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约1970年以来,随着美国世界强国地位的衰落,兴起了一股研究“霸权国家”之兴衰的浪潮(Hopkins and Wallerstein 1979;Bousquet 1979,1980;Wallerstein 1984)。“核心霸权国家”(ChaseDunn 1989)、“世界或全球强国”(Modelski 1978,1987;Modelski and Thompson 1988;Thompson 1988,1992)、“核心国”(Gilpin 1975),以及“大国”(Kennedy 1987)等研究在其目的、方法以及结论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是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只有在它们使用“霸权”这一术语时才意指“主宰权”(dominance,参见Rapkin 1990);第二,它们所关注的焦点和重点都集中在一种所谓体系的基本恒定性上,而在此体系内部,一个国家的权力经历着兴衰的过程。
这些研究的绝大部分都依赖“革新”(innovation)和“领导权”(leadership)的概念来界定国家的相对能力。在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看来,体系的革新以及使革新得以实施的领导权,被认为是产生“世界强国”的主要因素。但是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包括莫德尔斯基的在内,体系的革新并未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藉以沉浮兴衰的基本机制。事实上,这些机制的恒定性被公认为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比较而言,这里所采用的“世界霸权”(world hegemony)概念,特指一个国家对主权国家体系行使领导和支配职能的权力。原则上,这种权力可能只涉及对比如在特定时间里所建立的体系的一般管理。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管理主权国家体系总是牵扯到某种改造性行动,这种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该体系的运作方式。
这种权力与纯粹的“主宰权”不同,且有着更多的内涵。这种权力与因行使“知识和道德领导权”而扩展的主宰权关系密切。例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谈论国家层面的霸权时所强调的:
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主宰权”以及“知识和道德领导权”。社会集团主宰其敌对集团,它甚至也许会以武装力量清洗或制伏这些集团;它领导兄弟或盟友集团。社会集团在赢得统治权力之前能够而且事实上一定已经行使了“领导权”(这事实上正是赢得这种权力的主要条件之一);此后每当它行使权力时它便处于主宰地位,但是即使它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它也一定要继续“领导”才行。(Gramsci 1971:57-8)
这是对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权力观念的再阐述。马基雅维里认为权力是许可和强制的结合体。强制意味着使用武力,或者构成有效的武力威胁;许可暗指道德领导权。在此二分法中没有留下位置给资本主义权力的最特别的工具:对支付手段的控制权。在葛兰西的权力概念里,“腐败”和“欺诈”占据了位于强制和许可之间的那块灰色区域:
在许可和强制之间是腐败/欺诈(腐败/欺诈是在行使霸权职能受挫,以及使用武力过于冒险的情况下所特有的现象)。这导致敌手(或敌手们)士气低落和陷于瘫痪,途径是通过收买敌手的领袖——要么隐蔽地,要么,如果濒临危险的话,干脆公开地进行——以便动摇对手的军心。(Gramsci 1971:80n)
在我们的格局中,位于强制和许可之间灰色区域的远不止是腐败和欺诈。但是我们在通过构筑体系积累周期着手探索这块区域之前,认为强制和许可之间不存在独立的可产生世界强国的根源。主宰权将被看做主要依赖于强制,而霸权将被视为统治集团由于它能将所有引发激烈冲突的问题置于一个“共同”层面而获得的额外权力。
确实,国家作为某一特殊集团的机构,注定要为后者最大限度的扩张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个特殊集团的发展和扩张被看做是而且的确也表现为,“国家”全部能量的共同扩张和发展的原动力。(Gramsci 1971:181-2)
统治集团声称代表了大众的利益,这或多或少具有一定欺骗性。然而,在葛兰西看来,只有当这种断言至少部分属实,并且为该支配集团增添了某些权力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及霸权。在支配集团代表公众利益的断言纯属无中生有时,这不是霸权而是霸权的失败。
由于霸权这个词,从其词源学意义“领导权”和派生意义“主宰权”来看,通常指国际关系,所以葛兰西完全有可能是在使用这个术语的比喻意义,通过与国际关系的类比来阐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把葛兰西的社会霸权概念从国家内部关系转换成国际关系时——正如阿锐基(Arrighi 1982)、考克斯(Cox 1983,1987)、基奥恩(Keohane 1989a)、吉尔(Gill 1986,1993)以及吉尔和劳(Gill and Law 1988)等人明确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简明地逆向追溯葛兰西的思考历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领导权”的双重意义,特别是在指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但是起支配作用的国家也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扮演领导角色,它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借用熊彼特(Schumpeter 1963:89)的话来说,这第二种领导权可被称做“违反自身意愿的领导权”,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加剧了权力争夺的竞争程度,而不是提高了霸权。这两种领导权可以共存——至少可以共存一段时间。但是只有第一种意义上的领导权方可界定何种情况为霸权。
问题之二关系这样一个事实:在国际体系层面上界定共同利益比在单个国家层面上要更加困难。在单个国家层面上,该国与其他国家权力的相对增加非常重要,而且基本上就是衡量公众(也就是指国家)追求利益是否成功的尺度。可是,对于整个主权国家体系而言,这种意义上的权力增加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种权力的增加可以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集团身上,而且以牺牲其他所有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是该国家集团的领导者的霸权至多是“地区性的”或是“联盟性的”,而非真正的世界霸权。
