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和预述
熊彼特(Schumpeter 1954:163)曾经说过,就资本主义发展而论,一个世纪是一段“较短的时间”。实际上,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论,一个世纪甚至还称不上是一段“较短的时间”。因此,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a,1974b)借用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1450—1640)的概念作为合适的单位,来分析他的格局中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形成)阶段。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87:8-9)同样谈到把“漫长的19世纪”(1776-1914)作为合适的时间框架,来分析他认为的历史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英国)阶段。
这里,我们以类似的方式用“漫长的20世纪”的概念作为时间框架,来分析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的机构和结构的兴起、全面扩张和最终取代。就其本身而论,漫长的20世纪不过是一根链子上最近的一个环节。这根链子由几个彼此部分重叠的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包括一个漫长的世纪;通过这些阶段,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开始把整个地球纳入一个密集的交换体系。这些阶段,以及这些阶段所包括的几个漫长的世纪,都是互相重叠的,因为作为一种规律,每个阶段典型的积累机构和结构,都是在前一阶段的金融扩张(CM')时期上升到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卓越地位的。从这种观点来看,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也不例外。这个周期和阶段典型的政府和商业体制的产生过程,是前一(英国)周期和阶段的政府和商业体制被取代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一取代过程开始于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英国资本积累体制的金融扩张时期。
图10显示了我们在讨论前三次体系积累周期时所采用的时间格局,并将其扩大,以便把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的第四(美国)周期包括进去。这里勾画出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时间曲线,主要表明所有漫长的世纪都具有类似的结构。这些图形都包括三个明确无误的分段或者时期。(1) 第一金融扩张时期(从S0-1延伸到T0-1):在此过程中,新的积累体制在旧的体制内部发展,这种发展是后者全面扩张和内部矛盾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 新的积累体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时期(从T0-1延伸到S1):在此过程中,它的主要机构促进和监督整个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并从中得到好处;(3) 第二金融扩张时期(从S1延伸到T1):在此过程中,那个全面发展的体制的内部矛盾,为产生与之竞争的别的体制创造了空间,并因此继续加深,其中一种体制最后(即到了T1的时候)成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
我们借用门什(Gerhard Mensch 1979:75)的说法,把每次金融扩张——因此也就是每个漫长世纪——的开始阶段,称做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图10中的S1,S2,S3和S4)。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系积累过程的主要机构开始把越来越多的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融买卖和投机。这种转移体现了一次“危机”,意思是: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机构通过这种转移表明,它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能否继续获利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同时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巨额融资能否在时间和空间上延长它的领导和主导地位作出了肯定的判断。这种危机是一场体系深处的危机的“信号”。然而,转向巨额融资可以暂时阻止这场危机的爆发。事实上,这种转变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它可以把物质扩张的末期变成一个“美妙时刻”,物质扩张的促进者和组织者能够继续获得财富和势力。它在四次体系积累周期中都起到了这种作用,只是程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已。
不管这个时刻对于那些在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末期得到最大好处的人来说有多么美妙,这决不表示已经永远克服了根深蒂固的体系危机。恰恰相反,它总是危机加深和一种新的积累体制最终取代那种仍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前奏曲。我们把这个或这一系列导致最后取代的事件称做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临终危机”(图10中的t1,t2和t3)。我们用它来表示那个体制实现兴起、全面扩张和灭亡过程的漫长世纪的结束。
像所有前几个漫长世纪一样,漫长的20世纪也包括三个明确无误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终于20世纪30年代末,也就是说,从英国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开始到临终危机结束。第二阶段始于英国体制的临终危机,终于美国体制的信号危机,后者我们可以确定在1970年前后。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从1970年延续到美国体制的临终危机。就我们所知,后一种危机还没有发生。因此,分析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把现在和未来作为一种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来研究。与所有以前的体系积累周期的结束(CM')阶段相比,这个进程既出现了新鲜的成分,也包含了重复的成分。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这样研究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主要关心的将是为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某种貌似有理的答案:(1) 是什么力量正在促成美国积累体制的临终危机,这种危机估计在什么时候发生,漫长的20世纪到什么时候结束?(2) 一旦漫长的20世纪结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别的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为了替这两个问题寻找貌似有理的答案,我们将利用图10中所勾画出的时间曲线的第二个要素。这就是在绪论中已经提到的资本主义历史步伐加快的时期。
虽然图10中描绘的几个漫长的世纪都包括三个类似的时期,都超过100年,但它们在时间上却缩短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几个阶段向后几个阶段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体系积累周期从兴起、全面扩张到遭到取代的过程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
有两种办法来计算这一现象。第一种是计算几个漫长世纪本身的长度。我们所谓的漫长的15—16世纪差不多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加上与之平行的“意大利的”和“英法的”百年战争的那个100年。在此期间,佛罗伦萨领导的金融扩张达到了顶峰,未来的热那亚积累体制的战略和结构已经形成。它始于14世纪40年代初的大危机,终于大约290年以后的热那亚人时代。
