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兴起
直到19世纪末,联合王国一直行使着世界政府的职能。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开始失去对欧洲均势的控制,此后不久也很快失去了对全球均势的控制。在此两种情况中,德国向世界大国地位的晋升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态发展(Kennedy 1987:209-13)。
与此同时,联合王国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的能力正在受到一个新的国民经济的崛起的削弱,这个国民经济的财富、规模以及资源都大于英国自身的国民经济。这就是美国,它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黑洞”,吸引着来自欧洲的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联合王国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与之竞争,更不用说那些不如英国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了。德国和美国对英国的世界权力发起挑战,使两者相互加强,削弱了英国支配国际体系的能力,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新的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空前剧烈和空前残忍的斗争。
以前的世界霸权斗争的特征使它可分为数个阶段。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冲突经历了那些阶段中的一些而不是全部阶段。地主阶级统治者试图吞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个初始阶段被完全忽略了。事实上,地主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在世界霸权的三个主要竞争者(英国、德国以及美国)当中融合得如此之深,以致很难辨别哪些是资本主义统治者,哪些是地主阶级统治者。
在整个对抗过程中,历代德国统治者比起其他两个竞争对手中的任何统治者都要表现出强烈得多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倾向。但是,这些更加强烈的倾向反映他们在这场领土扩张运动中是迟到者。我们已经知道,联合王国在领土获得方面从不客气,在非西方世界建立帝国一直是它的世界霸权的组成部分。至于美国,它发展成了主要的磁极,吸引着世界经济的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家资源,这和它的国内经济在19世纪达到大陆规模密切相关。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 1972:216-7)指出: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沾沾自喜地提到,美国没有欧洲大国那种典型的移民型殖民主义。然而他们不过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帝国主义的整个内部历史是一个攫取和占领领土的巨大过程。美国在“国外”缺乏地主阶级统治,这是以其“国内”空前盛行地主阶级统治为基础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国内地主阶级统治,完全是资本主义权力逻辑所固有的。英国的地主阶级统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曾经相得益彰。但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彼此不可区分。地主阶级统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完美和谐地统一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它们同时存在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思想之中,这就是最好的体现。
韦伯(Max Weber 1930:48-55)曾经断言,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秩序真正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为支持这一断言,他详细地引用了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富兰克林维护了坚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并且视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本身为目的。然而,韦伯忽略了一点:该文件“以近乎经典性的朴实文字”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富兰克林的脑海中是与一种同样明显的地主阶级统治精神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在另一份文件中,富兰克林“预测(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每四分之一世纪将翻一番,并且告诫英国政府替这些新来者找到额外的生活空间,理由是这样的国君值得子孙后代感激不尽:他‘获得新的领土,如果他发现那里无人居住的话,或者将土著人逐走,把空间让给他自己的人民’。”(Lichteim 1974:58)
法国在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中败北之后,英国政府试图限制其北美殖民地向西扩张,并让它们支付帝国的费用,两者引发了不满,并最终导致了1776年的革命(Wallerstein 1988:202-3)。但是,一旦这场革命解放了移民们的双手,他们便开始征服大片的北美大陆,直至无利可图,并且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重组北美的空间。这其中意味着“逐走土著人”(removing the Natives),以便为不断增加的移民人口腾出空间,正如富兰克林曾经倡导的。结果出现了一个紧凑的国内领土“帝国”——这一术语是可与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杰斐逊的词汇里的“联邦”一词换用的(Van Alstyne 1960:1-10)。这种“帝国”的特点是,它的保护成本大大低于英国广为延伸的海外领土帝国。
英国和美国是德国统治者试图运用其迟到的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来效仿的两种“帝国”样板。起先他们试图学习英国,寻找海外殖民地,并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表明这个目标无效以及美国样板更为优越时,他们便转而努力仿效美国(Neumann 1942;Lichteim 1974:67)。
