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 1990:411)曾经建议,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应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连串的“重要时刻”:“荷兰霸权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制度成为可能;英国霸权阐明了它的基础,并在全球范围内将其推向统治地位;美国霸权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所及范围、框架,以及渗透力,同时解放了正在导致其灭亡的过程。”本章提出一个相似的构想;按照这种构想,在荷兰霸权下建立的国际体系,是在其组成单位的主权和自治能力连续经历两次削减之后扩张的。
英国霸权是通过将美洲非殖民化过程诞生的移民国家包括进去,通过将国民的财产权提升至统治者的统治权之上来扩张这个体系的。这样建立的体系仍然是一种领土主权相互合法化、相互排斥的体系,跟原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两样。但是,这种体系要受英国统治的约束。英国凭借它对欧洲均势、对以英国本身为中心的广泛而密集的世界市场以及对一个全球性的大英帝国的控制,能够行使这种统治。尽管这种统治被广泛认为符合该体系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但是它所包含的主权的排他性比原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所实际享有的要小。
现代国际体系的扩张和被替代是同步进行的,这个逐步演化的过程,由于在美国霸权下该体系更大规模的重建而被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该体系开始包括在亚洲和非洲非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非西方国家,不仅财产权而且国民的生计权在原则上都被升至统治者的统治权之上;而且,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和约束开始体现于超国家组织身上——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超国家组织在现代首次将世界政府的理念制度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世界政府的理念首次涵盖了整个地球)。随着冷战世界秩序的建立,美国摒弃了罗斯福的“一个世界主义”,转而取用杜鲁门的“自由世界主义”,并在治理世界体系时以自己来替代联合国的角色。但是,美国治理世界的规模、范围和有效性,以及为此目的而部署的军事、金融和文化手段的集中,程度都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国霸权的目的和手段。
现代国际体系就这样通过几个越来越广泛的霸权而获得了目前的全球规模。这些霸权相应地减少了体系成员实际享有的主权的排他性。如果这一进程得以继续的话,一个几乎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如罗斯福所设想的那样,将符合这样的条件:下一个世界霸权在领土和职能上都会比其前任更加广泛。因此,从一条不同的、比较迂回的路线,我们又回到了绪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上来。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是否已经获得了如此程度的世界权力,以至于它快要结束以现代国际体系的兴起和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历史?
当然有迹象显示,作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霸权危机的一个结果,这是有历史可能性的。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重新恢复活力表明,美国统治集团非常清楚这样的事实:即便像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缺乏在一个日益混乱的世界上行使最低程度的政府职能所需的物质以及意识形态资源。这些统治集团是否愿意为了通过超国家组织采取有效行动的需要而放弃表面的——更不用说实质的——国家主权,或者它们是否有能力为这种行动设计并阐明一个社会目的,使得该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化,从而增加其成功的可能性?这些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暂时也只配得到完全否定的答案。然而,没有理由认为,目前如同在过去的霸权过渡阶段一样,在逐步升级的体系混乱的影响下,在一个时刻看来是不可能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应该在后来的某一个时刻成为可能,而且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形成世界政府这一过程的正面,是作为有效统治工具的领土国家的危机。杰克逊(Robert Jackson)发明了“准国家”这个用语来指被授予法律上的国家地位并因此成为国际体系成员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缺乏行使与国家地位有历史联系的政府职能所需的能力。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中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
