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二)
从16世纪末英国着手国家的重建和重组工作,到后来它登上欧洲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这主要因为,格雷沙姆和伊丽莎白创建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同盟还缺少一个关键成分——在世界上的商业霸主地位。在整个17世纪,这仍然是荷兰资本主义的特权。而只要这种情况存在,无论工业怎样扩张,货币怎么稳定,英国仍然无法成为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主人,只能是它的仆从。正如同一时期威尼斯的工业扩张是跟旧时的威尼斯城市国家从属于正在衰落的热那亚积累体系密切相关一样,英国的工业扩张也是跟新生的英格兰民族国家从属于正在崛起的荷兰体制密切相关的。
17世纪初爆发的英荷贸易纠纷的结果,最清楚地说明了英国从根本上从属于正在崛起的荷兰体制。当时,英国政府禁止出口未经染色的布匹。这项禁令旨在强迫英国生产商在国内完成生产过程,以便提高英国纺织生产的附加值程度,使英国贸易摆脱荷兰商业中间人对它的扩张施加的限制。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 1989:117)解释说,“荷兰在染色和‘上浆’方面的优势……不仅仅是抽取英国自己产品的一大部分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最最得益的是那些从事精加工和销售的人),而且也是从整体上破坏英国跟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贸易的一种手段。”
用萨普尔(Barry Supple 1959:34)的话来说,英国的禁运是一场“极大的赌博”,而且是一场输得很惨的赌博(Wallerstein 1980:43)。这是因为,过不多久,荷兰实施报复,禁止一切染过色、上过浆的外国布匹进入联省共和国。这对英国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英国对荷兰各省和很大部分德意志偏远地区的布匹出口完全垮台,它只能在波罗的海地区增加精纺布的销售量来抵消部分损失。这必然造成国内瘫痪性的经济衰退,人们普遍灰心丧气。到1616年,随着衰退加剧,詹姆斯一世的大臣们准备屈服。(Israel 1989:119)
一年以后,他们果真屈服了,但没有说服荷兰议会撤销他们对英国精纺布的禁令。因此,那种想要提高纺织生产的附加值程度和绕过荷兰转口贸易中心的企业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英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不景气的时期,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紧张局势。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种动荡和紧张局势的根源不在国内。但是,这种局势在那个世纪中叶灾难性的、虽然有助解放人们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商业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世界经济中继续重于工业资本主义。
荷兰资本之所以能侵吞英国工艺的利润,不是因为它本身在工业生产方面享有优势,而是因为它是世界贸易的集散中心。荷兰在染色和“上浆”方面的优势在上述纠纷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它主要反映了阿姆斯特丹作为世界商业转口贸易中心的作用:
对于有利可图的贸易来说,对于有利可图的贸易所依赖的精加工工业来说,将世界商品堆放在一个中心仓库里……这是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如果染料、化学品、配料和稀有原料堆放在荷兰人的仓库里,那么荷兰人在染色、漂白、磨光和精加工方面的优势几乎是不可挑战的,因为这些过程全都依靠上述材料。因此,荷兰的贵重商品贸易跟荷兰的工业有着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这个部门不断加强那个部门。(Israel 1989:410)
在这种互相加强的关系中,荷兰的商业霸主地位是个决定因素。英国制造商具备足够的生产精纺布的技术能力,可以将很有竞争力的布匹直接销往波罗的海地区。做到这点比较容易。但是,一旦下了赌注,他们的精纺布被排除在荷兰转口贸易中心之外,那么他们在制造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就毫无用处。反过来说,只要阿姆斯特丹仍是世界贸易的转口中心——即这么一个地方,波罗的海、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物资在这里汇集并变成互相需要的物资——在无论哪个对荷兰商业霸主的扩大再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工业活动里,荷兰商人和制造商就比较容易掌握技术,在经济上富有竞争力。但是,只要阿姆斯特丹作为世界商业的中心仓库的作用开始受到正在崛起的敌对的转口中心的成功挑战——就像18世纪初期的情况那样——荷兰的工业尽管占有优势,但会迅速消失,实际上也是如此。
英国是主要的挑战者,在把贸易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出来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胜利的种子是在伊丽莎白时代播下的。但是,它的果实只有在国内具备适当的体系条件之后才能收获。
在国内,伊丽莎白留下的主要问题是:英伦三岛合并成了一个非常脆弱的领土组织。在一个国际冲突迅速升级的时代,这极大地影响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君主政府以必要的决心来谋求英国商业阶级利益的能力。国王和议会在征税和资源利用问题上争吵不休,最后在苏格兰对英格兰军事入侵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叛乱的影响下达到顶点:
为了镇压爱尔兰人的起义,现在不得不招募英国军队。争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的斗争,驱使国王和议会走上了内战的道路。贵族阶级的排他主义和它外围的部落社会的垂死挣扎,使在历史上是支持英国专制主义的权力陷入危机之中。然而,把它拦腰击倒在地上的,是商业化的绅士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更普通的工匠阶级和自由民这些反对专制主义的力量。(Anderson 1974:142)