德国和美国都未曾像法国与西班牙在15世纪,以及法国与英国在17世纪那样,试图将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入其统辖范围。与它的先驱及当代的挑战者相比较,此时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权力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斗争只能从先前的第二阶段开始——即挑战者试图取代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相对优势的阶段。即使对世界商业和金融的控制权继续在决定国际体系中的相对能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世界权力的斗争的决定性优势在19世纪已经变为国内市场的相对规模和增长潜力。一个国家对于其他所有国家而言,国内市场规模越大且越有活力,那么这个国家将联合王国从全球的老板—顾客关系网的中心驱逐出去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这个全球网络恰恰构成了世界市场。(见第四章)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比德国的处境要优越得多。它的大陆规模、与世隔绝的岛国特性、极为优越的自然资源及其政府一贯奉行的将国内市场大门对外国产品关闭,但却向外国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敞开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成为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主要受惠者。到世界霸权的争夺大战开始上演时,美国的国民经济早已踏上了通往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的道路。这个中心与世界经济其余部分的联系,与其说是通过贸易流动,还不如说是通过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精神的多少是单向的转移——即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向美国的政治辖区——来实现的。
德国在这个领域无法与美国竞争。它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这些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精神流动的进贡者而非受惠者,即使普鲁士/德意志在欧洲权力斗争前线的长期卷入,使得其统治者在创建强大的军工联合体过程中获得了对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联合王国在内——的相对优势。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正在成为德国的那片地理区域内,军事和工业革新开始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支持了引人注目的工业革命和德国向世界强国地位的攀升,这两者德国在19世纪下叶都经历过(参见McNeill 1984:第七、第八章;Kennedy 1987:187,210-1)。
然而,德国军事—工业能力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在世界经济的财富流通路线中的进贡地位。相反,它既要向作为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的联合王国进贡,又要以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家资源外流的形式向美国进贡,真可谓雪上加霜。德国统治者越来越为“生存空间”(字面含义是“生命空间”,也就是被认为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领土)所困扰,其体系的根源在于这种境况,即他们无力将迅速增长的军事—工业能力转变成他们对世界经济资源控制力的相应增加。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困扰驱使德国统治者首先尝试走英国的领土扩张之路,接着尝试走美国之路。然而,他们的尝试引发了国际冲突的突然升级,这首先削弱然后是破坏了英国霸权的基础,但是在此过程中,德国自身的国家财富、权利以及威望却蒙受了更大的损失。从这场国际权力斗争的升级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主要因为它继承了英国在世界贸易主要枢纽上的岛国位置: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吉利海峡在岛国特性方面所缺乏的东西,大西洋仍然能够提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没有受到1914—1945年霸权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况且,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革新继续打破距离的限制,世界经济变得足以囊括整个世界。接着,从商业上说,美国位置偏远的劣势在减少。事实上,随着太平洋开始以与大西洋相竞争的经济区域的身份出现,美国的位置变得重要起来。作为一个洲级规模的岛屿,它可以随意进入世界的这两个主要海洋。(Goldstein and Rapkin 1991:946)
正如在17世纪末以及18世纪初,霸权角色对于一个像联省共和国之规模和资源的国家来说太大一样,在20世纪初那种角色对于一个像联合王国之规模和资源的国家而言也是太大了。在此两种情况下,霸权角色都由一个国家——18世纪是联合王国,20世纪是美国——来担任;那个国家已经开始享受相当的“保护费”,也就是独享的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与远离国际冲突主要场所的绝对或相对的地缘战略上的岛国特性相关,另一方面与绝对或相对地临近世界贸易的主要枢纽有关(参见Dehio 1962;Lane 1979:12-3;ChaseDunn 1989:114,118)。但是,符合这两种情况的那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也占有足够的分量,能够在相互竞争的国家中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向改变均势。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世纪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在20世纪充当霸主所要求具备的领土和资源比18世纪时要多得多(参见ChaseDunn 1989:65-6;Goldstein and Rapkin 1991;Thompson 1992)。