前殖民地国家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了政治权利,并且拥有同其他所有主权国家一样的对外权利和责任——法律上的国家地位。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只表现出了有限的实际国家地位:它们的人口没有享受到传统上与独立的国家地位相联系的众多好处……主权国家地位承担无法推卸的负担之后,在历史上理应得到的具体收益经常限于范围比较狭小的精英,还没有扩及广大的民众……这些国家主要是法律意义上的。可以说,它们还远不是完全的国家,实际的国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尚有待建立。我因此称它们为“准国家”。(Jackson 1990:21)
如果对于理论或历史的期待而言,准国家地位的状况表明它或多或少地从根本上缺乏实际立国能力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是一种远比杰克逊所认为的更为普遍的现代国际体系的状况了。博利(John Boli 1993:10-1)指出,国家主权的对内和对外方面,从本质上说是关于权威合法性的理论。组织成国家的民族政治机构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合法性权威的顶峰,它们“既不服从于世界政治机构,也不受到地方政治机构或组织的藐视”。然而,“事实时常侵犯”这种理论。
在研究过事实之后,蒂利(Charles Tilly 1975:39)指出了欧洲立国史本身是如何提供许多多于成功例子的失败例子的:“成功和失败之不成比例的分布,将我们置于面对这样一种经历的不快境地,只有正面情况才被完好记录,而大部分情况却是负面的。”鲁杰(Ruggie 1993:156)在解释斯普鲁伊特(Hendrik Spruyt)的观点时补充道,更为罪孽的是这一事实:“因为中世纪统治体系的接替形式除领土国家以外都已被彻底地排除出考虑范围,所以在建国理论中,从因变量方面来说组成单位是没有根本性变化的。”
因此,杰克逊的准国家概念是以一种基于少数“成功的”立国经历的主权理论为依托的;在此理论中,“成功”本身已开始完全以创建自立的领土民族国家的能力,而不是以在整个国际体系中行使权威的实际能力来衡量。在设立其他立国经历的“完全性”都要照此来衡量主权标准的过程中,法国起了不成比例的作用,这充分说明了那种双重偏差的存在。在17、18世纪,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法国无疑是欧洲最“成功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它就以这种身份成为其他地主阶级统治组织仿效以及政治历史学家研究的样板。按照法国在民族国家形成方面所设立的真实或想像的标准,联省共和国在其仅仅两个世纪的短暂生命中可被称为一个准国家。事实上,它从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然而,就建立现代国际体系——相对于建立该体系中一个最强大的组成单位——而言,短暂的荷兰国所起的作用要比“样板”民族国家法兰西所起的作用大得无法相比。我们将会知道,相对于准城市国家热那亚建立世界体系之经历而言,类似的考虑同样也适用于被过高估计的威尼斯建立城市国家的经历。
这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兴趣的问题。正如绪论中所指出的,参照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立国、更不用说是战争过程中所设立的真实或想像的标准,正在崛起的东亚和东南亚资本主义群岛中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准国家。在群岛的各“岛屿”中,唯有最大的一个,即日本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且是极为成功的一个。但是,即便是日本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也仍然是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国。韩国也是美国的军事保护地,而且,它也不是民族国家。韩国始终希望或恐惧与它的北半部统一。最后,最小的但决非是最不重要的“岛屿”是新加坡,它是将超现代的技术和建筑与一种可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国家的政治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行使商业—工业转口贸易中心的职能,类似于威尼斯。
另一类不同但又同样引人注目的后现代和前现代特征的结合体,存在于杰克逊所关注的准国家身上:
在诸如非洲和南亚的第三世界地区,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不禁会注意到三种明显的不协调现象:看似20世纪西方式军队的存在和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军事政治的盛行之间的不协调;代议制政体的机构和对公民武断地使用国家权力之间的不协调;设置显然是传统的行政系统和为个人私利而广泛使用政府机构之间的不协调。这些不协调现象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比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更加明显。(Tilly 1990:204)
