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一)
英厄姆(Geoffrey Ingham)指出,通过改革,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起来了。如果推动这场改革的人脑子里想到什么特别经济利益的话,那就是英国转口贸易的利益。这种贸易已经通过控制荷兰和法国的商业而得以增长和繁荣:
(贸易委员会主席)赫斯基森认为,这种政策将使英国成为19世纪的威尼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英国转口贸易的人后来进行了同样的比较。19世纪末许多观察家指出,威尼斯的衰落,就是把财富和权力建立在这种很不安全和无法驾驭的商业活动的基础上的结果。他们认为,远不如在国内建立一个牢固的生产基地。(Ingham 1984:9)
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在19世纪中叶贸易大扩张之前和之后,英国资本主义好像是老式的转口贸易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确实也是英国积累体制和早年的荷兰积累体制之间的主要相似之处。跟荷兰体制一样,英国体制仍然基于充当商业和金融中介的原则,也就是说,购进是为再销,吃进是为了吐出,接受全世界的供应是为了能重新供应全世界的原则。
英国起到的世界经济的交流中心作用,在重要性和时间上都超过了它作为“世界车间”的作用(Rubinstein 1977:112-3)。工业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图谋的失败,只是巩固和扩大了英国转口贸易资本主义的范围:
由于国内发生工业革命,加上滑铁卢战役以后消除了对英国在海外称霸全球的障碍或竞争,一种新颖的世界经济产生了。在这种经济中,英国的制造商在国际范围的自由贸易中占有压倒一切的支配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一个共同体系,它们之间商业交换的密度成倍增加,越来越需要有个国家能起到控制中心的作用,以调节贸易的流向。在一个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政治单位的世界经济空间之内,多边交易通常依靠至少一个存在于国际范围里的主要交流中心来重复进行。英国的工业和英国的海军确保了这种中心只有一个。阿姆斯特丹受到大陆封锁政策的孤立和束缚,再也没有从战时的封锁中恢复元气。1815年之后,由于荷兰的湮没和法国的战败,伦敦不可能再有竞争对手。(Anderson 1987:33;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布朗不同意英厄姆和安德森把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说成在结构和方向上都主要是商业和金融的,他强调它的帝国和工农业基础。到19世纪中叶英国和世界贸易开始大扩张的时候,英国已经征服了一个在规模上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绝无仅有的领土帝国:
与列宁和加拉格尔的观点、鲁宾逊和菲尔德豪斯的观点以及如今英厄姆和安德森老调重弹的观点通通(相反),到1850年,大英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不但从17世纪起已在加拿大,在加勒比海、马德拉斯、孟买和好望角沿海地区建立起来,而且到18世纪末已在直布罗陀、孟加拉湾、锡兰、好望角、博坦尼海湾、槟榔屿、圭亚那和特立尼达建立起来;到1850年,又增加了实际上整个印度,加上香港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纳塔尔。接着,又扩大到几乎整个非洲大陆。(Barrat Brown 1988:32;同时参见Barrat Brown 1974:109-10,187)
不仅如此,这个辽阔无边的领土帝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和工业的而不是商业和金融的综合体:
如要认为英国资本在帝国中基本上起着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作用,那就非得假设那个帝国在海外没有甘蔗和棉花种植园,没有茶叶和橡胶园,没有金矿、银矿、铜矿和锡矿,没有利弗兄弟,没有石油公司,没有特许公司,没有多格蒂,没有英国拥有的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或工厂。(Barrat Brown 1988:31)
从本书采用的角度来看,英厄姆和安德森的观点跟布朗的观点没有矛盾。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强调指出,在概述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的过程中再次提到,19世纪的英国确实遵循了威尼斯和联省共和国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也遵循了西班牙帝国的,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一点,热那亚—伊比利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统治综合体的发展道路。一旦我们承认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这种杂交体制,那么,那种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说成是“守夜人般的国家”的理论的确就站不住脚了。“这个守夜人为楼里居民的每项活动铺平道路,不但防备外界的不友好举动,而且有效地统治着七大洋,在每个大陆建立了殖民前哨阵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守夜人?”(Barrat Brown 1988:35)然而,19世纪的英国在更大规模上再现了威尼斯和荷兰转口贸易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结构,而“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威尼斯和联省共和国都没有实现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英国才能在比它的前辈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得多的范围里行使世界商业和金融转口贸易的职能。
这是因为,与先前的荷兰体制相比,英国积累体制的“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种双向运动的表现——同时向前和向后,与体现第一(热那亚)向第二(荷兰)体系积累周期过渡时期的特点的双向运动十分相似。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荷兰资本积累体制通过一种由保护成本内部化构成的向前运动在世界范围里超过了热那亚体制;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体制也正是通过生产成本内部化超过了荷兰体制,而工业主义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荷兰体制是通过一种由恢复威尼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后来被热那亚体制超出)的组织结构构成的向后运动来实现保护成本内部化的;英国体制又正是通过恢复伊比利亚帝国主义和热那亚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两者后来均被荷兰体制超出)的组织结构来实现生产成本内部化的。