与18世纪的联合王国相比,20世纪的美国拥有更大的领土和更多的资源,但这还不是这两个时代世界霸权斗争区别的全部。我们已经指出,20世纪初的斗争忽略了这样一个阶段,即相互竞争的地主阶级强国寻求将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入其管辖范围的阶段,正如法国和英国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那样。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20世纪初国家间的冲突升级之后,几乎立即出现了不断加剧的体系混乱。在先前发生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世界霸权斗争中,只是在这两个大国经历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武装冲突之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才在民众叛乱的巨大浪潮的威力下演变成体系的混乱。但是在20世纪初,当大国之间出现面对面的公开对抗时,无政府状态便立即变成体系的混乱。(https://www.daowen.com)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强大的社会抗议运动就已经开始在全世界风起云涌了。这些运动源于也旨在打破一种双重意义的被排斥状态,即一方面非西方民族遭到排斥,另一方面西方的无产群众也遭到排斥。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正是以此状态为基础的。
在英国霸权下,非西方民族在霸权强国以及它的盟友、委托人和追随者的眼中缺乏作为民族团体的资格。荷兰霸权已经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世界划分为“一个上帝偏爱的欧洲和一个他择性行为的残余地带”(Taylor 1991:21-2)。欧洲即便在战时也被看成是一个充满“和睦”和“文明”行为的地带,而欧洲以外的领域则被视为这样的地带:在那里没有任何文明标准可以适用,对手可以被简单地消灭掉(Herz 1959:67;Coplin 1968:22;Taylor 1991:21-2)。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将这一划分向前推进了一步。一方面,充满和睦以及行为文明之地带被延伸至包括新独立的美洲移民国家,西方国家追求财富的权利被凌驾于其统治者的绝对治理权之上;另一方面,通过实行暴君式的殖民统治以及发明适当的思想体系,比如“东方主义”(参见Said 1978),非西方民族在原则上和实践上都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决权。
与此同时,已经在英国霸权下成为国际体系组成单位的那些国家,通常是财产持有者的团体,无产者被有效地排斥在外。因此,有产国民追求财富的权利不仅被置于统治者的绝对治理权之上,而且被置于古老的无产群众的生计权之上(参见Polanyi 1957)。同古代世界的雅典式民主一样,19世纪的自由民主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寡头政治”;在这种制度中,“统治阶层的公民分享政治控制权及其带来的油水。”(McIver 1932:352)
非西方民族以及西方的无产群众,始终抵制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那些最直接侵犯他们传统的自决权和生计权的方面。然而,总的来说,他们的抵制是徒劳无益的。19世纪末,这种情况开始转变,直接原因是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作为那种竞争工具的国民经济开发的普及。
战争和立国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在前一轮世界霸权斗争的浪潮中曾经导致了“国家主义的民主化”。这一过程现在被“战争的工业化”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战争的工业化”的过程,由机器制造的机械产品被部署到战争活动中去,而且这些产品的数量、范围及种类都在不断增加(参见Giddens 1987:223-4)。因此,无产阶级的,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生产努力成了统治者立国和战争努力的中心成分。无产阶级的社会权利相应上升了,如同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其生计的斗争的有效性也提高了一样(参见Carr 1945:19)。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间爆发战争肯定会对统治者—臣民关系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提高了跟统治者的军事—工业努力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无产者的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它减少了可供统治者使用以适应那种权利的手段。这种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十分明显。当时,数年的公开敌对行动,已经足以产生迄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民众抗议和叛乱浪潮(Silver 1992,1995)。
不久以后,1917年的俄国革命成为这次起义浪潮的焦点。通过支持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反帝”)以及生计权之重于财产权和治理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引起人们对如此极端地卷入国际体系运行的行为感到恐惧,这样的卷入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起先,1917年革命的影响类似于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助长了刚刚在世界霸权斗争中败北的大国的复仇主义情绪(这里指德国),从而导致了新一轮大国间的公开冲突。
国际体系开始被激化为两个对立和敌视的集团。占优势的集团以联合王国和法国为首,呈保守倾向,即以保存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为目的。与此相反,世界霸权斗争中的新贵既没有规模相当的殖民帝国,也没有世界商业和金融网络中的合适关系,因此加入了由纳粹德国领导的反动集团。这个集团扮演着消灭苏联力量的倡导者角色,因为苏联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妨碍了其扩张主义野心的实现——不管是德国的“生存空间”、日本的“大陆”、还是意大利的“我们的海”。然而,它还是作出了这样的估测:同保守集团进行一场预备性的或一气呵成的对抗最符合它的反革命目标。
