币创造机制多次自行重复生产,并且马上在世界经济中重新出现,成为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的竞争者。
最后,私人货币和公共货币之间这种不断加剧的竞争,既没有给美国政府也没有给美国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一方面,私人美元供应的扩张,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竞争中不再受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从而损害了美国政府在铸币收益方面的特权。另一方面,公共美元供应的扩张为海外货币市场提供了太多的流动资金,达到了无法使其安全地、有利可图地再循环的程度。这就迫使美国领导的、控制着欧洲货币业务的银行集团的成员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把资金推向被认为是具有信用声誉的国家,甚至还降低判断国家信用声誉的标准。如果这种竞争变得过分激烈,很容易导致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金融一起破产。
到1978年,美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坚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控制着欧洲货币市场的世界金融界决一雌雄,从而结束对峙状态;要么通过更严格地遵循可靠货币的原则和惯例求得和解。最后,资本主义理性占了上风。从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开始,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以更大的决心,美国政府选择了第二条行动路线。当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铸成新的“值得纪念的同盟”时,作为整个冷战时代特征的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让位于前所未有的严格的货币政策。
结果就是里根时代的“美好时期”。在参考了布罗代尔(Braudel 1984)、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68)以及一直作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基础的其他材料以后,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 1993:第八章)强调说,可以发现,金融对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佩鲁齐假发时代”的荷兰和热那亚人时代的西班牙的积累影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金融的过度关注和对债务的容忍,显然是经济强国晚期的典型特征。它们预示着经济衰退的到来。”(Phillips 1993:194)
菲利普斯所关注的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经济强国的社会中下层要为“金融化”付出的代价:
金融不能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任何国家的人口中——无论荷兰的、英国的或美国的——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能够分享证券交易所、商业银行和会计事务所的利润。相反,制造业、运输业和贸易的优势却可以带来更加广泛的国家繁荣,于是,普通人可以操纵生产线、矿井、磨坊、方向盘、主帆和鱼网。一旦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让位于下一个发展阶段,由于资本、技能和教育分得更加清楚,广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失去了某些重要的和独特的东西,这正是某些忧天之人认为正在20世纪末的美国发生的事情。(Phillips 1993:197)
菲利普斯指出,甚至在更早的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西班牙就可以观察到一种类似的趋势。在把西班牙的大量未来收入抵押给德国和热那亚的商业银行家的同时及以后,发生了西班牙社会自身的“金融化”。“有限的货币财富、不负责任的金融和一个好逸恶劳的食利阶层,是哥伦布航行100到150年之后衰落在西班牙扎根的重要原因。”(Phillips 1993:205)德塞罗里戈在17世纪初哀叹道:
(西班牙的)贫富差别已经开始变得十分悬殊,并且无法调和。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我们有悠闲懒散的富人,也有到处乞讨的穷人,但是没有两者之间的人,无论是财富还是贫困都不能阻止他们去追求自然法则所责成的正当事业。(引自Elliott1970a:310)
我们的研究显示,金融扩张的累积影响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在历史上有比16世纪末的西班牙更早的先例。事实上,在所有先例中最明显不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金融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没有哪个别的时间和哪个别的地方比那里表现得更加清楚(见第二章)。从这个观点看来,所有以后的金融扩张都不过是最先在这个托斯卡纳城市国家上演过的脚本的变异而已。
但是,我们的研究还显示,金融扩张时期的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是进行中的世界规模的资本集中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方面;这种资本集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向一个共同中心集中,二是在力量、密度或激烈程度方面不断增长。第三章里已经谈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先前所有的金融扩张阶段里,都同时发生了两种不同的资本集中。一种发生在行将结束的积累周期的组织结构内部;另一种预示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和积累周期的出现。