我们将会知道,所谓“生产成本内部化”,就是这样一种过程:生产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范畴,并服从这类企业所特有的厉行节约的倾向。诚然,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资本主义企业早在英国积累周期开始之前已经存在。但是,这类企业在形成热那亚和荷兰积累体制的过程中要么根本没有起作用,要么只是起了次要的和辅助的作用。一般说来,热那亚和荷兰周期的主要资本主义企业都从事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布罗代尔(Braudel 1982:第四章)称这种活动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尽可能把生产活动排斥在它们的组织范畴之外。而英国周期恰恰相反,资本积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组织生产过程,并进行合理化改革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想要确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这场新的“组织革命”的性质和程度,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贸易”和“生产”之间的界线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分明。贸易的全部含义就是在空间和时间上重新安排商品;而根据我们的理解,狭义上的生产就是将商品从大自然中采掘出来,并改变它们的形状和性质。前者跟后者可能花费同样大量的人力,可能给如此重新安排的商品增添同样大量的使用价值(“实用价值”)。加利亚尼(Abbe Galiani)曾经写道,“运输……就是一种生产形式。”(引自Dockes 1969:321)但是,贮藏以及其他所有与贸易有关的活动也是,因为它们都需要人力,都使在空间和时间上作重新安排的商品对潜在的买主来说变得比本来更加有用。几乎哪项贸易活动都无法进行,除非与这种广义上的,或者甚至上述狭义上的某种生产活动挂起钩来。
专门从事远程贸易的资本主义组织,总是参与某种生产活动。除了贮藏和运输以外,它们常常对自己买卖的商品进行某种加工,至少建造某种贮藏、运输加工商品所需的手段和设备。造船很可能是这类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对威尼斯和联省共和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组织来说,因为它们在“生产”贸易所需的保护设施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另外,专门从事远程贸易的资本主义组织也生产——或严密监督生产——特别适合专门用做贸易手段的,或用做“贮存”其成员积累的剩余资本的手段的商品(如珠宝和硬币,优质纺织品和其他高档用品、艺术品,等等)。然而,除了这些活动以外,热那亚和荷兰周期中的主要资本主义组织尽可能地不参与生产活动:
威尼斯、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消费着通过外贸获得的粮食、石油、盐、肉,等等,它们从外部世界得到木材、原料,甚至大量自己使用的制造品。这些商品是谁生产的,是用什么方法——陈旧的还是现代的方法——生产的,它们毫不在乎:它们只满足于在贸易路线的终端接收那些商品,无论代理人或当地商人曾经把那些商品为它们贮存在什么地方。这些城市所赖以生存的,甚至它们的奢侈品所依赖的基本来源,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在它们的城墙之外很远的地方,无须它们操心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为它们精心制造出来。(Braudel 1984:295)
布罗代尔对这种看法作了部分说明,紧接着补充说,这些城市往往更意识到这种生产外部化的缺点,而不是优点:“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对自己依赖外国感到心神不宁(尽管这实际上是金钱的威力,完全不必为此感到担心),拼命想要扩大自己领土,发展自己的农业和工业。”结果,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以及后来的荷兰开始具有下列特点:“(1) 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一种非常‘现代’的关系;(2) 凡是存在农业的地区,往往都种植经济作物,而且是资本家投资的自然目标……(3) 许多奢侈品工业往往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工业。”(Braudel 1984:295-6)
实际上,我们无须认为,意大利城市国家或荷兰因为自己依赖外国而感到心神不宁,所以才从事这种国内生产的。就奢侈品工业而言,这种工业有利可图,发展这种工业没有相关的社会问题,这本身就是从事这种生产的最好不过的理由。至于经济作物,资本主义城市把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用在邻近的农村地区,建立旨在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商品农业,这是自然不过的事。而资本主义中心或出于战略考虑,或出于经济理由,迟早要把这些邻近的农村地区并入自己的政治辖区,从而促进自己进一步商业化和现代化,这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不仅如此,一旦某个农村地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并入资本主义中心的管辖范围以后,投资于农业的资本开始起到类似投资于艺术品和其他耐用奢侈品工厂的资本的作用,也就是起到“贮存”在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中获得的,而不冒无利可图的风险又无法再次投资于这些活动中的利润的作用。当时就跟现在一样,相当一部分这种剩余资本往往流入投机事业和豪华消费;当时也跟现在一样,投资于资本主义城市内部的房地产业,是把投机事业和豪华消费合二为一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资本主义城市把已被兼并或正被兼并的农村地区商业化、“中产阶级化”,这种投资可以起到而且确实起到了能与投资城市房地产业相比的补充作用或替代作用。
造船工业、奢侈品工业、建筑工业和“现代农业”,并不是资本主义城市国家尽可能地将生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外部化这种倾向的唯一例外。在某些时期里,甚至在很长的时期里,一些城市国家还从事这种或那种制造业。因此,布罗代尔本人指出,1450年之后,威尼斯开始发展规模很大的、多种多样的制造业;他接着认为,主要商业中心转向制造业,这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他说完这番话以后又紧接着补充说,这种倾向并不对“商业资本主义重于工业资本主义”构成严重挑战,“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这样”。就威尼斯而言,直到1580年至1620年期间才真正开始发展工业。“总而言之,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工业才好像为威尼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而且是作为充数物,作为补偿,因为当时的气候十分不利,情况很像……大约1558年到1559年之后安特卫普的情况。”(Braudel 1984:136)
