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在过去的25年中,一些基本的东西似乎以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许多人谈论危机。80年代,大多数人谈论重建和改组。90年代,我们不再相信70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
我们的论点是:资本主义历史确实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但是情况不像乍一看来那么严重。长期的危机、重建与改组,简而言之,长期断断续续的变化,比起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沿着一条确定的发展路线出现的那种短时间的普遍扩张来说,更具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的特点。过去,这些长时间的断续变化,总是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新的和扩大的基础上的重建而告终。我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可能发生新的一次这类重建的体系条件,并探讨如果新的重建果真发生,它会是什么样子。
1970年左右以来发生的变化,显示资本主义在局部地区和全世界运转良好;这些变化一直受到广泛的注意,虽然它们的确切性质仍然众说不一。但是,这些变化极其重要,成为越来越多文献的共同主题。
资本积累过程的空间架构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20世纪70年代,主要的趋势似乎是,资本积累过程从高收入地区和国家向低收入地区和国家重新分布(Fröbel,Heinrichs and Kreye 1980;Bluestone and Harrison 1982;Massey 1984;Walton 1985)。而在80年代,主要的趋势似乎是资本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集中(Gordon 1988)。但是,不论朝什么方向运动,1970年以来的趋势一直是,资本的地理流动性愈来愈大(Sassen 1988;Scott 1988;Storper and Walker 1989)。
这种趋势与组织生产和交换过程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某些作者宣称,“福特式”大批量生产的危机,为恢复“灵活的专业化”制度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福特式”大批量生产是建立在专门化机器体系的基础之上,并在纵向合并、实行官僚管理的大公司的组织领域之内进行的;而“灵活的专业化”则是建立在小批量手工生产的基础之上,由市场般的交换过程协调的中、小企业来完成的(Piore and Sable 1984;Sable and Zeitlin 1991)。另外一些作者关注投入—产出活动的法律调节,注意经济生活的日趋“形式化”(即对组织生产和交换过程增加法律限制)如何引起朝“非形式化”的反拨(即增多通过这种或那种“个人”或“家庭”的企业形式来避开法律调节的投入—产出活动)(Lomnitz 1988;Portes,Castells and Benton 1989;Feige 1990;Porte 1994)。
许多研究报告与本书有些部分重叠,它们都追随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把当前资本主义经营模式中的变化解释成他们称之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积累体制”的结构危机(要了解详情,参阅Boyer 1990;Jessop 1990;Tickell and Peck 1992)。这种体制被概念化为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特点是投资固定资本,为生产力和大众消费的正常增长创造潜力。为了实现这种潜力,适当的政府政策和措施、社会机构、行为准则和习惯(“调节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凯恩斯主义”被说成是能使形成中的福特主义体制充分实现其潜力的调节方式。反过来,这又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Aglietta 1979;De Vroey 1984;Lipietz 1987,1988)。
总的说来,关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会是什么,或者到底是否会有另一种具有合适的调节方式的积累体制,“调节主义者”持不可知态度。与此类似,但使用一种不同的概念,奥夫(Claus Offe 1985)以及说得更加明确的欧里(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1987),谈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结束,以及“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他们认为,由于公司权力在空间和职能方面日趋分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由经理阶层和政府官员对国民经济实施管理和有意识的调节——正受到威胁。这就使资本积累过程处于一种看来是无可挽救的“无组织”状态。
哈维(David Harvey 1989)对这种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散而不是聚合的看法持有异议。他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可能处于一个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到一种新的积累体制的“历史性过渡”时期。他把这种新的体制暂且称为“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他坚持认为,在1965年到1973年之间,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控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方面遇到的困难已经越来越明显:“表面上,这些困难可以最确切地用一个词来表达:‘僵化。’”这里有对大批量生产系统的长期和大规模投资的僵化问题,也有国家对补贴工程和国防工程承诺的僵化问题。
在这些特定的僵化状态后面,都存在着一种相当笨拙和似乎固定不变的政治权力和相互关系的结构,它把大工会、大资本和大政府捆在一起,形成看上去越来越像是这些狭义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一种机能不良的拥抱,结果与其说是保护了资本积累,不如说是破坏了资本积累。(Harvey 1989:142)
美英政府通过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保持战后经济繁荣的势头的企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在70年代初就出现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僵化日甚,真正的增长停止,通货膨胀势不可挡,曾经维持和调节战后扩张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从那时起,所有的国家都一直难逃金融制度的摆布,有的通过资本外逃的后果表现出来,有的则直接体现在机构的压力上。“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势力和国家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垮台显然意味着民族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Harvey 1989:145,168)
这种交接反过来又引起“新的金融手段和金融市场的急剧增加,十分复杂的全球规模的金融协调制度应运而生”。正是“金融市场这种非同一般的发展和变化”,被哈维毫不犹豫地看成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真正新奇之处,以及正在兴起的“灵活积累”体制的主要特点。生产和积累过程在空间上的调整,手工生产与私人及家庭企业网络的重新兴起,市场般的协调以牺牲公司和政府的计划为代价得以扩张。在哈维看来,这一切都是向灵活积累新体制过渡中的方方面面。然而,他倾向于把它们看成是寻找金融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倾向的表现形式(Harvey 1989:191-4)。
哈维充分意识到从理论上阐明灵活积累过渡问题——假设目前资本主义确实在经历这个过程的话——所包含的种种困难,指出了若干“理论难题”。
如果不是弄清它的必然性的话,我们能不能弄清这种过渡的逻辑性?鉴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的改组和重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阐述,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进行修正?我们能不能很好地陈述当前的体制,足以抓住一点似乎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的可能进程和含义?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过渡,已经……给所有理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唯一的共识是自大约197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Harvey 1989:173)
