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源
这些问题的初步答案,可以在对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源、结构以及演变的研究中寻找并获得。这种体系的重要特征,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恒定不变的对立,以及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它们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这种对立,是先于17世纪的泛欧国际体系的建立而存在的。它源于中世纪统治体系内部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的地区性亚体系的形成过程之中。
起先,这个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的地区性亚体系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异常飞地”亚体系而已。正如安德森在早先被引用的段落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异常飞地”在中世纪统治体系的政治空间中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随着中世纪统治体系衰落步伐的加速,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飞地组织成了一个亚体系;这个亚体系由相互分离且独立的政治管辖区域在均势原则,以及密集而广泛的驻外外交网络的基础上聚集而成。正如马丁利(Mattingly 1988)、考克斯(Cox 1959)、莱恩(Lane 1966,1979)、布罗代尔(Braudel 1984:第二章)以及麦克尼尔(McNeill 1984:第三章)用不同但却互补的方式所强调的,这个以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米兰为中心的城市国家——洛佩斯(Robert Lopez 1976:99)称它们为“四大巨头”——亚体系提前两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具备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众多主要特征。正如鲁杰(Ruggie 1993:166)所言,欧洲人曾经两度而不是一度发明了现代国家,“一次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城市,再一次是此后某个时期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出现的若干王国。”
这一体系的四个主要特征,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亚体系中得到了预示。第一,这种亚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立国体系。这种亚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威尼斯是这类城市国家的“完美榜样”和“未来样本”,从此双重意义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原型。商业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牢牢地把握着国家大权。获取领土首先要仔细分析成本—效益,而且通常只作为一种手段,以服务于提高行使着国家权力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贸易赢利性的目的(Cox 1959:第二至第五章;Lane 1966:57;Braudel 1984:120-1;Modelski and Modelski 1988:19-32)。
请松巴特(Sombart)原谅我的不同看法,如果说曾经有过这样的国家,其行政部门符合《共产党宣言》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的话(“只是一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Marx and Engles 1967:82),那便是15世纪的威尼斯。从这点出发,未来的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省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似乎都是几个世纪前的威尼斯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标准的逐渐淡化的版本。
第二,“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运用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对促进这种资本主义统治的飞地在中世纪体系中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世纪体系的中央权威(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均势,推动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飞地在意大利北部的出现。这里是均势的地缘政治中心。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自身之间的均势有助于维持它们相互间的分离和自治状态。而正在西欧出现的王朝国家间的均势,对于防止地主阶级统治逻辑在欧洲统治体系范围内将资本主义逻辑消灭于萌芽状态起到了积极作用(参见Mattingly 1988;McNeill 1984:第三章)。
因此,均势对于作为统治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至关重要。事实上,均势可以被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独自或联合的方式减少绝对的或是相对于它们竞争对手的保护成本。然而,为了使均势保持为或成为这种机制,资本主义国家(们)必须能巧妙地操纵平衡以使形势对己有利,而不是成为无人控制的机械装置中的一个齿轮。如果只有通过不断的、代价高昂的战争才能维持均势,那么参与使均势运转的努力会使资本主义国家(们)的目的落空,因为这类战争的金钱成本将不可避免地超过金钱收益。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在于让别人替自己打仗,如果可行,一分不花;如果不行,则尽可能地少花。
