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
爱德华时代的“美好时期”(belle époque),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顶峰。不仅英国的而且整个西方世界的有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英国积累体制的体系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种危机将导致整个19世纪文明大厦的倒塌。
英国体制面临的最严重的基本问题,仍然是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前面已经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价格上扬,通过扭转前25年里对利润的压力而治愈了欧洲资产阶级的痼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治愈的结果被证明比疾病更加糟糕。因为价格上扬的主要基础是欧洲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它所反映的不是对1873—1896年大萧条时期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的抑制,而是主要场景从企业之间的关系向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转变。
我们可以再次用韦伯的话来解释,起初,由于控制着流动资本的供应,欧洲的资本家阶级,特别是英国的资本家阶级,能够向与之竞争的国家强制规定在权力斗争中向它们提供援助的条件。正是这一点,使得欧洲资产阶级不仅能从大萧条中复苏,还能享有大约20年的辉煌时刻。然而,国家之间的斗争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个欧洲国家来说,往往要把保护成本提高到超过它们所获得的利益的水平,同时破坏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向外转嫁斗争负担的能力。当这种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英国积累体系也就寿终正寝了:
1914年前支撑国际贸易结构的多边支付框架,有两个主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印度对英国的国际收支的逆差以及可被用来支付这种逆差的对其他国家的顺差;第二个基础是英国、欧洲和北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这样逐步构建起来的那个支付框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摧毁。(Milward 1970: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的海外帝国,特别是印度,对英国资本世界规模的自我扩张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德切科(de Cecco 1984:37-8)指出,英国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来支撑其帝国赚取外汇的能力。“不必改组‘它的’工业就能设法生存下去,并能在‘资本’获利最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参见Saul 1960:62-3,88)美国恰好是获得最大投资份额的国家,也是英国投资者拥有最多的外国资产和未来收入拥有者的国家。因此,1850年到1914年期间,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和长期贷款总额达到30亿美元。但是,在同一时期,美国支付的利息和股息高达5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付给了英国。结果,美国的外债从1843年的2亿美元,增加到了1914年的37亿美元(Knapp 1957:433)。
英国对美国资产和收入的拥有权,在英国统治的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能够及时和有效地为英国提供在全球战争中保卫其广阔的领土帝国所需的一切供应。因此,1905年皇家战时食品和原料供应委员会报告说,有了足够的金钱和船只,战时供应便能够确保,金钱短缺也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英国财政大臣认为,英国对外投资的收益足以支付五年的战争。大量货币流向伦敦,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在1914年8月至11月期间猛增将近300%,这两件事似乎证实了上述乐观的估计(Milward 1970:44-6)。
然而,1915年,英国对军火、机器和原料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1905年皇家委员会的估计。所需的相当部分机器只能由美国提供;购买这些机器开始蚕食英国在美国的收入,同时开始增加美国对英国收入和资产的拥有权。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在美国的资产就以大打折扣的价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换成现金。到美国参战并取消向英国贷款的限制时,“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债务已高达数亿英镑,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根本无法偿还这些债务,从那时到停战,它‘为支付生活和战争之绝对必需’而向美国政府借款的总额已不下10亿英镑。”(R.H.Brand引自Milward 1970:46)
因此,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以低廉的价格买回一部分19世纪时用来建成国内经济的基础设施的大宗投资;此外,它还积累了巨额战时信贷。而且,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曾向它的更穷的盟国,最引人注目的是俄国,提供大量贷款,而仍处中立的美国腾出手来加速在拉丁美洲和部分亚洲地区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外国投资者和金融中介。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一过程已经不可逆转。美国90亿美元的纯战时信贷,绝大部分为比较具有偿债能力的英国和德国所欠;而英国33亿美元的纯战时信贷,75%为已经破产(和革命)的俄国所欠,很大程度上只得一笔勾销(参见Fishlow 1986:71;Eichengreen and Portes 1986;Frieden 1987:27-8)。
美英两国在金融财富方面的第一次颠倒的程度固然是实质性的,但也不应夸大。伦敦的黄金储备在20世纪20年代还高于战前,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英镑在1926年能以战前的汇率恢复金本位。英国对外国收入的拥有权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相当可观。德国的战争赔款至少可以用来支付部分欠美国的战时债务的利息。最主要的是,英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进一步扩大,构成了一张安全网,必要的时候宗主国英国可以投入其怀抱,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对美国而言,战争结束的时候,它的贸易顺差大致恢复到了1914年前的水平。与战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对在国外资产/投资的收入,已经跟外国对在美国投资/生产的收入持平,因此贸易顺差转变成了相当数量的纯往来账户顺差(见图17)。
由于这一顺差和战时信贷,美国跟英国一起成了生产和调节世界货币的国家,但不是取代。美元和英镑一样成为正式的储备货币。但是,美元或英镑单独都未能超过各中央银行外汇持有额的一半(Eichengreen 1992:358)。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管理世界货币体系的能力仍然明显地弱于英国尚存的能力。英厄姆(Geoffrey Ingham 1989:16-7;1984:203)指出,根据上述观点,必须对下面这种看法进行修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是由于英国不能和美国不愿担负起使其稳定的责任所造成的(Kindleberger 1973:292)。这是因为,控制相当份额的世界流动资金,并没有赋予美国管理世界货币体系的能力。从组织角度来看,美国金融机构根本无法胜任此项任务。在20世纪20年代,刚建于1913年的联邦储备系统还只是一个松散而又没有经验的机构,还没有能力以起码的效率来行使其国内的职能。在与外国的交易中,12个地区储备银行中只有纽约一家还有点经验。
纽约本身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完全从属于伦敦。诚然,美国的世界流动资金的份额在战争时期的大幅上升,导致纽约金融界,特别是摩根财团,在以伦敦为基地的巨额融资领域之内的权力和影响同样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这种权力和影响的再分配并没有改变世界货币体系的运作方式。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跟伦敦城和英格兰银行一起来维持和实行国际金本位制,而其主要的受益者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英国。鲁夫在1932年对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管理特点所作的描写虽然带有派性,但却不失准确。他写道:
采用金汇兑本位制,非常有利于英国多年隐藏它的真正的立场。在整个战后时期,英国能够向中欧国家贷款,而这些贷款又不断地回流英国,因为这些钱一进入借款国的经济就又被马上存回伦敦。因此,就像一场音乐喜剧中穿过舞台的士兵那样,它们可以无止境地重复出现,使款主能继续向海外贷款,而事实上,过去曾使这类贷款成为可能的外汇流入已经枯竭。(Rueff 1964:30)