早期现代形式的军事政治在超现代或后现代世界中的复现,并非局限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地区。早在由共产党政权组成的第二世界分裂成一大批实际上或可能处于相互交战状态的民族国家之前,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强调了战争返回至早期现代模式的趋向:
随着规模庞大的国家部队和次国家部队在不同层次上发动了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不很分明的、持续的和阵发的武装冲突,20世纪最后25年的战争很可能开始接近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或者17世纪早期的战争,即在国家军队以及更有组织的现代战争出现之前的那种战争。(Jenkins 1983:17)
在现代国际体系300年的扩张过程行将结束之际,早期现代的立国和战争模式东山再起,带来了一阵对国家权威的挑战浪潮,这在现代历史上颇为鲜见。罗西瑙(James Rosenau 1990:4-5)注意到这一趋向,并且感到疑惑:“这些如此接踵而至的事态发展,是否不是首次出现的历史偏差。在此偏差中,恒定和变化之动力形成了新的紧张形势,而这些新的紧张形势反过来又在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他接着暗示全球生活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自世界政治在所有方面的重大变化,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达到顶峰以来,还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时期。
罗西瑙所谓的“动荡”从广义上说相当于体系的混乱。在我们的解释格局中,这种体系的混乱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一种周期性现象。体系混乱/动荡的状况在体系的初期极为明显。但是,它还会出现两次,既是在一个霸权下所建立的体系崩溃的征兆,又是在另一个新霸权下重建该体系的关键因素。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益加剧的体系混乱/动荡与这种周期模式非常吻合。它可被视为在美国霸权下所建立的体系崩溃的信号,又可作为在新的基础上未来重建该体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重建是可能的,但决非肯定无疑。然而,在对国家权威的空前规模和范围的挑战中,立国和战争的早期现代形式的东山再起表明,现在的体系混乱/动荡与以前这种现象的表现相比,确实可能有点特别之处。在其空间和职能方面的扩张都已经达到其力所能及的程度之后,现代统治体系似乎无处可去,只有“往前”迈向一种崭新的统治体系,或者“往后”回到早期现代甚至是前现代的立国和战争形式。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在我们的格局中,“旧体制”不仅仅是“存留”而已,正如迈耶(Arno Mayer 1981)在叙述我们所谓的英国霸权时代时所说的那样。相反,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的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空间及社会的基础上重建了该体系。(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同时向前和向后的双向运动看来也是目前局面的特征。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与此相似,鲁杰(Ruggie 1993)认为,现代统治体系的主要和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全体国民被区分成一些分离的、固定的以及相互排斥的合法统治领土空间。虽然按照这种区分建成的国家的实际形式和各自发展轨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但是从17世纪至今它们的“类别”一直清晰可辨。然而,在今天,作为组织政治生活之基础的这种领土权,看来被一种非领土的功能空间弄得四分五裂。这种空间产生于现代统治体系内部,却构成了对该体系排他性领土权的一种机构上的否定。
在这种内爆的诸主要方面当中,鲁杰提到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84)所谓的“后现代超空间”概念。这种“超空间”源于国际关系在全球资本主义自身的机构形式内部的“内在化”过程。鲁杰拿不准詹姆逊通过“超空间”这个术语究竟想要表达何种意思。然而,他发现这个术语可用来指明这样的趋势,即“跨国化的微观经济联系……已经在世界经济中产生了一个非领土性的‘区域’。它是一片没有中心,但却融为一体的流动空间,在实时中运作,与我们所谓的国民经济的固定空间并存”。
这些传统的固定空间继续参与相互之间的对外经济关系。我们继续把这些对外经济关系称为贸易、对外投资等等;而且它们多少受到国家的有效调节。然而,在非领土性全球经济区域中,传统的内外之别极易滋生许多问题,在公司的全球战略考虑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都只是一个限制而已。(Ruggie 1993:172)