我们将会发现,有充分理由赞成关于威尼斯工业化的这种看法。然而,被简单理解为从事非农业的采掘和加工活动的“工业”,在很早而不是较晚的时候为其他城市国家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这根本不是主要商业中心转向制造业的倾向造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别的城市国家本来就算不上是主要商业中心。米兰和佛罗伦萨就是这种情况,它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泛欧亚贸易扩张时期通过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积累起来的,如米兰生产金属品,佛罗伦萨生产纺织品。而且,在结构和方向上,米兰的金属品生产主要通过手工艺,而佛罗伦萨的纺织品生产通过雇佣大量工人,旨在牟取利润,完全是资本主义的。
布罗代尔关于主要资本主义积累中心倾向于将生产成本外部化的论点,只有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泛欧亚贸易扩张结束时期才能成立。在这一扩张之前和期间,最先进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工业的、商业的,还是金融的——都在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中心得以发展,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佛罗伦萨和其他托斯卡纳城市国家。但是,一旦扩张渐渐停止,这种资本主义与工业的联系马上互相脱钩。最先进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在佛罗伦萨,正是在那个地方,与工业生产的脱钩现象发展得速度最快。
结果,工人阶级收入减少,出现了激烈而又持久的阶级斗争浪潮,最后“傻子”于1378年夺取政权。但是,工人阶级的起义和革命不能也没有阻止佛罗伦萨的资本从工业向金融转移。甚至正好相反,这种革命只是使由于工业和资本主义结合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从而加快了它们的分离,为金融资本成为佛罗伦萨城市国家和整个欧洲世界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主导结构铺平了道路。因此,在历史上,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诞生于与工业的脱钩,而不是与工业的结合。
布罗代尔关于与生产脱钩标志着历史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诞生的论点,还必须加以进一步说明:这种脱钩并不涉及每个资本积累中心或者这些中心的每个活动范围。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无论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分支体系,还是范围更广的欧洲政治体系,都发生在全面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为军火和金属工业创造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机会,因此当佛罗伦萨削减工业生产的时候,米兰没有照此办理,继续为整个欧洲生产武器,并从中得到好处。
不仅如此,某个特定的城市或特定的活动领域与生产脱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进行战争和立国活动的情况变化。《都灵和约》(the Peace of Turin 1381)之后,威尼斯人牺牲热那亚人的利益将黎凡特贸易集中在自己手里,这意味着与转口贸易有关的生产在热那亚经历了比在威尼斯大得多的收缩过程。同时,在“意大利的”百年战争期间,一些农村地区并入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管辖范围,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国家的农业生产有所增加,不管工业生产在发生什么变化。在那些把越来越大部分的剩余资本从赚钱活动转向立国活动的城市里,比如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建筑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因此,在佛罗伦萨,由于纺织工业紧缩而产生的后备劳动大军,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非正规的”即未受管理的建筑业大发展的基础。
然而,归根结底,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金融扩张的主要方向,是朝着资本主义企业与生产分离这一最先进的形式发展的。这种倾向在金融扩张时期不大显著,因为整个城市国家体系的这种经历并非千篇一律,而且在米兰和威尼斯表现得最不明显,这两个城市国家当时正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强国。但是,随后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势头表明,国家力量和工业主义不是资本自我扩张的可靠标志。从15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在16世纪更为明显,最先在城市国家形成的资产阶级——包括威尼斯的资产阶级——在欧洲世界经济中已经不再担任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角色。这种角色渐渐由超越地域的“国家”里形成的那个移居国外的资产阶级担任,他们专门从事巨额融资和远程贸易,让地主阶级统治组织负责生产。在这些“国家”里,令人注目的是没有威尼斯资产阶级,米兰资产阶级只是担任一种次要的、完全从属的角色。但是,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资本主义和生产脱钩的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移居国外的资产阶级成了这类“国家”体系中两个最显眼的成员。而在整个16世纪,这些“国家”控制着欧洲的巨额融资和远程贸易。
在这种新的体系条件下,威尼斯在16世纪末期迅速投入工业生产,这看来确实是布罗代尔认为的“充数物”,是对该市无可挽救的商业衰落的一种补偿。尤其是在这个工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主要作为商业组织而不是政府组织的威尼斯成了它早年非凡成功的牺牲品。它在海上取得了对热那亚的胜利,征服了大陆,支配着意大利北部的均势。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使得威尼斯无须改组和重建它的政府和商业机构就能抵消正在紧缩的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然而,高度专门化的国际资本家阶级(所谓的“国家”)后来跟同样专门化的地主阶级国家结成同盟,成为强大的资本家—地主阶级联合统治集团,威尼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未经改造的机构不适应有效地对付它们提出的挑战。