通过支持国际金本位制,纽约金融界从而鼓励和支持了伦敦保持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最终是徒劳的。支持伦敦恢复1913年世界的努力的,并不只有纽约。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西方政治家都相信,只有“这次在牢固的基础上”重建1914年前的世界货币体系,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不管它们属于什么意识形态,国家政府都使它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助于保卫货币。与此同时,从布鲁塞尔到斯帕和日内瓦,从伦敦到洛迦诺和洛桑,召开了无数个国际会议,想要为恢复金本位制创造政治条件(Polanyi 1957:26)。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一致努力,非但没有恢复1914年前的世界货币体系,反而加速了它的临终危机。大家都认为,稳定的货币说到底有赖于贸易的自由化。但是,“自给自足的妖魔老是附在为了保护货币而采取的措施身上。”为了稳定货币,政府实行进口配额、延期偿还和暂停付款协定,清算制度和双边贸易条约、易货贸易、禁止资本输出、控制外贸和外汇平准基金;这些办法加在一起往往要限制对外贸易和国外支付。“虽然初衷是贸易自由化,结果却是扼杀了贸易。”(Polanyi 1957:27)
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追求货币的稳定,最终使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停滞发展成30年代初的衰退。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生产力继续以比其他任何债务国都高的速度增长,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增加了债务国支付利息(且不用说还债)的困难。随着世界支付体系对美元的依赖性的增加,美国获得外国资产的速度是现代任何一个主要债权国都未曾经历过的(Dobb 1963:332)。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贷款和直接投资,在私人账户上积累的纯资产已逾80亿美元。然而,世界支付的结构性不平衡的加剧,最终必然阻碍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特别是由于各国政府都在普遍努力恢复它们货币的金本位制。国与国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和投机的特点:
人们开始称之为“游资”的流动……穿梭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寻找暂时安全或投机性利润,还经常给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黄金或外汇储备施加危险的压力。(Arndt 1963:1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一次投机性的繁荣或萧条,将会导致对外贷款的中断和整个复杂结构的崩溃,而恢复世界贸易就是以这种结构为基础的。这正是后来发生的情况。1928年底,华尔街的繁荣开始把资金从对外贷款转向国内投机。当美国银行收回它们向欧洲的贷款时,美国的纯资本输出——这种输出曾经从1926年的不足2亿美元上升到1928年的10亿多美元——在1929年又一次暴跌到2亿美元(Landes 1969:372)。
由于华尔街繁荣的垮台和其后美国经济的萧条,美国对外贷款和投资由暂时中断变为永久停止。面对短期资金的突然回收或外逃,一个又一个国家被迫使用贬值或外汇管制来保护其货币。1931年9月,英镑和黄金中止互相兑换,导致作为伦敦城财富的基础的单一世界商业和金融交易网络的最后毁灭。保护主义到处蔓延,人们放弃了对稳定货币的追求,“世界资本主义退到了民族国家经济及其相关帝国的避难所里。”(Hobsbawm 1991:132)
这就是波拉尼将其根源追溯到“金线崩断”(见第三章)的“世界革命”。它的主要标志是:巨额融资从世界政治中消失、国际联盟垮台并由独裁帝国代之、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苏联的五年计划,以及美国实施新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世纪的理想占据主导地位,其影响还主宰了后来的十年,但是到了1940年,国际体系的遗迹已无处可见;除了几个地方以外,所有国家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中。”(Polanyi 1957:23,27)
事实上,1940年的国际环境并不那么崭新,因为国际体系中的那些大国已处于又一轮的军事对抗之中。这一轮对抗,除了它的规模、残酷性和破坏性是空前的以外,也不过是重复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反复发生的模式。不过,这一对抗很快就变成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并由它组织的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新秩序在几个主要方面都不同于已经死亡的英国世界秩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新的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轮廓已经初显端倪;在布雷顿森林,建立了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在广岛和长崎,新的武力手段显示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军事基础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合法立国和进行战争的新规范和新规定。
罗斯福的最初设想和后来杜鲁门在较小规模上将其变成的现实,反映了世界权力的空前集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军事方面,即使战争处在巅峰之时,“原来的大国——法国和意大利——已被削弱。德国称霸欧洲的努力正在垮台,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努力也是如此。英国尽管有丘吉尔也在衰落。19世纪和20世纪初常常预言的两极世界终于来到了。用德波特的话来说,国际秩序现在‘从一种体系转向另一种体系。’只有美国和苏联说了才算……而美国‘超级大国’又是两者中的遥遥领先者。”(Kennedy 1987:357)世界金融力量甚至更为集中。从图17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只是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波峰更高更长。这反映了美国在更大程度上起着坚持盟军战争的工场和战后欧洲重建的粮仓和工场的作用。而且,美国对海外资产的收入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较大的幅度超过了外国资产在美国产生的收入,因此战后的往来账户顺差大大地高于贸易顺差。
由于贸易和往来账户顺差这种新的更大幅度的增长,美国开始享有世界流动资金的实际垄断权。1947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占世界总量的70%。而且,外国政府和企业对美元的过量需求,意味着美国对世界流动资金的控制大大超过了作为货币的黄金的这种超常集中所包含的程度。
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的集中,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已经大约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荷卢经济联盟的国民收入的总和,几乎是苏联的三倍。但是,到1948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是上述西欧国家集团的两倍多,是苏联的六倍多(根据Woytinsky and Woytinsky 1953:表185-6算出)。
因此,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最后崩溃对美国十分有利。1929年大萧条后的不到20年时间里,世界还是一片废墟,而美国的国民财富和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高度。美国是世界经济一个不可分割的主要成员,但它不是第一个从世界经济的困难中大获其利的国家。它的经历以前曾经有过,先是15世纪的威尼斯,后是17世纪的联省共和国,再是18世纪的英国。跟先前所有在日益加剧的体系混乱中获取巨大财富和权力的几个例子一样,美国在1914年至1945年期间的财富和权力的大跃进,主要从它享有的保护利益体现出来,因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中处于独特的位置。世界体系越是动荡和混乱,美国由于它的大陆规模,它的岛国位置,和它可以直接进入世界经济的两个大洋的条件,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见第一章)。
然而,一个具体国家的财富和权力能从体系混乱中受益的程度,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限。对它有利的再分配越多,能够用于再分配的就越少,全世界的混乱对它的外贸和投资产生的破坏性效果也就越大。更加直接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战争的工业化曾把全球战争变成革新交通、通信和破坏手段的巨大推动力;这些革新使地球“缩小”,威胁到即使是最安全的国家的安全。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美国可以在不断加剧的体系混乱中变富变强,它同时也表明美国的政治孤立主义已经达到越来越无利可图的程度。孤立主义立场的依据是相信美国的安全不可侵犯。一旦轰炸珍珠港粉碎了那个信念,罗斯福总统精明地利用了自1812年以来外国对美国领土的第一次攻击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把他的“一个世界”的梦想嫁接到了新政政策上来。“罗斯福关于新的世界秩序的梦想,是他新政哲学的延伸。那种哲学的核心是,只有仁慈和专业的大政府才能保证人民的秩序、安全和公正……正如新政给美国带来了‘社会安全’那样,‘一个世界’也将给全世界带来政治安全。”(Schurmann 1974:40-2)