这是图10中描绘的三个漫长的世纪中最最长的一个世纪。漫长的17世纪始于1560年左右热那亚体制的信号危机,终于18世纪80年代荷兰体制的临终危机;这个世纪只有大约220年。而漫长的19世纪始自1740年左右荷兰体制的信号危机,终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体制的临终危机;这个世纪更短,“仅仅”190年。
另一种衡量资本主义历史步伐加快的办法是,比较历次信号危机的间隔时间。这种办法有两个有利方面。第一,跟临终危机的日期相比,信号危机的日期远非是随心所欲的。临终危机发生在巨额融资中权力和动荡两者俱全的时期。在标志着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过渡的一系列危机中,想要选定哪个是那个衰落中的体制的“真正的”临终危机,这决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信号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固的时期,所以比较容易确定。因此,仅仅使用信号危机来进行衡量,要比同时使用信号危机和临终危机来进行衡量更加可靠。
不仅如此,采用比较历次信号危机的间隔时间的办法,我们不至于重复计算金融扩张的时期。我们只是获得一种看法。由于漫长的20世纪尚未结束,因此资本主义历史只是跨越了三个漫长的世纪。但是,由于美国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已经发生,我们有了四个从信号危机到信号危机的时期。从这四个时期,我们可以计算出各个体制从前一个体制发生信号危机之后成为主导体制开始,到自己继续从世界经济物质扩张中获取利润的能力受到限制为止所需要的时间。我们从图10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在逐渐减少:热那亚体制用了大约220年;荷兰体制用了大约180年;英国体制用了大约130年;美国体制大约用了100年。
虽然各个体制从上升至主导地位到达到成熟程度所需的时间在逐步减少,但是这些体制的主要机构的规模和组织复杂程度却在不断增加。只要注意一下为各个体制的主要资本主义机构的“大本营”提供场所的“权力容器”(即国家)——热那亚共和国、联省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后一种倾向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在热那亚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热那亚共和国是个面积很小、组织简单的城市国家。它实际上只拥有很小的权力。它的社会基础四分五裂,军事方面靠不大住。按照一般标准来看,它跟当时的所有强国相比是个弱国。其中,它的宿敌威尼斯依然比较名列前茅。然而,由于它拥有覆盖面很大的商业网络和金融网络,组成超越地域的“国家”的热那亚资本家阶级可以与欧洲最强大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平起平坐,把这些统治者为流动资本的残酷竞争化为自己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强大动力。
在荷兰积累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联省共和国是一种大杂烩组织,结合了正在消失的城市国家的某些特点和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的某些特点。与热那亚共和国相比,联省共和国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组织,“容纳”了足够的力量来从西班牙帝国的手里赢得独立,从后者的海上和领土帝国中分割出一个由许多商业前哨组成的极其有利可图的帝国,遏制英国在海上的军事挑战和法国在陆上的军事挑战。由于荷兰国比热那亚人拥有更大的权力,荷兰资本家阶级能够做到热那亚人已经做到的事情——把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化为自己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动力——而又无须像热那亚人那样从地主阶级统治国家那里“购买”保护。
在英国积累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英国不仅是个全面发展的民族国家,因而是个比联省共和国更大、更复杂的组织;而且它正在征服一个世界范围的商业和领土帝国,因而它的统治集团和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对世界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无与伦比的支配权。这就使得英国资本家阶级能够做到荷兰人已经做到的事情——把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化为自己的有利条件,“生产”自己资本的自我扩张所需的全部保护,而又无须依赖外国的、往往是敌对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来从事作为自己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基础的大部分工农业生产。
最后,在美国积累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胜过一个全面发展的民族国家。它是个横跨大陆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足够的力量来向广大附属国和盟国政府提供有效保护,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友好政府发出经济上扼杀和军事上消灭的有效威胁。这种权力是由它自己的领土面积、岛国性质和自然财富等因素结合一起产生的,使得美国资本家阶级不仅能像英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做到的那样把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内部化”,而且能把销售成本“内部化”,也就是说,它在国内拥有资本的自我扩张所依赖的市场。
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机构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权力的这种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被图10中勾画出的时间顺序的另一特点所掩盖。那就是体系积累周期的顺序发展所特有的双向运动——同时向前和向后运动。我们在讨论前三次周期的时候已经强调过,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积累体制每向前跨出一步,就包含着恢复已被前一种体制所替代的政府和商业的战略和结构。
因此,与热那亚体制相比,荷兰体制是通过恢复已被热那亚体制取代的威尼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结构来实现保护成本内部化的。同样,与荷兰体制相比,英国体制通过以一种新的、范围更大的和更加复杂的形式恢复了热那亚的国际资本主义和伊比利亚全球地主阶级统治,实现了生产成本的内部化,而这两者的联合体已被荷兰体制所取代。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在第四章里将加以进一步阐述,随着美国体制的兴起和全面扩张,同一模式已经重复发生。美国体制通过以一种新的、规模更大的和更加复杂的形式恢复了已被英国体制取代的荷兰股份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结构,实现了销售成本的内部化。
这种反复恢复先前已被取代的积累战略和体制的现象,在“世界—帝国”组织和“公司—国家”组织之间产生了一种钟摆似的前后运动,前者是“松散型”体制的典型,如热那亚体制和英国体制,后者是“密集型”体制的典型,如荷兰体制和美国体制。热那亚和英国的“世界—帝国”体制是松散型的,意思是:它们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地理扩张任务。在热那亚体制之下“发现”了世界;在英国体制之下“征服”了世界。
相反,荷兰和美国的“公司—国家”体制是密集型的,意思是:它们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合并而不是地理扩张任务。在荷兰体制之下,主要由热那亚人的伊比利亚合伙人“发现”的世界被合并成为一个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商业集散地和合资特许公司体系。而在美国体制之下,主要由英国人本身“征服”的世界被合并成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市场和跨国公司体系。