这场对抗最后以世界市场的完全崩溃以及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原则、规范及规则的史无前例的侵犯宣告结束。而且,同150年前的拿破仑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会革命充当了一种强有力的传送带的角色。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社会革命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传遍了整个非西方世界。在战争和革命的共同影响下,19世纪世界秩序的最后残余被扫之殆尽,世界社会看来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无可挽救的混乱状态。到1945年时,舒尔曼(Franz Schurmann 1974:44)指出,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相信,新的世界秩序是对付革命带来的混乱的唯一保证”。
同19世纪初的联合王国一样,美国首先通过领导国际体系以恢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原则、规范以及规则而获得了霸权地位,然后继续治理并重建它曾经修复过的体系。同往常一样,这种重建国际体系的能力是基于该体系的统治者和国民中这样一种广泛认识,即该霸权国的国家利益体现了普遍的利益。这种认识因美国统治者提出并解决一些问题的能力而大为加强;围绕这些问题,自1917年以来革命力量、反动力量以及保守力量之间一直激烈地进行着权力斗争(参见Mayer 1971:第二章关于讨论中的那个时期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区别)。
就这些问题是什么而言,从一开始,美国统治精英中最开明的有识之士就比那些保守和反动大国的统治精英们表现出程度深得多的意识:
从众多方面来说,无论是威尔逊的计划还是列宁的计划,其最重要的特征都是不以欧洲为中心,而是着眼全世界的:那就是说,两者都着手号召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两者都暗示否定先前的欧洲体系,不管它是局限于欧洲或遍及……整个世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团结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是同自决权及普通人的世纪相一致的;他对世界革命的召唤导致了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出台,这一计划是一项蓄意的反击措施。(Barraclough 1967:121;同时参见Mayer 1959:33-4,290)
这种改良主义反应是针对苏维埃革命所提出的挑战作出的,它大大超前了。但是,一旦世界政治的保守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走到尽头,并导致美国和苏联的世界权力都大幅度增长的时候,重建国际体系以适应非西方民族以及无产者之要求的舞台便搭设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每个民族,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都被给予自决权,也就是将自己建成一个民族社会的权利,而且一旦建成,便可被接纳为国际体系中的正式成员。就这一点而言,全球“非殖民化”和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将所有国家聚集在一起——的成立,已经成为美国霸权一对最重要的互为关联的因素。
与此同时,向所有国民提供生计成了国际体系成员追求的主要目标。正如英国霸权的自由思想体系曾经将所有有产国民对财富的追求提升至统治者的绝对治理权之上一样,美国霸权的思想体系已经使所有国民的福利(“巨额大众消费”)凌驾于绝对财产权和绝对治理权之上。如果说英国霸权扩大国际体系是为了适应国家主义的“民主化”,那么美国霸权是通过有选择地适应国家主义的“无产阶级化”才将国际体系进一步扩张的。
与往常一样,扩张中包含着替代。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替代是真实的,但又是局部的。维也纳会议所恢复的原则、规范以及行为规则,为国际体系成员如何安排其国内和国际关系留下了相当的余地。自由贸易侵犯了统治者的君权,但后者具有相当的能力与霸权国家的贸易和权力网“脱离联系”,如果他们决定这么做的话;尤其是战争和领土扩张仍然是国际体系成员在追求其目标时可以诉诸的合法手段。
再者,在英国霸权下,没有任何组织具有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支配国际体系的能力。国际法和均势同1650年以来一样,继续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在国家之上起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四国同盟、“巨额融资”以及世界市场都凌驾于大多数国家之上而发挥作用。然而,它们几乎没有独立于联合王国世界权力的组织自治权。它们是某个特定国家控制国际体系的工具,而不是支配国际体系的独立组织。
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相比,美国霸权的体制已经大大限制了主权国家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与自己国民的关系的权利和权力。在通过战争、领土扩张,以及在较小但仍很重要的程度上通过侵犯其国民的民权和人权等手段来追求目标方面,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自由得多。在罗斯福原先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幻想中,这些限制几乎等于完全替代了国家主权这个概念。
罗斯福幻想的关键特征“是世界安全必须建立在通过国际体系行使的美国权力之上。但是,为了让这样一个方案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世界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族有广泛的吸引力,它必须来自一个不如国际货币体系复杂的,但也不比一组军事联盟或基地简单的机构”(Schurmann 1974:68)。这个机构将是联合国,它一方面迎合了对和平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穷国对独立、进步以及与富国最终平等的渴望。这个幻想的政治含义确实是革命性的:
世界政府的概念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具体的机构。国际联盟受到的基本上是19世纪各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的指导,联合国则公开受到美国政治思想的指导……英国凭借其帝国所创立的那种世界体系毫无革命性可言。产生于18世纪英国并创立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则有点革命性……大英帝国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经济方面,而非政治方面。然而,联合国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政治理念。美国革命已经证实,国家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和审慎的行为来建立。直到那时,人们一直认为国家只有通过漫长的自然演变才能形成……自美国革命以来,创建了许多新的国家……罗斯福大胆设想并欲实施的,就是将这种建立政府的过程延伸至整个世界。千万不可低估这种幻想的能量,即使我们望着那个在旧金山会议之前就已开始出现的虚假现实时也是如此。(Schurmann 1974:71)
联合国成立之后,现实甚至变得更为虚假,因为罗斯福的幻想在杜鲁门主义的冲击下沦为更加现实主义的政治方案。这个方案开始在冷战世界秩序中得到体现。罗斯福的“一个世界主义”——即为了全体的利益和安全,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贫穷国家纳入正在演变中的美国治理下的和平体系中——成了“自由世界主义”,将遏制苏联的势力变成美国霸权的主要组织原则。罗斯福的革命理想主义把世界政府概念的制度化看做是在全世界推广美国新政的主要工具,但这种理想主义被罗斯福的继任者的改良现实主义所取代。他的继任者们将美国对世界货币以及对全球军事力量的控制制度化作为美国霸权的主要工具(Schurmann 1974:5,67,77)。
由于这些更传统的权力工具开始被用于保护和重组“自由世界”,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要么成为美国政府在行使其世界霸权职能时使用的辅助性工具,要么,如果它们不能被这样使用的话,在行使其自身的机构职能时受到阻碍。因此,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领导下的一些出类拔萃的国家中央银行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调节世界货币方面,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只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美国的霸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才首次在全球货币调节方面处于重要地位。与此相似,20世纪50年代早期,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被美国政府当做辅助性工具使用,使美国对朝鲜内战的干预合法化,但随后便丧失了在调节国际冲突方面的全部中心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重新恢复活力。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联合国组织最近重新恢复活力的意义,我们回头再讨论。但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在美国世界霸权的扩张达到极限时,这些组织被用做辅助性工具并部分萎缩,而这并未导致重走英国世界霸权的战略与结构的老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联合国组织仅仅通过保持自身的存在,便保留了它们在使美国霸权合法化方面的许多意识形态价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国霸权的建立和再现过程中,缺乏那种具备相当的可见性、永久性和合法性的跨国组织以及国际组织。除了这个事实之外,美国的“自由世界主义”在同等程度上既是对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继承,又是对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否定。说它是继承,是因为同后者一样,在国际和国内关系都经历了一段时间日趋升级的混乱之后,它重建并扩大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说它是否定,则因为它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也不是“自由贸易主义的”,至少不是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指的意义。
罗斯福幻想的可操作性通过冷战世界秩序的建立而减少。这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美国霸权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自由贸易主义”的趋向。这种减少的可操作性,不过是将美国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竞争制度化了。当列宁号召世界革命引起威尔逊宣布所有的民族享有自决权,以及“普通人”享有体面生活权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首次形成。一方面,这种竞争的制度化大大地缩小了美国霸权将非西方民族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合法化的参数范围,另一方面,也加快了美国政府为尽可能地满足那些要求而重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过程。
因此,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将美国和苏联置于互相争斗的境地的话,非西方世界的非殖民化过程会比实际上困难得多,而且走完其历程所需的时间要比实际长得多。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激烈的竞争导致美国政府践踏了朝鲜人和后来的越南人在没有外界干涉情况下解决争端的权利,那些争端曾使两国北部和南部领土上的政府相互发动战争。但是,这种对主权国家常规权利的践踏,只是在美国霸权下,通过空前地限制主权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同其他国家以及同其自己国民之关系的自由,来扩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方面。
