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叙州府（今宜宾地区）流传“唱书”
宜宾在四川盆地南部，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岷江、金沙江、长江也交汇于此。东面长江（与泸州市相邻），西面大小凉山（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相邻），南面与滇（云南昭通市）、黔交接，北面（经自贡市）进入川中腹地。自古以来，宜宾就是川、滇、黔、渝结合部的物资集散地、交通要冲和川南经济文化中心，素有“川南形胜”的美誉。
宜宾，秦为僰道县，南朝梁于僰道城设戎州，五代后蜀仍设戎州、僰道县，北宋改戎州为叙州，僰道县改为宜宾县。元为叙州宣抚司。明为叙州府，清仍为叙州府。民国2年（1913）废叙州府，宜宾县及原府属各县归四川省川南道。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川南区宜宾专区、四川省宜宾专区、宜宾地区；1997 年，宜宾正式撤地设市。
（一）荣昌堂
《〈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中提到一个农民收藏的木刻《摇钱树》唱本残本，从头至尾均是七字句唱词，棉纸印扉页上刻有“荣昌堂”字样。黄林等“曾函请四川宜宾地区文化馆对‘荣昌堂’进行了解，该文化馆函复如下：‘荣昌堂’系解放前内江一带流行的一种民间木刻印书出售的座商商号名称，‘荣昌堂’版本解放前在我区高、筠等县常见，诸如《玉美人》《四下河南》等唱书都是此堂木刻本”。“宜宾地区文化馆还寄来了《宜宾唱书》中使用的《玉美人》唱腔。虽然这段唱腔与《昭通唱书》中的唱腔不尽相同，但可证明这种艺术形式不仅在昭通流传，在四川的某些地区也很普遍”。[1]
黄林等又谈到在搜集到的油印唱本《鹦哥记》末尾，“有两句唱词：唱的翻印来添寿，堂记正本内江城。由此句可知，编印、出版《鹦鹉记》的是‘荣昌堂’，因而叫做‘堂记正本’，而‘荣昌堂’这个印书的商号就在内江城里，故称之为‘堂记正本内江城’，这和宜宾地区文化馆提供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2]
（二）叙州学院街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唱书《包公出身除妖传》，封面18.6cm×12cm，板框半叶17.5cm×11cm，十二行二十四字，花口，一册，三卷，封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有“包公出身”字，下栏分三部分，中部为“除妖传”，右部为“判断七十二案”，左部为“叙州学院街□□□□”字。
这部唱书讲述了包公出身、去京城赶考除鲤鱼精、考试后被皇帝点为定远县知县回家报恩报仇、定远县上任除贼、审老虎吃人、判断循环印案诸故事。正文由说唱相间唱词构成，唱词均是严格的七字句和十字句（“三三四格”）组成。2006 年2 月1 日《新京报》有篇文章《从现存最早的营业书目谈起》，内文中提到了“堪称近代中国新式出版业龙头的商务印书馆，除了已知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编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书目》一册外，笔者找到单张《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书目第一张》。全张比对开略大，正反两面都印。四周有框，共分三栏。标题横排在框外，正反两面都印。正面框外右边印有——各省分馆：北京琉璃厂、天津金华街、奉天鼓楼北、济南西门大街、太原东羊市街、开封西大街、成都青石桥、重庆白象街、泸州钮子街。左边框外——各省分馆：叙州学院街、长沙黄道街、常德长清街、汉口黄陂街、南昌磨子巷口、杭州清河坊……”这里出现了“叙州学院街”，说明清代时期确实有叙州学院街，并且这里存在着书坊，《包公出身除妖传》则应是“叙州学院街”上的某一书坊所刊行的“唱书”。
（三）行商和土本子
“唱书这样艺术形式，大约在道、咸年间，从四川的内江、宜宾一带到云南昭通地区所属鲁甸、奕良、永善、大关、盐津、绥江、镇雄、威信以及曲靖、昆明等地即已非常流行。”[3]在吴义昌先生回忆录中，说到家中收藏有土本子，这种“土本子”是逢年过节从四川高县、筠连的行商运来卖的，这些行商把各种样本用线穿在一个小竹架子上，扛在肩上四处奔走，寻找买客，用纸捻装订“土本子”，自己加封皮，用的纸页是高县出产的。[4]
这段回忆谈话中提到四川内江地区的高县、筠连的行商带着木刻本去云南昭通、曲靖地区售卖的情况，说明了当时的内江、高县、筠连的书坊曾刊行和流传着大量的唱书类文本，这才导致行商从这些地区以低廉价格批发后到周边地区和其他省份去售卖，以此获得盈利。
《〈昭通唱书〉调查纪实》在20 世纪80 年代的访谈资料，以及国家图书馆现存清代叙州学院街书坊所刊行的《包公出身除妖传》唱书文本资料，不仅说明了清代四川叙州府（今宜宾市）地区、内江地区、高县、筠连地区存在着这种曲艺曲种——“唱书”，而且说明了清代在这个地区无论书坊唱书文本的刊行流通还是表演和受众都呈现着一种繁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