这与我们早先的论点相符,即跨国公司数目以及在跨国公司内部和之间交易的爆炸性增长,已经成为由作为世界权力主要中心的领土国家组成的现代体系萎缩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正如鲁杰所强调的,由于我们感知习惯的缺陷,正在出现的“后现代超空间”的新颖性很容易被夸大。这些习惯形成于传统的固定空间,完全不足以描述、更不用说解释罕见的流动空间的发展过程,因为这种流动空间是由国际关系在世界资本主义组织结构内部的“内在化”所产生的。考虑到这种不足,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非领土性流动空间可能与国家的固定空间一直并存而未被察觉。
鲁杰(Ruggie 1993:154-5,173)特别提及今天的跨国经济和国家管辖权之间的关系,与中世纪的法律权威和贸易交易会之间的关系的相似之处。地方领主本可以随时收回在其领地内举办商品交易会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兴趣这么做,因为商品交易会是税收和金融服务(特别是货币兑换)的一大来源,这对于其他领主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所以,商品交易会十分繁荣;虽然它们没有替代封建统治机构,但它们最终还是大大地消耗了这些机构的元气。
商品交易会大大地消耗了封建统治机构的元气,因为它们所产生的新的财富,它们所制造的新的经济交易工具,它们所传播的新的商业特质,它们所要求的新的调控安排,它们所要求的认知范围的扩大,以及它们所实现的认知范围的扩大,都有助于削弱封建权威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和推理方式。
与此相似,正如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79)所坚持认为的,今天的跨国公司没有替代现代统治体系的政府机构。可是,通过它们所产生的新颖行为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新颖的时空概念,跨国公司可能会促进现代统治体系的政府机构的灭亡。巴尼特和缪勒(Barnet and Müller 1974:15-6 )的论点中就暗含了这一点,“全球公司的经理们正在努力将一种人类组织的理论付诸实践,该理论将深刻地改变民族国家体系,而社会围绕这种体系进行组织已达400多年之久。从本质上说,他们的要求是超越民族国家,以及在此过程中改变民族国家的权利。”为了支持这个论点,他们引用道氏化学公司董事长格斯塔克(Carl A.Gerstacher)的话,这段话将成为有关跨国公司文献中最权威的段落:
长期以来,我一直梦想买下一座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岛屿……而且梦想在这个不对任何国家或社会承担义务的岛屿的真正中立的土地上建立道氏公司的世界总部。如果我们坐落在这样真正中立的土地上,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地在美国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在日本以日本公民的身份、在巴西以巴西人身份开展业务,而不用主要受美国法律的支配……我们甚至可以出手大方地付钱给当地人,让他们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引自Barnet and Müller 1974:16)
饶有趣味的是,这个绝对非领土权的梦想,使人联想起由400年前热那亚移居国外的资本家阶级所实现的“无固定位置商品交易会”体系。与中世纪的商品交易会不同,这些商品交易会受到一个商人银行家集团的严密控制;这个商人银行家集团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方举办商品交易会,直到他们在皮亚琴察这块真正中立的土地上固定下来为止。“热那亚人发明了一种新的交换形式,”佛罗伦萨人达万扎蒂(Florentine Bernardo Davanzati)于1581年不无讽刺地评论说,“他们称之为贝桑松(意大利人称Bisenzone为Besancon)商品交易会,因商品交易会起先在该地举行而得名。但是,现在它们可在萨瓦、皮德蒙特、伦巴第、特伦托——这些地方都离热那亚不远——以及热那亚人任意挑选的其他地方举办。因此,它们应被称为‘乌托邦’,也就是无固定位置的商品交易会才更为合适。”(引自BoyerXambeau,Deleplace,and Gillard 1991:123)
事实真相是,只有从衰落中的城市国家和兴起中的民族国家的固定空间的角度来看,热那亚的商品交易会才是乌托邦。相反,从移居国外的资本家阶级的流动空间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整个欧洲国际支付体系的工具。商品与支付手段的流动对衰落与兴起中的国家来说是“对外”活动,但对由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构成的,为热那亚商人精英通过贝桑松商品交易会体系所控制和管理的非领土性网络而言,则事实上是“对内”活动(见第二章)。