新政的实质,是认为大政府为了获得安全和进步必须舍得花钱。因此,战后的安全要求美国舍得花钱,以克服战争造成的混乱……对穷国的……援助将产生跟美国国内社会福利项目同样的效果。它将给它们安全,以便克服混乱,防止它们诉诸暴力革命。同时,它们将被牢牢地吸收进恢复了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它们被带进这总的体系以后,就会变得有责任感,就像美国工会在战时那样。帮助英国和西欧其他地方,将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这又将会刺激跨大西洋贸易,因此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美国为了支撑战争曾经花了巨款,出现了巨额赤字。结果却是令人惊奇的、出乎预料的经济增长。战后的支出也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同样的效果。(Schurmann 1974:67)
确实如此,但只是在罗斯福关于“一个世界”的思想被杜鲁门关于“两个不可调和地彼此对立的世界”的理论付诸实施以后。两个世界指的是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和一个只有美国才能组织和授权进行自卫的自由世界。因为罗斯福的一个世界主义是如此脱离现实,不足以赢得美国国会和企业的必要支持。世界是个太大、太乱的地方,美国无法按照它的形象来重新组织一个与之相似的世界,特别是这种重组必须像罗斯福梦想的那样通过世界政府机构来实现。在这些机构中,美国还不得不与朋友和敌人的排他主义观点不断妥协。美国国会和美国企业界在计算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成本和效益时是很“理智”的,不会为执行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所需的手段放行。
罗斯福知道,美国决不会像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那样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他也从未建议采取这一政策。他曾建议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授权它重建一个与促进和保持全球经济扩张的目标相适应的多边贸易体系。但是,即使这个不太激进的建议也从未在国会获得通过。国会完全拒绝把贸易问题上的主权让给哪怕是一个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是被美国的人员、利益和思想控制的机构。如前所述,最后形成的组织——1948年建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是一个就削减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进行双边和多边谈判的论坛。它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留给了国家政府。关贸总协定无疑帮助重建了一个多边贸易体系,但贸易自由化却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扩张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前面。这与当初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的自由贸易走在19世纪中期世界贸易和生产扩张的前面,并为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即使美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或夭折了的国际贸易组织采取行动,从而加速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世界流动资金、生产能力和购买力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内的高度集中,仍然会对世界经济扩张构成比关税壁垒和政府强加的其他贸易限制严重得多的障碍。除非世界流动资金分配得更加均衡,否则世界就不可能从美国购买为美国消费者供应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所需的生产资料,而且世界绝大部分的有效需求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会也同样极不愿意放弃它对世界流动资金的控制,把它作为达到刺激世界经济扩张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在这方面,还必须强调指出,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世界货币体系,还不只是一套旨在稳定几种主要国家货币之间的对等地位,通过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将这种对等地位的总体效果与生产成本捆在一起的技术性安排。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新的货币体系只会恢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际金本位制,由美元和联邦储备系统替代英镑和英格兰银行的角色。但是,那还不是全部。在这种旧的技术外表的下面,在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和模式方面发生了一场大革命(参见Cohen 1977:93,216f)。
在以前所有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包括英国的在内——巨额融资的渠道和网络一直牢牢地掌握在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手里,他们以赢利为目的进行组织和管理。世界货币因此也只是赢利活动的副产品。相反,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世界货币体系里,世界货币的“生产”被一个主要考虑福利、安全和权力为动机的政府组织网络所接管——原则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与美国最紧密和最重要的盟国的中央银行协调行动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世界货币因此成了建造国家活动的副产品。摩根索在1945年说,新的世界秩序的安全机构和货币机构,就像剪刀的两片刀刃那样互相补充(引自Calleo and Rowland 1973:87)。
罗斯福和摩根索就像后者曾经吹嘘过的那样确实成功地把世界流动资金的控制权从私人转到了国家手中,从伦敦和华尔街转到了华盛顿。在这方面,布雷顿森林组织通过别的方式继续了罗斯福早些时候与巨额融资的决裂。尽管罗斯福具有国际主义背景,包括曾在威尔逊政府中供职和支持国际联盟,他的新政的主要方向是要使旨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美国政策不再从属于伦敦和纽约所主张的可靠货币原则。在他当总统之后作出的第一批决定中,其中有一个就是中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这就彻底摧毁了国际金本位制。接着,他动员他的政府推进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彻底改革了美国的银行系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戈尔法》——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从而致命地打击了摩根财团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控制(Frieden 1987:54-5)。
1933年7月,罗斯福与巨额融资的决裂几乎已成定局,他猛烈抨击了“所谓国际银行家的老迷信”,破坏了企图在调节世界货币方面恢复部分秩序的伦敦经济会议。华尔街大为震惊,沃伯格这位有影响的银行家和国务院顾问也是如此,他递交了辞呈。几个月之后,罗斯福政府进一步违反可靠货币原则和国际金融合作,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以支持美国农产品价格,这一措施导致代理财政部长、杰出的华尔街律师艾奇逊的辞职(Frieden 1987:55)。
随着美国经济问题的缓解和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罗斯福的国际主义倾向重新露头,导致与华尔街重修旧好。但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和华尔街合作密切,在布雷顿森林,银行家和金融家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华盛顿而不是纽约被确定为是世界货币“生产”的主要场所,安全考虑仍然是形成战后货币世界秩序的首要因素。
然而,世界流动资金如今集中在美国银行系统这一事实,使美国的金融精英能够在华盛顿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中,找到足够的支持来把对可靠货币,特别是对金本位制的优越性的坚定信念,强加给布雷顿森林的机构(Van Dormael 1978:97-8,240-65)。结果,凯恩斯和怀特的共识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甚微(Gardner 1986:71-100,112-4)。他们曾经一致认为,必须消除国际金本位制的通货紧缩倾向,创造一个与新政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相一致的世界扩张气候。虽然旧的金本位制的自动性没有得到恢复,布雷顿森林机构被证明完全不能胜任将世界流动资金循环使用于世界贸易和生产再扩张这一重任(Walter 1991:152-4)。
唯一没有遇到国会反对的世界流动资金再分配的形式,是私人对外投资。事实上,许多措施鼓励更多的美国资本流向国外,如税收补贴、保险计划、兑换保证等等。尽管采取了这些鼓励措施,美国资本还是没有任何打破限制其全球扩张的恶性循环的倾向。海外流动资金的短缺局面,阻止了外国政府取消外汇管制;外汇管制挫伤了美国资本流向海外的积极性;少量的美国私人的对外投资又使国外的流动资金保持短缺局面。和贸易自由化一样,美国私人的对外投资滞后于而不是领先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经济扩张(Block 1977:114)。
