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唱书”是什么，若从互联网去查索，找到的仅有云南“保山唱书”“昭通唱书”、甘肃陇南“康县唱书”、浙江嵊县“落地唱书”等少数几个相关“唱书”语词。解释“云南唱书”时，提到：“云南唱书是云南各地唱书的统称，有保山唱书、腾冲唱书、昭通唱书、大关唱书、镇雄唱书、蒙自唱书、曲靖唱书等。唱书是在吟诵书文的基础上衍变发展而来。二百多年前就已在云南广泛流行，唱书是坐唱曲艺，以唱为主，间有极少说白，传统的唱书由一人讲唱，不用乐器伴奏。唱书人都是业余爱好，只要会认字读唱本，能唱唱腔即可演唱。传统唱书曲目有《柳荫记》《蟒蛇记》《鹦哥记》《罗衫记》《香山记》《目连救母》等。唱词有七、十字句两种，为二二三或三三四两类句式，四句为一段，有时也把两种句式混合在一段中使用。按传统风俗，无论婚丧嫁娶或喜庆节日均可演唱，但唱腔运用区分严格。丧葬白事唱‘孝歌’情绪悲切、忧伤，催人泪下；男女婚嫁或其他节日多唱赞扬坚贞爱情、美好姻缘的故事。唱腔用‘七字调’、‘十字调’（又名‘叠十字’），旋律跌宕，感情深沉，词曲结合紧密，富有吟诵性，有浓郁的滇东北、滇西南民歌特色。”
这段解释很详细，但并未触及“唱书”核心内容。唱书，应是唐宋至今一直流行在南方长江流域的一种通俗性曲艺曲种的表演形式与其说唱文本之“统称”。其文本虽是讲故事，但有说唱结合着讲故事和全篇唱着讲故事两种类型，它属于“说唱型中国汉族古代长篇叙事诗”。其唱词形式主体是严格的七字句、十字句（三三四格），全篇文字一气呵成，没有分回、段，字数通常达万字。其表演形式地区间虽略有差异，但大体多是一人照着文本干板演唱，也有走唱形式，较少见。
按照地域讲，“唱书”也称为“南方唱书”，为什么不称为“北方唱书”？这和1967 年上海嘉定郊区宣家墓葬出土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理论上分析，“唱书”还有一个雅称——“说唱词话”，即“清代南方唱书”，也可称为“清代南方说唱词话”。现存的唱书文本究竟有多少种呢？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唱书的种类估计总数在600种左右。其中大多数分布在沿长江流域的省份，这些地区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至今，在长江流域流传的唱书种类，应在千种以上。
唱书的研究，起步很晚。21 世纪初，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都尚未见到过“唱书”这个“语词”，于红收集的嘉庆六年（1801）前后抄写的江西新建稿本《说唱周学健》，揭开了“唱书”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序幕。而后，国内出现了一篇研究“唱书”的硕士论文，即山西大学常会敏的《南方唱书〈说唱周学健〉研究》；两篇研究“唱书”的博士论文，一篇是山西大学李雪梅的《元代说唱词话研究》，另一篇是于红的《清代南方唱书研究》。特别是于红的《清代南方唱书研究》，使得“唱书”作为清代南方一个重要曲艺曲种的名称在今天逐步得到学界的认可。此次，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南方唱书研究》一书，正是于红在原先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大量增补后完成的，从而为“南方唱书研究”走向明天的辉煌和繁荣夯实了基础。
寻觅南方唱书的岁月里，凝聚着我和我的学生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和不辞辛苦的努力；寻觅南方唱书的岁月里，留下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在南方的九华山（安徽）、庐山（安徽）、龙虎山（江西）、武夷山（福建）、高黎贡山（云南）等地走过的一行行难以忘怀而又艰涩欢快的足迹。江西南昌新建县采访乾隆“剃头案”周学健的后裔（有清代唱书《南瓜记》《说唱周学健》遗留）、浙江发现周中夏天台唱书《西乡反》（记录了发生在同治光绪年间的当地民众因县官贪污而起事的唱书）、云南保山腾冲找到了唱书流传的线索（腾冲民国民间唱书人编撰的《雪耻记》唱书中提到“鄙人生居腾冲县，祖籍源流是四川。始祖从戎征边远，世袭千户指挥官。安居乐业腾冲县，到腾洪武第二年。子继孙承廿代远，至今流传数百年”），还有湖南监利、四川眉山、贵州安顺、浙江杭州、湖南长沙等地收购到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区民众抄写、油印、铅印的近二百余种唱书，武夷山发现了嘉庆至咸丰年间的评讲曲刻本。南方唱书将我和我的学生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从未有人开垦过的俗文学处女园地。这个寻觅过程还串联起了中国说唱文学中一条重要的曲艺曲种历史传递的线索，即从先秦的四言诗、乐府的五言诗、唐宋的七言诗到元明的十言诗等汉民族长篇叙事诗传承的历史长河。
