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霸权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荷兰人从未治理过他们所创建的体系。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起来之后,联省共和国立即开始丧失它刚获得的世界大国地位。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荷兰人继续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朝着受海军力量支持的海外商业扩张,以及建立特许股份公司的方向——领导新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家。但是,这种领导是我们所谓的违背领导者意愿的领导的典型例子,因为它逐渐削弱而不是增强荷兰的实力。因此,荷兰的世界霸权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它一经出现就开始消失。
就世界权力而言,新的统治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联省共和国的前盟友法国和英格兰。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从1652年英荷战争爆发(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事隔四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国际体系中的头等大事是这两个大国间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斗争。
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分为三个局部重叠的发展阶段;就某些方面而言,它们是“漫长的”16世纪冲突的各个阶段的再现。第一阶段的特点同样也是地主阶级统治者企图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入他们的统辖范围。正如法国和西班牙在15世纪后期试图征服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一样,17世纪后期的英国,尤其是法国,也试图把联省共和国的贸易和权力网并入它们自己的管辖范围。
科尔伯特在向路易十四建议时强调,“如果国王能够使联省共和国全部隶属于自己的权威之下,其商业将成为陛下臣民之商业,因而也将别无所求了。”(引自Anderson 1974:36-7)该建议的问题在于这个“如果”从句。即使17世纪法国的战略能力(英格兰也是如此)大大超出了其15世纪同行的能力,联省共和国的战略能力超出15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的幅度甚至更大。尽管有过短暂的共同努力,法国和英国还是没能征服荷兰人。结果,这两个未来征服者之间的竞争,再次成了征服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随着这些尝试的失败,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两个竞争对手的努力,开始越来越集中在吞并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而不是那个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正如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争夺对东方的贸易控制权一样,法国和英国也为大西洋的控制权展开了斗争。然而,这两种斗争之间的差异,同它们的类似之处同样重要。
英国和法国都是全球权力斗争中的新手。这反而占了优势。最为重要的是,到英国和法国进入欧洲以外的领土扩张事务的时候,莫里斯的“科学管理法”在欧洲军队的传播,已开始将其对于欧洲以外地区统治者的军队的相对优势,转变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已经开始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再往东一些,当欧洲的军事教官开始通过征募当地的人力组建小规模军队,以保护法国、荷兰,以及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站时,训练士兵的新方法变得重要。到18世纪时,这些部队,无论规模怎么微不足道,与当地统治者习惯投放于疆场的那种臃肿的军队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McNeill 1984:135)
毫无疑问,直到19世纪,这种优势才达到足够的压倒程度,以实现在印度次大陆的重要的领土征服,以及使中华帝国屈从于西方的控制。但是,在18世纪,这种优势已经足以让那两个新手,特别是英国,去征服处于崩溃中的莫卧儿帝国的一些最富饶的贡品来源地,最引人注目的是孟加拉地区。因此,不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那样,仅仅建立一个亚洲海上帝国。然而,它们西方和非西方的军事能力之间正在出现的鸿沟,对这些新手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尤其是荷兰人,从建于世界商业十字路口处的阵地上赶走帮助甚微。为了赶上并超过老手,新手必须大幅度地调整世界商业的政治地理。这正是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组成的新的综合体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新的综合体是18世纪法国和英国重商主义的产物。
这一综合体具有三个主要且又相互关联的成分:移民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奴隶制、经济民族主义。这三个成分对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必不可少,但是,移民殖民主义可能是这个结合体中的主要元素。特别是英国统治者在抵消对手在海外扩张方面的优势过程中,非常依赖其臣民的私人进取心:
虽然他们不能在金融敏锐性,以及商人船队的规模和效率方面与荷兰人相匹敌,英国人相信应建立定居殖民地,而不仅仅是在通往西印度群岛途中建立停靠港口。除了特许股份公司外,英国人还发明了用以殖民的权宜之计,例如类似葡萄牙人在巴西的船长领地的业主殖民地,以及名义上直属国王控制的皇家殖民地。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在自然资源和一致性上有所欠缺,但这种欠缺在殖民者自身的数目和勤劳方面得到了弥补。(Nadel and Curtis 1964:9-10)