这两种组织的不同特性和交换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地主阶级国家负责生产,包括提供保护和短程贸易,而资本主义“国家”负责国际货币管理和大部分远程贸易。在这种主导结构中,威尼斯既不是鱼,也不是禽;既不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强大的地主阶级国家。它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时代的残余。到16世纪末,威尼斯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在欧洲政治中仍然很有影响,但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它已经不过是热那亚的皮亚琴察交易会制度中的一个雄隼。这是因为,这种制度继续把威尼斯工业产生的国际收支的盈余变成一种手段;热那亚人通过这种手段在安特卫普获得“合同”,从而更加独占了在塞维利亚交货的美洲白银。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热那亚人能够更加牢牢地控制威尼斯的国际收支的盈余;如此循环往复,无限积累。这样,威尼斯的工业扩张越来越成为热那亚资本自我扩张的一种手段(见第二章)。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了摆脱与威尼斯面临的十分相似的令人极其沮丧的局面,英国开始奠定19世纪该国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跟16世纪的威尼斯一样,英国既不是鱼,也不是禽;既不是一个强大得能跟西班牙和法国成功地竞争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也不是强大得能跟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国家”成功地竞争的资本主义组织。但是,非鱼非禽并不意味着它们属于同一物种。恰恰相反,16世纪的威尼斯和英国是两种对立的组织,它们正沿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进,而在前往各自目的地的途中,又恰巧短时擦肩而过。
威尼斯是一个已经成为自己过去成功的牺牲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英国是一个已经成为自己过去失败的牺牲品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过去的成功已经化为领土的扩大,也把威尼斯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贵族阶级,从而使威尼斯成为英国那样的小小的地主阶级国家。过去的失败已经化为领土的缩小,也把英国的贵族阶级变成一个资产阶级,从而使英国成为像威尼斯那样的大型资本主义国家。威尼斯和英国的相似之处还不仅如此,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两国都经历了工业飞速扩张的阶段。但是,这些相似之处都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事实证明,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英国接着重绘了世界地图,同时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威尼斯丧失了全部剩余的权力和影响,最后先是被拿破仑,后是被《维也纳和约》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了。
17、18世纪的威尼斯和英国在权力方面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枯荣兴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地理原因。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移到了英吉利海峡,美洲和亚洲的货物在这里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货物会合,从而为英国提供了,也使威尼斯失去了发展商业和海军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但是,布罗代尔(Braudel 1984:523)说,“地理条件提供机会,历史条件才是决定因素。”为了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英国不得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是学会如何化不利的地理政治条件为有利条件,然后开始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来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
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以血腥的争斗即所谓的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1455—1485)为起点。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人在百年战争结束时被逐出了法国。“一旦获胜的王室当局无法再使高层的贵族阶级团结一致,中世纪后期的战争机器开始把矛头指向内部,因为权贵的争斗使得残忍的家臣和契约仆役结成团伙,横行乡里,对立的篡位者为争夺继承权互相拼命。”(Anderson1974:118)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在国内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土地贵族从根本上受到削弱,获胜的都铎王朝的王室权力得到巩固(Moore 1966:6)。
但是,这种巩固跟英国君主政体整个权力的相应扩大是不一致的。恰恰相反,等到国内战线得到巩固以后,英国君主政体已经无可挽回地脱离了大陆上的发展进程:
(到)16世纪初,主要西欧国家之间的均势已经完全改变。西班牙和法国——两者都是前一时代英国入侵的受害者——如今成了生气勃勃、盛气凌人的君主国家,正就征服意大利的问题发生争执。突然之间,英国已经被两者抛在后面。这三个君主国家都完成了彼此相当的内部巩固工作,但就从这个衰落期开始,当时大陆上两个强国的天然有利条件第一次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四至五倍。西班牙有两倍于英国的人口,还不算它的美洲帝国和欧洲属地的人口。当两国出于地理上的考虑需要发展现代化的常备军,以应付当时经久不息的战争的时候,这种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就显得更加突出。
英国君主政体对自己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这种落后地位从不甘心。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一种谨慎的现实主义占了上风,但他并没有放弃兰开斯特王朝对法国君主政体的要求,仍然努力阻止瓦罗亚王室并吞布列塔尼,企图获得在卡斯蒂利亚的继承权。但是,亨利八世即位以后,马上决心收复失地,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新国王从德国招募了大批现代化部队,开始向苏格兰人发动进攻,并对瓦罗亚王室和哈布斯堡王朝在法国北部的战争进行军事干预。一方面由于遭受挫折,另一方面由于错误估计形势,1512年到1514年期间的、1522年到1525年期间的以及1528年的几次战役都一无所获。因此,他错误地跟罗马断绝了关系。“英国在法国和西班牙为争夺意大利而进行的斗争中被搁置一边。它成了一名重要的旁观者,它的利益在罗马教廷无足轻重。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把这位‘保皇功臣’推到了宗教大革命一边。”(Anderson 1974:123-4)
