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的“唱书”
陈鸿儒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谈到，清末民初，宜昌有一种曲艺名为“唱本子”。“‘唱本子’顾名思义就是照本子歌唱”，这种表演形式“在当时市民中流传较广，印唱本子的纸很薄，色暗，是用木板刷的，印刷的技术高，本子上无墨迹，无缺掉字。买一本花钱不多，只要先看几遍，就可以一人唱，众人听了”。[14]
当时唱本的内容都是宣传封建伦理观念的一些相关忠孝的故事，其中不乏歌唱孝子、孝媳的，如《朱氏割肝》《安安送米》《割肝救人》的故事在沿江各省有许多种。其中关于《安安送米》的唱本故事在沿江各省都有流传。陈鸿儒先生认为“安安送米”的故事发生在宜昌本地，是歌唱东汉大夫姜诗的，姜诗乳名安安，曾“世居江南一岩上，在彝陵（宜昌）城中就读。寒冬，姜诗忧父母无食，负米送往岩上。后来人们便编撰了‘安安送米’的故事来鼓励至孝的行为，又将安安居住的岩命名为‘孝子岩’，岩壁上刻有‘东汉姜诗’字，在附近建有一座‘安安庙’”。
宜昌地区流传的本子还有《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刘金定杀四门》等，这些唱本一般都是“七字一句，间或也有十字一句的。唱词虽没有诗那样严谨，但都是押了韵的，所以唱起来朗朗顺口，婉转动听”。在那些年代里，“穷苦的宜昌市民于春花秋月之夜，或夏日夜晚，一盏煤油灯下，十多人围拢来，请一位识字的妇女或读过书的孩子诵唱本子，大家既听了故事，又欣赏了动听的歌声，愉快地度过两三个小时，也可说是苦中之乐，能暂忘烦忧。”但是，这种“唱本子”的曲艺活动，“当民国十五年（1926）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宜昌之后，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宜昌这块土地上，不复存在了”。[15]
这种“唱本子”曲艺活动，其实就是“唱书”曲艺活动。《朱氏割肝》《安安送米》这两个本子都是典型的“唱书”唱本，本子正文都是七字句、十字句一唱到底的形式或者是七字句、十字句夹杂说白的形式，只是后来随着战乱以及各种运动，这种“唱书”活动逐渐消散了。
陈先生提到表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买了唱本后“只要先看几遍，就可以一人唱，众人听了”；一种是“于春花秋月之夜，或夏日傍晚，一盏煤油灯下，十多人围拢来，请一位识字的妇女或读过书的孩子诵唱唱本子”。这两种表演方式涉及了自娱自乐和艺人唱众人听。但无论哪种表演方式，表演者都属于业余爱好来做这件事的，一方面自己感觉到思想放松，一方面自己在表演过程中能够得到一种被受众所承认的快乐感。这应是清末民国初期宜昌地区典型的表演和受众方式。至于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大家听了故事，又欣赏了动听的歌声，愉快地度过两三个小时，也可说是苦中之乐，能暂忘烦忧”。
但是，这些唱书并没有像陈先生说的那样“烟消灰灭”了。笔者收集的资料中发现了1961年宜昌市“唱书艺人”抄写的唱书。这本唱书《刘文龙求官全本》1册，是用毛笔抄写的，正文全部是“五五七格”句子结构形式，例如：
四五六岁子，送他到学堂，聪明伶俐文章强。
先生孔圣公，与他把学攻，取名叫做刘文龙。[16]
“五五七格”句子结构形式比较少见，属于“唱书”之变异格结构形态。
封面写着“刘文龙求官全本制，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字迹模糊）工程团，1961 年11 月立，易国勋记”，末尾“1961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抄）完，1962 年立”，整个抄写本子是用“湖北省宜都工业区务渡河水利水电工程宜昌县工地指挥部工程进度（5 月、6 月）日报表”已经用过的纸张之反面竖行繁体毛笔抄写的。这就是说，这个本子是当时在水利工程工作或与水利工程有关的一个名叫“易国勋”的识字工人或者是干部利用业余空闲时间抄写完成的。末尾还有这么几句话：“叫口（唱）：三尺红绫绸，埋在花树下。好个祝英台，杭州功（攻）书来。姑嫂二人，发下誓愿。”“叫口（唱）：焚香把国难，帖诗难江山”。“叫口”是一个繁体“唱”字，前面的那段唱词来自《梁山伯与祝英台》唱书中的情节，即祝英台要到杭州去攻书，英台父亲也同意了，但是嫂嫂却不相信“祝英台能守住女儿身”，祝英台于是就拿了三尺红绫绸，交给嫂嫂，两人一同将它埋在树底下，祝英台秉烛发誓愿，保证去杭州读书立身为正。
在武汉武昌盲人唱书组《梁祝姻缘》中能看到与这段唱词相符的故事情节：
嫂嫂把话论，冷笑两三声，姑娘杭州攻书文，怕的身不稳。
英台听此语，扯住嫂嫂衣，二人同到花园里，与嫂说担得。
英台好伶俐，对嫂把话提，三尺红绫交给你，将它埋树底。
我若有二意，红绫烂成泥，红绫倘若是好的，我可对得起。
二人赌下气，辞别杭州去，收拾打扮已完毕，登程把身起。
英台攻书文，哪知嫂嫂狠，每日暗中毒计生，泼水烂红绫。
嫂嫂心不服，泼水几茶壶，不讲嫂嫂用计毒，再把英台述。[17]
从唱书末尾写的这两段唱词可以知道，抄写人易国勋不仅会唱《刘文龙求官》，而且也会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他的唱书。这说明了在1961 年的时候，在宜昌地区，尽管类似“唱书”一类的曲艺书目的表演和文本的传播被以“传播迷信”而禁止，但是在民众中，仍然有唱书艺人或业余爱好者在暗地里表演和演唱，并进行着文本的传抄、传播和阅读活动。故在宜昌地区，唱书的表演和文本的传抄阅读并没有在1926 年以后停止或消失，而是到新中国成立后，甚至20世纪60年代，还在民众中存在、表演、传抄和阅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