贯穿本书的问题与哈维提出的问题是相似的。但是,我们的答案是通过对当前趋势的调查来寻求的,并参照了持续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整个生命过程的重现和演变的模式。一旦我们这样扩大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论推测的时空视野,那么看起来新奇而又难以预料的倾向就会显得十分熟悉了。
具体来说,我们调查的出发点是布罗代尔的论点:历史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也就是在它的整个生命期里——一直是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而不是后者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呈现的具体形式:
允许我强调一下我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发展通史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它的无限灵活性、它的变化和应变能力。从13世纪的意大利到今天的西方,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着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话,那么,这样的一致性尤其应当在这里寻找和观测。(Braudel 1982:433;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在某些时期,甚至很长的时期里,资本主义似乎确实“专业化”了,比如在19世纪,当时它“如此令人注目地进入了工业新世界”。这种专业化使得“历史学家们普遍……把工业看成是给予资本主义‘真正’身份的最后繁荣”。但是这是一种短视的看法:
机械化最初迅速发展“之后”,最先进类型的资本主义恢复了兼容性,可谓恢复了一种利益的不可分割性,仿佛今天如科尔(Jacques Coeur,14世纪的大富翁)时代一样,占据经济制高点的独特优势恰恰不在于把自身局限于某一种选择,而在于卓越的适应性,亦即非专业化。(Braudel 1982:381,黑体字是原作者的;译文经过修改,这在Wallerstein 1991:213中已经作了说明。)
在我看来,这段话可被看成是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货币资本(M)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C)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因此,它代表具体化、僵硬化以及选择的缩小和丧失。M'代表扩大了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
按照这般理解,马克思的公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机构把资本投向随之会丧失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的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本身不是目的。它们这样做,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达到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的目的。马克思的公式还告诉我们,假如资本主义机构看不到它们的选择自由有增大的可能性,或者这种可能性难以彻底实现的话,资本往往转向更加灵活的投资形式,尤其是转向它的货币形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机构“偏好”流动性,往往让现金周转中的非同寻常的一大部分保持流动状态。
布罗代尔把“金融扩张”描述为某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标志,这里面就包含着这第二种理解。在讨论18世纪中叶荷兰人撤离商业而成为“欧洲的银行家”时,布罗代尔认为这种撤离是一种反复出现的世界体系倾向。同样的倾向早在16世纪的意大利已很明显,当时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势力从商品转向银行;还有在16世纪下叶,当时热那亚的“老贵族”,即那些借钱给西班牙国王的官僚高利贷者,也逐渐从商业撤出来。继荷兰人之后,英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重复了这种倾向,当时“工业革命这一宏伟事业”的结束造成了货币资本供应的过剩(Braudel 1984:242,246)。
在同样称得上是宏伟事业的所谓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结束之后,美国资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了一条相似的道路。布罗代尔没有讨论我们当前的金融扩张问题;在他完成了三部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后,那种扩张的势头愈来愈猛。然而,在最近这次金融资本的“再生”中,我们很容易看得到向“兼容性”逆转的又一个例子;在过去,“兼容性”一直与一次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成熟期连在一起:“(每次)资本主义的这类发展,通过达到金融扩张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宣告了它已经进入成熟期:这‘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迹象。”(Braudel 1984:246,黑体字是本作者的)
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可以被解释为不光描述了单个资本主义投资的逻辑,而且也描述了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本书主要是对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进行比较分析,以期确定(1) 重现和演变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当前的金融扩张和体系重建阶段中再度重现;(2) 当前这个金融扩张阶段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可能会导致与过去的重现和演变模式的决裂。我们将识别四个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以在世界规模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机构和结构的基本一致为特征:一个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一个是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个是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以及一个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这种大体的、初步的阶段划分表明,这一系列体系资本积累周期是互相重叠的;虽然它们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但都超过了一个世纪:于是就产生了“漫长的世纪”这一概念。它将被作为分析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时间单位。
这种周期跟“百年一次的周期”(或者价格逻辑)和布罗代尔十分重视的、较短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完全不同。百年一次的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是以经验为依据的不确定的理论性概念,出自对商品价格长期波动的观察(相关文献的概述,参阅Barr 1979;Goldstein 1988)。百年一次的周期与我们的体系积累周期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有四个周期;它们都持续一个世纪以上;它们都变得愈来愈短(Braudel 1984:78)。然而,百年一次的周期和体系资本积累周期彼此是完全不同步的。而且,金融扩张可能出现在百年一次(价格)的周期的开始时候,也可能出现在它的中期或结束的时候(见本书图10)。
布罗代尔并不试图把他的金融扩张的年代——我们的体系积累周期是依此划分的——和他的百年一次(价格)的周期的年代协调一致。我们也没有这个打算。面对要在这两种周期之间作一抉择的局面,我们选择了体系积累周期,因为它能比百年一次的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更加令人信服地、更加可靠地说明现代世界体系中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
确实,在长期价格波动所表明的意义上,到底是逻辑式的,还是康德拉季耶夫式的,有关文献的看法并不一致。价格波动肯定不能可靠地说明现代世界体系中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的收缩和扩张,不管那是什么东西。盈利程度和资本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程度,正如起伏的波浪一样能升能降。它完全取决于谁的竞争在把价格向上推或往下压。如果是“资本家”本人(不管如何界定“资本家”)比他们的“非资本家”供应者和消费者竞争得更加(更不)激烈的话,盈利就会下降(上升),资本对资源的控制力度就会减小(增大),不管价格的总体趋势是升还是降。