松散型体制和密集型体制如此交替出现,很自然使我们看不到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机构在扩大范围、复杂程度和权力方面的真正长期的基本倾向。当钟摆向松散型体制摆动的时候,比如在荷兰体制向英国体制过渡的时候,那种基本倾向就得到放大。而当钟摆向密集型体制摆动的时候,比如在热那亚体制向荷兰体制过渡和英国体制向美国体制过渡的时候,那种基本倾向就不像实际存在的那么明显。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松散型的和两种密集型的体制进行互相比较,即把热那亚体制与英国体制进行比较,把荷兰体制与美国体制进行比较,从而熟悉了这些摆动,那种基本倾向就一清二楚了。历史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是以由政府和商业组织组成的更加强大的世界—帝国(或公司—国家)集团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具有扩大(或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职能和空间范围的能力。然而,这些集团变得越是强大,它们所产生的积累体制的生命周期就越短。生命周期,是指这些体制从前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体制的危机中产生,自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到一次新的金融扩张开始时达到自己的极限所需要的时间。英国体制的这段时间是130年,比热那亚体制少了大约40%;美国体制的这段时间是100年,比荷兰体制少了大约45%。
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模式——那种使积累体制力量的增长与它们生命周期的缩短发生关系的模式——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论点:“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生产在不断克服它的内在障碍的过程中,“只能采用使得这些障碍在更大规模上再次妨碍它的发展的办法”(Marx 1962:245):
笼统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包含着一种朝生产力绝对发展的倾向……无论资本主义生产在什么社会环境下进行;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要维持现有资本的价值,促使它的自我扩张(即促使这种价值不停地快速增长)……资本和资本的自我扩张看来就是起点和终点,就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不是相反……这种手段——无条件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跟资本的自我扩张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即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创造一个适当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它)也是这种……历史任务与它自己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冲突。(Marx 1962:244-5)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更加笼统的话来重新阐述资本的自我扩张跟发展物质生产力和适当的世界市场之间的这种矛盾。这是因为,历史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积累制度,只是在第三(英国)发展阶段才成为一种“生产模式”。那就是说,它实现了生产成本的内部化。然而,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现有资本的自我扩张跟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和创造适当的世界市场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并且反复进行公开对抗。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在前两个发展阶段显然已经在起作用,尽管资本积累的主要机构不停地使工农业生产在世界范围里实现外部化。
在这两个阶段,对于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机构来说,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的起点和终点都把追求利润作为最终目的。在第一阶段,即“大发现”阶段,对热那亚资本来说,在辽阔的伊比利亚帝国的疆域之内组织远程贸易,在安特卫普、里昂和塞维利亚建立一个初级的“世界市场”,不过是它实现自我扩张的手段。而到了1560年前后,当那种手段不再能为这种目的服务的时候,热那亚资本马上撤离贸易,专门从事巨额融资。同样,在互不相连的、往往非常遥远的政治辖区之间从事运输贸易,把转口贸易集中在阿姆斯特丹,把高附加值工业集中在荷兰,创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商业前哨和交换体系,以及“生产”所有这些活动所需要的任何保护,对荷兰资本来说都不过是它实现自我扩张的几种手段。同样,到了1740年前后,当这些手段不再能为这种目的服务的时候,荷兰资本像180年前的热那亚资本一样,将它一一抛弃,转而集中力量专门从事巨额融资。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19世纪,英国资本只是重复了早在作为一种积累形式的历史资本主义同时成为一种生产形式之前业已确立的模式。唯一不同的是,除了运输、转口和其他种类的远程和短程贸易,以及有关的保护和生产活动之外,在英国周期中,采掘和制造活动——那就是说,我们早先确定为狭义上的生产的那些活动——已经成为资本自我扩张的关键手段。但是,到了1870年左右,当生产和有关的贸易活动不再能为这种目的服务的时候,英国资本就像130年前的荷兰资本和310年前的热那亚资本一样,很快转向专门从事金融投机和经纪活动。
我们将会看到,100年以后,这种模式又被美国资本重复。最近这次从贸易和生产向金融投机和经纪活动的转移,跟前几个世纪三次类似的转移一样,可以被解释为反映了资本的自我扩张和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间存在的同一基本矛盾。这在我们的格局里相当于马克思的“(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矛盾就是,在所有情况下,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主要都不过是旨在增加资本价值的手段;然而,贸易和生产的扩张届时往往会迫使利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的价值。
所有的贸易和生产扩张都往往会迫使利率下降,因而损害它们的主要基础。这种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亚当·斯密的观点。马克思对利率下降倾向的“法则”的看法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斯密自己对那个“法则”的看法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远潜力方面过分悲观。按照斯密对那个“法则”的看法,贸易和生产的扩张必然导致它机构的内部竞争不断加剧,竞争加剧又促使实际工资和租金上涨,利率降低。马克思同意斯密的说法,认为贸易和生产的扩张必然导致它机构的内部竞争不断加剧。然而,他又认为,竞争加剧跟资本的日益集中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利率下降,但资本的日益集中限制了实际工资的上涨,为商业和工农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不错,按照马克思的格局,这种倾向又成为更大矛盾的根源。然而,与此同时,资本积累已经促使贸易和生产迅速发展,其速度远远超出了斯密的想象。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斯密对那个“法则”的看法更适用于解释体系积累周期的内在动力,而马克思对那个“法则”的看法更适用于解释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方式。