按照鲁杰(Ruggie 1993:149)的观点,正如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家庭统治体系一样,由热那亚商人精英所控制的商业和金融调节网络的确占据一些地盘,但不以其所占的地盘为界限。像在安特卫普、塞维利亚以及贝桑松流动商品交易会这样的市场,都和热那亚本身一样对组织流动空间非常重要。通过组织流动空间,热那亚移居国外的商人银行家团体控制了欧洲国际支付体系。但是,这些地方中没有一个——包括热那亚在内——单独限定了热那亚的积累体系。相反,该体系是由贵重金属、汇票、与西班牙帝国政府签订的合同,以及将这些地方连为一体的货币盈余的流动所限定的。如果热那亚积累体系在“前现代”时期的对等物是家族统治制度的话,那么它在“后现代”时期最接近的对等物便是欧洲美元市场。欧洲美元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用哈罗德(Roy Harrod 1969:319)的话来说,“是它没有自己的总部或建筑物。它实际上只是存在于一个由遍及世界的电话和直通电报机组成的网络之中,而这些电话也可被用于欧洲美元交易以外的目的。”热那亚体系没有什么可供使用的现代通信手段。然而,实际上它就像今天的欧洲美元市场一样,仅仅只包括一个通信网络,而该网络可被用于货币兑换以外的其他目的。
并不是只有热那亚人控制过这类非领土性网络。佛罗伦萨人、卢卡人、日耳曼人以及英国人的“国家”——在16世纪,人们是这样称呼那些移居国外的商人银行家团体的——也控制过这类非领土性网络。然而,在16世纪下叶,热那亚“国家”成为其中最强大的一员。1617年,菲格罗亚(Suarez de Figueroa)甚至作出了这样的断言: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成为“热那亚人的印度群岛”(引自Elliott 1970b:96)。这种夸张说法包含着重要的真实成分。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在1617年之前的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热那亚资本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一种将塞维利亚、安特卫普以及贝桑松连在一起的流动三角关系来发生影响,曾经成功地将西班牙帝国的权力追求以及热那亚的宿敌和“样板”城市国家威尼斯的工业追求,转变成它自我扩张的强大引擎。
从本质上说,这一强大的非领土性资本积累网络,在结构和倾向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在布罗代尔(Braudel 1984:118)看来,热那亚的资本主义途径“比之威尼斯的要现代得多”,而且作为城市国家的热那亚“由于这种前沿位置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容易受到攻击”。如果威尼斯,正如我们在本章所认为的那样,是所有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型的话,那么移居国外的热那亚商人银行家团体,则是所有后来非领土性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体系的原型:
在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热那亚经验)使得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能够通过操纵资本和信贷来主宰欧洲支付和交易的一切事务。当它重新定位在一个几乎是无形的焦点周围时,这……无疑是欧洲世界经济史上最不寻常的联合与集中的例证。因为整个体系的焦点甚至都不是热那亚城市本身,而是为数不多的银行家一金融家(我们今天称其为多国财团);而且,这还只是关于热那亚这个离奇城市的众多矛盾之一而已。虽然热那亚看来命途如此多舛,但无论在其“光荣时代”之前还是之后,它都在向世界商业顶峰靠近。在我看来,热那亚在任何时期似乎一直都是出类拔萃的资本主义城市。(Braudel 1984:157)
跟在别处一样,布罗代尔在这里的语言和迟疑,暴露出要揭开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面纱的重重困难。这个资本主义大国不是“包含”在吉登斯(A.Giddens)所指的国家里,而是包括了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这些困难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概念禀赋的偏见,青睐于限定国家形成过程的固定空间,而轻视限定资本积累过程的资本流动空间。然而,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世界积累和统治体系的资本主义是同时在这两种空间中发展的。在固定空间里——正如“绪论”中所引用的布罗代尔的一段文字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成功是通过认同于特定的国家而实现的。相反,在流动空间里,它的成功不是通过认同于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凭借建立遍及世界的非领土性商业组织来实现的。
这是同时朝两个相反方向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两种紧密联系但却区别显著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宗谱图。在本章所勾勒的宗谱图中,现代资本主义源于威尼斯城市国家,它是后来每个时期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型。在本书其余部分我们即将探寻的宗谱图中,现代资本主义则源于移居国外的热那亚“国家”,它是后来每个时期最主要的遍及世界的非领土性商业组织的原型。第一个宗谱图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描述为一连串的世界霸权;而第二个宗谱图则将这同一发展过程描述成一连串的体系积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