安德森(Anderson 1974:140)指出,难以预测的英国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损害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但是,这种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不仅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越来越动荡不安的国内环境里,历任王室政府在主观上具有局限性,也因为在世界经济从一种统治和积累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过渡时期,它们在确定什么是民族利益的过程中在客观上存在困难。英国的主要敌人是否仍然是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帝国?还是荷兰和法国——英国在即将到来的为侵吞那个伊比利亚帝国的战利品的斗争中的两个对手?是跟竞争对手一起摧毁伊比利亚的势力最符合英国的民族利益?还是让它们去承担全部损失,自己在这场斗争中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来占到某种便宜?这些问题在英国内战之前的20年时间里几乎无法解决。
到英国内战完成伊丽莎白一世没有完成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大业的时候,伊比利亚的势力已经得到遏制,威斯特伐利亚制度已经建立,确定英国民族利益的一切客观困难已经不复存在。17世纪40年代的革命浪潮把商业阶级推到显赫地位,但是他们没有忘记17世纪初跟荷兰贸易纠纷的痛苦经历。一旦国内条件允许,这些阶级很快着手向荷兰的商业霸主地位提出挑战:
1651年,威尼斯(驻伦敦)大使报告说,“商人和贸易正取得重大进展,因为统治政府和贸易的是同一批人。”这些统治者先是建议同荷兰人结盟,但提出的条件会给英国商人同荷兰帝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并把转口贸易中心从阿姆斯特丹移到伦敦。当荷兰政府……拒绝的时候,就宣战了……荷兰战争(1652—1674)打破了荷兰人控制烟草、糖、毛皮、奴隶和鳕鱼贸易的局面,为英国在印度建立领土势力奠定了基础。英国同中国的贸易也可以追溯到这些年月……1655年占领了牙买加,为奴隶贸易提供了基地。英国商人将靠这种贸易发财。(Hill 1967:123-4)
在建立英国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军事手段跟外交手段、合同手段同时使用,相辅相成。保护葡萄牙人不受荷兰人的侵犯,支持他们从西班牙手里赢得独立,为英葡联盟铺平了道路。届时,葡萄牙及其帝国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因此,查理二世同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联姻——这显然是他复位的一个条件——为英国的属地和姻亲关系作了重要补充。“凯瑟琳带来了孟买、与葡属西非的直接贸易(奴隶)和与巴西的直接贸易(部分用来再出口的糖,以及黄金)。她还带来了丹吉尔,这是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第一个基地。”(Hill 1967:129)
这样,那个“前哨帝国”的基础已经打好。在下两个世纪里,它将从这里开始“向大陆内地扩张”(Knowles 1928:9-15);美洲、印度、澳大利亚和非洲等大陆将被纳入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然而,在短期之内,英国最重要的收获是从荷兰人手里接管了所谓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这种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很快可以同黎凡特贸易对威尼斯的重要性、波罗的海贸易对荷兰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成为它的“母亲贸易”。
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 1964)在他的经典著作中谈到,这种循环贸易——(1) 英国制造品换成非洲奴隶;(2) 非洲奴隶换成美洲热带产品;(3) 美洲热带产品换成英国制造品——在一个关键时刻增加了英国“工业革命”所必需的实际需求和资本来源。虽然大西洋三角贸易确实为英国制造商提供了一条最受保护和最快扩展的途径(Davis 1954:1962),但它促使欧洲的转口贸易从阿姆斯特丹向英国港口城市转移,这是它对英国贸易、积累和权力体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跟过去一样,控制了世界商业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也就有了转口贸易及其一切有利条件,包括工业竞争力。16世纪末,荷兰控制了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和海军物资供应,使得转口贸易移到荷兰;同样,18世纪初,英国控制了大西洋地区的烟草、糖、棉花和黄金供应,尤其是生产大部分这些物资的奴隶,使得贸易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英国的转口贸易中心。
然而,荷兰在16世纪末建立商业霸主地位,英国在18世纪初建立商业霸主地位,两者有一个根本区别。荷兰的商业霸主地位是以严格遵守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如MTM'公式表示的那样)为基础的,而英国的商业霸主地位是以地主阶级的权力逻辑(TMT')跟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的和谐结合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区别,说明了为什么在历史上英国的政府和商业机构能够把体系资本积累过程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这是它们的荷兰前辈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从一开始,荷兰商业帝国的建立和扩大,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来实现的:它从波罗的海贸易中获取利润,通过海盗和私掠活动反让西班牙帝国陷入财政困境并从中渔利,然后很节约地把这些利润用来夺取精心挑选的领土。将其征服并入荷兰国和它的特许公司的统治范围的领土,限于那些对荷兰有利可图的商业扩张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地方。通过这种强权战略,从范围广阔的伊比利亚领土帝国中,荷兰人首先在尼德兰分割出一小块很安全的地盘作为自己的家园——“一个设防的小岛”,布罗代尔(1984:202)是这样称呼联省共和国的——然后建立一个由分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许多商业前哨阵地组成的极其有利可图的帝国。