资本主义奴隶制,既是移民殖民主义成功的条件,也是移民殖民主义成功的结果。因为殖民者在数量和勤劳方面的扩展不断地受制于也不断地再次产生劳动力短缺问题,而劳动力问题单靠或甚至主要依靠自然产生于移民人口群体内部的,或强行取自土著人口的供应,是不能解决的。这种长期的劳动力短缺,提高了从事奴隶劳工的捕获(主要在非洲)、运输,以及生产性使用(主要在美洲)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赢利性。正如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 1983:13)所指出的,“新世界的奴隶制在看不到其他任何解决方案的时候,解决了殖民地的劳动力问题。”殖民地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成了扩大基础设施和市场的主要因素,这对维持移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必要。
法国和英国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大刀阔斧地调整全球政治经济,若要取得成功,移民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是两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第三个关键成分是经济民族主义,它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殖民地内部,以及国际商业中货币盈余的无穷积累——重商主义常常等同于这种积累。第二是国民经济,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国内经济的开发。正如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所强调的,“从最核心的方面来说,‘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立国活动而已——不是狭义上的立国,而是立国和国民经济开发同时并进。”(引自Wilson 1958:6)
通过将保护成本转为税收,国民经济开发使得以战养战的做法,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完善。这种做法早在三个世纪之前,已被意大利城市国家率先用过。法国和联合王国的统治者一边给国家官僚机构下达指令,一边给私人企业实施奖励,把尽可能多的活动纳入他们的统辖范围之内。这种活动——其数目正在日益增加——直接或间接地以战争和立国投入的名义出现。这样一来,他们设法将保护成本的一大份额转变成了税收,其份额之大远远超出了意大利城市国家,而且也超出了联省共和国实际或可能之所为。通过将这些增加的税收在其国内经济中花掉,他们创造了新的动机和机遇,在这些活动之间建立全新的联系,从而使得以战养战的做法越来越可行。
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战争在“支付自身的费用”,而是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动员起来间接地,而且常常是无意识地支持统治者的战争和立国努力。战争和立国活动正在成为日益迂回的事务,牵涉到在数量、范围以及种类方面都在不断增加或扩大的看似互不相干的活动。重商主义统治者动员其平民力量来从事和完成这些活动的能力并非没有限度。相反,它严格地受制于他们拨用世界商业、移民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收益,并将这些收益变成足够的奖金来奖赏其宗主国臣民之企业家精神和生产积极性的能力(参见Tilly 1990:82-3)。
在摆脱这些限制的过程中,英国统治者对于其所有竞争对手,包括法国在内,具有一种决定性的相对优势。这是一种地缘政治学上的优势,类似于威尼斯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所享有的相对优势:
无论在海外贸易还是在海军实力方面,不列颠都获得了霸权地位。同威尼斯一样,它受益于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它的岛国位置以及落入它手中的新的角色,即两个世界之间调停者的角色。与大陆强国不同,不列颠能够将它的实力专心用于海上;与其荷兰竞争对手不同,它用不着为一条陆地疆界配备兵力。(Dehio 1962:71)
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得知,英格兰/不列颠经过长达两个世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变成”了一座强大的岛屿,在此过程中,英国“学会”了如何将大陆权力斗争中,和法国、西班牙相比的根本性地缘政治缺陷,转变为争夺世界商业霸权斗争中的决定性竞争优势。然而,到了17世纪中期,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完成。从那时起,在其欧洲竞争对手将力量和资源锁在国内用于窝里斗的时候,英国却在为海外扩张输送力量和资源,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和累积的因果关系过程。英国在海外扩张方面的成功,使欧洲大陆国家感到压力越来越重,要追赶英国不断增长的世界权力。但是,这些成功也为英国提供了处理欧洲大陆均势的必要手段,以便使其对手们忙于内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良性/恶性循环将英国置于这样的地位:它可以淘汰海外扩张中的所有竞争对手,同时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均势的主宰者。
当英国赢得七年战争(1756—1763)的时候,它和法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斗争也就告一段落了。但它并未因此而成为世界霸主。相反,随着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结束,冲突立即进入了第三阶段,其特点是体系混乱日益加剧。同17世纪初联省共和国一样,英国通过在体系混乱中创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获得了霸主地位。
同17世纪初一样,体系的混乱是社会冲突卷入统治者权力斗争的结果。然而,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初跟17世纪初相比,叛民所显示的自治程度和有效程度要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一轮新的波及全体系的反叛浪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争夺大西洋的斗争。然而叛乱一旦爆发,它便为在全新的基础上恢复英法对峙创造了条件,而且在这新一轮的对峙结束之后叛乱还继续肆虐了30年左右。以1776—1848年为一个完整的时期,这第二轮的反叛浪潮导致了统治者— 臣民关系在整个美洲以及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彻底变化,还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霸权(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建立。这种新的霸权彻底地重组了国际体系以适应那种变化。