与罗马断绝关系以后,王室权力在国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政治上,高级神职人员是享有特权和选择权的地主,他们如今成了王室的臣仆。“国王对于教会的权威,成了国王在国会的权威。”(Hill 1967:21)在财政上,以前交给罗马的岁入,如今转给英国君主,它包括礼金、捐税和寺院土地,这使王室每年的净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假如寺院土地没有让渡的话,增加的幅度还会大得多(Dietz 1964:138-40;Hill 1967:21)。
这笔意外之财虽然如此庞大,但很快在一次新的军事冒险活动中挥霍一空。亨利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16世纪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总共达到213.5万英镑的惊人数字。为了支付这笔开支,英王不得不采用强制性贷款、大幅度货币贬值和削价加速让渡寺院的领地等办法(Kennedy 1987:60;Dietz 1964:第7-14章)。立竿见影的结果是:在孤家寡人的爱德华六世的统治时期和都铎的短暂统治时期,都铎王朝的政治稳定性和权威性都快速滑坡。在一个以严重的农村动荡和不断的宗教危机为特点的迅速恶化的社会环境里,地主贵族之间为控制王室而进行的斗争死灰复燃,英国人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加来)丢给了法国人(Anderson 1974:127-8)。
然而,滑坡只是暂时现象;它促使英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岛国处于世界商业的会集之地,并充分利用了这种优越位置。那个世纪后叶,伊丽莎白一世的“现实主义”取代了亨利八世的“冒险主义”;她旋即承认英国的权力是有限的。“既然她的国家与欧洲任何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无法相比,伊丽莎白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来维护英国的独立;即使在英国—西班牙的关系恶化以后,她仍赞成在海上开展对付菲利普二世的‘冷战’,因为这种‘战争’至少比较省钱,偶尔还有利可图。”(Kennedy 1987:61)
伊丽莎白在战争方面厉行节约的表现,并不排除在大陆上进行军事干预。这种干预继续进行,然而其目的变成了实现严格的消极目标,比如防止西班牙人重新征服联省共和国,或者不让法国人在低地国家站稳脚跟,或者阻止那个同盟在法国取得胜利(Anderson 1974:130)。伊丽莎白考虑的头等大事是维持而不是改变大陆上的均势,即使这意味着巩固法国这样的宿敌的势力,因为“法国末日的来临之时,也就是英国灭亡的前夕”(引自Kennedy 1967:29)。(https://www.daowen.com)
伊丽莎白的现实主义和在战争活动方面的谨慎表现也没有削弱英国的地主阶级统治倾向。地主阶级统治只是把注意力更加转向国内,完成了把当时英伦三岛仍然分隔的几个政治社区合并的大业。在力量关系使得军事征服的代价和风险很大的地方,比如在苏格兰,就通过和平手段即通过个人同盟来寻求联合。伊丽莎白死后,这种同盟将使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起来。但是,在力量关系比较有利的地方,就无所顾忌地采用暴力手段:
在(无力)对大陆上的主要君主国家发动正面进攻的情况下,(伊丽莎白扩张主义)就把最大量的军队用来攻打爱尔兰贫穷和原始的部落社会……以残酷无情的灭绝政策对付爱尔兰人采用的游击战术。战争持续了九年,最后英军司令芒乔伊才把所有的抵抗力量彻底打败。到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爱尔兰已经被通过军事手段兼并了。(Anderson 1974:130-3)
但是,英国扩张主义也转向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从一开始就在采用有火器装备的大型战舰方面走在前列。1500年前后,欧洲的海军力量因此经历了一场革命(Lewis 1960:61-80;Cipolla 1965:78-81)。但是,亨利八世费尽心机地想要成为大陆势力斗争中的一名主角,才把英国海军变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力量(Marx 1961:30-1)。伊丽莎白进一步扩大和改进了皇家舰队,恰好能用它来防卫西班牙无敌舰队。到1588年打败无敌舰队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拥有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Mattingly,引自Anderson 1974:134)
假如没有英国商人、海盗和私掠船长(他们往往是三位一体)的贡献,英国海上力量本来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这些民间力量“洗劫通往国外殖民帝国的漫长的海上航线,获得了巨额财物,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赢得优势,成为北欧海盗的真正继承人。伊丽莎白小心行事,必要的时候拒绝接受他们,同时又默许他们接着往下干”(Dehio 1962:54-6)。
对民间在海上使用暴力的这种暗中支持,在1588年英国和西班牙的决定性对抗中产生效果。在那场对付无敌舰队的海战中,伊丽莎白可以指望差不多五倍于她自己水兵的经验丰富的民间水手成为她的防御力量:“(这些民间水手)在德雷克的率领下,在100次行动中团结一致……成为英国这个新兴海上强国的先锋,象征着英国正从海盗时代过渡到一个海军大国的时代。”(Dehio 1962:56)。
伊丽莎白不仅以扩大和改进皇家舰队、暗中支持海盗和私掠的方式来积极鼓励这种过渡。她比荷兰人更早地建立合资特许公司,恢复了热那亚人的“协会”传统。这类公司后来成为英国在海外大规模扩张自己贸易和权力体系的主要基础。在这方面,海盗的最初贡献也是决定性的。
凯恩斯指出,德雷克用“金鹿号”载回来的掠夺物总值约为60万英镑;有了这笔收入,伊丽莎白可以还清全部外债,还能向黎凡特公司投资大约4.2万英镑。东印度公司的原始资本很大部分就是来自黎凡特公司的利润,而“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是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对外联络的主要基础”(Keynes 1930:vo1.2,156-7)。凯恩斯指出,假如每年的赢利率为6.5%,这些赢利的再投资率为50%,那么,1580年的4.2万英镑足以产生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在1700年的全部资本价值,以及构成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全部股份的近40亿英镑(同时参见Knapp 1957:438)。
凯恩斯关于英国对外投资的起源和“自我扩张”的看法没有说明,在历史上,那种扩张的国内条件和体系条件是怎样在这种看法所提及的三个世纪里重新产生的。然而,从伊丽莎白时代到整个19世纪,英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看法依然很有价值,因为这种过程不是源于伊丽莎白时代的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唯一特色。凯恩斯本人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用于开始英国对外投资自我扩张的财富,还不足德雷克所掠夺来的财富的10%。伊丽莎白把绝大部分用来偿还她的外债。另外,据信,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用于制造硬币的价值450万英镑的金银,大部分是从西班牙人手里抢来的(Hill 1967:59)。