第二种集中能否在目前时刻觉察得到?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一边,我们将在结束语中回头加以阐述。第一种集中确实是里根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是因为由保罗·沃尔克领导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一年从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突然转向极端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过是一系列措施的前奏,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为了恢复对美元的信心,而且为了将私人控制的世界货币重新集中到美国国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紧缩美国货币供应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四项措施。
首先,美国政府把利率提到大大高于当前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咄咄逼人地争夺流动资本。图20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起,美国的名义长期利率一直在攀升。然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利率一直较好地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在70年代中期甚至把实际利率降到0以下。相反,在80年代初期,名义高利率,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通货紧缩趋势,导致了一次实际利率的大幅度上涨。
第二,为了让流动资本重新集中在美国而采取的金钱优惠措施,跟一次大规模的“取消调节”运动互相补充。这次运动为美国和非美国的公司、金融机构提供了在美国实际上毫无限制的行动自由。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取消了对美国国内银行业务的调节。纽约金融精英们的经营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从纽约“迁移”到伦敦,在70年代又从那里迁移到世界各地“真正的”海外货币市场,在80年代终于又可以重新集中在本国了。在这里,它们可以开始享受到任何其他地方可能提供的行动自由,还可享受到没有哪个别的地方可能提供的至关重要的优势,即在社会和政治上靠近仍然是世界权力最重要的中心。
第三,里根政府在许诺平衡预算而赢得选举以后,启动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引人注目的国债增长。里根在1981年入主白宫的时候,联邦预算赤字为740亿美元,国债总额为1万亿美元。到1991年,预算赤字已经是原来的四倍,每年超过3 000亿美元,而国债也增至原来的四倍,达到将近4万亿美元。结果,1992年的联邦净利息支出从1973年的每年170亿美元,占总预算的7%,上升到每年1 950亿美元,占总预算的15%(Phillips 1993:210;Kennedy 1993:297)。“曾经是世界主要债权国的美国,已经从海外借了足够多的钱——这使人想起了1914年至1945年期间的英国——成了世界主要的债务国。”(Phillips 1993:220)
第四,美国国债这种令人瞩目的增长,与两个因素相关:同苏联冷战的升级——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通过战略防御计划;对第三世界一些不友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炫耀军事实力的惩罚性行动——1983年在格林纳达,1986年在利比亚,1989年在巴拿马,1990年到1991年在伊拉克。与先前所有的金融扩张一样,动用那根能够赋予不会增值的货币以增值能力而又无需遇到与生产不可分割的麻烦和风险的“巫师的魔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国债“将国家让渡”(见绪论),就这样再一次与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升级联在一起;而且,正是最近这次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升级所引发的对流动资本的竞争,用韦伯的话来解释,再一次为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享受又一次拥有空前财富和权力的“美好时期”的绝好机会。
贬低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胜利的人,总是强调它的局限和矛盾,就像我们在结束语中将要做的那样。然而,要充分理解这种局限和矛盾,首先需要理解那个胜利本身的性质和程度。而要做到这点,只能从认清引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反扑的悲惨情况开始。
我们必须首先记住,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危机已经变得多么严重。面对急剧减少的资本赢利,不断试图用通货再度膨胀的办法来刺激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种做法大有引发对美元作为有活力的世界货币的严重信任危机之势。到1978年,已经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危机即将出现。假如这种危机发展得比后来的实际情况更加严重的话,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从其铸币收益特权中得来的任何竞争优势都会被抵消。更加糟糕的是,它有可能摧毁整个美国信用结构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网络,而美国的财富和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它们(参见Aglietta 1979b:813f;Aglietta 1982:310-2)