这种战略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灵活性。它使联省共和国的统治集团摆脱了跟攫取、管理和保护大片领土和人口有关的责任、麻烦和义务,确保它们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并能把资金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或地方派任何用场,只要这种用场是有利可图的,或者是很有意义的。这种行动自由和对流动资本的高度支配权还有不利的一面,那当然就是对那些具有领土和人口资源优势的外国工商企业家和劳动阶级的依赖性。
布罗代尔(Braudel 1984:235)在对荷兰商业公司在新世界的失败和在印度洋的成功进行比较和发表评论的过程中,报道了一个法国人别有用心的断言。据这个法国人说,联省共和国的领导人已经“注意到,西班牙人在迄今陌生的国家里建立自己的商业和政府时,不得不投入极多人力和大量费用;因此,他们决心尽可能地跟这种事业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布罗代尔补充道,他们非常愿意“寻找那些可以利用而不是可以定居和发展的国家”。这种断言所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这是因为在1621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章程里专门提到了对合适地区殖民化的设想。在荷兰统治集团中的地主阶级而不是资本主义成分的控制之下——即在奥兰治主义者、加尔文主义者、泽兰人、南尼德兰移民“党”的,而不是在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精英的控制之下(Wallerstein1980:51)——西印度公司很快参与征服整个或部分巴西的努力。然而,连西印度公司对征服巴西的事业也没有多大耐心。当费用不断增加,超过商业利润的时候,该公司放弃了在美洲的征服和殖民工作,转而赞成在更大程度上专门从事商业的中介业务(Boxer 1965:49)。
面对破产的危险,西印度公司于1674年改组成一个奴隶贸易企业,同时搞一些有利可图的副业,如跟西属美洲进行走私贸易,在苏里南生产糖。这种结合使荷兰人重新扮演中间商这种更加合乎心意的角色。他们把生产成本尽量外部化,同时集中力量取得对远程贸易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绝对控制权。波罗的海贸易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粮食和海军物资,印度洋贸易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优质香料,而大西洋贸易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非洲奴隶。西印度公司开始改革以前葡萄牙人在采购、运输和销售非洲奴隶的做法,从而在大西洋三角贸易中起了先锋作用(Emmer 1981;Postma 1990)。
然而,上面已经提到,最后从这种臭名昭著的商业贸易中得到好处的是英国企业,不是荷兰企业。在大西洋,如在印度洋一样,荷兰人接替了伊比利亚人的位置。在印度洋,英国东印度公司花了一个多世纪才使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业绩相形见绌,花了更长的时间才使它停止活动。与那里的情况相反,荷兰人从来没有牢牢控制过大西洋贸易的主要物资。一旦国内体系条件许可,英国人就比较容易地接替了荷兰人的位置。
荷兰企业对于英国企业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这种不同表现,跟这两个商业扩张舞台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关系密切。布罗代尔(Braudel 1984:496)认为,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赢得东方市场,并“以自己的活力去设法使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是因为这些市场已经“形成一系列彼此协调的经济结构,并连成一个可以全面运转的世界经济”。布罗代尔的看法重复了韦伯(Max Weber 1961:215)的评论: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和盛行的古代文明地区——如在东印度群岛——从事商业扩张是一回事;在商品经济几乎没有开始发展、人口稀少的地方——如在美洲——从事商业扩张完全是另一回事。
荷兰资本家很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别,集中力量把印度洋而不是把大西洋作为舞台,因为他们在那里最有可能再次获得像在波罗的海贸易中获得的那种财富,从而加强和扩大阿姆斯特丹作为世界商业和金融的集散中心的作用。我们知道,这场赌博产生了可观的效果。为了夺取和加强对优质香料的控制权,荷兰着手重组印度洋贸易体系,起初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从而把16世纪几个转口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威尼斯、里斯本和塞维利亚——仍在争夺的那种贸易集中到了阿姆斯特丹。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成功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分享到了“值钱而又热门的股票”;这对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财富做出了最大贡献。因此,荷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建立在充满活力的亚洲市场的基础上的。不过,它也是以荷兰资本家阶级在这一方面的决心为基础的,他们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了那种活力,设法使亚洲市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西印度公司是一种不同的企业。它的建立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晚了将近20年,主要为了打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威信和收入,而不是为了给它的股东带来红利。起初,它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因此,当海恩俘获墨西哥白银船队的时候,西印度公司宣布了一份它的历史上少有的丰厚红利(Boxer 1965:49),同时给了西班牙帝国因战争活动已经十分紧张的财政来源一次沉重打击(Kennedy 1987:48)。但是,当海战变成旨在征服葡萄牙在巴西的大片领土的陆战时,该公司马上陷入困境。葡萄牙人已经从西班牙再次获得独立,他们重新征服了在巴西的领地,而殖民活动和陆战的开支不断增加,超过了商业利润,无可挽回地削弱了西印度公司的经济和金融地位。西印度公司在1674年改组以后,它的模式更接近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样子。但是,尽管这样改组,西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取得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么大的成功(Boxer 1957)。