赛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Labini 1976:219)指出,斯密关于利率下降的倾向的论点,在他一段文字里勾画得非常清楚。对此,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是全盘接受的。它早于熊彼特关于创新的论点:
任何新的制造业、任何新的商业部门,或任何新的农业操作方式的建立,从来都是一种投机,实施者指望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有时,这种利润很大;有时,更经常是,情况也许恰恰相反。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利润跟同一地区其他老的行业的利润构成不同寻常的比例。如果那个项目取得成功,它的利润起初一般很高。而当那个行业或操作方式已经完全建立,变得人人皆知的时候,竞争就使利润减少到其他行业的水平。(Smith 1961:vol.1,128)
已经降低的那个利润水平也许很高,也许很低,取决于商业企业能否通过私人协议或政府管理来限制别的企业进入它们的经营领域。如果它们不能做到这点,考虑到在贸易和生产中使用资本所包含的风险,利润将会低到被认为是“可以承受的”水平。但是,如果它们能够限制别的企业进入自己的经营领域,保持市场供应不足,那么利润会比它们“可以承受的”水平高得多。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贸易和生产的扩张由于利润太低而自动停止;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贸易和生产的扩张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而被迫停止(参见Paolo SylosLabini 1976:216-20)。
斯密在阐述这种论点时特别参照某个特定的政治辖区内发生的贸易扩张。但是,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参照包括多个辖区的一种贸易制度的扩张来重新阐述这种论点。希克斯在从理论上叙述一种城市国家制度的扩张时就是这么做的。希克斯认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不断鼓励把利润反复投资于它的进一步扩张。然而,为了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原料,那个进行扩张的机构必须向他们出较高的价钱;为了把更多的成品卖给对方,它必须接受较低的价钱。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利润需要重新投资于贸易和生产,卖价和买价之间的差距往往渐渐缩小,贸易的扩张速度也渐渐放慢(Hicks 1969:45)。
在历史上,重大的贸易扩张之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某个机构或许多机构一起找到了阻止或抵消利润幅度减小的方式方法。这种减小是把越来越多的货币经过业已建立的贸易渠道投资于采购和销售商品之中的必然结果。一般说来,最重要的向来是这种或那种贸易的多样化。“努力寻找新的贸易目标和新的贸易渠道,”希克斯(Hicks 1969:45)说,“是商人非常基本的特点。这种活动使他成了一名革新家。”贸易多样化可以预先防止利润幅度的减小,因为在把剩余资本重新投资到进一步扩张贸易的过程中,不会从同一些供应商那里增加对同一种原料的需要(因而不会产生促使采购价上涨的压力),也不会造成向同一批顾客供应更多数量的同一种产品的结果(因而不会产生促使销售价下跌的压力),或者不会出现其中的一种情况。相反,由于贸易体系里增加了新的原料和产品,或者新的供应商和顾客,或者两者兼有,扩张得以继续进行,因此越来越多的利润可以投资到贸易和生产扩张中去,而又不至于产生缩小利润空间的压力。
希克斯强调说,多样化的贸易并不仅仅是几种简单贸易的结合。在贸易目标和贸易渠道方面的革新,改变了贸易体系本身,因此把利润重新投资于进一步贸易扩张之中所获得的赢利很可能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正如“在一个新的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时候,首先占领的决不是最好的土地”,所以,“开辟的第一批贸易机会也决不一定被证明是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前方可能还有更加有利可图的机会,但是要等探测到较近的机会之后才可能发现它们。”(Hicks 1969:47)
换句话说,只有把贸易体系的疆域不断在空间上往前推进,那些进行扩张的机构才能为发现前方更加有利可图的机会创造条件。在历史上,在空间上拓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疆域的过程,主要发生在热那亚和英国体制时期。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这两种松散型体制下扩张了地理空间,可以进行投资而又不会缩小利润空间的商品数量、范围和品种突然成倍增加,从而为16世纪初和19世纪中叶的商业大扩张创造了条件。
然而,即使销售价和采购价的差距在缩小,在贸易中获利的可能性和把利润重新投资于贸易扩张的欲望依然增加。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长,新的劳动分工在贸易中心之间和内部得到发展,结果就减少了它们经营活动的成本和风险。由于单位成本的减少,利润往往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尽管采购价和销售价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由于风险的减少,这些中心往往愿意把利润重新投资到贸易扩张中去,即使净利润在不断减少。在松散型体制之下,最重要的节约措施对于这些中心来说是“外部的”,那就是说,应当归因于它们属于一个较大的贸易团体而获得的有利条件;在密集型体制之下,这些节约措施对那些中心来说大多是“内部的”,那就是说,应当归因于它们自身变得更加强大而获得的有利条件。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想要进行任何长短时间的贸易大扩张,外部和内部的节约措施的某种结合是不可缺少的。(参见Hicks 1969:47-8)
因此,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都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形成的。一方面,在把越来越多的利润反复投资的过程中,空间领域受到那个进行扩张的机构组织能力的限制,在这种影响之下,存在着缩小利润幅度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不管是否“看得见”,反正使获利的可能性不断减小,从而使扩张的力量不断减弱。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增长的贸易数量和密度产生了内部和外部的节约措施,存在着减少经营成本和风险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增加了获利的可能性,从而把扩张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推向前方。
“人们不禁设想,”希克斯(Hicks 1969:56)说,“必定有一个这种力量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接着必定是一个那种力量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即一个扩张阶段,接着是一个停滞阶段。”希克斯不大情愿屈服于这种引诱,并且告诫我们不要“轻易以时间顺序来识别逻辑过程”。虽然一个扩张阶段之后确实可能会有一个停滞阶段,但是“也可能在短暂停顿之后发现了新的机会,因此扩张得以恢复”。在他的格局中,停滞只是一种可能性。不可避免的倒是会出现“停顿”。
根据这种概念,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可以用一条或几条S形的轨线(所谓的算术运算)来表示,每条轨线包括一个赢利不断增加的A阶段和一个赢利不断减少的B阶段,随着扩张接近上面那条渐近线K,后者进入“停滞”时期(见图11)。希克斯喜欢认为,贸易扩张包括一系列互相连接的S形曲线,中间隔着大约很长的“停顿”,在此期间,扩张放慢速度或者完全停止(见图12)。这一系列互相连接的轨线本身上面是否也有一条渐近线,希克斯对这个问题持不可知态度,在图12中用带括号的问号表示。