不用说,西欧国家比美国更加无力承受一次严重的美元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由于它们国内经济的外向性较大、规模较小,由于美元被用做国际交换和支付手段,因此它们比美国更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伤害(Cohen 1977:182;Aglietta 1979b:833)。为了限制这种脆弱性,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于1972年4月同意限制它们货币之间的波动幅度,从而创立了所谓的“蛇形浮动汇率制”。在其后的六年中,美元不断贬值。欧共体成员国确信,有必要通过欧洲理事会1978年12月的决议来加强上述安排。该决议创建了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单位,两者在次年3月开始运行。欧洲货币单位主要是一种记账单位而不是真正的货币;但是,如果美元信任危机进一步恶化,它有能力替代美元,成为一种有活力的世界货币(参见Parboni 1981:第四、五章)。
美元面临被停止作为世界货币的危险(不是因为美国国内和全球信用体系灾难性的崩溃,就是因为像欧洲货币单位那种可以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的崛起),这事本身就足以使美国政府有理由比20世纪70年代,实际上甚至比自从罗斯福(F.D.Roosevelt)狠批“所谓的国际银行家的老迷信”以来,更加尊重可靠货币的准则。然而,还有其他迫切的理由去寻求同美国领导的、控制着欧洲货币市场的国际银行家集团实现和解。
理由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跨国化。海默和罗桑曾经预言,20世纪70年代将是一个美国和非美国的公司资本加紧跨国化的时期;他们接着指出,这一趋势对上述过程迄今一直扎根其中的民族国家体系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多国公司使得许多传统的政策手段失去作用,例如征税、限制信贷和规划投资等能力,因为它们拥有国际灵活性……政治单位的国家计划和公司的国际计划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随着直接投资的增加,公司的国际计划将占主要比例……多国公司到处扎根、到处建立关系的倾向赋予经济新的世界性质,管理这种经济的政策也将不得不从那个基础上开始。(Hymer and Rowthorn 1970:88-91;黑体字是本作者的)
1968年以来欧洲货币市场的爆炸性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种世界结构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公司资本可以灵活地进入或移出一些政治辖区,以利用、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其全球经营范围。上述发展既是这种灵活性的一种表现,又是这种灵活性的一个因素;但它也是国民经济政策不足以应付不断跨国化的企业体系的一种表现和一个因素。在这方面,美国货币政策的不足是最为重要的。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对国际化的美国资本的控制。这种企图说得好听一点是无效的,说得难听一点是起反作用的;同时,美国企业在跨国化资本的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这给了美国政府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可以把“自我调节的”欧洲货币市场变为它在国内和全球追求权力的一件“看不见的”但却威力巨大的武器。如果能找到与美国资本的跨国力量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矛盾的方式方法的话,美国政府也就别无所求了。
问题当然是,要找到这些方式方法还不只是改变一下货币政策。自罗斯福与杜鲁门以来,美国忽视可靠货币的原则是有社会目的的。先是为了在国内,后是为了在国际上推行新政。与私人巨额融资携手合作,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在货币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的差不多全部主张。
与传统如此决裂,决不是容易迈出的一步。这一步之所以在1978年到1982年期间如此迅速、如此坚定地迈出去,原因不仅在于马上就要发生严重的美元信任危机,同私人巨额融资的结盟有希望给美国的武器库增加一种谋求世界权力的新的、强有力的手段;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很可能是,美国政府通过其他手段追求权力所获得的回报正在迅速减少。
1979年10月6日,当保罗·沃尔克开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美元供应和抬高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时,他主要是在对美元信任危机作出反应:
问题的核心是,公司、银行、中央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在一年当中已经第二次……停止接受美元作为国际通货……沃尔克明白,美元的崩溃也许非常确实可能导致一场金融危机,不得不重新启用黄金作为货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美国一直在同这种可能性作顽强的斗争。(Moffitt 1983:196)
但是,五个月以后,当他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阻止美国和世界货币供应的增长时,他主要是对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出现的“阿拉伯游资大量兑成黄金”作出反应。“在伊朗和阿富汗之后,黄金价格再次上涨……1月12日,黄金价格达到了创纪录的875美元的高度……《商业周刊》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价格上涨的背景是阿拉伯人对阿富汗和伊朗局势的担心。”(Moffitt 1983:178)