因此,在其世界霸权的巅峰时期,英国政府在美国内战中没有协助自由贸易主义的联邦对抗极其保护主义的邦联。相反,它让它的前殖民地在英国霸权下所打过的最血腥的战争中尽情地互相残杀,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巩固它对印度帝国的控制以及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浪潮奠定基础。相反,美国政府在其霸权顶峰期,自己代替韩国和南越的“自由世界主义”政权与这两者各自的对手朝鲜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开战。然而,与此同时,它还积极鼓励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殖民化浪潮(关于殖民化和非殖民化浪潮,参见Bergesen and Schoenberg 1980:234-5)。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各自的世界霸权处于巅峰时的这些不同趋势,生动地证明了这两大霸权间不同的动向。如果我们将英国霸权的主要动向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么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称美国霸权的主要动向为“反帝国主义的”(参见Arrighi 1983)。
美国霸权对于英国霸权的这种对立的趋向,再现了一种在英国霸权发展过程中已赫然可见的“倒退”模式。正如在英国霸权下扩大和替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作为基础的世界范围的统治和积累的战略与结构,更像16世纪西班牙帝国而非荷兰霸权的战略与结构,在美国霸权下扩大和替代该体系时,也包含着“倒退”,所退向的世界范围的统治和积累的战略与结构,更加接近于荷兰而非英国霸权的战略与结构。所谓的“反帝国主义”就是一个这类相似点。虽然美国是通过空前的“国内”地主阶级统治而形成,荷兰和美国霸权都不是建立在作为英国霸权基础的那种领土“世界帝国”之上的。相反,荷兰和美国霸权都以领导民族自决运动为基础,英国霸权从不这样——荷兰霸权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的运动,而美国霸权则是一个全世界的运动。英国确实领导了那些诞生于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世界秩序的美洲民族自决浪潮中的国家。但是,那种秩序是以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意向得到完全实现为基础的。美国摒弃了英国的帝国发展道路,实行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内地主阶级统治制度,因此在无可比拟的更大规模上再现了荷兰霸权的国家发展道路。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美国霸权的“反自由贸易主义的”动向。美国霸权背离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惯例,而青睐政府对经济调节以及国民福利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注意(比如见Ruggie 1982;Lipson 1982;Keohane 1984b;Ikenberry 1989;Mjoset 1990)。然而,与介于其间的霸权斗争时期的“重商主义”相比较,这两个霸权秩序对“自由主义”的强调,往往使美国冷战世界秩序对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和思想的根本背离显得无足轻重。事实的真相是,美国政府甚至从未考虑过采纳英国自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1931年所奉行的那种单边自由贸易。相反,在其霸权上升的整个时期,美国政府从思想体系上阐明并付诸实施的自由贸易,一直是一种双边和多边政府间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战略,主要目的是要打开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大门。19世纪对“自我调节市场”的信仰——在波拉尼(Polanyi 1957)看来——曾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不过那只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布什政府应付20世纪70年代霸权危机时的事。然而,即便是在当时,美国政府实际上所采取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措施也是非常有限的。
不管怎样,自由贸易在冷战世界秩序的形成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自由贸易”非但远远不是团结美国和西欧的政策,“反而是个离间它们的问题……战后的大西洋共同体只是在美国担心俄罗斯以及欧洲内部的共产主义,出于‘相互安全’和欧洲迅速复兴的考虑而抑制了其自由主义的顾忌之后才形成的……经济从属于政治。贸易依据国旗来确定方向。美国对欧洲的霸权具有比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更为清晰可见的形式,而且也是一种对欧洲人更加有用和易于接受的形式。”(Calleo and Rowland 1973:43)这种更加有用且又易于接受的霸权形式在几个方面背离了19世纪英国的形式。首先,世界货币开始受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协同其他国家一些出类拔萃的中央银行——的调节,这与19世纪的私人调节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种私人调节体系是建立在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性“巨额融资”网络基础之上并受其控制的。官方调节的美元体系赋予了美国政府极大的行动自由,而且比英国政府在19世纪私人调节的金本位制下所曾经享有的行动自由要大得多(Mjoset 1990:39)。最终,市场限制极大地减少了这种行动自由。但是,只要美国政府对世界资产折现力行使有效控制——正如它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它便可以在没有多少资本主义历史先例的情况下,运用这种控制来促进和支持世界贸易的普遍扩张(见第四章)。