希克斯的概念提到了(Hicks 1969:56)“体现在城市国家制度中的那种最初形式的”世界经济(他所谓的商业经济)。鉴于这种经济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一次全面的物质扩张,他不愿意以时间顺序来识别逻辑过程的态度是令人感到意外的。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进入一个物质扩张的新阶段时,它不再体现在城市国家制度之中,而是体现在不再是国家的“民族国家”和还不是民族国家的国家的制度之中。而当物质扩张变成金融扩张的时候,这种制度本身又马上开始被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取而代之。(https://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我们在分析体系积累周期的过程中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每次物质扩张都是以一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而这种组织结构的生命力又渐渐遭到扩张本身的破坏。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种倾向:这些扩张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产生这些扩张的力量的限制,因此这些力量变得越强,扩张中止的倾向也就越强。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在不断增长的或很高水平的赢利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巨额资本想要重新投资到贸易中去,这时候,越来越大部分的需要用于保持赢利增长或高水平的经济空间正被用完,借用哈维(David Harvey 1985;1989:205)的话来说,它“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被消灭了”。而当贸易和积累中心试图通过商业多样化来抵消日渐减少的赢利的时候,它们也消灭了地理上的和功能上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一直使它们在多少受到良好保护的市场里互相不受干扰。作为这种双重倾向的结果,中心之间的合作由日趋剧烈的竞争所取代,从而减少了利润,最后摧毁了作为前一次物质扩张的基础的组织结构。
一般说来,赢利增长和扩张加速的A阶段跟赢利减少和扩张放慢的B阶段之间的转折点,不是由于在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危机”中缺少想要投资于商品的资本,而是由于在马克思所谓的“积累过剩危机”中这类资本的过分丰富。已经投资或想要投资于商品买卖的资本已经过剩,或者超过了不会导致利率下降的投资水平。而只要有一部分这种剩余资本没有被排挤出去,总的利率往往就会下降,地区之间和各行各业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
一部分旧的资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闲置起来……竞争斗争会决定哪一部分资本受到特别影响。只要万事顺利,竞争影响着兄弟般合作的资本家阶级……因此每个(资本家)都可以从共同的战利品中分享到与各自的投资规模相当的部分利润。但是,一旦不再是分享利润的问题,而是分担成本的问题,每个资本家都想把自己的部分减少到最小程度,并且把它转嫁给别人。这样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各个资本家……究竟必须分担多少(成本),这个问题要靠实力和计谋来决定。接着,敌对兄弟之间的竞争变成打架。接着,各个资本家的利益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面化,正如过去这些利益之间的一致实际上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Marx 1962:248)
因此,马克思也像希克斯那么认为,这两种竞争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一种是在资本的总的赢利正在增长的时候,或者即使正在下降的话也仍然是很高的时候存在于积累中心之间的竞争;另一种是在赢利正在跌到开始被认为是“合理的”或“可以承受的”水平以下的时候存在的竞争。实际上,第一种竞争根本算不上是竞争。相反,这是调节许多自治中心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些中心实际上在互相合作,以保持贸易扩张,因为它们在这种扩张中都能得到好处,每个中心能够获利是所有中心都能获利的一个条件。相反,第二种竞争是最具实质意义的竞争,因为资本的过分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组织侵犯彼此的经营领域;先前作为互相合作的条件的劳动分工已经瓦解;一个组织的损失越来越成为另一个组织的利润的条件。总而言之,竞争已经从一场正和游戏变成零和游戏(或者甚至负和游戏)。它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其主要目的是要迫使别的组织停止经营,即使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润,只要这样做能够达到目的。
这种自相残杀的竞争斗争,决不像马克思认为的或好像认为的那样是19世纪的新鲜事。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时代从一开始就以它为特点。按照希克斯和布罗代尔的思路,我们在“意大利的”百年战争期间找到了这种竞争的第一回合。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当时那些主要资本主义组织——意大利城市国家——由先前泛欧亚商业扩张中的合作伙伴变成了敌对的兄弟,拼命要把在一个较大贸易体系的解体过程中蒙受的损失转嫁到对方身上,尽管它们在这个体系中曾经获得过大量财富。
之后,欧洲世界经济的每次物质扩张结束时期都以类似的斗争为特点。到16世纪初贸易扩张结束之时,城市国家已经不再是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领导者。它们的位置,已经由以安特卫普和里昂这样的市场城市作为经营基地的商人银行家组成的超越地域的“国家”取而代之。只要贸易扩张处于上升阶段,这些“国家”在管理泛欧金融和商品市场方面就合作得像兄弟一般。但是,一旦投资于贸易的资本的赢利开始急剧减少,竞争就变成对抗,兄弟也就散伙了。
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贸易扩张快要结束的时候,这部资本主义戏剧里又换了主角。现在的主角是民族国家,跟特许公司关系密切。但是,这部剧本跟前几个回合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没有两样。在18世纪上叶一直比较和谐的关系在18世纪下叶迅速恶化。甚至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已经把转口贸易的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东印度公司已经迫使所有的竞争对手停止经营。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升级,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贸易扩张逐渐停止;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唯一新鲜事物是,有大约25年时间,商业企业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价格竞争占据了中心舞台,而政府呆在幕后。然而,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企业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价格竞争开始由政府之间的空前规模和范围的军备竞赛取而代之。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意大利百年战争的老剧本在一个短得多的时间之内再次上演,只是在规模上、手段的数量和可怕程度上,都是以前的主角所无法想象的。
布罗代尔所谓的金融扩张,是资本家之间所有这些竞争升级的不可分割的方面。事实上,这是资本的自我扩张和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的主要表现和一种因素。这种矛盾可以被描述为贸易扩张逻辑中的一个分叉点(见图13)。在这张图表中,假定所有的贸易利润都反复投资到贸易的进一步扩张中去的话,分叉点之前的曲线(M)和分叉点之后的上端分支(CC')一起表示投资于贸易的金融资本总量的扩张。在这种纯粹是商业或贸易扩张逻辑的假设之下——按照这种逻辑,贸易扩张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利润被重复投资于这种活动之中——资本总量对于时间的增长率(ΔM/Δt,那就是说,那个逻辑的斜率),也代表了投资于贸易的资本总量的赢利率,即亚当·斯密所谓的“利率”。