这种以抢劫来支持英国政府的财政的反复循环,开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传统——“可靠的货币”的传统:
(英镑)是一种重要的记账货币,就像其他无数货币一样。然而,每一种其他记账货币都涨落不定,不是受到国家的操纵,就是受到经济状况的扰乱,英镑却在1560年到1561年期间被伊丽莎白一世稳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出现涨落,1920年之前,或者可以说1931年之前一直保持其固有的价值。这简直是一种奇迹……在欧洲许多种货币当中,只有英镑平稳地走过了令人惊叹的300年路程。(Braudel 1984:356)
布罗代尔(Braudel 1984:356)接着说,货币的这种长期稳定性,“是英国财富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就不会有低利率贷款,借钱给君主的人就不会有安全感,对任何合同就不会有信心,而如果没有贷款,就不会变得强大,就不会拥有金融优势。”布罗代尔还指出,英镑的长期稳定性“在1621年、1695年、1774年和1797年经受了一系列危机的考验;这些危机本来很有可能改变它的价值。”不用说,凯恩斯所说的英国对外投资的自我扩张,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然而,每次危机过后,两者都泰然无事地继续前进,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的19世纪世界秩序才爆发致命的危机。
跟对外投资和稳定的金属货币本位一样,工业主义本身对英国资本主义来说也不是19世纪的新事物。用“工业革命”的概念来解释工业主义的胜利,“尤其不适用于”英国的例子,因为“(它)给人这样的印象,即这一过程特别突然,而实际上,这一过程很可能要比在任何国家更是连续不断的”(Nef 1934:24)。这是内夫著名而又经常被忽视的观点。在内夫看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工业“令人惊讶地飞速”扩张,至少可以跟先前有个时期——英国内战之前的那个世纪——同样的飞速扩张相比。在那个世纪,特别是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半时期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采矿业和制造业在英国国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增长得跟英国历史上的任何别的时期一样地快(Nef 1934:3-4)。
不仅如此,虽然英国工业的扩张速度在1640年之后的那个世纪里比在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要慢,但是工业活动的多样化,工业技术的变革,以及始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工业资本的集中,同样是后来“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
把工业主义的兴起看做是一个上达16世纪中叶、下至19世纪末工业国家取得最后胜利的漫长过程,要比把它看做是一种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有关的突然现象更加合适。我们已经无法在前一次商业革命中找到关于18世纪末的“伟大发明”和新兴工厂的全面解释,因为那次革命只是扩大了市场规模。商业革命——如果这个词汇适用于两个世纪时间里对外和国内贸易快速增长的话——自宗教大革命以来始终影响着工业技术以及采矿业和制造业的规模。但是,工业发展也以各种形式不断刺激商业发展。前者的发展跟后者的发展一样是很有“革命性”的,一样是对“工业革命”很有贡献的。(Nef 1934:22-3)
回过头来看,凯恩斯、布罗代尔和内夫都把伊丽莎白时代看做是欧洲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之间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我们的格局中,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1558—1603)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1603—1625)正好相当于布罗代尔所谓的热那亚人时代(1557—1627),那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欧洲世界经济的金融扩张阶段,相当于那种经济中资本主义组织和地主阶级统治组织之间的竞争斗争不断升级的阶段。这是热那亚—伊比利亚的资本主义—地主阶级联合体达到巅峰的时期;但这也是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热那亚体制向荷兰体制过渡的时期。
始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的重组和重建工作,是这种过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跟组建荷兰国一样,这项工作是最后导致热那亚—伊比利亚联合体灭亡的种种矛盾的一种表现,一个因素。虽然英国在这个时候既没有向正在形成的荷兰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意向,也没有这么做所需的能力,但是在争夺世界商业霸主地位的斗争中,伊丽莎白时代的重组和重建工作使英国迈出了领先于所有其他地主阶级统治国家——包括法国这个“样板”民族国家——的一步。当荷兰体制本身开始被自身的矛盾压垮的时候,那种斗争马上开始了。
英国所以能够这么领先一步,首先是因为它重组了国家金融;伊丽莎白一世想以此来整顿她父亲留下的货币混乱状况。亨利曾想通过强制性贷款和大幅度货币贬值来获得支付16世纪50年代对法国和苏格兰的代价高昂的战争所需要的资金,但却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强制性贷款违反了资本主义利益;另一方面,大幅度贬值在1541年到1551年期间将流通货币中银的含量从大约93%降至33%,结果造成“难以形容的混乱”。人们不再接受王国政府发行的货币为支付和交换手段;贸易一片混乱;布匹生产大幅度减少;物价在几年中上涨一倍,甚至两倍;硬通货从流通领域中消失,英镑在安特卫普的汇率迅速恶化(Braudel 1984:357,Shaw 1896:120-4)。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同恶相济,迫使英王把大批从寺院夺得的农村产业——约占这类地产的四分之一——以廉价转让给私人,以勉强维持生计,或仅仅为了争取时间,赢得好感。由于这种大规模的转让,英国君主失去了一个国会无权征税的重要的收入来源,而转让的主要受益者——绅士阶级——的势力大大增长了(Anderson 1974:24-5)。
因此,伊丽莎白继承了这样一种局面:英王国政府不得不就提高王国国力的途径和手段等问题经常与绅士阶级和其他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在这种形势下,伊丽莎白在战争活动方面的谨慎和节俭表现,无疑可以放松——至少可以防止进一步增加——这一过程给她的行动自由所施加的限制。但是,这也显示出这种限制的厉害程度(Mattingly 1959:189-90)。
为了取得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伊丽莎白不仅让自己适应形势,而且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之一是,她在1560年到1561年期间把英镑稳定下来,在几个世纪里使每12盎司中银的含量达到11盎司2本尼威特的“古代正确标准”。布罗代尔(Braudel 1984:335-7)强调说,这不仅仅从结构上适应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恰恰相反,这是想要挣脱控制和管理欧洲货币和贸易的国际集团对英国财富和权力施加的限制。