价格逻辑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似乎也不是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戈尔茨坦在综合关于长期波动的研究的实际发现和理论根据时,“资本主义”的概念根本不起作用。他根据统计材料发现,价格和生产的长期波动主要可以通过他所谓的“大国战争”的严酷程度来“解释”。至于资本主义,他把它的出现和扩张问题完全置于他的调查范围之外(Goldstein 1988:258-74,286)。
资本主义兴起和长期价格波动之间关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关于世界体系的研究。布斯凯(Nicole Bousquet 1979:503)认为,把价格逻辑的年代过早定在1500年之前是“令人难堪的”。基于同一原因,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1983:78)想知道价格逻辑是代表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抑或两者兼有。“连中华帝国也似乎已经经历过与欧洲同样的波动现象(Hartwell 1982;Skinner 1985)。最令人不安的是,吉尔斯和弗兰克两人(Barry Gills and Andre Gunder 1992:621-2)坚持认为,“世界体系的基本的周期节拍和百年一次的趋势应被认为已经存在了大约5 000年,而不是关于世界体系与长期波动的研究中通常所说的500年。”
简而言之,布罗代尔的百年一次的周期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明确的逻辑基础或历史基础。相反,体系积累周期的概念直接来自布罗代尔的概念,即资本主义是世界贸易等级体系中“非专业化”的最高层面。这个层面就是赚取“规模生产利润”的地方。这里的利润非常丰厚,不只是因为资本家阶层“垄断”着最有利可图的行业;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阶层具有那种转移投资所需的灵活性,能够不断把投资从面临赢利日渐减少的行业转向赢利不是日渐减少的行业。(Braudel 1982:22,231,428-30)
在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定义里,如同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里一样,决定一个机构或一个社会阶层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它倾向于投资某个特定的商品(如劳动力),或活动领域(如工业)。如果一个机构的钱被有计划地和持续地赋予“生殖力”(马克思语),不管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恰好作为手段的那些特定商品和活动属于什么性质,这个机构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反复出现的金融扩张所作的历史观察中引出的有关体系积累周期的理念,在逻辑上源自资本主义对于贸易和生产领域这种严格的机械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更加明确。那就是说,金融扩张被看成是某种态势的征兆,在那种势态下,把钱投向贸易和生产的扩张,不再像纯粹的金融交易那样,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增加朝着资本家阶层的现金流动的目的。在那种态势下,投入贸易和生产的资本倾向于变成它的货币形式,并直接积累起更多的资本,就如马克思的缩略公式MM'所表示的那样。
因此,体系积累周期与价格的逻辑数据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不同,是内在的资本主义现象。它表明了现代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持续性。但是,它也构成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这些进程的策略和结构的根本断裂。像门什(Gerhard Mensch 1979)、戈登(David Gordon 1980)和佩雷斯(Carlota Preez 1983)等这样一些康德拉季耶夫派学者们的某些概念化了的东西一样,我们的体系积累周期强调持续变化阶段与间断变化阶段的更迭交替。
这样,我们一系列部分重叠的体系积累周期,跟门什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形模式”在形式上十分相似。门什(Mensch 1979:73)摒弃了“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呈波浪状的观念,转而支持认为经济是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革新冲力演进的理论。那种冲力呈互相连接的S形周期状”(见图1)。他的模式描述了沿着一条明确的路线稳步发展的阶段如何与危机、重建和混乱的阶段更迭交替的过程。后者最终为稳步发展重新创造了条件。
门什的模式主要指特定的工业或者特定的国民经济里的增长与革新,因而跟本书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关于周期存在于沿着单一路线持续变化的阶段,跟从一条路线转到另一条路线的间断变化的阶段的更迭交替之中的看法,却为我们的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奠定了基础。不同之处在于,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工业或国民经济,而是整个生命期中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因而,物质扩张阶段(MC)将被表明由持续变化的阶段组成;在这些阶段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沿着单一发展路线增长。金融扩张阶段(CM')将被表明由断续变化的阶段组成;在这些阶段中,沿着既定路线的增长已到达或即将到达它的极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通过重大的重建和改组“转”向另一条路线。
在历史上,沿着单一路线的增长和从一条路线转向另一条路线,不完全是由某个特定时期的个人和世界经济被划分成的许多社区独立从事的无数活动所造成的意外结果。相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反复出现的扩张和重建,总是在特定的政府和企业机构的社区和集团的领导下发生的。这些机构处于特殊的有利地位,可以把其他机构的活动所产生的意外结果变成自己的优势。这些领导机构用以促进、组织和调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或重建的策略和结构,就是我们要用世界范围的积累体制来理解的东西。体系积累周期概念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和阐明一个接一个体制的形成、巩固和瓦解的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中世纪后期的次体系萌芽扩张到今天的全球规模。
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一种非传统的观点之上的;他认为,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关系密切,与市场的形成过程关系密切。在社会科学、政治用语以及大众传媒等领域里,传统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或多或少是同一事物;国家权力是同两者对立的。布罗代尔则认为,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参见Wallerstein 1991:第14、15章)
具体说来,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设想为一个三层结构中的最高层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就如“在所有的等级制度中那样,上‘层’倘若没有它们依赖的底下两层就不可能存在。”最低一层,直到最近还是最宽的层面,是一种极其基本的、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他将此称为“物质生活”层、“非经济层”,是资本主义扎根而实际上又根本渗透不进去的土壤(Braudel 1982:21-2,229):
在(这个最低层面)之上,是市场经济的有利地带,密布着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联络线路。这儿,一定程度的自动协调通常把供应、需求和价格连接起来。接下来,在这个层面旁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个层面之上,是反市场地区,那里猛兽出没,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里——今天跟过去,跟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一样——是资本主义的老家。(Braudel 1982:229-30;黑体字是本作者的)
一个在不同市场之间布满横向联络线路的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经济,早在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制度崛起在市场经济层面之上以前,已经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内部深处出现了。阿布-卢格霍德(Abu Lubhod 1989)指出,欧亚和非洲主要市场之间一个松散的而又清晰可认的横向联络系统,在13世纪就已存在。据我们所知,吉尔斯和弗兰克很可能说得对;他们说,这个横向联络系统实际上在好几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了。