下端逻辑符号(MM')由分叉点之前的同一曲线(M)和分叉点之后的下端分支(CM')组成,它也表示投资于贸易的金融资本总量的扩张。它所表示的扩张前提是,贸易利润的重新投资按照一种严格的资本主义逻辑进行。那就是说,根据这种逻辑,金融资本而不是贸易扩张,是把利润重新投资的目的。一个机构把贸易的利润反复投资于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只要如此投资的资本能够赢利,那么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能把这种机构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根据定义,一个资本主义机构,如果不是完全但也主要关心它的货币总量(M)的不停扩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不断比较两种赢利:一种是把资本重新投资商品贸易以后,它有理由指望从中获得的赢利(那就是说,根据MCM'公式从附加值中获得的赢利);另一种是通过让剩余资金处于流动状态,准备将这些资金投资于某种金融交易的办法,它有理由指望从中获得的赢利(那就是说,根据简化的MM'公式从附加值中获得的赢利)。
在这方面,在马克思和韦伯的许多追随者的概念里,资本主义机构竟然被确定具有这样一种非理性和无理性的倾向的特点,即把利润重新投资于产生那些利润的企业,尤其在工厂、设备和工人方面,不顾最起码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功利主义考虑,这是很奇怪的。这种奇怪的定义几乎不符合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的成功的盈利性企业的实际经历。它很可能源自马克思(Marx 1959:595)那句开玩笑的名言:“积累啊,积累!那就是摩西和先知”,或者源自韦伯(Weber 1930:53)很严肃的论点: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本身纯粹就是目的,因此从个人的快乐和对个人的实用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完全难以理解的,绝对缺乏理性的”。这些说法在表述其上下文中究竟是什么目的,这跟本书没有关系。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熊彼特把受无理性和非理性倾向驱使的,用暴力进行不受具体的、实用的限度约束的扩张,看做是资本主义之前地主阶级统治机构的特点,那是错误的,而把上述这些说法看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机构的实际表现的特点,同样是错误的。
马克思本人(Marx 1959:592)在说出“积累啊,积累”的名言之前不久曾经指出,“权力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他接着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Marx 1959:593-4)
15世纪的佛罗伦萨资本是这样,今天的美国资本也是这样。资本积累机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因为它将大量资金投资于贸易和生产,或投资于投机和信用制度——公式(MCM'或者MM')依靠这种办法赋予那种资金最大的再生能力——从中获取大量的、固定的利润。马克思本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本身,为把货币有利可图地投资于投机和信用制度创造了条件。
到了两种公式的再生能力被不断广泛地进行比较的程度——那就是说,到了贸易方面的投资受到一种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程度——贸易扩张势必以一次金融扩张宣告结束。当投资于商品贸易的资本虽然仍能赢利,但这种赢利已经降到某个关键性的比率(RX)(即资本通过金融贸易也能获得的那种利率)以下的时候,那么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组织不再会把利润重新投资于商品贸易的进一步扩张。不管它们有多少剩余资金,它们会把资金从商品贸易转向金融贸易。在这个时间点上,世界贸易扩张的轨线“分成”两条概念不同的分支。上端的分支表示:假如受到严格意义上的重商主义逻辑的支配,商品贸易的扩张会是什么样子;下端的分支表示:假如受到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贸易扩张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图13告诉我们,在商业扩张的A阶段,由于投资贸易的赢利不断增加,风险不断减少,资本主义组织和非资本主义组织都愿意把从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再次投资于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它还告诉我们,在B阶段,两种组织还继续把从贸易中获取的利润重新投资于贸易扩张,不过只是在赢利虽然正在下降但依然还很高的情况之下。但是,随着赢利继续下降,那些更有能力或更倾向于按照纯粹的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办事的组织,开始从贸易中抽出剩余资本,让它保护货币形式——因此,它们投资于贸易的资本不再增加——而非资本主义组织继续把利润重新投资于贸易的讲一步扩张,只要它们还能赢利。
按照斯密和希克斯对这种图形的看法,分叉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组织为了保护赢利机会,支持和实施旨在约束竞争的限制性安排。那就是说,分叉一方面表现了贸易扩张导致利润减少的倾向,另一方面表现了资本主义组织的相反倾向,它们要把获利的机会提高到通过限制新的组织和经常保持市场供应不足等手段才能达到的程度之上。如果第一种倾向占了上风,贸易扩张就沿着上端的轨线(CC')主动结束,因为利润已经降到勉强能够(忍受)的水平;但是,如果第二种倾向占了上风,贸易扩张沿着下端的轨线(CM')被迫结束,因为资本主义组织努力使利润高出它们勉强能够(承受)的水平,并且获得成功,从而对贸易扩张施加了限制。后一种情况反映了希克斯的名言。对此,我们在分析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反复提到,那就是:在贸易扩张的结束阶段,只有不把利润重新投资于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利润才能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平。
也许有理由推测,在某个特定的政治辖区之内,“那些通常使用最大量的资本的和由于自己的财富而最受公众尊敬的人”——斯密(1961:I,278)将此看做是当时大企业的特殊“阶层”,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和实施那种限制性安排,以使经济稳定在显示物质扩张停滞的下端轨线上(CM')。但是,在一种由许多政治辖区组成的世界经济里,这种推测根本毫无道理。在历史上,如果在别的政治辖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组织,想要通过增加世界上原料的需求量来提高收购价,或者想要通过增加世界上产品的供应量来降低销售价,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团体能有力量来加以阻止。
然而,按照韦伯首先使用的方法,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正因为世界经济被分成许多为流动资本而进行竞争的政治辖区,资本主义机构才在世界经济的总的物质停滞时期,有了以在物质扩张时期同样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继续扩大它们资本价值的最大机会。事实上,假如不是因为谋求势力的事业在几个世纪里加剧了争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我们关于资本积累逻辑中的分叉现象的假设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理论经济学的想象世界里,因买卖商品中的赢利不断减少而造成的金融资本的过量供应,也会驱使金融市场的赢利下滑,从而不再有把流动资金从商品贸易转向金融贸易的引诱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里,从美第奇家族时代直到我们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
在世界经济的每个金融扩张阶段,因赢利减少和把资本用于贸易和生产的风险增加而产生的金融资本的过量供应,一直跟有些组织对金融资本需求的大体上的同步增长互相适应,甚至被后者超过。对于这些组织来说,它们行动的指导原则是权力和地位,而不是利润。一般说来,面对赢利减少和把资本用于贸易和生产的风险增加,这些组织不会像资本主义组织那样灰心丧气。恰恰相反,它们尽可能多地借来资本,并把它投资于以武力征服市场、领土和人口方面,以便在赢利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拼力前进。