伊丽莎白刚刚开始统治的时候,实力雄厚的商人兼金融家格雷沙姆勋爵——他当时正以安特卫普为中心从事经营活动,是他提出了稳定货币的主张——曾经提醒她,只有英国商人才能帮她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因为英国商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无论如何必须支持你”(Hill 1967:37)。只要安特卫普仍然有效地起着一个真正的“国际”市场的作用,“英国”仍然在那里控制着一个专门的商品贸易交易所,格雷沙姆就继续以安特卫普为中心从事经营活动,他的忠告就没有产生多少结果。但是,在1557年到1562年的危机之后,当安特卫普“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剧烈的竞争关系的时候,格雷沙姆马上着手在伦敦建立一个类似安特卫普商品和证券交易所那样的交易所;他还公开声明,这个交易所旨在使英国在贸易和信贷方面独立于境外的“国家”。交易所的大楼盖成以后,他又在1569年写信表达这样的愿望:“这次,女王陛下不应当再使用任何外国人,而是应当使用她自己的臣民,这样(阿尔瓦公爵)和所有其他王公贵族都会看到,她是一位多么强大的君主。”(Ehrenberg 1985:238,254)次年,伊丽莎白参观了交易所,为格雷沙姆的企业祝福,并替它起名为皇家证券交易所(Hill 1967:38)。
花了几十年时间,皇家交易所才真正满足英国政府的金融需要;花了两个多世纪,伦敦才赶上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金融市场。但是,在1560年到1561年期间,稳定英镑以及随后建立皇家证券交易所,用韦伯的话来说,标志着金融力量和枪炮力量之间一种新的“值得注意的同盟”的诞生。它标志着巨额融资领域里国家主义的开始。
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当巨额融资在为流动资本而进行的日趋剧烈的国际竞争的背景和影响下诞生的时候,它的司令部位于几个出类拔萃的城市国家,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佛罗伦萨,但是它的顾客和组织在结构上和方向上都是国际性的。“同盟”这个词分量太重,不能用来描述当时存在于巨额融资领域里的主要组织与它们各种各样的顾客中任何特定成员之间的那种松散而又不稳定的关系。但是,这个词倒是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这些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使美第奇家族积累财富的那个与教皇的关系。
巨额融资在16世纪获得新生,成为一种移居国外的“国家”的制度。这些组织的势力依然源于为流动资本而进行的剧烈竞争;新兴国家为此而互相对立。但是,为了利用这种竞争,同时又为了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这些“国家”身不由己地与某个特定的国家结成真正的同盟。这些同盟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热那亚人和西班牙的同盟,佛罗伦萨人和法国的同盟。因此,当时巨额融资的主要基础是正在成为国家的国家和移居国外的“国家”之间的同盟。后者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16世纪下叶金融扩张开始时,格雷沙姆建议伊丽莎白建立一种新颖的同盟:一个金融力量和枪炮力量之间的真正国家意义上的集团,一个正从安特卫普撤回的作为民族的“英国”和作为国家的英国之间的同盟。1557年到1562年期间的危机,暴露了英国君主统治和英国商人资本在面对势不可挡的热那亚—伊比利亚集团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行动领域里存在的基本弱点。格雷沙姆估计,它们只要相互结成更加紧密的同盟,就能在两个领域里都战胜这种竞争。当他写到这种同盟能使伊丽莎白向所有的外国君主显示她的真正实力的时候,格雷沙姆虽然没有付诸文字,但脑子里肯定也想到,这种同盟能使他自己向所有的外国商人显示他的真正实力。
布罗代尔(Braudel 1984:355-7)指出,格雷沙姆确信,英国贸易和技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意大利和德国的商人和金融家侵吞了,因为他们控制着安特卫普的金融和信贷市场。16世纪早期的贸易扩张,曾把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牢地统一在欧洲世界经济之中。作为一个主要布匹出口国,英国“像是一条停泊在欧洲的贸易航船;它的整个经济生命依赖于那根系泊绳索,即安特卫普市场上的汇率”。由于汇率是在控制于意大利和德意志“国家”手里的市场上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又跟法国和西班牙统治者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把靠外国市场来获得货币和贷款看做是对英国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来源,就是很自然的了。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不是想象的威胁,虽然往往说得过头”——一种气势汹汹的经济民族主义才开始成为英国谋求强大的过程中的特点:
意大利银行家在16世纪被逐出(英国);汉萨同盟的商人在1556年被剥夺特权,在1595年被夺去“汉萨海外事务所”;是为了对抗安特卫普,格雷沙姆才在1566年到1568年期间建立了后来的皇家交易所;是为了对抗西班牙和葡萄牙,才实际成立证券公司;是为了对抗荷兰,才制定了1651年的《航海条例》;是为了对抗法国,才出台了18世纪盛气凌人的殖民政策。随着它的地位日益牢固,整个英国气氛紧张,高度警惕,盛气凌人,决心制定法律,并在国内外付诸实施。(Braudel 1984:355-6)
英镑的长期稳定,英国对外投资的“自我扩张”,是这种强国之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最初的“民族主义”阶段——它的主要目标是要同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巨额融资和远程贸易体系脱钩的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帝国主义”阶段——它的主要目标是要消除英国决心为全世界制定并实施法律的一切障碍。布罗代尔(Braudel 1984:365)在评说17世纪和18世纪反复发生的、不时打断英镑长期稳定的危机以后,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也许)应当把英镑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国家独特的气势汹汹的紧张气氛不断产生的结果;这个国家必须具备严格的条件,即它是个孤立无援的需要保卫的岛国,它在努力冲出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有着毫不含糊的敌人:今天是安特卫普,明天是阿姆斯特丹,后天是巴黎。稳定的英镑是这类战役中的一件武器。
在这场为争取地位而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类“战役”实际上就是一场战争——稳定的英镑并不是唯一的武器;工业主义也是一样。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16世纪末和17世界初的金融扩张时期,英国工业的迅速扩张——内夫将其称为后来“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先例——本身也有一个重要先例,虽然规模不是如此之大,那就是发生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金融扩张时期的将毛纺工业迁往英国本土的运动。