这一轮反叛浪潮的更深层次的根源之所以可以追溯到先前争夺大西洋的斗争,是因为叛乱代理人正是那场斗争产生并将其铸成新社区的社会力量:殖民地移民、种植园奴隶以及宗主国的中产阶级。随着1776年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叛乱开始出现于殖民地,并最先打击联合王国。法国统治者旋即抓住机遇发起了一场复仇运动。然而,这很快产生了1789年大革命这一事与愿违的结果。这场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在拿破仑统治下被输入法国加倍的复仇努力。这又反而导致移民、奴隶以及中产阶级的普遍的叛乱(Hobsbawm 1962;Wallerstein 1988;Blackburn 1988;Schama 1989)。
在这些国际和国内的斗争过程中,违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原则、规范及规则的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拿破仑法国,它不仅从底层煽动起义,还从上层以帝国身份强行发号施令,侵犯了欧洲统治者的绝对治理权。与此同时,它还通过没收、封锁以及涉及大部分欧洲大陆的指令性经济等手段,来侵犯非战斗人员的财产权和商业自由。
联合王国首先获得霸主地位,靠的是在反对侵犯其绝对治理权和争取恢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斗争中领导了一个主要由王朝力量组成的广泛联盟。随着1815年《维也纳协定》的签署以及随后1818年“亚琛会议”的召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得以成功地恢复。至此,英国霸权构成了荷兰霸权的翻版。正如荷兰人在反对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帝国抱负的斗争中成功地领导了行将诞生的国际体系一样,英国人也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帝国抱负的斗争中成功地领导了行将灭亡的国际体系(参见Dehio 1962)。
然而,与联省共和国不同的是,联合王国继续统管着这一国际体系,而且在此过程中,它对该体系进行了重大重组,以便适应源于持续的革命动荡中的新的权力实体。新出现的体系就是加拉格尔和罗宾逊(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1953)所称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这种世界统治体系既扩大又取代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在三个不同而又相关的分析层面上引人注目。(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一群新的国家加入到由王朝国家和寡头政治国家组成的集团中,该集团曾构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始核心。这些新加入的国家主要包括受国内财产持有者团体控制的国家,它们已经成功地从新、老帝国那里获得了独立。因此,国际关系开始不受君主的个人利益、雄心以及情感控制,而受到这些国内团体的集体利益、雄心以及情感的制约(Carr 1945:8)。
伴随国家主义的这种“民主化”而来的是世界权力空前地集中于一个国家即联合王国的手中。在那个源于1776—1848年间的革命巨变并已经扩大的国际体系中,只有联合王国同时卷入世界所有地区的政治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部分地区都占据了控制地位。以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想要主宰而非听命于全球均势的目标,首次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地实现,即使这种实现是暂时的。
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全球均势,联合王国带头巩固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就开始运行的欧洲大国间松散的磋商机制。结果出现了四国同盟,它自一开始就主要是英国支配大陆均势的工具。在《维也纳和约》之后大约30年间,对于组成神圣同盟的“血液与情面统治集团”而言,四国同盟在欧洲大陆政治中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但是,随着神圣同盟在不断增加的民主国家主义的压力下的解体,四国同盟迅速成为调节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工具(参见Polanyi 1957:7-9)。
第二,伴随殖民帝国在西方世界的解体而来的,是它们在非西方世界的扩张。19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声称拥有地球表面55%的陆地,但是实际上只拥有大约35%。到1878年,后者的比例已经升至67%,到1914年时达到85%(Magdoff 1978:29,35)。“历史上没有任何别的一组殖民地有如此之大,”赛义德(Edward Said 1993:8)指出,“在如此之大的程度上受到控制,与西方宗主国相比权力如此之不平等。”
英国取得了这次领土征服的最大一份。在此过程中,它在世人前所未见的范围内恢复了帝国统治。事实上,帝国统治的东山再起,是我们用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这个表达方式来指称英国19世纪世界霸权的主要原因。我们使用这个表达方式不仅强调英国通过自由贸易的实践和意识形态来支配世界体系,正如加拉格尔和罗宾逊所做的那样;而且强调,同时也特别强调,英国自由贸易的统治和积累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基础。以前从未有过任何地主阶级统治者像联合王国在19世纪那样,将数目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面积如此之广的领地纳入自己的统辖范围。以前也从未有过任何地主阶级统治者像19世纪的英国及其委托人在印度次大陆那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以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支付手段等形式——强行榨取了如此之多的贡品。这些贡品的一部分被用来支持并扩大强制机器;通过这部强制机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民被添至大英领土帝国之内。但是,同样醒目的另一部分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抽到伦敦,让其在财富流通路线中再循环。通过这种流通路线,英国在西方世界的权力得以不断地再生和扩展。这样,地主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TMT'和MTM')相得益彰。