荷兰人想通过西印度公司在大西洋上取得他们曾经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上取得的成功,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表明资本主义理性观点本身对荷兰商业扩张造成的局限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在立国和战争活动方面的资本主义理性观点,是指毫不动摇地把领土扩张放在赚钱之上。荷兰人通过严格遵守这条原则曾在波罗的海和印度洋的贸易中都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这也在空间和时间上对扩大那种财富施加了不可逾越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荷兰权力的绝对和相对狭窄的领土和人口基础。
在整个17世纪下叶,狭窄的领土和人口基础对荷兰商业扩张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控制着流动资本,可以把这个优势方便地、有效地转化为保护手段(比如防御工事和武器)以及获得和控制一小块大本营所需的劳力。只要欧洲存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存在过的,或比以后任何时候将会存在的都更加自由的军事劳力市场,享有“有偿付能力的雇主”美名的荷兰人便能获得实际上无限的劳力供应。因此,在1600年“荷兰”军队的132个连当中,只有17个连是由真正的荷兰人组成的;其余的是由英国人、法国人、苏格兰人、瓦龙人和德意志人组成的(Gush 1975:106)。
在国内工业和辅助行业中,劳力供应不仅是无限的,而且简直是可以随意享用的。西班牙军队在1585年攻占并洗劫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取代安特卫普成为世界商业中心,正在逐渐成为联省共和国的那些领地已经变成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些因素加起来促使大批商人和工匠从尼德兰南部迁往尼德兰北部。结果,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1585年的3万增加到1622年的10.5万;安特卫普的纺织工业几乎全部搬到莱顿(Taylor 1992:11-8;Boxer 1965:19;Israel 1989:28,36)。
由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充分满足了国内军事和工业对劳力的需求,荷兰劳力可以动员起来经营海外企业。在1598年到1605年期间,荷兰人平均每年派25艘船到西非,20艘船到巴西,10艘船到东印度群岛,150艘船到加勒比海地区。而在1605年到1609年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帝国已经通过建立殖民地、工厂和贸易港口打下基础(Parker 1977:249)。
1609年到1621年,荷兰同西班牙实现休战。在此期间,荷兰人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制海权。而当与西班牙的战事再起的时候,由于此前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荷兰人能够指望他们的瑞典、法国和德国盟友牵制西班牙的陆上军事力量,自己可以遵循“陆战带来饥饿,海战带来利润”的名言,继续集中兵力打海战(参见Dehio 1962:59)。
西印度公司在1628年俘获了墨西哥白银船队,给了已经十分紧张的热那亚—伊比利亚关系最后一击。结果,荷兰人成了欧洲巨额融资的唯一仲裁人。伊比利亚人对荷兰控制的贸易体系的依赖性(这是80年荷、西对峙中一个持久的虽然是断断续续的特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到1640年,在西班牙港口上岸的货物,有四分之三是由荷兰船只运送的;到1647年,或者1648年,或者可能在《芒斯特和约》之前,荷兰船只运送了大部分西班牙白银(Braudel 1984:170)。
荷兰的资本主义权力逻辑取得了对西班牙的地主阶级逻辑的彻底胜利。然而,就在这个胜利的时刻,那个获胜的逻辑开始露出它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当它的胜利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制度的时候,地主阶级统治国家的精力和资源马上从先前在欧洲的互相交战中解放出来,可以用来向荷兰人的商业和海上霸主地位挑战。正如荷兰人在前一个斗争时期曾经有效地调动他们控制的流动资本的优势来遏制伊比利亚人的领土霸主地位一样,英国人、法国人和伊比利亚人现在可以更加自由地调动他们控制的土地和劳力的优势来破坏荷兰人的商业霸主地位。
这种霸主地位在大西洋上非常脆弱,因为那里跟印度洋地区非常不同,仅靠控制贸易港口无法再次确立那种地位。在大西洋贸易中,控制生产地区至少跟控制贸易港口同等重要。为了建立和保持对生产地区的控制权,掌握剩余劳力比掌握剩余资本还要重要。这个时候,虽然联省共和国仍有大量未婚青年男劳力来源,包括德国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但大部分已被海军、商业船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吸收。只剩下很少的人可被荷兰人用来在大西洋生产地区建立殖民地,跟英国的契约奴仆制度和法国的雇佣制度进行有效竞争。荷兰也没有被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剧烈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在17世纪中叶,那种争吵导致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英国和法国居民主动或被迫迁移到大西洋彼岸(Emmer 1991:25)。