只有各国追求相互权力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时,本书所理解的世界霸权才可能出现。事实上,在国际体系中对权力的追求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它参与界定国家作为组织的战略和结构。硬币的另一面是将对于臣民的权力增加到最大限度。一个国家可能因此成为世界霸权,因为它能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是促使对于臣民的统治者的集体权力全面扩张的原动力。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可能成为世界霸权,因为它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它对于一些国家或者甚至其他所有国家而言的权力扩张是符合所有国家臣民的普遍利益的。
这类宣称在“体系混乱”的情况下是非常可信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并非一码事。虽然这两个术语常可换用,但要理解世界霸权的体系根源,我们还需区分两者。
“无政府状态”指的是“缺乏中央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和中世纪欧洲统治体系可算是无政府体系,前者由后者演变而来。然而,这两种体系的每一种都有过或仍有其含糊的和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程序,因此我们有理由称其为“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有序”。
“有序的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是由人类学家最先提出来的,他们试图以此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有关“部落”体系可以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趋向(EvansPritchard 1940;Gluckman 1963:第一章)。这一趋向一直在中世纪以及现代统治体系中起作用,因为在这些体系中“缺乏中央统治”也并非指缺乏组织机构,而且在一定的限度内,冲突已经可以产生秩序。
相比之下,“混乱”和“体系混乱”指的是一种完全的、明显无可补救的缺乏组织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冲突逐步升级超出了临界点。在临界以内冲突往往可引起强大的抵消性趋向;或者是因为一套新的行为规范被强加于或产生于一套较旧的规则和规范而没有取代它;抑或是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当体系的混乱加剧时,对“秩序”——旧的秩序,新的秩序,任何秩序都行——的需求在统治者,或臣民,或两者当中越来越普遍。无论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只要能满足这种全体系范围内的对秩序的需求,便会因此面临获得世界霸权的机遇。
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成功地抓住机遇的国家,是靠在新的和扩大的基础上重建世界体系做到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合作。换言之,世界霸权的“兴起”和“衰落”不是发生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这种体系建立在一种恒定不变的、怎么界定都无足轻重的结构之上,独立地扩张。相反,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由周而复始的重大调整所形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张,这些重大调整则是由相继出现的霸权国家领导和统管的。
这些调整是现代统治体系的一大特征,现代统治体系出自中世纪欧洲统治体系的衰败和最终的解体。正如鲁杰所主张的,在现代的和中世纪的欧洲统治体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两者都可以被描述为“无政府的”,但是从“缺乏中央统治”这个意义来说,无政府状态依据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体系的组成单元之间实行相互分离——则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如果无政府状态告诉我们,政治体系是一个分隔成片的领域,那么区分则告诉我们,这些分隔是基于什么来确定的。”(Ruggie 1983:274;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中世纪的统治体系由君臣关系链构成,建立在有条件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威的混合体基础之上。因此,“从地理角度上说,不同的司法实例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被阶层化了。多元化的臣从义务、不对称的宗主权以及异常的飞地比比皆是”(Anderson 1974:37-8)。此外,统治精英在跨越这些相互交错的政治管辖空间方面的机动性极高,他们能够“毫不犹豫或轻而易举地行遍整个大陆,并行使统治权。最终,这种统治体系被普通法典、宗教以及习俗所合法化,这些法典、宗教及习俗体现的自然权利包罗万象,而这些自然权利关系到由众多组成单位构成的整个社会。”(Ruggie 1983:275)(https://www.daowen.com)
简言之,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分而治之的体系;它是无政府状态。但它是这样一种分割的领土统治形式,绝无现代主权概念所传达的占有性和排他性的内涵。它代表了一种领土权利和领土要求,即政治空间的组织,这种组织受制于人,不能自主。(Ruggie 1983:275)
与中世纪体系相比,“现代统治体系是公众权威在相互排斥的管辖领域内制度化的结果”(Ruggie 1983:275)。私有财产权和公众政府权变得绝对而且水火不容;政治管辖区域变得具有排斥性,沿着边界被清楚地划上了界线;统治精英们跨越政治管辖区域的流动性减少并最终消失;法律(law)、宗教(religion)以及习俗(custom)获得了“国家的”(national)性质,也就是说,除了服从君主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政治权威。正如巴利伯(Etienne Balibar 1990:337)所说的那样:
国家形式与其所趋向的所有别的现象之间的一致性有个先决条件,即在各个政治实体之间对世界领土和人口(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源)进行全面的(没有“遗漏”的)、没有重叠的划分……给每个个人以一个国家,给每个国家以它的“国民”。