从殖民地榨取的帝国贡品,经过再循环变成了投资到世界各地的资本,从而提升了伦敦作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对于诸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竞争中心的相对优势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得伦敦成为“巨额融资”的天然乐园。“巨额融资”指的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家组成的组织紧密的机构,他们的全球网络被变成英国支配国际体系的另一个工具:
金融……在许多小一些的主权国家的会议和政策中扮演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仲裁者角色。贷款以及贷款的续借依照信用而定,而信用则依照良好的行为来定。既然在立宪政体(非立宪政体非常不受欢迎)下,行为反映在预算中,而且货币的对外价值与对预算的评判密不可分,因此强烈建议债务国政府应密切关注它们的汇兑,避免可能给预算的健康状况带来影响的政策。一旦一个国家采用了能将可允许的波动减至最低限度的金本位制,这条有用的基本原理便成了有说服力的行为准则。金本位制和立宪主义是使得伦敦市的声音在许多小一些的国家得以被听见的工具,因为这些国家已经采纳了这些象征着遵守国际新秩序的标志。英国治下的和平取得主导地位,有时靠的是重型舰队大炮的威胁性姿态,但更为频繁的是通过及时地扯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织线来获得支配地位。(Polanyi 1957:14)
最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扩展和被取代,体现在世界政府这种全新的工具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于这样的原则,即在国际体系之上不存在任何权威。恰恰相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建立了这样的原则:运行于国家内部或之间的法律要受制于更高的权威,一种新的抽象实体,即受自身“法则”支配的世界市场。据说,这种抽象实体被赋予了超自然的权力,比中世纪统治体系中教皇和皇帝所掌握的任何权力都大。通过展示其作为体现了这种抽象实体的世界霸主地位,联合王国成功地在国际体系中大大扩展了它的权力,一直到了它的强制机器的范围和有效程度无法保证的地步。
这种权力是联合王国单方面采取自由贸易实践和思想的结果。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只是在1860年随着《英法商业条约》的签署才开始,而且实际上于1879年随着“新的”德国保护主义的抬头就终止了。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1913年,英国单方面向全世界的产品敞开了它的国内市场大门(Bairoch 1976a)。在海外领土扩张和国内资本商品工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这项政策成为支配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在英国的领导下,无人定居的空间的殖民化(原文如此)、依赖于煤的机器驱动工业的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通过铁路和船只服务对交通的开发,进展都十分迅速,并刺激了各地国家及国家意识的出现和发展;与这种“英国的扩展”相对应的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英国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然产品、食品以及原材料提供的自由市场。(Carr 1945:13-4)
通过开发国内市场,英国统治者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依附并效忠于联合王国财富和权力扩张的网络。对世界市场的这种控制,连同对全球均势的掌握以及与“巨额融资”之间的互为工具的密切关系,使得联合王国可以像世界帝国一样有效地管理这个国际体系。结果,出现了“一种在西方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那就是1815—1914年100年的‘欧洲’和平”(Polanyi 1957:5)。
这反映了联合王国空前的霸权能力。对于其在欧洲和全球权力斗争中所有的对手而言,它的强制机器——主要是海军和殖民地陆军——以及它的岛国位置,无疑赋予了它决定性的相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无论有多大,也不可能解释英国在19世纪中叶显示出来的那种重建世界——不仅仅是欧洲国际体系——以适合其国家利益的超凡能力。
这种超凡的能力体现了霸权,也就是说,体现了令人信服地声称联合王国权力的扩张不仅服务于联合王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服务于“普遍的”利益的能力。这一霸权主义断言的中心意义,在于英国知识分子宣传的自由思想体系中对统治者权力和“各国财富”所作的微妙区分。在此思想体系中,英国统治者对于其他统治者的权力扩张被描述为各国财富共同扩张的原动力。自由贸易可能会削弱统治者的君权,但同时它却扩大了其国民或者至少是有产国民的财富。
这种断言的吸引力和可信度是以1776—1848年间的革命巨变创造的体系环境为基础的。因为在美洲以及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在这些巨变过程中上台掌权的国内群体主要是财产持有者,他们主要关注其财产的货币价值而非其统治者的自治权力。正是这些群体构成了英国自由贸易霸权的“天然”拥护者。