金融扩张过程中这种供需条件大致的和反复的一致性,反映出投资于贸易扩张的资本的赢利减少的倾向,也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组织的竞争压力都不断增加的倾向。这两种情况的结合,最后导致有些(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机构把它们的流动资金从贸易系统转向信用系统,从而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应量,有些(主要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机构通过借贷,寻求在一个竞争更加剧烈的环境里生存下来所需的别的金融来源,从而增加了可贷资金的需求量。因此,世界经济扩张的逻辑按照假设被分成的两条收入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支,并不表示实际的轨线。相反,它们表示由两条同时存在的可供选择而又互相排斥的资本积累思想类型的轨线限定的许多力量。这两条轨线的统一和对立,是造成世界贸易和积累体系动荡不定的根源。
单一的轨线,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利润最大化逻辑和贸易扩张的收入最大化逻辑正好重叠,互相配合。世界经济可以指望有日益增多的货币和其他支付手段想要投资贸易,从而获得发展。资本可以指望有数量上和品种上都日益增多的专门化市场可被利用,在那里有越来越大量的商品可以买卖而又不降低资本的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自我扩张。沿着这单一轨线的资本积累,牢牢地扎在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就像铁路的路堤扎在土里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额和资本价值两者的增长率不仅迅速,而且稳定。
相反,当两条轨线分叉的时候,贸易扩张逻辑和资本积累逻辑也就分道扬镳。资本积累不再扎根于世界经济的扩张之中。两种过程的增长率不但放慢,而且变得很不稳定。分叉产生了极大的动荡,实际投资于贸易的资本受到几种互相冲突的力量的支配,有的要把它吸引到它原则上可以遵循的那两条可供选择的轨线上来,有的要把它从那里排斥出去。一条是上端的轨线,如果遵循这条轨线,贸易的价值和收入将会达到最大限度;一条是下端的轨线,如果遵循这条轨线,利润数量和资本价值将会达到最大限度。非资本主义组织倾向于冲破因贸易扩张放慢而施加于它们谋求地位和权力的事业的限制,这种倾向往往不断把借来投资于购买商品的资本数量推往高处,接近或超出上端的轨线,结果,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的获利机会降到一种勉强能够“承受”的水平,或者低于这种水平,而投资于借贷和投机的资本的赢利则猛然增长。相反,面对利润下降和风险增加,资本主义组织倾向于把剩余资金撤出贸易和生产。这种倾向往往把投资于商品的大量资本不断拖到下面,接近或低于下端的轨线,结果贸易和生产的利润上升,借贷和投机的利润下跌。
总之,当资本积累进入金融扩张阶段(CM')的时候,它的轨线不是一条稳定的轨线,而是受到剧烈的上升和下降趋势的支配,这两种趋势反复地重新创造和摧毁投资于贸易的资本的赢利机会。资本积累过程的这种不稳定性,可能是局部的、暂时的,但也可能是体系的、持久的。按照图14显示的格局,投资于贸易的资本总量的上升和下降趋势,限于收入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扩张轨线之内的价值范围,最后使世界经济重新回到稳定扩张的轨线上来。按照图15显示的格局,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不限于那类轨线之内的价值范围,它们不会使世界经济重新回到稳定扩张的轨线上去。按照这第二种格局,不稳定性是自我增强的,使得(始于那个特定时候的)世界经济的扩张永远停顿下来,即使稳定的扩张在原则上是可以得到恢复的,如图15中用虚线表示的那样。
不稳定性的这两种格局之间的差异,可以被认为是具体说明了希克斯所谓的世界经济扩张过程中的微小停顿和扩张的真正停止之间的差异。在此过程中,图14中的格局相当于一次停顿。动荡只是局部的;一旦挺得过去,稳定的扩张可以马上恢复。而图15中的格局相当于扩张的一次真正停止。动荡是“体系的”,始于当时的世界经济不可能重新回到稳定扩张的轨线上去。
我们的研究一直限于后一种金融扩张。我们在这样限定论题的过程中,始终按照布罗代尔的做法,仅仅挑选几次金融扩张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秋天来临的征兆”。布罗代尔在指出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非常具体的资本主义社区的——“热那亚”、“荷兰”和“英国”社区的——从贸易向金融的转移过程。有两条理由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第一,这些机构在从贸易转向金融的时候,对最重要的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体系占有支配地位。那就是说,在整个世界经济空间之内,那种体系在重新安排商品和支付手段方面是最重要的;第二,这些机构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商业扩张中一直起着带头作用,而这种扩张所能获得的赢利已经开始减少。由于它们在各自时代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和领导地位,这些机构(尤其是它们内部的集团)比任何别的机构更加懂得应该在什么时候撤出贸易,以避免利润的灾难性下跌,也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在接着出现的世界经济的动荡中得利,而不是赔钱。这种高超的辨别能力——它源自它们的地位,而不是熊彼特要我们相信的“超常的智力和意志”——使这些社区的行动在它们各自从贸易转向金融的时期具有双重的体系意义。
一方面,它们从贸易转向金融,可被看成是最明显的信号:停止贸易扩张以防止扩张破坏获利机会的时候真的已经来到了。不仅如此,这些有关的机构比任何别的机构更能监测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总的动向,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是说,在扩大金融资本的供需过程中担任中间人和调节者。不管是否“及时”,当这些机构开始专门从事巨额融资的时候,它们促使供需双方走到一起。因此,它们同时加强了资本主义组织把流动资金从商品采购转向货币借贷的倾向,以及非资本主义组织通过借贷获得它们谋求权力和地位所需货币的倾向。
在这方面,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制高点的商人银行家集团,觉察到并非它们产生的那些倾向,完全为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组织的各自追求“提供服务”。同时,由于对世界市场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绝对控制着贸易体系的流动资产,这些集团能够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局面变成获取大量而又稳当的投机性利润的源泉。因此,它们对缓和那种不稳定的局面毫无兴趣;实际上,它们有的还想加剧这种局面。
但是,不管它们感不感兴趣,金融扩张的主要机构决不是那个它们所调节和利用的体系最终垮台的首要原因。不稳定的局面是结构性的,往往本身会获得一种势头,不是资本主义机器的调节器所能驾驭的。届时,这种势头会变得如此强大,世界经济现存的组织结构根本无法承受;而当这些结构最后垮台的时候,就为一个新的体系积累周期的开始扫清了道路。
因此,反复出现的体系积累周期可被看做是一系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稳定扩张阶段和动荡阶段交替更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依照一条业已确立的发展轨线稳定扩张的条件已遭破坏,依照一条新的轨线扩张的条件已经创造(见图16)。就此而论,动荡阶段是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缩小和逐渐解体的时刻,也是这种过程的调整和重组的时刻。信号危机(S1,S2,S3)在宣告沿着老的发展轨线的稳定扩张已经达到极限的同时,也表明一条新的发展轨线已经产生,如图16中用一条较低的而又向上的虚线所显示的那样。
