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遵义地区的“唱书”
有一篇《回忆听父亲唱书的时光》的文章，作者是贵州遵义市凤冈县人傅伯勇先生，写作时间是2015年9月10日。[21]在文章中，作者谈到他的家乡凤冈县早年有关唱书的情况。据傅伯勇回忆，70 年代他所在的农村，没有电视、电脑，收音机都很稀奇。晚上父亲的“唱书”，便成为他和小伙伴们当时“最好的精神食粮”了。作者谈到唱书“通常是将一些英雄故事或者神话传说改编成七言句或者五言句，一大段结束后，又有一段‘话说’引领，是语言参差不齐的白话，完了又是一段七言句或者五言句，如此反复，唱书人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拖音调子进行说唱，待接续‘话说’的白话时，又转为念读”。这些话将作者听到的唱书做了一个简单的阐释。
按傅先生的回忆，“唱书”的内容编撰方式，是将英雄故事、神话故事和传说用七字句、五字句的韵句以押韵的形式编撰起来，在整段独立的韵语之后，加上一段以“话说”引领的说白文字，韵语和说白循环至末尾。表演时，唱书人采用比较固定的拖音调子进行说唱，用“念读”的方式处理说白文字。至于唱书的曲目，作者谈到其父亲当时保存有很多唱书，有《蟒蛇记》《龙王记》《铡美案》《凤凰记》《救苦记》《鹦哥记》《白塔记》《孟姜女》《柳荫记》《目连记》等，总共有约20部，这些书目都是作者父亲“劳作之余，一笔一画抄写的”。他的父亲经常在秋冬季节的晚上，坐在火堆旁，给大伙讲自己的唱书，由于唱书的内容局限在那二十来本，所以，人们往往就记住了其中某一些句子，每当父亲“昂扬顿挫的声音唱到那儿时，他们也会跟着唱几句，感觉自豪和惬意极了”。对于唱书内容，作者以当时小孩子的视角，深有感触，他认为这些传说和故事，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极易打动和感化人，劝人向善，教育功能很强。这些唱书，让人明白了人世间的是非和爱恨，是作者人生中最好的启蒙教育。
傅伯勇先生的文章，印证了20 世纪70 年代，遵义市凤冈县地区，存在着“唱书艺人”和表演，并流传着手抄的“唱书文本”和广泛的“唱书”受众人群。作为旁证，我们亦从遵义地区搜集到了一批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用蜡纸铁笔刻写油印的“唱书”文本。这批文本都是小三十二开本，用订书钉钉好，再用蓝线二针线装订，其中有《雕龙宝扇》两册，上册末尾有油印字“雕龙扇上卷终，一九八二年于遵义翻印”，中册末尾有油印字“雕龙扇二卷终，1981 年春”，下册末尾有油印字“雕龙宝扇全传终，一九八一年春季于遵市刻印”；《鹦哥记》四册，第一册末尾有油印字“鹦哥记上卷，一九八零年庚申岁年冬季牧童翻印”，第二册末尾有油印字“鹦哥记二卷终，一九八零庚申年冬季刻印”，第三册末尾有油印字“鹦哥记三卷终，一九八零庚申年冬季翻印，牧童刻”，第四册末尾有油印字“鹦哥记全传终，一九八零庚申年冬季牧童刻印”；《二度梅》三册，第一册末尾有油印字“二度梅一卷完，一九八零庚申年牧童刻印”，第二册末尾有油印字“二度梅二卷终，一九八零年农历冬季刻印”，第三册末尾有油印字“二度梅一二三卷终，一九八零庚申岁月冬季牧童刻印”。此外，没有记载刻印年代，且同前面三种同样装帧形式、油印同一种纸张、同时购自同一书摊的“唱书”还有13种：《朱寿昌寻母记》一册，《卖水记》两册，《五美图》两册，《梭罗记》（九世同居）二册，《元龙太子》二册，《珍珠塔》二册，《女儿知事》二册，《四言八句》一册，《杨门女将》二册，《卖花记》一册，《孟姜女》二册，《蟒蛇记》二册，《大孝记》二册。
这些80 年代初在遵义发行，以蜡纸油印的“唱书”的大量出现，大大加速了唱书传播速度，并兼带有了赠送和销售功能，不仅为专业和业余的“唱书人”提供了“唱书”的文本，也为更多的人阅读“唱书”提供了方便，扩大了“唱书”阅读和说唱受众的传播面，为当时农村和城市的民众提供了一种“新鲜”的文化娱乐“大餐”。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尽管“唱书”曾一度被当成“封建迷信”的东西，尤其是“文革”时期若被发现家中有“唱书类”图书，则会给自己和邻近的人带来麻烦。还是有人偷偷地将“唱书”原始刻本、抄本保存了下来，从这批“唱书”的文字看，几乎保持得完全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木刻本、手抄本、石印本一样。所以，这些“唱书”是根据藏下来的原始刻本、抄本重新以蜡纸铁笔刻写翻印而成，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唱书”在当时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神圣性”“崇拜性”与“珍惜性”，甚至他们把这些文本当成了比自己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保存了下来，一直传流到我们今天。这些唱本在1980 年后的再次出现，也说明了“唱书”在遵义地区曾在清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流行传播的历史事实。
【注释】
[1]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5页。
[2]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5页。
[3]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7页。
[4]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5页。
[5]刘孝昌：《卧龙桥大卖消寒图》，载《华西都市报》（成都）第13版，2014年12月21日。
[6]来自于网络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571a5a0100u9nx.html。
[7]来自于网络http://blog.sina.com.cn/s/blog_eca3c5670102v50s.html。
[8]引自四川盘县忠义乡网页。
[9]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贵州卷》，中国ISBN 中心出版，2006 年，第44页。
[10]贵州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续修安顺府志》，1983年。
[11]帅学剑：《安顺地戏》，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2]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0页。
[13]“调北征南”，指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兵三十万征讨云南、贵州元军残余，平定云南、贵州战争胜利后，就在这两地实行了“屯田定边”政策，这些地戏及其曲目中的大多数，就是那时的兵士及其家属带到这里并代代传留至今者。
[14]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15]帅学剑：《安顺地戏·大破铁阳》（第一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
[16]帅学剑：《安顺地戏·大破铁阳》（第一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17]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18]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19]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页。
[20]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21]傅伯勇：《回忆听父亲唱书的时光》，相关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3943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