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语》与先秦史官制度
战国以前，学在王官，史官有法，王章不紊。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贵族历史教育范本的《春秋事语》自然也与史官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史官制度对贵族行为的约束作用。
其一，之所以史官能够获得本国的大事记、完成自己的记事笔记，并且能够拥有他国的大事记与史官笔记，是因为当时存在“君举必书”以及“承告”“传闻”的制度。这些内容不仅带有实录的性质，反映了古人的历史意识，而且让人们能够获得大量的历史经验，从而对古代贵族行为产生了约束。文献中有“君举必书”的制度，《礼记·玉藻》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35]《汉书·艺文志》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目的是要让君主“慎言行，昭法式”；并且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工，“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6]姑且不论“左史”“右史”职掌的分歧，我们能看出“君举必书”不仅给今天留下了君主行为以及相关事件的宝贵资料，也对古代许多君主的行为产生了约束。从文献上看，不仅周王室“君举必书”，各诸侯国君也如此。《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鲁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认为违礼，言“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37]《国语·鲁语上》载，哀姜至，鲁庄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认为不合制度（“非故”）：“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38]这说明像鲁国这样礼文备物的大国之君，同样有“君举必书”的制度，史官记录君主行为以及相关事件，法度缜密；《左传》这样的鸿篇巨制就是以鲁国史官笔记为基础，而近年公布的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上博简《鲁邦大旱》、《曹沫之陈》等若干鲁国君臣问答之书，也应该与鲁国史官有着密切的关系。[39]
所谓“承告”，见于前文所引《左传》隐公十一年杜注，是指别国史官以官方正式途径前来通报其国发生的大事，诉诸书法严谨的书面文字。其中“承”谓顺承，“告”或称“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孔颖达正义云：
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40]
即各国发生大事件，需要通报到同盟邻国，有明确的“赴”“告”行为，各国的信息并不闭塞；伴随使臣来“赴”“告”的一定有史官，于是邻国不仅能看到他国官方途径的大事记，也能接触他国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春秋经传集解序》言：“《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孔颖达正义云：“《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41]姑且不论内外史分工如何，如果说周代王室和诸侯国内部，存在“承受他国之赴”与“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的不同职掌的史官，所传述的既有大事记又有史官个人笔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传》文公十五年中，宋华耦来盟，鲁文公与之宴，华耦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襄公二十年中，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42]所谓“诸侯之策”，应是和《春秋》经文例差不多的“策”书（和《春秋》经相比，微言大义的侧重点应有不同，代表了不同史官的价值观），大凡列国间的大事，通过“承告”策书都应该记载；与此同时，他国史官也会带来相应的“简”书，前文所言《晋献公欲袭虢章》《晋献公欲得隋会章》即此。
所谓“传闻”谓史官听说、未亲眼得见、人们口耳相传的内容。这些内容在长期口头传述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走样；甚至传授者会出于主观目的抹杀或者增添某些内容，也会使得事件情节张冠李戴。《公羊传》在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就说明作者已经看到了同一事件不同传闻的巨大差别。清人孔广森对此诠释：“所闻者，己之所逮闻也。至于祖之所逮闻，而父受之祖、己受之父，则所传闻也。”[43]但是在资料缺乏的条件下，捕捉“传闻”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也是史官的任务。
如《春秋事语》中当事人的对话，除史官记录之外，有不少内容应该是传述者依据情理的想象。如《韩魏章》中，水淹晋阳之后智赫[44]对智伯的规箴之语，不大可能被史官听到，毕竟智伯之举还达不到“必书”的程度；但说当时智伯家臣之中，有人对智伯穷兵黩武行为有不同看法，认为智伯此举是逞能冒险，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魏州余召随会回晋，并与随会一起谋划诛杀晓朝，其中评论者某“吏”某对魏州余、随会二人的图谋予以分析，并且预言“二子畏其后事，必谋危之”，即晓朝必死。这样的内容是否可信？如果说，当时秦国有人看出了魏州余、随会二人的计划，也应当是情理之中。按《左传》文公六年、七年等记载，晋襄公病逝，赵盾欲立公子雍，派遣随会、先蔑往秦迎立新君；但赵盾因穆赢之故背之立太子夷皋，后反攻秦军，随会、先蔑皆愤而仕秦，受秦康公重用，才有赵盾以魏寿余（《春秋事语》作魏州余）以计赚取随会归晋。既然随会因赵盾在立君问题上反复而投奔秦，就有很大赌气的成分在，进而秦国臣子对随会对秦的忠诚度有怀疑，自然可以理解。故某“吏”某的上述分析，应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说“吏”的言论是传述者事后依据情理补充，应是合理的推测。[45]《鲁文公卒章》中，东门襄仲诱杀惠伯之前，有公襄负人对惠伯进行规劝的情节。如果真有公襄负人规劝惠伯的事，也应当是极其私密的；惠伯一死，定无人知晓。由此可见，这两章中规劝的话应是传述者的补记。清人崔述曾言，《国语》“乃战国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拟其语言者”[46]，情况与此相仿。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传闻”至少代表某一时间段某个特定群体的认同。这些内容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完整性，使贵族能够从较为体系化的叙事中获得历史经验。