一个以埃利奥特为主席的研究小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报告说,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体化不可能再使用与19世纪使用的同样的方法来实现了。许多人声称,“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是个‘成熟的债主’,必须向进口敞开其经济,必须承诺每年向海外投资大量资本以平衡其高水平贸易中的货物和服务出口。”(Elliott 1955:43)这一处方虽然听起来原则上颇有道理,但是研究小组认为,它忽略了联结英国与19世纪世界经济的关系和联结美国与20世纪世界经济的关系的根本区别。
英国扮演的是一种领导性经济的角色。它的经济完全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由于英国依赖外贸、它的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以及它的国家经济政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所需的政策之间的基本一致,因而它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使其能成功运作。相反,美国是一种主导性经济。它只是部分地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而部分地又要与其进行竞争,还往往要周期性地打乱其运作的习惯方式和节奏。根本不存在协调和管理世界贸易体系日常活动的美国商业和金融机构网络。不管某些进口是何等重要,外贸在总体上对美国经济不是关键。(Elliott 1955:43)
选择上述提法是出于无奈,因为英国经济与19世纪世界经济的关系和美国经济与20世纪世界经济的关系均是既主导又领导的联系。但是,区别的主旨还是准确的。它相当于阿明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提出的“外向性”国民经济和“自我中心性”国民经济之间的区别。根据阿明的格局,核心国家的经济是“自我中心性”的,它的组成部分(生产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部门,资本和劳动力部门,等等)有机地统一在一个国家实体中。这与边缘经济组成部分的“外向性”形成鲜明对比:“在外向性经济中,其组成部分的统一不可能在国家范围内领会得到。这种统一被打破了,只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发现。”(Amin 1974:599)
在我们的格局里,外向性和自我中心性经济之间区别的最大用处,就在于识别基本的结构差别,但不是核心经济和边缘经济之间的基本结构差别,而是19世纪英国积累体系和它的后继者美国体系之间的这种差别。在英国体系里,主导性兼领导性的国民经济(英国经济)的外向性,成为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英国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部门与殖民地和外国经济之间的互补联系变得比部门之间的还要强。相反,在美国体系里,主导性兼领导性的国民经济(美国经济)的自我中心性,成为大企业公司组织领域里世界市场“内部化”过程的基础,而美国的经济活动有机地统一在一个国家实体中的程度大大超过了19世纪的英国。
两种体系间的这种不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美国体系是作为主导性的英国体系的积累结构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从属组成部分而产生的,尔后又在动摇和摧毁这种结构中起了作用,最后成为新的主导性体系。如前所述,美国内战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企业经历了一场组织革命,涌现出一大批纵向联合的、官僚机构管理的公司;那些公司在完成美国国内大陆范围的联合以后,立即开始跨国扩张。这一进展是对仍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积累体系的主要趋势的一种重大逆转。
在临终危机之前,英国体系主要也一直是一种中、小型企业的制度。大型股份特许公司一旦完成为英国企业开辟海外贸易和投资的新领域的任务就被停业清理。它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开发非洲而恢复活动时,英国并没有伴随发生与德国或美国企业所经历过的公司改组相当的英国企业的公司改组。用佩恩(P.L.Payne 1974:20)的话来说,“几乎没有朝着区分管理权和所有权方向的发展,没有朝着扩大组织等级机构方向的发展。”(同时参见Chandler 1990:第七、第九章)
特别突出的是,成为美国积累体系唯一最重要特点的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纵向合并,在19世纪英国体系的形成和扩张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英国这种体系的主要趋向,是朝着联结最初生产和最终消费的生产和交换连续分支过程的纵向扩散而不是合并。我们已经提到,从组织上分离资本货物的生产和使用,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这种分离也在原料的采购和最终产品的销售方面伴有类似的趋向。
从大约1780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伦敦和外地的主要实业家们大胆从事海外贸易的时候,往往从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开始;英国纺织工业所需的原棉的绝大部分都是从那里采购的。但是,在战后的经济萧条时期,由于海外贸易中日趋激烈的竞争和英国工业的日益专门化,上述现象变得无足轻重了。随着出口市场变得更加分散,以及英国工业的竞争力所依赖的关键原料开始可以通过批量现金购买方式更便宜地采购得到,英国制造商也就失去了在海外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事实上也失去了对竞争的兴趣。它们的能力和兴趣转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地植根于国内市场的专业化生产中,而原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可以放心而又有利可图地留给同样专业化的承兑商行去办理。这就促使遍布五大洲的经纪人和小百货商网络的形成,并为它的发展提供资金(Chapman 1984:9-15)。
即使在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中,英国企业一般总是纵向扩散而不是合并。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机器生产迅速从纺纱扩散到织布,这与这些分支过程的某种纵向合并很有关系。但是,1850年以后,这一趋势被扭转了。纺纱、织布、织物整理和销售,越来越成为不同企业里互不相干的专业化领域;即使在各个部门里,这些领域也往往是高度地方化和专业化的。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英国的企业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由高度专业化的中型企业组成的集合体。这些公司由一张复杂的商业交易的网络——一张以英国为中心而又涵盖全世界的网络——组合在一起(Copeland 1966:326-9,371;Hobsbawm 1968:47-8;Gattrell 1977:118-20;Crouzet 1982:204-5,212)。
英国企业这种高度外向、高度分散和高度分类的结构,构成了其按照德国或美国方式进行公司改组的主要障碍。它不仅使为限制竞争而进行的横向合并变得困难,这一点希法亭(Hilferding 1981:408)已有论述,而且还妨碍英国企业抓住机遇,通过对生产和交换过程所划分成的连续活动的进一步计划和联合来降低单位成本:
例如,在转包商的工厂里,新的装配技术可能要求制定出新的精确度标准,因此要求新的设备;如果承运人不使它们的方法适应新的节奏,那么速度更快的装载设施就远远不能发挥其效能。在这些情况下,成本和风险的分配成了严重的障碍,不仅因为计算在客观上就是困难的,而且更是因为人在这种需要作出取舍的情况下通常疑心重重,固执己见。(Landes 1969:335)
在兰德斯看来,这些他所谓的“相互联系的包袱”对先成功地实行工业化的企业的压力很大,这也是19世纪末英国企业在采用更加有效的生产和管理技术方面落后于德国和美国的主要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重新发现了灵活生产制度的许多优点,许多学者因此觉察到英国企业的分散和分类的结构是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一个障碍。这里不可缺少的是恢复马歇尔关于“工业区”的观念,这种工业区由单一单位企业的空间群组成,它们从事同一行业,而又互相合作,从本地的技术知识和企业联系宝库中获得益处,并不断地充实这个宝库。由于有了这种共同的宝库,在某个工业区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了地方化的外部节约的受益者,因而能够作为单一单位企业生存下来并生意兴隆,尽管更大范围里的国内和世界市场的供需条件在不断发生变化(参见Marshall 1919:283-8;Beccattini 1979,1990;Sable and Zeitlin 1985)。
在马歇尔看来,归属那种地方的企业社区的有利条件是如此之多,可以说明为什么作为兰开夏郡纺织工业和设菲尔德金属工业的代表性单位的中小型企业能够继续存在。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其国内、国外和殖民地分支里,整个英国积累体制事实上应该被看成构成了一个灵活的专业化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纵向扩散形成的,并在不断为其组成单位实现全球规模的外部节约。从这个更广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灵活的、专业化的英国体系的形成和充分扩张,似乎一直是巩固英国的贸易中心和帝国功能过程的另一方面。
通过成为世界的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英国为建在宗主国的企业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它们可以专门从事高附加值活动,可以从世界价格最低的任何地方获得投入,可以向世界价格最高的任何地方销售产出。如要充分利用这种机会,英国企业的专业化必须高度灵活,灵活到足以使专业化企业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种投入—产出组合转向另一种投入—产出组合,以应付经济活动的附加值等级结构的变化,应付世界经济不同地区作为投入来源和产出销路的相对优势的变化。这种灵活性当然使工业结构处于永远的变动状态,从而阻止了英国企业形成像德国和美国企业那种“技术理性”。但是,英国企业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它的严格的“金钱理性”,是而且一直是一个有幸处于世界贸易和金融神经中枢位置的企业社区的最好策略。