荷兰人因严格遵循资本主义权力逻辑而战胜了伊比利亚地主阶级统治。由于同样原因,他们无法在争夺大西洋商业霸主地位的斗争中进行有效竞争。巴西冒险事业的失败预示着更加糟糕的事情将要发生。其中最糟糕的是1651年和1660年的《航海条例》。英国议会通过这些条例牢牢控制了英国殖民地,给予英国船队跟这些殖民地做生意的垄断地位。在随后的英荷战争中,荷兰人重新确立他们的制海权,但是无法阻止英国人实施《航海条例》,因此也无法阻止他们建立一个自己的、跟荷兰人竞争的商业帝国。(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荷兰人称霸商业的日子远未结束。最高利率仍然在亚洲贸易中获得,阿姆斯特丹作为商业和金融贸易中心的中心地位只是刚刚开始受到削弱。但是,轮子已在转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的小宗香料贸易中获得的高利率,越来越被英国企业在多种大宗贸易中(不仅在大西洋贸易中,而且在东印度群岛的布匹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润所抵消(Arrighi,Barr and Hisaeda 1993)。
对荷兰人来说,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大西洋大宗贸易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扩张——无论是有利可图的,还是无利可图的,无论是英国的,法国的,还是伊比利亚的——对荷兰企业活力构成潜在威胁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在《乌德勒支条约》(1713)之后的几年里,荷兰能用于海军和航海的海员开始越少。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梅图恩条约》(1703)给了英国利用葡萄牙国内和殖民地市场以及迅速扩大的巴西黄金供应的特权。《乌德勒支条约》又给了它跟西属美洲的奴隶贸易的绝对控制权。英国向大西洋扩张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随着别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努力跟上英国,欧洲对海员的需要量开始超过供应量。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大国之间出现了将近30年的和平。在此期间,由战争造成的劳力短缺问题有所缓和,尤其是对荷兰人来说,因为他们只是稍稍参与大西洋贸易扩张和殖民化运动。但是,到了1740年前后,当欧洲国际斗争突然升级的时候,劳力短缺问题又变得十分严重,特别是对荷兰人来说,因为他们国内的和殖民地的人口基础非常狭小。斯塔沃里纳斯抱怨说:
从1740年起,多次海战、贸易和航海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在许多过去不大重视这些事情的国家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合格海员的大量的和不断的需要,有的用于战舰,有的用于商船,极大地减少了他们的供应来源;结果,在我们自己这个过去水手一直非常充足的国家里,任何船只如今都必须花费巨大力气和大量金钱才能获得适当数量的水手使它出航。(引自Boxer 1965:109)
连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受到这种海员严重短缺问题的影响。在17世纪,它在商业上的成功曾经吸引大批荷兰移民源源不断地前往东印度群岛(Braudel 1984:232)。但是,到了18世纪40年代,海员短缺问题已经在总体上暴露出来,对荷兰商业帝国的所有部门产生不利影响,也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我不敢说我们的实际情况,”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范因霍夫在1744年写道,“因为说出来难为情……什么都短缺,好的船只、人员、官员;因此,尼德兰力量的一根主要支柱已在摇晃。”(Boxer 1965:108)
我们依照布罗代尔的看法,当然把1740年作为时间上的基准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荷兰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物质扩张(MC)阶段转入金融扩张(CM')阶段。虽然荷兰剩余资本在这个时候才从投资荷兰大规模地逃向投资英国,这种转移在大约30年之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开始。这场战争清楚表明,英国的海上力量和法国的陆上力量正在崛起;如今的情况是,荷兰人本身在欧洲权力斗争中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英国力量和法国力量互相竞争,倒使荷兰人有了充足的回旋余地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行动自由。但是,荷兰的保护成本和荷兰的国债也因此大幅度增加。
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时候,荷兰共和国的国债差不多已经是1688年的五倍(Boxer 1965:118)。荷兰省尚未偿付的债务是17世纪40年代的六至八倍。由于这个时期的税收至多只是增加一倍,该省正迅速面临财政枯竭的局面。小小的荷兰国已经负担不起同时保卫陆疆和海疆所需的开支(Riley 1980:77;Brewer 1989:33)。
同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一步提高了英国人在争夺大西洋的商业霸主地位和为更大部分转口贸易控制权的斗争中的竞争力。荷兰资本根本无法阻止英国人充分利用这种竞争优势来牺牲荷兰人自己的利益。但是,它可以而且也确实马上通过投资英国国债和英国股票的办法,要求分享将来由英国商业和领土扩张产生的收益。
奥兰治的威廉登基成为英国国王之后,英国和联省共和国两个王朝于1689年建立关系,从而加强了荷兰资本把赌注从投资荷兰转向投资英国的势头。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英荷关系在很长时间里变得比以往更加密切,更加友好。更加重要的是,伊丽莎白时代开创的“可靠的货币”传统在一个通货膨胀肆虐的时代得到重新确认;民间债权人入股英格兰银行,负责管理国家债务。这与过去热那亚的情况大致相同,那里的民间债权人也是通过入股圣乔治商行管理国家债务的;由于英国新近获得了利用巴西黄金供应的特权,英镑的银本位实际上改成了金本位。