一条比旧的轨线更具增长潜力的新的发展轨线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在金融扩张阶段所经历的日趋动荡局面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相当于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从已经达到物质扩张极限的组织结构,向只是刚刚开始实现增长潜力的组织结构再循环的论点。我们已经在绪论中知道,马克思在讨论原始积累的时候,曾经暗示过这种再循环。他承认,国债作为资本家之间一种无形的合作方式,具有持久的意义;这种合作一次又一次地跨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时空开始资本积累,从早期现代的威尼斯,经过联省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直到19世纪的美国。他在讨论资本不断集中——这总是积累过剩危机的结果和解决办法——的时候,再次暗示金融资本从一种组织结构到另一种组织结构的再循环:
资本越来越集中……因为超过某种限度之后,利润小的大资本比利润大的小资本积累起来更加快。到了某个时刻,这种不断集中又会导致利率再度降低。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投机、信用诈骗、股票骗局和危机的冒险道路。所谓的资本过剩,基本上总是指利率的降低不能通过大量利润来弥补的那种资本过剩……或者一种将本身无法进行赢利活动的资本以信用的形式置于大企业经理支配之下的过剩。(Marx 1962:245-6)
马克思没有把他关于金融资本跨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空再循环的看法,跟他关于从“本身无法进行赢利活动的”商业企业组织领域到更加强大的商业组织的领域这种类似的再循环的看法联系起来。假如他写完了在原先的提纲里被称为“论世界市场和危机之卷”的《资本论》第六卷,他或许会需要确切地建立这种联系。即使如此,马克思的这两种看法对我们还是很有用处的,如果我们将它们联系起来,把资本通过一次金融扩张而实现的集中,确认为是一次特定的世界规模的积累周期的结束转化为一次新的周期的开始的主要手段。
在把这种假设合并成概念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体系积累周期的过程中,出现过不同种类的“资本集中”。跟我们的论述有关的动词“集中”有两个意思:(1)“趋于或朝向一个共同的中心聚集”;(2)“在力度、浓度或强度方面增加”(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be American Language,2nd College Edition,1970)。一种或两种意义上的各类资本集中,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所有金融扩张阶段。然而,只有几类成为一次新的体系积累周期的基础。
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中,资本积累开始集中在较少几个城市国家里。通过把商品贸易或金融贸易领域里的交易从竞争对手那里转移出来,接管较弱的城市国家的领土和人口,资本集中的力度和浓度逐渐增加。这类资本集中发生在城市国家体系的组织结构内部。它增加了体系内部幸存单位的规模和力量,至少在短期之内也增加了体系本身的规模和力量。然而,为第一体系积累周期奠定基础的,却不是这类集中。那个基础是通过第二类集中奠定的,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奠定的。这种结构把世界性积累体系(最令人瞩目的是热那亚体系)的力量和当时最强大的力量体系(即伊比利亚体系)合二为一。
同样,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金融扩张中,把交易从里昂交易会转移出来,使安特卫普和塞维利亚从属于皮亚琴察交易体系,两者显然构成了资本在牺牲所有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向热那亚“国家”的组织领域集中和在该组织领域内部集中的一种形式。然而,成为第二体系积累周期的基础的,也不是这类先于上述周期存在的结构内部的资本集中,而是那类使得荷兰商人精英掌握创建一个新型的国家(联省共和国)、一种新的国际制度(威斯特伐利亚制度)和一种新的商业组织(股份特许公司和一个永不停业的股票市场)的手段的资本集中。
跟发生在先前金融扩张时期的资本集中相比,发生在18世纪下叶金融扩张时期的资本集中,由于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内部化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的介入,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然而,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荷兰周期的主要商业组织——股份特许公司——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类似的倾向。到那个世纪之末,投资于这类公司的资本差不多已经全部集中在其中一家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大多数别的公司已经停止营业。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的领土确实成为第三体系积累周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但公司本身不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既靠对东印度公司的活动逐步“放手”和最终停业清理,也靠在印度建立一个大英附属帝国。
那么,总而言之,历史记载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金融扩张阶段,两类不同的资本集中同时发生。一类发生在那个行将结束的积累周期的组织结构内部。一般说来,这类集中跟在那类仍占支配地位而又日渐消亡的积累体制的复苏时期出现的最后的“美好时期”(图16中的r1,r2)关系密切。但是,这种“美好时期”决不反映那类体制重新有能力产生新一轮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相反,它总是反映了将要引发那类体制的临终危机(t1,t2)的不断升级的竞争和权力斗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金融扩张阶段中出现的另外那类资本集中,或许会对现存的那类积累体制的复苏作出贡献,或许不会。无论怎样,它的主要历史作用是通过产生地区积累结构来加深那种制度的危机;那些地区积累结构使得旧体制更不稳定,预示着一种新体制即将出现。一旦旧体制在自身矛盾的作用之下垮台,就为新体制本身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体制,为在新的组织基础上重组世界经济,以及为促进新一轮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铺平了道路。
图16中显示的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的上升曲线,代表了这第二类资本集中。与第一类集中相比,这第二类集中往往不那么显眼;但是,在似乎无限的自我扩张过程中,在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每次体系危机的深渊中不断在空间和时间上往前推进的方面,它的作用是最意义深远的。讲述漫长的20世纪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说明美国积累体制怎样以及为什么(1) 从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限制、矛盾和危机中产生,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结构;(2) 在有可能产生新一轮的物质扩张的基础上重组世界经济;(3) 达到自己的成熟期,也许还为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的产生打好基础。
在第四章里,我们将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为美国积累体制的出现创造条件的英国体制的矛盾方面。然后,我们将接着分析美国体制的结构,以及由其产生的那个体系积累周期。在该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将审察美国积累周期的信号危机是怎样转变成一个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爱德华和“佩鲁齐假发时代”的新的“美好时期”的。最后,在结束语部分,我们将转而简要地叙述在美国体制的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已经越来越在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今天和明天方面占支配地位的地区(东亚)积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