那次寻觅到另一种南方唱书（贵池、词话、唱书、傩戏、傩神）的日子里，是我们感到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也是我们大家从南方收获丰硕“学术成果”的时刻。雪梅为了博士论文在2015 年春节期间奔往了美丽的安徽贵池，我和庆玲、于红一起陪她去进行工作采访和社会调查。
曾记得，2015 年2 月26 日清晨，我和庆玲、雪梅、于红乘着租来的轿车奔驰在九华山下的白洋河岸，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晨曦中河面上飘动着的水纹闪着点点的粼光，车在一座古老狭窄的木头桥边停了下来，我们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我往桥下望去，突然，发现了一个穿着朴素衣服约有八十岁的老人，她携着竹筐站在桥下方的河岸上，一双凹进布满皱纹脸上的眼睛深沉地往桥上望来，我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我，并不着羞涩，而是沿着桥下与桥头从下向上陡峭的石阶攀缘而上，每走一步，她都往潺潺的河水看上一眼，仿佛有一种不忍离开的感觉，她又上了一个台阶，一只手抓着上一层的石阶，一只手挎着篮子，依然安详，她终于走上了高高的桥头。我看看她的篮子，篮子底下是一层黑色的地衣，那是什么？她好像看懂了我的意思，指了指地，又指了指天，指了指远方，天空正下着蒙蒙的丝雨，果然绿草丛中的地上铺满了一层紫黑色的似她篮子里装的东西。我抬起头，忽然发现，她已经走过了桥，沿着一条石铺的小路，蹒跚前行，那远处的身影和迷蒙的村落时隐时现，老人、影子、篮子似乎已经逐渐地消失在淅淅的细雨中……
我不禁吟道：参天的大树，波动的清流，远去的背影，戏谑的童声，那是我心仪已久的梦中天堂。白色的屋房，青色的檐溜，石脊的小路，潺潺的小溪，那是你带给人间的原始意象。蓝蓝的日月，红色的脸庞，酒拭的虔诚，迎接的黎明，那是呵，傩的神灵藏身的地方。
昨日，在祠堂里我们曾和情绪高涨的村民们度过了难以忘怀的晚上，一种憋住了气的气氛，像是在倾吐着自己的心声，也像是在寄托一种希冀，把一捆捆的炮仗，一包包一箱箱的香和一支支的蜡烛点燃。戴着面具的“傩神”在鞭炮齐鸣声中舞动中，不断地呼喊着同一个字：“断”，周边看戏的宗族成员也随之一起呼喊。这是一种接力，一代传一代的接力；这是一种寄托，一代传一代的寄托；这是一种呼喊，一代传一代的呼喊。在鞭炮声中，在全族狂欢的叫喊声中，在喧闹的锣鼓声中，演员穿着服装戏服，举行的神圣仪式，好像是在对待亲人，对待自己的神，对待自己的祖先。祷告着来年的风调雨顺，家庭生活兴旺，国家安康富强，那请神词中所寄托着的，难道不是来自远古杳杳的呼声?
我们在这里不仅找到了傩神，而且找到了传递八九百年前的“元代社会记忆”，更找到了清代南方唱书、明代说唱词话的祖先——元代说唱词话。这就是在2015 年的春节期间在九华山下的安徽贵池十余个村庄里与村民们共同度过的两个星期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
“唱书”的发现，有赖于1967年上海嘉定郊区宣家墓葬出土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如果不是这一惊人的发现，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将找不到一个真实可靠的历史中介。正是“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出土，为我们发现“明代说唱词话”找到了学理依据，也为我们发现“清代说唱词话”“民国说唱词话”找到了学理依据。以“明代说唱词话”为历史中介，溯而向前，将又为“元代说唱词话”“唐宋说唱词话”的俗文学史溯源探寻找到了学理依据。
《清代南方唱书研究》一书的出版，不仅为中国俗文学重要曲种“说唱词话”的全面研究打开了一扇重要的大门，也为“中国说唱词话文学史”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前期的基础。
山西大学文学院 李豫
201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