其二，之所以史官能够获得“语”，和春秋时期史书“示于朝”的制度相关，这表明先秦史官并不是把典册束之高阁，而是公之于众，这样对当世君臣能够产生震慑力。《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杀晋灵公于桃园，“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47]这里，《左传》明确指出史官记录之后“以示于朝”，允许赵盾与史官辩驳，说明当时史官制度在贵族范围内有开放性。再如，《史记·齐世家》中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君，崔杼得知而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48]。按照后代的史官制度，即便帝王，也无权过问起居注，而齐太史之册，崔杼何以知之？这说明，当时的史书同样是“示于朝”，并非秘而不宣。清代学者刘文淇针对“以示于朝”进行诠释：
《北史·柳虬传》：“虬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为鉴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执笔于朝，其来久矣。……’”此说盖“示诸朝”之义。[49]
柳虬看到了先秦史官的监督功能，在于“鉴诫”，左史、右史的意义在于“彰善瘅恶，以树风声”，这与汉魏以后的史学风格非常不同。徐中舒先生曾指出，《春秋》书法“必须有广大的舆论支持，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然后才能起预期的作用。《春秋》书赵盾、崔杼弑君之罪，原是晋、齐太史的笔法，有晋、齐两国舆论的支持，因此，鲁太史才同意晋、齐太史的书法而转录于《春秋》中。同例，《竹书纪年》有许多书法与《春秋》同，也是魏国史官审知当时舆论无异词而加以转录于纪年中。若说孔子作春秋仅取已往的历史陈迹加以笔削，这样的‘死后是非’又有什么用处呢？”[50]徐先生此论，很符合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不仅史官的那些“审知当时舆论无异词”的大事记“示于朝”，而且人们对它的种种舆论也写在了史书中。如史官不仅把赵盾弑君的记载公之于众，还允许赵盾辩护，其辩护词与史官的反驳都被如实记录。赵盾、崔杼弑君的秘闻都如此，可推知平常事件更如此。
那么《春秋事语》中进行评论的人物，就很值得玩味。如“子赣（贡）”“宫之柯（奇）”“右【宰】【毂】”“其（燕大夫）弟子车”“士匽”“士说”“医宁”“闵子辛”，身份非常广泛，囊括孔门弟子、君主亲族近臣、“士”甚至“医”，关注的话题涉及内政、外交、战争一系列时事，他们设身处地从道义与现实利害关系出发，对执政者的行为展开评析，如同君主身边“尽规”“补察”之近臣亲戚、“乡校”中“议执政之善否”的民众。这些史官记录的经典言论，未必为当事人实际所说，但应是那个时代富有代表性的观点。
其三，之所以“语”能流传下来，和先秦时期的“讽诵”制度相关，这使得人们无论有没有条件进行记录，都可以长时期保留历史记忆，发挥规箴训诲作用。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古史流传约有三条途径：一是博学之人的言谈口说，二是诸子的托古之风，三是按事件或主题对古史传说加以述作改编的作品。[51]就《春秋事语》而言，第一个途径较后二者更为重要，虽然这一途径有传述者很大的阐发空间，但它可以代代传承，毕竟是古史情节梗概得以存留下来的关键形式。《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52]先秦史官相当一个时期传播信息依靠的途径之一，就是熟记背诵、口耳相传。“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国语·楚语上》）[53]，文字记载与口传心授相辅相成。《国语·周语上》言“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各级贵族针对王者的政令发表自己的看法，相当程度上靠的是口耳相传；上古“结绳记事”的传统，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人们对它的解读也无从谈起。像《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说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54]，所谓“能读”，也包含了熟记背诵。后代伏胜、东方朔等人有惊人的记忆力，也的确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春秋事语》中引人注目的评论文字，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口传心授的产物。比如《鲁桓公少章》《伯有章》与《鲁庄公有疾章》都有插入性的闵子辛的评论，它们带有预言特性。鲁桓公被杀于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鲁庄公在位32年，卒于公元前662年；伯有被杀于羊肆，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即公元前543年。三个年代跨度100多年，很显然，闵子辛不可能活这么长。况且，《鲁桓公少章》中隐公身后的君位安排是极其私密的信息，闵子辛是如何听得？闵子辛的评论也有合理性，最好的解释就是《春秋事语》作者在陈年旧事中穿插的假托之语。但是，比较可能的是，当时贵族之中，就有对隐公、伯有、公子侑这些当事人的微词。“君举必书”在当时是存在的，但下层贵族乃至平民者，怕是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传述者择其要者，进行一代代的“讽诵”甚至是改编，使得这些“语”流传了下来，保存在《春秋事语》中。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能给出《春秋事语》的大体写定年代，其内容终结于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的斗争，此其上限；整个文本都在倡导守“礼”，则又不大可能晚到各国兼并剧烈、周代史官制度瓦解的战国中期。专家指出，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的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是《左传》的原貌[55]《左传》参考了《春秋事语》或者其同“源”文献。那么《春秋事语》就应该在三家灭智氏之后的100年内完成。