前面已经提到,战后的美国世界货币秩序危机,从一开始就跟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美国世界霸权危机同步发展。固定汇率体制崩溃的时候,恰好也是驻越美军从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到1973年《巴黎和约》之后开始撤出美军期间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的时候。同时,为了打一场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的必败之战争而消耗越来越多的鲜血和金钱,加速了严重的冷战意识合法性危机。按照戈尔(T.R.Gurr 1989:第Ⅱ卷,109)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是不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还很难说。很可能不是。然而,自内战以来,美国政府还从未经历过比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逐步卷入越南战争的时期更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美国世界权力的军事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危机恰好表示美国的重新武装和冷战意识成功地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体系混乱变成了一个以美苏共管世界权力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共管中,美国政府明显占有优势,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到60年代中期,这方面已经取得可能取得的完全成功。但是,正因为取得了如此程度的成功,美国政府更加难以用吓唬的手段让美国人民为反共十字军掏钱,更不用说流血了;美国也更加难以让外国盟友相信,巩固和进一步扩大美国的世界权力最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世界权力的军事和合法性双重危机,表示美国的军事—工业机构未能处理好世界范围内非殖民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把几十个新独立的国家纳入冷战世界秩序的严密的权力结构之中,从一开始就被证明出了问题。1955年在万隆兴起的不结盟国家运动,除了重申已经写入由美国倡导的联合国宪章中的自决权以外没有做任何事情。然而,美国政府觉得万隆精神是对冷战世界秩序的威胁,甚至更糟,不过是“共产主义烟幕”(参见Schurmann 1974:296;McCormick 1989:118-9)。
随着苏联权力得以解体,反共热情渐渐冷却,在处理形成一个第三世界的问题上所遇到的这种困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主要原因是,第三世界国家享有充分主权,对美国的世界权力构成了一种潜伏的,而且越来越强大的挑战,一种在潜在意义上比苏联权力还要严重得多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在经济上,按照美国模式重建西欧和日本——那就是说,主要是把罗斯托夫(Rostow 1960)的“大众高消费”或者阿列塔(Aglietta 1979a)的“福特式消费模式”推广到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去——加上美苏持久的军备竞赛,对世界最初投入的供应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种结合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它是满足第一世界经济现在和未来所需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宝库。美国和西欧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活动的扩张和巩固,在第三世界的最初投入和第一世界的购买力之间建立起了卓有成效的组织联系。但是,它也创造了另一种强大的既得利益——这些公司自己的利益——要在利用第三世界资源方面维护现在和将来的最大灵活性,以便为第一世界国家的利益服务。
第三世界国家行使充分的主权,势必会减少并最终完全消除这种灵活性。如果这些国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随意使用它们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包括储备或者动用这些资源来寻求国内、地区或者世界的权力,就像主权国家总是随意那么做的那样——那么,由美国积累体制的扩张所产生的对供应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以第一世界国家内部和之间的“过度”竞争的形式剧减。
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情况。越南战争表明,有史以来最为昂贵、技术上最为先进、最具有毁灭性的军事机器也无力征服地球上最贫穷的民族之一的意志。之后,美国政府一时之间失去了作为自由世界警察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可信度。结果,出现了权力真空。当地的力量公开或暗中与苏联及其盟国联合,并立即以各种方式来加以利用,摆脱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完成民族解放的过程(如在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和在津巴布韦那样);相互开战以图重新组织周边地区的政治空间(如在东非、南亚和印度支那那样);把美国的附属国赶下权力宝座(如在尼加拉瓜和伊朗那样)。这股不断高涨的汹涌潮流,既不是苏联统治集团制造的,也不受它的控制,但它作为冷战秩序中特定的对手,却从中赢得了声望和权力。它忘了基本的权力格局,乘着这股潮流,出兵阿富汗去做更强大的美国军队在越南未能做到的事情。