尽管如此,对我们的研究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是世界市场经济是何时和如何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原始结构之上的,而是资本主义是何时和如何出现在世界市场经济存在之前的结构之上,并获得重塑全世界的市场和生活的能力的。布罗代尔(Braudel 1984:92)指出,欧洲在1500年以后成为“世界历史的可怕塑造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变,相反,它是“一系列的阶段和转变,最早可追溯到通常称之为15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前”。
这一系列转变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因素在欧洲大地上的扩散。这类因素在整个欧亚贸易体系中早就有过,决不是西方独有的东西:
从埃及到日本,我们将到处找到真正的资本家,批发商、食利者,以及成千上万附属人员——中介人、经纪人、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至于交换的方法、可能或保证,这几种商人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跟西方的同行媲美。在印度境内和境外,泰米尔、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商人结成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做买卖,签合同,从这伙人手中转到那伙人手中,就像在欧洲一样,从佛罗伦萨人手中转到卢卡人、热那亚人、南日耳曼人或英国人手中。中世纪的时候,在开罗、亚丁和波斯湾的港口甚至有商人国王。(Braudel 1984:486)
只有在欧洲,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联合成了强大的混合体,推动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建成了威力巨大的、名副其实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这个视角来看,真正重要的、需要阐述的转变不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资本主义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在这个被大大忽视的转变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和资本的独特融合。这种融合在欧洲实现得比其他地方都更有利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的时候,它才节节胜利。在资本主义的第一个辉煌阶段,即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阶段,权力掌握在有钱的精英们手中。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的贵族为商人、实业家和放债人的利益管理国家,甚至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同样,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类似于荷兰的商界地位的上升。(Braudel 1977:645;黑体字是本作者的)
这个进程的正面是国与国之间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正如韦伯在他的《经济通史》中指出的那样:在古代,如在中世纪后期一样,欧洲城市已经成为“政治的资本主义”的苗床。在这两个时期,这些城市的自治日渐受到更大的政治结构的侵蚀。然而,在古代丧失这种自治意味着政治的资本主义的结束,但是在前现代时期,它却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张成为一种新的世界体系:
在古代,城市的自由被官僚组织的世界帝国荡涤干净;在那种帝国里已不再有政治的资本主义的一席之地……与古代相反,“现代的城市”则在具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的权力下出现,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始终处于争夺权力的争斗之中。这种竞争性的争斗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各个国家不得不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竞争,而流动资本则向这些国家强行规定了帮助其获取权力的条件……这样,封闭的民族国家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只要民族国家不让位给一个世界帝国,那么资本主义也会持续不衰。(Weber 1961:247-9;黑体字是本作者的)
韦伯(Weber 1978:353-4)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重申了这个论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在“巨大的、势均力敌和纯粹的政治结构”之间这种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导致“新兴国家和受人敬慕、享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形成那种令人难忘的联盟;它是创造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过去的500年中,假若欧洲国家之间没有这种特殊的政治竞争和‘平衡’,那么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的贸易政策或货币政策”。我们的分析将要说明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直是金融扩张各个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也是形成那些政府和企业组织集团的一个主要因素,从而证实上述论述。那些集团已经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走过物质扩张的各个阶段。但是,在对韦伯的论说作部分保留的同时,我们的分析还将表明,权力集中在政府和企业机构的特定集团手中,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反复出现的物质扩张的重要性,不亚于“势均力敌”的政治结构之间的竞争。一般来说,大规模的物质扩张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发生,即一个新的占有主导地位的集团积累起足够的世界权力,不仅能避开或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还能控制这种竞争,确保起码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换言之,在过去的500年里,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规模扩张的,并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加上整个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权力的日益集中。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权力日益集中的思想,已经蕴含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论及的一个模式里。像韦伯一样,马克思十分重视热那亚和威尼斯在中世纪后期开创的国债制度在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中所起的作用:
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公债”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Marx 1959:754-5)(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注重资本积累的国内方面,因而不能了解国债在一个不停相互竞争的国家体系中的持久意义。这些国家都在为追逐权力而想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帮助。对于马克思来说,国家资产和未来收入的让渡仅仅是“原始积累”——亚当·斯密所谓的“前期积累”,“一种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果的,而是它的出发点的积累”——的一个方面(Marx 1959:713)。马克思确实承认国债的持久意义,不过没有把它看成是国家之间竞争的表现形式,而是看成一种“看不见的”资本家之间的合作手段。从开始直至他所处的时代,它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时空一再地“启动”资本积累: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它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的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Marx 1959:755-6)