与此类似,在美国霸权下世界市场形成的主要工具,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将对贸易自由化速度和方向的控制权留在了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手中。通过在19世纪实现单边对外贸易自由化,英国事实上弃绝了将这种自由化的前景作为一种迫使其他政府将其贸易自由化的武器的可能性。美国从未声明通过单边自由贸易放弃使用这种武器;它建立了一种对世界其他部分远不如英国体系“慷慨大方”的贸易体系。但是,克拉斯纳(Krasner 1979)指出,只要美国比其盟友在需求等级体系的更高层面上运作——如同它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样——那么它就能够优先考虑冷战目标,并在各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慷慨大方。因此,与英国霸权相比,美国霸权下的多边自由贸易达到了一个广泛得多的程度。然而,最终出现的并非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相反,它是“世界贸易的一种大杂烩型的安排,既不算开放,也不算自给自足”(Lipson 1982:446);或者更糟,是“一种由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的特别外交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次要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组成的摇摇欲坠的政治结构(Strange 1979:323)。
美国霸权对英国霸权的第三个,也是更为根本性的一个背离在于,世界贸易的一个很大且在不断增长的部分,倾向于被纵向合并的大规模跨国公司“内在化”,并归这些公司掌管。国际“贸易”的数据存在于公司内部交易的实际情况,因而不容易获得。但是,各种不同的估计显示,由公司内部交易组成的那部分世界贸易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大约20%—30%,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约40%—50%。据赖克(Robert Reich)说,“1990年,按价值计算,美国的一半多进出口只是这类货物以及相关服务在全球公司内部的转移而已。”(Reich 1992:114)
美国霸权的这一特征,反映了直接投资而非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吉尔平(Robert Gilpin)说,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实质,“一直是将对外国经济之相当部分的管理控制权转移到美国国民手中。因此不出所料,这些在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者更类似于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公司,而不是19世纪主宰英国的自由贸易者和金融资本家。”(Gilpin 1975:11)由于吉尔平所提到的贸易公司在17世纪是荷兰政府和企业机构借以将其地区性商业霸权——主要基于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权——转变为一个世界性商业霸权的主要工具,美国公司资本在20世纪的跨国扩张,构成了美国霸权向典型的荷兰霸权战略及结构“倒退”的又一个方面(见第二章和第四章)。
可是,17和18世纪的股份特许公司与20世纪的跨国公司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异。股份特许公司是半政府、半企业性质的组织,它们专门经营领土,排斥其他类似的组织。与此不同,20世纪的跨国公司是纯粹的企业组织,在特定生产线和分配线上有专门经营职能,跨越多国领土和管辖范围,与其他类似组织一起合作和竞争。
由于其领土的专营性和排他性,各国的股份特许公司中成功者凤毛麟角,任何时候都没有超过大约12个,真正成功的政府企业或商业企业的数目甚至更少。然而,这些公司无论是单个还是集体,在巩固和扩大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领土范围以及排他性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其跨越领土性及职能的专营性,在美国霸权下已经繁荣起来的跨国公司的数目已经大得无可比拟了。1980年跨国公司估计超过1万个,它们在外国的分公司为9万个(Stopford and Dunning 1983:3)。到20世纪90年代初,另一份估计显示,这些公司已经分别升至3.5万个和17万个(《经济学人》,1993年3月27日,第5期,转引自Ikeda 1993)。
跨国公司的这种爆炸性增长,不但远没有巩固作为“权力容器”的国家的领土排斥性,反而已经成为导致这种排斥性的实质内容减少的最重要的因素。到了大约1970年为止,当美国的霸权危机——比如体现在冷战世界秩序中的危机——开始时,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生产、交换和积累体系,它不受任何国家权威的约束,并且有力量将国际体系中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成员置于它自己的“法律”约束之下(见第四章)。这种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就是不受国家的领土排斥性给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所施加的限制——的出现,是美国霸权最显著的结果。它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扩张和被替代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转折,很可能已经导致作为世界权力主要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萎缩。
赖克(Reich 1992:3)提到,在“拉断了将公民捆在一起的绳索”的全球经济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呈下降趋势。德鲁克(Peter Drucker 1993:141-56)发现在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国家的权力出现了稳步的衰退,出现了多边条约和超国家组织的“跨国主义”、像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经济集团的“地区主义”,以及日益强调多样性和个性的“部族主义”。不管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反正一种共识已经形成,即民族国家的有用性和权力正在消失: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政治和国际事务中关键的、独立自主的参与者看来不仅正在丧失其控制权和完整性,而且也是应付更新的环境的一种错误单位。就一些问题而言,它过于庞大,无法有效运转;而对其他一些问题来说,它又太小。因此,在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都出现了要求“重新安排权威”,创建也许更能适应今天和明天的变化力量的结构的压力。(Kennedy 199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