它也是一个处于涵盖全世界的领土帝国中心的企业社区的最好策略。英国可以获得帝国供应、市场和流动资金的特权,因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来将资本投资到世界上有望产生最高利润的任何地方。在世界范围内投资方面的灵活性,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英国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当英国工业开始在世界市场上不仅输给德国和美国,而且输给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在大萧条时开始“再工业化”的印度——的时候,“它的金融业却赢了,它作为托运人、交易员和世界支付体系的中间人的服务业变得更加不可缺少了。事实上,如果说伦敦曾是真正的世界经济中心,英镑曾是它的基础的话,那就是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Hobsbawm 1968:125)
总之,英国市场资本主义的灵活专业化和金钱理性是英国国家的世界中心和帝国功能的表现。这一体系的组成单位是否赢利,关键要靠全世界向它供应,然后它再供应全世界;还要靠对领土帝国的政治控制,这个帝国供应了把世界系于英国中心所需的手段——或是流动资金,或是市场,或是原料供应。只要世界商业和金融中介活动在帝国进贡支持下能赢得比工业生产更大或者相等的利润,出现新的工业中心本身在总体上不会对英国企业界构成任何威胁。只要这些新的工业中心为了在采购投入和销售产出方面得到英国企业的服务而互相竞争——在世纪之交,它们中的大多数就是这么做的——它们的出现和扩张对英国企业来说是利多弊少。(https://www.daowen.com)
1899年,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银行家协会的一次讲话中,很好地总结了英国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商业活动的空间结构里的地位优势:
随着工业活动和商业似乎趋于分散,应该有一个单一的票据交易所,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等于说,在分散化的同时,我们岛内的(工业)活动应当确确实实有所下降;但相对下降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世界票据交易所往往保持独家天下,这是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的;而且,那家票据交易所总是在拥有资本最多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其他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斗争的真正关键。我们当然是拥有资本的人,而拥有资本的人总是分享其他国家的脑力和体力活动。(引自Hugill 1993:305)
美国式的公司资本主义和德国式的一样,是以联合王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经济的充分扩张所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竞争压力的加剧而发展起来的。两种形式的公司资本主义同时在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过程中出现,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在德国跟在美国一样,竞争压力的加剧使商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相信,互相割裂的单位之间不加约束的竞争体制,既不会带来社会稳定,也不会带来市场效率:
竞争性市场如果听其自然,产生的不是弗里德里克·巴斯蒂亚的和谐,不是让-巴伯蒂斯特·萨伊的均衡,不是稳定的资本积累和投资,不是劳动力和资源在高水平使用上的供需平衡,而是市场解体,“竞争浪费”,企业倒闭,周期性萧条,罢工和封厂,社会骚动,以及政治动乱……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连续30年里的第三次漫长萧条中,对不加调节的市场的强烈不满在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资产阶级中蔓延。农民、制造商、银行家和商人,加上已经幻灭的铁路资本家,不管他们有什么实际的分歧,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认为不加调节的竞争性市场活动导致货物和服务生产超过了有效需求,所定的价格无法给具有正常效率的生产者带来合理的报酬。(Sklar 1988:53-4)
正如亚当·斯密在一个世纪之前预料的那样,市场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竞争压力的加剧,正迫使利润下降到仅仅能“忍受”的水平。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不过,这当然没有给美国商人带来安慰。米德在1900年写道,特别是制造商“对为公众干活感到厌倦”。在萧条时期,即使是实力较强的企业也几乎达不到可以忍受的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也就很自然地企图“停止这种令人担忧的斗争;他们的利益几乎全部以低价让给了消费者……他们希望不通过这种拼死的斗争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引自Sklar 1988:56)。
最初,为制止竞争性斗争所作的努力导致美国企业朝着跟德国同一方向的改组,即朝着建立抑制竞争的横向合并的方向,朝着加强控制一小批通过向铁路公司和相关工业企业的投资发展起来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方向。不过,在美国,早在1890年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宣布为非法以前,这些全国性的制造商联合会就基本上没有达到目标;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从来没有超出铁路系统建设和运行的范围(Chandler 1977:317,335,187)。
然后,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和美国企业不断变化的结构开始彻底分道扬镳。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资本集中的势头。在德国,实行纵向联合——即一个公司的经营活动与它的供应商和客户的经营活动的联合——的机会很快就丧失殆尽,资本集中的主要趋势变成横向合并(Landes 1966:109-10)——即互相竞争的公司的合并。在美国,情况恰好相反,资本集中的主要趋势变成纵向合并。如钱德勒(Chandler 1977,1978,1990)所强调的那样,不起作用、不得人心、最终成为非法的横向合并被抛弃。在一个接一个的美国国内经济部门,从烟草和肉罐头到办公用品和农业机械,出类拔萃的企业都着手把连接最初投入的采购和最终产品的销售的生产和交换的连续的分支过程,合并到自己的组织领域里。投入和产出在这些分支过程的顺序中移动所涉及到的交易成本、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在单一的多单位企业中实现了内部化,并受制于管理活动和公司长期计划的节约逻辑。
与广为传播的看法相反,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时期在美国出现的公司资本主义的形式,比起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德国出现的形式来,与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市场资本主义体制的差别要显著得多,激进得多。这两种公司资本主义都是以联合王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展开而产生的“过度”竞争和混乱局面发展起来的。但是,德国形式仅仅中止了这个过程,而美国形式真正取代了这个过程。
真正取代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和仅仅中止这个过程之间的不同之处,可以通过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去看待加尔布雷斯的论述来得到解释,加氏谈到了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管理的工业组织(即他所谓的“技术结构”)能够以各种方式保护自己不受定价市场混乱局面的影响。和维布伦一样,加尔布雷斯发现了跟自由调节市场中利润最大化相关的金钱理性同跟使用昂贵和专门的工业设施和人员相关的技术理性之间的根本矛盾:
市场向企业公司发出的只有一条信息,那就是赚更多钱的可能性。如果公司不能影响它的价格……它对追求的目标就没有任何选择。它必须努力赚钱,实际上必须努力赚尽可能多的钱。其他企业都是这么做的。不按常规办事就会招致亏损、失败和被排挤出局。(Galbraith 1985:116)
然而,现代工业及其专门技术和相应的资本和时间的投入,都迫使企业从市场的不确定性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价格和按这些价格买卖的数量,必须以某种方式受到公司计划权威的制约。如果不受制约,“就有被不受控制的价格浮动造成亏损的风险,就没有为获得预期的收入和支出而依此可以来成倍增长产品和投入单位的可靠数字。如果没有这些可靠的估计,那么在决定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和怎样生产时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结果——是赢利还是亏损,数量多大——也就完全无从知晓了。”(Galbraith 1985:206)
以权力来定价和决定按这种价格买卖的数量,对工业计划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以此来代替市场定价可以有三种方法:“控制”市场、“中止”市场和“替代”市场。当计划单位的买卖对象的行动独立性被减少或被取消时,市场就得到控制。在形式上,买卖过程完好无损,但一个特定单位或单位群体所占有的大的市场份额,保证了供应商或客户或两者采取高度合作的态度。“选择取消市场的方法,是控制市场的一种重要权力来源。”(Galbraith 1985:29-30)