现代统治体系的“生成过程”,一直与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积累体系紧密相关,正如沃勒斯坦将现代世界体系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所强调的那样。在他的分析中,现代国际体系的兴起与扩张是资本无穷积累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后果之一:“资本主义能够得以兴旺繁荣的确切原因是世界经济在其范围内不止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政治体系。”(Wallerstein 1974a:348)与此同时,资本家集团动员他们各自的国家以便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这种趋向不断将政治领域再次分割成彼此分离的权限范围。(Wallerstein 1974a:402)
在这里所提出的格局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密切历史联系既对立又统一。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一起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大概也互相依赖。然而,资本家和资本积累中心常常会齐心协力地共同抵制国家权力的延伸。”(Tilly 1984:40)在我们看来,将世界经济分割成相互竞争的政治权限范围并不一定会有益于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是否有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的形式和激烈程度。
因此,如果国际竞争采取激烈而又旷日持久的武装斗争形式,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所承担的费用,不应该超过它们在一个世界帝国中为不得不忍受中央集权化统治而付出的代价。相反,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的赢利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并最终消失。因为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转用于军事企业,并且/或者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和交换网络陷于混乱,而资本主义企业正是通过这些网络拨出盈余并将其转化成利润的。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未必会促使政治领域不断地分割成彼此分离的权限范围。同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这里指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的形式和激烈程度。如果这些企业深陷于密集的跨国生产和交换网络,那么将这些网络分割成互不关联的政治区域的做法,可能会给每一个资本家企业的竞争地位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对于非资本主义机构而言的。在此情况下,资本家企业可能会积极动员政府削减,而不是增加或再现世界经济的政治分割。
换句话说,国家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而它们所呈现的形式对现代世界体系是否运行良好——作为统治方式和作为积累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仅强调国际竞争和企业之间竞争的历史联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明确它们所呈现的形式,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如何变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现代世界体系逐步演化的特征,以及相继出现的世界霸权,在为解决资本的“无穷”积累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空间组织之间的周期性矛盾,而建立和重建体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理解这一点,界定“资本主义”(capitalism)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territorialism)这两个对立的统治方式和权力逻辑显得非常重要。地主阶级统治者将权力等同于他们领土的范围,以及人口稠密程度,而把财富/资本看做是追求领土扩张的一种手段或者副产品。比较而言,资本主义统治者则将权力等同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稀缺资源,而视领土的获得为资本积累的副产品。
在解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公式(MCM')时,我们可以分别通过TMT'以及MTM'这两个公式,来展示这两种权力逻辑之间的差异。根据第一个公式,抽象的经济控制或者货币(M)是旨在获得额外领土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或中介(T'-T=+ΔT)。根据第二个公式,领土(T)是旨在获得额外支付手段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或中介(M'-M=+ΔM)。
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差异,也可通过将国家比喻为“权力容器”来得以体现(Giddens 1987)。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倾向于通过扩大容器尺寸来增加他们的权力。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则倾向于在小容器内堆集财富来达到增加其权力的目的,只是在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时才会扩大容器的尺寸。
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的对立,不应与蒂利对立国和战争方式的区分相混淆。蒂利将立国和战争方式区分为“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适度的“资本化强制型”。这些方式,正如蒂利(Tilly 1990:30)所解释的,并非代表可供选择的权力“战略”。相反,它们代表了在立国和进行战争过程中强制和资本的不同结合。而就获得领土/人口或者支付手段的控制权来说,这些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这些“方式”对于立国过程中的目的而言是中性的,虽然它们促进了这一过程。
相比之下,这里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确代表了可供选择的国家形成战略。在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战略中,控制领土和人口是立国和战争的目标,而控制流动资本则是手段。在资本主义的战略中,目标和手段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控制流动资本是目标,而控制领土和人口则是手段。这种对立的含义,与通过其中任何一种战略来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使用强制的程度,毫无关系。我们将会知道,在其权力臻于巅峰状态时,威尼斯共和国同时构成了资本主义权力逻辑和强制密集型建国之路的最明显的体现。这种对立的确切含义是,威尼斯国家以及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真正的革新不在于该过程依赖强制的程度,而在于它面向资本积累而不是吞并领土和人口的程度。
