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近代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教育学理论不断影响中国，学者们以及广大一线教师试图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探寻一条科学的教书育人路径，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于是历史教育学应运而生，并在相当环节发挥着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非但不是空白，反而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具备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些内容较之洋理论而言，更悠久，更接地气，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它们经历中国人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而且不矫揉造作，能够潜移默化地发挥教化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既发挥了历史的教育作用，又形成了踏实认真不务空疏的良好学风。开创清代考据之风的顾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就与孔子的历史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奠基，历史教育的实践在该时期就很丰富。这些内容重实践，轻空谈，重现实经验，轻浮夸玄想，代表了上古时代学者的深刻思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是把前代的学术思想（礼乐文明囊括其中）当作历史教育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上古时代属于贵族的王官之学，不仅博大精深，具备缜密的学术体系，而且贵族形成了传授知识的经验技能，这在后代礼书中予以总结。孔子作为殷商之后，对周代礼乐文明谙熟于心，他就把历史当作教人的重要途径。他由衷膜拜周代的文化，感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意识到前代学术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以礼乐文明的传播者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拥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以正名复礼为矢志不渝的理想。老子作为成周的守藏室之史，职掌周代文化典籍，在遍览兴衰成败的历史规律，尤其是经历成周的变乱之后，对现实政治失去信心，出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其中劝世箴言应当看作前代历史经验的总结。其次是古代学者经历了仔细的甄别遴选。不用说春秋时期无典型的私人著作，就是战国诸子，也都和王官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学者提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对前代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在教育的过程中扬弃自我、沉淀经验，形成了确凿有据且经世致用的历史教育风格。以《春秋事语》为代表的出土文献，为我们认识《春秋》经传的相关问题带来帮助的同时，展现出先秦史官搜集史料、遴选编纂著作的许多细节，而这些内容为《左传》所采纳，对贵族行为起到了很好的规箴作用。再次，古人在历史教育的呈现方式上，采取了多样化的处理。《礼记·学记》中“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所谓“大德”“大道”“大信”“大时”“河”“源”都可以理解为礼乐文明，而为了突出礼乐文明，应采取“皆先河而后海”的科学态度，也就是具体的教育呈现方式服务于礼乐文明的传播，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就是异化。《论语》《道德经》以及《春秋事语》中呈现历史经验的方式不一而足，或讲述历史经验，或品评历史人物，或对比历史现象，或总结历史规律，或展开情境讨论。这样丰富的方式启迪后世人们的思考，放在今天也行之有效。

历史教育也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今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如何发挥中国历史的教育功能，是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古人的经验智慧，能为今天带来一把钥匙，至少是能指明思考问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