《春秋事语》的教育价值很大。作为“策”书的《春秋》经以片言只语著称，隐去了古史的丰富信息；但古史的丰富内容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有不少内容还是经过史官口述。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对于历史认知的渴求不再满足于枯燥简单的记载，而是有了比较强烈的了解丰富历史的欲望，于是丰富的古史内容便从口述史转化为文本，这使得古史变得丰满和有趣。[56]《春秋事语》就是这个转化过程中的“简”书，不仅它本身对贵族起到教化作用，而且它的许多情节和思想被《左传》采纳；“语”的因素由于失去了时代背景于是被淡化，进而为鸿篇巨制《左传》的出现做出了重要铺垫，发挥了《春秋》经传不可取代的教化作用。
【注释】
[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一）关于《春秋事语》文字释读。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年第1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中华书局，2014年；郭永秉：《〈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二）关于《春秋事语》主题、特点的研究。裘锡圭、唐兰等：《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张政娘：《〈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吴荣曾：《读帛书本〈春秋事语〉》，《文物》1998年第2期；郑良树：《〈春秋事语〉校释》，《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三）关于《春秋事语》与《左传》《管子》《国语》等文献的关系。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徐仁甫：《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骈宇骞：《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文献》1992年第2期；王莉：《〈春秋事语〉研究二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刘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四）关于《春秋事语》的史学观念。罗新慧：《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兼论战国时期的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本文《春秋事语》引文出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下同。
[2]裘锡圭、唐兰等：《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3]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
[4]裘锡圭、唐兰等：《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5]刘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6]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下）》，《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7]《春秋事语》与《左传》相似度很大，一系列迹象表明《左传》应在《春秋事语》之后出现。是《左传》借鉴了《春秋事语》，还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现有资料难以回答。如果说《左传》借鉴了《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的话，那么这部同“源”文献则应该包括《春秋事语》的绝大多数内容，《春秋事语》可以视为它的某一篇章。出于对行文方便的考虑，本文称《春秋事语》，也包括《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下不赘述。
[8]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9]郭永秉：《〈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
[10]〔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9页。
[11]《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说给太子教授《语》等诸多文献，也未否定其他贵族可以学《语》；况且太子能读数量庞大的一系列文献，说明年龄不应太小。
[12]《左传》中不乏统合历法的例子。王和先生指出，左氏是鲁人，鲁用周正，故他于编辑《左传》时把取自别国的史料亦改为周正。但有时或者由于疏漏，或者由于难于改动，往往改之不尽，留下了史料出处的痕迹。见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3]晁福林：《从上博简〈武王践祚〉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撰》，《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14]沈长云：《〈国语〉编撰考》，《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
[15]〔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60页。
[16]李学勤主编：《孟子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17]张政娘：《〈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18]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
[19]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86页。
[20]王青：《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8—350页。
[21]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22]孔颖达又言大事先书于简，后定于策，以“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以及“董狐既书赵盾，执简而示之”为例。事实上古人许多概念都是对言有异，散言不别，概念使用起来不是那么严格。