第三,通过在战争和立国领域——莱恩(Frederic Lane 1979)恰当地称其为“生产的保护工业”——中发展劳—酬关系,意大利城市国家至少设法将保护成本转化为税收,从而使战争得以自我支付:
在较富裕的意大利城镇流通着“充足的”货币,这使得公民有可能缴纳税收,并以此收入来购买素不相识的武装人员的服务。接着,这些雇佣兵仅仅通过消费就又将这些货币送归流通领域。由此他们加剧了市场交换,使得这类城镇首先得以将武装暴力商业化。这种新兴的体系因此变得可以自我维持。(McNeill 1984:74)
事实上,这种新兴的体系只能自我维持至某一阶段。根据这种特征,意大利城市国家正在实行一种小规模的“军事凯恩斯主义”。通过这种做法,军事支出刺激了作此支出的国家公民的收入增长,从而增加了税收以及为新的军事支出提供资金的能力。然而,如同随后的所有种类的军事凯恩斯主义那样,军事支出的“自我扩张”受到以下因素的严格制约:实际需求长期向其他管辖领域的渗漏、成本膨胀以及不断增加的军事支出其他方面的再分配效应,降低了资本主义阶层为此目的而自我课税或接受征税的意愿。
第四也即最后一个特征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首先又是威尼斯)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一马当先,在发展密集而广泛的驻外外交网络方面起了领头羊的作用。通过这些网络,他们获得了关于其他统治者(包括他们处于其中的、更加广泛的中世纪统治体系中的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抱负和能力方面的信息,这些对于巧妙地处理均势以便将保护成本降至最低限度非常必要。正如远程贸易赢利性的关键在于对尽可能大的经济空间实施信息的准垄断性控制(Braudel 1982),资本主义统治者处理均势以使形势对己有利的能力的关键也在于对其他统治者的决策过程具备准垄断性的认知和监督能力。
这就是驻外外交的职能。与地主阶级统治者相比较,资本主义统治者不仅有更强的动机,而且有更大的机遇来促进它的发展:更强的动机,是因为关于统治者的雄心和能力方面的认知优势对于处理均势至关重要,而均势转而对于将立国和战争活动商业化起到了中心作用;更大的机遇,则是因为受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控制的远程贸易网为建立外交网络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资金可自我提供的基础(Mattingly 1988:58-60)。尽管如此,外交在巩固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体系方面的成就——最引人注目的是《洛迪和约》(the Peace of Lodi 1454)——为两个世纪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提供了范例(Mattingly 1988:178)。
因此,源于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的资本积累、均势的处理、战争的商业化,以及驻外外交的发展互相补充,而且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促进了财富和权力超常地集中在统治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手中。到了大约1420年,主要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不仅在欧洲政治中以大国的身份发挥作用(McNeill 1984:78),而且所得的岁入与西欧及西北欧最成功的王朝国家相比也是十分出色的(Braudel 1984:120)。它们由此表明,即便是小块领土,通过单向地追求财富积累而不是领土和臣民的获得也有可能成为巨大的权力容器。此后,“财富考虑”在整个欧洲将成为“权力考虑”的中心问题。
然而,意大利城市国家从未单个地或集体地尝试过有目的地改变中世纪统治体系。出于一些后来将变得明晰的原因,它们既缺乏采取这类转变性行动的欲望,又缺乏这样做的能力。一直到两个世纪——从约1450年到约1650年(布罗代尔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之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省共和国,才将面临并抓住改变欧洲统治体系的机遇,以适应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要求。
这种新形势的出现是因为欧洲的权力斗争明显升级,这是由地主阶级统治者促成的,他们试图将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入他们的统辖范围,或者试图阻止他人这样做。结果显示,彻底的征服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地主阶级统治者内部存在竞争。然而,在这场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斗争中,一些出类拔萃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发展了新的战争技术(西班牙步兵团、职业正规军、移动攻城炮、新式防御工事系统等等)。这些新技术使它们获得了对于包括中世纪统治体系中超国家和亚国家权威在内的其他统治者的决定性权力优势(参见McNeill 1984:79-95)。
欧洲权力斗争加剧之后,不久紧接着便是它的地理扩张,因为一些地主阶级统治者寻求更加间接的方式,来将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入其统管范围。这些统治者不寻求兼并这些城市国家,或者视兼并城市国家为次要目的,而是试图攻取其财富和权力的真正源头——远程贸易的路线。
具体说来,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财富,尤其是威尼斯的财富,首先取决于对商业交往链中一个关键环节的垄断性控制。这个环节将西欧与印度和中国通过伊斯兰世界连接在一起。没有哪个领土国家可以强大到获取那样的垄断权,但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地主阶级统治者,能够而且也确实尝试过在西欧与印度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直接的联系,以便将资金和物资从威尼斯人那里,转移到他们自己的贸易路线中去。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热那亚资本主义机构的领导和协助下,取得了领先地位,而这些机构曾经被威尼斯从地中海地区最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中排挤出去。葡萄牙大功告成,而西班牙失败了,但是,西班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全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源头——美洲。