债权人几乎再也提不出别的要求了。因此,在18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荷兰剩余资本开始迫不及待地从拥挤不堪的荷兰“船”上跳下来,登上了英国“船”,希望“免费搭乘”,参与正在扩张中的大西洋贸易和殖民化活动。据认为,到1737年,荷兰人已经拥有多达1 000万英镑的英国国债,相当于全部国债的五分之一强,这个数目大得足以使英国政府感到担心:如果降低国债利率,荷兰人有可能抽逃自己的资本,从而对英国金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Boxer 1965:110;Wilson 1966:71)。然而,到那个时候,荷兰人的竞争地位正很快陷入绝境,即使是在最强有力的领域里,就如斯塔沃里纳斯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范因霍夫将会抱怨的那样。对荷兰剩余资本来说,投资英国股票和政府证券,更是成了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投资荷兰债券的赢利较低,而投资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债券却要承担大得多的风险。大约1740年以后,荷兰资本不但没有从英国转移出来,流入英国的数量反而突然大幅度增加。据说,在1758年,荷兰投资者拥有多达三分之一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股票。1762年,一位消息灵通的鹿特丹银行家估计说,荷兰人拥有四分之一的英国债务,这在当时达到1 200万英镑(Boxer 1965:110;Carter 1975)。
荷兰投资英国证券的高峰时刻,是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是英法争夺世界贸易霸主地位的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此威尔逊(Charles Wilson 1966:71)的看法还是有点道理的。他说,如果没有荷兰资本的贡献,英国最后战胜法国的难度本来还会大些。然而,总的来说,荷兰人只是协助完成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虽然这个进程既不是他们开始的,也不是他们能够阻挡的;他们或许也不大愿意这么做,因为英国的胜利标志着荷兰人丢失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高点。
我们始终认为,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直接起因,在于16世纪下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和商业组织。这就是由英国商人银行家和伊丽莎白的联盟重建的英国民族国家。在那个世纪上叶,在以安特卫普和其他大陆市场为基地来管理欧洲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国际“国家”群体中,英国商人银行家是个次要组成部分;而在那个世纪中叶,伊丽莎白继承了一个破产的政府,因为都铎王朝没有能使英国在欧洲政治生活中重新跻身于显赫地位。随着城市国家不再适合担任欧洲世界经济的主要资本积累中心,为便于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不断进行,当时出现了几种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结合形式。这种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在整个16世纪,这些结合中最重要和最强大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地主阶级统治国家之间那种松散的联盟。热那亚—伊比利亚集团和佛罗伦萨—法国集团就具有这方面的特点。然而,在那个世纪快要过去的时候,由于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敌对行为,加上在反对热那亚—伊比利亚联盟的金融和政治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加紧密、更加精干的民族集团,这种松散的联盟的势力日渐受到削弱。其中最重要的是荷兰集团和英国集团。虽然这两个集团都是由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联盟组成的,但荷兰国在组织上和方向上要比英国更加资本主义。当然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在组织上和方向上自始至终要比欧洲的其他地主阶级统治国家更加资本主义。
在17世纪侵吞正在解体的伊比利亚领土帝国的战利品的斗争中,荷兰国比较严格的资本主义结构和方向赋予荷兰资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优势。但是,一旦那些地主阶级统治国家本身在结构和方向上变得更加资本主义,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海外商业扩张方面,从而走上了荷兰的发展道路,就像它们从17世纪末期起所做的那样,那么荷兰国极其单薄的结构就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优势,变成难以克服的不利条件。在随后为争夺世界商业霸主地位的斗争中,竞争优势转到了那些国内正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一边。就是在这个时刻,由于英国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方面比任何别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走前一步,改变而又没有失去地主阶级统治的倾向,因此它处于领先位置。
凯恩和霍普金斯(Cain and Hopkins 1980:471)已经指出,1757年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取得军事胜利以后进行掠夺,“并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引发工业革命,但确实帮助英国从荷兰人手里买回了国债。”我们的分析完全证实了这种观点,但要补充一点新的看法。
普拉西战役不可能也没有引发“工业革命”。道理非常简单,那个名字所包含的内容,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头,它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已经开始。这一历史进程的三个关头,在英国都是工业迅速扩张的时期——至少按照每次扩张发生的时候的标准来看是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都是金融扩张时期。第一个关头是英国纺织工业的迅速扩张,它发生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佛罗伦萨带头的金融扩张时期;第二个关头是英国金属工业的迅速扩张,它发生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热那亚带头的金融扩张时期;第三个关头——即所谓的工业革命——是英国纺织工业和金属工业同时迅速扩张,它发生在18世纪荷兰带头的金融扩展时期。