然而,马克思没有注意到,在这段文字中所概述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次序,包含着不断扩大的范围、资源和世界权力三个方面。四个国家——威尼斯、联省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都曾是过去几个时代的大国,它们的统治集团都同时在国家形成和资本积累过程中起过领袖的作用。但是,从结果来看,这四个国家却是非常不同、性质各异的大国。正如本书将要详细论述的,每个国家作为宗主国所涵盖的地域和拥有的资源一个胜过一个。更重要的是,使得上述国家能够重新组织和控制它们在其中活动的世界体系的权力和积累网络的规模、范围也是一个胜过一个。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在过去500年中,资本主义权力的扩张不仅跟韦伯所强调的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相联,而且跟政治结构的形成有关。这些政治结构被赋予愈来愈广泛和复杂的组织能力,以控制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过去的500年中,这两个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条件一直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并行不悖。每当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达到极限时,国与国之间的长期争斗便会发生。在此期间,那个控制着或开始控制着最丰富的剩余资本来源的国家,往往也获得促进、组织和调节一次新的、规模和范围比前一次更大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所需的组织能力。
通常,获得这种组织能力,更是在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优势带来的结果,而不是那种创新带来的结果。布罗代尔(Braudel 1977:66-7)甚至说,创新在体系积累过程的中心的历次空间转移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如同伦敦后来会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有朝一日会仿效伦敦一样。”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模仿过程远比这里概述的简单顺序所意味着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将会看到,每次转移都与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机构在策略和结构上的真正的“组织革命”密切相关。不过,布罗代尔认为,这种转移反映了“一个新的地区战胜一个老的地区”,加上“规模上的大变化”。这种看法是言之成理的。
马克思指出的资本由衰落的中心向新兴的中心流动,是衰落的中心想要获得新兴的中心积累起来的大规模剩余资本的一种手段。这种流动是过去一切金融扩张的特点。然而,当前的金融扩张据说已经与这种模式分道扬镳。
我们将在本书的结束语中论证,当前的金融扩张已经目睹了日本和一些东亚小国的爆炸性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新的中心。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资本从那个衰落的中心向这个新兴的中心流动。恰恰相反,正如科金和岸本顺子(Joel Kotkin and Yoriko Kishimoto 1988:123)在引用马克思描述资本积累过程的衰落中的领袖们给予他们继承者“秘密”支持的那个段落以后指出的,“美国与马克思的格言令人惊讶地背道而驰,没有遵循其他资本输出帝国(威尼斯、荷兰和大不列颠)的模式,现在却在引来一大批海外投资。”在他们看来,这种颠倒现象主要由于美国对外国资本有吸引力,因为它对外国企业活动的控制相对较为宽松,人口不断增长,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享有“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大陆国家的地位”。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论点,他们转述一家日本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著名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竹内弘熙(Hiroshi Takeuchi)的观点。竹内认为,美国拥有日本永远不会拥有的领土规模和资源。因此,日本的剩余资本就像19世纪末英国的剩余资本那样流向美国。“日本的作用将是出口我们的钱,帮助美国重建你们的经济。这证明我们经济的基础是薄弱的。钱流向美国,因为你们的基础是强大的。”(引自Kotkin and Kishimoto 1988:122-3)
竹内弘熙关于日美力量对比的观点,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79年在哈佛举行的日本问题研讨会上表述的观点基本相同。据卡明斯(Bruce Cumings 1987:64)记述,傅高义(Ezra Vogel)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说,“我仔细考虑了日本力量增长的后果,我感到十分担忧。”亨廷顿的回答是:事实上日本是“一个极度虚弱的国家”。它的最根本的弱点是“能源、食物和军事安全”。
这种评估是建立在国力比较的传统观点上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包括相对的国土面积大小、自给自足程度和军事力量。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崇尚技术力量”的资本主义——借用曼的说法(Mann 1986)——已经与主张领土扩张的地主阶级统治迥然不同。正如韦伯在我们前面的引文中所强调的和将被我们的调查所证实的那样,巨大而又势均力敌的政治结构之间为流动资金而展开的竞争,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力量崛起和扩张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因素。这种竞争对参加竞争的国家的力量,以及对在这场斗争中在经济上帮助过它们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的力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种影响,我们对世界体系中各种力量的关系的估计势必要出根本性的差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几个世纪时间里,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竟然能在军事上遏制、在政治上影响中世纪晚期和现代前期欧洲的那些疆域辽阔的大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时代幅员最广、自给自足能力最强、军事力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崩溃和解体。
科金和岸本顺子察觉到的、与马克思的格言表面上相悖的情况发生在美苏两国军备竞赛和政治思想斗争骤然升级之时——即哈利戴所谓的第二次冷战(Halliday 1986)——这决非偶然。同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金融扩张,恰好在这个骤然升级的时候达到它最辉煌的顶点,这也决非巧合。用马克思的话来阐述,在这个时候,让渡美国国家的过程进行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用韦伯的话来阐述,在这个时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政治结构之间,为流动资本的竞争,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创造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新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从日本向美国的流动,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由日本对美国的世界权力的依赖和服从所产生的政治考虑,正如竹内弘熙暗示的那样,在促使日本资本帮助美国加剧权力斗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如同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政治考虑和利润考虑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方面,资本从日本流向美国,并非像科金和岸本顺子所认为的那样是反常的。它倒是跟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向衰退中的资本主义大国(联合王国)提供财政援助颇为相似。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苏对峙不一样,英德对峙是“热战”,而不是“冷战”。但是,两次对峙的财政需求和从“支持”胜者那里可望得到的利益还是可以比较的。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英国的财政援助和日本在第二次冷战期间给予美国的财政援助,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结果不同。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实惠,日本却没有。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知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结束以后,是从英国向美国重新分配财产的决定性时刻。它加速了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领导权的更换。相反,在第二次冷战期间和之后,没有可以相比的重新分配过程。事实上,日本很可能永远也收不回它的钱了。