欧洲权力斗争的加剧和向全球的蔓延两者相互促进,从而导致一种恶性/良性循环——对其受害者而言是恶性的,对其受益者来说则是良性的。权力斗争中投入资源的规模越来越大,立国和战争的技术日益先进和昂贵。原来在欧洲内部斗争中所开发的技术被用来征服欧洲以外的领土和社会;而源于征服欧洲以外领土和社会的财富和权力,则被用于欧洲内部的斗争(McNeill 1984:94-5,100ff)。
起先从这种恶性/良性循环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西班牙,它是唯一一个同时在欧洲前线和欧洲以外前线的权力斗争中充当主角的国家。在整个16世纪,西班牙的权力大大超越了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然而,这种权力远没有被用于监督向现代统治体系的顺利过渡,而成为哈布斯堡王室家族和教皇的工具。教皇用它来挽救正日益解体的中世纪统治体系中可挽救的部分。
事实上,可挽救的部分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因为自15世纪中期以来,欧洲权力斗争的明显升级,已经将中世纪体系的解体带至无可挽回的境地。由于那场斗争,一些新的权力实体已经在西北欧出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将资本主义权力逻辑,纳入到了地主阶级统治逻辑中去。结果形成了坚实的微型帝国,最典型的范例是法国、英国,以及瑞典的王朝国家,这些国家单个都无法与西班牙的权力抗衡,但若是联合在一起,任何旧的或新的中央政治权威都不能令它们俯首称臣。西班牙跟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消灭或征服这些新兴权力实体,但是不仅遭到失败,而且演变成一种体系混乱的局面,而体系的混乱为荷兰霸权的兴起以及中世纪统治体系的最终毁灭,铺平了道路。
这是因为,冲突的迅速升级超出了中世纪统治体系的调节能力,并且将其机构转变为如此繁多的新的冲突起因。因此,欧洲权力斗争成了一场永远的负和游戏,所有或大多数的欧洲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倘若继续这场游戏,他们可能得到的是零,而可能失去的则是一切。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是,体系范围内的社会冲突,可以突然升级成为对欧洲统治者集体权力的严重威胁。
布洛克(Marc Bloch)曾经写道:“农民起义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非常普遍,如同罢工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一样。”(引自Parker and Smith 1985)但是在16世纪后期,尤其是17世纪上叶,这种乡村骚乱史无前例地和都市起义混杂在一起。这些起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雇主”,而是指向国家本身。在英格兰发生的清教徒革命,是这种爆炸性的乡村和都市起义结合的最具戏剧性的片断,但是几乎所有的欧洲统治者都直接受到了这种社会动荡的冲击,或者感受到它的严重威胁(Parker and Smith 1985:12ff)。
剧烈的社会冲突波及整个体系范围,这是统治者之间先前以及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升级的一个直接结果。大约1550—1640年期间,欧洲大国所动员的士兵数量翻了一番多。而在1530—1630年期间,将每个士兵投入战场的平均费用增加了4倍(Parker and Smith 1985:14)。这种保护成本的上升导致了国民财政压力的急剧增加,反过来这又引发了许多17世纪的起义(Steensgaard 1985:42-4)。
伴随这种保护成本的上升,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开始升级。中世纪统治体系的逐步崩溃,已经导致上层根据“君权等于神权”之原则进行宗教改革,以及宗教复辟。这引起了广大民众对这两者的怨恨和反抗(Parker and Smith 1985:15-8)。在统治者将宗教变为他们彼此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时,国民也效仿这一做法,将宗教变成反对统治者的起义工具。(https://www.daowen.com)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统治者之间武装冲突的升级,瓦解了跨越欧洲的贸易网络,而正是凭借这一贸易网络他们谋取战争手段,国民谋求生计。跨越政治管辖区域运送货物的成本和风险急剧增加,物资从用于生计转移到用于提供战争手段上来。这样的认识看来是有道理的:对突然恶化的游民问题以及“生存危机”来说,贸易流的中断和转移比人口和气候因素起到了远为决定性的作用,两者构成了17世纪普遍的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参见Braudel and Spooner 1967;Romano 1985;Goldstone 1991)。
无论是什么趋势引起了民众的叛乱,结果是欧洲统治者们对于其国民的共同权力利益意识得到了提高。正如詹姆斯一世在大危机早期所言,“在国王们中间”存有“一种模糊的联系,它使得他们在臣民叛乱时有义务相互忠诚、相互扶持,虽然可能没有其他的利益或者特别的约言。”(引自Hill 1958:126)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模糊的联系”对统治者的行为影响甚微,或者没有影响。但是在所有或大多数统治者的权威受到其臣民的严重挑战时——如在17世纪中期那样——统治者保存其对于国民的集体权力的共同利益,使得他们之间的争执和对抗显得无足轻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省共和国领导了一个庞大而又威猛的王朝国家联盟,旨在毁灭中世纪统治体系并建立现代国际体系,最后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在他们早期争取从西班牙获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荷兰人已经在知识上和道德上确立了对西北欧各王朝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它们是中世纪统治体系瓦解的主要受益者。当体系的混乱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加剧时,“外交网络‘开始’在海牙编织和拆解”(Braudel 1984:203),荷兰人对泛欧统治体系进行重大重组的提议在欧洲统治者中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直至西班牙受到彻底的孤立。