当计划单位签订合同、规定价格和长期的买卖数量时,市场即被中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合同矩阵:“通过这个矩阵,每个企业为其他企业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又把自己的某些不确定性转嫁给它们。”虽然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企业总是达成这类公开的或默认的协议,但中止市场的主要机构一直是从事采购、开发战争和作为立国手段的政府。“这里,国家确保一个足以支付成本的价格,并留有适当的余地。它还承诺购买生产的物品,或者在万一取消合同、技术失误或缺乏需求的情况下给予充分补偿。它就这样有效地中止了市场及其一切相关的不确定性。”(Galbraith 1985:31-2)
最后,市场由纵向合并取而代之。“计划单位接过货源或市场,因此,原来需要对价格和数量讨价还价的交易,现在被计划单位内部的转移所代替。”将原先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化成在计划单位内部的转移,并没有彻底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计划单位仍然不得不进行竞争,以获得它自己不能生产的最初投入和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然而,这种内部化毕竟还是以比较小的和比较容易处理的不确定性代替了大的和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前者与采购最初投入和销售最终产品相关,后者与对连续的生产分支过程进行市场调节相关(Galbraith 1985:28-9)。
在加尔布雷斯的格局里,对市场的控制、中止和替代互相加强,为现代公司的技术结构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这种保护对它们的生存和扩大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互相加强,实际上是美国式的公司资本主义上升到世界主导地位的根源。不过,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美国公司资本主义的特征既不是控制也不是中止市场,而是替代市场。
控制世界市场,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特征。19世纪的世界市场是英国建立的。从它在拿破仑战争及随后的时期诞生之时起,到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时期消亡之时止,英国企业和英国政府一直共同控制着它。归根结底,英国资本主义没有经历德国式或美国式的公司改组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改组既不是可行的,也不是可取的。这是因为,英国资本的自我扩展总是包含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之中,这就使它所有最重要的部门都依赖外国和殖民地的供应或市场,或两者兼之。跟这种供应和市场割断联系,转而进行国内的横向或纵向合并,即使有这可能,也会使英国企业失去它的主要利润来源,使英国政府失去它的主要权力来源。
用“控制”这个词来说明19世纪英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不算过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市场理解为供需相遇的地方,那么英国就是世界市场,因为它的政府和企业机构是世界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主要中间人。世界生产商(消费者)为获得市场(供应)而竞争得越激烈,英国企业替换供应(市场)来源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因此它控制世界市场的权力也就越大。英国企业从来没有像美国制造商那样“讨厌为公众干活”,因为全世界都在为英国企业干活。
不用说,英国控制世界市场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一些国家力图中止世界市场的运行,这种抵制力量就是它受到的最直接的限制。事实上,中止世界市场是德国式公司资本主义的特征。德国民族工业的横向合并和中央政府积极干预以支持由此产生的技术结构的团结、现代化和扩张,把德意志帝国变成了中央计划(“组织”)资本主义的样板。但是,正如希法亭自己小心翼翼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德国企业的改组只是中止而没有替代市场竞争。
关税很快从“弱者的防御性武器”变成了“强者手中的进攻性武器”,成了在国内市场上获取额外利润以补贴海外倾销的手段,或者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以打开外国市场的手段。在国内市场上,竞争似乎已被替代;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断加剧。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需要组织,虽然……只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竞争。”(Hilferding 1981:310,334)
这种更高层次上的竞争,往往把世界市场更深地划分为不同的领土范围,这样就增加了每个范围所包含的经济空间的大小在决定竞争结果中的重要性。
经济领土越大,人口越多,“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各个工厂可能性就越大,生产成本就越低,厂内专业化程度就越高,这也能降低生产成本。经济领土越大,工业就越容易建在自然条件最有利和生产力最高的地方。领土越广,生产就越多样化,生产的各个部门就越有可能实现互补,也就越有可能节约从海外进口的运输成本。(Hilferding 1981:311)
换句话说,在一个控制着幅员辽阔和多种多样领土的国家范围内运作的企业,比在一个领土相对较小和不大多样化的国家范围内运作的企业,有着更好的机会来实行内部节约。这种节约是企业内部的“技术性”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节约,或者有着更好的机会来用外部节约补偿较少的内部节约,这是企业之间的“社会性”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节约。这就是英国的市场资本主义最终不是被德国式而是被美国式公司资本主义所替代的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无论德国资本多么集中和“有组织”,它都无法补偿英国资本凭借英国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国所涵盖的幅员辽阔和多种多样的领土范围而享有的大得多的外部节约。
虽然德国变成“一个大工厂”没能补偿英国资本所享有的外部节约,但却大大增加了作为这种节约的基础的那个世界帝国的防御成本。一旦德国动员其强大的军事—工业机构来寻求生存空间,英国积累体系的活力也就遭到了无法弥补的破坏。英国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领土帝国,可是已经负担不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表明了这一点。
相反,美国资本没有这样一个帝国也能在不断升级的竞争中取得胜利。1803年到1853年期间,美国通过购买和征服,将领土翻了一番还多,成了横跨大陆的国家。此后不久,内战(1860—1865)解决了南方诸州和北方诸州之间的争端。前者赞成继续在加勒比海地区扩张领土,希望美国更加紧密地统一在英国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后者则赞成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考虑,从向外扩张领土转为将已获得的领土统一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民经济。北方诸州的胜利导致朝后一方向迅速发展。政府的主要军事目标变为按照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贯方针从土著印第安人手中夺取整个大陆;同时,在内战期间或在紧随其后的时期里通过的法律,促进了银行业的集中,大幅度提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对土地的殖民和利用,横贯大陆的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建立,以及欧洲移民的拥入(参见Williams 1969:185-93)。
结果,在内战之后30年里被农场主、牧场主和投机商占领的土地,比以前300年里占领的还要多。随之而来的初级生产迅速扩张,又为形成一个互为补充的、更大和更多样化的民族工业体系创造了供需条件。虽然为受到高度保护和迅速扩展的国内市场而进行生产的工业在美国成了资本积累的主要中心,继续扩大这个市场还极度有赖于向国外销售大量的、不断增加的剩余农产品:
到1870年,美国经济如此依赖于外国市场对其剩余农产品的需求,在此后的30年里,上下起伏可以从能否销掉每年的小麦和棉花方面找到原因。不管能够找到多少市场,似乎总是需要更多的市场(LaFeber 1963:9-10;同时参见Williams 1969:201)。
因此,在1873年到1896年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前夕,美国国内经济跟英国世界市场体系的关系,和德国国内经济跟那个体系的关系有些类似,因为德国经济扩张到那个时候也极度依赖于出口它的剩余农产品。然而,大萧条时期,这两对关系开始背道而驰。因为美国包含的经济空间比德意志帝国包含的经济空间不仅广阔得多,多样得多,而且可塑性也大得多;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空间比起范围小、人口密的德国经济空间来说,可以更容易地迁出或迁进人口以适应高技术农业生产的需要。在大萧条的过程中,这一竞争优势转化成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断地取代德国的剩余农产品,因此已经较大的美国国内市场增长得比德国国内市场快得多。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在大的、富有活力的市场里控制和中止竞争,要比在较小的、不大富有活力的市场里困难。但是,如果大的、富有活力的市场拥有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需的充分的自然资源,那么它就能为比较小的、不大富有活力的、自然资源不那么丰富的市场提供更多通过纵向合并来替代竞争的机会。事实上,在美国某些工业部门里,在替代市场方面取得成功,是克服了在控制和中止竞争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的直接结果。一个通过合并三家地方公司而成立的公司(全国饼干公司)的年度报告中说:
本公司成立之初,人们认为我们必须控制竞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与竞争作斗争或者把它买过来。前者意味着毁灭性的价格战和巨大的利润损失;后者意味着不断地将更多的利润化为资本。经验很快向我们证明,如果坚持这两种做法,不会给我们带来成功,只会带来灾难。这就引起我们反思,到底是否必须控制竞争……我们很快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公司内部寻求成功。(引自Chandler 1977:335)
在公司内部寻求成功,首先意味着要从市场手中,把对商品自然流动进行统一和协调的职能接管过来,这种自然流动来自于最初投入的采购和最终产出的销售。这不仅适用于像全国饼干公司或强大的标准石油公司那样的产生于横向合并的公司,而且适用于许多在那些从来没有怎么实行横向合并的工业部门里从事经营的单个企业。在本章开头引用过的钱德勒的段落中,他强调说,这种把连接特定的最初投入和特定的最终产出的一系列生产分支过程纳入单个组织范围之内的做法,产生了可观的“速度节约”;而这种节约又给率先实行纵向合并的多单位企业带来了充足和稳定的现金流转。随着这些现金流转被重新用于建立专业化的中、高级管理阶层,在一个又一个美国国内经济部门里,相继建立起了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的森严的组织壁垒。结果,率先通过纵向合并来替代市场的企业,也获得了在最初投入的采购和最终产出的销售方面控制和中止竞争的权力,这是指在无利可图或根本不可能实行内部化的市场上。
与希法亭的预言相反,这类公司结构在美国的出现——而不是德国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一个新阶段的有效基础。诚然,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上升到世界统治地位,是希法亭理论中关于资本家之间竞争的转变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尤其突出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保护主义运动的先锋,这一运动最终摧毁了英国的世界市场体系,并使世界资本主义退缩到民族经济和相关帝国的“避风港”中。内战期间通过的法案大幅度提高了美国关税,随后在1883年、1890年、1894年、1897年又四次加税。虽然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曾经稍稍减税,但只是在战争减轻了来自外国进口的竞争和促进了美国出口的前提下,国会才允许那样做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萧条初露端倪时,美国保护主义的传统马上卷土重来。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通过了大幅度增加关税的法案以对付商业上的不利情况;这是后来将关税提高到天文数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法》(SmootHawley)的前奏曲。而且,正如希法亭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利用国内额外利润来补偿对外倾销的手段,尤其成为从实力地位出发就外国市场——首先是拉美市场——向美国出口和投资开放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手段。
然而,与希法亭的推论相反,美国的金融资本在培植美国保护主义方面根本没有起什么作用。特别是纽约金融界始终宣扬自由贸易的长处,并竭力劝说美国政府在阻止摧毁世界市场方面充当领导,负起责任。1929年股市大暴跌的前夕,华尔街银行家和前副国务卿诺曼·戴维斯写道:“世界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繁荣。”他还说,“世界经济的各个单位必须合作,否则就各自衰落。”(引自Frieden 1987:50)
因此,无论从理想的还是实际的角度来看,美国金融资本直到最后始终维护处于崩溃中的英国世界市场体系,根本没有像希法亭所设想的那样成为替代那个体系的力量。在那种替代中起领导和主导作用的力量不是任何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组成纵向合并的、官僚机构管理的多单位企业,从而在美国出现的公司资本主义。这些企业一旦在美国所包含的广阔多样、自给自足、充满活力和受到很好保护的经济空间之内站稳脚跟,就开始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比英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德国式的公司资本主义具有更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从全国整体角度来看,美国公司把广泛的“技术性”劳动分工的优势(内部节约)与广泛的“社会性”劳动分工的优势(外部节约)结合起来,结合到了比单一单位的英国企业或横向合并的德国企业大得多的程度。德意志帝国所包含的经济空间的范围、多样程度或活力,都不足以使德国企业能够利用更多的内部节约来补偿英国企业所享有的更多的外部节约。但是,美国所包含的经济空间却使美国企业能够实现计划优势和市场调节优势的高效结合。
而且,美国公司在完成国内横跨大陆的合并以后马上开始跨国扩张,这样它们就成了其他国家国内市场之内如此之多的“特洛伊木马”,可以动员外国资源和购买力来为自身的官僚机构的扩展服务。因此,美国公司资本就在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加强的方面从正在摧毁英国世界市场的保护主义运动中获得好处。它通过控制世界市场正被分割成许多民族经济中的那个最大、最充满活力、最受到保护的民族经济得到好处;它通过自身的高超能力得到好处,因为它能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抵消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甚至使之变得对自己有利。
鉴于这一切,美国政府无视纽约金融界对改变美国保护主义传统的要求,这就不足为奇了。诺曼·戴维斯和其他华尔街的发言人当然表现出很强的预见能力,他们预见到,许多国家不愿意在处于崩溃中的世界市场内“合作”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很快将会“各自衰落”。不过,也不能从上述论断中得出结论,美国有力量来逆转19世纪世界市场体系的最后崩溃和防止世界各国各自衰落,即使这样做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世界市场体系的崩溃是由于不堪自身矛盾的重负,包括伦敦和纽约金融界对金本位制的毫不动摇的支持。美国或任何别的政府是否能将这个体系从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这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即使美国政府可以帮点忙的话,坚持旧的积累体系是否会导致像这个体系崩溃以后出现的美国财富和权力的大跃进,这要打一个更大的问号。
因此,美国公司资本主义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摧毁英国市场资本主义的积累结构的力量,是把世界经济的流动资金、购买力和生产能力集中到美国的力量。但是,一旦摧毁和集中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极限,美国公司企业就无力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创造自我扩张的条件。无论是税收补贴、保险计划,还是外汇保证,都不足以克服美国国内市场的聚合和富裕与外国市场的破碎和贫困之间的根本矛盾。
这些就是那种僵局在结构上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僵局阻止了流动资金回流到扩张世界贸易和生产中去。那种僵局最终因“发明”了冷战而被打破。成本—效益核算不可能也没有做到的事,恐惧却做到了。只要剩余资本滞留在美国和它所在地区的腹地(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欧亚的混乱就继续升级,为革命力量接管国家权力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杜鲁门及其幕僚们的天才之处,就在于把没有哪种具体力量创造或控制的体系环境所产生的结果,归咎于另一个军事超级大国苏联的所谓颠覆本性。这样一来,杜鲁门就把罗斯福关于全球新政的梦想降格为假冒伪劣的现实,但至少还是将它付诸实施了。
把西欧和日本建设成自由世界的堡垒和窗口,是个远比按美国形象重塑全世界更加具体的和更加容易达到的目标。而且,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副国务卿十分清楚,在促使以在财政上的谨慎而不是以对世界事务的兴趣著称的议员们采取行动时,对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比任何关于以国家利益为重或成本—效益核算的呼吁都要有效得多:
国务院的幕僚们在给杜鲁门起草的讲话的最初几稿中,坦率地强调经济因素。第一稿一开始就说,“两次大战以及其间的世界大萧条,削弱了美国以外几乎一切地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由于疏忽而容忍自由企业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消失,我们民主的生存本身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副国务卿都说,草稿“整个听起来就像是一份投资建议书”。于是,他们对文件作了修改,使其语气更加尖锐。当国务卿马歇尔收到讲话的最后一稿的电文时,连他也拿不准讲话是不是“说得有点过头”。总统在回答中说了许多关于国内战线上如何处理危机的话:“很清楚,这是该项举措能获通过的唯一途径。”按照范登堡的著名建议,总统确实“把美国人民吓得够呛”。适用于杜鲁门主义的东西,将被证明同样适用于马歇尔计划。(McCormick 1989:77-8)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启动了按照美国形象重塑西欧的过程,直接或间接地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贸易和生产扩张的“腾飞”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的目标是鼓励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然而,这个目标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持续的美元短缺而受到严重阻碍。国际收支困难,加上民族嫉妒情绪,妨碍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内部取得进展,特别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方面取得进展(Bullock 1983:532-41,659-61,705-9,702-3)。
