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清代南方唱书”并没有淡出历史，仍然活跃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从发现“清代南方唱书”到慢慢接近了解，进而得以寻找到一部部唱书，接着慢慢深入到唱书内部，听到民众们心灵深处的愿望和喊声，让人感动，也让人震撼。

“清代南方唱书”是带有韵律的口头创作诗歌作品，它虽然是由不同句子格套句组合而成，有着不同的正文结构类型，但是有着相对固定的格式：“三三四”的十字句、整齐的七字句和说白自由组合，构架了参差斑斓又不失主旋律的唱书本体。其无论是七字句还是十字句，都属于句句押韵或隔句押韵的“韵句”句型。“清代南方唱书”成书过程的模式：艺人口头创作—文人或者识字懂韵的人加工—书坊刊行。经历这个过程的唱书，有了“韵句”，更加纯熟与朗朗上口。也有的唱书并没有刊行，以“带有韵律的口头诗”形式在民间代代相传，最后被民间采风者发现，及时记载下来，如1980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的《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便是如此。

在口头文化中，带有韵律的口头诗歌作品作为“大规模的操演性话语”的传播，是一种“享有特权的记忆手段”^[1]，因为“韵律”无论对于诗歌作品的传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容易引人共鸣的有力配合。由此，唱书在被艺人创作出来以后，有着很强的传承、复制和延续性。

在理清“清代南方唱书”基本概念与流传方式的基础上，笔者开始探索“清代南方唱书”的渊源、传播范围与特色，进而分析唱书在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功能。本书希望达到的理论诉求，整体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整体把握“清代南方唱书”的流传区域与传播形式，在对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上海等地实地考察与扩充资料的基础上，对唱书内容进行了分析，总结其特有的句式格套句结构，从而提出“清代南方唱书”的整体概念、特点与流传区域，为深入研究“清代南方唱书”找寻更多可靠的实证资料。

第二，历史渊源考证分析，将“清代南方唱书”与以“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代表的“明代说唱词话”相比较，提出“清代南方唱书”即宋代“词文”、明代“说唱词话”发展到清代的“说唱词话”，“清代南方唱书”是说唱文学发展到清代繁盛阶段的果实，有着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随着地域性的增强，“清代南方唱书”也逐渐成为滋养南方川剧、越剧等剧种的肥沃土壤。

第三，通过“社会记忆理论”解读“清代南方唱书”的“社会记忆”功能，丰富“清代南方唱书”的文化视野，从而赋予“清代南方唱书”厚重的历史文化元素。从“写刻”、“体化（或操演）”、“仪式”三个社会学理论方面，对“清代南方唱书”的记忆功能进行了分析探讨。从“写刻”和“体化”（或操演）方面讲，其有两种“文本”，其一是写刻文本，包括木刻、手抄、石印、铅印、油印等各种不同版本；另一个是口头文本，指说唱艺人口头编撰传递的各种不同版本。这两大部分均包含有“写刻”和“体化”（或操演）因素，是保存“社会记忆”的载体，多个正史中只有只言片语或者根本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进入了“唱书”的视野，“唱书”将其传唱流传到各地，并保留至今，某种程度上，“唱书”发挥着某段历史记载的功能。从“仪式”方面讲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带有“纪念仪式”性质的“贵池傩戏”为例，是传递来自历史久远的“元代社会信息”；第二部分以夜歌《说唱周学健》为例，观瞻唱书对于现世的“纪念仪式”，也是一种民间“社会记忆”对于官方“社会记忆”的有力补充；第三部分以《大闹清朝记》（岑春煊）、《太平王反南京》（洪秀全起义）、《私访湖北》、《私访广东》、《私访江南》、《田其群起义歌》、《西乡反》等唱书为例，探讨包含在“操演活动”和“写刻文本”之中的“纪念仪式”。

第四，“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清代南方唱书”生于民间，也滋养着民间，表达着底层民众心底的精神诉求，构建着他们的精神沃土和信仰体系，规范着他们的行为道德和生活起居，是研究清代中国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窗口。

【注释】

[1]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