在领土获得和资本积累方面,国家行为的逻辑结构不应与实际结果相混同。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并非孤立地而是彼此联系地运作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因此,实际结果与每种抽象的臆想逻辑所隐含的情况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
因此,从历史上看,最强烈的领土扩张趋势是孕育自政治资本主义的温床(欧洲),而非出自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最发达、最稳固的帝国所在地(中国)。这种不一致并非由于最初能力的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有关郑和海军舰队的规模、实力以及适航性的情况来看”,肯尼迪(Paul Kennedy 1987:7)指出,“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队开始一本正经地向休达(摩洛哥北部港市)南部推进之前数十年,(中国人)可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驾船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了。”然而,宦官郑和成功地完成在印度洋的探险活动之后,明朝中国撤回了舰队,限制了海上贸易,并且中止了与境外强国的联系。在阿布-卢格霍德看来,明朝中国之所以决定这么做,而没有采取最后步骤以真正称霸欧亚世界体系,这个问题“在过去至少100年内令许多严肃的学者困惑不已——实际上已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绝望情绪。”更具体地说,在已经“接近可以主宰地球的一个重要区域,不仅在和平生产而且在海军和陆军力量的技术方面都享有领先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转身撤走舰队,并因此留下一片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对于这片权力真空,当时没有国家海军力量作为后盾的穆斯林商人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去填补,而他们的欧洲对手——在间隔大约70年后——则将心甘情愿,也将有足够的能力去填补它”(AbuLughod 1989:321-2)。
明朝中国之所以故意放弃“发现”和征服这个世界——其后不久,欧洲国家相继开始把它们的精力和资源倾注于此——答案其实相当简单。沃尔夫指出,自罗马时代以来,亚洲一直是欧洲受贡阶级的珍贵物品的供应者,从而从欧洲取走了大量的贵重金属。欧洲与东方贸易的这种结构失衡,强烈地刺激了欧洲政府和企业通过贸易或征服的途径,来寻求一些方法和手段,以恢复正不断由西方向东方流动的购买力。正如达韦南特(Charlws Davenant)在17世纪所说的那样,谁控制了亚洲贸易,谁就将可以向“整个商业世界发号施令”(Wolf 1982:125)。
因此,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发现并控制一条直接通往东方的路线的预期利益,要比中国发现和控制一条直接通往西方的路线的预期利益大得不可比拟。哥伦布碰巧发现美洲大陆,是因为他和他的卡斯蒂利亚的资助者,在东方有可找回的财富。郑和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在西方没有可找回的财富。
换言之,根据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中国为何决定不像欧洲人后来所为的那样去做,因为这种权力逻辑,认真权衡了额外地将资源投入到帝国的领土和商业扩张所牵涉到的立国和战争活动的预期收益、代价以及风险。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熊彼特的论点(Schumpeter 1955:64-5)对中华帝国来说是说不通的。他的论点认为,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无目标”的“暴力扩张”趋向,这种扩张没有确定的功利主义的限度——也就是说,具有非理智的和不理智的、纯粹是基于本能的战争和征服倾向。请熊彼特恕我直言,一种严格意义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正如在本书中所概括的,并且也正如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由中华帝国所完美体现的那样——比起一种严格的资本主义权力逻辑来,其“理智”成分既不多一些,也不少一些。它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逻辑。在此逻辑中,控制领土和人口本身就是立国和战争活动的目标,而非仅仅是追求金钱利润过程中的手段。这种控制本身被当作目标来追求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扩张免受“确定的功利主义的限度”的制约,也不意味着盲目扩张以至于超越了临界点。临界点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权力方面的预期收益要么是负值,要么是正值,但不足以为这种或那种所谓的“帝国战线过长”所带来的风险提供担保。
事实上,中华帝国是从未掉进过战线过长这一陷阱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的最确切的历史例证,而肯尼迪(Kennedy 1987)认为战线过长正是西方大国相继最终垮台的原因所在。就严格意义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而言,最令人困惑的不是明朝中国缺乏扩张动机,而是欧洲国家自15世纪下叶以来似乎无节制的扩张主义。欧洲政府和企业通过控制亚洲内部贸易以及与亚洲进行的贸易而能够获得超常的收益,这部分地解释了这一困惑。可是,这不能解释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1) 为什么这种空前的扩张主义恰恰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2) 为什么尽管西方强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而扩张主义却仍然畅通无阻,直至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地都被欧裔民族所征服;(3) 这种现象,是否以及如何,与同时出现的作为世界积累和统治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同样具有爆炸性的扩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