欧洲一体化和世界经济扩张所需的世界流动资产的再循环,要比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所涉及的全面得多。这种更加全面的再循环,最终通过有史以来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重新武装的努力得以实现。这一努力的设计师、国务卿艾奇逊和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保罗·尼采认识到,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才能克服马歇尔计划的局限性:
艾奇逊和尼采认为,无论是欧洲一体化还是币值调整,都不足以维持相当的外贸顺差,也不足以在马歇尔计划结束以后继续保持美欧经济联系。他们提出的新政策——大规模重新武装美国和欧洲——为解决美国经济政策中的那些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个极好的办法。国内的重新武装将会提供一种保持需求的新手段,因此经济不会再依赖于维持出口顺差了。对欧洲的军事援助,将会在马歇尔计划到期以后提供一种继续向欧洲提供援助的方式。欧洲和美国的军事力量的紧密结合,也将会提供一种方式来防止欧洲作为一个经济区向美国关上大门。(Bullock 1977:103-4)
这条新政策于1950年初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杜鲁门总统在4月审阅并原则上同意了阐明其观点的文件(NSC-68号)。文件没有提到所需费用的精确数据,但助手们估计大约每年的花费三倍于五角大楼原来为1950年所要的数额:
对政府而言,如何从财政上保守的国会那里要到这种钱,即使是以反共的名义,也决不是一件易事。这就要求在国际上发生不测事件,而艾奇逊自1949年11月以来就一直预言,在1950年的某个时候,在亚洲的边缘地带——朝鲜、越南、台湾地区的某个地方或所有这三个地方,会发生一起不测事件。在总统审阅NSC-68号文件后两个月,那种危机发生了。艾奇逊后来说,“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得救了。”(McCormick 1989:98)
朝鲜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大规模重新武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流动资金问题。向外国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美国在海外的直接军事开支——两者在1950年到1958年期间以及1964年到1973年期间均持续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扩张所需的全部流动资金。在美国政府扮演一种高度宽松的世界中央银行角色的情况下,世界贸易和生产确实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扩张(参见Calleo 1970:86-7;Gilpin 1987:133-4)。
根据麦考密克(1989:99)的观点,从朝鲜战争到《巴黎和约》实际上结束越南战争的1973年初为止的23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和最有利可图的经济增长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马戈林和肖尔(Stephen Marglin and Juliet Schor 1991)等人所称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毫无疑问,紧接二战之后重建的25年,是这个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和扩张的时期。1950年到197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从50年代的2%增长到60年代的3.4%。这个增长速度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所取得的速度……在发达国家本身……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比1820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将近一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比以前快了一倍,股本的增长率也大大加快了。股本的增长标志着一个投资高潮,其时间之长和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Glyn et al 1991:41-2)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速度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例外。但是,它是否也是历史资本主义的最好时期,因而称得上是资本主义唯一的黄金时代,那就要另当别论了。例如,现在根本不清楚,它是否比霍布斯鲍姆所谓的“资本时代”(Age of Capital,1848—1875)更是一个黄金时代。19世纪末的观察家曾认为,那个时代是自“大发现的时代”以来没有先例的(见第三章)。如果我们取1950年到1975年这2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或者“股本”这个更加捉摸不定的实体的年均增长率,并与1820年到1870年那5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就像安德鲁·格林和他的合著者所做的那样,那么情况似乎确实如此。但是,这些指数偏向于狭义上的生产而不是贸易。如果我们选择相反倾向的指数,并把1950年到1975年这个时期与1848年到1873年那个同样长的时期作一比较,这两个“黄金时代”的表现也许看来就根本不是那么不同了。
尽管如此,从本书的角度来看,20世纪50和60年代,像19世纪50和60年代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又一个物质扩张阶段(MC)。那就是说,在此期间,剩余资本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回流到商品贸易和生产,足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个政府和企业组织内部以及互相之间创造出重新合作和劳动分工的条件。毫无疑问,在美国周期中,剩余资本转化为商品的速度、规模和范围比以前任何一个周期都要大。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物质扩张阶段,在一个主要方面与所有其他的阶段十分相似:它的展开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每个政府和企业组织所受到的竞争压力大大增加,货币资本随后从贸易和生产中大批撤回。
转折发生在关键的1968年到1973年。正是在那几年里,所谓的欧洲美元或欧洲货币市场上的存款突然激增,接着又是20年的爆炸性增长。依然是在那六年里,在整个物质扩张阶段一直使用的主要国家货币与美元以及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制度被废除,取代它的是灵活的或浮动的汇率制度。有些人(例如Aglietta 1979b:831)根本不认为这是一种制度,只把它看做是那种早已存在的制度在危机时刻采用的一种形式。
这些发展各不相同但又互相加强。一方面,以存款形式积累的世界流动资金越来越多;由于这种积累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它给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其操纵它们的货币的汇率和利率,以便吸引或排斥海外市场所拥有的流动资金来对付自己国内经济中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另一方面,主要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和利率差额的不断变化,也大大增加了海外货币市场所拥有的资本通过贸易和货币投机获得扩张的机会。
由于这些互相加强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海外货币市场上进行的纯货币交易量已超过了世界贸易总值的许多倍。从那时起,金融扩张一发而不可收。根据一种估计,到1979年,外汇交易已达到17.5万亿美元,是世界贸易总值(1.5万亿美元)的11倍还多;五年以后,外汇交易猛增到35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贸易总值的20倍,虽然后者也有增长,但是仅仅增长了20%(Gilpin 1987:144)。根据另一种估计,1979年,仅伦敦欧洲美元市场的年交易额就是世界贸易总值的六倍,而七年以后大约是其25倍(Walter 1991:196-7)。
吉尔平(Rooert Gilpin 1987:144)说,用“革命”这个词来描述世界经济状况的这一变化也许并不为过。沃尔特(Andrew Walter 1991:200)也毫不怀疑地认为这确实是最为贴切的描述了。在他看来,“最近几十年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要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欧洲市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左右。这一增长远远超出了全球贸易和产量的增长,因此在数量方面,金融流动现在完全超出了国家之间的实物流动。”他把这些变化称为“全球金融革命”(the global financial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