由于美元在1985年以后贬值,日本遭受的损失极为惨重。这意味着,借来的是价值过高的美元,而付息与偿还的是价值过低的美元。贬值使日本资本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撤回了以前给美国政府的无条件的财政支持。1987年中期,日本的私人投资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第一次逆转了对美国的资本输出。1987年10月股票市场暴跌之后,日本大藏相并没有鼓励金融中介支持1987年11月举行的美国政府债券的重要拍卖活动(Helleiner 1992:434)。
日本加紧控制剩余资本,以便从美国向日本重新分配资产,但是遇到重重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行动一致的美国公私机构拥有史无前例的权力,操纵了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供需、利率和汇率。在美国获取物质资产本身也困难不少。就日本资本而言,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大陆国家证明并不像科金和岸本顺子认为的那样丧失了对外国企业的控制能力。
这种“控制”从来不是正式的,而是非正式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这里一直存在着一种文化障碍。当日本资本买下在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时,美国媒体掀起轩然大波,这种障碍得到最好体现。由于日本购买美国不动产的数量与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美国不动产的数量无法相比,它所引起的反应给买卖双方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获得美国的资产方面,日本的钱并不享有与欧洲血统的外国人的钱同样的“权利”。
如果说媒体作为主要的鼓动者一直在设置文化障碍,在阻止美国资产向日本资本转移方面是重要角色的话,那么美国政府一直在设置政治障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它欢迎日本人出钱来资助其财政赤字和购买公债,建立生产设备以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但是,它坚决反对日本用那种钱来接收那些有利可图但战略上十分敏感的企业。因此,1987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商业部长德里奇都发出抗议,劝说富士通要谨慎行事,取消接管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计划。然而,如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1988:29)所说的那样:“费尔柴尔德公司原先归一家名叫舍伦姆伯格的法国公司所有,因此问题不完全是外国人掌握所有权的问题。”
美国公司资本主义结构所设置的阻止外国资本进入的障碍,正好完成了文化和政治障碍无法完成的事。事实证明,美国公司生活的复杂性,与文化上的敌视和政治上的不信任相比,更是日本资本进入美国难以逾越的障碍。日本公司在美国两起最大的接收——1989年索尼公司接收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公司和次年的松下公司接收MCA电影公司——均完全失败,没有达到目的。在索尼的那笔交易成交的时候,媒体的反应十分强烈,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上说什么日本“入侵”好莱坞。然而,正如埃蒙特(Bill Emmott)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版面上(Emmott 1993年11月26日:A19)所写:
不到两年时间,事情就清楚了,恐惧和夸张都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日本“入侵”美国企业这回事。连日本最棒的公司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们连收购下来的公司都没有控制得了,更不要说控制文化和技术了。(同时参见Emmott 1993)
简言之,在当前的金融扩张时期,美日关系中真正的异常之处不是80年代初日本资本流向美国,而是日本资本从那里获利如此之少,尽管日本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最后升级中,经济上给了美国不少帮助。这种反常现象是不是一种征兆,表明国与国之间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的机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机制在过去600多年里一直推动和维持着资本主义权力的扩张。
这种机制有着一个明确的内在界限。如果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权力无限扩张,势必会危及到这种扩张赖以生存的国与国之间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迟早会到达这样一种地步:为了应付这种竞争而形成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之间的联盟,会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消灭了竞争本身,从而有可能出现新的更高级的资本主义权力。那么,日本资本主义新兴的结构在为流动资金而展开的国与国之间竞争中捞取好处的过程中所遭到的困难,是不是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或者快要出现了呢?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是否构成了长达六个世纪的过程的最后极限?资本主义权力,通过这个过程达到了它目前的几乎涵盖一切的规模和范围。
在寻找这些问题的言之成理的答案时,韦伯和马克思关于现代巨额融资作用的相互补充的见解,必须用斯密关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观点来作补充。斯密如同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经好望角去东印度群岛的通路中,看到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过,他远不如马克思那样,对这些事件最终会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持那么乐观的态度:
其影响已经很大了;但自有这两个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两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其影响还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这两件大事,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利益,或将引出不幸,人类的智慧,还不能预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及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个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出自它们的本性,毋宁说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它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作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起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相互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交往的来临。(Smith 1961:第二卷,141;黑体字是本作者的)
这段话勾勒的过程,跟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的观点有着某些明显相似之处:都把征服者西方的运气和被征服者非西方的不幸,看做是单一的历史过程的共同结果;都需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来描述和评估这个单一历史过程的后果;对本书最为重要的是,都认为存在着一个“力量”的中心,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如何分配成本和效益。
当然,斯密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个词到20世纪才被引入社会科学的词汇库。但是,他认为,“优越势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使征服者西方能够把因这些所谓的“发现”而建立的更加广阔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效益中的最大部分据为己有,同时又把成本中的最大部分强加给被征服者非西方。这种评估跟布罗代尔的评估并行不悖,异曲同工。布罗代尔认为,国家和资本的融合是产生明确的资本主义层面的重要因素,它在市场经济的层面之上,并与之对立。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知道,在斯密的格局中,大规模的利润只有通过限制性手段,加上国家权力的支持,才能长久维持下去,因为国家权力制约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自然”运作。这种格局与布罗代尔的格局一样,都表明由商人和制造商组成的上层都是真正“反市场”(antimarket)的,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是“反对市场的”(contremarché)。“那些人通常使用最大的资本,并且通过他们的财富把最大一部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Smith 1961:第一卷,278)