[23]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24]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25]〔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6]但毛奇龄观点与以上相反。他基于崔杼弑君，南史书执简而往等例，言《春秋》为简书，《左传》为策书，认为杜预所说的“大小”即字数多少。（见〔清〕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事实上毛说不确。其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继承了孔颖达的说法，主张《经》《传》中“简”“策”二字，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2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此即文献中常见的散言不别。而杜预说的“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则是文献中的对言有异。其二，这里的“大小”并非字数多少，杜预说“大事书之于策”之后才说“小事简牍而已”，则次序应该是先经而后传。如果像毛奇龄所说《春秋》为“小事”简书、《左传》为“大事”策书的话，则杜预的语序就成了先传后经，有悖于常理。杜预的“大小”应还是就重要性而言，反映了两类性质不同的记录方式。
[27]〔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58页。
[28]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9]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1、323页。《鲁桓公少章》及《左传》隐公十一年言，隐公不采纳公子翚把桓公取而代之的建议，公子翚惧，倒向桓公，杀隐公。《晋献公欲袭虢章》及《左传》僖公二年说的是晋献公对虞假途灭虢，后灭虞。与之相比，我们就能看出《春秋》经言“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虞师、晋师灭下阳”有对当事人讽刺的微言大义在内。
[30]郭永秉：《〈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
[31]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32]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3]士匽观点略似《谷梁传》，《谷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言宋襄公“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谷梁传》只是站在“民”的立场上批评宋襄公，也没有设身处地分析宋襄公应当如何作战。
[34]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第1页。正如刘向所说，中秘文献本名，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多种。中秘这些文献到底指什么，今天很难弄清。但这些文献的不同却可理解为两方面：一是不同用途，二是不同面貌。后者应包含这些文献的叙事、议论的成分的比例。
[35]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7页。
[36]〔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4年，第1715页。
[37]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3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47页。
[39]王青：《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5页。
[40]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41]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42]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6页。
[43]〔清〕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哀公十四年，《皇清经解》第4册卷690，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
[44]“赫”前一字，郭永秉先生说即“智”，可从。则“赫”很可能就是智伯的族人。
[45]如果说，这些内容是随会回到晋国以后，晋国史官依据随会的亲身经历记录，并且补充某些情节而成，则也可说得通，但毕竟情节过于离奇。
[46]〔清〕崔述：《崔东壁遗书·经传禘祀通考》，中华书局，1983年，第507页。
[47]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8页。
[48]〔汉〕司马迁：《史记·齐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02页。
[49]〔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26—627页。
[50]徐中舒编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中国史学名著选·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4年。但徐中舒先生又谓，《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知《春秋》为未曾公布的文献，孔子不能修。徐先生以此说《春秋》未曾公布，不确。这与先秦史官“示于朝”的制度矛盾，且韩宣子在鲁见《春秋》，如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来鲁观周乐一样，说明鲁国史官制度缜密，有条不紊，和《春秋》未曾公布无涉。不然，韩宣子照样看到《易》《象》，我们岂能说《易》《象》未曾公布？
[51]王坤鹏：《从竹书〈金縢〉看战国时期的古史述作》，《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
[52]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
[5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01页。
[54]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6页。
[55]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6]晁福林：《从上博简〈武王践祚〉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撰》，《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