与此同时,1776—1848年间的革命巨变促进了联合王国自身内部变化的发生;这些变化提高了统治者满足全体系范围内对这类“民主”财富的需求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它是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发生的。就本书而言,这场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极大地增进了那种把英国国民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移民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中出现的北美洲国家——国民的企业联在一起的互补关系。因此,英国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国内经济开发方面的领先地位,使他们在将跨政治辖区的国民—国民关系当做支配其他主权国家的无形工具使用方面获得了相当的优势。正是由于这种认识,英国统治者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首先在美洲,而后在欧洲愿意支持并保护民主的国家主义力量来反对英国前王朝盟友的反动趋势(Aguilar 1968:23)。因此,随着这些力量的国力的增强,英国统治集团领导和管制这个国际体系的能力也增强了,可以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的财富、权力以及威望。
19世纪英国在世界权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然而,通向这些成就的发展道路的新颖性不容夸大,因为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只是将两条看似岔开的发展道路和谐地融为一体而已,而这两条发展道路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由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开辟出来了。新颖之处在于这两条道路的结合而非其本身。
其中一条道路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威尼斯所开辟。事实上,成为19世纪的威尼斯,仍然是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商界名流为英国所倡导的目标。在19世纪英国的财富和权力扩张开始到达极限时,人们又再一次想起了那个类比,尽管带有消极的含义(Ingham 1984:9)。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宗主国的领土以及欧洲国家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适宜的类比。英国相对狭小的领土,处于世界贸易主要枢纽的岛国位置,海军的霸权地位,其国内经济的类似转口贸易中心的结构,所有这些特征都使英国看上去像一个放大了的威尼斯共和国或联省共和国在其各自权力顶峰时的复制品。不可否认,与威尼斯和荷兰前辈的宗主国领土相比,英国的宗主国领土要更为广阔,而且包括了多得多的人口和自然资源。但是,可以认为,这一差异大致相当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增加的规模和资源;因为与早先威尼斯和荷兰的权力兴起和衰落时期比较,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资源相对增加了。
第二条发展道路全然不同,而且只有将我们的视角拓宽,将海外领地以及世界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包括在视野之内,我们才能辨认清楚。从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19世纪的英国看来步的不是威尼斯也不是联省共和国的后尘,而是西班牙帝国的后尘。肯尼迪(Kennedy 1987:48)认为,同三个世纪以前的哈布斯堡集团一样,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一个由广泛分布的领地组成的混合体,一件需要大量源源不断的物质和智慧资源才能保持运转的政治—王朝的精心杰作。”
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论述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在空间布局上的相似之处,可与这两个帝国在遍布世界的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网络的战略和结构方面存在的惊人的相似之处相提并论。这些网络有助于这两个帝国的统治集团的权力追求。这还不是全部的相似之处。甚至连包含多个主权国家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概念,看起来似乎也是源于西班牙帝国的。(Nussbaum 1950:59-62)
简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扩张和被取代是通过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实现的,其中不仅涉及沿着前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辟并遵循的发展道路向更庞杂的政治结构的“前进”,同时也涉及向世界范围统治和积累的战略与结构的“倒退”。这些战略与结构看来已被以前沿着那条道路的发展所淘汰。19世纪创建的帝国结构同时兼备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特性,其全球权力远远超出了世人曾经见过的任何权力。特别是这种帝国结构的创建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与扩张所涉及的,与其说是别的、更加有效的手段取代了前现代时期帝国追求的手段,还不如说是对它的继续。
这是因为,在19世纪英国霸权下重建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既是一种“世界经济”,又是一种“世界帝国”。它确定无疑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帝国,但还是世界帝国。这种独特的世界帝国的最重要、最新颖的特征,是它的统治集团对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世界货币”)实施广泛的准垄断性控制,以确保他们的指令不仅在其广泛分布的领地内部得到执行,而且在其他政治管辖范围内的君主及臣民当中也得到服从。这种对世界货币的准垄断性控制的再现带来了很多问题,因而不会持久——至少按照最成功的前现代世界帝国所建立的标准来衡量是如此。但是,只要它持续一天,它就能够使英国政府以极大的效率治理广大的政治—经济空间,而这片空间比先前任何世界帝国所实际或可能治理的空间都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