随着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种新的世界统治体系因此出现:
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或组织的想法已经不再时兴。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观念,即所有的国家组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政治体系,或者至少西欧国家组成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这种新体系依赖的是国际法和权力平衡,指运作于国家之间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法律和运作于国家之间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Gross 1968:54-5)
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创建的世界统治体系也有着社会目的。在统治者宣布他们各自对互为排斥的领土享有合法的绝对治理权时,他们建立了这样的原则:平民百姓不参与君主之间的争执。这条原则最重要的应用发生在商业领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签订的许多条约中,插入了一条旨在通过废除三十年战争期间形成的贸易壁垒,从而恢复商业自由的条款。随后的协定提出了保护非战斗人员的财产和商业活动的规则。这样,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体系中,非常典型的出于贸易利益考虑而对报复行动实施限制的做法(Sereni 1943:43-9),进入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规范和规则之中。
由此,一种国家制度得以建立。在这种制度下,君王之间的战争,给臣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限度。
18世纪战争频繁。但是,在欧洲的主要国家,法语是公认的通用语言;从这些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之间的自由、友好交流来看,这当属现代历史上最“国际”的时期了。在他们各自的君主处于交战状态时,平民们可以相互来往,自由地做生意。(Carr 1945:4)
这样,17世纪早期的体系混乱就被转化成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的秩序。授予私人企业充分的,即使在战时也可以跨越政治管辖区域和平地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这不仅反映了统治者与臣民在战争手段和生活手段的可靠供应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反映了荷兰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在无节制的资本积累方面的特别利益。这种出于资本积累的考虑而重组政治空间的做法,不仅标志现代国际关系的诞生,也标志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开始。它之所以发生在荷兰人领导下的17世纪而不是威尼斯人领导下的15世纪,探究其原因,并非远不可及之事。
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涵盖了其他的所有原因——15世纪时的体系混乱尚未达到两个世纪以后诱使欧洲统治者将其共同利益认同为消灭中世纪统治体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威尼斯的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本身,在那种体系内部境况一直良好,因此没有任何兴趣去毁灭它。无论如何,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体系,是一个不断被它所属的更加广泛的世界体系中或大或小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的地区性亚体系。政治对抗和外交联盟不可能局限于这个亚体系之内。地主阶级统治者经常卷入其中,使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永远处于守势地位。
相比之下,到了17世纪,体系混乱的复起,不仅使欧洲统治者萌发了对权力斗争进行重大的理性化分析的共同兴趣,而且还产生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寡头统治,它具备带头为那种共同兴趣服务所必需的动机和能力。荷兰的资本主义寡头政治,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威尼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复制品。与后者一样,它是资本主义权力逻辑的载体,并且在处理均势,以及在外交倡议和外交革新方面,充当了领导的角色。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它是欧洲权力斗争——该斗争由资本主义国家在意大利北部的出现所引起——明显升级的一种产物而非诱因。这种差异具有几个重要的含义。
第一,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在欧洲政治和世界政治中的活动规模比威尼斯的大得多,因此权力也较之大得多。威尼斯的财富和权力依赖于一条贸易路线,其本身只是一条较之要长得多的路线中的一个环节,而对于这条更长的贸易路线,威尼斯本身不能实施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性的环节,可以也确实被更为迂回的贸易路线所取代。比较而言,荷兰的财富和权力,是建立在其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从海上殖民地帝国那里划分过来的商业和金融网络之上的。通过这些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主阶级统治者,曾经联合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压倒过威尼斯的财富和权力。
