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的教学态度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老彭”二字到底指谁？是一个叫“老彭”的人，还是“老子”与“彭祖”，或者就是“彭祖”？孔子说“我老彭”，足见关系密切。这里如果是孔子问礼的周守藏室之史老聃李耳，似乎意思更明确：老聃作为史官，整理文献档案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为“述而不作”；周王室的文献典藏汗牛充栋，史官爬梳整理，以信而有据的历史信息为当世统治者提供参照，是为“信而好古”。孔子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定位于此，就意味着他把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历史资料的遴选与叙述工作，转化为教育行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面上是历史文献家的任务，但实际上是现实社会所需。他既然认可前后更迭的历史现象之间有斟酌损益的关系，那么就意味着孔子能够顺应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调整自己的思想，其在整理、遴选、叙述过程中一定会针对春秋末叶的现实处境而有所侧重，通过呈现古代文化表现出新的价值观，有“因”的同时也有“缘”。这一做法为后世历史文献家与历史教育工作者所称道。孔子主张的“温故而知新”就有了现实社会的意义：他已经由历史文献家转变为思想家，其树立的价值观念在历史现象的遴选、编排、叙述中渗透。于是他的“述而不作”就是“作”，这成为后代历史教育的典型范例。
平心而论，《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向往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治世，但绝非一味复古，而是以恰当的古代经验为当世提供理想蓝图，这就是“述而不作”。当然“述而不作”最重要的表现是，通过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展开历史教育。《礼记·经解》中借孔子的口吻阐明《六经》的教育作用：“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经解》的时代虽晚，但符合情理；《经解》文本中这一番话从孔子口中说出，应当不是无来由的。《庄子·天下》作为先秦学术的总结性论文，做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从情理上说，《天下》所说由儒家承担起传播《六经》的任务，是可靠的，因为孔子及其弟子是打破学在官府局面的首批尝试者。钱穆先生说：“开诸子之先河者为孔子。孔子生当东周之衰，贵族阶级犹未尽坏，其时所谓学者则惟礼耳。礼者，要言之，则当是贵族阶级一切生活之方式也。”“孔子以平民儒士，出而批评贵族君大夫之生活，欲加以纠正，则亦非先例之所许也。故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明其为不得已焉。然贵族阶级之颓运终不可挽，则孔子正名复礼之主张徒成泡影，而自此开平民讲学议政之风，相推相荡，至于战国之末，而贵族、平民之阶级终以泯绝。则去孔子之死，其间二百五十年事耳。”“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纷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为一脉。此亦气运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学者明乎此，而可以见古今学术兴衰起落之所由也。”[4]姑且不论战国诸子与孔门弟子的关系，说孔门开创私学，前所未见，堪称破冰之举，应当是不错的。可以推知孔子及其弟子在春秋末叶所能看到的典籍，应主要是王官之学留下来的《六经》，尚无私家著作存在[5]；当时所能见到的学问，应主要是周代王官之学中保存的“礼”，即为人处世与治国理政的行为规范。那么遴选内容编排教材、开展教育活动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与孔子开创私学的这一过程结合起来，这样更能体现孔子开展历史教育活动的深刻意义。
值得推敲的是，汉代经学家围绕着《六经》的性质与孔子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角度看能得到一定的调和。今文经学家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彻底把孔子推向神坛；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先师”，是整理文献、普及教育的学者。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这些经典成为汉代统治者执政的蓝图以及汉政权合理性的依据；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料，为孔子所传承整理。今文经学家认为汉代的《五经》均为全本，秦人焚书焚的是民间私学的书，而秦代的博士官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古文经学家则认为汉代的《五经》是秦火残余，其传述多有不可靠之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司马迁等学者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体现了义理上由浅入深的层次；古文经学家班固等学者将六经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体现的是制作时代从古到今的先后次序。今古文经对许多学术问题各执一词，总体而言，今文经侧重在学术之“缘”，古文经侧重在学术之“因”。其观点各有精彩之处，也各有短板。就现在的资料来看，许多问题远远没有走到公布答案的阶段。不管是《六经》的性质、孔子的身份、汉代《五经》是否完整乃至《六经》的排序问题，今古文经学者所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争执不下。这样的情形，实际上与孔子以及儒家传人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密切相关；用“旧瓶装新酒”形容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当不为过。
今天看，孔子和《六经》有密切的联系，他很可能是《六经》的整理者，但在孔子之前作为周代意识形态载体的《六经》就已经存在。不可否认，以《六经》为代表的古代文献，经历了复杂辗转的传述过程，整理者会结合当世的需求予以遴选、排列与叙述，把教育过程蕴含在典籍文献的流传过程中；而且文献一旦流传，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增删填补，这是出于学术研究与教学的需要：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容一定会大书特书，一遍又一遍地被人诠释与传播，而次要的或者边缘化的内容就不大可能有这个机会，儒家经典的流传受秦火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也不能夸大（如果说秦火烧掉儒家典籍，那么为什么还能有一大部分躲过秦火而保留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儒家典籍的增删是学者造成，而不是政治事件造成）。虽然孔子和《六经》中任何一部经典的关系都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大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述而不作”是孔子教育的态度，孔子既不可能凭空创造《六经》这样的文本，也不可能无视春秋末叶的时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