世界体系的权力关系发生这种有利于第三和第二世界——“南方”和“东方”——的突然逆转,本身就对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但是,同时却发生了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同样突然的升级,使资本的实际赢利降到了“不合理的”水平。由于这跟上述逆转关系很大,因而上述逆转更加令人沮丧。这种关系不是偶然的。原油价格在1973年“冲击”前已经开始上涨。但是,正是美国政府实际上承认在越南失败,以及紧接着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赎罪日战争中破灭,才激发石油输出国组织有效保护它的成员国使其不受美元贬值的影响,并且向第一世界征收巨额石油租金。
第一世界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本来已经十分激烈。油价暴涨,加上先前的工资暴涨,迫使它们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以便获得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和能源供应,以及正以原油和其他原料的更高实际价格的形式涓涓流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购买力。随着石油美元以实际上是无限制的贷款形式不加调节地流回某些第三(和第二)世界国家,这一涓涓细流很快变成了滔滔洪水。有几年时间,资本似乎已经丰富到差不多成了一种免费物品。对世界购买力的控制权——这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起点和终点——正从第一世界国家的手中滑走,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第三和第二世界国家对权力的追求。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操纵地区均势来对付这种局面,这种尝试也许在某些方面有些作用,但在最需要成功的地方——中东——却以惨败告终。为了把伊朗建成美国权力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杠杆,美国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声望;然而,在国王的友好政权被阿亚图拉的不友好政权取代以后,这些投资就化为烟云了。美国世界权力所蒙受的这次新的挫折——随后又并非偶然地引起了美元信任危机、第二次石油冲击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终于使美国政府相信:放弃与私人巨额融资对抗的新政传统,转而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寻求后者的帮助,以便在全球权力斗争中重获优势,这样的时候已经到来。
转而形成的“联盟”所产生的赢利超过了最乐观的期望。购买力重新在美国集中,它几乎马上达到了美国军事力量单独行动所达不到的目标。美国的限制性货币政策、实际上的高利率和放弃调节,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很快使它们屈服了。
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大幅度削减了对第三世界供应的需求。结果,在1980年到1988年期间,南方商品出口的实际价格下降了大约40%,油价下降了大约50%(United Nations 1990)。而且,由于“欧洲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从1977年的不足11%猛增到1981年初的20%多,债务的利息支出直线上升。例如,拉丁美洲的债务利息支出从1977年的不到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上升到1982年的几乎三分之二。结果是一片事实上的破产景象,从而彻底逆转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好运气(Frieden 1987:142-3)。
在叙述对一位墨西哥筹款经理的访问时,弗里登(Frieden 1987:143)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这一逆转的情况。“我1982年9月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绝望地领着我看了他那空荡荡的接待室。‘六个月之前,’他说道,‘这儿坐着如此之多的银行家,这个房间你都走不过去。现在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回了。’”
命运之轮魔术般地转动了。从那时起,再也不是第一世界的银行家们乞求第三世界国家借他们的过剩资本了;而是第三世界国家乞求第一世界的政府和银行家们给予它们必需的信贷,以便在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不断缩小的世界市场上生存下去。对南方更加不利而对于西方更加有利的是,第二世界国家很快跟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残酷无情地争夺流动资本。
这些国家有的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过剩,已经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承担世界上最沉重的金融义务而接上全球的资本线路(Zloch Christy 1987)。当资本再次变得短缺时,整个苏联集团突然感到竞争之寒风刮起来了。由于陷入了自己的越南泥潭,又遇到了与美国军备竞赛的新的升级的挑战,已经衰退的苏维埃国家结构开始崩溃。
就这样,第三和第二世界的聚会宣告结束.西方资产阶级开始享受一个“美好时期”。这个时期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80年前欧洲资产阶级的“美好时期”。这两个“美好时期”最突出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受益者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开始享受到的突然的和空前的繁荣,并不是建立在解决了发生在这些美好时期之前的积累危机的基础之上的。相反,新出现的繁荣是建立在将危机从一套关系转移到另一套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危机将会以更加棘手的形式再度出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