内夫强调说,这第三个关头利用了在第二个关头积累起来的工业和商业技术;第二个关头跟第一个关头的关系很可能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的观点始终是,连结英国工业扩张这三个关头的主要历史纽带,不是本地的,而是体系的纽带。也就是说,英国工业扩张的每个关头,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的金融扩张、重建和改组工作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英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成员。几个金融扩张时期,都是对欧洲贸易和积累体系中的政府和商业体制增加竞争压力的关头。在这种压力之下,工农业生产在有些地方衰落,在有些地方发展,主要看这些地方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结构中是处于有利地位还是不利地位。在所有这三次金融扩张中,由于英国具有“天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因此特别适于进行这种或那种工业扩张。
英国统治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天赐礼物,以及随之而来的周期性的工业急速扩张现象。爱德华三世在第一金融扩张时期用武力摧毁了佛兰德斯的织布工业,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纺织生产的发展,力图提高英国在欧洲世界经济的附加值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伊丽莎白一世想要照此办理,但是采用放慢纺织工业发展速度和鼓励发展军火工业和奢侈品工业的办法。然而,要使英国工业主义从根本上摆脱先是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后是对荷兰资本主义的从属地位,无论是爱德华的发展政策,还是伊丽莎白有选择的限制政策都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英国最后之所以能摆脱这种从属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是因为它的工业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了新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因为英国人以前把精力和资源从工业主义转到了海外商业扩张方面。在164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工业停止扩张(内夫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世界经济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但是,这也反映了英国人集中精力和资源,想要完成将转口贸易的控制权从荷兰人手中转移到英国人手中的任务,以便使英国扩张财富和权力的一个主要障碍变成那种扩张的一件强大武器。只要阿姆斯特丹仍是世界贸易的集散中心,荷兰商业在高附加值工业方面的竞争力,很容易超过即使像威尼斯或英国这样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的生产商。但是,一旦英国——它已经是欧洲世界经济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成为世界贸易的集散中心,而且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那么英国商业的竞争力在比荷兰商业大得多的工业范围里就变得无可匹敌。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伊丽莎白一世把从西班牙手里劫掠来的财富投资于稳定英镑和建立合资特许公司,以促进海外商业和领土扩张,这是她所进行的最佳投资。在差不多一个世纪里,这样投入的资金在许多人看来好像是一种浪费,因为在18世纪与荷兰人的竞争中处于难以克服的劣势,但是伊丽莎白的(或者格雷沙姆的)远见卓识此刻得到了充分证实。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英国再次确认并巩固了伊丽莎白建立的可靠货币的传统,这样就确保了英国的剩余资本投资于英国国债,而且在国际权力斗争最决定性的时刻引入了荷兰资本。而当英国面临保护成本迅速增加的局面,很可能不堪负担预算和支付国内外投资者国际收支的利息的时候,伊丽莎白早先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4.2万英镑战利品的一笔效益,开始以从印度抢劫和勒索来的钱财的形式产生回报。这种回报是任何别的相当规模的投资——无论是在工业方面还是别的方面——都无法产生的。
这才是洗劫普拉西的真正的历史意义所在。随着伦敦替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的集散中心,英国工业开始源源不断地产生资金,多得远不能有利可图地再次吸收,因此在18世纪末的大扩张中既不需要也无处使用在普拉西战役中掠夺来的财富。但是,在英国巨额融资领域,还是非常需要和有处可用这笔财富以及源源不断的帝国贡金。这类贡金才刚刚开始交来。来自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帝国贡金,在欧洲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巩固了英国的信用等级,而且让英国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和从属地位,最后使格雷沙姆的梦想成为现实。英国国家和英国资本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它们组成团结一致的民族集团以后,每一方都从中获得了多么大的权力。这种民族集团的权力主要是建立在帝国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肯定,格雷沙姆对此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不高兴,更不用说伊丽莎白一世了。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贸易委员会主席赫斯基森认为,重新建立在战争时期中断的金本位,可以使英国成为19世纪的威尼斯。他是在用比喻的方法说及政府和商业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功。虽然威尼斯共和国刚刚从欧洲地图上被抹去,它将近1 000年的政治稳定(无论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以及政府和商业理智和谐结合的历史,依然在赫斯基森的同时代人的脑海里产生一种在立国和赚钱活动方面同时取得成功的形象。这种成功是没有哪个城市国家——尤其是混乱不堪的热那亚——或哪个民族国家——特别是铺张浪费的西班牙——可以与之相比的。假如提名热那亚或西班牙,甚至半民族国家荷兰作为下一世纪英国效仿的榜样,那确实就为贸易委员会提倡的政策做了个十分差劲的广告。