前面已经谈到,这种迁移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爱德华三世想要通过使用武力和控制原料的办法,将佛兰德斯的织布工业迁入自己的领地,二是佛罗伦萨和其他资本主义城市国家对市场征兆和劳工动乱做出反应,主动将布匹生产迁出自己的国家。因此,英国工业的这种早期扩张,是地主阶级统治组织和资本主义组织之间在结构上日益分化的一个因素、一种表现。前者往往专门负责生产;后者往往专门经营巨额融资,而两者都可能从事贸易,随它们与其他两种活动的关系而定。然而,资本主义组织并没有把全部生产活动移至国外,或者移至地主阶级统治组织的领地之内;地主阶级统治组织领地以内的实际生产扩张,也没有减少对资本主义组织的援助的依赖。
在这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城市国家保留了已经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交替时期变得非常有利可图的工业,比如金属工业和军火工业仍然集中在米兰,奢侈品工业在几个城市国家得到发展。在这些比较有利可图的工业方面,英国非常落后,不仅无法有效地跟意大利北部竞争,甚至无法跟佛兰德斯和德国南部这些欧洲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区进行竞争。因此,英国专门从事着最无利可图的工业。更加糟糕的是,为了将织布工业的产品转变为军火和其他跟法国打一场越来越商业化的战争所需的物资,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通过意大利商人银行家,后者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英国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的市场价值充做了商业或金融利润。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世界经济中羊毛贸易的复苏,加上英国王室权力的巩固,给了英国商业新的动力(Cipolla 1980:276-96;Nef 1968:10-2,71-3,87-8)。但是,在16世纪末金融扩张的前夕,英国在工业方面“与意大利、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南部各国相比,甚至与法国相比,(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在机械知识方面,外国人从英国人那里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除了在生产锡和制造锡方面”(Nef 1934:23)。
16世纪下叶,英国改变了这种地位,内夫因此把伊丽莎白时代确定为英国工业主义崛起的真正转折点。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主义的崛起本身,而是把它看做是资本积累的一种工具,那么英国在采煤、冶金和其他大规模工业方面迎头赶上并迅速超过其他国家,并不是伊丽莎白时代出现的真正重要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是以新的形式再次确认了早先欧洲世界经济的金融扩张过程中已经出现过的同一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英国接管并专门从事低附加值活动,而其他主要资本积累中心保持并专门从事高附加值活动。然而,在伊丽莎白时代,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那个时代,英国工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开始接管高附加值活动。当时跟前一个金融扩张时期一样,那就是奢侈品和军火工业。
由于担心社会动乱,伊丽莎白跟她都铎王朝的前辈们相比,甚至更不倾向于不加选择地鼓励发展工业,虽然这一过程本身已有相当大的势头,因为英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包括巨大的煤的储量),加上荷兰的、法国的和德国的企业家和人员为了躲避大陆上的宗教争吵,或者纯粹是为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源源不断地前来避难。甚至恰恰相反,她主要在考虑如何限制这种发展,把它对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项行动的主要工具是1563年的《技工法令》;这项法令把行会管理推行到全国,有效地限制了织布工业扩张到乡镇。除了像丝绸、玻璃或优质纸张生产这样的奢侈品工业以外,惟一受到积极鼓励的工业都是与军火有关的那些工业。结果,到伊丽莎白时代末期,整个欧洲都在需要英国制造的大炮(Hill 1967:63,71-5;Nef 1934:9)。
这种工业政策要比后来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愿意承认的合理得多。一方面,波拉尼(Polanyi 1957:36-8)在专门谈到这个时期的调控目标时说,放慢变革速度,也许是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继续进行变革而又不会造成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因为社会动荡的结果是混乱,不是变革。对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把工业的发展方向从织布工业转到奢侈品和军火工业,表明伊丽莎白和她的顾问们比许多我们自己的同时代人还要清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工业的发展与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扩张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工业发展只有在高附加值活动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才能转变成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扩张。而且,这种突破必须既足以使资本在工业化国家中比在与之竞争的国家中更快地积累起来,又足以在工业化国家中重新产生有利于这种自我扩张的社会结构。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英国工业扩张,最后没有导致这样一种突破。英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更加严重,英国更加依赖外国资本,英国军队被逐出法国,英国国家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在解散寺院之后的那个世纪里,英国的工业扩张确实在高附加值活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这种进展还不足以使资本在英国比在与之竞争的国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生的联省共和国——积累得更加快些,也确实不足以能重新产生一种有利的社会结构。结果,又花了100年时间,创建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之间的全国同盟,才开始势不可挡地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