这些网络遍及世界各地,避开或取代它们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事实上,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财富和权力,更多地依赖于它对世界金融网络,而不是商业网络的控制。这意味着,它比威尼斯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更少受到建立与之竞争的贸易路线,或在特定路线上增加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在远程贸易的竞争加剧之际,荷兰的寡头政治家可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并且发现金融投机是一块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荷兰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从而具备了从竞争中崛起,并使竞争对己有利的实力。
第二,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与中世纪统治体系的中央权威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比之威尼斯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要根本得多。正如“漫长的”16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在中世纪统治体系的解体过程中所出现的南欧以及西北欧的王朝国家的不断上升的权力,比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不断衰灭的权力,对威尼斯财富和权力构成更为根本的威胁。
比较而言,在打消教皇和皇帝要求拥有超国家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如在西班牙的帝国抱负中所体现的那样——的念头方面,荷兰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与正在出现的王朝国家有着强烈的共同兴趣。由于它和西班牙帝国进行了长达80年的独立战争,荷兰成为王朝统治者原始国家主义抱负的拥护者和组织者。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地寻求一些方式和手段,防止冲突升级到严重破坏其财富和权力的商业和金融基础的程度。因此,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开始不仅被看做是从中世纪统治体系的中央权威那里赢得独立的拥护者,而且也是和平这一共同兴趣的捍卫者,而对于和平,后者已经无力为其作贡献了。
第三,荷兰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战争能力,远远超过了威尼斯的寡头统治集团。后者的能力与威尼斯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在此位置之外用处甚微,尤其是在“漫长的”16世纪的战争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比较起来,荷兰寡头统治集团的能力,是以成功地在前线参加那个过程为基础的。事实上,荷兰人不仅是资本积累的领导者,也是军事技术合理化的领头人。
通过重新发现并完善已被遗忘很久的罗马军事技术,拿骚的莫里斯,即奥兰治王子,在17世纪早期为荷兰军队取得的成就堪与两个世纪以后科学管理将为美国工业所带来的成就相比(参见McNeill 1984:127-39;van Doorn 1975:9ff)。攻城技术经过改进,用以(1) 提高军事劳动力的效率,(2) 减少伤亡代价,(3) 促进纪律在军队士兵中的维持。行军以及枪支的装弹和发射实现了标准化,军事训练成为一种常规活动。军队被划分为更小的战术部队,现役和非现役军官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指挥方式实现了合理化:
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支军队成了一个独特的机体,其中央神经系统可以对意外情况做出敏感的、多少带些智能性质的反应。每个动作的精确性和速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士兵在发射子弹和行军时的单个动作,以及部队在战场上的移动,都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控制和预测。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通过保证其每个动作的有效性,能够增加每分钟射向敌人的弹药数量。单个步兵的灵巧和决心几乎不再重要了。在整齐划一的程序下,大无畏精神和个人勇气几乎荡然无存……然而以莫里斯的方式训练出来的部队在疆场上自动地显示出了卓越的效果。(McNeill 1984:130)
这种革新的意义,在于它抵消了西班牙所享有的规模优势,因此有助于欧洲内部军事力量的相对均衡。通过积极鼓动其盟友采纳这些新技术,联省共和国为在欧洲国家之间实现实际上的平等创造了条件,这成了未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前提。当然,通过这种做法,它在知识和道德上加强了王朝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而那些统治者正在努力使其绝对治理权合法化。
第四即最后一点是,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立国能力,要远远大于威尼斯寡头统治集团在这方面的能力。组建和管理威尼斯国是资本家的利益所在,这种利益的排他性是威尼斯权力的主要来源,但同时也是该权力的主要局限之处。这是因为,这种排他性使得威尼斯寡头统治集团的政治眼界局限在由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复式记账法所设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使得威尼斯的统治者对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而这些问题正在把他们所处的世界弄得四分五裂。
相比之下,荷兰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立国能力,是在从西班牙帝国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漫长斗争中锤炼而成的。为了赢得这场斗争,它必须与王朝的利益(奥兰治王室)缔结联盟,分享权力,而且必须要驾御民众叛乱(加尔文主义)这只老虎。因此,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权力,在荷兰国内远不及它在威尼斯国内那样绝对。但是,正因为如此,荷兰统治集团所获得的能力,比之威尼斯的统治者曾经获得过的要大得多,可以提出并解决一些问题;欧洲权力斗争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在激烈进行。这样,联省共和国就凭借其资本主义程度不及而不是超过威尼斯而登上了霸主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