然而,布罗代尔和斯密关于市场经济和它的资本主义对立面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同的。对于布罗代尔来说,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静止的。他既没有看到也没有预见到,在“正面”和“对立面”的斗争中正在出现“合成面”。斯密确实看到的,却是一种从力量的不平等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影响下逐渐减少的局面中出现的“合成面”。前面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表明,斯密认为,世界市场经济中交换的扩大和深化,会在西方和非西方力量关系中起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均衡器的作用。
一个关于历史进程更为辩证的概念,不一定比一个不甚辩证的概念更加精确。事实证明,在斯密提出关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对西方的优越势力产生侵蚀作用的论点之后的150多年里,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力量不平等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对非西方的军事征服两者同步进行。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日本完全逃脱了西方征服的种种不幸,但也只是在通过使自己成为征服者西方的一名名誉成员之后才幸免的。
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车轮转动起来了。在整个亚洲和非洲,老的主权国家重新建立,几十个新的主权国家得以创建。当然,与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相伴而来的,是西方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和最具破坏潜力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建立的分布广泛、半永久性的海外军事基地网,正如克拉斯纳(Krasner 1988:21)所说的那样,“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自己如此众多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如此之久地驻扎在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上。”然而,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这个涵盖全球的军事机器证明全然无力完成迫使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的任务。
越南人民的成功抵抗,标志着一个从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的进程达到了极点,于是,西方和非西方重新组合,形成第一、第二、第三世界鼎立的格局。原先的非西方几乎全部纳入了第三世界,而原先的西方则分成三个明显不同的部分。那个比较繁荣的部分(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加上日本,构成第一世界。在不甚繁荣的两个部分当中,一部分(苏联及东欧)组成第二世界,另一部分(拉丁美洲)与非西方联合组成第三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越南战争,非西方世界似乎时来运转,日益兴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原先的西方一分为三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原先的西方一分为三的结果。
在美国决定撤出越南之后不久,赛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Labini 1976:230-2)在为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曾对斯密的理想是否快要实现,也就是说,这样的时刻是否已经终于来到作了推测:那时,“世界上所有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勇气和力量方面达到了平等;通过引起互相畏惧,这种平等就能镇住那些独断专行的国家,使它们不敢行不义,从而表现出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经济上的连接也似乎表明,实现整个世界体系中力量关系的某种平等已经近在眼前。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极受欢迎,它们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也备受青睐。第一世界银行家的代理人在第三(和第二)世界政府的前厅里排起了长队,以优惠的价格提供在他们本国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剩余资本。贸易的条件遽然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收入鸿沟似乎正在缩小。
不过,在六年之中,情况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任何希望(或担心)世界各国人民不久就可获得均等的机会,从形成世界市场的连续过程中分享利益的想法,说得轻些,也是为时过早。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争夺流动资本以便为第二次冷战提供资金,在国内通过削减税收以便“收买”选票。结果,对第三和第二世界的资金供应突然枯竭,引发了世界采购力量的重大收缩。贸易条件又变得对资本主义西方有利,这次转变之迅速和剧烈程度就如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对其不利的转变,而且资本主义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收入鸿沟变得比以往更宽(Arrighi 1991)。
然而,这种急剧的后挫并没有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一方面,资本主义西方的优越势力似乎已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了。苏联受到日益动荡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迷失了方向,陷入一片混乱,又受到第二次冷战的巨大压力,被挤出了“超级大国的事务”。在缺少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斗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与从苏维埃帝国解体出来的各个部分展开竞争,以便获得资本主义西方的市场和资源。资本主义西方在美国领导下迅速着手利用形势,巩固它在全球合法使用暴力的实际上的“垄断”权。
另一方面,优越势力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在地理政治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分散。苏联势力的衰落,与卡明斯(Cumings 1993:25-6)恰当地称之为东亚和东南亚“资本主义群岛”的出现具有同等意义。这组群岛由几个资本主义“岛屿”组成,它们将大规模的利润和高增值活动集中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在地方和世界市场的横向交换的“海洋”上崛起。在这个海洋下面,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巨大而又廉价的、极其勤劳的劳动大军。这些资本主义“岛屿”把它们的根扎进了这些地区,却又不给它们提供升到或高出“海平面”所需的手段。
日本是这些资本主义“岛屿”中最大的一个。这组资本主义群岛中较小的“岛屿”有城邦之“国”新加坡、香港地区、要塞之“地”台湾地区和半民族国家韩国。按照传统标准,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一个是强大的。三个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完全依赖美国,不仅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还向美国索求大量的能源和食品供应,并在美国有利可图地销售自己的产品。不过,总的说来,作为新的“世界车间”的东亚和东南亚资本主义群岛,是迫使资本主义权力的传统中心——西欧和北美——重建和改组它们自己的工业、它们自己的经济和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这是何种力量,乃至专家的眼光都看不清呢?这是一种新的“优越势力”呢,还是旧的优越势力的终结呢?在过去的500年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的运气一直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另外,资本主义历史是像韦伯似乎设想的那样,通过建立一个以西方持续不衰的优越势力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世界帝国走向结束呢,还是像亚当·斯密似乎设想的那样,通过建立一个西方的优越势力在其中逐渐消亡的世界市场经济走向结束呢?