然而,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国家和英国资本已经形成这样的特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遵守威尼斯的有关原则的同时,流露出16世纪热那亚和西班牙那种声誉欠佳的有关原则的迹象。在一个多世纪里,英格兰银行重新具备了圣乔治商行的主要特色。但是,尤其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对法战争时期,热那亚—伊比利亚的有关原则才在英国政府和商业体制的战略和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一方面,英国倾向于“将与其税收极其不成比例的钱财用于战争,(以便)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部分船只和人员投入与法国及其盟国的斗争”(Dickson 1967:9)。这就意味着“那个国家已经把自己……以每年三倍于革命战争之前的国家收入的价钱,抵押给了它社会中一个新的阶级,即食利者,公债持有人”(Jenks 1938:17)。这种把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从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利益的做法,本身就使得英国很像是西班牙和热那亚的一个综合体,而不大像威尼斯。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战时的巨大赤字开支,以及这种开支的地理分配,伦敦城有了一个外国商业联系网,从而使它成了16世纪跨越地域的热那亚“国家”的继承者。
公债的增加,通过由伦敦颁发的合同和执照对货币和货物流通的控制,使英格兰银行感到资源非常紧张。由于银行无力应付这种局面,英国政府不得不“更加大胆地转向私人银行,以及那些开始以‘商人银行家’著称的商人”(Jenks 1938:18)。尤其是商人银行家,对管理和调节英国的战时开支起了绝对关键的作用:
几乎全部的战争开支都是由国外满足的。以黄金或物资为形式的贷款或税收,肯定供英国及其在战场上的盟国所用。只有商人通过他们的外国同行才能提供这种服务。他们可以动用运来支付在西班牙交货的印花棉布的墨西哥金元来支付在佛兰德斯的军饷。他们可以从约克郡调集布匹,从设菲尔德调集军刀和滑膛枪,从爱尔兰调集马匹,然后在的里雅斯特交货,供奥地利战役之用。由于他们可以按照合同使用政府的货币,他们提供的这种援助是极其宝贵的。他们跟银行家一起,集体对国家贷款投标;他们如果中标,就可以支配全部收入……外国汇款业务……国内汇款业务合二为一;随着商品按照合同或委托在市场上流动,两者也就不间断地进行下去,而在那个市场上,战争需要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而这一切都是由外汇流动、纸币流通,以及贷款的涨落编织而成的。(Jenks 1938:18-9)
在此过程中,有一种十分熟悉的现象。17世纪下叶,多亏热那亚商人银行家开办的交易会,菲利普二世能够无休止地进行战争。那些银行家会在詹克斯描绘的流动空间中产生回到老家的感觉。在这方面,在拿破仑战争中形成的英国商业结构,也更像16世纪热那亚的商业结构,而不大像威尼斯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商业结构。
当然,16世纪热那亚的和19世纪英国的流动空间有着重要的差异。英国的流动空间范围更大,更加复杂;此外,对于两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都提供服务的帝国权力体系来说,热那亚的空间是在“外部”,而英国的空间是在“内部”。热那亚的空间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是在外部——起初是在流动的“贝桑松”交易会,后来是在皮亚琴察交易会。相反,英国的流动空间是在伦敦,它正好也是大英帝国的中心。这种差异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热那亚体制是以两个自治组织——热那亚资本主义“国家”和西班牙地主阶级统治“国家”之间的政治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而英国体制是建立在伦敦城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交换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两者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即联合王国。
热那亚的和英国的世界性商业体系之间还存在职能上的差异。两者都是为战争服务而建立的。但是,热那亚体系在它的整个进程中始终为战争提供服务,而英国体系则始终为英国的百年和平提供服务。
布罗代尔好像觉得,假如西班牙实现了它的帝国野心,热那亚体系也许会起到同样作用。他提过许多修辞性问句,上述意思体现在其中的两句里:
即使查尔斯五世能够实现心愿(就像当时所有人道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难道已经在新欧洲的主要城市确立的资本主义……不会以什么办法防止受到伤害?通过操纵菲利普二世“皇帝”的财政,而不是菲利普二世国王的财政,热那亚难道不是一样会控制欧洲交易会的买卖?(Braudel 1984:56)
在一个永远没有出现过的在西班牙强权之下的太平世界,什么样的历史条件的结合会促进和维持热那亚商业体系的自我扩张?这个问题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在19世纪,类似的英国体系的职能从为战争提供服务转向为和平提供服务,通过对它的活动进行重大改组而发生了。我们还知道,在这种改组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世界车间的作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查普曼(Stanley Chapman 1984)说,罗思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上升为伦敦城的头号商业组织,并不是因为它在伦敦城里操纵了国家财政,而是因为它在英国最富活力的工业区操纵了海外的原料采购(最令人注目的是原棉)和海外的产品销售活动。
英国在19世纪行使的“车间”和“集散中心”的职能远非是互相矛盾的。恰恰相反,两者在建立世界市场的同一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这个过程一直是我们时代的源泉和母体,并将成为第四章开头部分的主题。然而,在我们接着往下论述之前,让我们先停下来揭示一个逻辑。这个逻辑似乎构成了体系积累周期循环往复的和一个周期向另一周期过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