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言之成理的答案时,我们将按大体相似的次序来进行。第一章集中讨论作为世界权力基点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最早起点将追溯到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形成一个意大利北部资本主义城市国家亚体系。这个亚体系是而且仍然是中世纪欧洲日趋瓦解的统治模式的一个例外——这是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受制于教皇和皇帝的双重体系权力,并由那种权力凝聚在一起。然而,它预示了两个世纪后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并无意中为它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接着,这个体系的全球扩张将被描述成包括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原先建立的体系瓦解了,继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重建起来。这种初步分析以20世纪末那个扩大了的、经过彻底改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危机告一段落。在诊断眼下这次危机的症状时,我们将制定一个新的研究程序。它将更直接地关注企业组织的“流动物的空间”(spaceofflows),而不是政府的“地域的空间”(spaceofplaces)。我们关于体系积累周期的论述和比较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论述体系积累周期时将要使用的比较分析法,仿效麦克迈尔(Philip McMichael 1990)称之为“融合式比较”的程式。这些周期不是假设的,而是从实际和理论方面去论述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对目前这次金融扩张的逻辑与可能的结果有所认识。比较被融入对研究问题的界定之中:它是实质内容,不是调查框架。从调查中得出的周期,既不是一个预想整体的附属部分,也不是说明某种状况的孤立例子;它们是说明资本主义扩张的唯一历史进程的彼此关联的例子。这些周期本身组成并完善了这个历史进程。
在第二章里,我们论述这个资本主义扩张的唯一历史进程中的前两个例子:热那亚和荷兰周期。第三章给这个进程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对第三(英国)周期作了界定,并与前两个周期进行比较。这一章的结束部分立意简明,试图对由前三个周期的比较与分析所揭示的重复和演变的模式作出某种言之有理的解释。这样就为第四章里构建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创造了条件;这个周期被描绘成是前面三个周期的衍生物,是我们时代的母体。在结束语里,我们将回到在绪论里提出的问题。
以这种办法来重新论述资本主义历史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已经提到,关于体系积累周期的观点,来自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世界贸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的观点。因此,我们的分析性论述集中在上层,对作为中层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底层的物质生活的情况只是略加阐述。这是这种论述的主要强项,又是它的主要弱点。说它是个强项,因为上边那个层面是“资本主义的老家”;同时,与作为中层的市场经济相比,它不大透明,也很少被人探索。由于作为这一层面的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和由这些活动产生的丰富资料(特别是数据)的透明度很大,这个中间层面成了历史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得天独厚的领域”。而市场经济之下和之上的层面都是“阴影地带”。作为底层的物质生活是“很难看得清楚的,因为缺乏足够的历史文件”。而它的上面一层也难以看得清楚,是因为构成这一层面的各种活动错综复杂,或者说实际的能见度极差(Braudel 1981:23-4;Wallerstein 1991:208-9):
在这个上层,18世纪阿姆斯特丹或16世纪热那亚的一些富商从远处便能把欧洲的,甚至世界的所有经济部门搞得混乱不堪。某些特权人物集团从事着普通老百姓一无所知的运筹和算计。譬如,外汇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艺术,跟远程的贸易活动和复杂的信用协议相连结,因而最多只向少数内行敞开。在我看来,这个第二阴影地带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得天独厚的领域,它徜徉在市场经济这个阳光普照的地带之上,并成了所谓的上限……没有这个地带,资本主义是不可想像的:它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飞黄腾达。(Braudel 1981:24)
体系积累周期就是要对这个没有它“资本主义是不可想像的”阴影地带投上一束光线。它们不是要告诉我们在下面两层发生的事情,除非跟体系积累周期本身的动力直接有关。当然,这样必然遗漏或者没有说清楚不少东西,包括世界体系研究中那个得天独厚的领域——核心—边缘关系与劳动—资本关系。但是,我们不可能一次把事情通通做完。
马克思(Marx 1959:176)邀请我们“离开一会儿那个喧闹的‘活动’领域,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在表面上,谁都看得到;跟着那个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进入生产的隐蔽住所,在其门槛上对着我们写着‘非商莫入’几个大字”。在这里,他许诺,“我们将最终揭开获取利润的秘密。”布罗代尔也恳请我们离开一会儿喧闹的、透明的市场经济领域,跟着货币占有者进入另一个隐蔽住所,那里只有商人才能进入,但那个隐蔽住所位于市场的楼上,不是它的楼下。在这里,货币占有者不是与劳动力占有者相会,而与政治权力占有者相会。还是在这里,布罗代尔许诺,我们将揭开获取巨大的、固定的利润的秘密;这个秘密在过去的五六百年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在闯入生产的隐蔽住所之前和之后能够“无限地”扩张。
这些都是相互补充的课题,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课题。然而,我们不可能同时去顶层和底层。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对底层作了广泛的探索。因此,他们也许还没有发现在资本主义工业阶段获取利润的“那个”秘密,但是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其他许多秘密。然后,研究相依性的和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实践家们已经邀请我们再来瞧一眼作为中层的市场经济,看看它的“法则”如何倾向于把生产的隐蔽住所分化为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这样,更多的获取利润的秘密已被暴露出来。但是,很少有人敢去作为“反市场”的顶层。在那里,用布罗代尔夸张的话来说,“猛兽出没,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那里,据说还隐匿着历史资本主义的长期秘密。
今天——当世界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更深地扎根于作为下面两层的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从里面拔出根来,而且似乎繁荣昌盛的时候——正是应该接受布罗代尔的邀请,对位于贸易大厦顶层的资本主义老家作一番探索的时候了。我们将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而且只做这件事。
因此,我们的解释不是完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限的。不完整,是因为它只是寻求对目前这次金融扩张的逻辑的某种理解。这个逻辑是从依靠自己的动力,按照世界市场经济与世界物质文明层面上的法则进行的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顶层的逻辑只是相对独立于下面两层的逻辑,只有跟其他两种逻辑联系起来才可能被充分理解。
当然,在本书的解释过程中,起初看起来只是历史上偶发的事件,骤然看起来像是反映出一种结构逻辑。然而,这两种表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程序的范围里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运用从本书进行的对顶层的旅行中带回的知识和问题,再去探索作为下面两层的市场经济和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